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2：影响你一生的社交商（第3版）

大脑中新的神经系统生成的首要条件是它必须具有非凡价值，能够有利于本物种的生存，这样才能把它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在灵长类动物出现初期，群体生活是他们对于生存的一种适应措施。他们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互相帮助，满足彼此的生活需要，这样比他们单个生活可以享受到的资源要多得多，所以，此时社交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由此看来，社交脑似乎是造物主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而赋予物种的适应性机制。

神经学家口中的社交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认为大脑内各种神经系统相互独立，每种神经系统都各自负责某项任务的想法就像19世纪“解释”大脑突起意义的颅相学理论一样过时了。事实上，完成某项心理过程的神经系统并不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而是分散在大脑中。这个过程越复杂，神经系统的分布就会越广泛。

大脑中神经系统相互交叉、错综复杂，因此，虽然社交脑这个术语非常有用，但它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体。为了方便起见，科学家们通常都是研究在某项过程进行中共同作用的大脑神经系统。因此，大脑中负责运动的神经系统被综合起来，简称为“运动脑”；负责感官活动的被简称为“感觉脑”。还有些“大脑”指的是解剖学上紧密相连的区域，比如“爬虫类脑”，这种控制自动反应的神经系统非常原始，甚至连爬虫类也有，因此人们称之为“爬虫类脑”。神经学家想要研究大脑某项高级功能（比如社交活动）进行时共同作用的神经网络时，这些分类的作用才能最好地体现出来。

因此，社交脑——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共同作用的神经模块——包含的神经系统是相当广泛的。在大脑中没有哪个区域可以独立控制社交活动，相反，社交脑是一系列独特，但不固定的神经网络，它们在大脑中的分布相当广，必要时，它们会共同作用来完成某项任务。

科学家关于社交脑在大脑中的分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他们已经开始重点研究在社交活动中活跃的区域。早期的科学家提出它所涉及的区域有前额皮层，特别是其中的眶额皮层和前扣带皮层，以及下皮层，特别是其中的杏仁核。^[1] 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比较精确，但是仍然需要完善。^[2]

因为社交脑神经网络分布的广泛性，神经网络的活动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进行的社交活动的类型。因此，在进行简单对话的时候与我们思考自己是否喜欢某人的时候，大脑中活动的神经系统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会有交叉。下面是对科学家关于神经网络与社交活动类型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介绍。

位于前额皮层或者顶叶（可能还有其他区域）的镜像神经细胞负责处理共同影像，也就是当我们和他人谈论共同熟悉的事物时大脑中出现的心理影像。其他区域的镜像神经细胞在我们观察到别人的行为，比如对话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手势和身体移动时，会被激活。在我们对交谈对象的动作做出回应时，右顶叶盖的细胞在指挥我们的肌肉运动知觉和感觉反馈。

在理解别人语调中的情感信息并做出相应反应时，大脑中连接脑岛、运动前区皮层与边缘系统（比如杏仁核）的神经网络在起作用。随着谈话的继续，杏仁核与脑干的神经网络会控制我们的自主反应，在进行激烈讨论的时候还会提高我们的心率。

颞叶梭形区的神经细胞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理解他人的脸部情感，并在他们走神的时候及时发现。体觉区帮助我们察觉别人和自己的心理状态。当我们做出情感回应时，脑干神经核与脸部神经指挥我们做出得体的皱眉、微笑或者挑起眉毛等表情。

当我们倾听、理解他人的情感时，同理心的实现在大脑中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皮层、丘脑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这种方式属于速度非常快的小路神经系统；另一种是通过丘脑到新皮层，然后再到杏仁核，这种方式通过比较慢的大路神经系统做出深思熟虑的反应。情绪传染是通过第一种途径实现的，它使得我们的神经系统自动模拟他人的情感。但是涉及到理性大脑的第二种途径产生的同理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还可以有选择地回避对他人的情感适应。

此时就是从边缘系统到眶额皮层和前扣带皮层的神经系统在起作用了，这些区域可以帮助我们感知他人的情感并且做出适当的情感回应。总体来说，前额皮层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以便适应他人。例如，如果他人的话语使我们感到困扰，前额皮层会督促我们继续进行这个对话，尽管自己内心不安也仍然不能分神。

在我们不得不揣摩他人的情感信号时，前额皮层的后侧和正中区域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些情感信号的含义，并且衡量自己可选择的各种对策。例如，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能应对当时的情景而且还不会打乱我们的长期目标呢？

在进行人际交流的时候，位于大脑基底部的小脑一直在努力使我们集中注意力，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观察别人，敏锐地捕捉他们脸上任何细微的表情。非语言、下意识的一致，比如对话双方动作的协调，要求我们一直注意谈话中所出现的各种因素的社交含义，而这一活动还要依赖脑干中的原始神经系统，特别是小脑和基底神经中枢，它们在社交活动中会辅助社交脑的活动。^[3]

所有这些区域会共同作用推动社交活动（甚至想象中的社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它们中任何一部分的损伤都会影响我们的适应能力。而且，社交活动越复杂，它所涉及的神经系统也就越复杂。总之，在社交脑中有不计其数的神经系统在共同作用，对于它的详细描绘才刚刚起步。

确认社交脑核心神经系统的方法之一就是描绘出在某个社交行为进行时所涉及到的最基本的神经网络。^[4] 例如，对于单纯感知和模拟他人情绪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共同作用的神经系统：前颞叶在接收对于他人的初始视觉感官信号之后把它们传送给位于顶叶的神经细胞，然后顶叶会把看到的动作与别人的实际动作匹配起来。紧接着，匹配神经细胞会为这些信号增添更多的感官与实体信息。这一系列复杂的信息又传送到下额叶，然后下额叶会对即将模拟的行为目标进行编码。随后，这些行为的感官副本会被送回前颞叶，前颞叶将会对行为的实施进行监督。

谈到同理心，“热情”的情感神经系统必须要和“冷酷”的感知及运动神经系统相结合，也就是说，理性的感知运动系统必须要和位于边缘系统的情感中心进行沟通。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小组提出，最有可能的连接系统似乎就是脑岛中连接边缘区域与额叶皮层的区域。^[5]

美国心理健康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科学家认为，就描绘社交脑而言，人们要寻找的并不是某个单一、独立的神经系统，而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共同工作、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神经网络。^[6] 比如，关于初步同理心——人与人之间情绪的直接传染，神经学家发现它的神经通道连接了感觉皮层与丘脑及杏仁核，然后再到做出得体反应所需的任何神经系统。但是对于认知同理心，也就是我们对于他人思想的感知，神经通道的路线是从丘脑经过皮层到达杏仁核，然后再到做出反应所需要的神经系统。

至于具体情感的同理心，美国心理健康学会的研究者们认为，对于这一过程中神经通道的具体区分也是可以实现的。例如，一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表明，理解他人在恐惧与愤怒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神经通道是不一样的。恐惧的表情似乎可以引发杏仁核的活动，对于眶额皮层的影响很小，但是愤怒的表情所激活的神经系统是眶额皮层，而非杏仁核。

这一区别可能跟这些情感的不同功能有关：恐惧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引发恐惧的事物上面，而愤怒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逆转局势。至于厌恶的时候，杏仁核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在这一状态下被激活的是基底神经中枢和前脑岛。^[7] 不管我们是亲身体验这些情感还是目睹别人经历这些情感，这些因具体情感引发的具体神经系统都会活动。

美国心理健康学会的科学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认知同理心变体（不仅了解别人内心深处的思想而且还要决定自己对它的回应）所涉及的关键神经系统：内侧额叶、皮质颞上沟和颞叶。

同理心对于我们判断正误能力的影响是有神经学依据的。对于那些由于脑部受伤而丧失已有道德标准，或者面对正误判断无所适从的病人进行的研究显示，要想使大脑对行为做出道德判断，相关的神经系统必须完好无损。^[8] 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激活的大脑区域包括从脑干（特别是小脑）到皮层区域的一系列神经系统，具体来说有杏仁核、丘脑、脑岛和上脑干。而感知他人和自己的情感也会涉及到这些区域，从额叶皮层到前颞叶（包括杏仁核和脑岛皮质）相互连接的神经系统被认为是同理心的关键区域。

科学家可以通过对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的病人的观察来研究大脑的功能。

比如，科学家对社交脑受损的病人与大脑其他区域受损的病人进行了对比。^[9] 尽管两组病人在完成认知任务，比如进行智商测试时都有相似的表现，但是社交脑受损的病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明显要差：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做出不恰当的决定，误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无法处理生活中的社交需求。

具有这种社交缺陷的病人的“躯体标志”都有损伤。“躯体标志”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提出来的，他的实验室曾经对这类病人进行过研究。连接前额皮层的正中区域、顶叶、扣带皮层、杏仁核右半部和脑岛的躯体标志在我们做出决定，特别是个人或社交决定时，都会被激活。^[10]社交脑这一关键区域所控制的社交能力对于社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比如，躯体标志受损的病人阅读或者传送情感信号的能力都比较差，因此很容易在社交活动中产生灾难性后果。

达马西欧提出的躯体标志这一概念和斯蒂法妮·普雷斯顿与弗兰斯·德瓦尔提出的社交脑认知模式中的神经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对于别人情感的感知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引发同样的神经活动过程，还会激活负责相关心理活动和行为（或者行为冲动）的神经系统。许多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的研究都表明，脑岛连接着镜像系统和边缘区域，它会产生神经回路的情感要素。^[11]

当然，某一次交流的细节会决定大脑中究竟哪些区域会做出反应，这已经通过对于不同社交场合大脑的成像得到了证实。比如，在志愿者们听到尴尬的社交事件（比如有人讲自己曾在某次宴会上喷饭）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的成像显示，内侧前额皮层和颞叶（我们产生同理心时激活的区域）的活动相当活跃，眶额前脑皮层和内侧前额皮层的活动也同样活跃。^[12]同样的区域在人们不经意间喷饭（比如因为被呛住）时也会被激活。这一神经网络似乎可以用来判断某项行为是否符合社交规范，这可是我们在社交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对于无法做出合理决定而经常在人际交往中做出不得体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的临床研究表明，他们前额皮层的正中区域都有损伤。达马西欧的同事安托万·比察勒（Antoine Bechara）观察说，这一区域在整合大脑的记忆、情感和情绪神经系统时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一区域的损伤会导致社交决定的偏差。对于社交尴尬的研究表明，内侧前额皮层附近，包括前扣带皮层的背侧区域，也可能是这一过程中最活跃的神经系统。^[13] 达马西欧发现，这一区域形成了一个处理运动计划、动作、情感、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的相互连接的瓶颈网络。

对于神经学家来说，这些都仅仅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要揭开社交生活中的神经系统活动之谜仍然需要大量工作。

1. Leslie Brothers, “The Social Brain: A Project for Integrating Primate Behavior andNeurophysiology in a New Domain,” Concepts in Neuroscience 1 (1990), pp. 27–51.
2. For instance, another tentative mapping of the social brain has been offered by Preston and de Waalin their review of the neuroanatomy of empathy. See Stephanie D. Preston and Frans B. M. de Waal,“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 (2002), pp. 1–20.
3. Ibid.
4. On minimal circuitry, see Marco Iacoboni and Gian Luigi Lenzi, “Mirror Neurons, the Insula, andEmpath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 (2002), pp. 39–40.
5. On emotional resonance, see Marco Iacoboni, “Understanding Intentions Through Imitation,” inScott Johnson, ed., Taking Actio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on Intentional Acts(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p. 107–38.
6. On interlocking and independent circuits, see James R. Blair and Karina S. Perschardt, “Empathy:A Unitary Circuit or a Set of Dissociable Neuro-Cognitive Syste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5 (2002), pp. 27–28.
7. On disgust, see Anthony Atkinson, “Emotion-specific Clues to the Neural Substrate of Empathy,”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 (2002), pp. 22–23.
8. On moral judgment and empathy, see Paul J. Eslinger et 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in Empathy and Moral Behavior,”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 (2002), pp. 34–35; Iacoboni andLenzi, “Mirror Neurons.”
9. On the emotional brain and relationships, see Reuven Bar-On et al., “Exploring the NeurologicalSubstrates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Brain 126 (2003), pp. 1790–1800.
10. On somatic markers, see Antonio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Brain (New York: Harcourt, 2003).
11. On the role of the insula, see Iacoboni and Lenzi, “Mirror Neurons.”
12. On embarrassing moments, see S. Berthoz et al., “An fMRI Study of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Embarrassing Violations of Social Norms,” Brain 125 (2002), pp. 1696–1708.
13. On the neurology of social decision-making, see Antoine Bechara, “The Neurology of SocialCognition,” Brain 125 (2002), pp. 16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