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卑

2006年4月，我参加了由女权主义主导基金会主办的颁奖晚宴。这一庆祝活动是为了纪念四位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伊朗，2003）、吉戈贝塔·门楚（Rigoberta Menchu，危地马拉，1992）、贝蒂·威廉斯（Betty Williams，爱尔兰，1976）和乔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美国，1997）。在晚会快结束时，女权活动家梅维斯·雷诺（Mavis Leno）走上台前宣布晚宴的结束。她望着热情的观众说：“我们都能够有所作为。”我深吸了一口气，等着听接下来她会说些什么。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像街头标语那样无用，那你该怎么用一两句话来激励人们共同改变世界？你如何帮助人们彻底地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在不承担巨大责任的情况下有所作为，或者说些陈词滥调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品格？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世界和平。我们不确信我们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事实上，有时我们的能量很大。”

我不得不说，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被感动了。梅维斯·雷诺的话直击我的内心。她看着观众简洁地说道：“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么下次当你看到有人残忍地对待另一个人时，就挺身而出去解决问题吧。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它将会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这是我听到号召人们做出改变最鼓舞人心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怎样挺身而出解决问题。事实上，当我们目睹残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挺身而出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选择不参与或者假装没有发生，我们就会违背我们作为人类所需的联结。

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自卑文化转变成一种联结的文化——我们就需要在看到、听到一些事时挺身而出。羞辱他人是残忍的。当我们的孩子们在看那些把羞辱人和贬低人作为笑谈的真人秀节目时，我们应该立刻亲自去把电视关掉，并向孩子解释原因；当有人使用伤人和贬低人的刻板印象时，我们就应该拿出勇气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这段谈话感到不适；当有人和我们分享他的自卑经历时，我们就会选择去实践我们的同理心——我们努力去倾听他所说的，并与他的感觉相联系。

挺身而出意味着改变文化，因为我们具有丰富的个人经历，并让自己和他人共同承担责任。太多时候，当我们感到自卑时，我们会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被告知“太敏感”，或者我们“太往心里去了”。我总是不明白。我们应该对此无动于衷吗？自卑的文化总是被无感和冷漠滋养着。

卡洛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前言中，我分享了她的故事片段：

有一天，我在家附近的街道上开车，随后停在了一辆车旁，车上坐满了年轻人。他们微笑着向我看过来。我回了一个微笑，还稍微有点脸红。不知怎的，正和好朋友坐在后座的十五岁女儿，没好气地说：“天呐，妈妈，请别看他们了，你在想什么呢？你以为他们是在跟你调情吗？现实点吧！”我几乎抑制不住眼泪，我怎会如此愚蠢？

我和卡洛琳的第一次会面是在2003年，那时她五十岁出头。2005年我第二次采访她时，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她解释说，她处理这些自卑事件的方式对她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转变。以下是卡洛琳培养平凡的勇气和自卑复原力的故事。

这次经历不是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感觉，而是改变了我处理和女儿关系的方式。我没有对她大吼大叫或恼怒，而是决定使用我所学习的自卑复原力知识。我把姑娘们送下车，回家后给我的邻居打电话。我们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说明了我感到多么羞愧。我告诉她，我羞于对那些年轻人微笑，我为我女儿在她朋友面前对我的态度感到自卑。当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对那些男人微笑会感到自卑时，我告诉她，我那一瞬间真的以为他们在对我微笑。我解释说，我忘了自己已经人老珠黄了，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她理解我的自卑。她并没有试图说些安慰我的话。她只是静静地倾听着。最后她说：“当他们不关注我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车里的男孩们……我们的孩子……他们不是很关注我们了。”她理解。

我的丈夫把女儿从朋友家接了回来，我另一个去练习垒球的女儿也被一块儿接回来了。当他们回到家时，我正在房间里。我立刻走了出来问我的女儿能否和她谈谈。她回答说：“哦，上帝，你又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家里的其他人都笑了。这一次，我没有和他们一块笑或是假装不在乎，而是说：“没有。你今天真的伤了我的心，我们得谈谈。”在那一刻，我的丈夫和小女儿都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我和女儿坐下来，解释了当她对我做出这样评论时，我感到多么羞愧以及感到羞愧的原因。我甚至解释说，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妈妈，对我来说是那是多么的刺耳。我告诉她，我明白让她在朋友们面前看起来很酷，让他们很喜欢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伤害别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我在和她说话的整个过程，她都在做鬼脸，转着眼睛。我终于开始与她用心地沟通并握住了她的双手说：“你所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羞愧和伤心。我对你说出来是因为我知道你爱我，而且我们的关系很重要，还因为我想告诉你，你也不应该容忍别人为了想看起来很酷、很受欢迎而羞辱你，或者做出让你失望的事情。我不会让你这样对我，我也希望你不要让任何人这样对你。”

当卡洛琳告诉我她的故事时，我急切地等着听到她女儿后来真诚的道歉和母女间深情的拥抱。当然，这从来没有发生过。卡洛琳说她的女儿回应道：“哦，我的上帝，我现在可以走了吗？”卡洛琳告诉她的女儿，她需要道歉，而她道了歉后就回到了她的房间，关上门，打开了她的收音机。这次谈话对卡洛琳的女儿有什么影响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然而，根据我的专业经验和个人经验，我相信这些对话会对她的生活带来改变。

卡洛琳亲自解决了问题，如果所有的父母都利用这种信念来生活，并且和他们的孩子们多进行这样类型的谈话，我们就会开始看到整个文化发生的变化。如果接受过这种谈话的孩子们期望更多地谈论自己和朋友的事情，那我们就会看到文化上的转变——不需要发生重大事件——但需要足够数量的小事的积累。如果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在生活中做出小小的改变，我们就会看到巨大的变化。

自卑、育儿和教育

自卑源于家庭之中。幸运的是，自卑复原力也源于家庭。作为父母，我们有机会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勇敢、有同情心、善于与人联结的人。我们可以选择在不使用自卑的情况下学习我们育儿所需要的手段。我们甚至可以教孩子们同理心技能。但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在我们教授孩子技能或言传身教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自卑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在我们的关系中练习自卑复原力。

养育子女是一个自卑的雷区。我们不仅将自我价值与别人对我们作为父母的看法绑定在一块儿，还把很大一部分绑定在别人对我们孩子的看法上。我们必须对不想要的身份清单进行抗争并为孩子开设一个全新的清单。我们不想被当成坏父母，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被当成坏孩子。培养自卑复原力具有双重的困难，但也是非常值得的。

一旦我们开始练习勇气、悲悯和作为父母的联结，我们就可以开始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在他们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穿行。我们可能无法控制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或在同龄人群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教他们自卑复原力时，就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卑，并建设性地从自卑中恢复，让他们自己从经验中得到成长。

重要的是要明白，父母也有可能会教导和示范给孩子恐惧、指责和疏离的能力。有时，我们的孩子学会恐惧、指责和疏离，都是因为我们利用自卑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不关注他们的行为，而是对他们本身进行攻击或轻视他们。我们还会用断绝关系或在别人面前嘲笑他们来威胁他们。

有时候，即便父母没有羞辱过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仍然会经历恐惧、指责和疏离，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教会他们自卑复原力心理的技巧。所以，即使我们没有羞辱他们，我们也让他们处在了容易受到老师、教练和同学羞辱的环境中。

我并不是在挑剔老师和教练——他们和我们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都在尽自己所能地做到最好。我是一名教师，我自豪地说我的两个姐妹都是小学教师。教师和教练们也在讨论他们自己职业中遇到的自卑文化。与此同时，教育开支被削减，教室人满为患，教师们面临着提高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巨大压力。那些太过严苛的教练受到了批评，而那些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的父母则总是攻击那些强调快乐和健康胜过赢得胜利的教练。在我继续采访父母、老师、教练和儿童发展专家的时候，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我们为了改变自己的育儿方式所能做的事情，并为我们的孩子建立一种更强大的关系文化。

我认为用“联结”来为本书收尾是很重要的。我们天生就有联结的能力，它是我们生物层次的特质。作为婴儿，我们需要联结是为了生存。随着年龄的增长，联结就意味着在情感上、身体上、精神上和智力上都能得到满足。联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感到被接受和相信我们能够融入并具有自我价值。虽然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就能创造出一种关系的文化似乎有些过度乐观，但我觉得这是可能实现的。改变不只需要做出英勇的行为。改变从我们练习平凡的勇气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