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基于情绪即信息模型，该领域的研究开始更为关注偶然情绪对决策及判断的影响条件。例如，Schwarz和Clore（2012）曾基于以往研究总结出：情绪的主观信息价值和主观相关性是决定情绪对决策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条件。Greifeneder，Bless和Pham（2011）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5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即：情绪的突显性（salience of the feeling）、对目标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to the target）、与判断的相关性（relevance to the judgment）、判断的可塑性（malleability of the judgment）和加工深度（processing intensity）。总体而言，当前情绪体验越突显、看起来越源自判断目标、与当前判断越相关、当前任务越具可塑性以及个体越采用直觉启发式的而非系统性的加工策略，则情绪越可能被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而影响个体随后的决策与判断过程。

在实证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也拓展了一些其他的调节变量。例如，当个体的专业知识更为丰富时，情绪的信息价值也会降低。Englich和Soder（2009）发现个体的专业知识水平会调节偶然情绪对锚定效应的影响，只有当专业知识低时，偶然情绪才会对锚定效应产生影响。Avnet，Pham和Stephen（2012）操纵了个体对其情绪体验的信任程度，即个体相信他们的情绪通常可为其决策和判断指明正确方向的程度。结果发现，当被试更为信任他们的情绪时，偶然情绪对个体的判断和风险决策将具有更大的影响。Yip和Côté（2013）则发现，情绪智力也可调节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力，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可以通过帮助其识别出个体当前的情绪体验与决策是无关的，进而降低个体当前的焦虑情绪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上述主观调节因素，也探讨了一些客观调节因素。例如，Chang和Pham（2013）发现，与结果发生在远期的决策相比，情绪性体验对于其结果发生在近期的决策影响更大。另外，研究者也发现，Kugler，Connolly和Ordonez（2012）比较了恐惧和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在两种不同风险偏好任务中的风险倾向。结果发现，在由随机因素所导致的“彩票风险”中，恐惧者比愤怒者会更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在由其他个体的不确定行为所导致的“人因风险”下，结果却相反，即愤怒者会更加倾向于风险回避。该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由该情绪所激发的特定目标和所承担风险性质的交互作用。未来的研究应更为关注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以及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条件，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更加注重在接近现实的情境中探讨强烈情绪（相比于实验中所激发的温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也应强调不同情绪这种跨情景的变异性，通过细化决策情景考察情景变量在情绪与决策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例如，在不同的人际交互决策和社会决策情景中考察特定情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