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
正如4.2节所述，创业研究人员和行为经济学家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要小心乐观和过度乐观所产生的后果。受访者面临这些警告，并被询问他们是否同意“乐观有时是危险的”这个观点。正如以上证实的，大多数受访者所理解的乐观主义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看积极的一面，而是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信心，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过于乐观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一位来自金融业的受访者将自己归类为“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但他也承认这是他的弱点，并且他说：“我过去认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会无限期持续下去，但这根本就是个错误。”
采访者：我认识到乐观主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受访者1：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因为你高估了自己，膨胀得太快了。但是，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事情会走下坡路，我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那也是我的弱点。
采访者：你怎么解释这个弱点？
受访者1：嗯，因为经济上涨不能永远持续……在我们这一代，几乎总是只有增长。你知道，在1973年到2003年，或至少是到2000年，事情一直走上坡路。德国统一后，经济复苏。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或2002年。然后我们遭遇了经济危机。
另一位在金融行业非常成功的受访者，在乐观主义量表中给自己打+4分，但他也承认，如果过度乐观情绪导致人们高估自己，事情就变得危险了。
受访者7：有人说，“他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有个叫弗劳尔斯的先生，就是到处收购银行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吗？后来事情变得很糟糕，他被彻底破产了。在某些情况下你会犯错，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无敌的、坚不可摧的，那就是你犯错误的开端。
很多受访者非常乐观，并且为了在必要时打压自己的乐观主义，制订了对策，特别是在与天性不乐观的合作伙伴共同做决策时更要如此。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与一位伙伴合作，他们共同做商业决策。
受访者3：我基本上比×××——我的业务伙伴，要积极得多。我的业务伙伴总是过于谨慎，往往会把玻璃杯看成半空，而不是半满的。
采访者：但是，如果一个合作伙伴想踩油门，可另一个合作伙伴却要踩刹车，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受访者3：是的，当然……虽然我处理事情总是按照自认为合理的判断来，但我并不鲁莽。我不是那种总说“对，我不在乎”的人。我想知道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一切总是经过非常仔细的计划，我们总是尽力用我们的产品做最好的事情。但我想每个企业家都会那么说。
采访者：你的合作伙伴对你进行一些纠正，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受访者3：当然。有一些事情，×××的老板会说我认为这个真的很好。有一次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成功？”他答道：“因为我们比竞争对手说‘不行’说得更频繁。”
另一位在乐观主义量表中给自己打+3分的受访者认为，他与别人交谈是为了“纠正别人”。
受访者5：我基本上是个有团队精神的人。通常情况下，我总是和别人一起合作。我与其他人交谈涉及的范围很广，即使我必须自己作决定，我也总需要谈得来的人提一些意见。我真不喜欢自己做决定。我会自己作决定，但我希望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一位受访者给自己的乐观程度打了+3分，他说，由于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他在自己周围创造了一个环境，保护他免受过度乐观的负面影响。
受访者16：50岁左右的人一般都处在一个连自己都不大清楚的境地，但也还没因此而失去很多东西……但我已经创造了一个让我远离过度乐观的环境。举例来说，我建立了一个组织构架，包括监事会、主席、联席主席，他们都有投票权，我会自觉地询问：“我在这里，在前面。你们会站在哪里？”而且我甚至默认：“你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吗？好吧，我本想这么做，但你们不希望这么做，那就算了。”这是一个特意在自己周围建立制约机制的例子。我告诉你，我的妻子对风险防范的影响最大。她只要说：“不，作为你的妻子，我可不想牵扯上这样的事情。我并不准备承担这种风险。”然后，我会任由我的妻子打消我的念头，即使我一个人原本也可以往前走。
在大型企业中，与乐观主义相关的风险较低，因为大型企业的决策一般不是由个人做出的。一位受访者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一家非常大的跨国家族企业，他在乐观主义量表中给自己打的分数是+4，他对“是否乐观情绪也可能是破坏性的”问题做出了如下回应。
受访者24：乐观主义肯定需要一直被控制，你绝对正确。
采访者：是的，乐观主义要受到控制。但是你是怎样控制乐观主义的呢？
受访者24：即使是兄弟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制定了一个基本规则，任何非常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做过充分的准备，越充分越好，而且我们周围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包括销售人员和市场营销专家及其他部门的人，他们会帮助我们为重大决定做准备……最后你需要自己做决定。但是，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我们一直非常充分地做准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愿承担责任。我们只是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客观地、尽我们所能地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不需要用五年的时间来准备，而要在接下来的8个星期里就完成这些准备工作。
受访者普遍很乐观。有一位成功的投资者涉足私募股权领域，他说，他在应对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极事情时，变得更加悲观了。按照悲观主义-乐观主义量表的评分标准，他的自评分数是：“过去是+4分，现在是-1分了。”
受访者28：如今，我得分是-1分，我已经变得更加悲观了。而十年前，我会说我可能是+4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乐观情绪有所下降。
采访者：怎么会这样呢？这真的很有意思。
受访者28：这是由于我经历了各种失望，对人、对合作伙伴、对合作事业的各种失望。我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我再也不会立刻对某件事狂热起来，也不会再追逐什么了。我变得非常善于分析。首先我会问自己10个问题，找出某些东西可能不奏效的原因，或者陷阱可能在哪里。我以前不会这么谨慎。以前我更乐观。
采访者：如果要你比较一下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把这作为一个思维实验，那么如果你以前是-1分的状态，你还会如此成功吗？
受访者28：我觉得不会。悲观主义毁了很多机会，不是吗？
采访者：但乐观主义也可以毁掉很多事情。
受访者28：你说得对，人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从纯粹的认知层面上，虽然负面经历更少，但是这些经历在我脑海中已经无法抹去了，而且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那些好的经历。我不会压制负面的体验，我会告诉自己，一切都会顺利解决。我确切地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并且确切地知道在参与某件事之前，我做的调查不够。我进行各种调查，提出问题，并结合自身的经验，试图调整我的悲观态度。但如今，我已经65岁了，只是不愿意再像30多岁，冒同样的风险了。
这个例子表明，即使是极度的悲观态度仍然有助于长期的成功。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房地产中风险和回报都最高的公司。在这个领域，能像这位受访者的公司这样存在这么久的，少之又少。显然，悲观情绪使得这位受访者自己和他的公司能够避免过高的风险。他在悲观主义-乐观主义量表中，给自己打-1分。
采访者：我们制作了一个悲观主义—乐观主义量表。在这个量表中悲观主义打-5分，表示极度悲观主义者，极度乐观主义者得+5分。
受访者39：我的回答稍微有点儿不一样。把半杯水放在桌子上，我承认我通常会把那个玻璃杯看成半空着的杯子，而不是半满着的杯子。
采访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更倾向于悲观？
受访者39：是的。
采访者：我想这真的有助于你在行业内可以立足这么久。
受访者39：很可能是。当有人问我，“事情进展得顺利吗？”我总是很难回答“一切都很顺利”。
采访者：按照这个-5到+5的打分标准，如果让你给自己打个分……
受访者39：那么我可能会认为我只能得-1分。
采访者：-1分？我相信正是悲观使你在这个行业生存了这么久。作为局外人，这是我的观点。
受访者39：是的。绝对是。
中期研究结果
创业研究人员和行为经济学家都在关注乐观和过度乐观这一课题。对富有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采访，清楚地证实了一个假设，即绝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乐观的。在采访的问题中，所有的受访者对这个特征做出的自我评估结果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特别乐观的，这是唯一一个得到如此一致认同的性格特质。量表的评分范围从-5（极度悲观主义者）到+5（极度乐观主义者），40名受访者中有37人将自己划分至正向范围，将自己归类为乐观主义者。其中35人甚至把自己划分至+3到+5极度乐观主义者的范围。大五类人格测验也显示出他们具有高度乐观的态度。43名受访者中有38人强烈否认了这一说法“我认为自己更像是悲观主义者”。
在采访中，很明显，超级富豪们理解的“乐观主义”一词的含义与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效能感”概念完全吻合。这一表达描述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极具挑战性的情况下，一个人对自己掌控现场的能力相信的程度或强度。受访者用他们自己的话将乐观主义定义为信念，即坚信“你的能力、人脉或智慧，能够帮助你找出解决办法，并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对他们而言，乐观主义也是“对自己行为的自信”，“对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自信。这证实了创业和学术财富研究的结果，即高自我效能感是企业家和富人所具有的重要特征。
同时，受访者也非常重视秉持乐观主义精神，以此对“唱反调的人”进行纠正，那些人只会抱怨问题，却不解决问题。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困难情况下，有利于激发员工积极性，让他们相信共同的愿景。
只有少数受访者表达了过度乐观存在问题的对立观点。他们认识到了过分乐观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企业家承担过高的风险。在这方面，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已经建立了起平衡作用的决策机制，例如一个通常不那么乐观的合作伙伴。
[1] Daniel Kahneman，Thinking，Fast and Slow（New York：Farrar，Strauss and Giroux，2011），p.315.
[2] Mathew L.A.Hayward，Dean A.Shepherd and Dale Griffin，“A Hubri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Science 52，No.2（2006），p.169.
[3] 德国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4070、5062、6042、6052、7092、7098、和10002号问卷调查。
[4] Daniel Cervone and Lawrence A.Pervin，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12th ed.（New York：John Wiley & Sons，2013），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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