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人生不如意事有很多，比如股票下跌、父母去世、不能得到心仪的工作、爱人不爱我们了以及逐渐变老而走向死亡。不过我们通常都为这些做好了心理准备，至少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些打击。尽管如此，偶尔也会有一些无法挽回的恶劣事件和伤害极大的事件发生。

这种痛苦经历的破坏性很大，且比较持久。最后人们赋予了它一个名字——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它是所有失常症中最悲哀的一种。大部分人在经历痛苦后的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内都会有PTSD症状。

●重新再体验一次（Reliving）：那些创伤性事件常常闯入受害者的梦境或是在受害者眼前不断地闪现(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受害者记不起那种创伤)。在汤米离开后的这些年里，赫尔托和秋蒂没有一天不去回想那晚的车祸，他们俩都不断梦到汤米以不同的方式死去。

●焦虑（Anxiety）：受害者会避免与创伤有联系的任何事情，他们彻夜难眠，白天精神恍惚。他们会变得麻木不仁、烦躁焦虑。赫克托无法向任何人谈起汤米，并且只要电话一响，他就会跳起来。

●麻木（Numbness）：受害者会对生活很麻木。他们会变得冷若冰霜，并逐渐疏远他人。秋蒂辞掉了工作，赫克托失去了雄心，他们的婚姻也破裂了。

据统计，常见悲剧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美国每年有15万人死于意外。意外死亡是导致儿童夭折的第一杀手。因此，有成千上万的父母承受着丧子之痛。仅次于丧子之痛的便是配偶的意外死亡。

我们都认为丧失亲人的悲痛很难磨灭，但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痛。事实果真如此吗？结果表明，有些创伤会，而有些则不会。鳏夫寡妇会伤心、抑郁6个月到两年之久，他们自身的健康也会出现危机。他们得挑起生活的重担，打起精神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的悲痛，人们很难从中走出来。

社会心理学家卡米尔·沃特曼（Camille Wortman）博士，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人们错误的看法。她对密歇根州1976-1979年间的所有车祸死亡的缩微胶片进行了仔细的检查。随机抽取了39名车祸中丧失配偶的人和41名车祸中失去孩子的夫妇。她详细地采访他们，并把他们的情况与控制组进行比较。

四到七年之后，那些父母和配偶的状况还是比控制组差很多。与控制组相比，他们更抑郁，对待未来的态度更悲观，并且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好。他们更容易疲劳、紧张和不愉快。他们的死亡率要高于控制组。在孩子发生车祸之前，这些夫妇和控制组被试的收入是没有差别的，但几年之后，那些失去孩子的夫妇的收入比控制组的人少了25%。其中有20%的人离婚了（而控制组离婚率为2%）。这些丧失亲人的人们，发生车祸七年之后的生活跟四年后的生活没有区别，依旧很糟糕，因此似乎没有自然愈合的过程。几乎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是我”，60%的人找不到答案。

这里有一些非正常的悲剧案例：在集中营里，犹太人被迫去残害自己的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受折磨；或成为车祸后家里唯一的幸存者；或被压在一个周围堆满尸体的散兵坑内数天，或被绑匪劫持扣为人质。这些恐怖的经历自然而然会产生PDST。

华沙犹太区起义发生后，波兰犹太人多拉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儿子被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她丈夫和一个儿子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就死了，但是她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目睹了另外两个儿子被累死。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与集中营守卫进行了性交易。战后，多拉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在那投奔了一个远房亲戚。

她现在已是个老妇人了，但她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她从来不工作，大部分时间躲在阁楼的房间里听古典音乐。她出门时，任何穿着制服的男人，不论是警察还是邮差，都会让她恐惧。她一直思念死去的家人，并且对她自己的苟活有深深的罪恶感。她基本上与现实世界脱离了。每天晚上她都梦到她的孩子被丢到炉子里烧死。那是45年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

战俘的PTSD症状能延续一辈子。在囚禁了45年后，188名二战战俘接受了诊断性访谈。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他们当中有67%的人有过PTSD症状。在这些人中，约35%的人有中度或严重症状，40%的人有轻微症状。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像多拉和战俘那样的创伤，但我认为一些普通的痛苦经历也会引发PTSD。我觉得“特殊伤痛”的客观遮盖了受害者心中的感受，这些感受不在于事情的可怕程度。

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会发生糟糕的事情，虽然可能没有上述提到的恐怖事件那样令人胆寒。我们中有些人的复原力很强，他们几周之后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家庭、新的工作，到新的国家去，或是有了活下去的新理由。另外一些人则显得脆弱些，巨大的创伤事件让我们彻底改变了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我们发现自己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最终患上了P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