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该领域曾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假设或模型来解释偶然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如Isen和Patrick（1983）从情绪的动机功能角度入手提出了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该模型旨在解释积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该假设认为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会倾向于继续维持其积极情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更倾向于回避可能干扰其积极情绪的选择。所以相比于控制组，当处于博弈情景中时，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积极情绪将避免去冒险。Wegener和Petty（1994）的享乐权变假设（hedonic contingency hypothesis）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假设认为对于处于负性情绪下的个体，无论何种活动都可能会改善其情绪，但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下时，为了继续维持其积极情绪体验，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将会变得更加审慎。即与消极情绪或中性情绪相比，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会更为关注相关信息或活动的情绪后果（Wegener，Petty & Smith，1995）。因此，享乐权变模型通常被认为更适用于解释积极情绪（通常以悲伤或中性情绪作为参照）在情绪调节动机作用下对情绪性事件或信息的加工处理，但却并不适用于解释偶然情绪对于非情绪威胁性信息加工的影响（Ziegler，Schlett & Aydinli，2013）。

在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关系的研究中，目前已得到较好发展并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模型是Schwarz和Clore于1983年开始逐渐提出的情感即信息模型（feelings as information）。早期该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快乐和悲伤心境对判断的影响。如Schwarz和Clore（1983）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心境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判断是否存在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坏心境，个体在好心境下会报告更高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随着新研究的出现，该模型也逐渐发展并完善了其理论观点（Schwarz，2012）。虽然研究者指出该模型既适用于与决策任务相关的即时预支情绪，也适用于与当前决策任务本身无关的偶然情绪或心境，但目前围绕该模型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偶然情绪与决策的关系。

情绪即信息模型

情绪即信息模型认为个体通常会对自己的情绪体验比较敏感，但对其情绪的来源却相对不敏感。他们通常会自动地将其情绪体验评定为与当前任务相关，并将此种体验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来做出随后的决策与判断（Schwarz，2012；Schwarz & Clore，1983，2007）。一方面，该模型认为与其他信息类似，情绪可作为一种标示环境状态的信息而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在决策时，积极情绪体验通常意味着当前环境良好，进而会作用于个体对当前可选项的判断，使其认为当前的选项是好的、可接受的。例如，与消极情绪相比，个体处于积极情绪时会对事物作出更积极的评价，最近研究者也探讨了偶然情绪对安于现状偏误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下的被试会更倾向安于当前现状（Yen & Chuang，2008）。另一方面，情绪还可影响个体的决策策略。该模型认为情绪可用来标示：当前情境对个体的目标而言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积极情绪意味着当前环境良好，因此在此情境下个体会更倾向采用直觉的、启发式的加工策略，即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方法，会更依赖于已有知识结构而忽略当前的细节信息。消极情绪则意味着环境出现了问题，因此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易于采用全面的、分析的、系统的加工策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方法，会较少依赖于已有知识结构而对当前的细节信息给予更多的重视。例如，Adaval（2001）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消极情绪组，积极情绪下的被试会更多地受到原型的影响，将品牌作为选择标准，但消极情绪组会更倾向于以产品的具体属性（如外观）为选择标准。也有研究发现，在高兴情绪下个体会采取基于情绪的决策；而在悲伤情绪下个体会倾向于进行深思熟虑式的系统性加工（De Vries，Holland & Witteman，2008a，2008b）。李晓明和谢佳（2012）则发现，偶然情绪可通过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而对延迟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相比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运用系统性加工策略，并会体验到更高的决策难度，进而引发了个体更强的延迟选择倾向。

情绪即信息模型的基本假设

1. 人们会把他们的情绪视为一种信息来源。不同类型的情绪会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

2. 特定情绪的影响力依赖于它对当前任务的主观信息价值。

a. 个体通常会认为他们的情绪与处于注意焦点中的内容相关；这种倾向容易使个体认为偶然情绪也是相关的。

b. 当情绪被归因为一种偶然来源时，它的信息价值将降低；相反，当个体意识到有相反的外因作用，但仍能体验到这种情绪时，情绪的信息价值将增强。

c. 情绪的变化比稳定的状态更具信息价值。

3. 当情绪被当作一种信息时，个体对它们的运用遵循与其他情绪相同的原则。

a. 情绪的影响力会随着其与当前任务的主观相关性而提高，而随着其他诊断性（diagnostic）信息的可获得性而降低，即其影响力是个体加工动机和加工能力的函数。

b. 人们从某一特定情绪所能得出的结论依赖于（i）个体所要回答的认知性问题（ii）个体所采用的基于经验的常民理论（lay theory）。

4. 正如其他信息一样，情绪可以

a. 成为判断的基础。

b. 影响决策的加工策略；负性情绪则意味着环境中出现了问题，使得个体倾向于进行深入分析性的、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而正性情绪意味着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此情境下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进行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启发式加工。//来源：Schwarz（2012）.

最近，随着研究的开展，情绪即信息模型也对其解释范围进行了拓展，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伴随着不同类型的主观体验，不仅包括心境（moods）和情绪（emotions），还包括元认知体验（metacognitive feelings）和躯体感觉（bodily sensations），另外，该模型不仅限于决策与判断领域，且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对思维过程的影响。Schwarz（2012）认为元认知体验，如回忆或加工信息的难易体验也可对个体的判断过程产生显着影响。换言之，人们通常会基于他们对信息加工的难易感来做判断。这种主观体验可源自与决策无关的很多方面。例如，任务要求（举出几个或很多例子）、加工流畅性（图形-背景的对比度高低以及字体阅读的难易度）和身体运动（眉毛的舒展）。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努力感（effortful feelings）可影响个体对事物真实性、发生频率、风险水平或美感的判断，即更容易加工的信息通常会被判定为更为准确、更可能发生、风险更低及更为美丽。

情绪即信息模型主要是基于情绪的效价观所提出的理论，因此对情绪的划分是比较粗糙的，且对情绪这一复杂现象的探讨也并没有渗透到其本质中去。虽然Schwarz（2012）曾提出“不同类型的情绪会提供不同的信息”，但该模型并未对此进行细致的解释。在当前决策研究中只关注情绪的效价已远不能满足解释情绪与决策间的复杂关系。大量研究发现，各种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具有其特定的影响，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对情绪更为本质的特征的探讨，但这仅靠强调情绪的信息价值是难以实现的。而评价趋向模型认为每种情绪都有其特定的认知评价趋向和评价主题，旨在更加细致地探讨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Han，Lerner & Keltner，2007）。

评价趋向模型

评价趋向模型（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ATF）旨在探讨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过程的影响。该模型认为每种具体情绪都会引发其特定的认知和动机过程，而这些过程将可被用于解释不同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如图11.3所示）。Han，Lerner和Keltner（2007）总结了该模型的5个基本原则：

① 该模型旨在探讨由与当前决策无关的其他因素所激发的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该模型之所以强调偶然情绪的作用，首先是因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决策之外的其他因素来客观操纵偶然情绪，所以易于探讨因果关系；其次，按标准理性的观点，这种与决策无关的情绪本应对决策无重要影响，但事实却往往相反。因此相关研究将有助人们理解产生此种影响的原因，并帮助人们降低这种影响。

② 除了愉悦度之外，该模型认为情绪还可在其他诸多认知评价维度上（确定性、注意活动、控制感、预期努力和责任感）加以区分。该模型则尤其强调了控制性和确定性这两个维度的重要性。例如，愤怒和恐惧情绪虽然具有相同的效价，但二者分别与对所发生事件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对负性事件的个人控制/情境控制相关。快乐尽管从愉悦度上属于积极情绪，但也与确定性和个人控制相关，所以恐惧和愤怒虽然都属于消极情绪，但也可能会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然而，具有不同效价的愤怒和快乐情绪却会因二者在确定性和控制性维度上类似，从而对决策和判断可能会具有类似的效应。因此，应采用一种情绪特异性的研究取向。另外，该模型还强调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这一因素会影响个体随后进行特定活动的可能性。例如，焦虑通常是个体面对不确定的潜在威胁时所体验到的情绪，所以该情绪通常会引发个体旨在降低不确定性的行动倾向。厌恶情绪的核心评价主题是靠近一个令人恶心的事物，而这通常会提高个体排斥当前客体、避免引入任何其他新目标的行动倾向。

③ 不同的具体情绪会对个体随后的决策和判断过程产生动机功能，可以直接引发个体随后的行为倾向，该模型称之为评价趋向，并认为评价趋向会影响个体随后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深度。例如，焦虑的核心评价主题是不确定的潜在威胁，而悲伤的核心评价主题是损失。因此，如果让被试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和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中做选择时，焦虑情绪下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可以降低风险的选项，而悲伤的个体则更倾向于选择高回报的选项。该模型还认为评价趋向可以影响个体的加工深度。研究者认为，高确定性的情绪（如愤怒和快乐）会比低确定性的情绪（如恐惧和希望）更容易引发简捷的启发式加工（Tiedens和Linton，2001）。

④ 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异性，即情绪的影响力会受制于：情绪的核心评价维度和评价主题与当前任务所需的主要认知成分是否匹配。例如，研究者通常认为主观控制感和主观确定感可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因此，由不确定性和失控感所标定的恐惧情绪应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判断，但却并不会影响其公正性判断。因为这一过程与控制性和确定性维度相关较小。

⑤ 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力会因某些因素而降低。例如Han，Lerner和Keltner（2007）提出的两个假设：目标达成假设和认知意识假设。目标达成假设认为，如果引发具体情绪的事件已得到了解决的话，那么即使个体仍能体验到这种情绪，但其影响力却会降低。例如，如果之前个体被某人的挑衅行为激怒了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情绪会提高个体对其他无关事件的惩罚意图。但如果现在挑衅者已受到惩罚，那么愤怒情绪就不会再影响随后的判断和决策了。认知意识假设则指出，如果让个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过程的话，偶然情绪的影响将会降低。正如如果提前告知被试应意识到自己当前的情绪是由事先的实验材料所引发的，或者让被试在做完决策后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选择理由时，偶然情绪的作用会降低。

该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具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决策和判断的，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可检验的假设，其诸多观点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Bagneux，Bollon和Dantze（2012）利用掷骰子任务考察了在确定性上具有差异的三种具体情绪（快乐、愤怒和恐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不确定的恐惧情绪，处于愤怒和快乐情绪（确定性情绪）下的个体会做出更为安全的选择。Bollon和Bagneux（2013）利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发现，相比于不确定性的悲伤情绪，个体在确定性的悲伤和厌恶状态下会更多地选择有利纸牌。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确定性的情绪更容易引发直觉加工，进而使个体更倾向于利用情绪信号来进行决策。而以往涉及爱荷华赌博任务的研究发现，利用情绪信号对于做出有利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该模型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评论性文章（Cavanaugh et al.，2007；Yates，2007），评论者认为该模型对于探讨和解释具体情绪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具有重要贡献。未来该模型应考虑将相关研究推广到高风险领域（医疗决策）中探讨偶然情绪和预支情绪对决策的交互影响，并注重探讨不同的积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以进一步拓展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