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是怎样忽视压力-创伤连续体的
“格雷格”是一位成功的商人，长期从事公司收购、重组和出售业务，因而十分富有。他在其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人脉，并在当地的优质地段有两套豪华住宅。他和第四任妻子婚姻幸福。
格雷格最初对MMFT感兴趣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确切说来，当时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向非营利机构心理健康培训学院（Mind Fitness Training Institute）捐赠一大笔钱，这个学院是我为了与他人分享MMFT而创建的。他曾在越南战争期间参加过激烈的战斗。现在，他希望“回馈”自己的财富与成就，去帮助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归来的新一代退伍军人。我向他建议，要想了解是否该支持我们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身体验一下MMFT。
在完成MMFT课程并坚持练习了几个月后，格雷格终于告诉我，从越南回来之后，他一直不太对劲。在对自己的神经生物学特性有了全新的认知之后，他承认自己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身心系统“对快感的迷恋”之下，总是极度兴奋，高度警觉，并伴有过度惊吓反应、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坦言，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传奇的职业生涯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基本不睡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完成一笔大生意时的那种“快感”，那是一种他在越南时第一次体验到的感觉。格雷格还透露，他现在和第四任妻子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他在前三次婚姻中都出现了强迫性出轨行为。他说，当时他觉得自己“根本忍不住”。这些风流韵事及随之而来的谎言同样给他带来了自己喜欢的那种“快感”。
30多岁的“塔尼娅”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分析员。她坚定致力于自己所在组织的使命，努力防止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土地上。我见到她时，她刚刚错失升职机会，最后升职的是她的一位年轻的男同事。自那时起，她常常在半夜醒来，思绪万千。她甚至工作得比以往更久，让自己几乎没有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这样她才能向上级展示自己的决心，以便赢得下一次晋升机会。
塔尼娅是靠运动员奖学金上大学的，在那里她熟练地通过了高强度的课程作业，获得了经济学和阿拉伯语双学位，并且参加了日常训练和国家队比赛。当然，获得运动员奖学金意味着她在上大学的许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能应对各种任务的高手了。
在参加MMFT的过程中，塔尼娅意识到错失晋升机会是如何让她感觉“失控”的，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在上初中和高中期间，她对付这种感觉的方法是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每天只摄入400卡路里的热量。塔尼娅告诉我，她曾在高中时期“成功地治愈”了自己的厌食症，在上大学前她又拥有了与身高对应的标准体重。从那时起，每当觉得难以应对某些事情时，她便会依赖高强度锻炼来获得“控制感”。现在，她发现自己又开始计算起卡路里，重新限制自己的饮食。这让她感到很意外，因为她确信自己在高中之后就已经“走出了这种状态”。
“托德”是一名19岁的步兵。他已经在伊拉克完成了一次战斗，现在，他所在的部队正准备转战阿富汗。托德一点也不喜欢他的班长，因为这名中士总是因为托德的健忘而不断叨扰他去做事。例如，有时托德会穿错制服列队，而更多时候则是忘记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把整个队伍“搞得一团糟”。托德为自己的“低能行为”深感不安。
在我开始给托德进行MMFT培训前的一个月，他终于因为健忘而寻求帮助，实际上这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因为这种状况给他所在的队伍造成了相当不良的影响。从那时起，他每周都会去他所在驻地的诊所看医生。这位临床医生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给他开了三份处方：一份针对失眠，一份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一份针对膝盖和背部的慢性疼痛——他在背负重型设备、背包和武器时落下的。现在，托德与临床医生一起进行治疗，他也常会出现闪回，想起在伊拉克的经历和自己的童年。
事实上，托德的过去十分艰难。他的生父在监狱服刑，他们很多年都没有说过话。在成长的过程中，托德与他酗酒的母亲及异常严厉的继父一起生活。当托德在家闯祸甚至调皮时，他的继父会用皮带来对付他。11岁时，托德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
托德有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他很爱他的这辆摩托车，这是他用第一次出征时存下的钱买的。他喜欢沿着海岸开，在这里他能看到海浪，放空思绪。在过得特别糟糕时，例如当他“搞砸”一件事而被班长训斥时，他就觉得自己必须发泄一番。此时他会骑上摩托车，开得飞快。他坦言自己在高速公路上会至少开到150英里/小时（约合241千米/小时），危险地来回肆意飞驰。实际上，他告诉我：“越接近死亡，我感觉越好。”之后他会去自己最喜欢的酒吧，不过常常因为喝得太多而惹是生非。
从表面上看，这三个人似乎不太一样：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教育背景不同，他们经历过完全不同的压力和创伤事件，而且各自应对压力的方式也不相同。
的确，如果我在他们接受MMFT培训之前就径直地描绘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的情况，然后问他们自己的遭遇是否与另外两个人相似，那么我怀疑除了“有压力”之外，他们看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尽管他们有明显的差异，但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都遭遇过相同的经历。
和我一样，他们三个人都在自己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建立了一种对抗关系，并且积累了非稳态负荷。他们三个人都选择用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来应对身心的失调和内在的分裂。
痛苦有很多种，不变的是它总会让人遭罪。
压力等级划分
在阅读上述描述时，你或许会有意无意地评价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判断他们是否应该被我们视为“压力过大”的人。
在继续阅读之前，请花些时间看看自己是否在某些方面对他们的故事（以及上一章中我的故事）进行了判断、比较、评价或排序，例如，他们遭遇的痛苦的“价值”，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创伤事件的严重程度或他们的应对行为对周遭世界产生的影响，等等。
请注意，如果你发现自己做了这样的比较，请不要认为这有什么不对：这只是你的思考脑正在做所有思考脑都会做的事情。正如第1章所讲的，我们的思考脑已经在比较、评价和判断上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会比较他人的经历，也会拿他们的和我们自己的做比较。而这正是我们的思考脑天生的运作方式。
实际上，我们的思考脑中根深蒂固的比较和判断习惯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压力-创伤连续体的集体漠视。在本章中，我打算对这种导致我们无视这一连续体，同时给我们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带来重大影响的种种动因做一番探讨。在这里，我无意评判这些动因，我的目的仅仅是挖掘并阐明它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压力大”或“遭遇创伤”到底该如何界定，我们的思考脑有着共同的假设和期望。例如，我们很可能都会给托德的故事贴上“遭遇创伤”的标签，哪怕托德自己不这么认为。相反，我们都不太可能给塔尼娅的故事贴上“遭遇创伤”的标签，尽管在错失晋升机会之后，塔尼娅确实经历了创伤性压力。
第1章中我的键盘事件也是创伤的一种体现，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相反，我把自己的故事理解为一个“吃苦耐劳”或“坚韧不拔”的例子，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化非常珍视的。
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和她的同事们用“坚毅”（grit）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坚定、勤劳和锲而不舍等品质。她对学生、西点军校学员、企业销售人员和已婚伴侣的研究表明，“坚毅”即努力工作、有动力、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并勇往直前，是预测人们最终能否取得外在成就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并且优于家庭收入与智商水平等指标。[1]达克沃思的研究在我们的文化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她的书非常畅销，而她本人也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
毫无疑问，具备坚毅的品质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可以为实现重要的目标而忍受和克服困难。同样，坚毅的人更有可能把失败看作一次吸取教训的机会，不会因为失败而气馁。他们更善于在逆境中奋起，以加倍的努力获得最终的成功。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品质。
然而，有趣的是，有关坚毅品质的实证研究对它的代价只字不提，而这也是美国文化习惯的一部分。
创伤的一个普遍特征是解离（disscoiation），即让自己与痛苦及对痛苦的羞耻感割裂。这种解离可能会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理疾病、家庭暴力、对他人的霸凌和骚扰、成瘾、婚外情、自残、暴力或寻求刺激的行为。在格雷格、塔尼娅和托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伤的不同表现。
我选择了一种让精神战胜物质的极端解离方式，而这让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尽管和具有相同经济社会水平与教育背景的人相比，我的创伤负担可能相对较重，但我的行为并不符合人们对“遭遇创伤”的传统认知。我的应对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许。
稍有不同的是，格雷格、塔尼娅、托德和我无疑都有各自的坚毅之处。但与此同时，我还是一个曾经丧失视力的强迫性好胜者，塔尼娅是一个厌食工作狂，格雷格是寻求刺激的花花公子，而托德则是一个莽撞的驾驶者和暴力酗酒者。
被忽视的压力-创伤连续体
我们（个人或集体）对“压力”和“创伤”事件的理解、比较、判断和评价是一项由我们的思考脑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的思考脑对“压力”或“创伤”经历的认知受到了我们的家庭、组织、社会范式、信仰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总体来说，我们往往会认为“压力”和“创伤”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确，我们的思考脑区分了“慢性压力”（如长期工作狂）和“冲击性创伤”（如海啸、车祸或恐怖袭击等），又将这两者与“发展性创伤”（如在虐待或忽视自己的家庭中长大）和“关系型创伤”（如骚扰、歧视，以及建立在虐待或成瘾行为基础上的关系）区分了开来。
此外，在这些问题上拥有专门知识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等专业人士也倾向于分别研究“压力”和“创伤”。
例如，研究压力的研究人员通常会进行动物研究，专注于加强应激反应和压力相关疾病的特定生物学机制。此外，他们可能会专门研究“精英表现”，例如，与精英运动员和特种作战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游骑兵和绿色贝雷帽等）一同开展研究。后者希望了解如何提高身心系统在高要求或极端压力环境下正常发挥功能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研究发展性创伤和关系型创伤则是家庭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儿童心理学家和创伤研究者的职责所在。这些专业人士试图帮助人们应对过去（或当下）的创伤事件，从而让他们感觉好起来，并且能够进行日常生活。此外，这些专业人士可能会研究创伤连续多年的自我表达机制，以及被我们称为创伤再现（trauma reenactment）的自我重复机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专业人士会对家庭暴力、再次犯罪、成瘾、饮食失调或自杀等行为进行专门研究。
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接受的是不同学术领域的训练，他们在不同的期刊发表论文，参加不同的会议，专注于压力-创伤连续体的不同部分，所以我们认为压力和创伤有区别而且需要完全不同的策略或治疗手段的想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当大家在根本原因上形成了不同的集体认知时，我们自然会认为自己应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然而，对压力和创伤分别概念化的做法掩盖了它们所共有的一个神经生物学基础。压力和创伤并非某个事件所固有的，它们是一种连续的内在身心反应。在遭遇威胁或挑战时，人们在压力-创伤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他们的生存脑通过神经感觉对这一事件的无意识评判，而不是由他们的思考脑对该事件的有意识判断、评估或分类所决定的。
这样一来，每当遭遇威胁或挑战时，我们是否会经历压力或创伤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当前我们耐受窗的宽度。
这就是为何当一个13人小队遭遇伏击时，我们可以确定这13个人会出现不同的身心反应，因为他们的耐受窗有13种不同的宽度。此后，他们还会用13种不同的反应来应对这次伏击带来的压力和创伤。
此外，无论我们经历的是压力还是创伤，除非我们在这之后能够完全恢复，否则我们就会产生非稳态负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得到充分恢复的前提下，我们最终还会出现失调，即身心系统不再处于正常稳态时的身体、情感、认知、精神和行为上的不适症状。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的思考脑倾向于将慢性压力、冲击性创伤、发展性创伤及关系型创伤看作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给身心系统造成的影响却是相同的。
如果它们的影响如此相似，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总是区别对待它们呢？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很难承认他们的身心系统有脆弱的一面。
能力突出且有成就的成功人士及他们所在的行业头部机构无疑是认可“压力”的。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将“压力大”视为一种荣誉的象征，它证明了我们的成功与成就。在我们的共同认知中，“压力大”意味着这个人的工作量大、日程安排得满、非常忙碌且绝对重要。“压力大”不过是身为“宇宙主宰”的他们的一个副产品罢了。
否则，为何我们很多人都会吹嘘自己前一天晚上只睡了几个小时，上一次回家时孩子还没睡觉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情，自己要同时应付各种不同的活动和要求，或者我们已有很多年没享受过一个完整的假期，甚至一个完整的周末？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把自己的压力浪漫化了，甚至对它的抱怨也是带着谦虚的炫耀。
同样，我们大家都在社会上传递着这种矛盾的信息：尽管我们声称健康、人际关系、家庭、社区及“工作-生活平衡”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在赞许和褒奖那些在上述方面不平衡的人。
我们给自己和下属设定了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加剧了工作中的这种不平衡。那些失调的工作狂或那些焦虑的、事无巨细的主管得到了奖励，那些不会把裤子拉链拉上、有过骚扰行为的高管或那些制造了不利于员工健康的有害工作环境的专横领导得到了提拔。
当我们允许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比他们能在一天剩余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还要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还要参加课外活动、锻炼身体、自由玩耍并且要保证充足睡眠的情况下，我们也将这种矛盾的信息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仓鼠轮中，我们鼓励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参与有组织的活动或课程，哪怕是在上幼儿园之前。在另一方面，很多活动机构也在宣传它们的学前和课余项目，而家长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物有所值的日托替代方式。以孩子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的昂贵养育方式是当前主流的育儿模式；事实上，如今外出工作的母亲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和20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一样多。[2]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父母都表示，他们不喜欢孩子们超过常规安排的生活节奏。他们痛恨大多数的下午、晚上及整个周末都要和孩子们待在一辆车里来来回回地奔波。他们恨不得孩子们马上就能拿到驾照，好让他们避免这样忙乱的烦扰。父母和孩子们都一样匆忙和疲劳。
我们也想与众不同，但我们也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全情投入仓鼠轮中的生活，我们就要承受一些可怕的后果：破坏孩子们在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进入名校的机会，阻碍我们自己获得想要的工作、晋升或职业回报的机会。如果我们无法接受每一次邀请、会议、演讲、鸡尾酒会、邻居的烧烤及孩子同学的生日会，那么我们的个人和职业关系网就会受损。我们甚至为这种心态创造了一个缩写——FOMO（the fear of missing out），也就是对错失的恐惧。
然而，在把“压力大”等同于有能力、成功、忙碌和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在无意中断开了压力与其最终结果之间的联系。
总的来看，个体的选择及整个社会的矛盾信息在以种种方式让我们制造非稳态负荷，产生与压力相关的生理与心理疾病并表现出其他失调症状，人类往往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割裂了应对“压力大”的生活方式选择与它给我们的身心系统、人际关系、社区和我们这个星球造成的后果，我们不太可能对自己促成不理想的结果的行为负责。
这种割裂在创伤方面的影响更大。
正如第1章解释的那样，当生存脑无意识地认为我们在压力之下无能、无助和失控时，创伤性压力就会产生。虽然受到创伤难以完全避免，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们的思考脑却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压力大”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共同认知中，这意味着我们有压力、有能力、有毅力、强大且重要。那么“受创伤”呢？好吧，这等同于无能、装病、崩溃、受伤、消极、懦弱和不堪一击——没人想变成这个样子。
因此，我们总体上只会相信形式最为极端的冲击性创伤，比如飓风、地震、政治囚禁、酷刑、恐怖袭击、大规模枪击、战斗、强奸或绑架等。如果这世上一定存在创伤，那么我们愿意将上述这些事件统称为“令人饱受创伤”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贫困、虐待、歧视、骚扰和冷落等形式更微妙的“创伤”。[3]
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考脑或许都能理解经历战争或强奸之后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诊断，却不能理解遭遇职场性骚扰和长期歧视之后的这种诊断。当然，他们也不会理解经历了被冷落、情感上被忽视或没有关爱的童年之后的相同诊断。我们的思考脑会对他人和我们自身的经历做出评判。
换句话说，我们对“创伤”的传统理解通常只包括来自冲击性创伤的“重创”，却不包括日常生活中长期累积下来的所有“小结”，而这正是让我们的生存脑感到无助、无力、陷入困境或失控的日常小事：挚爱之人的临终诊断，工作场所中微妙且长久的排斥或歧视，黑人驾车出行被警察逮捕的危险[4]，孩子们面对的霸凌。这些长期累积下来的“小型”创伤几乎总是会表现在个人、职业或群体关系上，也就是说，它们通常是发展性创伤或关系型创伤。
它们同时也给我们的身心系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的思考脑通常会贬低或低估它们的实际效果，当然其他人的大脑也是如此。
在此通过举例来说明这一点。我想简单强调一下贫困、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包括身为边缘化群体一员而招致的污名、偏见和歧视，它们常常会导致慢性压力和关系型创伤。（我将在后续章节进一步探讨发展性创伤的影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些人可能同时属于多个边缘群体。尽管蓄意的暴力行为有可能发生，近来我们确实已经看到这样的暴力行为有所增长，但偏颇的态度、贬损的言语及其他微侵犯才是更常见的污名化和歧视表现。
美国的贫困人口，即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报告“正常”或“不良”健康状况的可能性，大约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的美国成年人的5倍。[5]他们因为慢性疾病或慢性疼痛而遭遇生理限制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倍。此外，他们的肥胖率以及罹患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比富裕的美国人更高。他们中有1/4的人吸烟，这一比率是家庭年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成年人的3倍。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紧张的可能性以及感到悲伤、绝望或一无是处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4倍和5倍。同样，自世纪之交以来，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白人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绝望之死”主要是由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引起的肝脏问题的增加而导致的。
性别歧视包括因为性别而产生的不尊重、歧视和不公平行为。与蓄意性骚扰或强奸相比，许多女性轻视了日常性别歧视的影响，认为其危害较小，甚至觉得没有危害。然而，就经验而言，抑郁、心理困扰、高血压、经前症状加重以及恶心和头痛等更多身体症状都与感知到的性别歧视有关。[6]而性别歧视也与女性的酗酒、吸烟及恋爱关系中的沉默有关联。
例如，在实验研究中，研究人员检测了女性在遭遇不同情况的性别歧视时的压力激素水平。[7]在一项实验中，一名男性告诉一些女性，她们被拒绝从事一项工作；而在第二项实验中，一些女性被要求与一名男性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她们认为这名男性是在评估她们是否有可能找到工作。这些实验创造了四种不同的条件——其中两种明显暗示了可能存在的性别歧视，还有一种暗示较为模糊，另一种则不存在性别歧视。只有在无性别歧视的情况下，因为另一名更加优秀的女性而错失就业机会时，女性的压力激素才没有增加。
异性恋主义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酷儿（queen）及变性人所经历的迫害、恐同行为、歧视、自我羞辱和性身份隐藏，已经造成了心理困扰、焦虑症、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孤立和饮食失调等诸多问题。[8]与异性恋群体相比，性少数人群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此外，在工作中遭遇异性恋主义歧视的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困扰和健康问题也更多，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更低，缺勤率更高。[9]
最近的一项针对1983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333项同行审议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表明，不良的健康状况与种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与种族主义有关，这些问题包括抑郁症、焦虑症、自杀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糖尿病、肥胖症和超重等生理疾病。经济不公也与种族主义有所关联，在美国50年来的家庭收入数据中，黑人与白人、拉丁裔与白人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的收入差距始终存在。[10]
重要的是，我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任何系统性的歧视、偏见和骚扰，自己的身心系统也会受到毒害。在阅读或观看与我们的身份相同的人被边缘化的新闻时，我们可能会出现应激唤醒水平的激增。而当我们回忆或预想自己被边缘化的经历时，我们也会出现这种激增。
一项实验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种变化：拉丁裔女性受试者预感自己会被一名白人女性评估并参加了这项评估，研究人员检测了她们在接受评估时的应激唤醒水平。[11]那些得知这名白人女性对少数族裔有偏见的拉丁裔女性，与那些得知白人女性对少数族裔没有偏见的拉丁裔女性相比，她们在接受评估之前的血压升得更高，应激唤醒水平更高，她们在评估过程中产生的威胁性情绪和想法也更多。这项研究突出表明，对歧视的长期警惕和预期可能会带来与实际经历歧视相同的压力。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和种族主义导致的日常关系型创伤，也就是被我们大多数人的思考脑视为“没那么糟糕”或“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严重。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压力已被激活，但这些事情将使我们的身心系统保持应激开启而非关闭状态。
否认我们的创伤
在继续阅读之前，你可以花些时间写下五个描述你对自己看法的形容词，一行一个。[12]例如，你或许认为自己“坚强、成功、乐观、自立且勤奋”，抑或你觉得自己“诚实、聪慧、友善、体贴且有同情心”。
现在，请在另一列写下对应这五个形容词的反义词。例如，“坚强”对应“软弱”，“诚实”对应“狡猾”。第二组形容词简单地概括了你性格的阴暗面。
对那些符合我们自我形象的品质的认同，意味着我们自然会否认和惧怕那些构成我们性格阴暗面的品质并与之抗衡。实际上，对其中一个方面的认同越强烈，我们就越是会否认、拒绝、压制甚至推翻另一方。
这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时候，当被我们否认的品质出现时，作为人类整体，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这两个方面的极端品质，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紧张，我们也越会与现实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诚实”，那么我们可能会否认自己“狡猾”的行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体贴”，那么我们就会无视自己真正的“自私”做法。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乐观而快乐，我们自然会排斥悲伤、抑郁或其他消极情绪，同时也会认为“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自立、坚毅、有韧劲且坚强，那么当生存脑感知到自己无力、无助和失控时，我们将很难接受这些感受。
尽管如此，当我们相对于某类品质而强烈认同另一类品质时，被我们否认的那一类品质更有可能控制我们，而且通常是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越排斥，越坚持。
我们在遭遇挑战或威胁时是否会产生压力或创伤，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的思考脑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神经感知是生存脑的功能。因此，压力和创伤从来都不会与我们的思考脑对特定事件是否会带来“压力”或“创伤”的分类和判断直接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所经历的压力和创伤几乎总是间接地与我们的思考脑的分类和判断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为何？因为当思考脑的判断和生存脑的神经感知不一致时，我们就为它们创造了形成对立关系的条件。这种内在的分裂常常加剧我们身心系统中的压力与创伤。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生存脑只允许和接受某种威胁、挑战或某些通常符合自身形象的情绪，同时否认我们实际经历过的其他威胁、挑战或全人类所有的其他情绪时，我们就制造了内部的分裂。
仅仅因为我们的思考脑不愿有意识地接受我们内心“软弱”、“柔弱”或“非理性”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些情绪。我们的生存脑必定还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实际上，所有的情绪都会在某个时刻在我们的身心系统中产生，因为所有的人类情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然而，当我们的思考脑排斥自己不想要的情绪时，我们就会让这种对立关系延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自身移出了耐受窗，同时建立了非稳态负荷。
那么，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认同某种品质但否认另一种品质的矛盾实际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最常见的是，我们会想办法来转移注意力和自我治疗，我们会否认、压制、区隔、忽视、规避和掩盖被我们否定的品质，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们的思考脑不愿意强调疼痛，相反，它往往着眼于未来，也就是我们将会实现的人生目标、我们将要获得的财富和名声、我们将要累积的财富、我们将会塑造的美丽身段、我们将会得到的下一个高分、我们将会建立的人际关系或我们将要完成的遗愿清单。
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存脑、神经系统和身体并不倾向于与这种思考脑的策略合作，也就是否认我们之前遭遇的疼痛、虐待、压力或创伤。
或许你已经发现，格雷格、塔尼娅、托德和我的故事都有一种趋势。塔尼娅和我倾向于通过内化方式来应对我们的压力和创伤：我让自己投入强迫性的过度追求之中，而塔尼娅则通过极度限制卡路里摄入和过度运动来克服自己的痛苦。我们都出现了内化的心理障碍：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而塔尼娅则患上了厌食症。
相反，格雷格和托德则通过外化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压力和创伤：格雷格通过高风险的交易和婚外情来获得刺激，同时收获了几场失败的婚姻，而托德的做法则是莽撞驾驶、酗酒和实施暴力。
尽管如此，我们四个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即通过应对策略来自我治疗，否认、压制、区隔和克服我们的压力与创伤，让我们的思考脑感到自己更有控制力。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方式依赖着社会可接受的道路与应对策略，而它们不会对我们的自我认同产生威胁。
实际上，女性对痛苦的内化和男性对痛苦的外化这两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十分常见。
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他许多文化）中，女性接受的教导是“不要惹是生非”或愤怒是一种不恰当的情绪。[13]尽管女性和男性一样会愤怒，但研究表明，女性在愤怒之后陷入羞耻和窘境的情况更多。女性更容易因为愤怒而被描述为“恶毒”、“敌对”、“好斗”和“好争论”，这突出表明了这种做法是多么不为社会所接受。女性更有可能在真正生气的时候哭泣或感到焦虑，因为悲伤和恐惧更符合她们的情绪范畴。无怪乎我们习惯于将痛苦藏于内心——我们无视痛苦，“为了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做出自我伤害之举，而且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表现出了大量内部失调的症状，包括抑郁症、焦虑症、“骗子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14]、饮食失调和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
相反，男性受到的教导则是要争强好胜和积极进取，而恐惧和悲伤不符合他们的情绪范畴。[15]我们被告知，睾丸素使得男性的体格天生具有攻击性，校园欺凌、性骚扰和侵犯及家庭暴力等都可以用“男人总归是男人”等理由一笔勾销。“坚强”的男人不会脆弱、沮丧或害怕，特别是当他们将痛苦外化到别人身上时，他们自己就会摆出“占上风”的姿态，比如自大、傲慢或有攻击性。然而，掩藏其下的却是被否定的痛苦、羞耻、恐惧、悲伤或无能感。难怪男性会习惯性地将自己不愿承认的痛苦外化并强加给他人。他们在社会上制造大量暴力事件，寻求刺激，喜欢冒险，而且表现出了不成比例的外化失调症状，包括间歇性暴发性精神障碍（简称IED，比如暴怒）、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简称ADHD）、酗酒和药物滥用等。
无论性别，那些认为自己成功、有能力、坚毅、坚强且坚韧的人往往会否认自身的创伤。为什么？因为创伤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品质的阴暗面。这些品质的对立面，比如无助、脆弱、软弱、无力和失控定义了创伤。这种动因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承认自己失去动力通常意味着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男子气概。
尽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文化上被社会化了，我们偏好、重视和认同的是“男性化”特质，同时忽视了“女性化”特质。这种两极化的对立呈现出了多种样貌：强与弱、理性与感性、强大与弱小、加害者与受害者、自立与贫困、控制与被控制等。我们也在我们共有的精神和身体及“压力大”和“受创伤”状态的并存中发现了这种对立。
心理治疗师特里·里尔（Terry Real）将这种对立称为“大分水岭”，上述对立的一系列特质的前半部分可被描述为“男性化的”，后半部分则是“女性化的”。[16]然而在文化上，这两部分的关系并不对等。具有“男性”特质的人往往会轻视具有“女性”特质的人，认为后者不如他人。
由于我们所有人都在与这种两极化斗争，因此男性和女性都会否认自己的痛处，相反他们会通过放大自己的身体症状来表达它，这个过程被称为躯体化（somatization）。大量实证研究，特别是针对参与过战争的退伍军人和遭遇过童年创伤或性创伤的幸存者的研究，将躯体化与情绪、压力和创伤的抑制联系在一起。[17]这种压抑下的痛苦通过身体疾病、慢性疼痛、消化系统问题、背痛、睡眠问题及其他身体症状间接地表现出来。自杀行为也与躯体化有关。[18]我们在格雷格、塔尼娅、托德和我的故事中都看到了躯体化的证据。
在高压环境中工作的人，抑或在等级较高的位置上工作的人尤其容易通过躯体化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与寻求心理或情感上的帮助相比，寻求生理问题上的帮助看起来没那么丢人。[19]关于这种高压环境下的文化倾向，最具启发意义的或许要数2003年美国第82空降师出征伊拉克的两周前针对该师士兵的一项研究。[20]在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比率相同的情况下，有无作战经历的士兵表达痛苦的方式大相径庭。与尚无作战经验的士兵相比，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出征压力，上过战场的老兵通常会否认自己情绪上的症状，比如焦虑、易怒、抑郁和自杀念头等。与此同时，他们报告的身体症状也更多，包括慢性疼痛、眩晕、昏厥、头痛、胸痛、消化不良、失眠及性功能障碍等。
美国文化和现代科学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压力和创伤的常见“恰当”反应一般是咬咬牙，继续前进，也就是拒绝、否认、掩盖、区隔、压制压力或创伤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调问题，进行自我治疗，从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总会将这种否定等同于韧性、毅力和坚毅。特别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隐忍不言的斯多葛主义成了主流。我们敬重的是“负伤战斗”的士兵和“带伤比赛”的运动员，我们敬重那些坚持下去的人，而不是任由疼痛、伤病和痛苦折磨自己的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无意识的规范和习惯相当有影响力。实际上，群体往往会复制个体的做法。就像个人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创伤一样，群体同样会否认创伤。然而不幸的是，在群体否认创伤的同时，这种否认为更多个体制造了遭遇创伤的条件，它将不断从文化上给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个人继续否认自己的创伤。
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家总是会将我们的成就、有形的创造、发明及我们对所在工作机构和群体的“附加值”加在一起来评估我们自身及他人。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美国一度发展得十分繁荣，由于市场看重的是生产力、效率、速度、耐性、坚毅、财富和利润，所以我们看重的也是这些。资本主义助长了整个社会所传递的矛盾信息：它重视和激励的往往是生产力和利润，但否认和无视这些利润背后的代价与后果。
我们可以在大部分股东和华尔街对市场的激励做法中看到这种动因。例如，仅以业绩为标准来奖励企业领导者，同时无视这些利润背后的“市场外部效应”，包括士气低落、不道德行径、压力引发的疾病、不安全的工作条件、骚扰和歧视文化以及对环境的有害影响等。在经济学中，外部效应（externality）是一种影响人类或地球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并不是他们想要招来的。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有害的、不道德的员工的工作年限更长，生产效率更高，至少在产出方面如此，这可能说明了他们为何能被选中，并且能在组织中想待多久就待多久。[21]
实际上，将性骚扰、环境污染或有害的工作条件都概念化为“外部效应”的做法本身就是这种动因的表征之一。在接纳、重视现实中的某个可取方面并归功于此的同时，它也否认、拒绝并抹杀了现实中天生与之共存的其他方面，从而以这种方式划清了两者间的界限。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位成功的电影公司老板，他的公司曾经出品过数百部大片，而他却因80多起强奸和性侵指控而声名狼藉并被判23年监禁。埃里克·施耐德曼（Eric Schneiderman）曾是一位因打击企业欺诈和腐败案而备受尊崇的检察官，但同时也是一个因酗酒和性虐待而获刑的阶下囚。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也是一名退休将军，曾向记者表示自己“很少感到压力”——他因制定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增兵”战略而广受赞誉，但同时他也曾故意将机密泄露给情妇。[22]
自米兔运动开展以来，很多观察家主张区别对待艺术家与其艺术作品——他们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这些人的成就上，从而将其违法行为排除在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之外。这种区别对待的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上是完整的人，我们既拥有创造天赋或出色的领导能力，同时也会对他人实施虐待和暴力行为、违反法律、成瘾行为或做出不道德的选择。
我们个人主义式的神话也强化了这种区别对待和否认问题的范式。当然，个人主义已深深植根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及其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之中。特别是自从越南战争爆发和民权运动开展以来，我们也看到了精英主义原则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职场中的兴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将生活理解成一段旅程，我们在其中发展自己的个人技能与天赋，累积成就，打磨自己的履历。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超级英雄神话过分强调智商，而忽视了其他品质。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自主性、自立和独立精神，却对我们实际上是社会中一员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看重的更多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但我们却忘记了实际上与之相伴的还有责任。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神话同样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产物中。从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开始，西方文明中就充斥着种种个人英雄的故事，他们是自力更生的英雄，通常是男性，他们的服务、牺牲和成功都源自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分离（或异化）。[23]超级英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布鲁斯·韦恩（Brauce Wayne）和彼得·帕克（Peter Parker）通过隔离自己来拯救他们的社区。[24]而安·兰德（Ayn Rand）的自由主义启蒙作品《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以及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独行侠（The Lone Ranger）和经典的美国牛仔形象亦是如此。他们都是粗暴、坚韧、理性、坚强、有男子气概的角色。
这种区隔范式最终也出现在了现代科学方法中。热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表示，数学不仅是纯粹理性的缩影，也是最值得信赖的知识。正如笛卡儿所言：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笛卡儿认为思考是存在的主要特征，因而人们可以通过推理和逻辑认识一切。
这些人将“客观”现实等同于能够获得可测量结果的概念空间。这种对量化信息的偏好意味着那些无法测量的现象（比如本能、直觉、情绪、梦境、情境）都缺少可靠的信息。[25]这种世界观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世界是可知的——我们可以借助充分的数据、测量或分析来获得客观的确定性。
这些文化上的信念造成了身体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内在”意识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对抗。它体现在我们文化对来自“理性”思考和“客观”信息的知识，而非来自直觉、情绪、想象、共情和其他“主观”来源的知识的偏好。[26]实际上，尽管我将在本书中依赖共有的经验证据和科学研究进行论述，但我会用这些“客观”信息与我的“主观”生活经验进行明确的对比，因为科学和实证研究本身通常只能让我们对事物形成片面的认知。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笛卡儿范式的作用。它是我们忽视情绪或生理层面的认知，以及我们的身体、感觉和情感的文化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会发现大家都更偏好思考脑“了解”的东西，而非生存脑“知道”的东西。
所有这些文化上的影响，以及我们对自身阴暗面的否认都强化了我们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对立关系。
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被教导要把自己看成独立的个体，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社区和周围的人；要认同我们思考脑的理解，同时无视我们的生存脑输入的信息的价值；要否认我们的选择对自己和周围人的身心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被告知，压力、创伤、焦虑、抑郁、不愉快和痛苦都只是“做事的代价”，成功和失败都是我们自身努力的结果。
这种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我们习惯于倾听、相信，并且只根据我们和他人思考脑的输入信息来做决定。我们从家人、朋友、老师、教练、上司、名人、媒体、广告和新闻中吸收思考脑叙说的东西。
我们还严重依赖于思考脑主导的疗法和技术，而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的思考脑感到更有掌控力。然而，它们往往会无视、忽略或试图“管理”或“修复”生存脑输入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情绪、生理疼痛及应激唤醒等。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将思考脑主导的工具与掩盖我们的失调症状或使其最小化的处方药及自我疗愈方式——通过食物或其他药物进行——搭配在一起。
以思考脑为主导的流行疗法和手段包括“谈话”疗法和群体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简称CBT）和认知加工疗法——后者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姐妹疗法，它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诊所中有着普遍应用；另有运动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方面的技术，例如，目标设定、“扩展和建立”积极情绪及“以力量为基础”的积极心理学。所有这些技术都依赖于思考脑主导的策略：用思维去重新评估和重新构建情境；寻找事情中的积极面，专注于感恩、内在力量及其他积极品质，有意识地培养积极情绪，通过想象和预演为未来的情形做好心理准备，专注于未来的目标并为其制订计划。
美国军方和其他高压组织广泛实施的抗压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些思考脑主导的技术为基础的。然而，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手段目前尚未显示出任何减缓失调或负面情绪的实证效果。[27]我将在后续章节解释其原因。尽管如此，如果个人无法利用这些手段来有效调节自己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那么他们可能会将这种无效性内化成自身的“问题”。[28]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在社会认可的策略方面加倍努力，然而这些策略会造成非稳态负荷，同时加剧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的对立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的生存脑依然在后台运作着，满足着我们的不良嗜好，用不忠和工作狂来破坏我们的亲密关系，让我们饮食紊乱，助长我们对药物的依赖，通过运动过量或锻炼不足来破坏我们的身体健康，驱使我们去寻求刺激或伤害自己，让我们用暴力、虐待、不道德或越轨的行径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外化到旁人的身上。
接下来，当生存脑如此操纵我们的行为时，我们通常会感到羞耻，也会自我批判，而且感到内疚。
但这不正是硬币的另一面吗？如果我们坚持把任何成就、成功、创造性工作或胜利都归功于自己，那么这不也就等于要我们将各种困难、缺陷、成瘾行为、生理和心理疾病、肥胖、人际关系问题及糟糕的选择都归咎于我们自己吗？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认为我们的思想、情绪、痛苦、行为及选择都取决于我们自己，那么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作为人类的缺陷时，我们的思考脑自然会感到不适。
对我们那些不符合自我形象的部分，包括“受到创伤”或经历痛苦，我们会去贬低、否定、区隔、掩盖或外化它们，分散对它们的注意力并将它们合理化，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多少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我们不想要创伤、负面情绪、成瘾行为、生理或心理疾病，也不希望自己无法熟练应对问题。我们会假设“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或“一定是我哪里不对”。过去的我显然也是这样。
幸运的是，这些来自思考脑的想法并不正确。
我发现，这种思考脑与生存脑在压力和创伤方面的不平等对话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尽管我们往往会更多地听取来自思考脑的信息，但我们的生存脑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信息。记住，神经感知是生存脑的功能。生存脑通常会就我们是否感到压力、经受创伤或失调等问题提供最为准确的信息。正如后续章节要探讨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生存脑决定了我们是否能从压力和创伤中恢复。因此，思考脑的主要手段往往并不完善。
这就是理解我们的身心系统如何连接以便我们所承受的压力能得到极度释放的关键所在。我们的身心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关联。我们身处家庭、邻里、校园和职场的人际关系之中，正如国家深植于其他国家、全球的经济体和国际机构的关系中一样。这些相互依存的网络由地球及其资源支撑，而我们的选择反过来也影响着相互关联的整个系统。
重要的是，我们尚且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些联系，当然这也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的身心系统是通过与自身所在环境的反复互动建立起来的，特别是童年时期我们与最亲近之人的互动。通过这些关联，我们形成了与他人互动，忍受逆境及应对压力、创伤和负面情绪的习惯性策略。例如，格雷格、塔尼娅、托德和我采用的不同应对策略正是我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作用的结果，这些策略明显具有适应性，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生存下去。
因此，今天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经历压力、创伤、负面情绪、渴望、“非理性”冲动，抑或实施暴力或做出有害选择的冲动时，这不过是我们过去的状况在发挥作用，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现在的我们。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探讨耐受窗背后的科学原理，包括我们的耐受窗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我希望帮助你的思考脑更好地理解你的生存脑，包括它的功能和原理，以便你更好地理解它所传达的信息。在认识到压力和创伤是一个连续体的前提下，我们会看到自己也许会以某种方式贬低那些在生存脑看来压力极大，但在思考脑看来“没那么糟糕”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自己可能不会考虑优先恢复状态，因为我们首先就轻视了压力或创伤的源头。此外，我们还会发现自己可能会如何错过那些让我们真正有动力去恢复和疗愈的着力点。
让自己感觉更好、在压力和创伤中茁壮发展并做出有效选择的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认识自我，而不是提升自我。
[1]A. Duckworth et al., “Grit: The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no. 6 (2007): 10871101; L. Eskreis-Winkler et al., “The Grit Effect: Predicting Retention in the Military, the Workplace, School and Marriage,” Frontiers in Personality Scienc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 no. 36 (2014): 1-12; Angela L. Duckworth, Grit: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New York: Scribner, 2016).
[2]Claire Cain Miller, “Stress, Exhaustion and Guilt: Modern Parent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18.
[3]Terrence Rea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vercoming the Secret Legacy of Male Depress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104-107.
[4]这里的原文为driving while black，意为美国黑人驾车出行时经常会被白人警察拦下检查，这个短语常被用来反映美国社会中歧视黑人的现象。——译者注[5]Steven H. Woolf et al., How Are Income and Wealth Linked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Urban Institute, 2015),www.urba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49116/2000178-How-are-Income-and-Wealth-Linked-to-Healthand-Longevity.pdf; J. S. Schiller, J. W. Lucas, and J. A. Peregoy, “Summary Health Statistics for U.S. Adults: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2011,”Vital Health and Statistics 10 (2012): 256; A. Case and A.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7): 397-476.
[6]R. J. Hurst and D. Beesley, “Perceived Sexism, Self-Silenc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ollege Women,” Sex Roles 68, no. 5 (2013): 311320; A. N. Zucker and L. J. Landry, “Embodied Discrimination: The Relation of Sexism and Distress to Women's Drinking and Smoking Behaviors,” Sex Roles 56, no. 3-4 (2007): 193-203; J. K. Swim et al., “Everyday Sexism:Evidence for Its Incidence, Nature,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from Three Daily Diary Stud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 (2001): 31-53; E. A. Klonoff, H. Landrine, and R. Campbell, “Sexist Discrimination May Account for WellKnow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sychiatric Symptom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4 (2000): 93-99.
[7]S. S. M. Townsend et al., “From ‘In the Air’ to Under the Skin: Cortisol Responses to Social Identity Threa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 no. 2 (2011): 151-164.
[8]S. E. Bonds, “Shame Due to Heterosexism,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tress: Correlates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Life in a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Sample,”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15); A. L.Roberts et al., “Pervasive Trauma Exposure among U.S. Sexual Orientation Minority Adults and Ris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0 (2010): 2433-2441; M. R. Woodford et al, “Contemporary Heterosexism on Campu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LGBQ Stud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Accept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4, no. 5 (2014): 519-529; K. T. Straub, A. A. McConnell, and T. L. MessmanMoore,” Internalized Heterosexism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hame Proneness among Trauma-Exposed Sexual Minority Women,”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5, no. 1 (2018): 99-108.
[9]C. R. Waldo, “Working in a Majority Context: A Structural Model of Heterosexism as Minority Stres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6, no. 2 (1999): 218-232.
[10]Y. Paradies et al., “Racism as a Determinant of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LOS One 10, no. 9 (2015): e0138511; Paul F. Campos,“White Economic Privilege Is Alive and Well,”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17.
[11]P. J. Sawyer et 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Stress Respons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Anticipating Prejudice in Interethnic Inte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 пo. 5 (2012): 10201026.
[12]Rodney Smith, Awakening: A Paradigm Shift of the Heart (Boston: Shambala,2014), 66-67.
[13]Leslie Jamison, “I Used to Insist I Didn't Get Angry. Not Anymor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7, 2018.
[14]骗子综合征表现为一个人始终无法相信个体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或者不相信个体成功是自身努力或自身技能过硬的结果。——译者注[15]Rea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Jackson Katz, Macho Paradox: Why Some Men Hurt Women and How All Men Can Help (Naperville, II: Sourcebooks,2006); Sandra L. Bloom and Michael Reichert, Bearing Witness: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Binghamton, NY: Haworth, 1998), 34-37;H. Braswell and H. I. Kushner, “Suicid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asculinity in the U.S. Milita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74, no. 4 (2012): 530536; G. Green et al. “Exploring the Ambiguities of Masculinity in Accounts of Emotional Distress in the Military among Young Ex-Serviceme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71, no. 8 (2010): 1480-1488; R. P. Auerbach, J. R. Z.Abela, and M. R. Ho, “Responding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Emotion Regulation, Neuroticism, and Engagement in Risk Behaviors,”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 no. 9 (2007): 2182-2191; A. L. Teten et al. “Intimate Partner Aggression Perpetrated and Sustained by Male Afghanistan, Iraq, and Vietnam Veterans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5, no. 9 (2010): 1612-1630;E. B. Elbogen et al., “Violent Behavior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U.S. Iraq and Afghanistan Veteran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4, no.5(2014): 368-375;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with Boys and Men” (August 2018), www.apa.org/ about/policy/psychological-practice-boys-men-guidelines.pdf.
[16]Terrence Real, “The Long Shadow of Patriarchy: Couples Therapy in the Age of Trump,” Psychotherapy Networker (September/October 2017), www.psychotherapynetworker.org/magazinelarticle/1112/the-long-shadow-ofpatriarchy.
[17]B. A. van der Kolk et al., “Dissociation, Somatization, and Affect Dysregulation: The Complexity of Adaptation to Tra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no. 7 (1996): 83-93; C. W. Hoge et al., “Associ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Somatic Symptoms, Health Care Visits,and Absenteeism among Iraq War Veter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4, no. 1 (2007): 150-153; M. M. Lilly et al. “Gender and PTS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Female Police Officer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3,no. 6 (2009): 767-774; M. A. Hom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s and Depression among Firefighters: Emotion Dysregulation as an Explanatory Factor,” 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 12, no. 2 (2016):235-245: W. D. S. Killgore et al. “The Effects of Prior Combat Experience on the Expression of Somatic and Affective Symptoms in Deploying Soldiers.”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0, no. 4 (2006): 379-385; K. B. Koh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Anger Expression, Depression, and Somatic Symptoms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Somatoform Disorder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66, no. 4 (2005): 485-491; Y. I. Nillni et al., “Deployment Stressors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OEF/OIF Veterans: The Role of PTSD,”Health Psychology 33, no. 11 (2014): 1281-1287; J. C. Shipherd et al.,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Marines,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Perceived Health: Evidence for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2, no. 1(2009): 3-10; G.J. G. Asmundson, K. D. Wright, and M. B. Stein, “Pain and PTSD Symptoms in Female Veterans,”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8, no. 4(2004): 345-350.
[18]R. A. Bernert et al. “Sleep Disturbances as an Evidence-Based Suicide Risk Factor,”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 17, no. 3 (2015): 1-9; E. B. Elbogen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oncurrent Suicidal Ideation and Violent Impulses in Military Vetera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30, no. 4 (2017): 425-435;V. Vargas de Barros et al.,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Individual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Sleep Disturbances among Firefighter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8, no. 3 (2012): 350-358; J. D. Ribeiro et al., “Sleep Problems Outperform Depression and Hopelessness a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Predi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 in Young Adults in the Military,”Journal of Affetive Disorders 136, no. 3 (2012): 743-750; J. D. Ribeiro et al.,“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he Capability for Suicide and Acute Agitation on Suicidality in a Military Sampl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2, no. 1 (2015): 25-31; D. D. Luxton et al.,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Short Sleep Duration in Redeployed OIF Soldiers,” Sleep 34, no. 9 (2011): 11891195.
[19]Killgore et al., “The Efects of Prior Combat Experience”; Hoge et al.,“Associ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 M. Greene-Shortridge, T.W. Britt, and C. A. Castro, “The Stigma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the Military,” Military Medicine 172, no. 2 (2007): 157-161; A. M. Berg et al.,“An Exploration of Job Stress and Health in the Norwegian Police Service:A Cross 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Toxicology 1, no. 26 (2006): 115-160; H. Stanley, M. A. Hom, and ‘T. E. Join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mong Police Officers, Firefighters, EMTS, and Paramedic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4 (2016): 25-44; C. J. Bryan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Military Suicide,”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16, no. 2 (2012): 95-110.
[20]Killgore et al., “The Effects of Prior Combat Experience.”
[21]Michael Housman and Dylan Minor, “Toxic Workers: Working Paper 16-057,”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Cambridge, 2015); L. Pierce and J.A. Snyder, “Unethical Demand and Employee Turnover,”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1, no. 4 (2015): 853-869.
[22]Scott Stossel, My Age of Anxiety: Fear, Hope, Dread,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of Mind (New York: Vintage, 2014), 28.
[23]Ian Watt, Myth of Modern Individualism: Faust, Don Quixote, Don Juan,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L. Callero, The Myth of Individualism: How Social Forces Shape Our Lives,Third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 22-23.
[24]克拉克·肯特是美国DC漫画中的超人；布鲁斯·韦恩是DC漫画中的蝙蝠侠；彼得·帕克是美国漫威漫画中的蜘蛛侠。——译者注[25]Edward Stewart and Milton Bennett,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1991), 41-4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Quentin J. Schultze, Habits of the High-Tech Heart:Living Virtuousl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2002), 31-37;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enguin, 1994); Morris Berman,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
[26]Stewart and Bennett,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32-37; Theodore M. Porter,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Princeton, 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Laura Aiuppa Denning, Marc Meisnere, and Kenneth E. Warner, Preventing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in Service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 Assessment of Program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4); S. L. Smith, “Could 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Have latrogenic Consequences?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and Research 40, no. 2 (2013): 242-246; M. M. Steenkamp, W. P. Nash, and B. T.Litz,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44, no. 5 (2013):507-512; Institute of Medicine, Preventing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in Service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 Assessment of Programs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Roy Eidelson and Stephen Soldz, “Does 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Work: CSF Research Fails the Test,” working paper no. 1 (Bala Cynwyd, PA: Coalition for an Ethical Psychology, 2012); C.A. Vaughan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Stress Control and Readiness(OSCAR) Program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5).
[28]Braswel and Kushner, “Suicid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asculinity in the US Military”; K. L. Larsen and E. A. Stanley, “Conclusion: The Way Forward,”in Bulletproofing the Psyche Prevent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Our Military and Veterans, edited by Kate Hendricks, Thomas and David Albright(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8), 233-253; Smith, “Could 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Have latrogenic Consequences?”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