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理机能在不确定时代的变化
2002年夏天，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博士论文，我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已经确定了我的答辩日期，答辩顺利通过并取得学位后，从9月起，我就可以获得光鲜的研究员职位了。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我学术生涯的成功开端前进。好吧，除了那件我没有告诉学术委员会的小事：我那包括10章和附录的学位论文还有7个部分尚未完成。
为了完成论文，我最终不得不在6月中旬辞去全职工作。8月的一个清晨，在强迫自己连续数日每天奋笔疾书16个小时之后，我端着咖啡杯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我打开自己的文稿，将前一天深夜完成的部分重读了一遍，接着开始写作。
第一句还没写完，我就呕吐起来，吐得键盘上到处都是。
我急忙拿纸巾清理自己的烂摊子，但很快就发现我的部分呕吐物牢牢地卡在了一些按键的缝隙之中。空格键的情况尤其糟糕，无论怎么擦都无济于事。
我去刷了牙，洗干净沾满呕吐物的胳膊，然后找出鞋子和钱包。我出门将键盘扔进垃圾桶，然后钻进车里。我驾车来到一家购物中心，把车停好。当时是清晨7:50。办公用品超市史泰博（Staples）8:00开门，我是第一个进店的顾客。
买好新键盘，回到家中的电脑前，我终于在早晨8:30之前敲下了第一个句子。
咬咬牙，继续前进——其实并不明智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得胃病，也没有食物中毒。实际上，多年来我常常犯恶心，而且没什么食欲。
这就是我在2002年前后的生活状态：日程排得过满，时间安排过于严格，一切都井然有序。这一切都是为了逼迫自己去实现目标。为了保持强健的体魄，我沉迷于高强度的锻炼。我在工作时总是很愉快，然而在家我却经历着剧烈的情绪波动甚至号啕大哭。我满脑子都是没完没了的待办事项和“如果做不完会怎样”的糟糕后果。一方面，我的身体一直处于高度警觉和紧张的状态中，向外营造着一种自信的气场；另一方面，我却在内心为悬而未决的事情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我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对人群、交通、巨大的噪声和明亮的光线十分敏感。因为失眠和噩梦，我很少能睡个好觉。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那天早上我的身体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巧妙的、戏剧性的，而且相当准确：当时我真的厌倦了这个项目，我迫切需要休息。
然而，那时我并没有时间这么想。我还有一篇论文要写，而且我快没时间了。
因此我无视了身体发出的这种极端信号，继续埋头写作。
我在最后期限之前提交了论文文稿，成功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如期在秋季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员生涯。
我也是一个焦虑的工作狂。
那么我是怎么出现这种状况的？为什么我会在写博士论文时吐在键盘上？为什么那天早上我的身体向我发出了如此剧烈的信号？为什么我的默认反应（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却是忽略和无视它，然后继续前进？
从很多方面来看，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过去15年来激励我工作的动力。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是一名教授国际安全的政治学家。2002年，我对这起“键盘事件”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身体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此来对抗我的大脑对行动和成功的渴望。当然，这种解释自然会带来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抵制这场运动。换句话说，我只要埋头深挖，就能进入意志力和决心的深井，坚持到底。否则，我在精神上就是软弱和懒惰的，不是吗？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能以这种方式去忽略和无视身体与情绪是一件好事，这种能力是力量、自律和决心的标志。从某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如此。但正如我将在本书中阐释的那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理所当然的策略实际上正在破坏我的表现与健康。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我一人所有。这样的体验十分常见，很多人称之为“咬咬牙，继续前进”或“坚持到底”。当代美国文化，尤其是勇士文化，普遍推崇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曾听说过那些克服极端逆境的人，或那些在挑战和挫折中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我们甚至会羡慕他们。正如我很快就要讲到的那样，我们现代社会的许多便利设施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咬咬牙，继续前进”的嗜好而设定的。然而，尽管这种在压力源作用之下坚持到底的自决意志值得赞许——这在某些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是决定存亡的关键因素，但长此以往，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生命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在生活中，我习惯了咬咬牙，继续前进，这么做不仅让我能够如期地完成论文，还让我做到了其他一些事情。例如：在跟腱严重受伤后的恢复期内，我依然在体能要求极高的军事资格课程中取得了排名前5%的成绩；以不到4小时的时间跑完全程马拉松（而且还是在冰雨之中！），而此前7天，我曾意外地被锤子一端的“利爪”戳伤了右脚跟，伤口足有2厘米深；1995年《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1]签署之后，在随美国陆军部队被派往波斯尼亚之前，我在每周工作120小时的情况下学习了一门新的外语，并且达到了基本熟练的水平。
然而，与此同时，多年来我都过着一种尴尬的双重生活：表面上我是成功的（就像我们的社会通常定义的那样），但在内心我却觉得自己很失败，我暗中与这些症状较着劲，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这样自我放纵了下去，直到我的视力下降，婚姻触礁，我才终于明白自己可以过得更放松一些。本书讲述的正是我如何治愈内心分裂的过程，以及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你又该如何去做。
本书目标
在我的个人探索过程中，为了理解我自己定义的身心对抗及其给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我另辟蹊径，转而开始进行一项平行式的专业性研究，去了解生活逆境、慢性压力和创伤如何影响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决策和表现。在此期间，我为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员开创了一个名为MMFT（读作M-f it）的心理韧性培训项目，我将在后文对此进行详细介绍。我还与神经科学家及压力研究人员合作，在由美国国防部和其他基金会资助的4项研究中，测试MMFT在准备投入战斗的部队中的有效性。在培训和认证他人来讲授MMFT课程之外，我曾向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数百支部队及许多其他的军事领导人、军人和退伍士兵讲授MMFT。我也曾向成千上万生活在高压环境下的对象传授MMFT的理念和技能，他们中有医疗服务人员、情报人员、消防员、警察与其他执法人员、律师、外交官、社工、学生、教师与学者、在最高安全级别监狱服刑的囚犯、救灾人员、运动员、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等。
在通向身心完整和谐的旅程中，我应用了许多不同的工具和治疗手段，比如瑜伽、冥想、萨满疗法和心智训练等。自2002年年末开始，我每天都坚持冥想练习。我还完成了不少高强度的长期静修，其间我曾在缅甸的一座寺庙做过居士。最后，在接受了数年临床培训和监督之后，我获得了体感疗愈（Somatic Experiencing）的执业治疗师认证，这可能是最着名的以身体为基础的创伤疗法。
尽管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我却常常发现没人能简明扼要地向我解释某些特定技术生效（或无法生效）的原因和原理，或为何我对这些技术的反应常常与他人截然不同。
因此，我创建MMFT的初衷（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与大家分享我所发现的参考指南。我希望分享一些支撑MMFT的核心科学与知识概念。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书并非MMFT教程，它涵盖了MMFT中没有直接涉及的其他主题，但不可避免的是，它本身无法复制MMFT的所有经验实践。我将运用最新科学发现来解释如何通过训练让自己在面对压力和创伤的前后及过程中变得更具心理韧性。我希望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神经生物学特性，并能因此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你无须经历不必要的焦虑，也不要怪罪自己的不完美或选择。
我在人生旅程中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弄明白，要想实现这些转变，我们并无捷径可走。为了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改善自己的表现并增强心理韧性，我们需要一份综合训练方案并加以持久练习。就像增肌和改善心血管功能需要持续数月的体育锻炼一样，心理健康训练的好处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在坚持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常会发现一些人转变得相对较快，而其他人则需要更久的时间。然而，仅仅阅读本书是无法实现这些转变的。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全盘照搬本书中的任何内容，只建议你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付诸实践并体察这些变化。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是一个具体的经验过程。这些都是自然的基本法则，而且没有任何捷径。
本书引用了许多来自高压职业人士的案例，比如军人、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应急人员等。这是因为许多得到同行审议的有关压力、韧性、表现和决策的实证研究都是在这些群体中开展的。同样地，本书在其他方面可能稍许偏重于经历过虐待或创伤人士的临床研究发现。尤其是在你不是高压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经历过创伤的情况下，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与上述两类人群有任何特别的联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强调：如果你生活在当今世界之中，那么这本书依然适合你。有关我们的身心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在压力和创伤前后及其过程中做出决定的科学依据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然而，我的希望不仅是让这本书帮你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压力。我的第二个目的是，让你对我们个人和集体对待压力与创伤的方式进行更广泛的思考。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我在2002年经历的身心对抗正是我在条件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它体现了某些深刻的家庭、社会和文化上的信仰、价值观、应对策略与习惯。我希望在本书中揭示这些潜在的机制，是它们加重了我们的压力和创伤，破坏了我们的表现与幸福。这些潜在的机制不仅影响了我们个人应对压力，或选择不应对它时所依赖的策略，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互动方式，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我们培训、激励和奖励员工的方式，以及我们组织公司和公共机构的方式。它们甚至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交往。
那么这些策略是否符合预期并能带来相应的结果呢？我们的文化似乎希望两全其美：我们想拥有更好的表现、更强的韧性，甚至更多快乐，但同时我们却不想探究阻碍它们发展的大量盲点。我们很多人恰恰认为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在工作压力、健康问题、科技的高速变革或新闻报道的毒害面前，我们总是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因此才会有这种两全其美的期望。然而，我们尚有可能改变自己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以一种更加强大的姿态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如果最后想让自己感受到能动性，就需要明确自己的意图，不断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自我意识和加强自我调节的技能，同时要在我们如何优先处理生活的不同问题上做出慎重选择。
我不是临床医师，也不是神经科学家。说到底，我带来的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即我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和创伤、我的康复过程以及我在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进行疗愈时形成的观察和见解。在不同场合教授MMFT期间，我曾与各行各业的人有过合作，他们经历过种种压力与创伤。因此，除了我自己的经历，我也会将他们的一些故事编入本书。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特意改动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的细节。
虽然本书并非回忆录，但它的内容确实来自我自己的压力、创伤和康复经历。这里的重点是那些压力和创伤性事件的影响及我在运用本书技巧之后，最终开始全面康复时发生的深刻变化。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是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也都是我通过自己的身心所体会到的。
1970年，我出生于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女。自独立战争以来，斯坦利家族的每一代都有人在美国陆军服役，甚至曾有家庭成员同时出现在美国内战的双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我的祖父两度作为步兵士官在亚洲参与作战，在此期间他还曾在德国加入战后占领军。我的父亲当了30年装甲骑兵军官，曾参加过近两年的越南战争。我是斯坦利家族第一个服军役的女性，接下来参军的还有一个妹妹。作为冷战时期的一名军中小鬼[2]，我在上大学之前搬过10次家，曾在海外生活了多年，还上过德国的学校。我成长于一个充满酒精、时而有暴力相伴的家庭。我也是幼年时期性虐待、跟踪、欺凌和强奸的幸存者，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我上大学之前，侵犯者是陌生人或我在直系亲属之外认识的人。
参军后，我曾在韩国和德国担任美国陆军海外军事情报员，并两次被派往巴尔干半岛。也许是冷战后接踵而至的部队裁编所致，我从未在军中从事过与我的实际军衔相称的工作。我总要填补更高职位的空缺，这个职位通常比我高出两级，这种经验上的差距相当有挑战性。例如，在晋升为少尉之后，我曾经在少校的位置上工作过几个月。除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培训活动带来的慢性压力之外，我在服役期间还经历了性骚扰，并在举报之后遭遇了打击报复。那次报复最终导致我辞去自己的工作。在随后为此展开的长达两年的调查中，尽管还在读研，我却因为涉案人员的军衔而被依法任命为国防部检举人。最后，我被免除了一切针对我的不实指控，而相关人员也被依法追究责任。
所有这些压力和创伤都去了哪里？它们主要留存在我的身体里，在那里我可以对它们分门别类，忽视它们、否认它们，推翻这么多身心上的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我转而全身心地埋头苦干，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担任学生会主席，作为我所在高中（我就读的第四所高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取得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府的学位；在乔治敦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从事我所在领域内全国最负盛名的项目之一。如此看来，就像我们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我是相当强韧的，因为我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并坚持工作。然而，在这种强迫性的努力中，我无法放慢脚步，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选择正在无情地削弱我的韧劲。咬咬牙，向着巨大的成就和成功继续前进……直到这么做不再奏效。
多年来，在我压制着那些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的同时，我的身体承受着这种否定性的重担［这也是慢性压力与创伤未得到恢复的常见效应，名为躯体化（somatization）[3]］。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我患上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鼻窦感染，出现了哮喘、咳血、失眠和偏头痛等症状。在波斯尼亚，我还曾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体验，当时我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原因在于我没有治疗自己的肺炎，并且在和士兵们一同清理废墟时让自己暴露在了水泥粉尘之中。我的身体在2004年达到了崩溃顶峰，当时我的视神经炎三度发作，视力急剧下降，随后经历了3周彻底失明的痛苦时光。（实际上我患的是莱姆病[4]，但我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最后在2012年才得到诊断，病因是我在服役期间被蜱虫咬了一口。）尽管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最初可能与压力并无关联，但它们来自与压力有关的两个根源：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功能受损。此外，对压力和创伤压抑得越久，我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它最终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进而使我的身体状况变得愈加复杂。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这样一种人类典型的比较心理：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相比较。实际上，我在讲授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主题，那就是人们对照他人比较自己的生活压力和事件的频率有多高，而在这么做的同时，人们会不自觉地看轻他们自己的问题或将其一笔勾销，认为这“没那么糟糕”。我将在本书后续章节解释这种心理上的比较习惯如何阻碍人们从创伤中恢复。因此，如果你注意到自己在阅读我的生活经历时也会进行这样的比较，那么请认识到这种习惯，同时看看你能否暂时将其放在一边。
诚然，尽管我的生活和每个人的一样，有其独特的挑战和面貌，但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早年经历的逆境、服兵役期间承受的极端压力以及在此之后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都可以作为身心活动的典型例子，反映了所有身心失调的机理：我的耐受窗是为了适应我早期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由于慢性压力与创伤没有得到恢复，这个窗口开始缩小。在我习惯性地无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并继续强迫自己前进的情况下，它缩得更小了。最后，我表现出了相应的症状，它们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影响了我保持心智、条理性、健康或快乐的能力。
实际上，尽管我在2002年的“键盘事件”发生时对此还一无所知，而且我需要通过多年的强化调整才能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最终实现身心和谐运作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然而它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却已遥不可及。在带着强烈的意愿经历了多年强化训练之后，我可以带着不加评判的好奇心去审视我自己的病态——我那“虚弱”的、“机能失调”的身体，我那强烈的、无法控制的“非理性”情绪，以及我那些见不得人的、可耻的行为。我没有任何遗漏地看清和理解了完整的自我，然后治愈了它，改变了它。
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渐渐明白，我的许多症状都是我对过去经历的心理隔离和否定造成的。因为在那些经历发生之时，背后的真相对我的心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为了帮助自己应对，我将它们放在意识之外，放在我的身体和无意识的信仰模式之中。只有让意识回归我的身体，我才能最终恢复并重拾健康，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容忍度，让我在面对未来更大压力的情况下可以表现得更好。最终，我可以用身心联盟取代我的身心对抗机制，同时获得多年来一直被我无视的天生的有机智能。当学会信任完整的自我暗示时，我最终能够彻彻底底地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想要或期望的样子，从而做出有效的选择。我终于可以驾驭生活，变得更加快乐、更有创造力、更加轻松并与他人建立了更多联系，而这些是2002年之前的我所无法想象的。
基本定义和原则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需要分享几个基本定义和原则。我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特别是在第二部分对它们做进一步展开。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公认的老掉牙的概念：身心系统（the mindbody system）。我将用它作为对我们整个人类机体的简称，这个机体包括大脑、神经系统、神经递质（比如大脑与神经系统之间的传导物质）、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比如我们的荷尔蒙），以及躯体、器官、骨骼、肌肉、筋膜、皮肤和体液等。
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有机体，其中每个区域都在以特定的方式处理信息和保护我们。[5]虽然这些区域实际上具有相互重叠的回路，但我将根据它们各自的功能来区分它们。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大脑皮层是发育最晚的区域，我将用思考脑（thinking brain）来指代它。思考脑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运作过程，也就是我们对自身经验产生的自发且有意识的认知反应。思考脑负责我们有意识的决策、道德选择，以及推理、抽象和分析能力。它让我们具备了集中注意力、回忆、牢记、更新相关信息及决策的能力。思考脑有一个显性学习和记忆系统来支撑这些功能，它按时间和空间存放信息，以便我们有意识地访问。我们知道，每当我们在头脑中不断进行思考、比较、判断和叙述等方面的评述时，思考脑就会活跃起来。预测、分析、计划、考虑和决定是它用来保护我们的策略。
相比之下，我所说的生存脑（survival brain）则由进化上更加古老的边缘系统、脑干和小脑组成。这些大脑区域对我们的情绪、人际关系、应激唤醒、习惯及基本的生存功能起到了关键作用。生存脑进行的是自下而上的运作过程，即我们对自身经历产生的不由自主的情绪和生理反应，包括情绪、身体感觉、发声和身体的活动倾向等。生存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神经感知（neuroception），这是一个快速扫描内外环境来搜寻机会、安全、愉悦、威胁、危险或痛苦的无意识过程。[6]生存脑的保护机制也十分简单：向前者靠拢（趋利），同时规避后者（避害）。生存脑具有一个隐性学习和记忆系统来支持神经感知，这是一个绕过思考脑的快速、自动化的无意识系统。它通过每一次的经历来不断获得隐性记忆，而不需要有意识的目的或努力。更重要的是，生存脑不是语言化的，因此它无法通过思考或叙述与我们沟通。相反，它激活神经递质和荷尔蒙，产生身体感觉和情绪上的信号——都与趋利避害的条件性冲动有关。这就是它被称为自下而上的运作过程的原因。然而，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些身体上的信号，思考脑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做出有意识的决定。虽然我们无法直接了解生存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情绪和生理唤起中看到它的影响。思考脑和生存脑共同组成了人们所谓的“心智”。
关于大脑，最后还要说到的一点是：意识（awareness）既不属于思考脑，也不属于生存脑。它的作用不同于思考脑的认知活动和生存脑的应激与情绪唤起。意识高于上述这一切，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够注意到思想、情感、身体感觉、身体姿势、温度和动作的原因。正念训练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引导和保持自己的注意力，继而稳定我们的意识，这样我们就能够注意和了解这些不同的身心体验并调节它们。
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缩写为ANS）连接了生存脑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作为一种自动控制系统，它控制着意识之外包括器官功能在内的各种身体机能。我将在后续章节对自主神经系统进行更全面的讨论。现在，重要的是了解自主神经系统负责的是应激唤醒与恢复，重新调整身体，使其专注于当前的生存需求或在应激唤醒期间被搁置一旁的长期任务。自主神经系统在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模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激（stress）是我们的身心系统在生存脑感知到威胁或挑战时产生的内在反应。尽管现代社会对应激反应有着种种负面和浪漫化的描述，但它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的身心系统调动能量——我称之为应激唤醒（stress arousal）因子——并用它来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天生就会产生应激唤醒，从而暂时打破我们的内在稳态，让我们能够成功地应对威胁或挑战。当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在理想情况下会解除所有剩余的应激唤醒因子，让自己完全恢复到基准状态。
这种打破我们的内在稳态，接着让我们回到常规状态的过程叫作非稳态应激（allostasis）。在经历威胁或挑战的前后及其过程中，非稳态应激能够让我们调动适当的能量和注意力来应对。然而，在慢性压力作用之下，我们的身心系统无法彻底从压力中恢复。相反，它仍旧保持着应激状态。
创伤（trauma）也是一种针对连续压力的内在反应。然而，并非所有的压力都会导致创伤。如果我们在经历压力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助且无法掌控局面，那么创伤就会产生。如果当前的威胁或挑战在某些方面包含了与我们早年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相关的触发因素，那么创伤尤其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7]
如果在经历慢性压力或创伤之后未能得到充分恢复，那么身心系统将保持应激状态，无法回归正常稳态。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非稳态相关的内在系统——大脑、自主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都会失调。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非稳态应激便会停止正常运作，而我们也将开始产生非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此外，在非稳态负荷的累积之下，我们会出现失调问题，其表现为生理、心理、认知、精神或行为上的一系列症状。例如，在20岁出头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慢性压力和创伤，并且没有完全恢复。因此我产生了大量非稳态负荷，并且表现出许多失调症状，包括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长期恶心、思维混乱、高度警惕、慢性生理疾病及一系列笨拙的应对行为。
我早年的经历或许在你看来是极端的，无论是就我的成就还是痛苦而言——那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很极端。极端行为通常和极端失调相关，它是一个人对极端失调进行掩盖、压制、否认和自我安慰，或以其认为的最佳方式来应对极端失调的标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咬咬牙，继续前进”是我的核心应对策略，但你可能会对其他方式产生更加深刻的共鸣，例如成瘾、吸烟或滥用药物、饮食失调、婚外情、寻求肾上腺素刺激的行为、强迫行为、自残、家庭暴力或暴怒、孤立、分裂、极度拖延或麻木不仁等。我将在本书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因此，我希望你也能认识到上述状态在你的生活中呈现的模样。这些状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所有人；那些在经历了诸如洪水、车祸、失业或失去心爱之人等痛苦或创伤事件之后而无法重新校准自己身心系统的人，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出现这些状况的还有那些在慢性压力之下习惯性地过度扩展自己身心系统的人，例如，某些人会为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而赶工或是长时间工作且连续数日无休，但他们的身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
正如这些定义表明的那样，在我们的社会中，压力和创伤之间有一个连续体。我们通常认为慢性压力（比如经年累月地工作，没有足够的休假）与冲击性创伤（比如恐怖袭击、性侵害或车祸）全然不同，而且这两者与发展性和关系型创伤也都有所不同（比如成长于充满暴力、虐待和不负责任的家庭之中）。我不想将这些类别混为一谈，也不认为它们都是一回事。从我们个人和集体如何理解与认识这些不同类型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它们绝对不是同一件事。尽管如此，从神经生物学特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自主神经系统和身体经历这类事件的方式确实又十分相似。事实上，对一个不堪重负的职员和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所受影响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密切。
我们在压力和创伤之间的连续体里对自己的定位，与我们的身心系统如何（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感知自己当下的状况有关，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动性。我们所感知到的能动性越少，这种经历对我们的身心系统可能造成的创伤就越大。这一原则正是MMFT得以建立的基础。
MMFT的目标是培养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挑战、压力和创伤，都能找到自己的能动性和选择的能力。怀着同样的愿望，MMFT以数千年来的勇士传统为基础培养学员的智慧和勇气，这是让人们在压力之下找到能动性、适应压力并在此之后得到恢复所必需的两种品质。在本书中，我将教你如何从身心系统的微观层面及与他人和外部环境之间互动的宏观层面获得能动性。
仓鼠轮[8]上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世界中。科技创新，特别是在遗传学、纳米技术、神经科学、机器人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方面持续加速，带来了社会、伦理和哲学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米兔”（#MeToo）两场社会运动[9]揭示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性别暴力等长期存在的社会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歧、“假新闻”和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信任。实际上，在2017年，5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当年是他们记忆中美国历史上的最低谷——这种感觉是美国所有年龄层共有的，他们中包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10]除了人类的这些冲突之外，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及自6 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于地球以来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同样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的物种多样性、健康和承载力。[11]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当我们将这一切放在一起思考时，我们就不会再奇怪于我们人类的身心系统为何常常显得过于脆弱，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尽管这套系统最早在20万年前就已设计好，而且此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事实上，从多个指标来看，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暴力、压力和创伤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枪击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死亡3.85人，大多数死于自杀，且高于社会经济水平与美国相当的其他国家：这一比率是加拿大的8倍，德国的32倍。2012年12月至2017年10月，美国发生了1 5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 700人死亡，6 100人受伤。[12]只有也门这一个深陷内战、濒临崩溃的失败国家的大规模枪击死亡率高于美国。[13]更广泛地说，美国居民在2016年共经历了570万起暴力侵害事件，即每1 000人中就有21.1人受害，包括强奸、性侵、抢劫、重度伤害或单纯强暴等。[14]美国的监禁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有230多万人在监狱服刑。[15]同时，89%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曾经经历过至少一次创伤事件，其中多数人表示他们经历过多重创伤。[16]当然，并非每个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都会出现创伤。在美国，有4%~6%的男性和10%~13%的女性一生中至少罹患过一次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经历过战争的男性和遭遇过性侵害的女性中，罹患终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是前者的2倍多。[17]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少单独发生，它的出现通常伴随着药物滥用、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症状的人也更有可能对亲密伴侣实施暴力或自杀。[18]
其他看似与创伤无关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可能反映了美国人较高的创伤水平。当前，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近一半的美国人一生中至少会患上一种精神疾病，因而精神疾病比癌症和心脏病等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残疾。[19]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疾病的诊断率也在不断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报告的频率有所增加，以及诊断手册里收录了更多精神疾病。大多数纵向研究（研究人员回归同一个群体，收集不同场景下的数据的研究）都证实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而且终身患病的风险一代比一代高。例如，2007年美国年轻人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可能性是1938年同龄段美国人的6~8倍。今天，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5% ~20%，是1915年之前出生的美国人的10倍（这些人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20]过去70年间，焦虑症的发病率也在稳步上升。现在，焦虑症是美国最常见的精神疾病，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受其影响，求治焦虑症的美国人比求治背痛或偏头痛的更多。实际上，和没有焦虑症的人相比，罹患这种疾病的人看医生的可能性是前者的5倍，住院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缓解类似生理疾病的症状，比如心悸、头痛、睡眠问题或胃肠道症状等。[21]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药物滥用行为也在增加。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曾有过滥用或依赖酒精的行为。[22]自2000年起，因酗酒引发的急诊次数增加了50%。[23]虽然美国人口数量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4%，却消耗了全世界75%的处方药。[24] 2014年，超过3 500万美国人服用了抗抑郁药物，比2000年的1 300万人增加了不少，其中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是2000年的3倍多。此外，有超过700万美国人经常因非医疗因素使用精神类药物，比如止痛药、兴奋剂、镇静剂或安定药等。毫不奇怪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国家，自1990年以来，这一比率已经增长了超过650%，使得2016年和2017年的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下降，低于社会经济水平与美国相当的许多其他国家。[25]吸毒过量是现在导致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三分之二是由阿片类药物引起的。2017年，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导致近4.8万人死亡，超过了艾滋病危机最严重时的年度死亡人数。
除了阿片类药物滥用和酗酒之外，自杀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群体和乡村地区中尤其如此。[26]如今，大多数乡村地区的自杀率几乎是城市地区的2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家庭普遍持有枪支有关。总体而言，美国的自杀率在1999年至2017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其中死于酒精、毒品和自杀的人数达到了自1999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死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自杀一直是美国人的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趋势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成年人。在过去十年里，因自杀倾向而接受住院治疗的青少年人数翻了一番。[27]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的调查显示，2016年，62%的美国大学生表示自己在前一年经历过“无法应对的焦虑”，焦虑症是他们当前寻求咨询服务的最常见原因。从更广的角度来看，2017年，91%的年龄在15到21岁的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Z世代”，称自己经常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生理或心理症状，比如抑郁症或焦虑症等。
而美国的成年人也表示他们在主观上感到压力更大、更焦虑。[28]例如，在2008年至2016年间，美国谷歌网站上“焦虑”一词的搜索比率增长了1倍多——在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中位数较低及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这个词的搜索率更高。同样，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中度或高度紧张的状态下，4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在过去5年内有所增加，特别是工作方面的。然而，尽管承认自己的压力水平不利于健康，但大多数美国人也表示自己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时感到受挫，并指出主要的障碍是因为太忙。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美国生活方式的指标：运动量能够达到推荐标准的美国成年人不到一半，几乎有38%的美国人被归为“完全不运动”一类。[29]肥胖的美国成年人约占1/3，另有1/3的美国人超重。1/5的美国人表示自己经常因为压力而暴饮暴食或食用不健康的食物。而且，1/3的美国人至少表现出一种失眠症状，2017年，有4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个月内晚上睡不着。
为了解释焦虑症和抑郁症患病率的不断上升，研究人员指出，慢性身体疾病、肥胖、高碳水化合物和高糖饮食、缺少体育锻炼等都缘于过去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进化错配。[30]他们还指出，不平等、孤立、无聊和孤独感伴随着社会资本和社区的衰落已然成了现代生活的特征。例如，一项从尼日利亚到美国都市女性的跨文化分析发现，环境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程度越高，抑郁症的患病率也越高。无独有偶，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似乎可以解释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为何比墨西哥移民更高。总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罹患焦虑症和抑郁症。
上述种种统计数据表明，许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正在主观上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这些社会变迁与现代世界和我们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神经生物学特性之间的错配有关。和我们的穴居祖先一样，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特性决定了我们天生就可以定位当前的致命威胁（比如捕食者），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重要的是，我们与祖先所共有的身心系统得到了优化，使得我们能通过短时的爆发即刻存活下来，然后再进入恢复期，进行愈合、繁殖和成长等更为漫长的活动。
这固有的属性尚未改变，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连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决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很少身处致命危险之中，但我们的身心系统始终依赖着这种固有属性来应对“象征威胁”，比如对迫在眉睫的工作或下一次校园枪击案会发生在何时何处产生的焦虑。然而，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是，我们的身心系统可以一连开启数日、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那些在我们产生应激唤醒反应时天生就不被优先考虑的长期任务将被一再推迟。
矛盾的是，现代社会的便利加剧了这些问题。我们面对着持续的需求、最后的期限、时间的压力以及让我们得以超越自然约束的科技。显然，全天候接触电子设备的条件助长了“多任务处理”的神话，这让我们难以从社交媒体信息中解脱出来，也无法摆脱将我们和办公室捆绑在一起的电子束缚。然而，这种持续的电磁干扰通常没有被我们意识到，也使得我们的身心系统保持着开启状态。从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速度，到公共场合中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传送的高速变化的图像和声音，再到我们在无聊时候使用的计算机和手提设备，我们不间断地接收着种种电子刺激。即便是电这样“老气”的事物也能让我们置自己的睡眠、营养吸收和恢复的自然生物节律于不顾。除了从科技上的超越之外，我们还补充了种种药物，比如处方药、康乐药物、抗酸剂、泻药和安眠药等。咖啡因、尼古丁和糖分帮助我们在短期内人为地调动能量、集中注意力，而酒精则帮助我们在一天结束时放松下来。也就是说，这些便利条件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超越自身的固有属性，我们最终会越发偏离我们与生俱来的校准和自我调节能力。
最后，现代世界远比我们穴居祖先所处的世界复杂。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都是“象征威胁”，这意味着现在它们很少需要我们针对人身安全方面的致命危险做出决定。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开启了我们旧石器时代“战或逃”的天性，但我们没有一个直接的出口来使用自身调动的所有应激唤醒因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来指示我们终于可以“退出”了。最容易让我们在心理上感到威胁的压力源（最容易调动我们的能量）是那些令我们感到新奇、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事物，而这三个形容词恰好贴切地描绘了现代生活！
这么看来，无怪乎我们都会产生慢性疼痛、失眠、便秘、性功能障碍或免疫功能受损引起的身体疾病。无怪乎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自觉地把眼前的事情看得比长远的幸福、成功和健康的身心更加重要。无怪乎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孤立、疏离和不满。无怪乎我们与冷漠、倦怠、焦虑、抑郁、麻木和无意义做着斗争。无怪乎我们精疲力竭，不断运行着我们的身心系统，却不对它们进行优化，并最终将它们耗尽。
尽管这种失调影响的是我们所有人，但它对那些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来说尤其严重。从在危机中做出瞬间战术选择，到制定通常会产生重大财务、战略或政治结果，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高风险决策，在这些过程中保持冷静、公平、同情和果断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越忽视自己的天性，越消耗自己的精力，就越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在种种这样的情形下，冲动决策、误判、不道德或暴力行为及道德上的伤害无疑会令人们越发担忧。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尽可能多地将收集信息、制定决策甚至完成任务的工作交由科技工具、机器人、无人机和计算机去完成的现象激增。这种对技术革新的贪得无厌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预期之上，即我们能够借助更多科技来克服自身的生物属性和现代社会之间的严重错配。它还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充斥着复杂而密集的信息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暗中渴望自己最终能够走出永无休止的仓鼠轮。这种半清醒的假设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规避自己情绪化、冲动和容易疲惫的不可靠属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过得更好。
拓宽耐受窗
那么，拥有一套在20万年前的威胁下得到优化的身心系统的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祖先都无法想象的现实挑战呢？又该如何制定有效决策去应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如何才能以坚韧和机智的品质，用智慧和健康的身心去应对它们，同时不会在心中内化一种信念，认为现代机器能够做得比我们更好？这些是我几年前面对的问题，当时我的身体因为自己无法响应它的基本需求而几乎停止了运转。
我的答案是学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生物特性，而这也是MMFT的基础。通过系统性地训练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能够拓宽我们的思考脑和生存脑协同工作的耐受窗。事实上，耐受窗是本书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耐受窗越宽，我们就越容易找到动力，在压力中有效行事，继而得到恢复。诚然，我们从穴居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神经生物学特性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通过特定方式引导自己的注意力，我们就能学会如何有意识地调节这种天性。当运用意识，以这种方式去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时，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最优秀的、独一无二的人类品质：我们的同情心、勇气、好奇心、创造力以及与他人的连接。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做出明智的决策和选择，哪怕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不确定性和变数之下。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耐受窗范围内上下调节压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便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范围之中。[31]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整合来自思考脑和生存脑的输入信息，使两者都无法相互压制，也不会绑架我们的选择。在这个耐受窗中，思考脑和生存脑共同形成了一种联合、协作的关系，使得我们可以触及自己的内在智慧，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直觉”。因此，我们的耐受窗宽度决定了我们在各种情形之下做出敏捷和适应性决定的能力，包括在极端压力或危机之下瞬间做出的生死攸关的决策，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如何与人交往以及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等日常选择。
我们习惯性地在自己的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以及我们的大脑、自主神经系统和身体之间建立联系，而这些联系对我们的耐受窗宽度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耐受窗最初是通过我们的基因和早期社会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种相互作用始于子宫，并一直延续到青春期。我们在应对压力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大多数默认方法都与早期的社会环境有关，这对我们的耐受窗宽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耐受窗也会随着我们不断重复的经历变窄或变宽。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详细地探讨这种变化。
耐受窗宽的人准确评估安全与危险的能力更强，这种生存脑的无意识过程叫作神经感知。在安全或遭遇危险的情形下，他们都更有可能做出灵活和恰当的反应。他们最擅长调用自己的思考脑来应对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并能够在之后彻底有效地恢复。他们更可以消化当前环境下的所有信息，不会让自己的注意力被即时出现的主要威胁吸引。他们更能顺应潮流，在挑战性事件中与他人保持联系。
然而，这也是关键所在。即便是那些天生具有宽耐受窗的人也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耐受窗会因为慢性压力或创伤没有得到恢复而缩小。当我们让这个系统始终保持“开放”状态，并且从不关闭它时，哪怕最有韧性的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能力被逐渐破坏。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生物属性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错配，即便我们任由自己的旧石器时代属性无意识地发展，这种破坏依然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通过一些有意识的努力来调节自己的生物特性，那么每个人的耐受窗最终都会缩小。
随着耐受窗的缩小，我们越发觉得自己身处耐受窗之外。在我们的耐受窗之外，思考脑和生存脑处于一种敌对、对抗的关系之中，每一方都试图压制和压倒另一方。在这里，当区隔和压抑自己的情绪、身体感觉及身体需求和局限时，我们可能会控制自己的思考脑，抑或在情绪和痛苦驱动我们决策，导致我们做出冲动的反应性选择时，我们可能会绑架自己的生存脑。我们也更有可能借助食物、咖啡因、烟草、其他药物、成瘾行为，以及暴力、自我破坏或寻求刺激的行为来进行自我疗愈或掩饰自身的痛苦。最后，我们在耐受窗之外也更有可能遭遇创伤。
如果你与那些在过去10年接受过MMFT训练的人一样，或像写论文时期的我一样，那么现在你的默认做法可能是抑制压力或试图找到如何“对付”困难处境的方法。然而，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那样，现在你认为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事件的（以及我们的文化所推崇的）很多手段，比如隔离、压制、忽视、分散注意力，将事情重新定义为“积极的”“没那么糟糕”或坚持下去，实际上可能会让你的压力更大。在本书中，你将了解这些常见的习惯会如何让你失调，损害你的健康，扭曲你的看法，让你忽视重要的信息，无法看到自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并且亟须改变方向，以及它们如何切断你同自身和支持你的人的关系。
下一章探讨的是我们如何及为何倾向于在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发展对立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忽视压力和创伤之间的连续体。第二部分将接着探索耐受窗背后的科学原理，即耐受窗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的。这一部分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考脑、生存脑、自主神经系统和身体以及它们的不同暗示和功能。最后，在第三部分，我将教你在何时、何地及如何通过引导注意力来拓宽自己的耐受窗。我将帮助你学会将自己身体的暗示当作一种信息资源，继而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用自己的思考脑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请不要直接跳到第三部分，因为你需要借助第二部分的内容才能理解第三部分的工具和技术。
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系统被设计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其中我们身心系统的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能力和洞察力。只有当思考脑和生存脑像盟友一样运作时，我们才能释放这种协同的潜力。当选择在思考脑和生存脑之间发展一种同盟关系时，我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耐受窗内行事，而且可以从之前的慢性压力和创伤中得到治愈和恢复，也会因此而拓宽自己的耐受窗。
[1]1995年12月14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战中的交战各方在巴黎签订《代顿和平协定》，终止了长达3年8个月的战争。——译者注[2]军中小鬼（army brat）用来指代父母就职于美国军队的儿童，他们经常随父母搬家，因此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故乡”。——译者注[3]躯体化是指用躯体症状来表达精神不适的一种心理现象。躯体化障碍是一个连续疾病谱，从症状发生于潜意识层面、不由意志控制，到症状发生于意识层面、可受意志控制。——译者注[4]莱姆病在1976年得到认定，是一种由蜱虫传播的、伯氏疏螺旋体感染导致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引发神经、心脏和关节方面的异常。莱姆病是美国报道的最常见蜱传播性疾病。患者通常在夏季和早秋发病，多数病人生活在丛林地区。——译者注[5]Pat Ogden, Kekuni Minton, and Clare Pain, Trauma and the Body: A Sensorimotor Approach to Psychotherapy (New York: Norton, 2006), chap. 1.
[6]Stephen W. Porges, The Polyvagal Tbeory: Neuropbys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motions, Attachment, Communic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New York:Norton, 2011), chap. 1.
[7]Robert C. Scaer, The Trauma Spectrum: Hidden Wounds and Human Resiliency(New York: Norton, 2005), 205; Bruce S. McEwen and Elizabeth Norton Lasley, The End of Stress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D.C: Joseph Henry,2002), chap. 1.
[8]仓鼠轮是饲养宠物仓鼠时放在笼子中供仓鼠跑动的轮子，仓鼠可以在其中一直不停地奔跑，但永远不会前进。——译者注[9]这是源于美国的两项旨在保护黑人和女性权益的人权运动。——译者注[10]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tress in America: State of Our Nation”(2017), 1.
[11]G. Ceballos, P. R. Ehrlich, and R. Dirzo, “Biological Annihilation via the Ongoing Sixth Mass Extinction Signaled by Vertebrate Population Cosses and Declin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no. 30(2017):E6089-E6096.
[12]German Lopez, “America's Unique Gun Violence Problem, Explained in 17 Maps and Charts.” Vox (November 5, 2017), 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10/2/16399418/us-gun-violence-statistics-maps-charts; Nurith Aizenman, “Gun Violence: Comparing the U.S. to Other Countries.,” NPR,Morning Edition (November 6, 2017), 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 da/2017/11/06/562323131/gun-violence-in-US.
[13]Max Fisher and Josh Keller, “Only One Thing Explains Mass Shoo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17, A15.
[14]Rachel E. Morgan and Grace Kena, “Criminal Victimization, 2016,”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7).
[15]Peter Wagner and Bernadette Rabuy,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17”(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2017),www.prisonpolicy .org/reports/pie2017.html;“World Prison Populations,” news.bbc.co.uk/2/shared/spl/hi/uk/06/prisons/html/nn2pagel.stm.
[16]这项研究指的创伤事件包括任何符合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A的事件。比如：经历灾难、事故、火灾、接触危险化学物质、暴露于战斗或战争现场，遭遇身体攻击或性暴力；意外目睹身体攻击、性暴力、尸体或残肢；在暴力、事故、灾害中遭遇危险与伤害，或家人、亲密朋友的死亡。
[17]D. G. Kilpatrick et al, “National Estimates of Exposure to Traumatic Events and PTSD Prevalence Using DSM-IV and DSM-5 Criteri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 no. 5 (2013): 537-547; J. J. Fulton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EF/OIF) Veteran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31 (2015): 98-107; B. P Dohrenwend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Risks of Vietnam for U.S. Veterans: A Revisit with New Data and Methods,”Science 313, no. 5789 (2006): 979-982; H. S. Resnick et al., “Prevalence of Civilian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ample of Wom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 no. 6 (1993): 984-991; Sandra L. Bloom and Michael Reichert, Bearing Witmess: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Binghamton, NY: Haworth, 1998), chap. 1.
[18]J. R. Cougle, H. Resnick, and D. G. Kilpatrick, “PTSD, Depression, and Their Comorbidity in Relation to Suicidality: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Analyses of a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of Wome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6, no. 12 (2009): 1151-1157; I. R. Galatzer-Levy et al., “Patterns of Lifetime PTSD Comorbidity: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0, no. 5 (2013): 489-496.
[19]R. C. Kessler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Age-of-Onset Distribution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Initiative,” World Psychiatry 6, no. 3 (2007): 168-176; W.C.Reeves et al, “Mental Illness Surveillance among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0, no. 3 (2001): 1-32; M. K. Nock et al.,“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s among Mental Disorders and Suicidal Behavior: Finding from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PLOS Medicine 6, no. 8 (2009), e1000123.
[20]Kessler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Age-of-Onset Distributions”; R. C.Kessler et al., “Anxious and Non-Anxiou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Epidemiology and Prychiatric Sciences 24, no. 3 (2015): 210-226; L. J. Andrade et al, “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ICPE) Survey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rychiatric Research 12 (2003): 3-21; J.M. Twenge et al. “Birth Cohort Increases in Psychopathology among Young Americans, 1938-2007: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the MMPT,”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 (2010): 145-154; Nock et al., “CrossNational Analysis”; Scott Stossel, My Age of Anxiety: Fear, Hope, Dread,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of Mind (New York: Vintage, 2014), 213; S. Lee et al.,”Lifetime Prevalence and Inter-Cohort Variation in DSM-IV Disorders in Metropolitan China,”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7 (2007): 61-71; B. H.Hidaka, “Depression as a Disease of Modernity: Explanations for Increasing Prevalenc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40, no. 3 (2012): 205-214.
[21]P. S. Wang et al. “Twelve Month Use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 no. 6 (2005): 629-640; Jean M.Twenge, Generation Me: Why Today's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Confident,Assertive, Entitled-and More Miserable Than Ever Before,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York: Atria, 2014), 140-143; Stossel, My Age of Anxiety,300-301; R. C.Kessler et al.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Comorbidity of Twelve-Month DSM-IV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S-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 no. 6 (2005): 617627; Kessler et al., “Anxious and Non-Anxiou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R. C. Kessler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Age-of-Onset Distributions of DSM-IV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S-R),”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 no. 6 (2005): 593-602; Benoit DenizetLewis.“The Kids Who Can'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5, 2017.
[22]Steven M.Southwick and Dennis S. Charney, Resilience: The Science of Mastering Life's Greatest Challeng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 L. Saad, “Few Americans Meet Exercise Targets: SelfReported Rates of Physical Exercise Show Little Change since 2001,” January 1, 2008, www.gallup.com/pol/103492/few-americans-meet-exercise-targets.aspx; D. S. Hasin, F. S. Stinson, E. Ogburn, and B. F. Grant, “Prevalence,Correlates, Disability and Comorbidity of DSM-IV Alcohol Abuse and Depen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4, no. 7 (2007): 830-842.
[23]Gabrielle Glaser, “America, It's Time to Talk about Your Drin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17.
[24]Stossel, My Age of Anxiety, 176, 97; Benedict Carey and Robert Gebeloff, “The Murky Perils of Quitting Antidepressants after Years of Use,” New York Times,April 8, 2018;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Popping Pills: Prescription Drug Abuse in America,” www.drugabuse.gov/related-topicstrends-statistics/infographics/popping-pills-prescription-drug-abuse-in-america; U.S.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Results from the 2011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Summary of National Findings.”NSDUH Series H-44 (Rockville, MD: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ealth,United States, 2013: With Special Feature on Prescription Drugs” (Hyattsville,MD: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World Drug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25]Amanda Erickson, Opioid Abuse in the U.S. Is So Bad It's Lowering Life Expectancy. Why Hasn't the Epidemic Hit Other Countri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17; Lenny Bernstein,” U.S. Life Expectancy Declines Again, a Dismal Trend Not Seen since World War I,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9, 2018; Josh Katz, “Just How Bad Is the Drug Overdose Epidemic?”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7,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4/14/upshot/drug-overdose-epidemic-you-draw-it.html.
[26]Dan Keating and Lenny Bernstein, “U.S. Suicide Rate Has Risen Sharply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16; Adeel Hassan, “Deaths from Drugs and Suicide Reach a Record in U.S.”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19; Bernstein, “U.S. Life Expectancy Declines Again”;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Spring 2017): 397-476.
[27]Denizet-Lewis, “The Kids Who Can't”; Jamie Ducharme, “More Than 90%of Generation Z Is Stressed Out. And Gun Violence Is Partly to Blame,” Time,October 30, 2018.
[28]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tress in America” (2010), 5-12;Stossel, My Age of Anxiety, 300; Seth Stephens-Davidowitz, “Fifty States of Anxie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6,.
[29]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tress in Americ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tress in America: State of Dur Nation”;Southwick and Charney, Resilience, 14; 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 “Sleep in America Poll: Summary of Findings” (2009); Hidaka, “Depression as a Disease of Modernity.”
[30]Hidaka, “Depression as a Disease of Modernity”; Sebastian Junger, Tribe: On Homecoming and Belonging (New York: Twelve Books, 2016), 18-23; Lee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Inter-Cohort Variation in DSM-IV Disorders in Metropolitan China”; W. A. Vega et al., “12-Month Prevalence of DSMII-R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Mexican Americans: Nativity, Social Assimilation, and Age Determinants,”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2 (2004): 532-541; J. Colla et al., “Depression and Modernization,”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1, no. 4 (2006: 271-279; J. Peen et al,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21 (2010): 84-93.
[31]Ogden et al., Trauma and the Body, ch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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