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秘密：我和肯尼迪总统的婚外情

“米米·比尔兹利”，我到了白宫西门，对门卫报出了名字。

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很老练。

他核对了下名单，说：“是不是玛丽昂·比尔兹利？”

“哦，对，是我。”

“行，你能进去了。”

一把他甩在后面，我就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在来这儿的巴士上，我把自个儿搞得很紧张，确信这次实习是个错误或是个残忍的玩笑——我甚至想象自己会被拦在白宫门外。这就是青春女孩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莽莽撞撞四处乱闯，毫无归属感。

可惜这口气舒了没多久就又遇到麻烦了，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新闻办公室，而不是在白宫走丢呢？我穿过走廊，从正门走了进去，然后穿过接待大厅，停了下来。记者常在大厅里游荡，看看能不能趁达官显贵从椭圆形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抓住他们做个采访。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我毫无想法，只能向保安求助。他微笑着为我指路，把我带到了往左走的一处门厅。

我暗自希望菲德已经在那儿对我打招呼了，但我根本没看到她。其实我遇上的头一个人是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他冲我招手，毫不客气地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虽然他那时只有36岁，他已经是首都要角之一，也是媒体宠儿。（后来1964年10月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时代杂志把他放上了封面）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是新闻秘书，显然在白宫里也会接着干下去。他身材不高，略有将军肚，看上去蛮赶时髦，但最后效果总有些乱，而不是雅致，出现时总是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抓着一沓纸。肯尼迪核心圈子一般都是出身常春藤⁽²¹⁾名校，门第高贵，但他都不是。尽管如此，他也受过良好教育，小时候在旧金山老家还有“钢琴神童”美名，一肚子街头小聪明。正是他，明白肯尼迪机敏的反应对媒体而言是何种诱惑，戳着肯尼迪在电视上现场直播总统新闻发布会，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一来他的工作，和现在的新闻秘书一样，就成了负责管理不安分的白宫记者群，后者想和总统接触，却永远也无法得到全盘满足，所以有时候他还得安抚他们。他的男中音听上去很舒服，也很洪亮，办公室的门和墙根本隔绝不了，我在他办公室里听到的正是这样的声音。他前后来回踱步，用手指戳着空气，对桌边站着的两个男人咆哮着发号施令。他们和他都一样穿着，灰西装笔挺，白衬衫利落，还有薄薄的领带。后来我弄清了，他们是马尔科姆·克里杜夫和安德鲁·海切尔，都是助理新闻秘书。萨林格跟他们介绍我，说我是新来的暑期实习生，然后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他转向我，开始描述我最近的职责。

“看到这些电报打字机了吗？”他边打开浴室门，指着里面对我说。我在这之前从没见过这种机器，浴室里共有四台，两台靠着墙，两台在浴缸里，我很迷惑为什么它们要这样摆着。他们在那儿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从美联社⁽²²⁾、合众社⁽²³⁾、法新社⁽²⁴⁾和路透社⁽²⁵⁾传来的文件源源不断地从他们嘴里倾泻而出。

“是噪声。”他说。我突然明白这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它们会待在浴室里。

他又指向了墙上挂着的一套剪贴板开始解释。我的工作就是在电报纸泛滥到地板上之前，把他们切成一英尺长的一段一段，然后夹到墙上每个通讯社对应的板上去。

最后他告诉我可以叫他皮埃尔，然后就叫我出去了：“外面的姑娘们会把剩下的告诉你的。”

“姑娘”说的是他办公室外面敞开式房间里的秘书，严肃而工作认真，大多三十来岁，对“姑娘”这一称呼一点也不反感。老实说，我也不在乎被这么叫。当时我还不知道“女权主义”是怎么写的呢。这种安排对我来说简直是天经地义。男人主事，女人辅助。

克里斯蒂娜·坎普，皮埃尔的执行秘书，也是办公室女职员事实上的领导，带着我继续白宫启蒙之旅。为拿到我税前每周67美元的薪水，我紧接着花了半小时填入职表格。然后她带着我走到了新闻办公室入口处的一张灰色桌子后面，告诉我那就是我的桌子，还有边上笨重的雷明顿打字机。此外还有个电话机，标准黑色转盘机型，底座上还有六个闪闪发光的按钮，供我使用。对一个从未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来说——我此前只当过临时保姆和家政助手——这就好像是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白宫新闻办公室有张自己的桌子，有自己的打字机，一下子让我觉得似乎此生足矣。我竭尽全力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但这一切都太是回事儿了，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令人兴奋，那么不可思议。

我觉得好像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似乎身边的每个人都精通某种小技巧，能同时看上去既好像多动症一样，又很放松；似乎每个人因为身为某种特殊物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欣喜得脸上发红，身体发热。这种感觉很快也席卷了我，可能有生以来头一次，我也觉得自己很特殊，我开始觉得生命有了方向。

克里斯蒂娜·坎普解释说接打给新闻办公室的电话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她说得很清楚，对付这些电话是有艺术的。如果这不过是记者打来问个一般问题，例行公事，比如什么时候皮埃尔·萨林格会在办公室里开新闻简报会之类，那我自可以提供消息。但只要这电话涉及一点点实质性问题，比如要求对某项行政政策做出解释或仅仅要核对一句话，我就要立刻把电话转给更资深的人。我得学会应付这六个忽明忽灭的灯——是六条不同的电话线——一直在响铃，却不会相互切断，就像是玩杂耍一般。这虽不像火箭那么复杂，但头几晚我睡得不是很好，直到我完全搞懂了这个系统。

新闻办公室里一共有九个人，我们七个挤在这个小小的开放空间，而皮埃尔则一个人享受着宽敞的办公室。他办公室有两扇门，一扇通向我们这儿，另一扇打开后是一条过道，直通椭圆形办公室。（我后来读了皮埃尔的回忆录《和肯尼迪在一起》才知道，有时总统晚上会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我们这小地方来探险，在我们桌子周围巡视。总统有借走书籍和文档的习惯，有时皮埃尔得从他床头柜上拿回来。）这里气氛相当开放自由，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要完成所有工作。就算他工作性质很敏感，皮埃尔也很少关着门，我都能听到远处浴室里传来的电传铃声。像合众社这样的通讯社用铃声来突出重要的信息，比如铃响四声意味着紧急消息，而铃响十次的“快报”，则是为最重要的新闻预留的。一旦铃响，我就得跳起来，替皮埃尔收取新闻电传件。

看我们与皮埃尔办公室距离远近，就可以看出“姑娘”们的资历深浅。我最近才来，所以桌子最远，紧靠着门。吉尔·考恩，菲德的密友，桌子正对着我，她头衔是秘书，但从来也没搞清过她到底向谁直接汇报。海伦·盖纳丝，杜鲁门执政时期就在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常务”人员，紧靠着皮埃尔办公室坐着。至于克里斯蒂娜·坎普，我的上司，几乎就坐在办公室里面了。沿墙挤着几个小小的文件柜和一个书橱，左手边就是门口，通向另一个房间，安德鲁·海切尔和马尔科姆·克里杜夫两人，还有他们的秘书芭芭拉·贾玛勒凯恩和苏·摩尔藤森·沃格尔辛格在那里。

皮埃尔每天在办公室开两次每日新闻发布会，记者会涌进来，用皮埃尔的话说就是“硬塞进来，像是高峰期塞满人的纽约地铁车厢”。那房间里充满活力，总是忙忙碌碌的，你能感觉到这种能量，那种当一打事儿同时发生还要保持主动的能量。每个人都齐心协力，就像个嗡嗡作响的蜂房。这地方挤满了聪明人，他们前途不可限量，在这里工作难以置信地鼓舞人心。

第二天我就被升职了。芭芭拉·贾玛勒凯恩让我负责新闻摄影文件。她的职责之一就是在签署法案时带领新闻摄影师进出椭圆形办公室，然后记住哪些国会议员、参议员还有其他特邀来宾出席了签字仪式，以便此后照片印刷出来之后能在下面加上说明文字。但她积压了很多，急需帮助。“我太忙了，根本没时间整理这些文件，它们乱成一团，”她说，“你能搞定吗？”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至少这事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在校刊《凉菜拼盘》里对文件事务和对照索引做得得心应手。我意识到芭芭拉这么做，其实是对付所有夏季实习生、历久弥新的黄金法则：你笑得和蔼可亲，把所有你不想干的，令人厌烦、劳动密集的活儿一股脑儿都扔给实习生。但我并不在乎，我很享受这过程，我能从头到尾浏览所有的照片，逐一认出和总统一起拍照的人。我很惊讶他的日常工作竟有那么多机会拍照。

新闻办公室里气氛很轻松，所有男士都把夹克衫脱了，卷起袖子，人们都以名字互相称呼。事实上这种气氛似乎在白宫里无处不在，即使在正门也是一样。第一天吉尔·考恩带我去吃午饭，警卫做了记录，还记住了我喜欢被称呼为“米米”而不是“玛丽昂”，虽然后者是我的正式名字。当时还没有现在封锁各入口的水泥路障，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宾夕法尼亚大街⁽²⁶⁾。白宫和白宫里的每个人那时候都平易近人得多。第一天，吉尔和我坐在附近一家咖啡店角落里，百无聊赖地一小口一小口吃着蛋黄酱三明治，除了政治和政府，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们就和那些漫步国会山⁽²⁷⁾景致的游客没什么两样，而不像是在距椭圆形办公室一步之遥的地方上班的人。

虽然气氛很轻松自然，但我却没那么放松。我一直想要做好工作，总是担心会把一切搞成一团乱。那天吃饭的时候，我曾有过那么一瞬间脑后发紧，就怕萨林格浴室里的电报机不断炮制新闻洪流，以致电报纸从浴缸里满溢而出，席卷整间浴室——那我就要被炒鱿鱼了。我匆匆咽下最后一口三明治，说服吉尔我们得赶紧回去了。我还想明年收到回来继续工作的邀请函呢。

第一周忙碌得筋疲力尽，但还不错。那时总统正要去访问墨西哥总统阿道夫·洛佩兹·马提欧斯，新闻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忙后勤的事，谁要编入先遣组、哪些新闻记者会随行、他们待哪儿、在哪儿设立临时新闻办公室，等等等等。记者一直进进出出，经过新人桌子的时候都会点头致意。吉尔把我介绍给向其中一些，比如合众社的梅里曼·史密斯（他后来因报道总统遇刺案得了普利策奖），还有修·赛迪，他为《时代》杂志报道白宫。我总能见到他们，他们总想着弄到点值得报道的趣闻，或设法约个采访什么的。最受办公室欢迎的要数全国广播公司的桑德尔·瓦诺克，他魅力四射，一直会用盒装甜甜圈讨好我们。对一个曾是校报编辑的女孩来说，这些人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白宫职员也常光顾新闻办公室。我还记得一位，韦恩·霍克斯，他负责为记者和职员们安排交通事宜，有次开完墨西哥之行相关会议之后在我桌子边停下了脚步。他知道我来自新泽西，就跟我说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蒙茅斯要塞接受过军官训练，那里离我家农场很近，我们坐下来聊了会儿新泽西。后来我赫然发现《纽瓦克晚报》一个叫“华盛顿快递”的栏目里竟然提到了这事，我母亲把这段剪了下来，寄给了家里每个人。报道写道：“史哈罗路上的米米·比尔兹利为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办公室增色不少……”我只能猜测这也许是韦恩授意报社某人写的段子，也许是为了试着在中期选举⁽²⁸⁾或是总统竞选连任时在蒙茅斯市拉点选票，预先打打伏笔。

我很讶异每个人——从前门警卫到旅行办公室的人——竟然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但我们根本就没正式相互进行过自我介绍。就好像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却一下子赢得了某个精英俱乐部会员资格一样。虽然我只是个实习生，我也立刻被接纳，感觉成了团队一份子。现在回头看，这是头几天给我留下的最特别的感受：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