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抱朴子

鲍生尊敬地说：他喜爱老庄之书，也喜欢探讨辩论之言，认为古人没有君主，比现世更胜一筹。因此，他写下论说：

“儒者说：‘天生百姓并设立君主。’难道说这是皇天特意的安排吗？强者欺凌弱者，弱者便服从；智者诈愚，愚者便事奉。服从之所以产生君臣之道，事奉之所以形成民制法度。也就是说，隶属、役使、统御，都是由强弱、智愚的争斗而形成的。

天地本身果真无事，混沌无名为贵，万物按自身意志而欢乐。剥桂刻漆，非木所愿；捕鸟裂蛋，非鸟所欲；勒马衔镳，非马之性；拉车负重，非牛之乐。凭巧伎违背自然，破坏生命以装饰无用之物，捕飞禽玩赏，穿割活物，拴绊自由，这都不是万物本性。役使黎民百姓，养在官中，贵者禄厚，民亦困苦。死而得生，人欢喜无限，不如从未死亡；辞爵辞禄以求虚名，不如本无让也。”

鲍生说：古代没有君臣，百姓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无累，安然自得，不争不营，无荣无辱。山无小路，泽无桥梁；川谷不通，百姓不互相侵扰；士民不聚，则不互相攻伐。高巢鸟不被探，深渊兽不被捕，凤凰安居庭宇，龙鳞群游园池，饥虎可跨，毒蛇可拿，涉泽时鸥鸟不惊，入林时狐兔不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自然相忘，道理相通。疫病不流行，百姓长寿，心无机巧，吃饱喝足而悠然游乐。言行质朴自然，哪来征税聚敛、严刑峻法！

然而到了末世，智慧被巧伎取代，道德衰败，尊卑分明，礼仪繁多，服饰华丽，建筑高耸，搜罗珍宝。聚玉成林、积金成山，也不足以满足欲望。人离开了本初之道，崇尚华美而忽略质朴。尚贤则民争名，重货财则盗贼起，见可欲之物，真正之心就乱，势利陈列，抢夺之道开启。造利器、修坚甲、作利矛、厚盾牌，如果没有暴虐，这些本可弃之。

所以白玉不毁，谁能成圭璋？道德不废，哪来仁义？如果让桀纣之徒随意残害百姓，用极刑虐待人，则因君主之位才得纵意。君臣既立，恶行滋生，人劳于涂炭之中。君主在朝忧心百姓困苦，百姓在民间受苦，而礼度刑罚只是像用土壤挡滔天洪水，或用手掌阻挡激流一样，效果微小。”

抱朴子回应说：天地本有秩序，乾坤定位，上下分形，远取万物则天高地低，体现人伦；近取自身则元首肢体各有序，降杀之道自有规矩。太极混沌、两仪未判时，不如天地分明、日月星辰运转、阴阳调化、万物分类之状。

从自然规律看，鸟聚兽散，巢穴隐蔽，毛血茹草为食。若无父母尊卑之制度，人与人之间自由如自然状态，社会未必安定。建立君臣制度后，人贵贱有序，势力均衡，争夺无惧。圣人因而设官分职，或捕鱼打猎，或钻燧取火，或试种植物选粮，或建房遮蔽，供百姓使用，去害而兴利，百姓乐于戴礼敬仰，君臣之道由此产生。

所以，鲍生若只指出衰世之罪而不论至治之义，这是片面的。至于古人质朴，是因为百姓如婴孩般纯真，智慧未萌，不知而不为，欲而能忍。如果人们争地争利，上下无制裁，私斗过于公战，则会造成暴力流血。祥瑞、异兆之事，多在有君有治的世代才出现，而非无王之时。天意和自然并无错乱，混沌无名非美，高贵非自然；尊父敬礼是必须的制度，而非任性可废。

古时候，人活着的时候没有栋宇大屋，死了也没有殡葬仪式。江河里没有船只，陆地上没有车马。人们吞食毒烈之物，最终死亡；生病没有医术，无数人枉死。

后来，圣人改良了制度，把经验教训留传下来。到民间百姓，也因这些厚惠和便利而受益，生活因此不易崩坏。

现在，如果让你回到古人生活：住则返巢穴简陋，死则直接弃于旷野；渡水则游泳，行山则徒步负重；弃鼎铉而吃粗糙的食物，废针石而任自然疾病发展；赤身裸体而不用衣裳；遇到女子为偶，则不通过媒人。你必然会说：“不可行啊。”

更何况没有君主统治的情形？如果上古人能如木石般生活，冰虽寒而不伤，食物虽缺而不饥，那也可以。衣食若能满足心性，争什么金玉？竞什么荣位？橡草、藜藿都能生存，还谈什么侵夺？

人的欲望从接受天地之气开始萌芽，情感从成形之日起显现，杀戮等恶行自然存在，只要不失序，其理就在。

当明君在上，群臣各尽职守，朝夕勤政，处理诽谤、察补职务、听取民意、监察百官、清理吏治、用刑惩小、征讨大恶……就算如此，奸诈之人仍然存在。如果不严惩，让他们无所畏惧，那么盗跖之流必将横行，良善之人只能等待祸患而无主申诉，无人依靠。

正如想用负豕而不留臭，凭河而不湿，或者无缰绳驾马、弃桨乘舟，这都是不可能的。

鲍生又反驳说：“天地之位，二气涵盖万物，阳则云飞，阴则水止。万物各随自然法则生长，本无尊卑。君臣既定，变化开始增多。水獭多则鱼乱，鹰群多则鸟乱。设官职百姓受苦，奉上厚则下民贫，聚宝饰物，食衣奢侈，内聚女眷，外聚鳏男，辨难得之宝，造无益之器，贪欲无已，非鬼非神，财力从何而来？

谷帛积多，百姓反而节俭，百官备齐，坐享供奉，宿卫众多，百姓养闲人，民乏衣食。若再加赋税、重役，百姓无法承受，冻饿交迫，只能违法。君王忧劳于上，台鼎颦戚于下，临深履薄，惧祸及身。

怕才智无人使用，厚爵禄以诱之；怕奸邪不测，严城深池以备之。但不知禄厚则民匮，城严则役重。

因此，散赐金银粮粟，民众欢喜；若本无聚财，也无需徭役。放牧林园，载戢干戈，依旧以为安稳；况且本无军旅，不战不戍？茅屋、布帛、杂粮、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以俭率物当作美谈，这就是盗跖分财取少的理性，陆地上的鱼互相温和生存的道理。

身不在公役，家不负赋税，安土乐业，顺应自然分布，衣食足用，无权势争夺，甚至持杖攻劫都不是人情常态。象刑教化民众，法令明显而盗贼仍多，不是因为天性邪恶，而是清静得当民自正，下民怨疲则智慧和奸巧滋生。

若任其自然，仍怕凌暴；若劳民不休，仍怕夺取无已；田荒仓虚，食不足衣不周；欲令不乱，是不可能的。以严禁救祸，结果祸愈深；以峻法治民，反使邪人钻空子。这都是君王导致的结果。

民众有所利益，就会产生争心；富贵之家，利益重。小民的争夺虽小，但匹夫的力量有限，无疆土可贪，无城郭可利，无金宝可欲，无权柄可争，势力无法联合众人，威力不足以驱使他人。相比之下，君王的怒威、军队的征讨、民众的征伐，动辄万计，血流漂杵，才是严重的灾祸。

无道君王无时无世不有，肆虐乱民，忠良受害，黎民暴骨，岂只是小小争夺的祸害？甚至移父事君、废孝行忠、申令无君，亦同理。

古人建屋足以遮风雨，今则朱紫金玉装饰；古人衣服足以遮体形，今则绫绮绸缎；古人乐曲足以安人心，今则淫声繁杂；古人饮食足以充饥，今则焚林捕渔，屠割群生。

（鲍生提出批评）“岂能因为有过错就全盘否定？如果虞舜在上，稷卨辅佐，宫室简约，民得以按时休息，崇尚节俭清风，玉食明禁，简约质素者显贵，乱化侵民者贬斥惩治，黎民安乐，何必害怕火灾坏屋、风波填川？”

抱朴子说：“鲍生推崇上古无君之说，我已反驳。鲍生后文多未能尽载，我稍加条理整理质问如下。”

鲍生说：“君王追求难得之宝、聚奇怪之物、装饰无用器物，欲望无已。”

抱朴子问：“请问古今帝王，真是都这样吗？有不是如此的也。比如唐尧为君，捐金于山；虞舜禅位，捐璧于谷。食衣简朴，监门而居，不去剖珠倾玉、采矿掘宝，也可以理解。服饰虽同，则威严不彰；名位不同，则礼物各异。周公辨贵贱、制宫室居处、车服器物皆有量度，庖厨膳食亦有法度。灾年减食、减役。君王若无道，子所说可比桀纣，但不足以判定雅论之理。”

鲍生说：“君主后宫有三千妃嫔，难道都是天意安排的吗？谷物积累，百姓便饥寒交迫。”

抱朴子质问说：“王者后宫妃嫔的数量，是圣人设定的制度。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他的德行与天地相应，岂是随意而为？后宫的设置，不仅是满足私欲，而是为了辅佐六宫、调和阴阳，教导百姓崇奉祖庙、谨守大祭、穿戴玄紞之服、通行本支之礼仪。看看周代典籍、汉代地理志，天下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君王按制度娶妻，并不足以兼顾所有女子，制度已经考虑周全。帝王让百官以田地自给，妃嫔和官员妇女从事养蚕织布；百姓劳作有赏罚，赋税有度，每十一年征一次，用以公用。家中有储备防灾之粮，国家有九年之积，人人得按天时地利生活，不被任意剥夺，役使不过度，百姓无饥寒，衣食充足，礼让兴盛。

回想文景之世，百姓务农，家给户足，官仓中的粮食堆积腐坏不可胜计。然而士庶仍可享受侯服鼎食，牛马得以滋养，因为赋税有节，不损害百姓。到了末世，官府失去田课制度，私务浮泛，粮食不足，而游手好闲者滋生，因此上下同遭困苦，违法之事增加，鲍生便归咎于有君。若仅批评君臣过度、农课不实、牛马饮食多余，但后宫按周礼，赋税不过度，这就够了。难道还要没有君主吗？

抱朴子继续说：“若一日迟起，就有事务失误；若鹿入林，何能安然无事？若没有制度和秩序，君子无所依仰，凶人随意行事，网虽疏，也不能全无防护。”

鲍生说：“人活着，衣食已经艰难，更加征税赋役，饥寒自然临身，百姓无法承受，就会冒法犯法。”

抱朴子反驳说：“蜘蛛张网，虱蚤不挨饿；人类智慧巧妙，役使万物以衣食口腹，何至于如此艰难？只因富者无止之心，贵者需求无穷耳。难道因为一次暴政，就一生不行制度？桀纣残虐，也不是无主之过。若论赋税重、民力疲、饥寒交加，那是可以批评的。但说有赋役就必定国乱吗？看看唐虞、三代的太平盛世，有赋税役使吗？元首与臣子，亲自耕作自给吗？鲍生只知道饥寒，却不知在衣食充足时，百姓自知荣辱。”

鲍生又说：“君王小心谨慎，又假寐以待天明，日昃而就食，何惧祸患？”

抱朴子难道说：“如果能如此谨慎，那才是圣主。王者之忧在于骄奢，贤者不被用，用者不贤。夏癸比天日自喻，秦始忧虑万世谥号，终致倾亡。若能惧危、早起审慎、广纳规谏、听百姓意见，又何惧政事失误？战兢则礼法得以执行，怠惰则奸宄作乱。况且无君，又怎能无乱？”

鲍生说：“君王喜爱奇瑞灵物，欲以彰德威，显示荣华，白雉玉环，何益于齐民？”

抱朴子说：“君王德行达到天，则有天瑞；德行及地，则有地应。景星辉映、日光为时，灵禽鸣叫、金象闪烁，这岂是卑辞厚币就能造成？王莽奸诈，诳眩朝野，赐瑞物给外域，岂能以此说古人都如此？君王所获瑞应，是因其德行及治，而非私欲所致。周室并非缺玉而须王母之环，非俭膳而须越裳雉鸡，是为了天下太平，使上无苛虐，下无失所之人，万物得其乐，国家之美，何有超过此者？鲍生说君王不用，这不合理。”

鲍生又说：“君王怕奸邪之事，所以设城防。”

抱朴子反问：“侯王设险，符合《易经》所重。万物化生，邪正共存，圣人知凶丑之自然，下愚难移，如春阳不能使枯朽复荣，炎景不能熔金石。重门击柝、治戎遏暴、未萌防患，这理何在？犀角凤距天赋如此，何必日日用？蜂虿毒卫，鸟兽防身，水牛结阵以抗虎豹，鲍生若弃甲胄、毁城池，利刃不止，冲锋仍至，公输班、墨翟都难自全，岂能安身？”

有人说：“可欲之物，敌人不会来抢时，无须城池。”

抱朴子答：“可欲之物，何必金玉，连小物也能引发争夺。越人大战起于蚺蛇之不稳，吴楚交兵起于一株桑叶。饥荒时，人相食，赤手赤足。近则如甫侯子羔，远则如公释之，控情审罚、剖毫析芒。受戮者默默歌德，受刑者无怨言，这皆非无君之时。

又说：“田地荒芜、仓廪空虚，皆因有君。”

抱朴子说：“君非塞草，臣非耗仓。荒芜空虚，是户户运作、天灾水旱、疫病所致，岂在赋税？八政之首‘食’，谓民为天。后稷躬耕、有虞亲耕，丰年多谷，我庾亿万，民食其储。白渠开浇田，阳陵积谷，家有腐粟，巧耕关右，任延教民耕作，百姓富足，这难道不是有君之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