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积极
和所有基隆文法学校6岁的孩子一样,凯文身穿校服与同学们一起开始了新的一天。当老师问“孩子们,昨晚过得好吗”时,凯文举起了手。还有几个一年级的孩子也渴望回答这个问题,分享他们好事,比如“我昨晚吃了最喜欢的意大利面条”或者“我昨晚和哥哥玩跳棋赢了”。
凯文说:“我姐姐和我在饭后打扫庭院,扫完后,妈妈拥抱了我们。”
教师接着问凯文:“为什么分享我们的经历很重要?”
他毫不犹豫地说:“因为这么做使我感觉很好。”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凯文?”
“噢,还有,我每天回家妈妈都会问我过得怎么样。当我告诉她时,她会很开心。妈妈开心,每个人都开心。”
五年级学生伊莉斯刚从养老院回来,她和同学们在那里完成了“面包工程”。一位经常上电视的知名厨师和我们的一位访问学者教学生们怎么做传统面包,并把面包送给养老院里的老人。
伊莉斯解释着这个工程:“我们先是学习营养学,然后学怎么做健康食品,但我们并没有吃那些面包,而是送给了其他人。”
“你花了那么长时间做面包,却没有吃到,你不觉得不开心吗?面包闻起来那么香。”
“没有,恰恰相反,”她大笑着说,“开始我有点儿怕那些老人,但是后来就像有光亮照进了我的心中。我希望还能再去。”
伊莉斯的好朋友迅速插话道:“帮助别人,比玩什么电子游戏都爽。”
凯文和伊莉斯只是基隆文法学校“活出积极”教育中两个真实的小案例。凯文每天在学校里都以“有什么好事”开始,回家后,他仍然生活在积极教育里。“有什么好事”并没有取代任何课程,但是由于这个活动,每天都有了一个好开端,甚至连教职工也深有同感。
基隆文法学校的积极教育只是刚刚起步,而且也不是严格的对比控制实验。旁边的墨尔本文法学校(Melbourne Grammar School)不愿意成为对照研究的被试,因此我只能讲述一些故事而已。不过,实施积极教育前后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需要统计学来验证。2009年,我又回去待了一个月,发现这所学校具有在其他学校中看不到的高昂士气。后来我都不想离开它,回到我那所郁郁寡欢的大学去了。这个学年结束时,基隆文法学校的200名员工没有一人离职,大学升学率、学生申请率、捐款额都直线上升。
积极教育能在全世界传播幸福,但这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受制于训练有素的老师、愿意进行积极教育的学校的数量。积极的信息技术也许能奇兵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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