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时机尚未成熟
我醒来之后的前几天里，邦德不是唯一一个难以接受我奇怪举动的人。我醒来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一的时候，菲利斯在电脑上用skype拨通了厄本的号码。
“厄本，你爸爸在这里。”她说着将摄像头转向我。
“嗨，爸爸！一切都还好吗？”他高兴地问。
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只是微笑地看着电脑屏幕。当我最终说话的时候，厄本崩溃了。
我说话很慢、很费力，而且那些话语几乎没什么意义。后来厄本告诉我：“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僵尸，好像刚吃完迷幻药，幻觉还没消失。”不幸的是，没有人提前告诉他关于“加护病房精神紊乱”的事。
逐渐地，我的妄想越来越少，思维和语言也变得更为流畅。醒来两天后，我被转移到了神经降压病房。在那里，护士给菲利斯和贝特斯安排了简易床，好让她们陪夜。那时，除了她们俩，我谁都不相信。她们让我觉得安全，让我觉得与“新的现实”有所关联。
唯一的问题是，我拒绝睡觉。我也让她们整夜醒着，听我说关于网状、空间站、俄国的双重间谍等所有毫无意义的废话。菲利斯试着对护士说我咳嗽了，希望止咳糖浆能让我多少睡一会儿，哪怕一个小时也好。我就像个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养成按时睡觉的习惯。
在我稍微安静的时候，菲利斯和贝特斯帮我慢慢地回到地球的现实中。她们回忆了我们小时候的各种趣事。尽管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但我依然对她们的讲述非常着迷。她们说得越多，一些重要的事情就越在我的身体内泛起了微光。我逐渐意识到，事实上，我曾经是她们故事中的一员。
后来这两个妹妹告诉我：很快，在妄语的迷雾中，她们期待的那个哥哥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特别神奇，”后来贝特斯对我说，“你就那么随便地从昏迷中醒来。你不知道自己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胡言乱语，但你的幽默感还在。那显然就是你啊，你回来了！”
“你醒来后，最早做的事之一就是拿吃饭这件事儿开了个玩笑，”菲利斯后来说，“本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一勺一勺地喂你吃饭，不管要喂多久。但你竟然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拿起橙子果冻就塞到了嘴里。”
随着大脑里暂时的震惊引擎逐渐平复，当我发现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时，充满了惊讶。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早些时候，一个林奇堡的朋友杰基过来探访。我和霍莉跟杰基、杰基的先生罗恩都很熟，我们的房子就是从他们手里买的。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根深蒂固的南方社会关系就回来了。看到杰基的时候，我立刻问道：“罗恩还好吗？”
又过了几天，我偶尔能跟到访者进行真正流畅的沟通了。这种人际关联再一次让我感到惊奇。它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回来了，根本无须费力。我的大脑就像一架自动驾驶的飞机，越来越多地接纳了那些熟悉的场景与人事。大脑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机器，这个事实我早就知道。但这次经历，让我对它有了更直接和亲密的了解。
当然，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着那个未说出口的疑问：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其实在我清醒的时候，这也是我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我是能完全恢复，还是像医生们确定的那样，大肠杆菌至少损坏了我部分的大脑功能？这种未知和等待撕扯着每个关心我的人。尤其是霍莉，总在担心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会忽然消失，然后只为她留下“一部分的我”。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期待的那个“我”恢复得越来越多了。语言，记忆，认知，还有我的一些坏脾气都回来了。当他们兴奋地看到我的幽默感回来的同时，我的两个妹妹却在担心我的幽默感是否会出现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周一下午，菲利斯摸了摸我的额头。我条件反射般闪开。
“啊，好痛啊！”我尖叫道。
然后，看到大家惊恐的表情后，我笑着说：“开玩笑啦！”
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对我的恢复速度感到惊奇。当然，这也跟我并不知道自己曾距离死亡多近有关。
逐渐地，朋友和家人都回归了自己的正常生活。我期待着他们一切都顺利，也对自己如此惊险地避开这次悲剧而感到庆幸。醒来后，我一直都很热情洋溢。这导致一位评估我身体状况的脑神经科专家坚持说我得了“欣快症”[1]了，很有可能跟脑损伤有关。这位医生跟之前的我一样，是那种戴领结的一本正经的人。他走后，我在妹妹们面前对他的诊断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对于领结爱好者来说，他简直太不争气了。”
即使这样，我知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这个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在医生看来，还是在常人看来，我的病好了，大脑也没受损伤。对我来说，一切都很好。
实际上，或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第一次完全、真实地感受了“美好”。
- 感情呈现出一种病态高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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