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

不过，让人诧异的是，他们虽然无比怀念过去的生活，却依然认为能够摆脱那样的日子是件幸事。

会议是在郊区的海边举行的。那里有个造船厂，面积很大，仓库、筒仓、集装箱连成一片，远处的海水波浪起伏，在太阳下闪着若隐若现的光。码头一眼望不到边，巨大的起吊机从油轮甲板上不停地吊货卸货。

宾馆是一栋灰色的大楼，周围公寓大楼林立，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窗户都被金属百叶窗掩着。宾馆前面有一片停车场，几根旗杆直直地立在柏油路面上，杆绳在风中颤抖，发出跟船舶索具一样的声音。我的右边，干枯的杂草都长得跟墙差不多高了，墙的另一边种着雪松和桉树。在它们的掩盖下，人们很难发现那里有一条车道。那是一条混着泥沙的白土铺成的路，蜿蜒地通向生锈的铁门，路往前不停延伸，直至消失在树林中。树林环绕着山坡，从山坡上能望到下面泛着波光的海。大门紧锁，杂草丛生，大概这扇门已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吧。

一位参会代表告诉我，这家宾馆环境欠佳，交通不便，距离市中心很远，而且换乘也特别麻烦。尽管如此，每年大会都还是在这里举行。他推测大会的组织方可能跟这家宾馆签订了协议。到了吃饭时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会被大巴车送到一家餐厅（那位代表推测这家餐厅可能也是签了协议的）。从宾馆到餐厅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车窗外沿途都是破败的景色，没什么好看的。那家餐厅其实很不错，在这个国家，“吃”算得上是一项全民运动了，可问题是（不知道会议组织方跟餐厅签订的是什么鬼协议），周围的人吃着各种各样精美诱人的食物，而他们这些人却不能选择吃什么。有好几次，会议组织人员把他们带到外面去，大厨在那里做鱼，在巨大的烤炉上烤鱿鱼和大虾。然而，他们只是被带出去拍了张照片就被送进来了，然后继续吃自己面前的苹果派和冷菜——之前吃的就是这个。

那位先生还告诉我，我们住的那家宾馆只供应茶和咖啡，但是在那个鞋盒子般的水泥建筑里，还藏着一位独具天赋的甜点大师。他说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除了热饮，宾馆还会供应一种馅饼，他让我一定要尝尝。其实这种馅饼在全国类似的活动中都会供应，而且从超市也能买到。可是自从长大后他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馅饼了。

超市里的快餐食品吃多之后，他都快忘了馅饼本来的味道。他第一次吃到这家宾馆的馅饼时，那种色泽，那种口感，那种味道，似乎让他找到了久违的亲切。他甚至有那么一丝丝心痛。他甚至可以确定，这般美味，绝不是一个所谓的专业团队做出来的，而是出自一双手，独特的手。

不过，这么多年了，他虽然来过这里很多次，却从来没有主动去见那位厨师，甚至没有专门去打听过。当他咬住那块新鲜美味的馅饼时，他就知道，还是出自那个人。

曾有一个参会的英国代表也提出过相似的看法。他说，这种甜点叫干果馅饼，英国代表的话不禁让那位先生怀疑自己在品味甜点的过程中，并不是在寻找已故母亲的味道。据说，这种馅饼最初是一群修女做出来的。她们吃鸡蛋的时候只吃蛋白，剩下的蛋黄需要想办法处理，于是就诞生了这种干果馅饼。不过，假如一个人想要体会母性，修道院绝对不是首选，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甜点如此受到国民的欢迎，特别是男士，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女性的态度呢？他又想起修女们只吃蛋白的习惯，这样的生活刻板、干净、纯粹，黑色的修袍隔绝了一切有关性的幻想，也使男人无法靠近。这种甜甜的小馅饼，塞满男人们贪婪的嘴巴，代表着修女们被剥夺的“女性”部分，它们被放在盘子上，在人群中传递。他更愿意把这当成一种与世隔绝的方式，这小小的甜点在告诉人们，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是令人愉悦的。那位先生觉得，在痛苦与克己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好吃。

这家宾馆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是房间。所有的走廊看起来都差不多：地上铺着棕色地毯，米黄色的墙壁，两侧的房间沿着走廊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两台电梯缓缓升降，到了大堂门就开了，里面的人出来，外面的人进去。大堂里坐在红色沙发上的人们显然已经对这重复的景象视而不见。有时电梯升到高层，门一打开，如果有人在打扫房间，就能看到房间里面的陈设。布置也是千篇一律：一样的棕色地毯，擦得发亮的薄板家具，往窗外看，还是那些公寓楼，窗户紧闭。不过，这时候假如一位客人要拿着宾馆的房卡的房间，从他的举动可以看出，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的房间还是与众不同可以分辨出来的。保洁人员穿着白色的围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在不同楼层上上下下，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就把漂白过的白色床单放在走廊里。有时候，走廊就像一块没人居住的地方，刚刚下过雪的样子。

楼下的接待区有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前面围了一圈沙发，那里常常聚集着一群男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们会一起看几分钟足球赛或者方程式赛车。一到播新闻的时候他们就散了，只剩下播音员对着空气热情地读着稿子。紧挨的另一侧是吸烟区，那里聚集的男人更多，偶尔也有几个女人。每当需要集合参加活动或者乘大巴去餐厅，大家在出发前似乎都爱往这两个地方钻。每到这个时候，一旁的人总会觉得两个区域间的玻璃挡板是故意安插在那里，不让玻璃外面的人听到里面的人在说什么。往外走几步就能看到一条长椅，靠背对着宾馆。坐在椅子上能将外面停放的车辆尽收眼底。那条长椅似乎是专供人独处时用的。沙发上的人与长椅上的人距离一两英尺^[1]，因此窗户里面的人能把长椅上的人的后脑勺看得清清楚楚。假如一个人坐在了长椅上，那么大家便会明白，他想一个人静静，或者他想私下单独和人聊聊，不希望别人打搅。这样一来，那个角落里就会进行一场对话，这场对话要比另一边那一群人的更安静，更漫长。在那个角落里，人们也可能在用其他语言打电话（一般对话都用英语）。

会议的组织人员穿着带有会议标志的T恤衫，大部分很年轻。他们总是一副警觉焦急的样子，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确保所有人都按时按点参加活动，不会误车。常能看到他们挂着愁容回答着这样那样的咨询问题，说话的时候眼睛在大堂里扫来扫去。要是哪位代表找不到了，他们就很慌张，到处询问有没有人见过他。常常是一位工作人员乘着电梯上楼找人，恰好另一台电梯门一打开，那位要找的人走了出来。有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小说家，就总是弄得工作人员焦头烂额。他经常东拐西拐去周边郊区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地方，回来后给大家讲有关教堂，或者其他建筑的故事。这位小说家穿着步行靴，背着小背包，好像在向这些工作人员示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监管在他面前多么无力。确实有几次大家集合吃饭的时候不见他的人影，不过最后还是会出现，脸色泛红，气喘吁吁，估计是从别的地方步行过去的。这个男人还颇费心思地结交朋友，有工作人员也有参会代表。他会把他们提到过的特别的事情或者地方记录在一个皱巴巴的皮革笔记本上，还会不停地找他们核对，看看小镇的名字、书名或者餐馆的名字有没有记错。这位小说家告诉我，他外出常常这样做笔记，一回到家就把这些东西输入电脑存起来，根据名字和日期整理好。这样他只要打开文件，三年前去法兰克福书展时的点点滴滴就在他眼前重现了。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这个习惯或多或少免除了他刻意去记忆的必要。倒不是说他健忘，而是他留存信息的能力实在欠佳，如果不这样做，很容易分心。与人交流的时候他总是提问的一方——虽然他自己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这让他手上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可当别人问起他来，他就变得支支吾吾，含糊其词，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只字不提。

我留意到，这位威尔士作家与别人深谈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开有关自己的话题。他跟很多人都聊过，甚至包括大巴司机和宾馆里的工作人员，可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和自己知名度差不多的国内外作家。来参加会议的人中确实有几个这样的，有些我之前就打过交道。有位作家第二天就主动找到了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们曾一起参加过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女性小组讨论。参加那次活动的都是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和女性知识分子。我记得上次见她的时候，她看起来有些胆怯，头发很不羁，整个人的气场与活动氛围有些不搭。可现在的她，站在大堂里，沉着冷静，充满活力，仿佛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能量在她身上一点点聚集而不是消散了。她大大方方地又把自己的名字介绍了一遍——索菲娅，一点也不介意别人可能根本想不起来了。

索菲娅一脸亲切的微笑，对我说，她实在想象不出把一群男性知识分子聚集起来谈梦想会是什么样子。主持人大概是想用这个话题让大家抛开顾虑坦诚交流，但她觉得女性的真实感受只能藏在潜意识里，太过隐蔽和复杂，一群女人聚在一起，非但没有推动女性主义事业的进程，反而增添了几分病态，这真是可悲。

索菲娅说，自从那一晚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分别后，她出了几本小说，还有一本关于西方文学标准的书。依据那里面的标准，她认为应该把好几位男作家从西方文学史上删去，多加上几位女作家。那本书在其他国家很受欢迎，在她的国家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索菲娅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不是以“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而是因为翻译了其他人的作品。她的翻译让几个本国的作家（几乎都是男的）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甚至比她自己都高。

她一边说一边发出清脆的笑声，可能人家只是因为我家乡就在这里才邀请我的。组织方要负担所有参会人员的交通费，而我就不用了，步行就能过来。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里是她的地盘，她的外貌才会有如此大的改观。在她熟悉的环境中，更容易焕发光彩。索菲娅一袭湖蓝色的收身低胸礼服裙，系着宽腰带，纤细的腰肢格外引人注目，脚上那双高跟鞋也为她增色不少。她身材娇小，面色枯黄，一头浅棕色的头发软软的，薄薄的。她一张嘴就能让人看出来她想要说什么。她下巴抬得高高的，像个孩子踮着脚，让视线越过大人的肩膀，想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索菲娅脖子和手腕上都戴着首饰，脸上妆化得很浓，特别是眼睛周围，有点夸张、惊悚。那双眼睛仿佛能洞悉旁人无法察觉的东西。恍惚间，我似乎认出了这副伪装下记忆里那个胆小怯懦的女人。我明白，她今天打扮成这样就是怕别人将自己遗忘，或者忽略。不过，这刻意的装扮反倒让别人觉得怪怪的，不禁想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打扮自己，有种要帮她重新装扮的冲动。

她手指着隔板玻璃板说道，这个地方挺无聊的。离婚后，索菲娅觉得带着儿子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比较好，于是便离开了首都。她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去，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母亲待我们很尽心，”她说，“虽然我是家里第一个离婚的人，这在母亲看来近乎耻辱。她总是有办法提醒我记住自己是个离了婚的女人。母亲在注意到我在看她的时候，视线就会转向我的儿子。她用手捂住嘴巴，好像看到一块无价之宝掉在地上摔碎了似的。母亲对待我儿子也小心翼翼的，好像他患了重病，可即使真有重病，别人再多的同情也于事无补。”

索菲娅继续说，儿子最近踢足球的时候摔断了腿，不知道怎么回事，病情最后演变成了病毒感染。医生们也无法定夺病因和治疗方案。儿子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接着两个月卧床不起，之后就性情大变。他之前特别爱运动，热爱体育，体育的规则和奖惩方式似乎也影响了他的生活观念。比如，儿子见证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有个立场。他经历了父母之间那么多次“战争”，他是纠结到底应该站在谁那一边，谁赢了谁输了。最后儿子自然而然选择跟父亲站在一起，只因他认同父亲的男性价值观，也跟这个男人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愉快的时光。索菲娅的前夫很善于利用儿子的“忠诚”。在索菲娅看来，他这样做会在儿子的思想里埋下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感，儿子的一生和性格都将为此受到影响。那种认同感，埋在这个国家每一个男人身上，它根植于对女性的恐惧和完全的依赖之中。索菲娅明白，无论自己怎么做，儿子迟早都会在那种低级的盲从中找到心中疑惑的答案，因为他身陷其中，周围的一切都驱使他去跟从。不过，每当索菲娅跟前夫意见不一，儿子问她到底谁才是对的，她从来不会做出正面回答。儿子常常为此感到沮丧，这也证明了在儿子面前，前夫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是偏向他一边的。儿子就无法给出自己的答案，直接相信父亲的答案要比自己去思考判断容易得多。不过，三个月的行动不便之后，儿子似乎有了些变化。

刚开始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有些抑郁。整天不说话，无精打采的，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后来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生气后又陷入绝望。儿子感到无能为力，而且也没法下地活动，很多事情由此看得也更清楚了。比如，父亲很少打电话，也很少过来看他，而母亲一直在床边守着他。索菲娅说，有天早上，她用盘子端着早餐走进他的房间。那天她要出去做一场演讲，进他房间的时候没洗澡也没梳头，戴着眼镜，穿着一件旧衣服，脸上也没化妆。他从床上抬起头看着她，对她说，妈，你可真难看。

她说，是，我有时就会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我也会化妆，穿上好看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但是，你眼前这个丑丑的女人，也是你妈妈的样子。我的样子你不一定喜欢，但无论哪种样子，都是真实的我。

索菲娅顿了顿，望着窗户外面的停车场。其他参会代表都聚集在那里等大巴，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向一边，衣服紧贴着身体。

她继续说，儿子能下床活动之后，没有以前那么爱运动了，心思也更加细密。他甚至也坦然接受了自己至少未来一年都不能痛痛快快进行任何体育运动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挺感谢他这场大病的，虽然这仿佛就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觉得厄运没完没了地降临。

太不公平了，她的前夫正开着跑车到处逍遥，还跟他女朋友在海滩别墅里共度春宵。而她呢，困在老家的房子里，照顾生病的儿子，每天还要被母亲提醒无数次，都是她不懂得隐忍，婚后坚持工作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在这个国家，女人唯一能认同的力量就是做奴隶的力量，她们唯一认定的公正便是奴隶听天由命的公正。

这时一个高大威猛、脸色阴郁的男人走进了大厅，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他有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黑色的胡子，脸部大而松弛，面无表情，看起来就像罗马时代留下的巨人雕塑。索菲娅一看到他，脸上立刻焕发了光彩，冲上前去，碰了碰他的胳膊。

男人这才抬起头，一脸不情愿的样子，眼神露出一丝不悦，显然是不希望别人打扰自己。索菲娅开始激动地跟他说起家乡话来，语速飞快，男人说话很慢，声音却很洪亮。索菲娅手舞足蹈，时不时换个姿态，不停地打手势，在空中飞舞。男人要比索菲娅高很多，说话的时候并没有低下头，只用眼睛往下看，他的眼睛眯着，让人以为他觉得两人之间的谈话太无聊，或者是感到困惑。过了一会儿索菲娅转向我，拉着男人的胳膊，向我介绍说他叫路易斯，是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她说话的时候，男人的头仰得更高了，眼睛差点就要完全闭上。他最新的小说获得了今年五项重要的文学奖。这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其他男性作家都无法触及到的。

索菲娅对路易斯的这番评价让我有些诧异。我问，到底是什么主题。

索菲娅的语气里充满热情，家庭生活之类的，就是描写郊区的日常生活，以及住在那里的饮食男女。她严肃地说，这类题材在大多数作家眼里是不入流的。他们想写标新立异的作品，或者写宏大的主题，关注大众生活。索菲娅很肯定，他们写这些东西其实是为了抬高自己。路易斯不一样。他用自己的深刻、坦诚和对现实的尊敬给他们当头一棒。

我不过是写些我了解的东西罢了，路易斯耸了耸肩，说道。他的目光越过我们，看向远处。

“路易斯只是在谦虚。”索菲娅边说边笑，笑声依然清脆。她说，他只是怕自己变骄傲了，在写作时就会不客观。在我们的文化中，贫穷与富有，年轻与年老，特别是男人与女人的隔膜永远无法消除，正是路易斯给我们这种文化赋予了尊严，独一无二的尊严。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与隔阂，大家还有一种近乎迷信的观念。通过路易斯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差异不是某种难解的神秘因素导致的，而是我们缺乏同理心的结果。假如我们人人都有同理心，我们会明白其实彼此都是一样的。索菲娅说，路易斯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同理心，才获得了大家的肯定。所以他应该为自己高兴，不用对别人的夸奖感到不好意思。

索菲娅说这些话的时候，路易斯脸色有点难看。他一言不发，直到组织方召集大家上车，大巴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沿途的马路很宽，空荡荡的。混凝土浇铸的路面有了裂缝，长满杂草。我们一路绕着码头行进，四面荒无人烟。码头一直延伸，一眼望不到头，消失在简陋散乱的郊区街道里。天空灰蒙蒙的，云很低，偶尔有一丝风。人群密集的地方总会让人觉得焦躁与压抑：餐馆和商店的雨篷在风中摆动；垃圾在人行道上被风刮得到处都是；室外火炉里冒的烟，也被风吹得扭向了一边；行人三两成群，紧紧抓着包和大衣，低头前行。我们到达餐厅所在的那条街的时候，那里已经无法通行了：从前一天开始这片区域就已经被挖开了，路坑四周被圈了起来，隔离线在风中上下翻飞，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大巴又掉头开进了辅路，缓慢地转了好几个弯。车里面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最后只能摇摇头耸耸肩，一脸无奈。最后大巴终于找个地方停了下来，那地方到餐厅还有一段距离，大家下车后自行结伴走过去。我们走过一片水泥地，那里的建筑墙上画着各种各样的涂鸦。周围长着月桂，开出尖尖的红色花朵。

风中飘来一段曲子，我没听过，好像是什么人在吹笛子，似乎是个男孩，站在涂鸦墙废墟的灌木丛中。

我们一行人因为道路施工走在另外一条路上的时候，旁边的一位男士对我抱怨道，这些施工项目怎么就无缘无故地出现，挡了我们的路了呢？应该事先告知的。而且，会议组织者完全可以就近挑一家餐厅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周围有别的餐厅，他们就是懒得重新安排。男人还说，其实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对什么事都无能为力似的，换另外一个词说就是“懈怠”，即使有机会改变他们也拒绝改变。跟我说话的这位男士在这里最重要的国家级报社工作，一定亲身经历过不少类似的事情：有时候上级让他报道政治危机或重大灾难，可接着就派他去乡下，因为据说那里某块石头上出现了疑似圣母玛利亚的身影。而且，上级还期望他能用同样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两件事。施工项目的出现背后必然有其原因，那个疑似圣母玛利亚神秘背影的出现，也应该有原因——凡事必有因。道路施工项目出现了，人们就那么被动接受，也不继续追问，生怕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

大家进入餐厅后，在专门为参会代表准备的长桌旁坐了下来。餐厅另一边总是人挤人，时不时传来吵嚷和笑声，跟我们这边别扭的长桌和死板的固定位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代表们想着吃饭的时候就得这么干巴巴坐着，心里很不情愿，就自发安排起了座位。而那一头，人们热热闹闹、嘻嘻哈哈地聚在一起，那顿饭似乎怎么也吃不完。侍者穿梭其中，盛着食物的盘子端得高高的，不停地给他们添菜。

我旁边的那个男人甩开餐巾，将一角掖在了衣领下边。他看起来六十多岁的样子，已经谢顶了，露出棕色的头皮。又小又圆的眼睛里露着几分愤世嫉俗，好像在讥讽别人。他告诉我，他读过我的书，准备采访我，然后写篇稿子在报纸上发表。在考虑该跟我聊些什么的时候，他有了新的想法：让我当自己小说里的人物，他当叙事者。他写文学评论是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的。报社让他写过那么多种类的主题文章，文学评论应该写得不少。明天男人就得去足球协会总决赛现场，对他而言这是件苦差事。每年都是一群人为一个终将到来的胜利欣喜若狂，实在没意思。

男人很喜欢采访作家，他会把自己带入他们的世界当中，这是他的任务。他会研究作家们的经历，读他们过去的作品，钻研他们关心的问题。不过这次，或者是因为实在太忙，也许是因为会议上有太多值得他关注的作家，所以他并没有太仔细读我的书。其实他是昨晚吃完晚餐回到房间后才开始读完我的书，准备睡觉的时候才想到自己可以站在作家的角度来进行采访。他竟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自己也很好奇：通常读完小说他都不会这么想。他从不敢像作家一样进行创作，也不愿意那样写东西，甚至觉得那样会让自己很累。男人有时候会希望这些天才作家别那么精力旺盛，因为他们一写出点儿什么新的东西，他就得想办法报道。要他凭空造出点什么东西出来，创造一种语言中前所未有的结构，实在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因此常常陷入被动的状态，只有回归琐碎的日常生活才能感到一丝轻松。比如他发现，我书中的角色常常因为某个问题而陷入深刻的自我剖析当中，这也让他联想到自己的职业，因为他的工作也需要大量的提问。不过，他得到的问答并不是他想听的：男人常常祈祷受访者能说些有趣的话，这样就省得自己绞尽脑汁去编造些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如他所说，正要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体仿佛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控制了。他似乎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采访别人时提的问题都要简单，却能为他解答心中所有的疑惑。他太喜欢这个问题了，他也正想从全新的叙事者角度向我提问。这个问题跟我这一路留意到的东西有关。假如他没有预料错，或者说，假如我想得没错，我的回答差不多就能直接当他的稿子了。

有两个男人坐在桌子对面，其中一个突然打断我们的谈话，问我旁边的男人他是不是真的要去报道明天的足球协会总决赛，以及他觉得哪一方最有可能胜出。我身旁的男人又把餐巾往衣领下掖了掖，动作迟缓，颇费了一番工夫。接着，他一脸不情愿地给对面的人分析了局面，谈了谈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大概后悔自己的回答了——对面的人显然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方激烈的讨论。就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索菲娅进来了，路易斯在她后面。她看到我身旁有空位，就过来坐下。而路易斯迈着大步走向了餐桌的另一边，在餐厅一角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了下来。索菲娅叹了口气，满脸失望，重新站了起来，她说要去问问路易斯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坐。几分钟后索菲娅回来了，表情遗憾地抓起了自己的包，告诉我既然他不愿意挪地方，自己就得去坐在他旁边。她好像觉得不应该让路易斯一个人。我身旁的记者朋友突然转过来对索菲娅说，你的想法很可笑。他一边掖衣领下面的餐巾，一边用他那双又圆又小、目光尖锐的眼睛看着她，说道，你为什么非要在餐厅里追着他？人家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就应该随他去。要是他想和大家一起，他自己会过来的。索菲亚想了想，微微皱了皱眉，悄悄走开了。几分钟后，她拖着满脸不开心的路易斯回来了。

“我们是不会让你一个人的，多扫兴啊，”她对他说，笑声发颤，“你一定得待在有人气的地方。”

路易斯只能一脸不悦地坐下来，扭头跟其他人讨论足球去了。这时索菲娅转过头悄悄告诉我，虽然她知道路易斯可能会给人留下傲慢的印象，但其实这种特立独行对他来说也很痛苦，他内心也会产生强烈的歉疚，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太过招摇了。

“通常对于这个国家的男人来说——应该说所有男人——路易斯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暴露了。他在作品中对于家庭、父母和儿时家里的描述太过真实，人们很容易就能认出他和家人来。路易斯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利用或者伤害了他们。不过，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读者来说，他们能看到的只是路易斯在作品中的坦诚。假如他是个女的，”索菲娅向我靠近了一点，“这种坦诚只会招来别人的奚落。最好的情况就是无人在意。”

看到侍者过来上菜，索菲娅坐了回去。其中有一道菜，是棕色的糊状物，味道很冲。索菲娅吸了吸鼻子，告诉我这道菜的名字大概可以翻译成“只有做成糊状才吃得下去的东西”。她用勺子挖了一点，放在餐盘边缘。之前那位威尔士小说家出现了，头发被风吹得立了起来，衬衫扣子解开，露出红红的脖子。片刻犹豫后，他坐在了索菲娅旁边，因为那是唯一空着的位子。他微微一笑，露出窄窄的一排黄牙。当被问起盘子里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索菲娅并没有说出那个翻译过来的名字，而是告诉他这是一道当地美味，碎肉做的。那位小说家盛了一些到自己的盘子里，又拿了几片面包。他让我们多多包涵，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原本打算沿着海岸走过来的，没承想走着走着就在工业建筑群和房地产项目工程里迷路了，看起来都是烂尾楼。他只好爬过墙和其他障碍，想赶快走到海边。没想到墙那边竟然是有人把守的水泥地，他被带钩的电线和无数看起来像瞭望塔一样的东西围住了，刚一跳到对面就被三个穿制服的人拿枪指着。很明显，他这是走进军事区了。他费了好多口舌向他们解释，自己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一位作家，来参加文学会议的。他们听到“文学会议”这几个字有些吃惊。那几个士兵对他很友好，送他出去之前还主动请他喝咖啡吃馅饼，他当即谢绝。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距离餐馆还有很长一段路的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是一路跑着过来的，穿着步行靴跑太难受了。

路易斯被小说家的话吸引了过来。他接着谈起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衰退，他说这是十年前那场金融海啸造成的，直到现在，像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些地方，仍然能感受到那场海啸的余波。威尔士小说家趁路易斯说话的时候往嘴里塞了几口食物，吃完第一道菜后，心满意足地往后一靠。路易斯说完，小说家说他的家乡也是类似的情况，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泥沼中爬出来，不过，那里本来也没有完全现代化，有些家庭上一辈的老人还不会说英语。从当地人的描述里，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和睦相处，生活富足，与世无争，不仅人与人之间非常亲密，连人与动物、鸟雀、山原、树木之间也十分和谐。那里的人们在旷野高歌，将故事一代代流传，表达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在那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情感，或许有人心怀怨怼，或许关系的裂缝已难以修补。部族之间也可以通婚，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前，所有族群会在周日的时候一起爬山，妇女们怀里抱着孩子，壮实的农民、年轻的姑娘、叽叽喳喳的儿童，还有家里的狗儿和小马驹都会去。人们带上一篮又一篮的食物，有火腿三明治和热茶，男人们一边爬山一边唱歌。他说自己就正在写这样一篇小说，他想让那个已经消逝的世界在小说中复活。

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农业活动、饮食习惯、家庭传统、礼拜社交、民间风俗、诗歌民谣进行了研究。他跟无数当地人聊过天，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毕竟他们对过去了解得更多一些。小说家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在他的引导下，那些人对那个世界的描述可谓栩栩如生。不过，让人诧异的是，他们虽然无比怀念过去的生活，却依然认为能够摆脱那样的日子是件幸事。有时候小说家甚至觉得，自己对那个世界消逝的感受比住在那里的人还要深刻。他实在无法理解，那些老人怎么忍受得了疗养院里的单调无聊，况且，电视、中央空调这些现代设施他们也用不惯，而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却如此美好。

一位老太太曾这样对他说，全都变了，没有一样东西跟以前一样，连草都没有一根和从前一样的。小说家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太太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念叨，变了，一切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他们见面后不久老太太就去世了，悄无声息地。小说家说，他觉得自己能在老太太走之前跟她聊天，把她的回忆记录下来是非常幸运的，否则这些珍贵的记忆也就随之远去了。他在创作时试图重构那些记忆，过程却非常痛苦：那些记忆在稿纸上发着光，好像新生的一样。他还是不能理解老太太那句话的意思。他实在无法接受，最最关键的部分被弄丢了，他甚至有时候一边写一边怨恨老太太，好像是她把最关键的部分偷走了似的。小说家现在住在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的一座农舍里，那里的景观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那里的人们对于任何细微变化都很抵触。什么多余的路标啦、新停车场啦，通通都不能建，这些设施多一点点都会破坏那里本身的特质与美丽。那里的人们非常积极地复兴传统农舍手工业，恢复曾经的土地管理制度。每当小说家走进公园的山里，他都觉得自己看到的和这里曾经的样子没有任何差异。他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目光谨慎，说，当然了，能住在那样的地方，我也很幸运。

路易斯对此并不感兴趣，一脸沉郁。他撕了一块面包，揉成球，然后丢在餐盘旁。

“我母亲曾给我讲，”他说，“她小时候，每到丰收时节全村都会用一天来欢庆，农人们总会留一块地等到欢庆日那天才收割。当那天到来，男人们在中央甩着镰刀，其他人围成圈观看。这是传统。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在田地中间留下一块圆形的地方，从边缘往里收割，而不是像平日那样，在地里来来回回地画直线。所有受到惊吓的动物这下可没有机会逃出那个圈子了，男人们在外面一圈一圈地收割，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好多动物都战战兢兢地挤在中间。村里的孩子拿着铁锹、棍棒，有的甚至拿来了家里厨房的菜刀。一声令下，他们一窝蜂冲到没被收割的那圈田里，呼喊着将那里的动物一网打尽。他们杀戮的时候是喜悦的，彼此身上溅满了鲜血。母亲一想起那些画面，心情就很低落。虽然当时的她也很乐于参与其中。

现在我们很多亲戚都不承认当时有这样野蛮的事情。不过我母亲坚持说他们做过。那段记忆让她痛苦不堪，她拒绝选择性遗忘那些片段。有时我会想，其实，不管她是否认为自己小时候不经思考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生活的不幸，都只是她太过敏感，才会产生那样的错觉。就我刚刚说的，她的亲戚跟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之所以创作，是被母亲的敏感逼的。我得把这件痛苦的事，或者说未完成的任务从母亲身上剔除。或者说，她给我遗留了一个任务需要我去完成。即使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我也好像命中注定一直在重复着某些东西，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呀，”索菲娅突然说道，“你有才华，而且懂得利用才华，你的生活已经彻底改变。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去见谁就去见谁。世界上的人对你赞誉有加。你坐拥都市豪宅，家有温良贤妻，”她笑得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不用天天跟妻子在一起，她会帮你带孩子。可是，假如你是个女人，你母亲的生活就会像一把剑一样悬在你的头上，你会不停地责问自己，除了要做的事情是以前的两倍，受到的责备可能是之前的三倍，你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进步。”

这时侍者已将那盘糊状物撤下，上了另一道菜。索菲娅说这道菜是用鱼肉放到模具里做成的。听她的语气，这道菜不会特别美味。索菲娅也只吃了一点点。菜传到路易斯跟前的时候，他摆摆手，上身伏在桌子上，屁股没有完全坐在椅子上。他仰头看着头部以上的墙壁，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航海用具——渔网、大号鱼钩、木制舵轮。索菲亚扭过头对威尔士小说家说：“真巧，你刚才说的老太太的话，我最近也听到有人说类似的话，只不过情景完全不同。”她讲道，不久前，索菲娅的儿子去跟他爸爸待了一段时间。他无意中在父亲那里看到了一些被收藏起来的相册。儿子从来没见过那些相册。他们俩当初分开的时候，前夫带走了所有的相册，也许他觉得他应该拥有他们的过去吧，也可能里面有些东西会推翻他对两人过去关系的看法，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收藏呢。

“什么原因都无所谓了，”她继续说，“前夫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张我们共同生活的照片。我儿子在壁橱里翻到那些照片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当时太小，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他从他父亲那里回来后，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异样。他好几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他会趁我不注意偷偷观察我，其实我都知道。我问他，是不是我脸上有东西啊，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后来儿子告诉我，他找到了那些相册，他父亲跟朋友打网球去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子里。所以他整个上午都在翻看那些相册。他跟我说，妈妈，我在照片里看到你了，可那根本不是你。我想说的是，照片里的人是你，可我不敢认。我跟儿子说那些照片我自己也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我肯定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老。儿子对我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看起来老了，而是我现在整个人都变了，和照片里完全不同，头发、衣服、表情，连眼睛都不一样了。”

说这话的时候，索菲娅眼睛睁大了些，闪着光，大概没忍住泪水。不过她还是勉强微笑，她似乎很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威尔士小说家看着她，流露出一丝礼貌的关切，脸上还带着几分震惊。

“可怜的孩子，”路易斯闷声道，“这浑蛋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去打网球？”

“他那样做，”索菲娅说，她脸上的笑容稍稍放开了些，“他心里清楚，即使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内心也无法获得自由与平静。假如他放弃了本该和朋友一起度过的周末，照顾我们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相当于赠送了礼物给我。我前夫这辈子绞尽脑汁就是为了不让我得到半点好处，即使这点好处只是间接作用在孩子身上。

我毫不怀疑，如果孩子全权交给他抚养，他会是个一级棒的好爸爸。他肯定会保证我们的孩子在体育上所向披靡，夺得一切比赛的冠军，然后时不时再抱怨妈妈一下，怪妈妈没有关心他。前夫在法庭上跟我争孩子的抚养权，很多朋友听说我反对都很震惊，他们觉得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应该维护双方平等的利益。而且，大家也觉得儿子更需要父亲，跟着父亲长成一个男人，”索菲娅说，“可我想让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要让他明白，一个男人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对待女性，如何思考。我不想让他变成一个只会把内裤丢在地上，然后拿‘这是男人的本性’当借口的男人。”

威尔士小说家犹豫着抬起了一根手指。他说自己并非要反驳，只是觉得有必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跟他前夫一样。男性的价值观也并不都是由深藏的自私导致的，其中也有荣耀、责任和风度。他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并没有极端表现。他并不否认男孩与女孩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如果无视两性之间的差异，可能会使他们的优秀品质都丧失。他也很庆幸自己婚姻美满。而且他觉得他们夫妻俩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是互补的，并不会因此产生矛盾。

“您太太也是作家吗？”路易斯一边问一边随意摆弄着餐巾。

威尔士小说家的妻子是一位全职妈妈。他告诉我们，他们俩对这个安排都十分满意，因为他靠写小说赚的钱足够养活他们一家子了，妻子帮他打理家里的事，他正好可以静下心来写作。她闲暇时也会写点东西，最近刚出了一本书，给孩子们看的，反响还不错。孩子们小的时候，她会给孩子们讲一只叫格温多林的小马驹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每晚都让孩子们听入迷了。用他妻子的话说，这本书就这样水到渠成。不过，威尔士作家觉得自己过于主观，无法评价这些故事，就让经纪人看。经纪人看了之后，就帮她搞定了三本故事书的出版合约。

“我前妻和我过去会给儿子念故事，”路易斯闷声说，“当然了，我们每晚在床上给他读。不过没什么用。

他不会坚持几天听完一本故事书的。有时候学校要求他读书，这对他就像折磨。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手边有什么就读什么，连洗衣机说明书和母亲的八卦杂志都不放过，当时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书可读。可我儿子对读书这件事很排斥，甚至总把需要读的书给弄丢。我常常能找到他弄丢的书，不是躺在雨地里就是忘在外套口袋里，要么就是在浴缸旁边。每次我都把书捡起来，弄干净，放在他能看到的地方。之所以这么做，是我总感觉他拒绝这些书就好像在挑战我作为父亲的权威一样。儿子爱我，他主观上并不会把过去的那些事情怪在我头上，可我怀疑，他觉得如果自己开始认认真真读书了，就会迷失在书中的那个世界，谁也找不回他了。他试图紧紧抓住的那个世界可能就会脱离他的控制。前妻和我对我们的儿子算得上无微不至，离婚后，我们竭尽所能和睦相处，并且一再告诉儿子，我们的婚姻走到这一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可他对生活似乎毫无热情，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沉浸在舒适与欢乐中。他一天天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看电视、吃东西之外，什么也不做。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是我们让他垮掉了，不是出自我们的恶意，而是因为我们的无心与自私。”

索菲娅听着听着情绪越来越激动，忍不住打断了路易斯。

“你并不是在帮他呀，”她说，“你们夫妻俩的问题明明就摆在那里，可你只把儿子当作一个脆弱的人，掩护他，也掩盖你们的矛盾。我不会那么护着儿子的，他得自己决定，明白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要是不想读书，我就说，如果你想以后在高速路边的加油站工作，每天风吹日晒，你现在就别读书了。孩子总得自己去经历苦难呀，”她说话的时候路易斯摇了摇头，一脸严肃，“你得学会放手，否则他们永远无法强大起来。”

这时侍者已经端上了最后一道菜。那是一道油鱼炖菜，除了威尔士小说家之外其余人都吃得不多。路易斯痛苦地看着索菲娅，把自己面前的餐盘推开，就好像拒绝索菲娅那带着乐观主义的决绝一样。

“孩子们都受了伤，”他缓缓说，“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儿子受伤如此严重。既然这伤害是我造成的，我就应该照顾他。我发誓，我不会再把这些事情到处讲了。”

侍者清理桌面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对面的人也是。他们刚刚一直在讨论何塞·穆里尼奥的领导力，现在也闭上了嘴巴，眼睛里只有酒足饭饱的愉悦。

索菲娅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散乱着皱巴巴的餐巾，白色的桌布上沾了酒渍，还有没吃完的面包片。“我认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男人，而我们这个国家的男人，”她眨巴着上了妆的眼睛，笑着说，“是最暖心却也最幼稚的了。这里每个男人背后都有他们母亲的庇护，他们的母亲过分体贴，这里的男人永远都无法脱离她们，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人不能也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体贴。他们尤其无法理解那个取代母亲的女人，他既不会信任她，也不会原谅她将母亲替代。这些男人除了想要个孩子之外别无他求，因为这样一来便又是一个循环。他们很愿意这样。其他地方的男人可不一样，不过到最后其实都相差无几：他们要么懂得爱人，却不够有礼；要么自信满满，却不够体贴。英国男人，”索菲娅看着我说，“就我的经验来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男人了。既没有爱人的温暖，也没有孩童的可爱。英国男人对女人的印象是干瘪的，而不是血肉丰满的。英国男人通常与母亲之间保持距离，所以他们的男女感情中掺杂着深深的恋母情结，他们甚至想变成母亲。虽然英国男人总是对女人彬彬有礼，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女人。

“自从我儿子在他父亲那儿发现那些照片，并且说我跟以前不一样了，连每一寸皮肤都不一样了之后，有段时间我相当困惑和沮丧。我突然觉得，自己离婚后殚精竭虑想让一切都和之前一样，想让自己的生活跟以前一样，也想让孩子觉得没有发生变化，这一切努力，实际上都错了。表面之下，一切都变了。不过，儿子的话也让我第一次觉得，有人真正理解了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一直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这是一场战役，但其实这只是一场改变罢了。在儿子看到那些照片，留意到这场改变之前，没有人仔细审视这改变，也没有人对此发出声音。他去他父亲那儿的那几天，我给自己安排和另外一个男人共度时光，并且邀请他周末来我住的地方。我得小心，不能让儿子发现我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万一他要是无心说漏嘴，被他父亲知道了，那个男人肯定不会善罢干休。这么谨慎隐蔽是有必要的，这断断续续的激情也因此变得更刺激。这也算是我给自己的奖赏吧，我常常抽出时间精心策划和那些男人的约会，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脑子里会想这些，无聊的时候也会。但那次，孩子一走，我就在家里等，听着上楼梯的脚步声和钥匙在锁里扭动的声音。那一刻我突然就恍惚了，到底是哪个男人要从那扇门里走进来呢？那一刻，我似乎把那些男人之间的差异太当回事了。当时，好像我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世界就会不一样似的。我意识到我在精神上对他们太过依赖了，仿佛我的喜怒哀乐都由他们决定。可现在我实在想不通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也实在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听到索菲娅这番话，大家脸上的表情都变得不自然起来。他们大概觉得有些尴尬，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眼睛看着别处。不过路易斯是个例外。他一动不动坐着，盯着索菲娅，脸上看不出表情。

“在内心深处，”索菲娅继续说，“我觉得自己和那些男人的关系跟前夫比起来，少了点真实。我总在他们身上挑毛病，觉得他们的种种不足是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这个男人讲话没有我前夫顺耳啦，那个只会吃饭不会做饭啦，另一个又不擅长运动啦，感觉像是场比赛。如果那些男人有哪一方面不如我前夫，我前夫就赢了。我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刻薄的想法，是因为我害怕前夫。他连手指都不用动一下，我就可以没命。不过，现在我看清了，是我自己内心愿意被他杀死才会这样。这跟我内心依赖那些男人，情愿让他们左右我的喜怒哀乐是一个道理。那次在家里，我突然觉得，即使走进来的男人可能会是我前夫，不过是谁都无所谓了，因为他熟悉的女人，那个内心依恋着他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你说，”索菲娅转向路易斯，“你不愿意再说那个故事了，其中原因大概有相似之处吧。你不再相信故事中的角色了，或者你不相信自己这个角色，也可能故事的发展本身就需要一些残酷的东西，而你已不在剧情当中。可是，我儿子跟我说起照片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已经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帮我承担起了感知这些东西的责任。这种责任，我之前觉得和养家糊口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那一刻，我从儿子那里明白，它们分得开，而且我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自由。同时，我也怀疑，没了那种责任和负担，我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可你得活下去。”她对路易斯说，向他伸出手。路易斯不情愿地伸出手，捏了一下她的手，然后收了回去。索菲娅说：“没人能替你活着。”

一位活动组织者来到桌前，告诉我们大巴已经在外面等着送我们回酒店了。餐厅外，经过水泥涂鸦墙的时候，那个吹笛子的男孩已经不见踪影。威尔士小说家对我说：“刚才在餐厅，气氛可是有些微妙啊。我刚刚在怀疑，索菲娅是不是有点勾搭路易斯的意思。”他压低声音，左右看了看，废楼的破墙洞后没有人，一阵风吹来，路边的杂草左右摇摆。“说实话，我觉得他们俩也挺般配的。”

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下午的索菲娅读书会，他说很遗憾自己去不了。他在写一篇关于威尔士脱欧公投情况的文章，当天下午必须发出去。“恰恰是最贫穷的、最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的人们，最盼望着能早日脱欧。”这句话用来形容他那个小村庄最合适不过了。

“一群火鸡，投票要取消圣诞节。当然了，这话我可不能写出来。”

他说，威尔士南部有些居民区，是废旧工业区留下的荒地。那里的男人们依然骑马，会开枪杀人，女人们在厨房里用大锅酿制迷幻蘑菇。他无法想象，那里的人们会花时间讨论是否脱欧这种问题，估计他们连欧盟是什么都不知道。整个威尔士居然团结一心做一件无异于自我毁灭的事，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这不会影响到他，因为他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国外，而且很讽刺的是，英镑相对欧元贬值越厉害，他越富有。可是，他居住的社群，美好的氛围已经被破坏了。原本和睦的邻里，现在都相互猜忌起来。他完全支持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他确实十分怀念过去那种含蓄内敛的日子。公投之后那天，他去莱斯特看望父母，在服务站停下来加油，喝咖啡歇息。那个地方阴森森的，坐在他旁边的男人满脸麻子，身上还有文身，他正把一大盘油炸食品塞进嘴里，那个男人还对着整个屋子里的人说，自己终于能当个真真正正的英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吃英式早餐了。

“那一刻你会觉得，民主并不一定是啥好事儿。”他说。

我说我猜他家乡在威尔士，他瞥了我一眼，诡异拘谨地一笑，露出一排窄窄的黄牙齿。

“我在科尔比附近长大，”他说，“老实说，那地方特别没意思。我总是想着有天能写写那个地方，可实在没啥好说的。”

1. 一英尺约等于零点三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