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向左，疯子向右

拜伦情绪状态所表现出的严重性和重复性，以及这些情绪对他生活的毁灭性效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躁郁症而非单纯的循环性情感气质的诊断。独特的气质，再加上诗人的天分，使拜伦成为拜伦。在英国作家中，得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种特殊气质和个人风格殊荣的，唯拜伦一人。“拜伦式”（Byronic）用来指代如戏剧般夸张的或浪漫主义的沉思、嘲讽英雄、故作姿态、讥讽人生、激情四射或冷嘲热讽。不幸的是，这些形容词指代的往往都是一种夸大甚至虚伪的特质，很容易让人忽略掉拜伦所经历的真正痛楚；经历这种痛楚的人往往会屈服，而他却竭力控制，这种非凡的智力与情感毅力，也被上述的特性描述所掩盖了。

拜伦激烈而又忧郁的气质，游离在疾病与健康的边界。这一点和许多其他医学状态十分类似，比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和高血压。在这种状态下，潜在的疾病易感体质会忽然被唤醒，发展为急性发作的疾病。这种新陈代谢以及其他疾病的急速恶化，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只呈现短期的不适和可能的危险，然后自行痊愈；也有可能逐渐恶化，威胁生命。但是，这两种可能性也会同时存在，躁郁症就是如此。在拜伦的例子中，他潜在气质的许多层面，常常会恶化为周期性的充满了痛苦的忧郁和毁灭性的、分裂而又混乱的精神状态。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些痛苦情绪的周期甚至变得比他健康的时间还要长久。然而，他的气质也使自己更容易感应到身体和心灵中的一切变动，从而赋予他坚强的毅力去激发激情与感悟世界，承受自身的痛苦。

◇ 从孩提时便显露忧郁

乔治·戈登·拜伦于1788年生于伦敦，当时，他的父母刚刚从法国——也就是“疯狂杰克”躲避债主的地方——举家搬回。在拜伦未满两岁时，全家迁往阿伯丁[19]，此后，他便和母亲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0岁那年继承伯祖父的爵位和遗产。与此同时，“疯狂杰克”则返回了法国，并在拜伦3岁那年去世。拜伦还是孩子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气质可以折射出他未来的样子。他的朋友穆尔曾经写道，“作为一个孩子，他的脾气是如此暴虐，或者可以说有股深沉的激情”；他是“一个无法控制的精灵”。而拜伦在阿伯丁就读学校的校长则形容他为“活泼、热心、精力充沛……多情又易怒，但是又很亲切友善……很富有冒险精神、十分无畏”。

在长大一点之后，拜伦也曾这样描述自己：“我与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既不高也不矮，不聪明也不笨……但是更加有活力；除了偶尔的抑郁情绪让我总是像个小魔鬼。”在描述大约10岁左右的自己时，他说：“有一次我独自生闷气时，他们从我手中抢下一把刀子，那是我从餐桌上拿的……打算插入自己的胸膛。”拜伦很早就表现出发展深厚友谊的愿望和能力。穆尔说过：“事实上，在他所有的品质中，亲切似乎是最为深刻和强烈的。”而他最好的朋友，约翰·霍布豪斯（John Hobhouse）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来没有人拥有如此多的忠实朋友。他似乎有种能把周围的人拉近身边的力量，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近他而又对这股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毫无感觉。他的举止中有种摄人的威严，却又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而不敢接近。他总是适当地表现严肃或快乐的姿态，而且和任何人在一起，总能相处融洽。他很少只对同一个人讲话，而他的交谈语气甚至谈吐中，都有种温和而又坚定的力量。他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自在、开放，而又毫无保留。

造就拜伦的那些气质——比如反复无常；矛盾；情感强烈；容易冲动；慷慨无度；刻薄同时又有讽刺性的机智，常常会伴随着懊恼和悲悯；处理情感问题时的直率和坦诚——通常都是在他16岁之前就确立成型的。借由自己的经验和领悟，他拥有一种对人性十分透彻的洞察，清醒地认识使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本质，比如爱、嫉妒、失望、野心、性欲、复仇、脆弱，和人类对必死命运的不安觉察。

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拜伦就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忧郁气质。举例来说，还在哈罗公学的时候，他就曾写信给自己的姐姐，谈到“恼怒与烦躁”，并感谢她写来的信，“就像是我低落情绪的兴奋剂，能将忧郁驱散开一段时间”。一年之后，他再次描述自己的“懒散气质”“极其糟糕的精神”，并继续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陷入过如此低落的情绪”。拜伦的抑郁同时还融合对自己天生瘸腿的痛苦自觉。对拜伦而言，在苏格兰的孩提时代，以及在英格兰的学生时期，他都因此而备受嘲笑。在他的一生当中，这始终是他痛苦和不幸的源头。有关这类遭遇，他的朋友穆尔列举了两个特别沉痛的例子：

拜伦勋爵看到一位不幸的女人躺在门口的台阶上，基于同情，他拿出一些钱来递给她，可是她非但没有接受，反而蛮横地推开他的手，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模仿他瘸腿走路的样子。拜伦一个字也没有说。但是，贝利先生说：“我可以感觉到，当我们离开那个女人时，他拉着我的胳膊仍然在微微颤抖。”

一天晚上，拜伦和罗杰斯先生走出大厅，当他们走向马车时，其中一个手持火把引路的人笔直地走到拜伦勋爵面前，大声喊着：“请这边走，勋爵大人。”罗杰斯先生说：“他好像认得你。”拜伦勋爵口气中带着某种痛苦回答说：“认得我！每个人都认得我——我是个残疾人。”

拜伦将这种痛苦默默承受下来，并将之升华。下面的段落来自于他创作的戏剧《变形的畸形儿》（The Deformed Transformed）。这段话牢牢抓住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残缺和痛苦，不论来自心理还是身体，往往都会激发人的行动，促使人们变得更出类拔萃：

……畸形者是大胆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在心智和灵魂上超越他人，

并使自己成为平等相当的对手——

永远是其他人中的优越者。在其跛行蹒跚之时，

都会有一股鞭策力，督促他去完成

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1805年10月，拜伦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有一位传记作家曾经提到，在那里，如果他“曾经听过一节课，也会因为觉得太过乏味而不值得一提”。不过，他确实在学校中读了不少书，写诗，交了一些朋友，也过了一段偶尔放荡不羁的生活。第一年的12月时，他曾给奥古斯塔写过一封信，如果他曾经有过忏悔的话，那封信算得上是一次很隐晦的忏悔。

他个人的慷慨豪放，再加上毫无节制的理财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他求助于高利贷并背负上越来越多的债务（到1808年1月，他的债务已经累计3 000英镑；而到了那年年底，增加至12 000英镑；而等到1815年他结婚的时候，债务甚至追加到了30 000英镑）。接下来在剑桥和伦敦的那几年，又是同样的挥霍，加上一些疯狂的活动，以及各种更加放纵无节制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和忧郁相互交织，尤其表现在冬季和春季。

1806年1月，他写信给奥古斯塔，后者曾试图“鼓舞”他的精神。但拜伦认为奥古斯塔的努力“恐怕会失败”。从那年年底到1807年年初，拜伦沉浸在“抑郁沮丧、雄心壮志、放任这些不断交替的情绪”的极度痛苦中。在整个剑桥时期和到伦敦的前几年，他写给姐姐和朋友的信件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信给一位哈罗公学读书时的好友：“除了我的情绪还在受抑郁的影响之外，我已经复原了。”但在两个月之后，他写信给另一位朋友：“自然天性已经将我铸造在‘冷漠的印模’当中。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是幸运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注定是永远不得快乐的。我是这世上孤独的生灵，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和生活联系在一起。”

◇ 狂热、放荡但又多产的生活

不过，拜伦的生活绝不会总是那么平淡乏味。1807年秋天，在被告知不许在剑桥养狗之后，拜伦搞到了一头被驯服的狗熊——没有规定说不许养狗熊——并让它在自己大学宿舍的阁楼上安了家。当他带着狗熊漫步在剑桥街道上的时候，获得的快乐是显而易见的：“我找到了一个新朋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一头被驯服的狗熊。当我把它带到这里时，他们问我打算对它做什么，我回答‘它要参加奖学金考试……’，这个答案显然并不让他们满意。”

拜伦与这只狗熊后来又在纽斯泰德庄园重聚，他们偶尔会一起在墓穴的地窖中戏水，这些墓穴都是当年那些在拜伦家族中定居的僧侣的坟墓。和其他动物一样，这头狗熊最后被饲养在家族的礼拜堂中，那是一所13世纪保留下来的牧师会礼堂。除了继承了增加债务的能力，以及与自己的近亲姐妹乱伦的可能之外，拜伦还秉承了父亲对动物的热爱，并最终让自己的家发展成了一所小型动物园。在他被流放后的那几年，这一点几乎成了雪莱开玩笑的主题：

拜伦勋爵的常备编制，除了仆人之外，还包括10匹马、8条巨型狗、3只猴子、5只猫、一只鹰、一只乌鸦和一只猎鹰；而所有这些动物，除了马匹之外，都在房子里面游荡。有时，它们相互无法仲裁的吵闹声会在屋子里回响，仿佛它们才是房子的主人……（后来）我发现自己所列举的在这座迷人宫殿中的动物并不齐全，恐怕还遗漏了不少。刚刚我就在大楼梯间里碰到了5只孔雀、两只珍珠鸡和一只埃及鹤。

1808年1月，拜伦还住在伦敦的时候，曾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认为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放荡的追随者和无信仰的门徒”；不过，在信件的其他部分仍然很典型地充满了有关诗歌和文学的评论。就在他过完21岁生日的同一个月，拜伦描写自己正在“被埋进淫荡的深渊”“被送给娼妓”，正处于一种“姘居状态”。他沉迷于喝酒、赌博和女人，但也预料到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亲爱的霍布豪斯，“游戏”就快要结束了，因为最近的5天以来，我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鸦片是我唯一的安慰，甚至皮尔逊在开药方给我的时候，脸上都露出悲哀的表情。但是现在我好多了，而且相信属于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健康全毁了。我的医生把我最近两年的生活方式抖了出来（我住在剑桥的时候是最清醒的一段时间），并宣称换一个地方会让我身体变好，而不会再让寄生虫有什么可吃的。

1809年7月，拜伦离开英格兰，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的“大规模旅行”，他的足迹遍布葡萄牙、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希腊和土耳其。当拜伦在1811年7月重返英格兰的时候，他带回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前两章，这首主要为自传的长诗，使他后来名声大振。同样伴他一起归来的，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趣收藏品，以及他那小动物园新增的成员。他对自己所购置的东西进行了归类：“4个从石棺中挖出的古雅典骷髅头、一小瓶雅典毒芹、4只活乌龟、一条猎狗……还有两个活生生的希腊仆人。”

回到英国之前他已经陷入了抑郁，但在归国之后，更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先是母亲过逝，接着是两个好友相继死亡，再后来逝世的是他在剑桥期间“热烈而又纯真”地爱着的朋友约翰·艾德尔斯顿（John Edleston）。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与失去亲友的悲痛交织在一起，终于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他草拟了一份遗嘱，两次强调不要有任何的仪式和葬礼，并希望和他“忠实的狗”埋在一起，不许将它从他们合葬的墓穴中移走。然而，他那灰暗的情绪很奇怪地混合了其他感觉，“尽管我感到十分悲伤，但是却在同一时间体验到某种歇斯底里的嘻笑，或者说是没有欢乐的笑，那是我无法说明、也无法克服的感觉”。他的抑郁持续了好几个月，他曾与一位朋友谈到自己的精神状态：

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你一定会发笑！）——但那是真实的，真的很可怜、可笑，像纤细女子般神经过敏……我无法阅读、写作，让自己或是任何人感到开心。我白天懒洋洋的，夜晚却又无法入睡……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以精神错乱作为终结，因为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梳理那些令我古怪混乱的思绪。

几天之后，他又给另一个朋友写信：“在很多事情上，我的情绪都非常低落……我真的非常不幸……以我现在的心情，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哪儿都无法居住，我已经失去了胃口，无法休息，也没有办法阅读、写作或是自在地做任何事。”

拜伦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在1812年2月，他在贵族院初次发表演说，那是他所做的3次演讲中的第一次。据他自己所说，那场演说十分精彩，“也许有点戏剧和夸张”，但是据说“让整个议院里充满了震耳欲聋的笑声”。几天之后，他沉思酝酿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出版了；他曾幽默地说，在某个早上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名声远播。几乎一夜之间，拜伦就成为了伦敦社交界的焦点。德文希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写道：“每个人桌子上都摆着一本《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而哈罗尔德公子本人所到之处，总有人向他示爱、要求访问、谄媚奉承、夸奖赞美……他真的成了唯一的话题——男人们嫉妒他，女人们则因他而相互嫉妒。”

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夫人是未来首相（梅尔本勋爵）的妻子，在她第一次遇到拜伦之后，就立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是疯狂、邪恶并且不该认识的危险人士”，但是同时又相信，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会让他们相互吸引。事实上，尽管他们的气质十分相似，都那么神经紧张且反复无常，但是俩人的个性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在情绪方面，拜伦终究算得上一个相当自律的男人，总会努力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在相对严格的控制之下；而卡罗琳夫人则既不愿意这么做，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最初，两个人强烈地相互吸引，但在经历了纷扰烦躁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出现恐怖而又尖锐的公开争吵，在她这方是用刀子乱砍，而在他那方则是言语上的辱骂。拜伦终于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在写给她的信中，拜伦这样说：

人们谈论我们时，就好像整个伦敦再没别的荒唐事可以谈了。很难毫无理由地忍受这一切，但是如果给出理由，情况就会变得更糟。我们的愚蠢已经铸成了大错。如果你能赠予我帮助，我将能够遵守规则，但是我却无法忍受看到你不快乐……我们必须作出努力，这个梦，这两个月来的妄想混乱，必须结束。

尽管仍然还存在书信和往来，但是，出于各种目的和意图，这段恋情最终还是结束了。她还在继续向他索求时间、见面和承诺，但是拜伦坚持认为，伤害已经无法弥补。尽管公开场合见面有些尴尬，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极为负责。几年后由于他妻子的行为，他经受了大得多的伤害，而他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一封写给知己，梅尔本夫人（卡罗琳·兰姆的婆婆，也是拜伦未来妻子的姨妈）的信中，他说，卡罗琳“根本不应该被指责，不应该为我的不实指控而受到责难，我才是最该受到责备的人，我绝不怕将这个事实告诉她的家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拜伦的精神处于持续的波动之中。1813年1月，他发现自己“极度疲倦”和易怒；11月，感到“头脑似乎在发酵”；而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他再次体验到抑郁和无望：

虽然平时也会感到疲倦，但我已经倦怠得超过了以往的水平；我不觉得参加社交活动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好转。我甚至懒得用枪打死自己，这会让奥古斯塔生气……不过对于乔治（拜伦的表弟，也是他的爵位继承人）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这对我倒也不坏，但我还是不被诱惑。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他又开始以飞快的速度创作一首新诗——《海盗》（The Corsair），一天会写200多行。几个月之后这首诗出版了，发行第一天就卖掉了10 000本，一个月内卖掉了25 000本。他在2月27日写道：“我感到不舒服，虽然看上去很健康。有时候，我害怕‘自己不是在最好的精神状态下’……而我的心灵和头脑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碰撞，现在还能有什么东西让它们生病呢？是它们在困扰它们自己，而我病了——病了——‘为什么猫、狗、老鼠都有生活——而你却一点生活都没有？’”虽然拜伦一直在质疑生活的本质，但是严格说来，我们也不能说他生活得不好：除了与奥克斯福德夫人（Lady Oxford）和弗朗西丝·韦伯斯特夫人（Lady Frances Webster）的恋情之外，他还卷入了一生中痴缠最深，同时也最不体面的一段关系——和自己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的恋情之中：

我说这是血——我的血！纯粹而温暖的源泉，

流淌在我父亲的血脉中，也在我们身上流动。

在我们还年轻，且共有一颗心灵的时候，

互相爱着对方，却不该那样相爱……

她的特征像我——她的眼，

她的发，她的容貌，所有的一切，甚至连

她声音的语调，人们都说与我十分相似；

只不过她的一切都更加柔和，并调和成一种美；

她也有着和我一样孤独的念头，会胡思乱想。

他们在1813年的夏天和秋天一起旅行，然后又在1814年的初冬一起在纽斯泰德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奥古斯塔怀孕，但是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拜伦还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拜伦做了这个孩子的教父）。

◇ 拜伦与拜伦夫人

1814年的4月，拜伦给梅尔本夫人写信，说自己叫来了一名医生，而这位医生“对我的头脑和思维状态询问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我开始认为他怀疑我的感知觉能力。他问我‘当我有心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则回敬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认为我会有心事？我大笑。整个问诊的过程中，我都沉静地坐在椅子上，可他仍然认为我非常不安，而且易怒，还说我的生活过于‘不合常规’。”同期，拜伦在给穆尔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和大多数让人激动的事情深深的漠然，他说：“这是一种能够使黑海冻结的冷漠，它冻结了我所有的激情。它让我如此不确定，如此反复无常。并非是我在追求新奇的东西，而是没有什么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足够关注；但我也并非厌倦，只是对周遭所有的刺激感觉漠然。”8月份的时候，他再度写信告诉穆尔，自己感到“彻底的无力与漠然”；同样是在那段时间，他曾在盛怒之下，将一瓶墨水摔出窗外。

他渐渐确信，只有婚姻才能“救赎”他的生命，所以在那个夏末，他向安娜贝拉·米尔班克求婚，一个不般配又十分不幸的选择。如同预言一般，拜伦在写到他的“平行四边形公主”时曾说：“她的行为如矩形般中规中矩，或者说我们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只会并行延伸到无限远，永不相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她都毫无幽默感可言，非常冷静、理智，拥有超强的道德感，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和拜伦的气质秉性截然相反。传记作家多丽丝·穆尔指出，她是“一个明显冷峻的类型……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年轻女孩的写作方式会像她那样，如此强烈地关注自己端正的操行”。

不过，安娜贝拉也并不是对拜伦的品性一无所知，从她刚认识拜伦没多久之后写的《拜伦勋爵的个性》来看，她对拜伦的个性和气质颇有洞察，她写道：“从孩提时代开始，热情就一直是引领他前进的航标，引导他更专制地控制着他那非常优越的智力。”然而，接下来，她又描述了他易变的气质以及存在于心灵与情绪中的矛盾：

当愤怒占据他的心灵时（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他就变得十分恶毒。他痛恨别人的讥讽和轻蔑。可是，一旦他平静下来，又会恢复因愤怒而失去的人性，然后深深地懊悔。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持续地进行最突然的转变——从好到坏，从坏到好。这样重复不停的激动状态，必定会伴随不断矛盾冲突的悲惨情况。他哀叹着需要平静，又感慨可运用在写作上的力量，如同一种他无法企及的赐福，令他徒增悲叹。

最后，她带着无意的嘲讽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容易对那些他相信是好人的人，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真心。”

就在这种忧郁和矛盾之中，拜伦于1815年1月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结婚。当然，这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弥补自己和祖先因为挥霍所造成的破坏”。抛开自己内心的怨恨、异议和野蛮情绪，拜伦还是有能力保持自己惯有的机智的。他的朋友霍布豪斯担任了婚礼的伴郎，他很清楚拜伦至少负债30 000英镑，在描述这场婚礼时他说：“米尔班克小姐就如同磐石一般坚定，她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都很坚定地望着拜伦，清楚明白地重复自己的誓言。而拜伦则在最开始说‘我——乔治·戈登’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在说‘我赠予你我在世间的一切财产’时半笑着扬起嘴角看了看我。”

婚后的一年对于拜伦夫妇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拜伦的情绪专制暴烈，而拜伦夫人又对此无力应对。马钱德教授曾记录过这样一段话：“拜伦的贴身男仆弗莱彻，曾经见识过主人处于各种情绪当中，也见证过他与各种类型的女人之间扯不清的关系，他曾带着天真的机智说：‘真是很奇怪，我从没见过哪个女人能管得住我主人，除了我家夫人。’”拜伦的狂暴和病态的抑郁周期明显吓坏了拜伦夫人，而过度酗酒和谈论其他女人又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有好几个月，他都向我表示他想要的就是全心全意地喝酒和找女人，并让我认可他的行为。他强调，不论我让不让他离开，他都会去追求这些东西。于是，在我分娩前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他都用白兰地或其他烈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而醉酒又会引发他许多狂暴的行为，比如损坏或是焚烧一些值钱的东西，暴怒或狂乱——这不仅让我感到十分害怕，而且当时的情境对我（正在怀孕）来说十分危险。

拜伦夫人坦言她很担心拜伦会自杀：“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起床，在长长的走廊上来回游移，带着一种恐惧而又兴奋的情绪，这让我担心他真的会把不断重复的自杀威胁拿来实施。”在另一处她也提到：“他那时已经把手枪和匕首都准备好了（他晚上通常把匕首放在身边），还好几次说起已经设计好的自杀方式。有一次，他抓着匕首冲进自己的房间，我听到他把房门上了锁。”不仅安娜贝拉担心拜伦可能会自杀，奥古斯塔在一封写给安娜贝拉的信中也提到：

我曾经告诉过你他有自杀的倾向。就在前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他的房间帮他点蜡烛，发现在余辉未尽的壁炉架上放着一瓶药水，就问他：“这是什么？”“当然是我的药水——你以为那是什么？鸦片？”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根本没想到鸦片，其实是我觉得这药水坏了，所以才问的。他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黑暗（他一贯如此），说道：“我有很多鸦片——我会用上。”我笑着试图岔开话题，但是他却反复用那种可怕的样子，郑重其事地坚持讨论这个话题。

1815年的冬天似乎已经被拜伦狂暴的愤怒和阴暗的情绪填满了，而春季和夏季的到来为他多少带来了一些解脱，只不过财务问题仍在继续恶化。然而，到了8月，拜伦的情绪再一次变得狂野而无法预测，在10月，“他又一次成为了失眠与神经紧张的受害者”。他的酗酒和暴怒变得日益严重，他的行为“越来越古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拜伦夫人已经确信他疯了。她请来了一位咨询医生，但是医生却始终无法给出“决定性的意见”。他和拜伦夫人自己的医生都不能完全肯定拜伦已经彻底疯了（他“一点也不像持续的精神失常”）。因此，拜伦夫人只能说，如果不是卡罗琳夫人笔记上的第一个评语“疯狂”，那么拜伦一定是邪恶的。后来，拜伦在他的长诗《唐璜》中，还特别描写了这一情节：

约瑟先生和他的太太伊内兹

有一段时间过得很不快乐，

他们并不想离婚，只希望对方死去。

他们看起来是受人尊敬的夫妻，

行为举止极为高尚礼貌，

从外表上看不出私下的争吵，

直到冒烟的火终于爆发出来，

这才让所有的人不再怀疑。

伊内兹找来一些药剂师和医生，

想要证明她亲爱的丈夫疯了，

但因他偶尔还会有清醒的时刻，

她只能说他是邪恶的败类；

而当法院要她提出证据的时候，

她却拿不出任何解释，

只说是出于人和上帝的职责

而前来控告——这可真是古怪奇特。

1815年12月，他们的女儿诞生了，而在下一年的1月，拜伦与自己的妻子分居。从此，他再也没有看到过安娜贝拉和自己的女儿。奥古斯塔曾经描述过自己的弟弟在那次分居后没多久的样子：

他昨晚都待在家里，显得十分平静，偶尔会疯狂地唱着歌，还有点暴躁。我趁机谈到精神错乱，他很安静地听着。他说：“哦，不要这么说，也不要因为我才特地谈论它。”他告诉我有关祖父的死亡，而且妈妈总是说他们两个很像。他很平静，也很理性地谈论这个问题，即便显得对此相当紧张。

拜伦的抑郁持续恶化，严重到连霍布豪斯都认为，这是认识拜伦以来最糟糕的情况。在2月早期的时候，拜伦曾给他的岳父写过一封信，讨论了对自己性情和婚姻的看法：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必须同时与外在痛苦和内在疾病进行奋战。对于前者，我没什么好说的，只能竭尽全力去排除那痛苦。而对于内在的疾病，如果没有最新的医学权威替我解释，我无法说清楚。那种我与之搏斗的疾病，在没有伤害到表面的健康时，很容易引发病态的敏感，不用诉诸外因，都可能会让我对自己比对别人更坏。无论如何，我对你女儿所遭受到的任何不当的对待都一无所知：她也许见到了我的忧伤，偶尔见到了我的狂暴，但是她知道，引发这些的原因决不是她，也不是我的缺陷和不足，如果能够全面地考虑所有的事情，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 拜伦式的旅行

拜伦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与妻子和好了。越来越多有关乱伦、疯狂、堕落和暴力的谣言，让拜伦在英格兰找不到一块安身立足之处。因此，他制定了出国的计划。不过，在出国之前，拜伦按照拿破仑马车的样式定制了一辆极为豪华的旅游轿式马车，尽管他当时包括书籍在内的资产即将要被强制拍卖。该马车价值500英镑，还配备了餐饮设备、起居室，甚至一间书房。这辆马车确实很有拜伦的风格：恢宏、浪漫，但也很容易出毛病。拜伦和他的同伴，包括他的医生（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他本人也并非精神健全，最终自杀），于1816年4月离开伦敦。拜伦带着辛酸和痛苦离开，并再也没有踏上英格兰的土地：

我被每一条公众的流言和私人恩怨所控诉；我的姓氏，自我的祖先帮助诺曼人威廉征服这个王国以来，一直如骑士般高贵的姓氏，被彻底玷污了。如果那些细语低吟和蜚短流长全是真的，那我的确不配留在英国；如果是假的，那么英国就不配留我居住……斯塔尔夫人[20]曾在瑞士对我说：“你不该和整个世界作对，那是没用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永远都是强大的对手。”……我现在完全认识到了这句话中蕴涵的真理，但是世界已经赋予了我与之作战的荣幸。

抵达欧洲之后，在维修马车的期间——这已经是第三次出现故障了——拜伦开始创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卷（这是他最喜欢，同时也带有最浓重个人色彩的一章）。当它出版的时候，拜伦最要好的朋友和支持者司各特爵士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刚刚收到《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卷。比起之前的两卷，拜伦勋爵更明显地将自己与诗中的角色融为了一体，而事实上，即便分开来看，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我认为，比起第一卷，这卷诗无疑显得更狂野，不那么甜蜜，但却包含了他内心当中更深沉也更强烈的澎湃精神。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人，能不向外界寻求题材，而只在题材对自己产生影响时才写作，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受、性格和情感，努力完成长诗。这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注视着他呈现给我们的那颗强大而又破损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支离破碎的城堡，城墙内原本应该有贵宾，但是现在巫师和野蛮魔鬼却在里面主持着安息日。一个像他一样拥有如此天赋的人，却在作品中反映出某些可怕的东西，必定是受到了某种奇怪的病态折磨，而这种病态虽然摧毁了他心灵的平静和幸福，却不曾扑灭他才华的火焰。我害怕最终的结局会是这样或那样的致命方式，因为人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阴暗而又强烈的想象。自杀或是彻底的疯狂未必不会是这场戏最终的结局。

1816年5月末，也就是开始创作第三卷之后的几个星期，拜伦第一次遇到了雪莱。两位诗人租住的别墅离得很近，都离日内瓦不远。他们整天整夜都在一起，谈天、划船、阅读，并且互相评论对方的作品。雪莱写道，拜伦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但是“像风一样疯狂”。克莱尔·克莱尔蒙特，玛丽·戈德温（Mary Godwin，雪莱的妻子）的继妹，早在拜伦离开英国之前就与之陷入了恋情，当时正与雪莱一同居住。而当雪莱在8月回到英国时，她怀着拜伦的孩子与他们同行。

1816年剩下的时间平安无事，至少对于拜伦而言是这样。他的朋友霍布豪斯曾在9月拜访了他，声称拜伦“摆脱了所有的愤恨，不论是对上帝、男人还是女人；没有白兰地，也没有熬夜……没有激烈的热情，也没有冥顽不化”。同样是在这个月，拜伦开始创作《曼弗雷德》；11月，他坠入爱河；12月，他描述自己最近度过的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快乐”也是“最平静”的时光。在给奥古斯塔的一封信中，他幽默地写道：“现在我好多了，感谢上面的老天和下面的女人。”

然而，这种平和并没有维持很久。到1817年1月和2月，由于放荡不羁和乱交的生活方式，拜伦得了重病。3月份，他在一封写给穆尔的信中说，他已经失眠一周，陷入了“半精神错乱”的状态。6月和7月他的精神又再度高涨，那时他住在威尼斯附近，狂热地进行写作（包括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四卷中超过125节的诗歌）。10月份，霍布豪斯提到，拜伦“情况良好，快乐幸福”。拜伦从不是一个会对传统习俗屈服的人，他将自己的马运来，以便沿着水边奔驰。马钱德写道：“拜伦在利多[21]的马匹，成为全城的笑柄。当拜伦在剑桥的朋友的哥哥亨利·马修斯（Henry Matthews），1819年到威尼斯访问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记录：‘威尼斯一共有8匹马，其中4匹是青铜造的，就站在大教堂的门口；而另外4匹则是活的，住在拜伦勋爵的马厩中。’”1818年的1月和2月带来了拜伦早冬的崩溃，如果追溯到剑桥和伦敦的日子，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可以预见的事情。在5月，他描述了“一个充满娼妓的世界”。6月，他搬进了位于大运河上的豪宅，同样住在那里的，还有他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阿利格拉和她的保姆——这种情形实在是难得。接下来的一个月，拜伦开始创作《唐璜》，而到了8月，据雪莱所说，他已经“变成了我所见过的最有活力、最快乐的人”；然而，到了12月，雪莱的观点出现了改变，他用明显不赞同的语气描写拜伦“竟然让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女儿与他讨价还价……他与一些卑劣的人结交……这些人毫不顾忌地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这些事在英格兰人们根本不会想到”。玛丽·雪莱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担心拜伦的状况，第二年4月，她写道：“这位伟大的诗人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和我所担心的一样糟糕，再不赶快脱身，他会彻底迷失，不再为人所知。”

拜伦写信给他的出版商，不得不承认自己因为纵情声色，连续十几天要到早上七八点才上床睡觉。在雪莱为他担忧的同时，拜伦也再度坠入情网，这一次是和归齐奥利伯爵夫人（Countess Guiccioli），这个年仅19岁的女孩，嫁给了将近50岁的老头。他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关系维持得很长久也很稳定，这当然是对照着拜伦后半生的混乱而言。然而，他的情绪却变得越来越抑郁，也越来越令自己痛苦。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拜伦说：“我身体出了问题，神经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开始害怕）自己的理智也出了问题。”8月，他写信给霍布豪斯，提到自己“健康和神经都在恶化”：

我是如此坏脾气，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又是如此神经质，没有任何理由就开始落泪。今天，我独自面对一缸金鱼而忽然大哭不止，它们可不是什么令人同情的动物……整个夏天我变得十分兴奋，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很激动，精疲力竭。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在巅峰时死去”，而这个时刻应该并不远了。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悲伤理由，除了那些通常伴随着不正当激情而来的痛苦。

这个症状在1820年1月和1821年2月复发，并且在整个一年中断断续续地发作。9月，拜伦写信给特瑞萨，描述了自己的抑郁以及抑郁的季节特性：“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用悲伤来杀死我。你知道我去年时的忧郁，而当我患上这种精神性疾病的时候，最好还是尽可能远离他人……爱我吧。我的灵魂就像是在秋天飘落的叶子，全都枯黄，就像一部唐塔塔[22]！”隔了一天之后，他再次给她写信：“至于我的悲伤，它就蕴涵在我的性格当中，特别是在某些季节的时候。它真的是一种疾病。出于这个理由，在很多时候，我都会与所有人保持距离。”

◇ 向希腊出发

1821年1月，拜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一生都感到或多或少的倦怠……（我）猜它是天生的，就像我每天都在低落的情绪中醒来，这已经成了我多年不变的习惯。我有时也努力想变得温和节制一些，也会去参加运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满怀活力和激情地尝试改变，但是变化不大，或者说没有任何改变。暴烈的激情却依然还在，在激情的直接影响下，虽然很奇怪，但是我也会变得很激动，不会再陷入抑郁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再次提到他的情绪在早晨往往更沮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总会在早晨的某个特定时间醒来，并且永远处于糟糕的情绪之中，甚至可以说，这种绝望和沮丧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那些原本可以让我高兴一整晚的事情。在一两个小时之后，这种情绪渐渐消散，我可以重新写作或是睡觉，至少可以保持安静。”而到了次年9月，他再度陷入绝望，“像是有一座山那么重的铅块压在我的心头”；他还提到了自己的疾病正在不断恶化：“我发现了自己身上不断增长的（有时是毫无理由的）抑郁情绪（带有间断性），这让我有理由相信那是遗传或是天生体质所带来的。”

1822年4月，拜伦幼小的女儿阿利格拉去世了，他的忧郁开始恶化。7月，雪莱溺毙身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拜伦，开始彻底投入到希腊的解放运动当中。拜伦从始至终都是一位行动家，深信“一个人应该为全人类做一些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他彻底贡献了自己的金钱、精力，甚至最终的生命。在拜伦启程奔赴希腊前的那个冬天，一位英国医生曾经观察到诗人身上的忧郁，并说拜伦曾经问过他“什么是最好而且最快致死的毒药”。他那从孩提时起就骤然发作而又无法控制的暴怒，曾经在他与安娜贝拉共处的那一年格外强烈，现在也变得时常出现，而且更加不可理喻。安娜贝拉控诉拜伦，除了担心自己的安全，还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拜伦多年以来一直钟爱一块旧表，而在“一次忧虑和暴怒当中……他竟然狂暴地把这块表摔碎在壁炉当中，还用火钳将它在灰烬中砸了个粉碎”。

在1823年春天，也就是他起程去希腊前不久，布莱辛顿夫人曾描述过这样一副场景，拜伦“在难以驾驭的暴怒中失控，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骇不已”：

他的表情和举止不得不使我想到对卢梭的描述：他宣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饱受迫害的牺牲者，说有个共谋在追逐他、折磨他，还讲了上千件夸张的事情，这些都证明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了。我现在明白，他的行为举止，一旦在任何强烈的刺激下，都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心智疯狂……第二天，当我们碰面的时候，拜伦……问我，前一天晚上我会不会认为他疯了。他说：“我向你保证，连我自己都常常认为自己神志不清，这可能是我和拜伦夫人唯一的共识吧。”

更糟的是，拜伦还跟她谈到：

自我有记忆以来，就知道自己很容易爆发迅速而又强烈的愤怒，发怒的原因又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以至于每次发怒过后，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可是这样的情形仍在持续出现。我无法冷静地看待任何会刺激到感觉的事情；而且一旦内心潜藏的恶魔被唤醒，我就完全失去了掌控自己的能力。之后好几天，我都无法从狂怒中恢复过来：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这种坏脾气会继续下去，而是刚好相反，怒气会很快减退，被它本身的暴烈激动而耗尽；但是这一切都让我无比震惊，会留给我低落且紧张不安的情绪。

拜伦于1823年7月启程前往希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经历了一次更为猛烈且毫无理性的暴怒。他的一位同伴描述了这次事件的发作：“他用各种各样的咒骂和诅咒发泄怒气，直到他自己激动到爆发强烈而又无法控制的狂怒，那种他很容易产生的暴怒；这样忽然发作的怒气会一直增加，几乎让他失去理性。”拜伦后来躲进了另一个房间，马钱德描述了那次事件的结尾：

先是修道院的院长（同时也是那次晚会活动的主人），然后是布鲁诺医生，他们都试图抚慰勋爵的愤怒，但是两个人都遭到强硬的拒绝。史密斯写道：“看上去，拜伦勋爵的胃和肝都受到了强烈的痉挛侵袭，他的脑子对于危险太过兴奋，以至于无法忍受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他的房间。他拒绝所有的药物，像疯子一样践踏并撕毁所有的衣服和床单……”特里劳尼是另一个走进他房间的人，“但是很快就出来了，说可能需要10个像他一样强壮的人，才能让勋爵安静一分钟。他还补充说，拜伦勋爵的屋子里不会有一样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医生让史密斯去给拜伦服一颗药。当史密斯绕过遮挡物后，发现拜伦“衣衫不整，半赤裸地站在角落里，活像一只被猎人追到墙壁凹陷处的动物。他大骂：‘呸！滚！不要让我看到！恶魔，我就不能有安宁，不能从地狱中解脱吗？！走开！’当我不理会他的咒骂，继续向前时，他忽然举起离得最近的椅子，直接向我的头上丢过来。我只得落荒而逃”。

1823年剩下的日子和1824年的开头，拜伦都在为希腊的自由全神贯注地作政治和军事计划。1824年1月22日，也就是拜伦的生日那天，他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

今天我满36岁

（迈索隆吉，1824年1月22日）

是时候了，这颗心再不会动摇，

既然已经不再能感动他人：

虽然我不能再被人所爱，

还是让我来爱人吧！

我的年华就像这些枯黄的秋叶；

爱情的花果已然凋谢；

只剩下，虫子咬的溃烂与悲伤，

只属于我一个人！

……

如果对自己的青春感到后悔，

何必苟且生存？

奔赴光荣的死亡之地吧，

献出最后的呼吸！

寻找——少能找到，常是碰上——

一块战士的墓地，那是你最好的归宿；

选择一块属于你的地方，

静静地安息！

1824年4月，拜伦高烧不止，随后去世。引发拜伦死亡的除了热病本身，还有治疗热病的过程。在他弥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拜伦不断表达自己对发疯的恐惧。不论是对他的医生还是仆人，他都曾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了睡眠，只有两个结局——发疯或是死亡。而我宁愿死一千遍。”正是利用拜伦对于丧失理智的强烈恐惧，医生劝说拜伦进行了放血治疗。

有一次他对医生说：“你以为我想要活下去吗？我早就对活着充满了厌烦，十分欢迎死期的到来。”他还曾说：“你努力想要保住我的生命，这是完全白费辛苦的事情。我一定会死，因为我感觉得到。我不会哀悼生命的流逝，正是为了结束这令人厌烦的存在，我才来到希腊。”不过，拜伦也曾短暂地恢复过他那尖锐深刻的机敏。一位仆人谈到自己的主人行将就木时说：“爵爷就要完了。”拜伦则回答说：“是的，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