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从1963年11月，我第一次把肯尼迪的事告诉汤尼开始，直到2003年5月《每日新闻》曝光我的秘密为止，期间我只和少数人分享过这段故事。青年时代我试着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很幸福，我把负面情绪都藏在面具之下，装得很平静，这一点我很擅长。对家人、对朋友我显得尽忠职守、精明能干、充满活力、满足快乐，但这些面具需要我竭尽全力去维持，而时间一久，裂缝定然会产生。
1973年夏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堂姐若昂·爱丽丝，那时我刚满三十岁，第二个女儿珍妮刚刚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她比她姐姐小三岁，父母对她们视若珍宝，倾尽全力，溺爱到无以复加。在高盛，汤尼事业也一帆风顺，珍妮出生前，我们已经能在布鲁克林高地一处高级社区中负担一套三房居室了，还能在新泽西莱森另租一套房子，供夏季度假之用。
这套房子家装精美，坐落在小山丘顶部，门前有条长石质车道，离城市有一小时车程。唯一缺的就是一台电视，因为1973年夏天水门事件(143)沸沸扬扬，全国瞩目，没有电视实在是个问题。几乎每天、每个台都会临时取消所有计划，转播由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山姆·艾尔文主持的参议院听证会。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戏迷住了所有人，我也不能免俗。大多数时候，汤尼去上班之后，我就会和保姆带着两个孩子驱车数英里去我堂姐若昂家，她家的电视机肯定在放听证会。
若昂比我大十二岁，多年前他们夫妇曾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然后搬到新泽西开了自己的电子公司，抚养三个孩子。她不仅仅是据我所知最有智慧的女人，也是最守口如瓶的。她从不聊八卦。事情到她这里就为止了，她和郊区那种喋喋不休的社交生活泾渭分明。如果说我生活圈子里中有谁能理解这秘密如何严重，那么舍她其谁。
7月第三周的听证会实在精彩绝伦，亚历山大·布特菲尔德刚刚揭露了椭圆形办公室里有精密录音设备，这意味着尼克松总统的每一次谈话都被录下来了。我记得当时保姆把我女儿放下来打个盹儿，若昂和我也从听证会里偷得半刻闲，决定去附近的姗迪胡可州立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沿着一片干涸的河滩走着，想着这些磁带会给尼克松总统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恶果、他又能把其中内容掩饰多久。我们一言不发。
突然，若昂感叹道：“秘密，总是缠着你不放。”可能这就是导火索，可能因为那个夏天我满足安逸太久了，住在那么漂亮的房子里，女儿可爱，丈夫成功，夫复何求！也可能是我觉得婚姻已经足够稳固，打破对汤尼的承诺也没关系了，只说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谈及了华盛顿和总统，也有可能是我全然信任若昂，觉得可以告诉她任何事，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总之，我说话了。
“我很明白，我自己就一直藏着个秘密。”
然后就告诉了她。
最不可思议的是，天居然没有塌下来，我也没有被雷霆怒火吞没，甚至我自己也没有再觉得羞耻或罪恶或有违妇道。恰恰相反，我觉得好多了。
若昂真是太棒了，一切都和想象的一样。她和杰奎琳·肯尼迪(144)一起上的瓦萨学院(145)，也是“皇家”生活的超级粉丝，但却没有逼着我问东问西。她没有表现得很惊讶或者很激动，她只是静静倾听一切，然后说：“好吧，日后这对你孙辈来说会是个好故事。”这个轻松、积极的回答让我们的亲情越发深厚，历久弥坚，直到今天。
若昂和我随后开车回去接我女儿，而我很高兴我告诉了她一切，但还是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有勇气再对别人说起。不过我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不会告诉汤尼我违背了诺言。
我再一次和别人分享这秘密已经是十年以后了。整整十年，也是我做了母亲的第十个年头，这次我面具上的裂缝是慢慢形成的，几乎慢不可觉。
1976年，我和汤尼买下了一幢三层楼房子，因为房子很破了，所以卖得很便宜。房子地段很好，在花园街区19A号地块，几乎是布鲁克林高地最令人垂涎的地方。房子需要彻底翻修，我明白这要么把我们拉得更近，要么推得更远。我曾在纽约市立室内设计学校上课，还取得了证书，所以我就负责了所有细节。接下来一年我们四个就是在石膏粉尘、装潢工人和工具的包围下度过的，生活设施也缺得厉害，但这压力没有让我丈夫变得离我更近。要是事情不对，他立马就蹦上车，开到新泽西我们租的房子里过夜。
1977年的翻新工程，很有讽刺意味，并没有翻新我们的感情，反而成了我们婚姻的分水岭。13年的快乐日子已经到头了，我们就要开始另外13年的悲剧了。很少有人能找出一个日子，明确说，看，这就是婚姻中爱情溜走的那天，但我可以。
那年夏天，朋友请我们去缅因州特南兹港农场度假，暂时逃离翻新工程那一堆烦心事。主人招待我们吃龙虾晚餐，用冷饮，还不停请我们下棋。我记得当时他们夫妇俩之间关系亲密而愉快，而我和汤尼之间则是苍白而毫无生气，简直是天壤之别。最终的催化剂是在缅因的最后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汤尼一下子把身子转了过去，就好像在宣告，他愿意和任何人在一块儿，就是不愿意和我。终于我承认，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想去任何地方，只要不是和他在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只能看到汤尼的缺点了，他对我也一样。我开始在脑海里暗暗记下每一项缺点，这张单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面目可憎，我们不再做爱，他拒绝陪我和孩子去佛罗里达看我母亲。我们不再一起出去活动，不再和对方说话，他也不做家务。愤怒情绪渐渐堆积，这从不是好事，但我做的甚至比这还要恶劣，我转而折磨自己。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怎么才能改正自己。
孩子们去了学校，汤尼去上班了，然后我就会坐在厨房桌子边，读一大堆当时经典的所谓“自我治疗”书籍。比如说吉尔·希伊的《路》和斯科特·派克(146)的《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147)，还有不那么出名但更加尖刻的书，比如哈丽特·勒纳的《愤怒之舞》等。我会在这些书边上写写画画，标出符合我情况的段落。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把那些书都翻出来再看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标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爱的互动”。这是让一段关系有意义的关键，没有这一点一段感情会很肤浅，且注定失败。所有一切都在说明，在婚姻中我过于被动，且心墙高筑，但我既没有自信，也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
每晚汤尼回家之前，我都会手忙脚乱把这些教授“爱的互动”的书藏起来，不让他看见，这样他就看不见我在做什么，免得他觉得我很虚弱，这多么讽刺！渐渐的，每天我听见他钥匙插进正门门孔的声音，那一刻宣告他回来了，也宣告了我每天情绪最低落时刻的降临。
真正解救我的是跑步，我终于在70年代后期戒掉了抽烟，开始跑步。一方面是减肥挽回身材，一方面则想重拾某种幸福感。我幼年在乡间曾是男子田径队里唯一的女孩，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重新捡起这童年爱好。当我第一次在我家附近东河人行步道上跑步时，我就知道我能行，这是我能做好的事。
跑步立刻成了我生活中的常规活动，给我内心带来了一丝平静。我早上会在五点半起床，比莉莎和珍妮醒得还要早，穿上灰色运动裤，吞下一杯咖啡，沿着人行步道跑上至少四英里，有时候还要多，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到曼哈顿再折返，经常会在东河上伴着日出美景奔跑回家，然后照顾两个女儿起床，送她们去学校，然后第二天早晨再来一次。
那个年代，似乎一夜之间全国发现了跑步的乐趣。吉姆·菲克斯在1977年写了一本《跑步者全书》，整整一年多，这本书都在销量排行榜上排第一。各种体型、年龄的人都三五成群在街道上跑步，身着短衫、耐克，或在上班前，或在下班后，都会在街角集合一起去跑步。很快我也成了其中一员，我加入了纽约街跑俱乐部，这是美国最大的跑步者联合会。如果说一年前我的角色是妻子和母亲，那么现在就是母亲和跑步爱好者。
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了纽约马拉松赛(148)，成绩是四小时十六分钟。我很骄傲我能坚持跑完全程，然后我立马就投入训练，准备下一次比赛，发誓要跑进四小时（我也做到了）。我很早就开始在纽约街跑俱乐部做志愿者，在那里找到了全新的朋友圈子，这和我在布鲁克林酸涩的家庭生活截然不同，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汤尼容忍了我花时间跑步，没有抱怨什么。我两个女儿很开心地接受了我的新爱好，而且看起来很为此骄傲。周末在新泽西我跑完长途之后，我们仨会跳进车里，看着里程表重新检查我刚才跑的路，大概是15或16英里的样子。最后我们总会“检查”进一家冰雪皇后（DQ）(149)冰激凌店，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两个小丫头那么支持我跑步。我们总会点一个大号香草味冰激凌球，还要撒上巧克力末。
1981年2月，我在俱乐部接受了一份兼职，负责建设他们的研究图书馆。报酬比最低工资线高不了多少，但我不在乎。同事都是跑步爱好者，坦白说，我没有很兴奋，也没有觉得什么使命感，毕竟我在白宫呆过。我和一名叫比尔·诺尔的高级职员处得特别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吃午饭，每天都要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到各自办公桌去上几趟。我们都爱好跑步，也从中感到成就与健康带来的快乐，这种种共同点都让我们之间渐渐变得不太一样了。
比尔后来有了个好主意，他说我们该去跑1982年的伦敦马拉松赛。我立刻就同意了。一共有五个人飞去了伦敦，但只有我们俩注册参与比赛。另外三个人要么只是来旅游的，要么就是辅助人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俩被分到了一间房，毕竟比赛前我们需要好好睡一觉，而别人则能外出游玩，或进城购物之类。这也能表明我们当时关系多么纯洁，我们又对体育多么投入，团队里没人觉得住宿安排不合适，我们俩也这么觉得。那时候，我和丈夫已经有五年没有亲密关系了，而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怀念这种身体接触与联系。所以我不由自主做出了个怪异的行为，让我们俩都大感震惊。我爬上了比尔的床，而不是我的。几个月共同训练下来，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搀扶，这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两天前，我刚过了三十九岁生日，比尔是我的第三个情人。
第二天早上我一点也没有后悔，我们坐地铁去格林威治公园的比赛起点，我那次跑出了三小时二十七分钟，是个人最好成绩。一直到我在飞机上飞回纽约，想到要去面对汤尼，负罪感才潮水般席卷而来。我出轨了，这一事实让我联想起另一个事实，二者都很明显：与汤尼的多年默契过后，苦心维持的寂静婚姻开始破碎了。
1983年，在布鲁克林高地舒适的起居室里，我和我妹妹黛比在一起。一年前，她的婚礼在我家举行。我们回忆当时婚礼的细节，然后谈话就转向了男人。我们之间很坦诚，但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姐妹谈起“性”，这话题让我坦白了和比尔的约会。黛比听到是我主动，显得很惊讶。我会跳上另一个男人的床，换句话说，主动献身，这让她想都不敢想，感觉和我性格也不符，她从没见过我这一面。此外，我们经历也很不一样，她三十三岁才结婚，此前也有过很多男朋友。
“我很吃惊，”她说，“在比尔之前，你居然只有过一个男人。”
“这不太准确，”我回应说，“60年代在华盛顿工作时，我和一名已婚男子有过一段。”
“是肯尼迪，对不？”她说。
“你怎么知道的？”
“猜猜看罢了，”她说，“他那么有名。”
我很惊讶她直觉那么准，好像她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从始至终一直很明显一样。但我没觉得我有必要说太多细节。我一直在说汤尼是怎么禁止我说出这事情的，这显然让她有点迷糊。“那为什么你告诉我？”她问。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也没有准备好答案，好在她很快换了话题。我想我们俩都如释重负。她明白我谈这事不会很开心，那还谈它作甚呢？
我继续在纽约街跑俱乐部工作了三年，还是继续和比尔一起训练比赛，后来还包括三项全能(150)，一直坚持到伤病和手术让我不得不退为业余跑步爱好者。有时我会做白日梦，想象和比尔在一起的生活，尽管显然他从没想过这个可能性。这梦后来无疾而终，我接受了一份全职工作，做当地一家网球壁球俱乐部的经理，同时，虽然过程很缓慢，我还是回到了不幸的婚姻中。
80年代剩下的日子里，我从没想过要把秘密告诉别的什么人。事实上，破碎的婚姻那么痛苦，让我几乎不和朋友或家人分享任何事。汤尼和我几乎不和对方打招呼，这种缺乏感情的环境也让女儿很苦恼，珍妮当时正好是在青春期。她觉得我们俩都有错，但更针对我，因为显然我这个目标更方便攻击一些。
有一天她冲我大叫：“你真配不上当妈！”
我不记得为什么她冲我大叫，但这一下子提醒了我，让我翻然醒悟，原来她觉得我是个可怜的女人，甚至都不能为自己的幸福站出来反抗。我在曼哈顿跑步的时候，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点，那是1989年4月的一个星期五。汤尼回家早了，这样他就能去新泽西过周末。我沿着麦迪逊大街往下走到纽约中央火车站(151)，从范德比尔德大街上的西入口走了进去，我站在楼梯顶上，看着底下街道上通勤者来来往往，人流如织，一个个像蚂蚁一般忙忙碌碌，然后穿过大厅走到柯达门口，那里有一张硕大的照片，一对情侣牵着手在热带海滩上，非常浪漫。尽管这很老套，但我还是能够理解这种爱，一下子我悲从中来，我无法想象自己未来还会有任何浪漫情节，有任何爱情，泪水奔涌而出。
我以前总觉得做决定前应该要慎重考虑，平静思考之后再说，或者等待瞬间的灵感涌现。人不能突然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感觉真的很不堪，就像有人在我胃上猛然打了一拳，一下子我就决定了：我必须结束这段婚姻。我如释重负，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
我回到家里，汤尼正站在厨房里，给新泽西的朋友们打电话安排周末出行。我站在门口过道里，盯着他，心里数着秒，看看他到底要多久才注意到我。他把墙上电话机的话筒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向我竖起了食指，这是他让我等一分钟的意思。最后他挂上了电话，转身看着我，脸上带着不耐烦。
“我想离婚，”我说。
“什么？”他反问。
“我想你听清了。”我不想再说别的了，我等着他给出回应。
“你确定吗？”他说，“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你会得到的，我想你会后悔的。”
他的话在空气中回荡，更像是威胁，而不是想让我回心转意。某种意义上，他说对了。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要迈出一步，做出改变。我知道我陷入不幸或我们婚姻破灭不能全怪汤尼，我们都有错，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我也没让他得到幸福。但至少，我迈出了结束这场不幸的第一步，这对双方都好。
汤尼暴跳如雷，但他不是那种闷闷不乐或者会沉浸在愤怒中的人，他立刻就开始做计划了。他在附近威乐街另买了一套公寓，搬了出去，我们都请了律师，12个月之后，在唇枪舌剑过后，我们不再是丈夫和妻子了。
几个月后，1991年夏天，我在和佛明顿最亲近的朋友玛丽·皮尔斯伯里一起回顾离婚细节。当年我们在白宫第二次夏季实习，和温迪·泰勒一起合租公寓的时候，她还是玛丽·斯图亚特(152)。我们一起外出去吃晚饭，玛丽想祝贺我开始新生。她就是那种朋友。
当我们给我二十六年的婚姻“验尸”的时候，她显得很耐心，我告诉她1989年鼓起勇气，做出离婚决定并没有让我很为难，某种意义上我没有选择。玛丽不同意，她觉得多年的摩擦不会是两人分开的原因。
她说：“肯定还有什么大事。”
“好吧，”我有些迟疑，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告诉玛丽，我第一直觉就是维持现状。但我意识到我不再是汤尼的妻子了，婚姻誓言也无效了，那么我也就不用掩埋我的秘密了。
我诉说着我和肯尼迪总统的艳史，玛丽一言不发。她就是这种最好的朋友，善于倾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毕竟有时我们只是想要别人听自己说话而已。
对我来说，终于有机会和一位了解当时实习期生活的朋友说说了，我不仅仅有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同样也觉得自己终于解放了十九岁的自己。这感觉不错。
一点一点，我在剥离面纱。
下一次我说出秘密是因为1994年5月19号杰奎琳夫人之死。那次我在和惠顿学院同班同学海澜德一起吃晚饭，在东上角。她是从西边穿过中央公园来的，恰好经过夫人在第五大道1040号的寓所，楼下聚满了崇拜者与新闻记者。夫人去世刚刚两天，这些人都是在等她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他有可能会出来做简报，介绍葬礼安排。
海澜德知道我曾在肯尼迪白宫里工作，就在晚餐上提起了夫人过世的事情，问我是否曾见过她。
“不，从没有。”我说，然后就跟她提及了那时候怎么想到要采访夫人的事，后来我就到白宫去实习了。
“那知道她去世了你肯定很伤心。”她说。
“的确，”我回答，“但其实这更多的是让我想起了肯尼迪总统。”
“那又是怎么回事？”她接着问。
我就告诉了她。
当时我离婚已经四年了，刚知天命。海澜德刚分居，我们一直一起在中央公园里散步，一起吃晚饭。我们之间的私密谈话覆盖了所有曼哈顿独居女人会涉及的话题：工作、家庭，当然，还有男人。那晚很自然、很舒服地，我就把所有事情一股脑儿都告诉了她，从游泳池里的事，到煮炒鸡蛋，再到外出旅行，或者在白宫过夜。她一开始呆若木鸡，但很快缓过神儿来追着我问各种细节。她尤其对后勤事务感兴趣，怎么样、哪里、什么时候，等等。我们是怎么对付第一夫人的、特勤局是干吗的，诸如此类。我一刻不停，足足说了两个小时。显然我还是有点担心说得那么仔细会不会不好，但毕竟是三十年的习惯了，很难改掉。况且她对细节那么感兴趣，对我描述的总统那么感兴趣，我们聊得很愉快。
此后，她告诉我，我能和她分享秘密她觉得很荣幸，她“郑重用自己的荣誉保证”，她真是这么说的，“一个字也不会吐露”。
她理解了我，也很赞赏我背着包袱过了那么多年。人很多时候怎么做、怎么思考，是因为我们需要被别人理解。和她分享的时候，我终于觉得被人理解了。
我告诉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托马斯·K·特维尔博士，第五大道长老会(153)教堂的资深牧师。他在宽慰忏悔者方面经验丰富，也很有智慧，我很崇拜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和他聊天感觉很舒服，我叫他汤姆。
那是2000年，克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年，莫妮卡·莱温斯基(154)丑闻已经爆发了两年。那时我已经在教堂里工作了五年，负责音频部门，就是说要为教堂任何公共活动制作、推广音频和视频。第五大道长老会教堂并不是郊区路边默默无闻的白色尖顶宗教场所，而是一幢棕色石头大厦，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以北五个街区，那里是曼哈顿最繁忙的角落之一。汤姆很有演讲天赋，他主持的周日布道经常有许多听众，不仅仅是教堂教众，连经过的路人也会被吸引。
2月13日，他宣布布道会讲十诫(155)，尤其关注第七条戒律：“尔等不得通奸。”他公布的题目“性是个两个字的词”显然引爆了大众的好奇心。
那个周末早晨，楼下座位和楼上阳台水泄不通，我把录音机开到自动模式，到圣所(156)里抢了个座位。我不常这样做的，只是这次对那个词是什么感到好奇。结果是“忠诚”。汤姆说，如果你想以上帝期望的方式追求忠诚的生活，你必须注意三条原则。第一条是人类性行为是神圣的礼物，必须小心行使。性不是游戏。第二条是上帝不会正经得出了格。他并不想剥夺我们的快乐，但乱交只会摧毁人际关系，总会有人被伤害。第三条认为，人类精神最深的欲望是心理亲密，如果没有这点，一个人在性上就不可能忠诚。
这三条让人很难说不，汤姆更是用例子进一步论证。他说：“性总会成为头条新闻。丑闻头条每天扑面而来，我们都知道是谁，都知道这故事，国会议员、法官、运动员、娱乐明星、牧师，甚至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不仅仅是现在这位，追溯过往，历史上很多总统都有这样的事，和不是他妻子的女人搞在一起。”
好布道总是揭露事实。伟大的布道则用出乎意料的方式这样做。这一次他的布道让我震惊。第一次，我觉得汤姆在直接对我说话，但其实他是在说克林顿—莱温斯基的事情，而想突出这事情伤害的远不止两个人。
我从没觉得坐在圣所里那么难熬，就好像汤姆用聚光灯打在我身上，用言辞猛烈抨击我一样。
我并没有很虔诚，我没有一直有规律地去教堂，或相信某一特别信条，但我确实认为我是属灵的人，我相信我们之上有种力量，被称为上帝，而我们如果有意愿，或者努力去理解这种力量，就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我也很相信巧合，相信这是灵性相遇的结果，我总是在给别人很容易忽略的事加上意义。我相信神秘事物，相信冥冥中会有指引，比如我在想某个人的时候，他或她就给我打电话了，或者当我在为某个问题寻找答案时，一本书就这么从书架上掉了下来，或者我偶尔坐了一次不经常坐的列车，但正好偶遇一位需要帮助的老友。我很注意这些看似无意的联系，这也是我和别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我坐在长凳上，听着汤姆谈着总统的性生活，慢慢和我的过去对照了起来，这种巧合让我无力抵御。
我当时就知道结束之后我会去找他，告诉他我的故事，我需要全然解脱。大多数周日，仪式结束之后我会整理磁带，在教堂网站上传音频、做标签，一般这时候汤姆会把头伸进办公室，我会给他做个手势，拇指向上或拇指向下，这就意味着点击率预期如何。周日布道立刻会成为点击率最高的音频。但那天他觉察到我有些不对劲，我们就安排了时间谈话，约在那天晚上，在他七楼办公室里，空间很大，能俯视教堂的钟楼。
我开始对汤姆说他这次布道多么贴近我的生活，接下去我没有结结巴巴，我说的话，和这本书开头的部分很类似，我很想一吐为快。
可能我想听到他告诉我，我当时那样做不是乱交，可能我需要他帮我找出，我自己没法找到的心理亲密的点点滴滴，可能我不过是需要某些“神圣”灵性权威人物告诉我：我很好，我可以原谅自己了。
汤姆没让我失望，他很讶异，但没有发愣，这些年来他听过了太多故事，比我痛苦的故事多了去了。他缓解了我的不安，还为我向上帝祈祷。
每次我向谁说出秘密之后，我就离重整心理健康更近了一步，我觉得。
和若昂·爱丽丝说了之后，我明白了如果我打破和汤尼的承诺，世界不会分崩离析。
和我妹妹黛比说了之后，尽管是她用直觉猜出了主角是肯尼迪，但我明白了，可能我过虑了，别人听到这事情后并不会太过惊讶，也不会认为我很不知羞耻。比如说我妹妹，她就不觉得我有什么好羞耻的，我一直过于夸张了。
和玛丽说了之后，我和她一起活灵活现地重现了那个1963年的女孩。足够鲜活，她那么引人注目，连美国总统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这次过后，我彻底把这个女孩埋在了记忆深处，彻底忘记了。
和海澜德说了之后，我得到了理解。
和汤姆·特维尔说了之后，我获得了安慰、安宁，甚至感到一丝宽恕。他的原话是：“这里会给你更多宽慰，而宽恕会降临的。”
肯尼迪过世之后第一次，有人用平静的态度，带着愉悦感祝福了我。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我说不太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而其基础是宗教的神秘感。我获得的最佳解释来自于艾文·因伯尔—布莱克博士，她是一位神学家，也是研究家庭内部秘密的权威。那是2010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与肯尼迪之间的秘密就是我和汤尼婚姻的核心。这个秘密决定了我们双方之间如何互动，而这个动态关系很简单：我们不能谈这件事，所以任何可能让我们想到这件事的事情都不能谈。这就决定了寂静会慢慢潜进我们之间，慢慢膨胀，挥之不去。现在已经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才觉得不用害怕报复，才知道伤口总是会慢慢恢复的。
我能那么平静，这是最佳解释。这个秘密已经不再有什么大不了了，我已经成熟了，这已经成为“我”之所以为我的一部分，但这不会决定我是谁。和特维尔牧师谈过之后，这再也不会束缚我了。这个包袱，我不仅仅放下了，还远远扔掉了。
金·罗森曾经写道：“当你转身拥抱你曾极力远离之事，试着逃离就不再是人生主旨，你也就不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现在理解了，我的秘密不再需要掩饰。不需要掩饰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了，这不过是我少女时代发生的一件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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