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

死亡，也许能让他的伤口愈合。

——亚当·密茨凯维奇《祖先的前夜》

（德累斯顿，1832）

1914年，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成为希望通向民族之路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渴求的政治家园；这里也是居住在其中最特殊的群体——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对掌权的沙俄官员来说，这里还是一座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这里大多数学校都以俄语教学，大多数教堂是罗马天主教堂，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1863年之后，俄罗斯帝国的维那省的人口翻了不止两番，这座城市的人口占该省人口比例增加了近三倍；维那城内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1]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1863年后俄罗斯帝国西部的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都市化、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座城市还是有不同的名字——立陶宛语的“维尔纽斯”，波兰语的“维日诺”，白俄罗斯语的“维尔尼亚”，俄语的“维那”以及意第绪语的“维尔纳”。1905年革命后，对这座城市种族所有权的声明第一次激起辩论，语言的不同更能代表这些不可调和的观点。

对立陶宛活动家来说，维尔纽斯是大公国的旧都，立陶宛大公盖迪米纳斯（Gediminas）^[2] 在立陶宛鼎盛末期建造了这座城市。活动家越发认为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是独立的立陶宛的前身，有某种类似种族边界存在。尽管立陶宛活动家更喜欢在维尔纽斯活动，但是在那里说立陶宛语的人口所占比例极小（大约在1%到2%）。^[3] 虽然立陶宛人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的语言，但是立陶宛活动家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声明却建立在所谓的历史基础上的。这种概念上的模棱两可被一些宏大规划掩盖了，比如1902年立陶宛民主党（Lithuanian Democratic Party）的纲领，该党是在“民族志边界的大约范围内”来讨论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在1905年革命时期，由左翼和中间团体组织的立陶宛民族议会呼吁以“现有民族志边界内的核心”建立一个自治的立陶宛，这意味着把维尔纽斯和周边地区囊括进来。用“现有的”（present）来修饰“民族志的”（ethnographic）并非偶然。正如当时的波兰民族民主人士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立陶宛活动家将民族志看作科学和政治变化的产物。在他们看来，维尔纽斯周围那些看起来像波兰人或白俄罗斯人的人，只是碰巧会说波兰语或白俄罗斯语。在恰当的环境下，“民族志的立陶宛”（ethnographic Lithuania）是可以扩展的。^[4] 我们之后会发现，他们在这点上是正确的。

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和立陶宛对手一样，当时也在维尔尼亚。他们也在追溯立陶宛大公国的过往，将自己视为大公国的后裔，并声称维尔尼亚是他们的首都。^[5] 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坚信1569年与波兰的联合破坏了立陶宛的独立，但白俄罗斯活动家不同，他们更偏向于复兴曾经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我们会发现这一点体现了历史诠释的一个重要区别。立陶宛人对波兰影响的非议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在80年代开始公开化，但似乎在1910年前没有任何白俄罗斯思想家质疑过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价值。^[6] 在20世纪早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者最先声称对维尔尼亚的所有权，他们都来自说波兰语的罗马天主教上层家庭，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传统的联邦主义是内在一致的。^[7] 在1905年革命中，波兰和立陶宛政党再次体现出行动果决和大众支持，这场革命对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是一次温和得多的试验。革命之后，独立的白俄罗斯这一概念对作为“沙俄西部”帝国的白俄罗斯这一概念产生了真正的冲击。^[8] 第一家重要的白俄罗斯语期刊《我们的土地》诞生于1906年。在1914年以前，那些把白俄罗斯人看作一个民族的人没有想过让白俄罗斯独立出去。正如我们所见，“种族特征”（ethnicity）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在维那城内，说白俄罗斯语的人要比说立陶宛语的人多得多。而在整个维那省，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维那、明斯克、格罗德诺、莫吉廖夫和维捷布斯克各省——邻近历史上的立陶宛上的地区——说白俄罗斯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是，没有任何地区的白俄罗斯农民从工业化中受益，没有任何地区的白俄罗斯人在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在每个白俄罗斯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和别的群体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低。^[9]

尽管对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活动家来说，维尔纽斯/维尔尼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活动家在俄罗斯帝国治下的维尔那却无足轻重。1914年，波兰语主导了公共生活，虽然这里的波兰语和华沙的波兰语不同。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一种特别的波兰文化巩固了它对维尔那及维尔那地区（Wileńszczyzna）的掌控。尽管一系列法律都旨在将土地所有权转给俄国人和东正教徒，但在20世纪初期波兰人依旧拥有着维那省的大部分土地。^[10] 1914年，波兰人口也许比犹太人口稍多一些，是城市中的多数派。至于波兰人是维尔那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民族，还是根本不算一个民族，这取决于个人的不同观点了，那时改说波兰语和加入某个特殊的民族团体或某个颇受尊重的社团根本不是一回事。^[11] 在历史上的立陶宛，几乎没有出现过有关“唤醒”波兰语人群认同他们“真正的”民族身份的思潮，因为这种文化无论如何都是吸引人的，而且掌握这种语言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社会地位。在原立陶宛大公国里，波兰文化不是因为活动家的积极工作而被视为一种可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种族”现实，反而是一种人文品质，这种品质的代言者（无论他们原来的“种族”是什么）决定了什么是有教养的交流。

1905年后，这种波兰性的精英代表被称为“当地人”（krajowcy），他们认为他们的波兰性区别于波兰领土（crownlands）以西的波兰性。这些精英认识到他们的家族渊源在立陶宛贵族之间，而且他们自己常常会说两种语言或三种语言，他们认为大公国是波兰遗产中最美好的部分。对这些波兰人来说，维尔那是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是他们已经形成的、维持的并希望在复兴的波兰中继续体现的。他们根本没有将维尔那视为未来“种族的”波兰国家东北角、由波兰“种族”构成的城市，他们将其视作历史上立陶宛的首都，而历史上的立陶宛和波兰领土的联合，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心问题。他们所有人都按照1569年后的历史定义，将立陶宛视为自己的政治故乡。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历史上的立陶宛会与波兰领土组成一个共同体，尽管一些人更希望将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维尔那议会。^[12] 比起现代波兰或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当地人”是密茨凯维奇更加忠诚的学生。在20世纪早期，受社会主义爱国人士——如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属于联邦主义的政治架构。

如此立陶宛的波兰人假定，由于立陶宛大公国历史传统中的美德，他们身上的波兰性比别人的更高级，而且这种波兰文化总体上比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语中包含的波兰文化品质更高。随着现代民族性观念的传播，这种双重自信导致了一个圈套。一方面，这种由波兰领土引发的优越感是建立在地方传统上，因此不会被华沙或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所接受。不断地将密茨凯维奇解释为完全的波兰人，便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对这种高度本地化的传统的培育可能带来一个恶果。既然民间文化被视为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之一，那些以波兰语进行早期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活动家们对此毫无怨言。^[13] 然而，早期活动家的成果中的形象和比喻，对现代主流文化的质疑者来说依然有效，他们用立陶宛语和白俄罗斯语再造了这些成果。当一些天主教精英家庭的成员“背叛”了1905年后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反而在乡村地区出现，波兰性就渐渐变成了一个必须被维护的选择。^[14]

1905年革命时期，立陶宛议会赢得了沙皇政权意义重大的妥协。一些波兰的立陶宛人，如米哈乌·罗默（Michał Römer）^[15] ，他们吸取教训，认为立陶宛的民族性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一支力量。罗默相信历史上的立陶宛可以被塑造为由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立陶宛人扮演领导角色，波兰人在不同文化中扮演调和角色。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忠实于大公国传统，但新立陶宛民族运动却对此警惕，现代民族活动家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方案。事实上，如巴萨纳维丘斯和什柳帕斯等立陶宛激进主义领导者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想法。^[16]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立陶宛活动家在继承使用这一多民族遗产时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他们将以种族的形式定义立陶宛。就在一些立陶宛的波兰人已经准备好接受妥协时，立陶宛活动家却决心在一个差不多以种族来定义的立陶宛国家里，用立陶宛文化取代波兰文化。^[17]

犹太人与古老文明之间的关联毋庸置疑，他们的独特性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陷入立陶宛人的辩证法。1914年，犹太人当时占到城市人口的40%，当时四分之三的商人也许都是犹太人，他们大规模地居住在“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已经有400年了。^[18] 所谓存疑的“立陶宛”指的是原立陶宛大公国，大公国包含的城市有明斯克（当时约有51%的人口是犹太人）、戈梅利（Homel，当时约有55%的人口是犹太人）、平斯克（Pinsk，当时约有74%的人口是犹太人），还有维捷布斯克（当时约有51%的人口是犹太人）。那个时代的维捷布斯克最有名的就是当地人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9] 的画作。维尔纳是当时研究《塔木德》的学术中心之一，也是许多学者的故乡，如以来亚·本·所罗门（Elijah ben Solomon），后来人们更熟悉维尔纳的加翁（Gaon of Vilne）这个名字，他被认为是哈西迪犹太教运动最大的反对者。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这些反对：加翁和哈西迪犹太教教义一样，试图践行卡巴拉（Kabbalah）^[20] ，并且从基督教徒那里学习关于草药学的知识。他甚至尝试过制造机器人。19世纪，维尔纳是俄罗斯帝国中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21] 或者说犹太启蒙运动的主要中心。哈斯卡拉运动影响下的年轻人逐渐成为现代犹太政党的奠基者。尽管政治参与被局限在世俗化的（或世俗进程中的）小部分年轻人中，但是城市中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建立在历史可能性之上的犹太政治团体的诞生。他们所缺乏的是一种政治同化主义（如同在当代维也纳和利沃夫［Lwów］中一样），这种同化主义在广泛使用的主要语言和对政治体制的忠诚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当时的维尔纳，主流基督教文化是波兰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但是政治体制确是俄国和东正教为主导的，19世纪末立陶宛的犹太人对于波兰文化可以使沙俄政权自由化这一点毫无希望。^[22] 这种由波兰政治导致的巨大的疏离感，使得维尔纳（维日诺）区别于勒姆瑞克（Lemberik，即利沃夫），成为现代犹太政治中非传统观念的阵营。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这两者都造成了维尔纳的波兰文化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会主义者相同，比起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渴望，他们对波兰民族主义更有敌意，他们的逻辑是立陶宛将会是弱小的多民族国家，而波兰将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通过向犹太人许诺给予他们自己的领土家园，以保护他们、给他们尊严。在原立陶宛大公国时期犹太人集中在市镇（这些市镇之后大多归入犹太定居界限区），由此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在过去建国或如今人口统计的基础上对欧洲领土声明所有权：他们被公认的家园在亚洲（在一些其他版本中是在非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参加对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竞争，但是在使用意第绪语和推广希伯来语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进一步拉开犹太文化和波兰文化的距离。与之相对，在历史上的立陶宛中的犹太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未来是通过一场欧洲革命或是国际革命实现的。这一重大转变将使人们重新思考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和信贷民族主义者的奋斗。然而同时，发动革命是必要的，这些犹太人的政治语言是俄语或意第绪语。维那的犹太社会主义者使用俄语而非波兰语的情况使波兰政治活动家十分恼怒：举例而言，毕苏斯基曾提议大家使用意第绪语作为妥协。^[23] 1897年，来自历史上的立陶宛的、说俄语的、犹太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在维那组成了同盟，他们在1905年革命中于当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世界大战与民族主张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在历史上的立陶宛领土上诞生了新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的失败和崩溃为立陶宛和波兰建国开辟了道路，也为它们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提供了机会。在1919—1920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以及波兰军队和立陶宛军队之间爆发的小规模冲突之后，波兰于1920年夺取维日诺。虽然这个过程由波兰联邦主义者完成，但这正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企图相符。

我们之前已经聚焦过维日诺地区的波兰联邦主义，但事实上波兰民族主义中的这一主流趋势是在华沙、罗兹（Łódź）、克拉科夫、波兹南（Poznań）和波兰中部的乡村地区建立的。在原波兰领土上，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确保了“何为波兰”的理念能够向现代理念进发。在这里，说波兰语的精英直面的不是说其他语言的农民，而是说波兰语的农民，还有在市镇的犹太人和德国人，以及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政府代表。一些农民和工人也说波兰语的地方没有成为波兰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反而加强了民族性的语言定义，而非历史定义。在19世纪晚期，语言的（种族的）民族主义能联合起波兰中部的精英和大众：使用这种人人能理解的语言并非耻辱，这种语言本身已经过编纂和丰富。事实上在波兰中部，波兰文化的保存已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波兰语、罗马天主教信仰和精通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波兰民族性的标志。^[24] 虽然维日诺的波兰爱国主义根植于那些把历史上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地位拿来做参考的精英家庭，波兰领土上的民族主义——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25] 发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却是与那些准备好迎接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农民和工人息息相关。

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代表了不同的波兰性，他们对波兰的想象也不同。毕苏斯基的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是对立陶宛的波兰人转向现代政治的一种效仿反应。在俄罗斯帝国中，他的密谋式社会主义鼓动很自然地从东部的波兰人开始，他们自认是有文化的精英，对秩序的认识更优越。1892年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简称PPS）设想了一种联邦制度。这种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取近代早期爱国主义和现代大众政治的折衷版本，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运动有着三点不同。首先，这是一种传承而来的传统，而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希望大公国复国的精英阶层所经营的是代代相传的、连续的民族性概念。其次，社会主义联邦主义的推进不仅通过启蒙大众的方式，还通过与可信任的同志合作的方式。在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内，民族问题的辩论非常热烈，但是直到该党于1905年分裂，政党领导层都没有考虑过应该跟从大众而非领导大众。最后，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假定民族不是一个语言群体，而是一个身份群体。重点不是想象在特定领土上的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群体，因此理应有一个民族国家，而是识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并在波兰公民身份的共和理念下引导他们。东部的波兰上层家庭的后代自信于他们比当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农民和犹太人的地位更高，他们相信这个共和国在文化上是属于波兰的。1914年前，在俄罗斯帝国的密谋政治中抱持此种理念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有理由认为，1918年后维日诺地区的波兰上层阶级会支持民主波兰的左翼联邦主义者。^[26]

石匠之子德莫夫斯基来自波兰中部一处穷乡僻壤之地，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得出了不同的政治结论。当毕苏斯基想象一个波兰的政治民族漂浮于多民族的边陲——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德莫夫斯基看到的是在与狡猾的犹太人和自律的德国人的激烈竞争中诞生的波兰大众民族。他制定了这个设想中的大众民族的标准：波兰人在语言和宗教上与别人不同。在解释为何波兰人必须巩固他们的特征并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时，德莫夫斯基还加上了时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毕苏斯基是一个怀旧的人，反之德莫夫斯基称自己是“一个现代波兰人”。德莫夫斯基公然地设法毁灭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以现代波兰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尽管毕苏斯基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德莫夫斯基更加关注社会变化和大众政治对何种意识形态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莫夫斯基的成就比起以毕苏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们令人惊叹的政变行动来说要平淡得多，但是他在波兰民族性内容方面做了更多工作。1914年时，德莫夫斯基对波兰性的定义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民族民主运动组织成为波兰土地上最重要的政治团体。^[27] 正是他领导的政党在1918年之后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大部分波兰人的选票。

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理念不仅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意义非凡，在那些乍一看由军事力量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时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日诺成为三重竞争的舞台：（1）两种波兰性观念的代表间的竞争；

（2）国际主义者、多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民族主义者对“立陶宛”的不同定义的信徒间的竞争；

（3）布尔什维克、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在这座城市的实际控制权问题上的竞争。1918年，所有之前提到过的团体——来自大公国的国际主义者之子（相似的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波罗的海人）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大公国忠心耿耿的后代最终成为波兰或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以及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和波兰现代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组织的恰当形式、国家边界的恰当安排都各自有着坚定的想法。布尔什维克希望共产主义能扩展到维那，波兰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尼亚将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纽斯将包含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但对究竟是哪个民族国家意见不一）。我们会发现，联邦主义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难有市场得多。联邦主义的解决方案需要恰当的边界、地方精英之间的妥协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识。比起苏维埃俄国或其他民族国家吞并维日诺，这些事宜天然地要复杂得多。

在维日诺/维尔纽斯被某一民族国家吞并这件事上，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都是正确的，而且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哪个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作为预言者和胜利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还远远不是强大的群体。在本国，他们可能是最弱小的群体。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与白俄罗斯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甚至没有指望获得立陶宛大公国土地上的人民支持。和布尔什维克与波兰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派出过占领维日诺的军队。和其他所有群体（包括布尔什维克）都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国家制度和边界安排上的双重胜利，揭示了在帝国崩溃之际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具备的优势。毕苏斯基曾有实质性的优势，但被联邦主义计划的复杂性困住了。当其他各方都拒绝联邦制度时，毕苏斯基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把他的力量投入德莫夫斯基的政策中。波兰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胜利，这只是关于波兰的一种设想。这也称不上是战后民族自决的范例，而是现代民族主义对立陶宛大公国传统的多民族爱国主义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民族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胜利。）

到1918年为止，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怀念立陶宛大公国的产物——成为现代波兰和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准则。1920年，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愿望——成为士兵们夺回维日诺，将其纳入波兰民族国家版图内的动力。让我们从充满讽刺的现实回到战争世界，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

1917年11月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在俄国西北部领土——曾经的立陶宛大公国——之上造成了让人非常困惑的局面。德国军队在西线败于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手，但它在东线却未被打败。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和俄国白军（Russian White Armies）之间发生战争；在历史上的立陶宛地区，当地政治家宣布民族独立，竭力组建自己的部队。协约国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为波兰独立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但是西方国家缺乏军事力量以决定或促成东方国家的结局。德国军队陆陆续续撤退，他们经常能找到留下并和布尔什维克战斗的理由。^[28]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活动家希望能以德军作为掩护，在布尔什维克到来前完成他们自己的新国家建设。白俄罗斯人对维尔尼亚的争取最先失败了。由安东·卢茨克维奇（Anton Lutskevich）领导的白俄罗斯民族委员会于1918年3月正式宣布，维尔尼亚是独立的白俄罗斯的领土之一。他们构想中的白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领土声明一同发布的还有对包容性的声明。卢茨克维奇希望将原立陶宛大公国重建为一个横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现代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这份声明是在德国占领期间发布的，德国方面对此没有给予任何支持。在1918年12月红军进入前，卢茨克维奇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无论如何也要逃往明斯克。在维尔尼亚，他们提出了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同盟的提议。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相信联邦制度能将维尔尼亚从“文职资产阶级”（clerical bourgeois）民族国家立陶宛手中拯救出来。^[29] 当时正陷于极度困境的立陶宛领导人对这个拯救方案不感兴趣。因此，以白俄罗斯之名重建历史上的立陶宛的计划在那时就此终结。这一失败却催生了一连串的成功。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集权化的，但它向留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亚活动家许诺建立一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 尽管这个共和国刚开始只有明斯克周围的一小片土地，但在1922年苏联成立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急剧扩张，并存在了70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消除了立陶宛政治生活中的对沙俄的忠诚，而战争经验也使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更加清晰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独立运动层出不穷。1917年9月，德国军队在维尔纽斯宣布保护立陶宛民族委员会（Taryba），这对“在民族志边界内”独立的立陶宛来说是必要的。德国人已经为波兰王国的宣言背书，他们希望借此防止波兰声明对维日诺和立陶宛的所有权。立陶宛活动家充分认识到德国的这一战略考虑，决定对此充分加以利用。^[31] 在1917年12月2日，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在维尔纽斯宣布独立，同时接受德国保护国的地位。立陶宛活动家紧张地关注着德国和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双方都以民族自决为依据支持它们对立陶宛的所有权声明。在1918年2月，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再次宣布独立，这次他们不再宣誓对德国的忠诚。柏林对此几乎不在意，此时德国军队正挺进俄国。德国在西线的失败让立陶宛民族委员会在1918年10月得以绘制新的路线。^[32] 他们没有时间庆祝。红军很快向立陶宛推进。他们与波兰军队关于保护立陶宛的紧急谈判在1918年12月破裂了。没能组建起一支军队的立陶宛政府，从毫无防备的维尔纽斯撤离到更西面的考纳斯。当地的波兰志愿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后者于1919年1月5日接管该城。之后，维尔纽斯成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由两名立陶宛共产主义者领导。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快和新的白俄罗斯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维尔纽斯成为“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对立陶宛爱国主义者、波兰联邦主义者和拥护共和制度的社会主义者毕苏斯基来说，这是最坏的结果。在华沙，他默默流泪。^[33]

但是，在华沙和考纳斯的立陶宛人看来，这一结果并非定局。在1919年初，军事力量的进驻或撤出几乎没有改变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想法。立陶宛领导人将维尔纽斯视作他们国家的首都，处于极度弱小状态的他们需要波兰撤回所有权声明。毕苏斯基现在是波兰的国家领袖，他已经准备好把维日诺授权给立陶宛人，条件是立陶宛加入波兰组成联邦。但是加入波兰国家的想法是立陶宛政治家最厌恶的，他们害怕波兰的高雅文化和可量化的优势地位，现在他们渴望的是完全的独立。^[34] 毕苏斯基和波兰联邦主义者没能完全认识到立陶宛人的恐惧和热望，尽管他们的立场比其他波兰人的立场更自由。他们在波兰的对手——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党人，则认为小小的立陶宛（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别无选择，只能成为波兰的卫星国。^[35] 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在关键问题上想法一致：波兰-立陶宛王国已经灭亡了，多民族联邦更无从谈起。

布尔什维克的实力这一实际议题被置于道德义务的框架内看待。1919年2月，波兰军队向东行进与红军交战。波兰议会在这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的领土目标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他们正式对外宣布“波兰东北部省份和首都维日诺”应该被解放。^[36] 毕苏斯基的军队于1919年4月21日将红军驱逐出维日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逃往明斯克，彼此指责称“立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陷落是对方的过错。在进攻前，毕苏斯基派了同伴米哈乌·罗默——一位波兰的立陶宛人——去往考纳斯组建一个波兰-立陶宛政府，但是没有一个立陶宛部长对此有兴趣。4月22日，维日诺的立陶宛人听到了“致前立陶宛大公国居民的声明”中毕苏斯基的承诺，他承诺说当地居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纷纷谴责这一声明。在华沙，波兰民族民主党人认为不把维日诺当作波兰城市是很荒谬的；在考纳斯，立陶宛政府将毕苏斯基引证大公国历史的做法当作波兰帝国主义的伪装。

1919年夏天，当协约国在巴黎试图对领土分配做最后决定时，波兰和立陶宛武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结果不明的小冲突。1919年8月，毕苏斯基两次提议全民投票，一次是在波兰武装占领的土地上，另一次是在立陶宛的其余地区。立陶宛领导人反对他的提议，理由是维尔纽斯是立陶宛民族的领土，无论其居民对此发表什么意见。外交部部长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Augustinas Voldemaras）相信“一个民族由更多死者而非生者组成”，这个想法也许在计算选票时会引发实际问题。^[37] 之后，毕苏斯基在1919年8月试图推翻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但是他的策划者找不到一个立陶宛合作者，很快他们就被逮捕了。如果当时在立陶宛领导层中有任何结盟波兰的支持者，这次惨败也会使他们哑口无言。

在1919—1920年冬天，毕苏斯基相信他们能在战场上打败俄国，维日诺的问题随之也就迎刃而解了。1920年4月，毕苏斯基的波兰与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38] 的乌克兰结盟，这是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一次进攻。大约同一时间，布尔什维克-立陶宛条约谈判开始。1920年7月，在立陶宛和布尔什维克俄国准备签订双边条约时，战局开始对波兰不利。考虑到这将是致命一击，布尔什维克俄国许诺把维尔纽斯给立陶宛，作为交换红军将能自由地经由立陶宛前往波兰。立陶宛同意在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条约》中附上这一秘密协议；红军很快占领了维尔纽斯，之后将其交给立陶宛。1920年8月，波兰军队在华沙边界处阻止了红军的行进，并将红军赶出了波兰。^[39] 如果波兰人在1920年战败，那么布尔什维克俄国肯定会吞并小小的立陶宛国。当时立陶宛政府想的全是波兰，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能保住立陶宛的独立，并使立陶宛拿回维尔纽斯。这肯定是错误的想法。^[40]

当波兰和布尔什维克代表1920年9月在里加（Riga）进行和平商谈时，协约国强权向波兰和立陶宛施压，要求他们解决双方分歧。因此，双方在1920年10月7日达成政治共识，划定了停火线，将维尔纽斯归到立陶宛这边。事实上，毕苏斯基秘密计划了一次军事行动，旨在夺回维日诺，重燃建立新立陶宛大公国的希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卢茨扬·泽里格斯基（Lucjan Żeligowski）将军，这也是一名波兰的立陶宛人。泽里格斯基之前服役于俄国军队，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说着一口类似白俄罗斯语的波兰语：换言之，他也是大公国之子。在去往维日诺的路上，从毕苏斯基向其他军官发表的关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划分的讲话，我们可以听出一种非常地方化的爱国主义诉求：“你们来自这些地方，你们已经武装好，那么继续向家迈进。”^[41] 1920年10月9日，泽里格斯基大约带领1.5万名士兵进军维日诺。立陶宛军队完全没有抵抗，城市里的波兰市民欢迎这些士兵入驻。10月12日，泽里格斯基正式宣布这里是“中心立陶宛”（Central Lithuania），即这里将作为一个立陶宛州（canton）以联邦的形式加入波兰。

另外两个州是以考纳斯为首都的民族立陶宛，以及以明斯克为首都的白俄罗斯的立陶宛。立陶宛以省的形式加入波兰联邦，这个想法并不是当时才有的。1863年起义期间，这个想法就被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就此讨论了几十年。然而，在1920年的背景下，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个复兴的、联邦制度下的立陶宛大公国至少需要有三个州，而泽里格斯基和毕苏斯基只能创立一个州。当然，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根本不想成为州，而入侵考纳斯不仅会违反联邦主义精神，还会激怒其他欧洲强权。波兰民族民主党人尽力确保不会出现一个白俄罗斯-立陶宛州。就在泽里格斯基正式宣布“中心立陶宛”的那一天，在里加的波兰代表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明斯克和波兰军队占领的其他土地归波兰的提议。每个人都明白这为联邦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位波兰代表受控于民族民主党人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1871—1949），后者希望建立一个波兰人处于统治地位的波兰。他越过了毕苏斯基的盟友利昂·瓦西莱夫斯基（Leon Wasilewski）设定的联邦主义者界限。^[42] 这位代表代表的是民主波兰政府和选民选举出的议会，不是波兰国家首脑毕苏斯基。在毕苏斯基背后的是军队和军官团队，而站在格拉布斯基背后的是由民族民主党人主宰的议会。

由于华沙的波兰民族民主党人和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强烈反对，联邦理念前景黯淡，两方都阻止白俄罗斯和民族立陶宛州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为了创造新的民族国家，为了埋葬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传统，现代民族主义者心照不宣地结成联盟。毋庸置疑，立陶宛已经正式退出了1569年卢布林联合。

里加的民族后果，1921—1939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活动家把里加协议视为背叛和悲剧。其他打击将接踵而至，而且里加之后，他们很难再将华沙视为白俄罗斯民族期望的盟友。虽然波兰拥有了维日诺和一些白俄罗斯西部领土，要让联邦制度变得可信，这还远远不够。里加协议中的边界规定使得在波兰说白俄罗斯语的群体变成少数派，且都在农村地区，而这正是民族民主党人想要的结果。没有明斯克，白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人数太少，以至于无法成为支持波兰政治结构的盟友；一旦明斯克成为苏联的领土，那么波兰国内对白俄罗斯民族抱有期望的人可能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秘密党人（crypto-Bolshevism）。^[43] 苏联确实对波兰的白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1921年里加协议签订后，作为名义上的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22年诞生了，其中就包含了白俄罗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其首都在明斯克。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执行了苏联的政策，即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应该向西扩展，将波兰境内属于白俄罗斯亚族的土地纳入进来。

20世纪20年代，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利用了反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苏联刚刚成立的时候，列宁的两大战略创新——与农民阶层结成联盟、利用民族自决——在策动波兰革命时发挥了作用。国内的行动支持了境外策动。种族原则是苏维埃白俄罗斯国内的复仇主义和建立在波兰的西部白俄罗斯亚共产党的基础，事实上苏联内部就已经执行种族原则了。苏维埃白俄罗斯在1923年、1924年和1926年不断向东扩张领土，而这是以曾经的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为代价的。在20年代，莫斯科支持白俄罗斯文化。在沙皇时期没有学校用白俄罗斯语授课，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却以拥有这些为荣：一个国家科学院、一所国立大学、一所文化研究所、一座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4000所白俄罗斯语学校。第一本正式的白俄罗斯历史课本正是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编写的：但它并未出版，其作者也被流放至莫斯科。^[44]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波兰的高压政策下，国内剩下的白俄罗斯语学校被关闭，异见者被关进监狱。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在维尔尼亚停滞不前。白俄罗斯活动家几乎没有机会使现代民族理念从维尔尼亚传播到众所周知的落后地区，比如波利西亚（Polesie）。波兰当局从不允许任何白俄罗斯亚民族社团成立。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苏联也在30年代摧毁了自20年代兴起的苏维埃白俄罗斯社团。我们从白俄罗斯政治家和作家布拉尼斯洛·塔拉什克维奇（Branislau Tarashkevich，1892—1938）的命运就可以看出这种反差。塔拉什克维奇出生在维尔尼亚附近，之后在城里上学，年轻时就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和白俄罗斯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他是白俄罗斯民族事业的主要倡导者，担任议会议员、白俄罗斯语学校的负责人以及农民组织赫罗马达（Hromada）的创始人和领袖。1925年，他加入了西部白俄罗斯亚共产党，在波兰被捕入狱。他被关在狱中四年多，在牢房里翻译了《塔杜施先生》全诗。1933年的一次囚犯交换后，塔拉什克维奇带着翻译手稿去了苏联。在那里他也无法出版手稿。事实上，他甚至不被允许居住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1937年他又在莫斯科被捕，并在次年被处以死刑。多亏了塔拉什克维奇的遗孀，他的翻译手稿才得以幸存。^[45]

波兰。 里加协议、白俄罗斯被瓜分，以及维日诺被暴力夺取，这些都标志着密茨凯维奇的大公国理念在波兰政治生活中遭遇惨败。毕苏斯基作为这种联邦传统的代表，被宣扬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德莫夫斯基给彻底打败了。民族民主党人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他们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还享受着基本的政治地理优势。由于那时波兰东部已经被红军占领，1920年2月选出的议会仅代表了波兰中部。议会中民族民主党人占绝对多数，因此议会也无意于兼并更多东部领土以创造一个联邦国家。议会对里加协议的支持使波兰变成一个太过向西以至于无法成为联邦的国家，但是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它又不够向西。1921年，民族民主党人在里加向布尔什维克拱手让出了明斯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ieniec Podolski）、别尔基切夫（Berdyczów）和周围地区，这迫使数十万波兰人——他们中很多人对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联邦国家表示欢迎——归入莫斯科的“悉心照料”下。大多数生活在苏联的波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同时，民族民主党人的弃权使波兰失去了大约200万东斯拉夫潜在人口（potential population）和数十万犹太潜在人口。^[46] 民族民主党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如果波兰的边界再往东面延伸，他们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正如1922年议会选举所显示的那样，里加协议划定的波兰会慢慢地被民族民主党人和右翼人士分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和少数族群也会形成分裂。1922年12月9日，左翼人士、中间派和少数族群选出了波兰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加布里埃尔·纳鲁托维奇（Gabriel Narutowicz）。一周后，他被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刺杀身亡。和毕苏斯基一样，纳鲁托维奇是波兰的立陶宛后裔，他倾向于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纳鲁托维奇被刺身亡对毕苏斯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暂时）退出政坛。

毕苏斯基在维日诺所取得的残缺胜利不可避免地瓦解成民族民主党人所构想的波兰。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葬送了毕苏斯基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理想，同时维日诺也被民族国家波兰同化。1923年1月8日，泽里格斯基在维日诺安置的文官政府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这场选举是在波兰军事统治下进行的，当地的犹太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抵制选举，期间频发的违法事件也破坏了选举工作。但是，维日诺市内54.4%的参与率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息，非波兰人士的抵制意味着推崇领土合并的波兰人控制了当地议会。追根溯源来看，波兰吞并维日诺似乎因为维日诺是一个“种族上”属于波兰的城市。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吞并维日诺是根除传统爱国主义，加速波兰和立陶宛种族爱国主义的第一步。在全民公投后，波兰正式兼并了维日诺和周围领土，协约国也承认了这些新的边界。

立陶宛。 如果波兰把维尔纽斯/维日诺授予立陶宛，那么立陶宛的民族主义会如何发展呢？许多说波兰语的维日诺居民投票支持兼并，毕苏斯基和泽里格斯基和他们一样，也称自己是立陶宛人。毕苏斯基忠诚于历史上的立陶宛，德莫夫斯基渴望的是吞并一座“波兰”城市，他们二人间的分歧真实存在且十分重要，分别代表了毕苏斯基的传统爱国主义和德莫夫斯基的种族民族主义。不过，毕苏斯基通过占领维日诺巩固了一种领土秩序，即那里的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得以欣欣向荣，这是毕苏斯基之前的左膀右臂米哈乌·罗默建议的。无论毕苏斯基的动机如何，在立陶宛人看来夺取维日诺之举不符合大公国的传统。正如我们所见，立陶宛和维尔纽斯之间的联系是有历史渊源的。无论毕苏斯基如何考虑自己的行动，武装占领该城注定会使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从对民族的政治性理解转向种族性理解。而且，就像罗默指出的那样，吞并维尔纽斯将一个新的立陶宛国家从波兰的立陶宛人和犹太人手中夺走，他们本可以使立陶宛社会更加繁荣，使它的政治制度更具操作性。罗默深知，犹太人已经渐渐开始同情立陶宛人的所有权声明，他们相信一个以维尔纳作为首都的、多民族的立陶宛，会更尊重他们的权利。他们得到的回报是1919年现代维尔纳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47]

无论边界如何划定，任何在大公国领土上建立的民族国家都会强制个人做出选择。1920年后，世俗犹太人得出结论：只有拥有了有别他人的犹太政治生活才能维护他们在波兰的维日诺的利益。在声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后，天主教精英通过确认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民族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国家权力的可用性，而确认相应的民族认同。大多数波兰的立陶宛人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作为毕苏斯基曾经的同志、使节以及之后的批评者，罗默在1920年永远地选择了立陶宛，把他的名字立陶宛化为“罗梅里斯”。作为一名法官、法学教授和考纳斯大学校长，他很好地为立陶宛国家和社会服务；他终生反对激进民族主义，并致力于调和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的选择也出乎意料。加布里埃尔·纳鲁托维奇——被刺杀身亡的波兰第一任总统——是斯坦尼斯洛瓦斯·纳卢塔维修斯（Stanislovas Narutavičius）的兄弟，后者是立陶宛民族委员会主席团和第一任立陶宛政府的成员。

“立陶宛！我的祖国！”

和其他波兰的立陶宛人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毕苏斯基从未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真正做出选择；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而民族国家是由相应种族的公民组成的，他从未接受过这一点。他夺取了维日诺，和至少一代立陶宛人的关系恶化，毕苏斯基说他还是“忍不住把他们视为兄弟”。在意识到联邦主义不切实际之后，他还是不能接受民族主义。他的共和理念并未被大多数波兰同伴认可，最终他依靠军事实力和克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遏制住大部分人的观点。1926年通过军队力量获得权力后，毕苏斯基既不信任波兰公民可以代替他，也无法想象自己专制统治的情景。九年来，毕苏斯基统治了一个让他既失望又陌生的波兰。当他在1935年逝世后，他被埋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Wawel Castle），和历代波兰国王葬在一起，其中包括立陶宛大公约盖拉。他的心脏从胸腔中被取出，安置在维日诺的罗萨墓园（Rossa cemetery），按照家族传统紧挨着他母亲的坟墓。

“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毕苏斯基深知，从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传达的意境来看，他最终失去了立陶宛。毕苏斯基的心脏和他的身体分置两地，比这更能影射历史上的立陶宛和现代波兰的分裂的，也许是毕苏斯基的波兰没有为密茨凯维奇在维日诺竖立纪念碑。^[48] 在诗人从未踏足的波兰城市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对密茨凯维奇的纪念，比如华沙和克拉科夫，但是在他上学和从这里被流放的城市，却没有任何永久性的纪念。在沙皇统治时，纪念密茨凯维奇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密茨凯维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东斯拉夫土地上持久的波兰文明，不断吸引皈依的罗马天主教文化，以及俄国武力和俄国教育无法根除的敌对民族理念。然而在独立的波兰，维日诺波兰人发现他们在密茨凯维奇的本意和如何阐明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维日诺是被子弹和选票征服的：哪里又有诗歌和预言的空间呢？

“就像蝴蝶淹没在金色的琥珀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日诺，冷酷无情却令人向往的现代民族主义使浪漫主义的形象固定为化石，但不能赋予它们生命。最好的证明就是波兰人占领维日诺后试图为密茨凯维奇建立一座纪念碑。泽里格斯基将军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以处理此事，但是他的任何计划都没有得到支持。驻守当地的波兰军队的军营穿过涅里斯河（River Wilia），不在当地市镇当局的管辖范围内，军队想在军营内树立一尊雕塑。他们接受了先锋派艺术家兹比格涅夫·普罗纳什科（Zbigniew Pronaszko）笨重的形式主义设计。雕塑的木质底座一经公布，就遭到当地居民的嘲弄。当地的主要报纸抱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波兰人被一个“灰色的幽灵”代表。^[49] 这座四层楼高的模型始终未被用混凝土浇灌起来。1939年夏天，这座雕塑被闪电击中，它的碎片沿着军事基地旁的山丘滚下来，掉进涅里斯河。普罗纳什科的设计灵感源于密茨凯维奇伟大的竞争者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50] 的一句诗，他将密茨凯维奇比作立陶宛的神。而这座雕塑的命运如同异教神在立陶宛皈依天主教后的遭遇一般。

1939年，另一座密茨凯维奇的纪念碑在维日诺动工。在军队公布了建造计划后，全城继续搜寻更得体的替代方案。市政纪念碑的设计者是波兰犹太雕塑家亨里克·库纳（Henryk Kuna），他在那年夏天完成了花岗岩浮雕部分。9月，他未完成的作品被德军炮弹击中。如果有比1939年7月纪念碑被闪电击中损毁本身更具象征意涵的事情，那肯定就是1939年9月的闪电战损毁了纪念碑。是月，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并瓜分。1939年，斯大林把维日诺转让给立陶宛，然后在1940年将立陶宛并入苏联。纳粹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在1941—1944年全面清洗维日诺的犹太人。在纳粹占领下，库纳的纪念碑剩下的花岗岩板材被用来加宽一座墓园的主路。^[51] 1944年红军再度回到维日诺，在立陶宛再次确立了苏联的统治。在1944年到1946年期间，维日诺的波兰人遭到驱逐。

“亲爱的，让我们保持原样，恰似我们曾经那样。”

在苏维埃立陶宛，这些花岗岩板材被从墓园取出，放置到当地的艺术学院。这个国家肯定被俄罗斯化，艺术被分门别类，诗人也被遗忘了吗？这座城市非但没有成为俄罗斯的维那，还成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而密茨凯维奇非但没有被遗忘，还成了立陶宛民族诗人。1984年在苏维埃立陶宛，立陶宛人在波兰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格季米纳斯·约库博尼斯（Gediminas Jokubonis）完成的密茨凯维奇（或者应该说是米茨凯维邱斯）雕像在维尔纽斯亮相。1996年在独立后的立陶宛，库纳的花岗岩板材作为背景材料用在了这座新的纪念碑上。从波兰纪念碑，变为碎石、墓园小路、艺术品残片，最后成为立陶宛纪念碑：这是浪漫主义式的乱中有序，浪漫主义民族理念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新回归公共艺术和政治生活。“二战”期间，立陶宛获得了维尔纽斯，在苏联的统治下使当地的公共生活重新立陶宛化，从波兰人那里夺回了伟大诗人的所有权，并最终赢得民族独立。下面两章将揭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1] M.V. Dovnar-Zapol’skii,Narodnoe khoziaistvo Belorussii, 1861–1914 g.g., Gosplana BSSR,1926,8-28.

[2] 盖迪米纳斯（1275—1341），于1315年继任立陶宛大公，直到1341年去世。在他统治时期，立陶宛领土从波罗的海扩展到黑海，他被认为是立陶宛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3] 1909年，一份官方统计发现共有205250名城市居民，其中1.2%是立陶宛人，20.7%是俄国人，37.8%是波兰人，36.8%是犹太人。P. Gaučas and A. Vidugiris, “Etnolingvisticheskaia situatsiia litovsko-belorusskogo pogranich’ia,” Geografiia,19 (1983), 62-63. 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统计出40%的犹太人，31%的波兰人和2%的立陶宛人。Nicholas Vakar, Belorus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 又见Zinkevičius, 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Language, 288;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 ściowe na Litwie w XX wieku,”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456-457。

[4] 引自1902年Egidijus Aleksandravičius, “Political Goals of Lithuanians, 1883-1918,”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3, 3 (1992), 234; from 1905, Jean Pelissier, Les principaux artisans de la Renaissance Nationale Lituanienne, Lausanne: Léman, 1918, 177; 也可参阅Alfonsas Eidintas and Vytautas 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39; Piotrłossows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1918-1920, Warsaw: Ksi ą żka i Wiedza, 1966, 35-40。

[5] Vitaut Kipel and Zora Kipel, eds.,Byelorussian Statehood, New York: Byelorussia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8, 32-36, 37-52, 125-129.

[6] Adam Maldzis, “Belaruska staulenne da Liublinskai unii,” in Jerzy Kł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i tradycje integracyjne w Europie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SW, 1999, 154-155.

[7] Mikhal Bich, “Ad idei adnaulennia Rech’i Paspalitay da barats’b’i za stvarenne nezalezhnay belaruskay dziarzhav’i,” in Kloczowski et al., eds., Unia lubelska, 173.

[8] Aliaksandr Ts’vikevich, “Zapadno-russizm,” Minsk: Navuka i tekhnika, 1993 ［1928］, 314.

[9] Guthier, “The Belorussian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imilation,”Soviet Studies, 29, 1 (1997), 40—47;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ósciowe na Litwie, Warsaw: Przegl ąd wschodni, 1997, 46; Piotr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Białorusi, Warsaw: Editions Spotkania, 1994, 14. 这些比例数据基于1897年人口普查，以当地语言采集数据。

[10] 关于土地，见Witold Rodkiewicz,Russian Nationality Policy, Lublin: Scientific Society of Lublin, 1998, 79; on language, Zofia Kurzowa, Język polski Wileńszczyzny i kresówpółnoc no-wschodnich, Warsaw: PWN, 1993, 221-311。

[11] 在这个方面，这些波兰人的波兰性与奥地利转向大众民族主义政治前奥地利自由主义者身上的德国性（Germanness）相似。Pieter Judson, Exclusive Revolutiona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2] Juliusz Bardach, “O świadomo ści narodowej Polaków na Litwie i Bialorusi,” in Wojciech Wrzeziński, ed., Między Polską etniczną i historyczną, Wrocław: Ossolineum, 1988, 246-247; Aliaksandar Smalianchuk, “Histar’ichnaia s’viadomas’ts’i idealiohiia paliakau Belarusi i Litv’i na pachatku XX stahodz’dzia,” Belaruski Histar’ichn’i Ahliad, 1,2 (1995), 32-40.

[13] 例如Michal Römer, Litwa, L’viv: Polskie towarzystwo nakladowe, 1908。其他类似的著作有Bardach, “Polacy Litewscy,” in Jerzy Kloczowski, et al., eds.,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Ukraine, Lublin: IESW, 1994, 372-373。

[14] 数据来源于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

[15] 米哈乌·罗默（1880—1945），立陶宛律师、科学家和政治家。他后来将名字改作了立陶宛语的米科拉斯·罗梅里斯（Mykolas Römer’is）。

[16] Eidintas and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18; Egidijus Motieka, “Pocza ątki nowożytnego państwa litewskiego,” in Krzysztof Jasiewicz, eds., 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Warsaw: Rytm, 1999, 224-231; Rimantas Miknys, “Wilno i Wileńszczyzna w koncepcjach Michała Römera i krajowców,”同上书，70; Vytautas Berenis, “Problem dziedzictwa kulturowego Wielkiego Księstwa Litewskiego w ideologii litewskiego ruchu narodowego,”同上书，467-473.

[17] 当时有人试图把波兰语作为使有阅读能力的公众重新立陶宛化的工具。Tadeusz Bu-jnicki, “Polskojęzyczne pisarstwo Litwinów w Wilnie,” in Greta Lemanaitė and Paweł Bukowiec, eds., Litwa, Cracow: WUJ, 1998, 117-122.

[18] 上文所引的1909年统计数据表明，当时有37.7%的波兰人和36.8%的犹太人。根据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当时城市里有40.4%的犹太人和30.9%的波兰人。关于贸易方面，见Nancy and Stuart Schoenburg, Lithuanian Jewish Communities, New York: Garland, 1991, 354。

[19] 马克·夏加尔（1887—1985），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出生于维捷布斯克贫困的犹太家庭。故乡的自然景象和宗教传统为夏加尔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不断出现在其作品中。

[20] 卡巴拉，字面上的意思是“接受/传承”，是与犹太哲学观点有关的思想，用来解释永恒的造物主与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

[21] 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动，是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犹太人的一场社会运动，运动旨在吸取启蒙运动的价值，推动社群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哈斯卡拉运动标志着欧洲犹太人与世俗世界开始更广泛地接触。

[22] 关于拉比巴尔·谢姆·托夫（也称Besht）和拉比加翁的比较，见Moshe Rosman, Founder of Hasi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6-37。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波兰的社会起源，见Ezra Mendelsohn, Zionism in Pola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维也纳的同化主义与民族主义，见Marsha Rozenblit, The Jews of Vienna1867-1914,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3, 175-195。又见Joshua Levisohn, “The Early Vilna Haskalah,”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23] Harry Tobias,The Jewish Bund in Russ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46, 52-53; Henri Minczeles, Vilna, Wilno, Vilnius, Paris: É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 1993.

[24] Stefan Kawym,Ideologia stronnictw politycznych w Polsce wobec Mickiewicza 1890-1898,L’viv: Filomat, 1937; Józef Kozłowski, “My z niego wszyscy . . .” Warsaw: Czytelnik, 1978.

[25] 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波兰政治家。他开创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在50年内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波兰的历史与政治，并令其追随者成为当时波兰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之一。

[26] 该评估基于Jeffrey Kopstein和Jason Wittenberg在2000年为他们的项目“重新思考两次大战间中东欧独裁与民主的社会基础”所收集的数据。

[27] 1939年Ksawery Pruszy ński把德莫夫斯基的社会根源与一种新的波兰民族主义联系起来。Niezadowoleni i entuzjaści, Warsaw: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1990, 637-644. Andrzej Walicki做了清醒的介绍，“The Troubling Legacy of Roman Dmowski,” East European Pol itics and Societies, 14, 1 (2000), 12-30。Brian Porter把现代波兰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放弃来看待：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又见Patrice Dabrowski, “Folk, Faith, and Fatherland,” Nationalities Papers, 28, 3 (2000), 397-416。可大致参阅Piotr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Stefan Kieniewicz, Historia Polska 1795–1918, Warsaw: PWN, 1997; Antony Polonsky, Politics in Independent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28] Vejas 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9] Bich, “Ad idei adnaulennia Rech’i Paspalitay,”174-175; 引自Vasil Zacharka, in Kipel and Kipel, Byelorussian Statehood, 97。

[30] Ivan Lubachko,Belorussia under Soviet Rul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2, 24-25.

[31] Antanas Smetona,Die litauische Frage, Berlin: Das neue Litauen, 1917, 29.

[32] Stanley Page,The Form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0-97; Wiktor Sukiennicki, East Central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 vol. 2,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4, 668-705.

[33] Andrzej Garlicki, “Wilnaż ądaj ą wszyscy,” in Robert Traba, ed., Tematy polsko-litews kie, Olsztyn: Borussia, 1999, 72.

[34] PiotrŁossowski, Po tej i tamtej stronie Niemna, Warsaw: Czytelnik, 1985, 105. 关于立陶宛人的挫败感，见Juozas Gabrys, L’Etat Lithuanien et Mitteleuropa, 1917; Lituanus, La vérité polonaise sur les Lithuaniens, Lausanne: Bureau d’Information de Lithuanie, 1917。

[35] Piotr Eberhardt, “Wizje i projekty Polskiej Granicy Wschodniej w latach 1914-1921,” Przegla ̨d Wschodni, 5, 2 (1998), 348-351.

[36] Piotr Wandycz,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19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0.

[37] Alfred Erich Senn,The Great Powers, Lithuania, and the Vilna Question, Leiden: Brill, 1966, 55.

[38]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政治家、军事家。“十月革命”后，他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俄国白军作战，企图维护乌克兰的独立自主，失败后流亡欧洲。

[39] Norman Davies,White Eagle, Red Star, London: Macdonald and Co., 1972; Lucjan Żeligowski, Wojna w roku 1920, Warsaw: Polska zjednoczona, 1930.

[40] Wandycz,Soviet-Polish Relations, 209; Eidintas and Žalys,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70, 77; Andrzej Ajnenkial, “Od aktu 5’ego listopadu do traktatu ryskiego,” in Mieczyslaw Wojciechowski, ed., Traktat Ryski 1921 roku po 75 latach, Toruń: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Mikołaja Kopernika, 1998, 27. 这是193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波兰战败，苏联把维尔纽斯割让给立陶宛，之后苏联占领了立陶宛。

[41] Lucjan Żeligowski, Zapomniane prawdy, London: Mildner and Sons, 1943, 32-43; 毕苏斯基的话引用自Bohdan Skaradziński, “Fenomen litewsko-białoruskich formacji Wojska Polskiego,” in Jasiewicz, Europa nie prowincjonalna, 902。又见Andrzej Nowak, Polska i trzy Rosje, Cracow:Arcana, 2001, 326-332。

[42] Jan D ąbski, Pokój ryski, Warsaw: Kulerskiego, 1931, 78; Witold Wojdylo, “Traktat w Rydze w koncepcjach politycznych obozu narodowego,” in Wojciechowski, Traktat Ryski 1921, 53-55. Krzysztof Kawalec, “Narodowa Demokracja wobec traktatu ryskiego,”同上书，31–45，提到了格拉布斯基的第二个动机。关于瓦西莱夫斯基见Barbara Stoczewska, Litwa, Białoruś, Ukraina w myśli politycznej Leona Wasilewskiego, Cracow: Księgarnia Naukowa, 1998。关于毕苏斯基和瓦西莱夫斯基，见Wasilewski, Józef Piłsudski: Jakim go znałem, Warsaw: Rój, 1935。

[43] “白俄罗斯亚”意味着俄罗斯把这片区域视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白俄罗斯”意味着立陶宛和罗斯大公国的后裔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爱国主义观点。

[44] 我想到的是M.V. Dounar-Zapolski,Historyia Belarusi, Minsk: Belaruskaia entsyklopedia, 1994。这份手稿于1926年完成。关于苏联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波兰的民族主义问题，见George Jackson, Comintern and Peasant in East Europe, 1919–193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22, 182, 以及全书其余部分。

[45] 该书曾在共产主义波兰出版：Adam Mickiewicz,Pan Tadeusz, trans. Bronisław Taraszkiewicz, Olsztyn: Pojezierze, 1984。

[46] 白俄罗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就是讨论如果里加会议把所有“种族上属于白俄罗斯人的土地”都还给苏维埃白俄罗斯亚，那么历史走向原本会如何；另一个传统是讨论如果白俄罗斯独立国家出现了，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实上，这些连可能性都算不上。本书将提出一个不那么反事实的观点，与运动过程中被接受和拒斥的主张有关。见Uladzimir Lad’iseu and Petr Br’ihadzin, “Rada BNR paslia R’izhkaha dahavora 1921 r.,” Belaruski histarychny chaso pis, 1 (1997), 48-50。

[47] 关于1992年5月15日在考纳斯的米哈乌·罗默和华沙的约瑟夫·毕苏斯基，见Anna and Andrzej Rosner, eds., Pasmo czynno ści cia ̨giem lat ida ̨ce, Warsaw: Kra ̨g, 1992, 158162；关于大屠杀，见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2；关于1918-1920年，见Łossows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关于20世纪20年代，见Alfred Sen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thuan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5。

[48] 在维日诺的Ko ściól Akademicki有一座密茨凯维奇的小型纪念碑。

[49] Słowo (Wilno), 1 November 1924, 1.

[50]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波兰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波兰现代戏剧之父。其作品中融入了斯拉夫神话、波兰历史、神秘主义和东方元素。

[51] Piotr My ślakowski, “Losy wileńskich pomników Mickiewicza,” Biuletyn Stowarzysze nia Wspólnota Polska, October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