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纽斯之问 （1939—1945）
比亚沃查维、希维特什、波纳瑞和库舍莱夫的葱茏森林啊，你们是立陶宛大公们的朋友！
你们的绿荫曾抚平忧虑的维特勒斯和伟大的明道加斯王冠下的恐惧。[1]
还有大公盖迪米纳斯，在波纳尔山顶躺在猎人的熊皮中取暖，倾听着睿智的利兹德伊科的歌，在维雷卡河的流水声中入梦。[2]
在梦里他看见一只铁狼。
醒来后他遵照天神的命令在森林中央建起维日诺城，恰似在野牛、野猪和熊群中的一匹狼。
从维日诺城，一如从罗马的母狼，[3]出现了科斯图提斯、阿尔基达斯及其子孙，[4]他们既是出色的猎人，又是著名的骑士，他们既能打击敌人，又能追捕野兽。
猎人的梦得以揭示未来的秘密：立陶宛永远需要她的铁和森林。
——亚当·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巴黎，1834）
致我们的兄长以色列：
在他寻求尘世的永恒福祉和万事平等时，我们施以尊敬与友爱。
——亚当·密茨凯维奇《一套原则》（1848）
1939年9月，当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时，在深远的意义上维日诺更像是一座犹太城市维尔纳。维尔纳的犹太人身上的许多特点是当地天主教爱国者希望他们的群体能具备的。他们比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甚至波兰人更独特。尽管在维尔纳的波兰人人数更多，犹太人被认为是当时该城的第三大族群。此外，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有记载的历史则可追溯好几个世纪。年长的犹太人说俄语而不是波兰语，这是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之一。但是总体而言，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犹太人历来都是各方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妒忌对象。大多数犹太孩子从小学习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维尔纳是当时国际上的犹太文化中心。从基辅到敖德萨的波兰-苏联国界线两边的犹太人都在维尔纳学习，因此恢复了这座城市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享有的一些地位。犹太研究学会意第绪科学院（YIVO）在1925年成立于维尔纳。优秀的意第绪语诗人，如亚伯拉罕·苏茨克弗（Abraham Sutzkever）[5] ，就属于年轻的维尔纳人（Yung Vilne）这个圈子。这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尔纳受教育的犹太人被卷入三场“民族复兴”的竞争：散布在波兰境内的犹太大众文化；在移居巴勒斯坦运动中扩散开来的希伯来语文化；掌握本国语言、被吸收进波兰生活中的尝试。
各个年龄段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青年人，比城里其他居民更加政治化。犹太人既没有上层阶级也没有农民阶级，如此就避免了阶级冲突和不同群体的复杂地位状态，而这些正是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他政治群体试图应用团结大众的意识形态时遭遇的困扰。另一方面，犹太人完全不同意把波兰或巴勒斯坦当作某种政治角力的舞台，也不同意宗教信仰者参与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如果可能的话，城市中的犹太政治生活比波兰政治生活更碎片化。虽然这种能量和碎片化反映了一座波兰城市内的犹太人被社会孤立的状态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犹太生活本身代表了一种巨大的成就。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民族历史学者也难以描绘出犹太文化如何留存至今，而20世纪一头栽进现代性的犹太政治使任何天主教国家的民族性都相形见绌。维尔纳是立陶宛的耶路撒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北方的耶路撒冷——这一点无须特别证明。这里曾是第二欧洲的首府之一，是以意第绪语为依托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文明的中心，在1941年前这里是一个跟从自身的发展逻辑的特殊共同体。[6]
还存在着另一个波兰城市维日诺。和华沙、利沃夫和克拉科夫一道，维日诺是当时的四个波兰文明中心之一。1939年在维日诺，波兰语是权力和文化的语言，是大多数邻近地带和维日诺家庭的通用语言，也是越来越多乡村地区的通用语言。约瑟夫·毕苏斯基在1919年重建了亚当·密兹凯维奇的维日诺大学，那时距离这位诗人毕业正好有一个世纪。如同1803年和1830年之间的情形，1919年至1939年间维日诺大学以波兰语向波兰人、俄国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提供高等教育。在这段时期，大学也接受犹太学生，有时犹太学生会因此而被波兰文化同化。移民和波兰国家力量确保了在维日诺22万人左右的居民中，大部分人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其中一些自称波兰人的是犹太人，他们把波兰人身份视作对共和国的忠诚、对波兰文化的依恋或者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多人成长于说白俄罗斯语的家庭，他们在学校和军队里学习波兰语，或者成年后学习波兰语（如果可以的话）。除了犹太人，在这座城市里波兰是没有民族对手的。维日诺的民族紧张状态主要来自波兰国家和当局，在毕苏斯基1935年逝世后，当局一直限制着犹太人的自由。波兰的统治也许没有受到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它是一种公认的秩序，在1939年波兰被入侵前一直被视为常态。
与之相比，在两次大战之间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在维尔纽斯的存在显得微不足道。[7] 《黎明》的创始人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在维尔纽斯领导着一个学术社团（Scholarly Society），直到他于1927年去世。1918年至1925年间，维尔纽斯的罗马天主教主教是一位名叫尤尔吉斯·马图拉提斯（Jurgis Matulaitis）的立陶宛人。即便这样，在该城诸多可见的文化领域中，起到维护作用的立陶宛人屈指可数。尽管维尔尼亚是白俄罗斯生活在波兰的中心，但是这只是相对而言。地方上的波兰当局侵蚀着白俄罗斯社团的建立基础，他们拒绝使用白俄罗斯语发电报，没收白俄罗斯语报纸，关闭白俄罗斯语学校。有那么一个时期，白俄罗斯文化是被允许的——如果不是被支持的话。维尔尼亚是波兰的白俄罗斯文学中心，出于实际考虑，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都开始使用白俄罗斯语。东仪天主教会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被当局清除，此时又在波兰复兴，被视为一种可能的白俄罗斯民族机构。耶稣会在17世纪早期波兰语取代斯拉夫官方语言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20世纪20年代，耶稣会教士发现使用白俄罗斯语很便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促使近代早期波兰民族性在天主教-东正教领土内兴起的一个因素是耶稣会和东仪天主教会教士们使用波兰语方言。现代教士认为白俄罗斯语方言十分有用，这也预示着现代白俄罗斯民族诞生的可能性。[8]
维尔纽斯的外交命运十分特殊。1920年到1938年间，立陶宛和波兰还处于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战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立陶宛，立陶宛人被迫与他们名义上的首都隔离。立陶宛政府在迁移到考纳斯之前，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和铁路，影响颇广的战争状态阻止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多联系（当然有些人持有两国护照）。[9] 立陶宛国家的民族化进程将维尔纽斯变成迫切的政治考量目标，同时又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口状态神秘化。军队在教育年轻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民族主义历史课程的熏陶下，男性文盲率从15%下降到1%。20年来立陶宛的学童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念：维尔纽斯在种族上是立陶宛的。[10] 他们在学校阅读的是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删节译本，这个译本删去了所有指涉波兰和波兰人的地方。[11] 密茨凯维奇保留下的古老传说，比如盖迪米纳斯梦到一头铁狼的故事，在独立的立陶宛的现代政治中找到了对应。“铁狼”（The Iron Wolf）是当时的一个法西斯主义阴谋组织，于1930年被取缔。维尔纽斯解放联盟（The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Vilnius）、维尔纽斯基金会（Vilnius Foundation）和报纸《我们的维尔纽斯》（Our Vilnius ）是立陶宛公民社会的支柱。10月9日，即泽里格斯基在1920年攻占维尔纽斯的日子，成为全国哀悼日。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维尔纽斯之问在立陶宛的国内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对手们互相攻击对方对波兰人心慈手软或对国际联盟太过屈服。
在国际论坛上，立陶宛领导人宣称波兰是欧洲和平最大的威胁。时任总理的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依据他自诩为原则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指望苏联与波兰的对抗能将维尔纽斯带回立陶宛。立陶宛对维尔纽斯主权诉求的法律基础是1920年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的条约。1926年的不侵犯条约对立陶宛来说具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苏联承认了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声明。1927年，沃尔德马拉斯拒绝了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特使们有关立陶宛与波兰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同年，沃尔德马拉斯重申了他在拉脱维亚的观点，即波兰是比德国和苏联更大的威胁，他在1928年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说苏联的威胁“纯粹是理论上的”，而波兰的威胁才是“真真切切的”。[12] 立陶宛所持的立场却并非基于战略失策。立陶宛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国家地位都处于波兰的威胁之下。他们没有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理性的观点。在与波兰文化的竞争中，立陶宛文化从未获胜，但立陶宛文化一直胜过俄国文化。
当沃尔德马拉斯之后向华沙倡议和平时，他发觉民意和立陶宛军队都迫切地希望让步不会发生。[13]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14] 的独裁政权时期，这个问题也始终存在，那时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波兰的敌人——无论是苏联还是纳粹德国——都不是立陶宛的朋友。（顺便提一下，斯梅托纳的夫人是波兰人，他和同时代的立陶宛民族活动家一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斯梅托纳和众多立陶宛政治精英最后逐渐意识到，仇视波兰不能保护立陶宛国家，维尔纽斯不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重要议题。但是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成功却使调整立陶宛外交政策变得极为困难。对在“一战”后受教育或入伍的年轻人来说，夺回维尔纽斯是立陶宛民族主义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下一代看来，斯梅托纳的统治是怯懦的，因为政府没有用武力夺回维尔纽斯。[15] 夺回维尔纽斯的需求成为立陶宛民族主义理念中如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威胁到了自称是“民族之父”的那位领导人。1938年，在波兰的最后通牒压力下，立陶宛与波兰最终建立外交关系。即使是这样仅仅缔结官方外交关系的让步，也引致了当局的垮台，斯梅托纳本人便淹没在社会各界的反对浪潮中。
1939年的转变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摧毁了波兰国家，这使得维日诺之问再次被抛到国际政治舞台上。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属条约规定，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致同意“立陶宛在维尔尼亚地区的利益”应被尊重。双方都希望以这座城市为条件操纵立陶宛政府。1939年9月1日德军在波兰境内的快速行进标示着维尔纽斯再次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立陶宛政府拒绝了德国关于让出这座城市和共同打击波兰的提议。英国和法国对此应当是反对的，而苏联的态度尚不明确。[16] 斯梅托纳政府还考虑了一点，即短期之内德国的统治会比苏联的统治更糟；中期来看，他们认为苏联将在苏德战争中取得胜利；长期来看，如果获得维尔纽斯要牺牲的是国家的独立，那么和苏联做这笔交易更好。[17] 从弱势一方的地位出发，这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考量。1939年9月19日，红军占领了维那，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向苏联请求要回这座城市。9月27日，斯大林和时任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修改了之前的纳粹-苏联协议，这一次将立陶宛和维那置于苏联势力范围内。
和立陶宛的外交官一样，来自波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也声明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由于苏德两国瓜分波兰，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居住着说白俄罗斯语者的领土都归斯大林所有。至少在最初，声称代表波兰境内300万强大的白俄罗斯人的民族活动家是欢迎这一划分的。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苏联的扩张能将维尔尼亚带回扩大后的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白俄罗斯人相信自己是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他们将波兰文化视为白俄罗斯文化的对手，此外他们对维尔尼亚有着深深的眷恋，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来自以上认知的空想。来自波兰的白俄罗斯领导人深受来自苏联的白俄罗斯亚共产主义者的鼓舞，后者预料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会将维尔尼亚收入囊中。毕竟，第三国际定义的“西部白俄罗斯亚”包括维尔尼亚和维尔尼亚地区。1919年成立的“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定都于维尔尼亚，而这仅仅是20年前的事情。
1939年9月，所有为苏联占领维那进行的准备工作都预示着将这座城市归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计划。伊万·克利莫夫（Ivan Klimov）承担着负责在西部的白俄罗斯苏联政府的重任，他在当年9月初被授权宣布维尔尼亚将是西部的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白俄罗斯亚内务人民委员部[18] （下文简称NKVD）在9月15日的会议上，将维尔尼亚视为前波兰领土的一部分，现在这座城市将被并入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维日诺地区，白俄罗斯、波兰和犹太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在9月17日苏联摧毁波兰政府机构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苏联军队9月19日抵达维那，针对这座城市而制定的计划马上开始实施。苏联占领当局用白俄罗斯语进行宣传。有苏联赞助的报纸证明了历史上白俄罗斯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声明是正当的，并且解释了白俄罗斯如何具有立陶宛大公国的特质。9月24日，克利莫夫在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维尔尼亚将并入苏维埃白俄罗斯。[19] 这个消息受到了致力于倡导白俄罗斯维尔尼亚理念的团体的热烈欢迎。而维尔尼亚和白俄罗斯都将属于苏联这个事实，也许在那个狂热的时刻被人们忘却了。
1918年成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运气不佳，其组建者安东·卢茨克维奇也是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被说服了。卢茨克维奇重要的个人成就和重大的政治失败都与维尔尼亚有关。在维尔尼亚，他以民主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始了个人政治生涯；在维尔尼亚，他协助创办了“一战”前第一家合法的白俄罗斯语报纸，并参与编辑；在维尔尼亚，他领导的民族委员会于1918年宣布白俄罗斯独立；在维尔尼亚，他发表了自己对波兰在1921年后吞并白俄罗斯领土的抗议；在维尔尼亚，他在白俄罗斯语高中教书（直到他被波兰上级解雇）；在维尔尼亚，他领导着受过教育的白俄罗斯人的小圈子（直到他被波兰当局逮捕）；在维尔尼亚，他主管了白俄罗斯博物馆近20年；在维尔尼亚，他完成了白俄罗斯现代第一个《圣经·新约》译本。这位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前倡议者、圣经的翻译者，打心眼里厌恶波兰20年的统治——他相信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和苏维埃维尔尼亚是抚慰他那曾遭遇历史伤痛的民族的可行办法。[20]
在1939年9月末，斯大林很明显决定将维那授予立陶宛，并在立陶宛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卢茨克维奇和其他在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已渐渐相信他们能接收这座城市，却猛然发现自己锒铛入狱。卢茨克维奇死于被苏联监禁期间。白俄罗斯人是斯大林这个决定之下最早的却被人遗忘的受害者。除了白俄罗斯激进主义领导人的被捕和死亡，苏联拒绝承认白俄罗斯人对维尔尼亚的渴望还严重阻碍了白俄罗斯人民族事业的发展。首先，这意味着在维尔尼亚城市附近的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暂时不再属于白俄罗斯民族理念的一部分。第二，立陶宛对维尔尼亚的兼并（维尔尼亚很快被并入苏维埃立陶宛）确认了这样一点：立陶宛人，而不是白俄罗斯人，才是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者。一个原有的政治共同体（politonym）和一个新的种族共同体（ethnonym）的融合，使任何非白俄罗斯人都看不到现代白俄罗斯和近代早期的立陶宛大公国之间的关联。1939年9月进入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怀有极高的期望，现在他们都失望了。和19世纪东仪天主教会的神父一样，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在这座梦想中的城市里花了很多时间收集立陶宛大公国的档案文件。当斯大林把这座城市授予立陶宛时，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不得不离开，他们带着从维尔尼亚偷来的档案前往明斯克。[21]
1939年10月1日，时任立陶宛外交部部长尤奥扎斯·乌布伊斯（Juozas Urbšys）意识到得到维尔纽斯的代价是苏联军队进驻立陶宛，而苏德在9月28日签订的条约已经将立陶宛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10月2日，立陶宛政府解散了军队。1939年10月10日，就在泽里格斯基的军队为波兰夺下维日诺的19年零1天后，乌布伊斯与苏联签订下维尔纽斯归入立陶宛的协议。换来维尔纽斯和前波兰领土（2750平方英里，45700人）的代价是2万苏联士兵驻扎在立陶宛。[22] 伴随着当时突然涌现的亲苏联思潮，立陶宛领导人和民众对协议的主要反应是欣喜于维尔纽斯并入立陶宛。对苏联军力的恐惧被以下信念软化了：无论战争最后的结果如何，莫斯科都会为立陶宛保护维尔纽斯。立陶宛人认为苏联的到来能斩断维尔纽斯和波兰之间的联系，如此该地区就有被立陶宛化的可能。[23] 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这些显然古怪的预言是建立在对波兰文化而不是对俄国文化的恐惧之上，历史将证明它们确实是准确的。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当时立陶宛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人赞成苏联的体制。立陶宛杰出的法学家米科拉斯·罗梅里斯即一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在遇到苏联人之前就非常赞同苏联，无论如何在苏联革命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两者间选择，我都更偏向前者。”[24]
因此，苏联和立陶宛的利益存在交集，这暂时为独立的立陶宛带来了维尔纽斯。在仍然独立的立陶宛境内抗议的白俄罗斯人被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驱逐出境；立陶宛当局告诉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立陶宛都合法拥有维尔纽斯。[25] 实际的人口数据却很难被否认。当立陶宛军队在1939年10月28日进驻维尔纽斯，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没有神话中的公主，在维日诺陌生的、未知的街道上，只有说着外语的人们”。[26] 这样的经历却使得知识分子们更加确信，说波兰语的人是“被波兰化的立陶宛人”，他们必须重新被立陶宛化。这成了立陶宛政策的智识基础。正如维尔纽斯的管理者和时任总理安塔纳斯·梅尔基斯（Antanas Merkys）所说，政策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像立陶宛人那样思考”以及“把维尔纽斯地区的外国元素剔除出去”。[27] 波兰人和犹太人——甚至是那些生长在这里的人——经常被剥夺立陶宛公民权。罗梅里斯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种族而非地理或政治上的分类使得对立陶宛国家的忠诚在维尔纽斯难以形成。当地的立陶宛语报纸“曝光了”1920年接受波兰统治的政治家，在1940年的新环境下这些精英被视为忠诚的立陶宛人的可能性消失了。[28] 这个热诚的年轻民族的代表们，废除了成熟政体中有必要存在的一丝伪善，这些代表们在狂热之中丧失了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当纳粹国防军占领了巴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却还在为维日诺/维尔纽斯的波兰剧院争论不休。当大量苏联军队在1940年年初进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民族辩论还围绕着来自被瓜分的战败国波兰的威胁。[29]
1940年6月，苏联终结了立陶宛的独立。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6月14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组建新政府；第二天红军进入维尔纽斯。在全体惊恐的情形下，使新政体“合法化”的选举于7月举行。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立陶宛人民集团（Lithuanian People’s Bloc）宣布赢得95%的选票。8月3日，立陶宛加入苏联的“申请”被批准。到1940年8月6日，红军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接管了新的战略阵地，军队的人数更多了。在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2万到3万名立陶宛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30] 前总理梅尔基斯和前外交部部长乌布伊斯在1940年7月被驱逐出境，斯梅托纳早就逃走了。
斯梅托纳的立陶宛，和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一样，已经成了民族化的国家。立陶宛和波兰都力图以民族主义的精神教育国民，两国都试图使少数民族在民族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降到最小。两国对被视为本国威胁的少数民族活动家诉诸武力镇压，两国（波兰比立陶宛更甚）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都有官方倡导的反犹主义特质。然而，1939年、1940年纳粹德国和苏联造成的波兰与立陶宛的覆灭，使全然不同的民族和种族政策在两国领土上产生。纳粹和苏联做了波兰和立陶宛没做过的事情：他们基于民族或种族定义，以数以千计，甚至百万的规模展开驱逐、谋杀。纳粹和苏联政权的行为和波兰与立陶宛的性质完全不同。
很明显，这只是纳粹和苏联统治下关于波兰-立陶宛关系的一个例子。1940—1941年，苏联的政策目标是通过驱逐精英以消灭波兰和立陶宛社会。1941年后，德国针对立陶宛的波兰人的政策在残忍程度上与苏联不相上下，唯一不同的是形式。[31] 纳粹政权允许立陶宛人担任安全警察（Saugumas），如此立陶宛人在维日诺攻击波兰人就变成合法的了。[32] 虽然1939—1940年在独立的立陶宛也有歧视维尔纽斯的波兰人的情况，苏联也在1940—1941年间驱逐维日诺的波兰人，立陶宛的安全警察和其德国上级在1941—1944年对维日诺的犹太人采取的措施则是直接的屠杀。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在1939—1941年只是零星的暴力冲突，但是在德国统治下却恶化为小规模的内战。从1943年秋天开始，波兰地下本土军队向维日诺城内及周遭地区的伪立陶宛警察部门发起攻击，解除他们的武装。立陶宛警察以处决波兰平民作为反击手段。之后，波兰人报复性地攻击了立陶宛村庄。[33]
犹太人的维尔纳的终结，1941—1944
1941年6月24日纳粹占领维尔纽斯以来，这里发生的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对犹太人的大清洗。纳粹在立陶宛的政策是杀尽每一个犹太人，这一政策几乎成功了。[34] 实际上，在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中，立陶宛是第一个发生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的地方。在立陶宛境内，维尔纽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德军进驻后，在这里的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注更甚于对犹太人的。立陶宛精英试图说服德国人：他们比波兰人更有资格运转这座城市。和在考纳斯或其他地方的立陶宛人不同，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认为大屠杀会动摇他们原本就不稳定的地方政权。对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来说，波兰人的问题比犹太人的问题要重要得多。[35]
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在苏联占领了两年的土地上实施。和在东线的其他地方一样，纳粹把人们对苏联占领时期的怒气和屈辱转移到犹太人身上。[36] 1941年7月，德国人开始直接以武力统治立陶宛全境。1941年7月2日，德意志帝国的9号特殊武装指挥部队（Einsatzkommando 9）抵达维尔纽斯。9号部队招募了几万名立陶宛志愿者加入，随后开始彻底消灭维尔纽斯的犹太人。1941年7月和8月，特殊武装指挥部队的德国和立陶宛士兵绑架了几千名犹太人。在波纳瑞森林（Paneriai forest）的沙坑，这些犹太人惨遭德国人和立陶宛人屠杀。大部分屠杀由立陶宛志愿者完成，他们组成了后来的德国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Ypatingas Burys）。1941年9月，3700名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射杀在沙坑里。9月6日，3.8万名犹太人被塞到两个很小的犹太人区；另有6000名左右的犹太人被带到沙坑射杀。1941年10月和11月的7次行动中，超过1.2万名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带到沙坑射杀。到1941年底，仅仅在德军占领后的6个月内，德国人（在立陶宛人的帮助下）屠杀了大约2.17万名维尔纽斯犹太人。1941年11月后屠杀的节奏变慢了，纳粹国防军给它所需的奴隶判了死缓。1943年9月，犹太人区被拆除。其中大约1万名犹太人从犹太人区被带走，5000人死于马伊达内克（Majdanek）[37] 的毒气室，好几百人在沙坑被射杀。[38] 剩下的人被送到爱沙尼亚的劳动营。1939年有7万名左右的犹太人住在维尔纽斯，战争结束后幸存者仅有7000人。[39]
一些犹太机构也留存下来。意第绪科学院奇迹般地迁移到纽约。但是维尔纳的犹太文明被完全破坏了，犹太文明经年累月被破坏——而非几个世纪以来的流传——成了犹太人纪念的中心主题。“年轻的维尔纳人”的几十位作家中只有三人幸存。幸存者中的一位就是诗人亚伯拉罕·苏茨克弗，他从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废墟迁移到真正的耶路撒冷，这也象征着犹太传统逐渐转移到以色列。[40] 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毁灭意味着历史上的立陶宛就此终结。波纳瑞森林——“最终解决方案”开始的地方——正是密茨凯维奇在《塔杜施先生》中赞扬的波纳瑞森林。在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中，失去犹太人的立陶宛是难以想象的。
波兰人的维日诺的终结，1944—1946
就在德国人拆除犹太人区的时候，德国国防军在整个前线被迫后撤。1944年红军重返维那，此时这座城市所有权的申请者有三类：尽管在人数上变少，但依然是城市多数民族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波兰人、苏联人和纳粹占领维尔纽斯期间的受害者；再次获得权力的苏联人。不出意料，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难以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人。[41] 波兰本土军队不仅为波兰独立而战，还为维日诺重归波兰而战。大多数波兰士兵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维日诺的波兰，反之亦然。因此，立陶宛人将波兰本土军视作波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42] 当红军在1944年7月接近维那时，波兰本土军已经获得了城市周围的领土。波兰人对是否袭击德军在维日诺的阵地犹豫不决，然而，1944年7月13日，红军在波兰人的帮助下还是夺回了维那。苏联人随后拘禁了波兰士兵，斯大林重建苏维埃立陶宛，并再次定都于维尔纽斯。虽然波兰政治家到莫斯科乞求维日诺，但斯大林明白把这座城市给立陶宛人，他可以从中获得更多。[43]
斯大林清楚这座城市在文化上属于波兰。诚然，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后，它在“种族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波兰。他也清楚，对当地的波兰人来说，任何选择都比接受立陶宛人的统治要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44] 向斯大林汇报了足够的信息。贝利亚的措辞足够清楚：“维那人民对能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反应是积极的。聚集在教堂的人民表达满意情绪的语言是波兰语，而不是立陶宛语。人民同时希望维那能并入西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任何地方都行，除了立陶宛。”[45] 虽然贝利亚从没有说过“波兰人”这个词，但很显然，在犹太人灭绝后，此时此刻城里的人民说的几乎都是波兰语。然而斯大林的政策和民族自决没有任何关系，维日诺居民的意见也无足轻重。一旦斯大林决定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他也就决心让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从此不再争夺这座城市。和其他苏联边境一样，在战前这里的领土属于波兰，斯大林通过种族清洗的方式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46] 1944年7月，新的，也更靠西边的苏联-波兰边界非正式确立，苏联马上开始在苏维埃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实施“人口交换”政策。1939—1941年，苏联的政策将精英们驱逐到东面，到苏联更深的内部；1944—1946年，苏联将波兰民族从苏联西部驱逐到波兰。在1944年到1948年间，大约有10万人登记为波兰人，离开维尔纽斯去往共产主义波兰。1944年11月，罗梅里斯注意到在短短几个月内，维尔纽斯的波兰问题“不再存在了”。[47]
在苏联重新接收维尔纽斯后，斯大林没有选择建立一个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波兰自治共和国。他选择在1945年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进；他选择建立一个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以维尔纽斯为首都；他选择把波兰人送到共产主义波兰。维日诺波兰知识阶层的覆灭，大大损害了波兰爱国主义中留存的联邦传统。一直以来，联邦理念的预设使以维日诺为中心的精英波兰文化有同化的力量，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与波兰受教育阶层的离开一同消散了。波兰文化在维日诺的主导地位可以追溯至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建立，现在这一主导地位随着1944—1946年间的驱逐走到终点。立陶宛的波兰人发现他们的联邦理念在西面的共产主义波兰无法实现，波兰中部的许多人构想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环境，这些波兰人发现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由于共产主义波兰的审查制度，他们无法发表关于被苏联夺走的领土的动议，甚至出版回忆录也不行。他们陷入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他们抚养的孩子和在自觉“同质化”的共产主义波兰成长的年轻波兰人，在民族认同上几乎没有区别。“立陶宛”的历史感消失不见了。在一首著名的战后诗歌中，维日诺成为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48] 。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它的名字变成了“维尔纽斯”。
[1] 维特勒斯（Vytenis）于1295—1316年出任立陶宛大公。明道加斯（Mindaugas）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立陶宛大公和唯一的立陶宛国王。
[2] 据史料记载，利兹德伊科（Lizdejko）是立陶宛最后一位多神教的大主教。
[3] 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是被母狼哺育长大的。
[4] 科斯图提斯（Kęstutis），特罗茨克大公，1345—1382年任立陶宛大公，是盖迪米纳斯之子。阿尔基达斯（Algirdas）是科斯图提斯的兄长，盖迪米纳斯之子，于1345—1377年间与其兄联合统治立陶宛。
[5] 亚伯拉罕·苏茨克弗（1913—2010），广受赞誉的意第绪语诗人，《纽约时报》曾称他是“最伟大的大屠杀诗人”，1985年他因文学成就而成为第一位获得以色列奖的意第绪语作家。
[6] 关于这一阶段的维日诺，见Ezra Mendelsohn,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84; Jerzy Tomaszewski, ed., Najnowsze dzieje Żydów w Polsce, Warsaw: PWN, 1939, 179-198。又见Czeslaw Miłosz, Rodzinna Europa,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80,78-89。
[7] 1931年波兰对该城进行的人口普查发现，195100名居民中有65.9%是波兰人，28.0%是犹太人，0.9%是白俄罗斯人，0.8%是立陶宛人。立陶宛人口统计学家称当时几乎没有多少立陶宛人在这座城市里；Leonas Sabaliunas认为在1940年，这座城市及其周围5.8%的土地被立陶宛人占有了。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 ściowe na Litwie,”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468-469.
[8] 关于白俄罗斯文化，见Nicholas Vakar,Belo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1-135; Aleksander Wabiszczewicz, “Sytuacja szkolnictwa białoruskiego na Białorusi zachodniej,” in Małgorzata Giżejewska and Tomasz Strzembosz, eds., Społeczeństwa białoruskie, litewskie i połskie na ziemiach północno-wschodnich II Rzeczypospolitej, Warsaw: ISP PAN, 1995,190, 198; Aleksiej Litwin, “Problem Bialorusi w oficjalnej polityce polskiej,”同上书，17-21。
[9] Miłosz, Rodzinna Europa, 58.
[10] Algis Kasperovičius, “Relituanizacja i powrót do macierzy,” in Robert Traba, ed., Tematy pols ko-litewskie, Olsztyn: Borussia, 1999, 103; Nerijus Udrenas,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State,” Masters thesis, Brandeis University, 1995, 14.
[11] Tomas Venclova, “Native Realm Revisited,”引自手稿，23, 以波兰语出版为Zeszyty Liter ackie, 70 (2000)。
[12] 引自Iver Neumann, “Poland as a Regional Great Power,” in Iver Neumann, ed.,Regional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134-135。见M. Anysas, Der litauische-polnische Streit um das Wilnagebiet, Wurzburg: K. Triltsch, 1934, 1-2, 10; Augustin Voldemaras, La Lithuanie et ses problèmes, Paris: Mercure Universel, 1933, 15-18。
[13] 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40-141.
[14]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1874—194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立陶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立陶宛最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于1919—1920年出任立陶宛第一任总统。
[15] 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122。
[16] David Crowe,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83.
[17] Eidintas and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180-181.
[18] 内务人民委员部（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19] 关于区域，见Marek Wierzbicki,Polacy i Białorusini w zaborze sowieckim, Warsaw: Volumen, 2000, 155-156;关于城市，见Iwanow, “Sprawa przynależno ści Wilna i problemy narodowo ściowe na Białorusi,”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85-89。
[20] Polski Słównik Biograficzny,vol. 18, Wrocław: Ossolineum, 1973, 1, 514; Anton Lutskevich, Uspaminy ab pratsy pershykh belaruskikh palitychnykh arhanizatsyi, Minsk: Belaruskaia savetskaia entsyklapedyia, 1991; Arnold McMillin, Die Literatur der Weissrussen, Giessen: Wilhelm Schmitz, 1997, 122.
[21] ReginaŽepkajte, “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05.
[22] Crowe,The Baltic States, 99-106；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Knopf,1992, 645; Žepkajte, “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302; Algis Kasperovičius,“Stosunek władz i społeczeństwa Litwy do Polaków ne Wileńszczyzńie,”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07; Krzysztof Tarka, “Spór o Wilno,” Zeszyty Historyczne, 114 (1995), 60; 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 151-1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根据宪法规定，首都是维尔纽斯，但立陶宛的行政中心是考纳斯。正是在考纳斯，日本副领事杉原千亩给犹太人签发了1万张签证，拯救了5000人的生命。Hillel Levine, In Search of Sugihara, New York:Free Press, 1996.
[23] Leonas 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3;Kasperovičius, “Relituanizacja i powrót do macierzy,”108.
[24] 1941年7月9日的日记手稿藏于维尔纽斯大学图书馆手稿部，F75–13。Herector VUBR.
[25] 这项声明表面上的法律依据是1920年7月12日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达成的协议。
[26] S. Kairys, “I š Vilniaus sugrizus?” Mintis, 10, 1939, 330, cited after 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09.
[27] 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 162. 也见Crowe, The Baltic States, 143。
[28] 1940年2月4日到3月21日的日记，见VUBR F75–13。又见Longin Tomaszewski, “Społeczeństwo Wileńszczyzny wobec władzy Litewskiej i sowieckiej,” in Giżejewska and Strzembosz, Społeczeństwa, 329;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na Litwie, 1997, 151。
[29] Kasperovičius, “Stosunek władz i społeczeństwa Litwy do Polaków na Wileńszczyźnie,”313; Žepkajte,“Okupacja Wilna przez Armię Czerwon ą,”310–314.
[30] Eberhardt,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 153–154.
[31] 本书不会涉及纳粹和苏联政权的比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者的比较是联邦德国的辩论内容之一，这与第三帝国给当时的联邦德国社会留下何种遗产有关。了解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的指南是Charle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也可参见Hans-Ulrich Wehler, 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 genheit? Munich: Beck, 1988。有用的英文文献收录在Peter Baldwin, ed., Reworking the Past,Boston: Beacon Press, 1990。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两者比较的争论转到法国，在苏联解体后，之前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忠诚遭到质疑。特别可参阅François Furet, Le passé d’uneillusion, Paris: Calmann-Levy, 1995; 也可参见我的评论“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Charm and Power of Soviet Communis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6, 1 (1997), 133–144。Stéphane Courtois, ed.,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Paris: Robert Laffont, 1997）是一次国际性的努力，书中关于苏东共产主义残忍行径的案例在法国和意大利激起极大争议。法语和德语辩论可参见Le Débat, 89 (1996)。
[32] 在德国统治的管辖范围下，极端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呼吁德国人清除维尔纽斯的波兰人，之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德国人有其他计划。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14–115.
[33] Statistical Report for March 1943 (34/67), F. R1399, A1, B. 9; “Lagebericht. Wilna, IV A 1 (Gestapo),” F. R1399, A1, B. 100; “An den Herrn Höheren SS-und Polizeiführer Ostland und Russland Nord in Riga. Verhalten litauischer Sonderkampfverbände,”11 May 1944; “Lagebericht. Bandentätigkeit,”24 April 1944, F. R1399, A1, B. 100, L. 1; Report of SS Commander Titel to Jeckeln in Riga, 15 May 1944, F. R1399, A1, B. 106. 以上报告都存于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国家中央档案馆。
[34] Dina Porat, “The Holocaust in Lithuania,” in David Cesarini, ed.,The Final Soluti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4, 160.
[35] Yitzhak Arad, “The ‘Final Solution’ in Lithuania,”Yad Vashem Studies, 11 (1976), 241;Yitzhak Arad, Ghetto in Flames, Jerusalem: Hava, 1980, 43-48.
[36] Konrad Kweit, “Rehearsing for Murder,”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2, 1 (1998),3-26). 关于在苏联占领时期立陶宛犹太人扮演的角色，见Dov Levin, Baltic Jews under the Soviets,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30, 43。此书作者在苏联权力空白期曾任议会代表。
[37] 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建立的集中营之一，位于今天波兰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克村。
[38] Arad,Ghetto in Flames, 429-432; Marc Dvorjetski，Le Ghetto de Vil’na, Geneva: Union O.S.E., 1946; diary of Icchak Rudaszewski, Lithuania, 3 (1991), 35-49; Michael MacQueen, “The Context of Mass Destructio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2, 1 (1998) 27-48. 又见Knut Stang, Kollaboration und Massenmor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6, 73-112。
[39] 实际上的伤亡人数更多，因为在1939年到1941年间大约有1.5万名犹太人从华沙和波兰中部逃到维尔纳。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立陶宛。
[40] Abraham Novershtern, “Yung Vilne,” in Yisrael Gutman, Ezra Mendelsohn, Jehuda Reinharz, and Chone Shmeruk, eds.,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Hanover, Mass.: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86.
[41] Tarka, “Spór o Wilno,”83.
[42] Kasperavičius, “Relituanizacja,”117.
[43] Sovetskii faktor, 73.
[44] 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45] Teczka specjalna J.W. Stalina, 48.
[46] 这个主题会在第9章做长篇讨论。
[47] 1944年11月6日日记，VUBR, f75‒13。
[48]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69年发表的诗歌《没有名字的城市》（“Miasto bez imienia”）中写道：“谁会纪念一座没有名字的城市？”关于立陶宛波兰人的困境，见Jerzy Surwillo的回忆：Rachunki nie zamknięte, Vilnius: Magazyn Wileński, 1992, 比如在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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