持续的幸福

幸福2.0理论认为，幸福是一个概念，包括5个元素（即PERMA）：

积极情绪（快乐、生活满意度都在其中）

投入

人际关系

意义和目的

成就

没有哪个元素可以单独定义幸福2.0理论，但每个元素都对幸福有贡献。某些元素可以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做主观的衡量，其他元素则可以用客观的衡量方法。相比之下，在幸福1.0理论中，幸福1.0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测量生活满意度来定义的真实的东西。幸福1.0理论有三个方面——积极情绪、投入和意义，每一个都是通过完全主观的报告来测量，而且都可以被计入生活满意度中。

还有一点必须澄清：在幸福1.0理论中，仁慈、社会智慧、幽默、勇气、正直以及其他类似的（共有24个）优势与美德，是投入的基石。当你使用你最强的优势去应对最大的挑战时，你能体验到心流。在幸福2.0理论中，这24个优势支撑着所有5个元素，而不仅仅是投入——它们运用你最强的优势，以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意义、更多成就以及更好的关系。

幸福1.0理论基本上只有“良好的感觉”这一个维度，并认为我们做出的各种选择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感觉尽量最好。幸福2.0理论则有5个支柱，它们的基石是品格优势。幸福2.0理论是多维的：积极情绪是一种主观的变量，由你的想法和感受决定。投入、意义、关系和成就则兼有主观和客观的成分，因为你可以自认为你拥有投入、意义、良好的关系和杰出的成就，但其实却是错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这就使得幸福2.0理论不能只存在于你的脑袋里，因为它不仅包括良好的感觉，还包括你真实存在的意义、良好关系和成就。这样一来，我们人生做出的各种选择，就是为了尽量得到所有这5个元素。

幸福1.0理论和幸福2.0理论之间的这种区别有现实意义。幸福1.0理论认为，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时，会估计行为能带来多少生活满意度，然后采取行动来最大化未来的幸福：幸福最大化是个人选择的最终共同目标。英国顶尖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5]认为，这就是个人做出选择的方式，而且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各项决策的黄金标准。

理查德是托尼·布莱尔和高登·布朗这两任英国首相的失业问题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和好老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明显背离了典型的经济学家财富观，即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多的财富。对理查德来说，增加财富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增加幸福，所以，他提倡不仅要把幸福作为个人选择的标准，还应该作为衡量政府公共决策的唯一标准。虽然我欢迎这一看法，但这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一元论，我不同意把幸福当成福祉的唯一的元素、最终的元素以及最好的尺度。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幸福的政治经济学，但现在我要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拿幸福1.0理论来作为人类选择的唯一解释会糟糕透顶。大量研究表明，有孩子的夫妇的平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比没有孩子的夫妇低。如果进化是靠幸福最大化，那么人类在很久以前就该灭绝了。因此，很显然，要么是人类在孩子能带来多少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上普遍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选择生儿育女时，我们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同样，如果个人的未来幸福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年迈的父母都扔到浮冰上，任其自生自灭。

因此，幸福1.0理论不仅与事实冲突，还是一个糟糕的道德准则：如果用幸福1.0理论来指导人生，有些夫妇可能就会选择终身不育。在我们扩大幸福观，把意义和人际关系也包含进来后，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选择要孩子，为什么要照顾老人。

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只是幸福2.0的一个元素，它们作为主观量度是有用的，但幸福2.0不能只存在于你自己的脑袋里。只针对主观幸福感的公共政策很容易导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6]中讽刺的场景，由政府给人们发一种叫“索玛”（soma，意为“身体”）的安乐药来提升幸福感。正如我们选择用复合式的准则来指导生活，而非单一的幸福最大化一样，真正有用的公众政策衡量标准也应该既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成分，包括积极情绪、投入、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积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