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生活

猎鹿问题就像是囚徒困境的反面：最佳的纳什均衡是各方“合作—合作”，而不是“作弊—作弊”。这听起来挺完美的，但我们来试试看，把咱们的伯纳德和弗兰克从牢里放出来猎鹿，看看实际上会出现什么情形：

很明显，右下角形成纳什均衡，双方都没有作弊的动机——除非他相信另一人可能作弊。如果一方作弊，另一方的最佳选择就是跟着作弊。至于多人的版本，应该可以不用再特别说明，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形其实十分常见。

猎鹿问题一开始看起来是个白痴问题：合作能得到的好处比作弊大太多了（博弈论也将作弊称为“背叛”），所以当然应该合作以追求较大利益。这刚好和囚徒困境完全相反。囚徒困境中，不论他人如何作为，个人作弊能得到的好处总是比较大，而猎鹿问题里真正在捣乱的部分，其实就在于“风险”。

囚徒困境的重点在利益；换言之，奖励是最大考量，人会选择奖励最多的策略。然而猎鹿问题的重点在风险，选择策略时可能会偏向风险最低的策略。

写这个章节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奇异的恩典》（Amazing Grace）这部电影，可以说明风险导向的策略。片中描述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如何努力使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当时许多政客很早就可以支持废除奴隶制，让法案迅速通过，但因为很多选民都是奴隶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政客害怕惹恼他们，所以一定要等到有足够多的人站出来才敢发声。这些政客的这种投票策略就是风险导向，要尽量减少自己政治生涯的风险。

庞德斯通在他的著作《囚徒的困境》中提了一个较近的例子。

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宪法修正案，要将焚烧国旗定为联邦犯罪，法案交付参议员投票表决。庞德斯通写道：“反对法案的人，多半是因为觉得这项法案侵犯意见表达自由。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果投下反对票，对手会给他们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环境里随时都存在着这种猎鹿问题，特别是在保障个人自由、意见表达自由，甚至是私人谈话的自由方面。

如同斯科姆斯所言：“关于博弈论要如何将猎兔转向猎鹿，最新发展仍然相当不乐观……要让猎兔人转为猎鹿人，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对他人可能会怎么做所持的想法。但博弈论一般是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并未讨论如何或为何会有这种心态上的转变。”

真正的重点，其实不只是要让个人改变自己对他人的想法，更是要研究如何让一整群人以协调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不过，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说服这些人坚持新立场，不要再改变心意。以下章节就要来讨论，面对各种作弊的诱惑，究竟该如何抵抗，以达成合作。

1. 为简单起见，我会假设：双方决定策略时，无法得知对方的决定。博弈论研究者称这种情境为“同时博弈”[simultaneous game，与“序贯博弈”（sequential game）相对]，表示的方法类似第1章中囚徒困境的矩阵图解，但是图中的报酬、策略和结果组合则有所不同。虽然这些矩阵图解可以简单呈现发生的情形，而且也很方便参照，但并非重点所在，如果你不习惯看图，大可直接跳过。
2. 赫尔曼·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军人。入侵并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将该地命名为新西班牙，即今日的墨西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