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场完美风暴
一个人应该去追求真理,而不应该只是想当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做关于飞翔的梦。大部分的梦境中,我会站在夜幕下的院子里,仰望星空,忽然之间感觉自己开始飘浮起来。刚飘起来几英寸的时候,似乎是不由自主的;但很快我就发现,飘得越高,这个飘浮的过程就越依赖于我自己,依赖于我自身的反应。
如果因为这个过程而过于兴奋、神魂颠倒,我就会狠狠地坠回地面。但如果沉着冷静、泰然自若,我就会往上飞得越来越快,直抵烂漫星空。
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狂热地迷恋飞机、火箭这一类东西,它们可以让我脱离地面世界进入更高空间。幼年时的那些梦或许就是这种迷恋的原因之一。和家人一起坐飞机的时候,从起飞到降落,我会一直把脸紧贴在飞机舷窗上。1968年夏天,我14岁,我用帮别人修剪草坪挣来的所有积蓄,参加了一个滑翔机培训课程。上课的地方就在我成长的那个小镇——北卡罗来纳温斯顿-塞勒姆。教练是来自草莓山庄的格斯·斯特里特,停机坪则是镇西一块草皮荒芜的空地。直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拉动那个大大的樱桃红色把手、将连接自己和拖曳机的绳索松开、滑翔机斜冲出去的时候,我的心猛烈跳动的强烈兴奋感。
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独身一人的自由感。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曾在汽车里找到这种感觉,但对我而言,离地上千英尺的滑翔机带给我的激动比他们的何止强烈百倍。
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跳伞(或曰“高空跳伞”)队。我们似乎是一个能感知特别的秘密、拥有神奇力量的群体,队员之间甚至有一种隐秘的手足情谊。我的第一跳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第二跳的恐惧比第一跳更为强烈。到我第12跳,当我走出舱门、在打开降落伞前自由落体上千英尺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十秒时滞”),我有了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大学期间,我完成了365次跳伞,积攒了超过三个半小时的自由落体时长。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与其他队友空中拼接队形的过程中完成的,最多的时候我会有25名队友。尽管在1976年我告别了跳伞运动,但我继续在栩栩如生的梦里享受着跳伞运动,而且这些梦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跳伞的最佳时刻在傍晚,也就是太阳开始西沉到地平线的时候。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在这一时刻跳伞的感受,那是一种与你无法名状的、却在内心深处极为渴求的某种东西越来越接近的感觉。那种东西不能说是孤独,因为事实上我们跳伞的方式跟孤独并无必然关联。我们经常五六个人一起跳,有时候也会多达十人以上;大家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组成队形。人越多就越有挑战性,当然也会更精彩。
1975年秋的一个周六,我们北卡罗来纳大学跳伞队的成员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北卡罗来纳东部的一个跳伞中心组队,准备队形跳伞。在当天倒数第二跳的时候,我们十个人从10500英尺高的D18比奇飞机中起跳,然后成功地在距离地面7000英尺时组成雪花形状,并以此形状尽享了整整18秒的自由坠落,同时还穿过了两朵塔状积云间的清澈缝隙。在距离地面 3500英尺的时候,我们各自分开并成功打开了自己的降落伞。
我们抵达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我们赶紧跑上另一架飞机并迅速起飞,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准备最后一次夕阳之跳。这一次,有两名初级成员将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队形跳伞。他们将从外围切入,而不是作为队形基准成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些,他们只需要垂直降落即可,其他成员会主动向他们靠近)。不仅这两名新成员很兴奋,我们这些老队员也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扩队,新成员经验的增长和人数的增加将会让我们有可能组织更大的队形。
当时我们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拉皮兹外的一个小机场上方。我们准备在跑道上空组成一个星形的六人队列,我是最后一个出舱的成员。我前面的队友是恰克。在造型跳伞,也就是自由落体并组织队形方面,恰克相当有经验。在距离地面7500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沐浴在夕阳里;但距离我们一英里半之下,街灯已经开始闪烁了。夕阳之跳总是让人感觉神圣,这一次显然会是我们的又一个精彩表演。
尽管我比恰克出舱的时间只晚了不到1秒,但还是必须迅速行动以追上大家。在大约前7秒的时间里,我要头朝下笔直降落,这样会让我的下降速度比队友快上大约每小时100英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他们组织的初始队形。
一般来说,造型跳伞的成员需要在离地3500英尺左右的时候尽最大可能分开,以确保各自的下降空间。然后每个人挥动双臂(为随后的调整降落伞动作打信号),抬头检查自己的上方,确保没有人之后才能打开降落伞。
“三,二,一……出发!”
前四名队友出舱后,恰克和我紧随其后。我头顶朝下,以终极沉降速度自由坠落。这一天,当我第二次看到夕阳的时候,我微微笑了一下。在急坠加入队友以后,我本来计划通过伸出双手关闭气闸(在我们的手腕和臀部之间有一个人工伞翼,高速下降时若全面张开可以提供极大的阻力),然后将跳伞服上宽下窄的袖子和裤腿伸展在空气之中。
但一切都没来得及。
在下降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新队友坠落速度太快了。或许是因为快速下降的过程中,身旁的云彩把他吓到了——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以每秒200英尺的速度往地面坠落。天色越来越暗,他不但没能缓慢地靠近大家的队形,还迫使所有队员分散开来。此时,其他五名队员在仓促中都有些失控了。
与此同时,大家彼此间的距离太近了。每个跳伞队员都会在身后的低气压空间中留下一股强烈的气旋。如果有人进入那个气旋便会不由自主地瞬间加速,甚至撞到他下方的队员。然后,两个人会以更快的加速度坠落,并且很有可能撞到任何一个在他们下方的队友。总体来说,这很可能会是个灾难。
我调整自己的身体,尽量离队友远一些,从而避免毁灭性的混乱。
我终于把自己调整到了“降落点”的上方。找准这个位于地面上的神奇降落点之后,就可以打开降落伞,享受两分钟缓慢下降的悠闲了。
我放眼看过去,发现大家正努力地远离彼此,避免发生毁灭性的混乱,我松了一口气。
恰克也在他们中间。令我惊奇的是,恰克竟然笔直地朝我的方向冲来,在我下方停了下来。在大家各自混乱的时候,我们冲过了2000英尺的海拔距离,这比恰克估计的更快。或许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无须遵守游戏规则——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一定没看到我。在恰克的彩色降落伞从背包里展开之前,这个想法甚至都没来得及浮现在我的脑中。他的降落伞捕捉了他周围每小时120英里的气流,直冲冲地向我击来,降落伞的主伞瞬间张开。
在我看见恰克的降落伞出现的一刹那,供我反应的时间甚至都不到一秒钟。在这不到一秒的时间内翻过他正在张开的降落伞,我极有可能撞到恰克的身体。在那样的速度下,如果我撞到恰克的胳膊或者腿,它们会立马折断;同时我自己也会受到致命的撞击。如果我直接撞上他的话,我们俩的肢体都会四分五裂。
也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运动会变得更慢。这种说法没错。在几微秒的时间里,我的意识观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在观赏一部慢放的电影。
看到降落伞的一瞬,我把双臂紧贴回自己身体的两侧形成垂直下落的姿势,仅在臀部有稍微的弯曲。这种垂直状态给了我相当的加速度,这样的曲度则允许我的身体逐渐转为平行状态,然后我的身体变得像一只有力的翅膀。这让我恰如其分地在恰克的降落伞前躲过了可能的撞击。
我越过他的时候,坠落的速度差不多有每小时150英里,或者说每秒220英尺。在那种速度下,我怀疑他看不到我脸上的表情。如果他真看到了,也一定是我满脸的震惊。尽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我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我当时真的有时间去思考这一切吗?对我来说,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
然而,我还是成功应对了。我们俩最终都成功着陆。当时就好像在我面前展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情境,需要超乎寻常的能力去应对;而我的大脑,就在那一瞬,充满了超乎寻常的能量。
当时我是怎样做到的呢?在我20多年的神经外科学术生涯中,我曾研究大脑,观察它的工作机制,也曾用刀对它实施手术;实际上,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大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装置,它的无与伦比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现在意识到,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其实更深刻一些。但只有在我的生命和世界观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之后,我才有幸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获得珍贵的一瞥。正是这本书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改变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现在相信,尽管大脑本身的工作机制超凡入圣,但那天救了我性命的,并不是我的大脑自身。在恰克的飞行伞张开的一刹那,真正主导我身体反应的是我生命的另一部分,也是更深入的一部分。我这一部分的生命之所以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是因为时间根本束缚不了它;而大脑和身体则都在时间的禁锢之中。
事实上,也恰恰是这一部分,令我在小时候就对天空有一种乡愁般的眷恋。它不仅是我们生命中最智慧的一部分,也是最深切的一部分。
但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办法相信它的存在。
而现在,我终于相信了,那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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