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生活

然而，“更包容的身份认同”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有重大的缺点，因为如果认同某个团体，就不可避免地会轻视不属于该团体的人；从历史上看，重大冲突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种族、文化、宗教上的差异。

20世纪前半叶的大思想家都认为，要避免这种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立世界政府，博弈论研究者则称之为所有国家的“大联盟”，但不管名称怎么叫，保证都不会成功。

想让所有国家、种族、宗教都走向同一方向，不啻为天方夜谭。

博弈论研究者已经告诉我们，不同的团体常常相信，在合作时作弊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可以得利更多，但最后会落入囚徒困境或是其他社会困境之中。

不信任的情形实在太多，连欧洲议会或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都束手无策。《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只能“郑重宣告”各种普世价值和人权，却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原因就在于各国无法达成信任，将这种权力交到别人手中。《联合国宪章》也说要“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基本人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以及“促成社会进步及民生之改善”，但如果看看那些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发生了多少战争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就能知道联合国多半失败而少有成功。

讲到信任，有很多相关因素，如教育、道德领导、承认他人的权利，以及跨越内在心理障碍，不胜枚举，而博弈论在其中的角色，就是建构并锤炼出能够带来信任的策略。

除了前面所举的各种策略（譬如订下合约，第三者代管协商，等等），还有两条：使用仪式以及直接付出信任。这两条都符合博弈论研究者的要求，应该可以带来可信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