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被暗示性与轻信（群体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
在说明群体时曾提到，他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在一切人类群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解释了群体态度为何能迅速地朝某个方向转变的原因。通常，群体总是在期待中关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尽管人们认为这点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经过相互传染后进入群体所有成员的大脑，接着群体态度趋于一致并很快成为既成事实。
当所有个体处于暗示作用的影响下，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转变为行动。无论是纵火焚毁宫殿还是自我牺牲，他们都一样毫不犹豫。这一切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不像独立个体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为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关系可能互相对立。
因此，群体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挥。他们表现出所有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极端轻信的人所独有的。我们要牢记对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这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群体为什么会有编造并传们见面，总会让我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里。说话方式的维方式的不同，甚至着装的不同，都使我在那里显得格格播各种神话故事的能力了。[3]
群体中能够轻易得传播神话的原因，不仅仅源于他们极端轻信，还是群体奇思妙想、过度歪曲的结果。受到群体关注的最简单的事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通过形象思维将一连串前后毫无逻辑的形象唤起。
就如同我们有时因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出一连串的联想一样，群体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理性告诉我们这些联想是零散且不连贯的，而群体不仅无视这一点，而且将扭曲的想象与真实相混淆。群体很少对主客观的感觉意念加以区分。他把脑中出现的虚幻形象当作真实的，尽管这些假象常常与我们看到的事实之间仅有一丝微弱的联系。
由于群体成员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们歪曲所见事情的方式也应该不计其数、多种多样。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相互传染的结果，这种歪曲是一致的并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呈现相同形态。
群体成员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当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应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这个人编造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这种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发生，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了真实性的所有特点，因为成千上万人目睹了这些现象。
要想反驳上述所言，无需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因素。因为自他们成为群体一员那一刻起，有识之士便与无知之辈同样失去了观察力。
这一论点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们深信不疑，必须对大量历史史料进行研究，仅凭所写的几本着作，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
然而，我不希望让读者觉得这些结论是未经证实的。下面我要给读者举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无数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随机抽出来的。
下面这个例子极具典型意义，因为它是发生在受集体幻觉支配的群体身上的事实。该群体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即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博学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曾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及过此例，此外，《科学杂志》也曾加以引用过。
护卫舰“贝尔·波尔号”在公海巡航，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天气极好，阳光明媚，突然一个守卫发现了有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一齐朝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遇难者的木筏被几条显示遇难信号的船只牵引。然而这只不过是集体幻觉。舰队司令德斯弗斯命令船员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士兵。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在混乱的人群中，到处是伸着双手求救的人，而且隐约听见了人们发出的混杂不清的哀号。但是当他们到达目标时却发现，面前漂浮的不过是从附近海岸漂来的几根长着叶子的树枝。在真切的事实面前幻觉消失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上官员在期待中关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卫发出船只失事的信号，这一暗示通过相互传染被在场全体官兵接受。
当眼前发生的事实遭到歪曲，真实被无关的幻觉取代时，并不需要许多群体成员参与这一过程。一旦少数个体聚成群体他们会立刻呈现出在其专业之外群体的所有特征，即使他们一个个学富五车，其独立个体时所具有的观察力、批判精神也会立即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戴维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十分恰当地阐释了这一现象，最近曾被《心理学年鉴》引用。
戴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起来，其中包括英国最着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戴维先生让观察家们检查完物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对物体做好印记后当众演示了招魂术，即让刻在岩石上的神灵现形的过程，然后让他们写下观察记录。在随后的报告中，这群杰出的观察家一致认为这种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实现，而戴维先生表示他不过是用了点小把戏。
叙述这段事例的作者指出“在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不是神奇的骗术本身，而是外行旁观者极度缺乏说服力的报告。”他说：“很明显，这些旁观者都给出了有充分细节却无法证实的完全错误的描述，但如果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术解释。戴维的方法简单得让人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控制群体思想的能力，让群体相信他们看见了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个事例仍然是催眠者控制被催眠者的魔力。而且当这种魔力作用于那些思维逻辑较强或原先抱有怀疑态度的人都可以发挥效力，那么，普通群体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受骗上当就不难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最初，五、六个旁观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清楚地看到了那两个女孩。所有证词一模一样，不容法官再有疑虑，于是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人们发现本以为死了的孩子还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死的女孩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就像之前提到的几个案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断言足以影响其他目击者的判断。
在这类事例中，暗示的起点通常是由个人模糊回忆引起的幻觉，当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后，就会开始相互影响。如果第一个目击者不那么坚持自己的观点，除去所有与真实相似的地方，当他自认为辨认出的尸体呈现出某些让人联想到另一个人的特征时，如一道伤疤或是一些打扮上的细节，就会使他摇摆不定。当这种联想变得清晰具体时就会干扰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并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因此，目击者看到的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在他脑海中唤起的幻觉形象。这就解释了近来被报纸重提的旧闻中，母亲为什么会认错孩子的尸体的现象。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找出上述幻觉作用机制中的两种暗示。
那个男孩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弄错了。接着一系列无根据的辨认开始了。
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那个男孩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叫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领到尸体前后，先是仔细检查了孩子的衣服，接着发现孩子的额头有一道疤。她说：“肯定是我儿子，他是去年7月失踪的，他一定是被人拐走害死的。”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妹夫也被传唤来了，而且他也确信：“那是小费利贝。”几个住在这条街的人都把这个在拉弗莱特发现的孩子认作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还有孩子的老师，他是根据孩子佩戴的奖章做出判断的。
然而，邻居们、她的妹夫、老师以及孩子的母亲都错了。六周后，这个孩子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是波尔多人，是遇害后被一伙人运到巴黎的。[4]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误认常常发生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丝毫没有价值。尤其是孩子，决不能对他们的证词信以为真。地方长官总是习惯性地重复说孩子不会撒谎，他们只要有点心理学常识就会知道，事实正和他们所说的相反，孩子们在不断地撒谎。虽然这种谎言是无心的，但它依然是谎言。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一个孩子的证词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掷硬币的方法更好。
回到群体观察力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集体观察的结果极有可能出错，多数时候只是个人幻觉，这种幻觉在传染过程中极容易影响同伴。无数事实证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体证词。在25年前的色当之战中，数千人参与了着名的骑兵进攻，然而面对最矛盾的目击证词根本无法确定是谁在指挥战役。英国将军沃斯利爵士在最近出版的书中证明，时至今日，在认识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尽管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数百名目击者证实。[5]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各类逻辑学专着包含许多证人的一致证词，这些证词都是支撑事实真相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就我们掌握的群体心理知识而言，逻辑学专着在这一点上需要重写。最受怀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击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说，当某一事件受到了数千目击者的证实，通常真相与公认的报道越会相去甚远。
很明显，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史学着作只能被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
它们是对一知半解的事实做出自以为是的记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后得出结论。写这种东西无异于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留下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传世巨作，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像赫丘利、佛祖或穆罕默德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记录里有关他们生平的记录有一句是真的吗？完全可能一句都没有。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讲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什么样的高大形象征服他们的偶像的。因为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是神话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现实中一时的英雄。
遗憾的是，虽然书籍明确记录了各种神话故事，但是故事本身仍在不断发生变化。随时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想象力不断地改变这些故事。《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慈爱的圣德勒撒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朝拜的佛祖与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样也没有多少共同点。
英雄传说被群体想象力改变而使英雄远离我们，不一定要花上数百年的时间，有时这种改变只消几年的工夫。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便可看到同样的事情，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传奇人物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数次嬗变。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被塑造成了一位快乐祥和、向往自由的田园派慈善家兼谦卑的友人形象。在诗者笔下，拿破仑必将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中。30年后，这位随和的英雄便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利、破坏自由后，为满足一己私欲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0万人命丧黄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数千年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述，也许会对拿破仑是否存在过发生质疑，如同现在有人怀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样。
在拿破仑身上，学者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神话，或是一个赫丘利式传奇英雄的发展史。学者们当然能够轻松应对这种变化，因为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会有更深的了解。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几乎保存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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