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

看到那些花，他们就会想起，雄心与渴望是无法带来成果的，只有耐心、坚持和忠诚才会。

第二天，风小了，乌云散去。参会代表们还没在大厅里聚齐的时候，一阵暖流已经来袭，仿佛早早就藏在了那一层寒幕后面，等着冲破阻隔，又好像早已跟我们约好，等寒冷退去，就浩浩荡荡地登场。有些代表想去海边走走，组织人员在劝阻他们别去，不时看看手表，说从这里走到海滩至少半小时，要是去了就很可能赶不上下一场活动。有人问接下来那场“《圣经》的当代解读”活动有没有同声传译，组织人员回答说，很抱歉，没有，这周末正好赶上当地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很多员工都和家人一起去了。而且还有足球总决赛，恐怕来观场的观众数量会更少。一个叫爱德华多的男人对我说，这些组织人员说得好像他们很无奈，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提前很久预见到，并采取措施避免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懒于改变。

爱德华多说，几年前他的几个朋友在意大利租下一座房子，决定一起开车去那里。他们把地址输入车里的卫星导航仪，跟着导航走，却奇迹般地从荷兰——他们住的地方——驱车一千多公里，来到了炎热南欧的一间农舍。他们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也为这次小小的过渡带来的放松惊喜不已。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他们把行李装进车子，却发现卫星导航仪不知道怎么回事坏掉了。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他们连最近的小镇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而且，他们一句当地的语言都不会说，周围荒无人烟。实在没办法，他们只好开着车在荒郊野外尘土飞扬的路上绕来绕去，一边想着在汽油和食物用尽之前找到回去的路，一边心里越来越焦虑。男人笑着说，那时候，他们以为获得了自由，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

爱德华多问我是否参加下午那场有关《圣经》的活动。我并不熟悉《圣经》，去那里也只能当件一次新奇体验。我回答说当天我还要去市里，因为我的编辑在那里为我安排了几个采访。他点点头，神色有些哀伤，仿佛我的回答让人失望。让谁失望呢？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间很好，正是蓝花楹开放的时节。蓝花楹是这个地方的特色景观，沿着马路盛开，装点着这座城市的广场。蓝花楹的花期只有几周，仿佛一簇簇轻飘飘的蓝色云朵，在微风中如水波荡漾，又如音乐流淌。一朵朵蓝紫色的花好像合唱乐谱中一个个扭动着腰肢的音符，串联在一起变成悦耳的音乐。蓝花楹生长周期很长，这座城市里那些高高的蓝花楹都是长了几十年的，有的甚至有好几百年了。有人试图在自家花园里栽种这种植物，可是，除非你继承了本来就有蓝花楹的房产，自己想要重现这种景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有一些朋友，他们有智慧、有雄心、有品位，曾经尝试在自家花园里种这种花，他们以为可以超越自然法则，让这种花朵按照他们的意志生长。可一两年后他们就失望了，抱怨说蓝花楹一英寸都没长。可其实，等过个三四十年，总有一株花会长大，为花园带来美丽。每当我把这个事实告诉那些朋友，他们都很震惊，可能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一座房子里住那么久，就连一段婚姻很难维持那么长的时间。那些朋友等得都不耐烦了，他们甚至拔掉蓝花楹，重新种上别的花。看到那些花，他们就会想起，雄心与渴望是无法带来成果的，只有耐心、坚持和忠诚才会。真是可悲，想在自己的花园里拥有蓝花楹，而且能明白花之美的人，却连一株花都种不活。

爱德华多说他认识我的编辑。这个城市太小，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听说过其他人。在他们那样平静如水的社群中，别人的生活就像一部播放中的电视剧，经历不同的阶段，剧情冗长；偶尔一个新的角色会突然窜进来，但是核心剧情不会变。他说葆拉是个不错的女人，虽然她总会遇到挫折，可最后总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在这个国家，一个女人必须得像英雄一样活着，一次次站起，最终强大起来。

空无一人的沙发前有一台电视机，电视里一群人聚集在教堂周围，举着花环和蜡烛，一个穿着牧师衣服的男人对着话筒讲话。一个小女孩头发用蓝色的丝带扎了起来，下身穿着一条精致的褶边长裙，盯着电视机，她的父母站在开着门的电梯里喊她。

“我和妻子之间发生的那些破事儿，”爱德华多斜眼看了看电视上转播的宗教庆典，说，“你只要想着这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不正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可是今天一看这些球赛，你就知道另一半人也都疯了。”

其他参会代表已经在玻璃墙外的柏油路面上等着大巴接他们去下一个活动地点。我们走出去来到停车场，爱德华多抬头望着天空，神色困惑。

“你已经体验过我们这里诡异的天气了，”他说，“不过我觉得天气会变好的。”

长时间的日照，在每年这个时候都很常见：偶尔会有那么几个阴郁的日子，让人心情沮丧，仿佛太阳这个掌控大局的权威消失了。虽然太阳似乎霸道了些，可至少晴朗的天气是连续的：在英格兰，人们早已习惯了多雨的天气，天空像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爱德华多说，在这里，他们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好像孩子习惯把父母的情绪变化归咎于自己，觉得是自己做错事了。也许，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们是不为自己的快乐负责的。爱德华多的儿子觉得，季节交替没那么分明的气候，反而为冲浪运动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他和朋友们会收拾好东西，去海边待上几天，看看海豹，这些动物会季节性地游到那里。孩子们的世界只有两个维度，他们就像《丁丁历险记》里的丁丁一样，所有的冒险都只可能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存在，都可以用漫画家的画笔描绘出来。而对他而言，人的思想才是真实的。他从没让自己的孩子遭过罪，因此他们没有他童年时的那种焦虑，他们也没有那种能改变世界的思想和视野。世间万物在他的心目中是不断变化的，孩子们的世界则是静止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二维小天地感到满足，最后他们的小天地会变得更小。在思想的世界里，我的世界比他们的要大。我拥有的也可能比他们未来一辈子拥有的都要多，可在他们眼里，我的灵魂是扭曲的：他们总会给我提出让我开心一些、轻松一些的建议。建议是不错，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要是我听了他们的话，我就再也写不出戏剧了，这个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吸引我了。

爱德华多接着说，有一天我和儿子讨论政治，他认为当下我们确实存在危机的可能性，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走出困境。我告诉他，这是我们每个人经历少年到成人的转折时都会遇到的，我们会发现，外界的事情能够改变历史，干扰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还处在懵懵懂懂的孩童时期。儿子接下来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说，目前为止的灾难都完全是人性导致的，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这一代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觉得也是最好的结果。每次他想到未来，他都不得不提醒自己，自己生命故事的这层意义不过是一种错觉，因为构造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所需的东西并不够：时间、物质、真实性都不够。所有的东西都有用尽的一天，除了拍打着海岸的海浪，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海浪依然不会停止。

说话间大巴已经到了，参会代表们排队向前挪着步子。爱德华多伸出手。一束温热的阳光突然穿透云层，照射在我们脸上、停车场的柏油路和车身反光的金属上。

“你要走了吧？”他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不知是因为不确定我要走，还是阳光太刺眼，“祝你好好享受自己的自由。”

之前我参加会议的那家宾馆有多简陋，葆拉约我见面的宾馆就有多豪华。大厅墙是黑色木头和皮革制成的嵌板，一根根圆柱挺立，灯光幽暗，天花板高低交错，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虽然人们彼此看得见对方，还是觉得自己被隐藏了起来。前台在一块凹陷的区域内，站着一排衣着整齐、表情浮夸的侍者。她坐在皮质脚凳上休息，穿着银色束腰大衣和金色凉鞋，手指快速在手机屏幕上点来点去，眼睛不时扫视大厅。她的助理是个高大温和的女孩，甜甜微笑着，一脸平静，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葆拉说，这家宾馆自称和文学有缘，不过这话大概是假的，原来这里是家书店，后来因为要建宾馆就给拆了。这家宾馆的标志——用褪色墨水手写的签名——倒是保留了一些文学元素，但是装饰过度了。葆拉说，他们心急火燎地想重新营造出书店的气氛，却忘了在这里摆上书，只在电梯厢墙上使用了旧书封面照片做成的墙纸。我们还是得谢谢他们，对文学有这么严肃的态度。即使这个地方完全无法代表写作者和他们的生活，做采访还是很合适的。对了，来这里避暑也不错——夏天这里可是全城最凉快最安静的地方。

葆拉继续说，第一位记者马上就到，随后还有一个采访，需要录像，会在国家电视台仅存的人文类节目中播放。只有少数作者受邀参与这个节目，所以她很高兴我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年头推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采访形式非常直接，整个过程大概十五分钟，这个节目去年的播放时长被砍掉了一半。大家也不清楚为什么，不过，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都在被压缩。仿佛书籍的世界一片衰败，而其他事物都在繁衍扩张。报纸上留给文学评论的版面比十年前少了一半，实体书店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习惯电子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有人预言纸质书也许会消亡。葆拉说，我们就像西伯利亚虎一样濒临灭绝。小说好像也是如此，曾经可以引起一阵阅读风潮，现在则变得脆弱不堪，毫无招架之力。与此同时，我们在营销上也很失败。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甚至羞于提及文学，生怕人们会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出版商则要努力点燃读者的购买热情，拼命鼓吹读书的重要性，就好像卖玉米片的人拼命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玉米片，没了玉米片，世界就彻底完了。

葆拉在大厅里四处张望，看到有个男人穿过烟色玻璃大门走进来，眼睛突然一亮。她立即站起身，走上前去。

她的助理问我采访开始前要不要喝点咖啡。采访中间可能会有休息时间，但也说不准。有时候采访时间会超出原定计划很多。有些作者也许想说的比较多，她语气里带着怀疑，也可能他们只是喜欢讲话而已。我问这位助理她干这行有多久了，她说不长，几个月而已。之前她在一家国内的航空公司工作，后来觉得出版行业的工作更好，时间更灵活，她可以多陪陪孩子们。她孩子还小，但是她已经习惯见到一个作者就请人家给自己的孩子在赠书上写几句话。她把这些书都专门放在一个书架上。虽然孩子们现在还太小，读不懂，可一想到将来孩子们拥有一架子书，上面还有专门写给他们的话，她就觉得幸福。她说，要是有时间也想麻烦我给她的孩子们签个名。

记者在旁边的沙发坐下，快速翻阅笔记。他站起身跟我握手，表情严肃。他个子很高，秃顶，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似乎是专门用来强化他提问者的形象的，又或者是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脸。他的皮肤异常苍白，幽暗的空间里，他寸草不生的头顶好像会反光，很是奇妙。葆拉的助理给他递水，他接过去，抬了抬眉毛，似乎没想到别人会给自己递水。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一摞书，书页上粘着便利贴。他说，希望我没有觉得这里很热，因为他自己受不了这个时节的天气。他的肤质跟这里其他人不同，非常白，也容易晒伤。他更喜欢英国的气候，即使夏天也觉得凉爽，浓密的树木探过草坪，遮阴蔽日。不过，英国人总喜欢成群结队地来这里——他苦笑道，厚实的嘴唇惨白惨白——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之前也好奇，他们会不会因为脱欧，出于礼貌得体的考虑，或者仅仅是因为羞愧，就不再来这里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他叉着胳膊，观赏戏剧似的看着周围的人，一脸不可一世，好像在模仿这些从外地闯入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坐下来，赖在度假的地方和酒吧里，只能说自己的母语，否则无法跟其他人交谈，也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土多蠢。他们就像巨婴，把整个家庭都毁了，因为没有人用正确的方式抚养他们。我一度很迷恋英格兰，英格兰既有诗意，也很讽刺。我一度迷恋到后悔自己不是个英格兰人。可现在，我反而感到庆幸。”

到底是人先经历了挫折，后来这些挫折成为他们的财富，还是相反——这种情况可能更常见——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直到生活告诉他们并不是这样？就拿这位记者自己来说，他从小就爱学习，在运动方面却一无所长，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身体存在严重缺陷，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一个灵光的脑袋远胜于一个灵活的身体。他有个朋友常说一句话，让他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就是呆子的复仇。这句话挺在理——最后手握大权的往往是会读书的人，而用到作家身上就有点行不通了。对于作家而言，影响力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只有读者读他的书的时候，作家才会获得力量。大概这就是那么多作家争着抢着要把自己的书拍成电影的原因吧，这样作家才能有影响力。对于英国人来说，一统天下的日子早已成了回忆。要是有人还幻想着让英国获得过去那样的影响力，大概就跟狗追兔子一样不可能。

他看我盯着桌子上那摞书，说道，他会把一位作家所有的作品都读一遍，不只是看最新的。不过他很多同事确实只看访谈对象的新书。他很惊讶，居然很多作家都觉得被他采访好像把自己的过去都审视个遍，仿佛那些书在公众视野里根本不存在，而他把它们挖了出来。有次，一位作家对于自己若干年前写的一本书毫无印象。还有一位女作家承认自己写了那么多书，但只喜欢其中一本——那本依然有人买，也应该有人读的书，其他书毫无价值。还有一些人——这种人可能更普遍——根据奖项和获得的肯定来判断书的价值，将外界的评价与书本身的重要性等同来看，他扶了扶眼镜说，评价也得是好的。他还没想到的是，这些作家在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没有具体规划，他们写书就跟普通人早上起来要上班一样。换句话说，写作只是他们的工作而已，可能跟其他工作一样很无聊，很庸俗，说不定哪天这份工作就换掉了。他们对未来毫无概念，和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的。要是事业成功，那说明自己很优秀；失败了，那就是别人无知，或者自己运气不好。在他们眼中，有些同时代作家能走在他们前面，也是靠运气。

“老实说，当我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失望，”他说，“我是个对文学艺术有敬畏之心的人。一个文学大师，早期作品可能缺乏后期作品那样的深度和复杂性，这我能理解。可我无法接受，把某位作家的作品一部接一部读下来，却发现水平并无多大进步，跟其他人比起来，只是看东西透彻一点而已。”

他继续说道，有些作家喜欢挑战高难度的技巧性写作，至少说明作者有才智将自己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是客观的、丰富的，让人获得积极的力量。一本自毁性的小说，就像个自我毁灭的人一样，最后你只能无力地和他保持距离，看着他毁灭自己——心灵只能自救，他人毫无力量干涉。伟大的艺术常常是自我牺牲的。具备伟大智慧且极度敏感的人常常觉得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癫狂心理的破坏性太大，靠写作来解脱是行不通的。人们总是提高警惕保护自己，正如孩子面对发怒的父母也会小心翼翼保护自己一样，他知道最后只能自己面对。消极文学的负能量大多是来自不计后果地滥用诚实：一个人，对生存失去兴趣，对未来没有任何付出，诚实起来可以无所畏惧。这种靠不住的诚实对于消极的作家而言也是如此，他们的诚实让人生厌，也就是说，这种诚实百害而无一利。当一条船上的所有人都被困住，没有人会在乎跳船而逃的人是否诚实。只有还在船上竭尽全力告诉大家真相，让大家相信真相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诚实。如果我赞同文学的生命来源于社会和物质的因素，那么作家永远跳不出这些条条框框，最后葬身于奢靡的生活，就像动物皮毛里的虱子一样——这句话是他最近在别处读到的。

记者不说话了，低头在笔记里找什么东西。我正好对着他寸草不生的反光的头顶，敏感又脆弱。他抬起头，我的脸映在他的圆镜片里。他说，我想跟你讨论的是，你是否相信世界上存在第三种诚实，超越死者和生者的诚实。

这种诚实不存在任何道德偏见，无关揭露与改造，本身没有任何界限，能毫无偏颇地客观描绘罪恶与美德，像水或玻璃一样纯粹，能真实反映其他事物。他觉得有些法国作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比如他想到了乔治·巴塔耶^[1]。不过，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把诚实当作与道德无关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拒绝在好坏之间划分界限，也不愿意对它们做评判。他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有点过时：人们能给一面镜子附加精神价值吗？这样一来，当这面镜子毫无偏见地映出邪恶时，它可以体现自己善良，自己的不可腐蚀性？

记者继续说，他在这座小城里很出名，他能成就别人的名声，也能毁掉别人的名声。他太过诚实，树敌不少。

每次他自己出书——目前为止已经有三本诗集了——就相当于投出去一把飞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总是攻击别人，他的书说不定能获得更多肯定：他在美国申请了无数学术奖项，在这个国家申请了无数文学奖项，都没能成功。不过，他作为评论家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削弱，反而日益扩大，让他在国际上都有了名气。朋友劝他，要是打算在创意写作方面有所成就，就别总攻击别人。可是，这就跟让鸟不要飞，让猫不抓老鼠一样，要是让他变成动物园里失去了野性的动物，只有安稳，没有自由，那他创作的诗歌还有什么价值呢？况且，批评家的道德责任就是纠正文化的错误偏向，否则就滑向了安逸与平庸的歧途。这种责任，可不是像发发晚宴邀请函那么简单的事。

除此之外，他还无法忍受二流的、不诚实的、无知的作家居然能获得成功：这种现象时常出现，算得上生活的难题之一了。他也很清楚，自己总跟这种现象过不去，会变得越来越失望。他与伪善的人待得太久，对邪恶了解得少，因此他会对邪恶的问题产生兴趣。他才二十六岁——他说知道自己看上去老得多。很多作家对写作似乎并没有整体规划，也并不清楚正在写的书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并不是精心构思的，也不是努力工作的结果，而是天赐的灵感，甚至是靠想象写出来的。他不是这样。脑子里没有清晰的脉络和结局他是不会动笔的，就像不知道目的地，不带钥匙钱包，就绝不会出门一样。我们的文化被那些作家的说法给毒害了，他们给艺术染上了“无力、感性”的色彩。在其他领域，无论男女，推崇的都是自律与能力。他希望我能赞同他的想法。他从我的作品中嗅到了想象的味道，但是我能把想象很好地隐藏起来。

“作品其实是隐藏想象最好的地方了，”他说，“没有比离真相最近的地方更适合隐藏了。这一点，善于撒谎的人都知道。”

他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我回头看着站在一边的助理，她说，非常不好意思，采访已经偏题了，下一个采访是要在电视上播放的，对时间有严格要求，我们得结束了。记者立刻跟她争起来，他说话节奏快，有气场，助理的回答语速很慢，不停重复着一些话，也不停点头，充满理解和歉疚。最后，记者一脸怒气地把书和笔记装进公文包。助理带我走向电梯的时候说，她在航空公司接受的训练，常常能在现在这份工作中派上用场。她不得不承认，这位记者是她最难应付的客户之一，他采访最后得到的结论都差不多。每次他都花好长时间讨论一个问题，而每次都发现他自己的答案才是最佳的。助理微微斜了下眼，按下电梯按钮。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常常在各种家庭聚会中见面。可到了工作上，他就假装不认识她。在家他倒是很有礼貌，人也很好，也是唯一一个愿意跟女性长辈聊天的人，她们会听他滔滔不绝地聊上好几小时。

宾馆允许电视台的人在地下室搭建一个临时工作室，这个工作室虽然没有他们平常用的那么专业，但感觉还挺像回事的。走出电梯是一片开阔低顶的空间，有几个人正埋头调整电线、灯光和一堆摄像器材。远处角落里，赤裸的水泥墙和货箱中间，装饰出了房间一角的样子，有高高的书架，上面摆着照片，地上铺着泛旧的波斯地毯。两把古典风格的椅子，互相斜对着。几盏大灯对着椅子，仿佛这里是个被金色书籍围绕的海岛。旁边的男人在远离岸边的地方忙碌着，一脸痛苦和阴郁。这时一个女人向我们走来，身材高挑，一张大而苍白的脸，妆容精致，大概为了上镜特意打扮的。她穿着高领衬衫，长长的袖子扣上了扣子，淡金色的长发十分浓密，梳成个马尾，像个好学的学生，书籍围起来的小岛就是她的家。她用英语说，今天我来采访，音响出了点小问题，等工作人员把问题解决，估计就能开始了。她转过头，跟助理聊了一会儿，有说有笑的，还时不时会把胳膊搭在对方肩上。旁边的工人们埋头默默捣鼓着器材，拿着长长的电线又插又拔，身旁黑色的相机包放在地上，这时主持人向我示意，让我们先坐到位子上。我们走过去坐在古典风格的椅子上，被书架环绕着，明亮的灯光让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发暗，摄影师就好像在朦胧的阴影里移动一样。有个编导模样的男人，站在灯光边缘，给主持人发出指令，主持人点点头，偶尔用上了眼影的眼角余光看看我，投过来一个微笑。

技术人员让我们说几句话，好让他们调节音量，找到问题。她让我们聊聊今天早餐吃了什么，或者其他更有意思的话题。主持人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围绕女性作家和艺术家的社会认可度展开，希望我有些想法可以跟她分享，这样她能确保采访过程中提问会顺利一些。话题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观众可能想不到，在家庭和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也会对他们眼中的艺术产生影响，因此在她看来，必须要通过节目再深化一下观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然，几乎没有杰出女性获得认可。或者说，在她们因为变老、变丑或者死去而不再威胁公众之前，是难以获得肯定的。比如说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去世前的几年突然很受欢迎，因为她终于能出柜并走进公众视野。而与他同一时代的男性艺术家早早就登上了公众舞台，用夸张和自毁的行为娱乐大众。如果看看路易斯·布尔乔亚的作品，便会觉得那是一部女性肉体的私密史，被压抑，被剥削，甚至畸形化了，形式上的可延展性很差，却能够创造其他的形式。这让人不禁觉得，布尔乔亚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经历，造就了她的天才。换句话说，假如人们在她年轻时就承认她是个艺术家，她就不会拥有这份事业，来详细描绘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充满了风流韵事的一生。她会像其他人那样，在各个酒会之间流连，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拍摄杂志封面照。布尔乔亚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曾经有几件作品，她把自己描绘成蜘蛛。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状态——跟男人眼里充满喜悦的圣母玛利亚形象完全相反——同样也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母亲其实是孩子亲手画出来的图像。主持人说，很难想象，能有什么作品会比这些画更能体现女性被忽视的现象了。在这些画中，艺术家自己也消失了，只是作为孩子感知到的怪物出现，只不过这只怪物是和蔼可亲的。许多女性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忽略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可能她们觉得这样比较容易获得他人肯定。她们刻意避开男性知识分子厌恶的东西，选择不去完成自己生理性别上的使命，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注在自己的作品上。这也可以理解，有才华的女人不甘心屈从于女性主体的命运，通过与世界其他层面的接触寻求自由。然而布尔乔亚的蜘蛛形象，看起来几乎就是在责备逃离这些主题的母亲们，留下我们大家被困在网里。

主持人停了下来，转向摄像机灯光，眼神仿佛在询问些什么。灯光后的一群男人在黑影下商量着什么，胳膊上挂着成捆的电线。编导摇了摇头，主持人抬了抬精致的眉毛，又慢慢转过头看着我。

她说，我小时候就意识到，我开始成长之前，有些东西早已命中注定。命运给我的牌让我败局已定，而哥哥手里的牌让他胜券在握。在我看来，不应该把命运的错误视作理所应当，我的朋友们恰恰就准备以这样的心态应对命运的不公。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不难，因为，手里握着所有牌的人同时也会有些自满，对自己两腿之间的东西产生困惑，他也必须得搞明白那东西有什么用。这些男孩子对女人的态度非常可笑，这种态度来源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竟然也学得乐此不疲。我也看到了自己周围的女性朋友是如何与这种态度抗争的，她们努力使自己变得完美、无害。

不过，那些不抗争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们拒绝遵从完美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降格，也与整个主体疏远开来。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再也没有比才智平平的白人男性更糟糕的事情了：即使最压抑的家庭主妇，她们的生活也要比这类男人诗意、浪漫得多。路易斯·布尔乔亚让我们看到，她的视角不止一种。的确，一部分女孩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向着自己的职业理想奋进，甚至有人开始为那些资质平平的男孩子们担心，担心他们心理受挫。可如果稍微往前看，会发现女孩子的雄心抱负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好像你经常在这个国家走的路一样，开始是干净宽阔平顺的，最后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没路了，因为政府没钱修了。

主持人又停了下来，看着编导，他向下竖起了大拇指，示意她继续说。她将一缕淡黄色的直发压在耳朵后，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

大概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文学和艺术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我需要的信息。很多信息母亲都没有传递给我。她可能希望我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过这个雷区，避免受到伤害。假如她提醒我有这些危险，我也许会害怕，会走错路。我拼命学习，努力获得最好的成绩。可无论我怎么努力，总有那么一个男生，水平和我差不多，看起来没有我这么辛苦，干什么都不慌不忙的。于是，我开始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让别人觉得我准备得并没有那么充分，直到有一天，这成了现实。我对一些事情不再那么执着，反而收获得更多。就像孩子学骑车，训练的时候不知不觉把辅助轮摘掉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可以驾驭两轮车了。我也喜欢男人关注我，但我不会沦陷在任何男人的怀抱里。我知道这是个陷阱，我既能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又能保证自己不深陷其中。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甚至可以有个孩子，但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过分牺牲。不过，我并不想要孩子，我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聊天时句句离不开孩子。我觉得孩子已经太多了，假如自己没有孩子还能过得不错，倒可以尝试一下有个孩子的感觉。在我看来，养孩子绝对不是让孩子从我手里接过接力棒，为我赢得比赛那么简单。

她边说边用那双杏眼看着我，眼神清澈。她说这份工作对外表要求很高，毕竟有那么多人看着你。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我的美貌。我还有个男同事，他的形象就无所谓了。不过我对这种男女不平等一点都不在意。真正吸引我的是力量，美就是一种用途很广的武器，但很多女人蔑视这种力量，或者运用失当。我原来主要研究的是视觉艺术，并非文学艺术，因为在视觉艺术中，能看到政治的博弈，生活的斗争，也能看透男尊女卑的本质。大学时我曾经给艺术系的学生当人体模特，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女性的躯体。我觉得我即使穿上衣服也充满神秘与诱惑。我给自己编织了一张网，这张网也充满神秘，包裹着我。大学时我也学艺术史，毕业论文我研究的是英国艺术家琼·厄德利。

她的作品造型展现了女性权威的悲剧，着实让我感到震撼。她的作品与路易斯·布尔乔亚、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思又不一样。后者是在提醒我们屈从生物性别命运的代价。

琼·厄德利隐居在苏格兰海岸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她记录着自然的野性，悬崖、汹涌的大海，还有天空。琼也在格拉斯哥待过一段时间，她描绘了一些大街上的孩子，如果不代入情感，是无法察觉到他们的贫困的，也看不到那些快乐背后的失落。琼沉浸在创作中，似乎把自己也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她跟德加斯不同，德加斯像幽灵一样飘进芭蕾舞者的世界里，而琼是女性，她的视野更加混乱和奇怪，不像其他人那样平常，不为只所熟知。她去格拉斯哥贫民窟的时候也描绘了一些男人，有大街上遇到的，也有临时公寓里的。她描绘这些人的方式和一些知名男艺术家有些相似。其中有一幅作品，画的是床上的男性裸体：他斜躺着，身体完完全全暴露着，瘦骨嶙峋，营养不良，一片灰色的暗淡。房间也是灰暗的，十分压抑。床很窄，极不舒适，像棺材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画这样的作品，可能是因为画幅太大，对生活透露出极其灰暗的态度，这幅画获得了成功，因为它颠覆了历史，过去男性作家才会用这样的视角描绘女性。画中病态的躯体，屏蔽了一切希望和可能，震撼人心。当时这幅画也的确引起了轰动，因为人们觉得这个画中男人的形象跟几年前为人熟知的集中营受害者的形象十分相近。荒谬的是，很多男人看到这幅画主动登门要当琼的裸体模特。她的作品很多并没有获得肯定，我猜她一辈子都没有性经历，没有孩子，最后四十二岁病死。主持人说，在我看来，一个女人没有幻想是无法生活的，这世界会把她活活扼死。

她说，就我自己而言，我努力争取到了一个位置，可以纠正一些错误。通过宣传我觉得有趣的女性作品，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更改博弈的条件。可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每一分钟水都在上升，礁石上能落脚的地方也越来越小。我没有界限清晰的领土，因此我想往前迈步却寸步难行，最后发现自己还站在干涸的土地上。现在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一个女人要想拥有自己的领土，她必须得像布尔乔亚的蜘蛛一样生活。否则她就得生活在男人的领地中，遵守他们的规则。只有两种角色，模特和艺术家，可以选择钻进某种信仰或哲学当中，找到栖身之所。她说话的时候，在阴暗处来回移动的工作人员互相摇头，编导两手一摊，一脸无奈。主持人微微抬起头，听编导跟她说话，之后头转向我，轻轻抬了抬纤细精致的眉毛，像是轻视的神态。

“这些男人都搞不定。他们说得把这些设备带回工作室修理。真扫兴。”她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把缠在衣服上的话筒线解下来，“想想我们刚才的谈话，这真是讽刺啊。”

我们一边下楼助理一边说，下面这个采访是最后一个了，但愿不要像前两个一样。她估计葆拉已经为我们订好餐馆了，采访结束后去吃，这样我还能在返回会议之前休息一下。我们走进大厅，看到葆拉坐在椅子上打电话。她朝我们招招手，抬了抬眼，助理便把我带回了做第一个采访时所坐的沙发旁。那里有个男人坐着等候，走近了才发现他还是个青涩的男孩子。他轻轻坐在座位边缘，穿着白T恤、褪色的牛仔裤，手指上随意勾着一顶棒球帽。大概是涉世未深，他的表情稍稍有些焦虑，就像宗教画里面年轻的圣徒。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跟我握手，等我坐下后，才坐回自己的位子。他留着棕色的鬈发，外表让人觉得很单纯，甚至有点女性特征。他深棕色的眼睛盯着我，充满了孩童般的渴望。

“我很好奇，”他终于开口提问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阳光下会怎么样呢？我是看了你的书后想到的，书中有个角色说自己一辈子都生活在阴雨和寒冷中，在太阳下生活改变了他的性格。我在想你会不会也这样。”

我说，这个问题可能没什么价值，我没有打算在太阳下生活。

“为什么呢？”他说。

我们坐着，四目对视。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在太阳下生活。”

我问他，那我该住哪里呢。

“就这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会很开心的。没有人来烦你。这里的人会对你非常友善。你也不用专门去学语言，这里每个人都会说英语，他们非常知足。我们会照顾你的，不会有什么困难。你再也不用痛苦了。你可以在海边找个小屋子，很温暖，你的皮肤也会晒成棕色。我想过了，”他重复道，“没有任何不好的。”

大厅里隐约能看到有人站着，坐着，走动着。虽然看得到人，但是好像总跟他们隔着距离，好像他们在水底一样。总有人在低声说话，可一个字也听不清。有时候一群人走了，另一群人又来了。人们带着旅行箱从烟色玻璃门进进出出。外面的街道酷热，安静，明亮。

我回答，我并不确定人们生活的地点和方式真的有那么重要，毕竟，人的本性就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外部环境。

这样做是有点冒险的，通过改变环境的方式重新书写自己的命运。当一个人并非自愿，而是环境发生了改变时，他所熟知的那个世界便会失去——无论过去的世界是怎样的——最后的结局会是灾难性的。我儿子有次对我坦言，他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家庭里。他当时常常和一个朋友一起玩，他很喜欢那个朋友的家庭。他们家人很多，每天都热热闹闹的，很容易相处，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吃饭，很温馨，什么话都说，但不会评价别人。

在这样的家庭里，就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感到痛苦。

我儿子觉得我们家的生活就不是这样的，总是要面对痛苦的自我意识。有一段时间，儿子绞尽脑汁想抓住那些生活的美好日常，坚持按照传统的方式和习俗来做事，虽然这些习俗的象征意义早已经消失了。最后他放弃了，尽量躲开我们，和朋友家的人待在一起，拒绝在家里吃饭。

他后来告诉我们，他一在桌子旁坐下，想到那些失去的东西，就承受不了，感到悲伤和愤怒。后来有段时间，他不再去朋友家了，甚至朋友的父母邀请儿子参加他们家的活动，他也拒绝了。我儿子觉得自己没有以前去得那么频繁，让他们家人失望了，或者感到被冒犯了。他确实不再想去那里了，一两年前他觉得很温馨很慰藉的东西，现在让他觉得很压抑很恼火：他现在看透了，那些气氛融洽的家庭聚餐，不过是父母蒙蔽孩子、保持家庭神秘感的一种手段。儿子那位朋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父母的监视范围之内，他的选择与态度也受到父母的压制。而父母的意志是他最反感的，也是驱使他远离朋友家的原因。他现在明白了，那家人一次又一次地邀请他到家里去，这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们。曾经他只一味沉浸在他们给予他的安慰里，却没看到他们也是需要他的——需要他作为一个见证者，观看、证明他们家里的幸福。我儿子甚至会有些难过地想，那家人是不是也很喜欢观赏他的痛苦，这样他们就更能确定自己是幸福的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残酷的推论，重新开始接受邀请去他们家了，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但不至于失礼。他意识到，在接受他们给予的安慰同时，他也慢慢培养了一种对他们的责任感。这个想法，让我儿子开始思考自由的本质。他明白，为了避免或者减轻自己的痛苦，他放弃了部分自由。这笔交易并不是完完全全公平，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再草率地做同样的事情了。

记者听着我的话，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耐心，单纯。

“可为什么依靠别人就不好呢？”他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残忍的，你可能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我说，他的话里有个词，很难翻译，但可以理解为待在家里却害了思乡病。换句话说，这种痛苦没有缘由。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情感，很多人才环游世界，希望治愈这种痛苦。找到那样一个家能够结束一个人的追寻，这可能是真的，但正是这种被放逐的感觉才发展出亲密关系，才构成了故事。无论这种痛苦是什么，它的本质跟指南针差不多。手里握着指南针的人，完完全全相信它，它指向哪儿就往哪里走，虽然很多时候正确的路往往是相反的方向。这种人是不可能获得内心的宁静的，他一辈子都在惊叹别人内心的宁静，自己却始终无法做到。很多瘾君子就是这样的，他们无法摆脱上瘾的冲动，就不跟自己较劲，坦然接受，伴着上瘾的感觉生活，只是不受制于它而已。

一个人无法忍受的，是有人告诉他，他的经历并不具备普遍性，只是极端条件造就的；以及，他所认为的真相，不过是个人命运罢了。任何一个比瘾君子稍稍强一点的人，都应该相信，自己认为的那些既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重新认识一番。

“他现在在哪里？”记者问，“你儿子？”我回答，他选择去跟他父亲住一段时间。虽然儿子离开后，我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但还是希望他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让他走呢？”他问。

“如果我已经许诺给孩子自由，我就不能中途变卦，修改条款吧。”

他点头默许，神色哀伤。

“可是，”他说，“你仍然是可以选择住在阴雨里还是阳光下的。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如果你不想见人，就不用见。这里的人们会欣赏你的。我还是觉得你不太幸运，假如你生活在这个国家，经历会完全不同。你书中有个角色，意识到自己生命里的湿气正一点点消失，这可能是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但他无法摆脱，他身后有家庭，孩子还太小。他还觉得自己的成功部分来源于自己的民族。假如失去了这层身份，他就和其他人一样，需要和他们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他心里清楚，自己没有赢的本事。但是你，”他对我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去。”

助理小心翼翼地靠近我，提醒我时间差不多了，葆拉和我该去吃饭了。还有，她问我能不能给两本书签上名字送给她的孩子。她从超市购物袋里取出几本书，在上面放上一支笔，递给我。我签名的时候，她把孩子的名字拼给我听。第三位采访者起身正要离开，葆拉还坐在凳子上打电话，她指了指电话，又竖起一根手指，示意我稍等一会儿。很快她就把电话扔进包里，从凳子上跳下来，走了过来。助理把上午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一边听一边又从包里拿出手机，在屏幕上飞快地打字。然后她看了看手表，转向我。葆拉在旧城区订了餐厅，她说，我的作品的译者，一个叫菲莉西亚的女人，也会跟我们共进晚餐。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打车。要是不怕热，可以走着过去，反正时间还充足。

“走走也不错，对吧？”葆拉说，她纽扣一样小的眼睛闪烁着期待。

我们走出阴森凉快的大厅，来到外面，一时无法适应人行道向上蒸腾的热气。蓝得瘆人的天空下，空气中飘着白色的灰尘。大街上没什么人，只有马路对面一群办公人员站在大楼的阴影下抽烟聊天。他们旁边停着几辆车，一两只猫瘫在车下。远处车辆和一栋建筑里机器轰鸣的声音持续在耳边回荡。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葆拉虽然个子小，穿着金色的细凉鞋，走起路来却快得出奇。她五十多岁了，但眼里闪着光，表情很天真，跟孩子似的。她的衣服材质轻盈柔滑，她娇小结实、活力满满的身体大步向前，甩着胳膊，十分随性，棕色的秀发在脑后飞了起来。

“我很喜欢走路，”她说，“我步行到过这里的每一个地方。看到别人在车里堵着而我行动自如，我就高兴。”我知道这座首都城市以地势陡峭闻名。“要么在上坡要么在下坡，”她说，“很少有平地。”

葆拉曾经有辆车，但她很少开，总是忘记自己把车停哪儿了。有一天，她需要车的时候，发现车已经被人撞了。

“大概，我是唯一一个连车都没坐一次就扔掉它的人。那辆车完全没法开了，干脆扔那里算了。我住的地方在郊区，看起来离这儿很远，其实走路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当然，你得知道怎么走，这里道路交错复杂，又没有公共交通，所以才显得很远。那里给人感觉非常荒凉，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听到作家逃离或试图逃避的故事，有些还挺有趣的。”

“其实吧，”她说，“那里跟文明世界一直都很近。”

很多人都受不了这里的热，她继续说，甚至有些人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也还适应不了。不过，葆拉却掌握了一门艺术：对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她懂得如何保存能量，不浪费掉。比方说，她儿子还小的时候，她每天早早起来，儿子起床后总能看到妈妈已经穿好衣服在厨房里做早餐，准备新的一天了。吃过饭，她带着儿子去幼儿园，一路上说说笑笑。送到之后她立即回家，脱下衣服直接钻进被窝里继续睡觉。本来她特别能走路，可有一段时间，她常常一连好几小时待在家里，就像爬行动物一样，连眼睛都懒得眨一眨。葆拉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了，童年的那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北部度过。

“在我的家乡，”她说，“哪里都是水。天总是很阴沉，河里总是涨满了水，到处都有水的声音，滴答的水滴，淙淙的小溪，哗哗的大雨。在那里，感觉就像被水催眠了似的。”

最近她回家待了几周，因为她母亲病了。

“重新回到那个环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她说，“雨哗哗地下，河流从山上奔向大海，到处都是湿润的草，树叶上露水很重。一段时间后，我想起了一些早已完全忘却的事情，我甚至觉得自己成年后的生活像一场梦。记忆已经快要消失了，那个地方好像能把我重新揽入它的怀抱里一样。有一天我坐在河边看书，”她说，“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也常常这样。从那以后我做的事看起来都奇奇怪怪的，那里总能让我回到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场景。”

回到这座城市后的几周，她的心情近乎狂喜。走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感受着脚下温暖的石头。

“回来的感觉，就像一对夫妇再一次度蜜月，”葆拉说，“只不过，这种感觉一直维持了下来，而我的婚姻没有。对了，这感觉也有益健康。”

还好，她前夫几乎不待在这里，她说，他是搞赛艇的，常年在海上。

“我叫他‘海盗’，他找我，我躲着不见。”

葆拉跟前夫有个孩子，十四岁，男孩。孩子还没出生，他们就离婚了。

“其实，分开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对他避而不见，我清楚，不这样做我一辈子都别想摆脱他。他知道孩子的事情后，我立即藏了起来，他会杀了我的。我知道自己很自私，故意让自己怀孕。可我当时已经四十岁了，再不生，就没机会了。”

葆拉的儿子对父亲印象很模糊。总也见不到他，即使他突然出现也待不久。葆拉的存在对儿子来说是必需的，她照料他的日常生活。那个男人周围的女人多得数不清，一个个年轻貌美，可我呢，葆拉说，人老珠黄啦。

“我不再想找男人一起过日子了，”她说，“我的身体需要私密空间，喜欢藏在这些宽松的衣服下面，像被最丑陋的伤疤掩盖，这就是我对爱情的终身信仰，即使五十岁了，我还想要找到真正的伴侣，仿佛他就是小说里的英雄，一直没出现，我就一直找他，直到小说完结。我的身体比我更清楚，它需要独处。”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条小路，正在宽一点的街上走，道路两旁栽着树，透过树的间隙，能看到广场上很热闹，有喷泉，有教堂。这部分是老城区，一度非常破落脏乱，没人管。现在政府投资改造，这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商店、餐馆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甚至有些公司都搬来了。这里的商店和世界其他城区中心的商店一模一样，酒吧和咖啡馆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景点的样子。这种振兴，看起来有点像死亡的前兆。欧洲正在灭亡，因为每个独立的地区都被替代了。伴随欧洲灭亡，真假也越来越难辨。我们可能在传统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意识到。

葆拉看了看手表，说现在去餐厅还有点早。如果我不介意的话，这里不远处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又出发了，步伐更轻快。葆拉甩着长长的秀发，银色的束腰大衣下摆旋转着，啪啪作响。

“有些奇怪，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地方，”她边走边说，“是我几年前偶然发现的。我路过附近，凉鞋鞋带断了，得找个地方坐下来修一修。看到这个教堂开着门，什么也没想便走进去，然后我吃了一惊。”

大概五十年前，一场大火将教堂烧毁。烧得太严重，石头松了，窗户的间距也模糊了。两位消防员也在救火中殉职了。最后只是翻修了教堂的主体结构，并没有重修整座教堂。教堂还像以前一样是大家礼拜的场所，只不过那丑陋的外表总让人想起那场火灾。

“教堂里面全是黑色的，”她说，“墙壁和天花板都变形了，像是山洞里的石头层层展开。大火虽然烧毁了之前的画和雕塑，但那残留的部分总让人觉得从中能看到诡异的画面。到处都残缺不全，比如被熔掉一半的蜡像，还有其他被烧得不成样子的地方，石雕烧得断成了两截。底座和凹室都空荡荡的，东西都没了。里面材质损伤太严重，已经不是人为的艺术品，而是火灾使其恢复了自然形态。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那种场景十分令人感动。那些东西就那样以真实的状态存续着，周围其他东西已经被替换清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我无法理解和表达的意味。不过，其他人还是该做礼拜就做，好像一切照常。一开始我觉得不好好修缮是个错误，他们以为没人会留意到这里曾发生过火灾。每次看到或听到里面的人一起祈祷，我觉得他们也没留意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我真想对他们大吼，让他们看看黑色的墙壁，以及这里的空洞。可后来我发现，有些地方你明显看出来之前有雕塑，这些地方被新装上的灯点亮。有了这些灯后，很奇怪，看到的东西似乎比以前有雕塑的时候还多。我这才知道，这并不是别人的重大疏忽或误解，而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

在一个繁忙的路口，我们停了下来，等着过马路。我们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震动了空气。耳旁噪声不断，太阳无情地压在我们头上。路的另一边是一排大树，宛如紫色的云朵，手套一样的形状，向四周晕开，模糊了人影。黑色的树干间，厚厚的一层落叶，有人在散步，有人坐在长椅上。我越看越觉得光影交叠、错综复杂。有个女人心不在焉看着前方。孩子蹲在地上检查着什么。一个男人双腿交叉坐在椅子上，翻着报纸。一位侍者为客人端来一杯饮品，一个小男孩在踢球，球滚到了阴影里。鸟儿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啄来啄去。一边仿佛是沼泽地，另一边是喧闹的人行道，界限如此清晰。这种分隔似乎代表了最基础、最难以克服的混乱，任何想要将其纠正过来的尝试都是徒劳。信号灯变了，我们过马路。汗水从背后流下，我的心脏开始怦怦跳，好像太阳的心跳声延展了过来。我仿佛已被融进太阳。

我们到达葆拉所说的教堂，门关着。她在门前来回踱步，试图找到其他入口。

“好可惜，”她垂头丧气地说，“真想让你进去看看。

我在脑子里都想过这个场面了。”

我们脚下的广场很小，井一样的形状。太阳正好投射在上面。这座关了门的建筑看起来十分苍白，只有边缘有一圈阴影。我靠着墙，闭上眼睛。

“你没事吧？”我听到葆拉问。

1.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著有理论著作《内在体验》《受诅咒的部分》等，小说《眼睛的故事》《蓝天》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