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读《尚书》翻开《尧典》，除了认识儒、道两家所称“先王”或“先圣”的政治哲学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精神之外，《尧典》所载帝尧为政的首先要务，就是“治历以明时”。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乃是建立一个天人之间，互相关联的天道观念，确定天文与历法的重要，以为顺天应人的政治基础。《舜典》所载帝舜就职的第一要务，便是继承帝尧未竟的事业，以积极发展天文的研究，所谓“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因此进而建立对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举燎，封禅四岳，从此建立天人关系的类似宗教信仰。同时在人文方面，定器物，制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辅助政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时代，社会文明渐趋进步，人心思想也愈趋复杂。所以在舜、禹禅让授受之际，即有如《大禹谟》所载：“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等告诫的记述。由此而知，三代文化自确定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以后，后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与道家人神同体的观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仪式的建立，都是基于中国上古三代文明而出发，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国的人文哲学，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国文化何以特别注重人生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