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成年晚期的心理社会发展
本章提纲
焦点人物
吉米·卡特——“退休”的总统
关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研究
晚年的人格
埃里克森：规范性问题和任务
应对模型
“成功”或“乐观”老年的模型
与老年有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事件
工作与退休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生活安排
对老年人的虐待
晚年的人际关系
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多代家庭
亲密关系
长期的婚姻
离婚和再婚
丧偶
单身
同性恋
友谊
非婚姻的亲属关系
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或无子女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成为曾祖父母
专栏18-1 ：知识拓展
人格能预测健康和长寿吗？
专栏18-2 ：世界之窗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
今天和明天，梦想依旧新鲜：
生命从不老去
——丽塔·杜斯肯的“俳句”《声与光》，1987
焦点人物：吉米·卡特——“退休”的总统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习称吉米·卡特（生于1924年）[1] 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然而，卸任总统后的25年中，他却是一位积极活跃、备受尊敬的美国前总统，他以传教士般的热忱不断追寻曾经失去的和曾经忽略的目标，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Nelson，1994）。
1976年的“水门事件”过后，卡特，这位靠种花生起家的农民，结束了佐治亚州的州长任期，成为20世纪美国第一位来自南部州郡的总统。他的选举诉求是“旁观者清”，作为局外人，他会革除政府的流弊，重建清明政治。虽然他在任时取得了诸如埃及和以色列和平这样的历史性成就，但却深陷为期日久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并因为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和持续低迷的国内经济而备受指责。1980年，卡特在连任选举中一败涂地，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一年，他才56岁。
卡特和他的妻子——长期以来的贤内助——罗莎琳曾共同面对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农田和货仓欠了一屁股债，而他一时也找不到事业成功的途径。“我们觉得，好日子已经过完了，”卡特回忆说，“然而我们还是相互搀扶着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Beyette，1998，p．6A）。终于，卡特夫妇下定决心要把握好生命中剩下的时光，于是他们问自己：这些日子里应该去尝试什么样的经历，有哪些兴趣是以前没时间去做的，又有哪些天赋是他们没有充分发挥的。
在那以后卡特都做了哪些事情？他是埃默里大学的教授，是一间周日教会学校的教师。他通过人类家园这个组织帮助低收入家庭建造房子。他创立了卡特中心，对有关人权、教育、疾病预防、农业技术以及解决争端的国际项目进行资助，保障被释放的许多政治犯的人身安全。作为和平的追寻者和自由的扞卫者，卡特监督了在尼加拉瓜举行的推翻桑定组织（Sandanistas）的选举。他促成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停火协议。他观察并帮助印度尼西亚、中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的选举制度。他是第一位访问古巴共和国的美国前总统。由于这些充满了勇气、理想和服务性的行为，他被授予总统和平奖章及首枚美国人权奖章。2002年，78岁高龄的卡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有人说，卡特“用他的总统履历做垫脚石，取得了更高的成就”（Bird，1990，p．564）。脱离了政治压力，他现在的角色是一位年老的公民。
卡特写了14本书，最近的一本是《老年的美德》。在这本书中，他谈到自己和妻子罗莎琳如何学会“给予彼此一些空间”；谈到成为祖父母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关系；谈到亲朋好友积极的生活态度如何为他树立了榜样并带来灵感；谈到如何应对母亲和兄弟姐妹的逝世；还谈到宗教信仰如何使他不再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感到恐惧。
卡特是如何看待老年美德的？“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来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能把握机会治愈创伤……我们拥有机会去加深与最爱的人之间的理解。”而新的世界依旧等待我们去征服。“我们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卡特说，“不仅仅是活着……而要去抓住每一个能够使我们快乐、兴奋、探索和充实的机会”（Beyette，1998，pp．6A-7A）。
尽管许多人没有身为前总统的经历和资源，但吉米·卡特让他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这种生活并不罕见。许多老年人在晚年都会对生活有更新鲜的体验，卡特只是其中的一员。
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卡特卸任总统职位后不久，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受邀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场主题为“老年人的成长”的学术研讨会。着名心理学家斯金纳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说，老年与成长“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Friedan，1993，p.23）。当时，斯金纳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然而20年过去了，老年人仍然拥有发展的潜能，这样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今天，像成功的晚年 和乐观的晚年 之类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学术文章中。这些术语的使用是存在争议的，因为这暗示了存在某种“正确的”或者“最好的”老年生活。然而，就如卡特一样，确实有一些老年人至少看起来从生活中获得了更多东西。“老年人的成长”是可能的。并且，许多人认为，健康的、有能力的、对自己生活经历有控制感的晚年才是积极的晚年。
在本章，我们会关注有关成年晚期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研究。我们会讨论晚年的生活事件，如工作、退休、日常活动安排等，社会如何通过这些事件对老年群体予以支持、对年老体弱者进行照顾。最后，我们考察老年期的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巨大影响。
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可以回答“学习指路标”中的所有问题了。为了检查你对本章“学习指路标”的掌握程度，请复习章节结尾部分的小结。“学习检查站”会贯穿整个章节并不时出现，以便检查你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学习指路标
1．成年晚期的人格会发生什么变化？老年人需要应对哪些特殊的问题和任务？
2．老年人有哪些应对方式？
3．什么是成功的老年？如何进行测量？
4．关于成年晚期的工作和退休有哪些问题？老年人又是怎样管理时间和金钱的？
5．有哪些生活安排可供老年人选择？
6．成年晚期的人际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会对幸福感产生什么影响？
7．成年晚斯的长期婚姻有什么特征？这个时期的离婚、再婚和丧偶对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
8．终身未婚者和同性恋者是如何度过他们的老年的？
9．成年晚期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
10．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自己的兄弟姐妹——不管有或无——是怎样相处的？他们怎样才能成为好的曾祖父母？
关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研究
通过研究像卡特这样的老年人的生活，心理学家把老年视为心理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该阶段有着特殊的发展问题和任务：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完成未尽的事业，思考如何发挥余热，度过最后的岁月。有些老年人希望给家人或给世界留下最后的遗产，把自己的经验传承开来或巩固自己生命的意义；有些老年人则仅愿享受美好的回忆，并完成一些年轻时没时间做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像珊妮·苏·荷兰德·霍夫曼一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在70岁生日前不久，成为一名空姐，并以另一段婚姻结束了自己20年的守寡岁月。
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关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研究讲述了生命全程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关于人格与情绪的稳定性，关于老人如何应对压力与丧失以及何为一种“成功”的老年。
晚年的人格
成年晚期的人格会发生变化吗？该问题的答案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如何测量稳定性与变化性。
人格特质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测量 人格特质的稳定性与变化性可通过几种途径来测量。科斯特和麦克雷所报告的长时期人格稳定性研究是其中一种（在第14章和第16章中曾提及）：选取不同的人格特质在某个群体中施测，以测得其平均水平 。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及该模型的一个支持性研究，平均而言，敌意强的人随年龄增长其心智不会自然成熟，除非他们接受心理治疗；而乐观的人则易于维持一个充满希望的自我。像这样稳定的人格特质会对老年期的适应产生影响，并可以预测寿命与健康状况（Baltes，Lindenberger，＆ Staudinger，1998；见专栏18-1）。
专栏18-1 知识拓展
人格能预测健康和长寿吗？
推孟（Terman）对天才儿童的研究发现，童年期的人格特征和家庭环境对成年期的成功有重要的作用。现在看来，这些因素似乎对人们的寿命也产生影响。
从1921年开始，研究人员对加利福尼亚州约1500名11岁左右的高智商学龄儿童进行周期性的追踪施测。在1986～1991年之间，仍健在的参与者已近80岁。一组研究者（Friedman et al.，1992；Friedman，Tucker，Schwartz，Martin et al.，1995；Friedman，Tucker，Schwartz，Tomlinson-Keasey et al.，1995；Tucker ＆ Friedman，1996）* 决定调查有多少曾经的参与者已经去世、在什么时候去世，并以此探寻长寿的预测因素。由于研究中的参与者聪明且受教育程度高，研究结果不应该与营养不良、贫困或不当的药物治疗所引起的结果相混淆。尽管这些高智商人群的寿命在总体上高于平均寿命，但其个人寿命依旧受以下因素影响：健康相关的行为、心理适应能力、人格和社会关系，而这也是影响一般人死亡率的风险因素（Friedman ＆ Markey，2003）。
让人惊奇的是，童年期的自信、活力、交际能力都跟寿命没有关系。童年期的乐观也与长寿无关。事实还恰恰相反：拥有快乐童年的人更可能早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寿命的因素是人格的一个维度，即尽责性，或称为可靠性——这些人通常会被形容为整洁有序、小心谨慎或良好的自我控制力。
这项研究表明，与童年期便显示出尽责性的人相比，拥有快乐童年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变得粗心大意。也许无忧无虑的乐观生活态度对于应对短期的情况，如疾病康复等有所助益；但从长期来看却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当这种态度让人忽视了值得注意的地方，并养成不良生活习惯时（Martin et al.，2002）。相反，许多研究表明，尽责性高的人通常会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们很少吸烟、酗酒、吸毒或久坐不动，也很少选择不健康的饮食。他们也不容易接触暴力、危险性行为、危险驾驶和自杀（Bogg ＆ Roberts，2004）。
与此相似，在一项以883名天主教牧师为对象的追踪研究中，5年之内，高尽责性的参与者，其死亡率只有低尽责性参与者的一半；而高神经质的参与者，其死亡率则是低神经质参与者的2倍（Wilson，Mendes de Leon，Bienias，Evans，＆ Bennett，2004）。
在推孟的研究中，尽责性与对长寿有积极影响的许多变量有关。与低尽责性的儿童相比，童年期便显示出尽责性的儿童到中年期所完成的学业水平要更高，更少表现出精神问题，也更少离婚或经历童年期的父母离异。
显然，长寿的原因并非婚姻本身，而是婚姻的稳定性 。在推孟的研究中，到40岁时仍能维持其首次婚姻关系的参与者，比那些已离婚的参与者寿命更长，不论这些离婚者是否已再婚。相反，推孟的研究中从未结婚的参与者只有轻微的早逝倾向。
童年期家庭环境中的婚姻稳定性也是影响寿命的因素之一。在21岁前经历了父母离异的人——在研究中有13％这样的参与者——平均寿命比那些家庭完整的参与者少4年。另一方面，参与者父母一方的早逝，对参与者是否早逝影响很小。
关于婚姻稳定性和人格的结论存在交互作用。通常，性格冲动的儿童是在一个婚姻不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并且更容易早逝。另外，离异家庭的儿童长大后也更容易经历婚姻破裂——这便解释了父母离异对寿命的影响。
因此，在照顾自己和经营婚姻上都可靠、勤勉而值得信任的人，再有幸生在父母没有离异的家庭中，似乎寿命会更长。
我思我秀
想出一个你认识的长寿之人。他/她是否具有尽责性的人格特征？是否拥有稳定的婚姻？
课外链接
想了解有关此话题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cpc.unc.edu/projects/lifecourse/terman。这是斯坦福大学为推孟的研究而设的网站。
另一种测量人格稳定性的方法是参与者内研究 。在荷兰，有一项持续六年的研究随机抽取了2117名55～85岁的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在神经质维度上变化不大；即使有变化，也与健康状况下降、认知功能变差相互独立（Steunenberg，Twisk，Beekman，Deeg，＆ Kerkhof，2005）。
还有一种测量人格稳定性的方法是，在给定的人格特质上选取不同样本进行等级比较 。一篇回顾了152项纵向研究的文章发现，人格的个体相对差异在50岁前愈发稳定，50～70岁之间则出现变化，之后又进入稳定期（Roberts ＆ DelVecchio，2000）。因此，假设艾尔莎在年轻时比曼纽尔更认真负责，那么当他们老了以后，很有可能依然如此。一项以484名来自维多利亚州的中老年人为对象的研究，支持了大五人格保持稳定的观点（Small et al.，2003）。以上三种测量方法均证明晚年人格将保持稳定性。
早期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老年期的人格会更加僵化。然而，麦克雷和科斯特（1994年）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大样本大规模纵向研究发现，实际上大多数人并非如此 。相似地，西雅图纵向研究对3442名参与者进行的调查发现，人格稳定性与年龄不相关（Schaie，2005）。实际上，现在的人与以往的人相比，其人格更为灵活（即没这么稳定）。这一发现表明，早期研究中所发现的随年龄增长而更加稳定的人格，实际上很可能并非由于年龄的关系，而是由于年代，即与某一特定年代人群的独特生活经历有关。
人格、情绪及幸福感 人格是对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强预测源——在许多方面都比社会关系和健康状况的预测力更强（Isaacowitz ＆ Smith，2003）。一项为期23年、追踪了4代的纵向研究发现，自我报告的消极情绪，如不安、无聊、孤独、不快、沮丧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尽管减少的速度 在60岁以后会变慢）；同时，积极 情绪，如兴奋、有趣、自豪及成就感，则倾向于在老年期维持稳定，或只是轻微地、逐渐地减弱（Charles，Reynolds，＆ Gatz，2001）。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为这种积极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见第16章）：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个体会更自觉地寻找能够带来情绪满足的人或活动。另外，老人有更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人比年轻人更为积极快乐、消极情绪更少，即便有消极情绪也会很快消失（Blanchard-Fields，Stein，＆ Watson，2004；Carstensen，1999；Mroczek ＆ Kolarz，1998）。
大五人格中的两个维度——外倾性与神经质——能对上述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像科斯特和麦克雷（1980）所预测的，外倾性 （即活泼外向、社会指向）的人倾向于拥有特别高的积极情绪水平，比其他人更容易把这种积极性维持一生（Charles et al.，2001；Isaacowitz ＆ Smith，2003）。相似地，有一项为期22年的追踪研究，1927名男性参与者大部分在40～85岁之间。研究发现，外倾性维度上得分最高的人在老年期有着更高的生活满意度（Mroczek ＆ Spiro，2005）。
神经质 （情绪化、敏感、焦虑不安）的人往往报告出消极情绪。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积极或消极感受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Charles et al.，2001；Isaacowitz ＆ Smith，2003）。比起诸如年龄、种族、性别、收入、受教育水平以及婚姻状况等变量，神经质维度对情绪和情绪障碍有更强的预测力（Costa ＆ McCrae，1996）。
埃里克森：规范性问题和任务
人格模型强调人格的基本稳定性，另外一些理论模型则关注促进个人成长的因素。根据规范阶段理论，人的发展取决于如何以健康而富于情感的方式完成生命各阶段的心理任务。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晚年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获得自我整合。这种自我整合是基于对一生的经历进行回忆而获得的。生命全程的第8个阶段（即最后一个）为自我整合对绝望 （ego integrity versus despair），老年人需要评价自己的一生并对其加以接纳，以此来接受死亡。以前七个人生阶段的结果为基础，老年人努力去获得一种联系感和整体感，不然便会陷入无法改变过去生活的绝望之中（Erikson，Erikson，＆ Kivnick，1986）。在最后阶段的整合任务上获得成功的人，其生命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获得意义感。而在这个阶段应发展起来的品质是智慧 ，这是一种“面临即将凋亡的生命抱持一种知生命和超然的态度”（Erikson，1985，p．61）。
埃里克森说，智慧，意味着对生活的接纳，而没有重大的悔恨，不会纠结于“曾应去做”或“曾应如此”；意味着接纳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以及生活中其他的各种不完美（这里的“智慧 ”，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与第17章中提及的从认知角度的定义有所不同）。
为了在这个阶段取得成功，自我整合应该克服绝望。尽管如此，埃里克森也强调，有些绝望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依然会感到悲痛——不仅仅为了自己个人的不幸、为了失之交臂的机会，更为了人生的脆弱与短暂。
但是，埃里克森仍然觉得，即使身体开始衰老，人们依然需要“充满精力地投入”社会。基于对80岁以上人群的过往生活的研究，他总结出，自我整合不仅仅来源于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也能够从持续不断的新鲜刺激与挑战中获取，就如吉米·卡特一般。这些新鲜刺激和挑战可以来自政治活动、健身计划、创造性的工作，甚至与孙辈的关系当中（Erikson et al.，1986）。由埃氏理论所激发的研究，同样支持了“人们应该在晚年追求自我整合”这一观点（Sheldon ＆ Kasser，2001）。
应对模型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不如原来了。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许多朋友与亲人，甚至已经失去了伴侣；他们也不像原来那样有固定收入了。他们的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压力。然而，总体来说，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心理障碍更少，并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Mroczek ＆ Kolarz，1998；Wykle ＆ Musil，1993）。这样强大的应对能力，通过什么来解释呢？
应对 （coping）是以减少由伤害、惊吓、挑战情境等引起的压力为目标的一种适应性思维或行为。它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应对研究的两种观点：适应性防御和认知评价模型。然后我们将探讨许多老年人求诸的一种支持系统：宗教。
范伦特：适应性防御 是什么使得老年人拥有如此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根据三项持续50年的追踪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就是，早年生活中用一种成熟的适应性防御 机制应对问题。
范伦特（2000年）对三项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调查，包括他自己的哈佛大型研究中仍然在世的1920年左右出生的人（见第14章）、城市人研究中1930年左右出生的人以及推孟对加州天才儿童的研究中部分20世纪前十年出生的人（见专栏18-1）。研究发现，在这三组参与者当中，有些参与者在老年期显示出最佳的心理调节能力、有最高的收入并拥有最强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婚姻的满意度最高、生活最快乐，这些参与者在其早年生活中均显示出成熟的适应性防御机制，如利他、幽默、隐忍（遇到问题咬紧牙关、沉着坚定）、有远见（为未来进行打算）、升华（把消极情绪引导到积极的追求当中）。对适应性防御机制的使用与智商、受教育水平及父母的社会阶层相互独立。
适应性防御机制是如何工作的？根据范伦特（2000年）的说法，适应性防御机制能改变人们对无法改变之现实的知觉。例如，在刚才提到的三项研究当中，对适应性防御机制的应用很好地预测了主观身体功能，尽管它对医生所测得的客观身体功能无预测力。
适应性防御机制可能是无意识的或源于直觉的。相反，下面将提及的认知评价模型则强调了对于应对策略的主观选择。
认知评价模型 认知评价模型 （cognitive-appraisal model）认为，人们根据对现实情境的知觉与分析来有意识地选择应对策略（Lazalus ＆ Folkman，1984）。应对是在人们觉得现实情况超出了他们所能负担的程度后所做出的非常规的努力。应对方式包括了人们在尝试应对压力的过程中所想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这些事情能起多大的作用。要想选择最适当的应对策略，就要求人们对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不断做出评估（见图18-1）。
图18-1 应对方式的认知评价模型。
资料来源：Lazarus ＆ Folkman，1984.
应对策略：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 应对策略可能关注问题 ，也可能关注情绪 。问题聚焦型应对 （problem-focused coping）指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或行为导向性的策略，人们用这种策略排除、管理或应对压力。当人们发现了改变现实情境的机会时，这种应对策略便会起作用，就像卡特夫妇在对待竞选连任失败后的情况一样。情绪聚焦型应对 （emotion-focused coping），有时也称缓和式应对 ，主要是为了“感觉好点”，对压力情境下的情绪反应进行管理，以减轻其在生理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当人们认为无法改变现实情况本身时，这种应对策略便会起作用。情绪聚焦策略包括转移注意力、放弃或否认问题的存在。对于受到老板一连串的严厉斥责，问题聚焦的应对方式可能是更努力地工作，寻找方法提高工作技能或者寻找跳槽的机会；而情绪聚焦的应对方式则可能是不去想这些斥责，或说服自己相信老板并不是有意要批评自己。
在应对方式选择上的年龄差异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多地运用情绪聚焦型应对策略（Folkman，Lazarus，Pimley，＆ Novacek，1987；Prohaska，Leventhal，Leventhal，＆ Keller，1985）。这是因为老年人更难集中于问题，还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调节情绪呢？研究表明，答案是后者（Blanchard-Fields，Stein，＆ Watson，2004）。
在一项研究中，以青年、中年和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在问及如何处理各种问题时，不论哪个年龄段，大多数参与者选择了问题聚焦型策略（为了对问题更好的理解而直接行动或分析问题）。最大的差异出现在那些有高度情绪卷入的或高度压力情境的问题当中，例如，离婚后的父亲希望能多见见孩子但却只被允许在周末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使用情绪聚焦型应对方式（如什么都不做等待孩子长大，或尝试不去担心这件事情）；但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更多地运用这种方式（Blanchard-Fields，Jahnke，＆ Camp，1995；Blanchard-Fields et al.，2004）。
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发展出一套灵活的应对策略（Blanchard-Fields，Stein，＆ Watson，2004）。老年人完全可以使用问题聚焦型策略，然而当情境中更需要情绪调控时、当问题聚焦策略不见效甚至适得其反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能恰当地使用情绪聚焦策略（Blanchard-Fields ＆ Camp，1990；Blanchard-Fields，Chen，＆ Norris，1997；Blanchard-Fields ＆ Irion，1987；Folkman ＆ Lazarus，1980；Labouvie-Vief，Hakim-Larson，＆ Hobart，1987）。
新近的研究把情绪聚焦应对方式分为两类：积极型 （正视自己的情绪并表达出来，寻求社会支持）和消极型 （回避、否认、压抑情绪，接受现实）。一项研究发现（Blanchard-Fields et al.，2004），各年龄段的成年人都倾向于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使用问题聚焦策略，就像前面的研究一样；而当面临人际及情绪问题，如所爱的人逝世，中年人会更多地使用积极情绪调控策略，年轻人和老年人则倾向于使用消极策略。原因是年轻人在面临人际冲突时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使用积极策略来应对，老年人则可能没有中年人的充沛精力来探索自己的情绪，因而只能用已有的资源来维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考虑到现在的老年人生长于“应该压抑情绪、咬紧牙关”的大萧条期间，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倾向也可能是年代效应所造成的（p.267）。（表18-1给出了工具型策略——问题聚焦策略、消极情绪策略和积极情绪策略的描述及举例。）
表18-1 应对策略的方式
资料来源：引自Blanchard-Fields et al.，2004，表1。
家庭治疗师波林·波士（Pauline Boss，1994，2004）提出所谓的“模糊失落感 ”（ambiguous loss），在此情形下情绪聚焦策略特别有用（见第19章的专栏19-1）。波士把这个概念定义为难以清晰定义的、并不迫在眉睫的损失。如亲人患了老年痴呆症或者人到晚年移居外地而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在这些情境下，经验让人们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种听天由命的观念通常也是宗教所强调的。
宗教或灵性体验能影响健康与幸福吗？ 像对吉米·卡特那样，宗教对许多老年人来说起到了支持性的作用。这种支持性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体现，如社会支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祈祷而感到对生活某种程度上的控制以及情绪的鼓励、压力的减少，或通过宗教信仰来理解生活中的不幸（Seybold ＆ Hill，2001）。但是，宗教对健康和幸福有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吗？
大量研究指出，宗教信仰与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这些研究大部分在方法学上不够严谨（Miller ＆ Thoresen，2003；Seeman，Dubin，＆ Seeman，2003；Sloan ＆ Bagiella，2002），对术语的定义也并不精确（Hill ＆ Pargament，2003；Miller ＆ Thoresen，2003；Wink ＆ Dillon，2003）。一篇对采用严谨方法的研究进行的综述发现，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健康成年人，死亡的风险比常人减少了25％。宗教信仰有利于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其主要机制是它所强调的健康生活方式；而对宗教信仰能减缓癌症进程、增强急性疾病的康复及防止认知能力减退等说法，则没有证据能够支持（Powell，Shahabi，＆ Thoresen，2003）。
另有研究综述发现，宗教信仰与健康、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心理功能等存在正相关；与自杀、违法犯罪、药物滥用及酒精滥用之间存在负相关（Seybold ＆ Hill，2001）。还有综述文章发现有证据支持沉思有益于身体健康（Seeman et al.，2003）。在一项涉及223名英国老人的研究中，宗教信仰显着地预测了幸福感，并在身体虚弱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Kirby，Coleman，＆ Daley，2004）。
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很少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在3050名墨西哥裔美国老人中，每周参加一次教堂活动的老人与从不参加的老人相比，其死亡率降低32％，甚至当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心血管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认知功能、生理功能、社会支持、健康行为、心理健康以及自身对健康的感知等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Hill，Angel，Ellison，＆ Angel，2005）。
美国老年黑人比白人对宗教活动更为投入，而黑人中女性比男性又更为投入（Coke ＆ Twaite，1995；Levin ＆ Taylor，1993；Levin，Taylor，＆ Chatters，1994）。对老年黑人而言，宗教与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密切相关（Coke，1992；Coke ＆ Twaite，1995；Krause，2004a；Walls ＆ Zarit，1991）。这其中有个特殊的因素，即许多黑人认为，宗教信仰能帮助他们正视种族间的不公正（Krause，2004a）。
“成功”或“乐观”老年的模型
之前的观点认为，老年是一个伴随着丧失和衰退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不可避免。有别于此，“成功”或“乐观”老年的概念反映了积极健康的老年个体数量日益增长这一现实，代表了老年学中一种重大的改变。既然诸多因素在个体进入老年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见第17章），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老年学，相对而言，一些人会拥有更为成功的晚年（Rowe ＆ Kahn，1997）。
麦克阿瑟基金研究网络（MacArthur Foundation Research Network）做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证实了成功的晚年有三个主要成分：（1）没有疾病或与疾病相关的功能丧失；
（2）保持高水平的生理和认知功能；
（3）持续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和生产性活动中（即那些无论是否得到报偿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活动）。成功的老年人容易拥有社会支持，不论情感方面还是物质方面，这些支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而只要他们保持积极性和建设性，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正在老去。
另外一种方法则测量主观经验：老年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等等。例如，有模型强调了老年人在生活各方面所能保持的控制力（Schulz ＆ Heckhausen，1996）。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报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对工作、经济和婚姻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感，而对性生活及与孩子的关系方面的控制感则会降低（Lachman ＆ Weaver，1998）。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生活中一些重要角色（如伴侣、父母、供养者或朋友等）上有控制感的个体，通常更长寿（Krause ＆ Shaw，2000）。
所有有关成功老年或乐观老年 的定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判断。批评者称，这些术语对老年人来说不是解放，而是负担；因为这些术语会给老年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做一些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的或者不愿意去达到的标准（Holstein ＆ Minkler，2003）。另外，这些有关成功老年的概念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些限制个体生活选择的因素。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良好的基因、优质的教育、宜人的成长环境“来建构他们所选择的生活”（p.792），而那些“已经边缘化的人”则很容易“站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中错误的那一边”（p.791）。把老年个体划分为成功者和非成功者，难免会产生“对受害者的责备”，弄巧成拙地让那些“不成功”的个体产生“抵抗老年”的应对策略（见第17章专栏17-1）。这也会贬低作为人生阶段之一的老年期，并否认接受与适应一些不可改变的事物的重要性。
记住这些概念，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如何更好地度过晚年的经典理论和最新研究。
脱离理论和活动理论 一位老人坐在摇椅上，安静地观察着世界的变化；另一位老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这两位老人谁对老年生活做出的调整更为健康？根据脱离理论 （disengagement theory），老化这一过程会自然地使人们的社会投入逐渐减少，自我关注显着增加。而根据活动理论 （activity theory），老年人活动得越积极则会生活得越好。
脱离理论 是最有影响力的老年学理论之一。其提出者（Cunmming ＆ Henry，1961）把对社会投入的脱离看作是老年的自然状况。他们强调，生理机能的下降及对死亡临近的觉知会带来社会角色的收缩（工人角色、伴侣角色、父母角色等）；这个过程循序渐进且不可避免。由于社会并没有为老年人提供新的有用角色，因此这种脱离是普遍共有的。脱离的过程，如荣格所提出的一样，通常伴随着内省以及情绪安定。然而，近40年来，脱离理论仅得到了极少的独立研究的支持，因而“几乎从实证研究的文章中销声匿迹”（Achenbaum ＆ Bengtson，1994，p.756）。
与脱离理论相反，活动理论 把活动与生活满意度联系起来。由于社会活动与社会角色紧密相关，因此角色缺失得越多——如退休、丧偶、子女离家以及身体虚弱——人们的满意度便越低。那些过得好的老年人维持着尽可能多的活动，并为缺失的角色寻找替代品（Nergarten，Havighurst，＆ Tobin，1968）。实际上，研究发现，生活中主要角色的缺失是幸福感及心理健康降低的风险因素（Greenfield ＆ Marks，2004）。
然而，最初的活动理论在现在看来显得过于简单。在早期研究中（Neugarten et al.，1968），活动只跟满意度相互联系，但一些脱离了活动的老人同样也能获得很好的适应。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活动理论对大部分人适用，但脱离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一些老人，只不过它对成功老年的概括化叙述是有风险的（Moen，Dempster-McClain，＆ Williams，1992；Musick，Herzog，＆ House，1999）。同时，许多研究也发现，健康的老年人确实倾向于减少社会联系；而他们自身的活动则与幸福感及满意度没有太大关系（Carstensen，1995，1996；Lemon，Bengtson，＆ Peterson，1972）。
更为精确的活动理论提出，社会活动的频率及其带来的亲密感在生活满意度中起着重要作用（Lemon，Bengtson，＆ Peterson，1972）。综合几项研究结论发现，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数量或频率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并且能预测其生理健康、认知功能状况、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甚至寿命。然而，这些研究对活动的概念定义不同，这为比较研究带来了困难（Menec，2003）。另外，多数有关活动理论的研究仅仅是相关研究。即使活动水平与成功的老年之间存在关系，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因为积极活动带来了成功的老年，还是由于他们拥有成功的老年而更积极地参与活动（Musick et al.，1999）。
连贯理论 由老年学家罗伯特·阿彻（Robert Archley，1989）提出的连贯理论 （continuity theory）强调，人们需要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维持一种联系。从这个角度讲，活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连贯性。对于经常参加活动的老年人来说，维持较高的活动水平也许很重要。许多退休老年人在追寻与以往相似的工作或休闲活动的过程中感到最快乐（J．R．Kelly，1994）。具备多重角色的老年女性（如妻子、母亲、工作者、志愿者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愿意继续她们在角色中的投入，并从中获益（Moen et al.，1992）。另一方面，以往很少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则在摇椅上会过得更好。
年龄增长会带来生理及认知功能上的显着变化，老年人可能因此需要照料，或者要对生活做出新的计划与安排。这时，来自家庭、朋友或者社区服务的支持能帮助他们把这种不连贯性最小化。因此，连贯理论认为应该让老人们离开养老机构回归社区，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独立生活。
生产角色 一些学者关注生产性的活动；不论是否有报酬，生产性活动都是乐观老年的关键因素。（稍后在本章中我们还会讨论到志愿活动。）人们若有高水平的生理及认知功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自我效能、技能掌握及控制感上均有强烈的意识，则他们对一时的压力或限制有着足够的复原能力，这类人进入老年时，大多数都愿意投入到持续的生产性活动当中。
生产性活动在成功的老年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生产能力在老年人身上不仅得到了维持，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强（Glass et al.，1995）。一项针对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3218名老年人的为期六年的纵向研究发现，社会性活动及生产性活动（如串门、做家务、园艺等）与主观幸福感及生理功能呈正相关，并与六年内的死亡率呈负相关。独自的活动，如阅读、手工等，虽对生理功能并无增益，但与幸福感相关，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活动提高了老年人对生活的投入感（Menec，2003）。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正如经常参加生产性活动一样，经常参加休闲活动对人们的健康也有益。也许，所有能够对自我的某方面有所表达或增强的常规活动都有益于成功的老年（Herzog et al.，1998）。
补偿的选择性优化 根据巴尔特斯及其同事的研究（Baltes，1997；Baltes ＆ Baltes，1990；Riediger，Freund，＆ Baltes，2005），人的发展产生于为了达成目标而对个人资源——感觉资源、认知资源、性格资源、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人一生的发展都存在得与失；但在晚年期，这种平衡会向消极的方向倾斜。于是，把资源分配从原来的偏向于成长与维持方面转变到偏向于应对丧失方面，就显得十分必要（Baltes，1997）。
根据这一模型（参见第17章），成功的老年意味着补偿的选择性优化 （SOC）。SOC让老年人保存自己的资源，选择 数目更少而意义更大的活动来投入精力，优化 自身能力来维持身体强壮，并通过转移其他领域的资源来补偿 丧失（Baltes，1997；Lang，Rieckmann，＆ Baltes，2002）。大名鼎鼎的钢琴演奏家阿图尔·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在89岁高龄举办了告别演奏会，而为了补偿不再复归的记忆和不再灵活的运动神经，他演奏的曲目数量少了，每天练习的时间长了，并且在快速弹奏（他再也无法以最高速度来演奏了）前会把速度放得更慢些，以增强快慢间的对比（Baltes ＆ Baltes，1990）。
该原则在心理社会的发展上也同样适用。在压力情境下，老年人会选择情绪聚焦策略，尝试去优化他们的精力投入，用以补偿生活中某些方面所失去的控制感。同样，根据卡斯腾森（Carstensen，1991，1995，1996）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老年人对社会关系更有选择性，他们与那些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亲戚朋友密切来往。这些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助老年人对他们生活中失去的能力进行补偿。一项以516名70～103岁的老年人为对象进行的为期六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老年人会减少活动以专注于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而且，老年人会通过多次小憩来补充他们耗尽的能量（Lang，Rieckmann，＆ Baltes，2002）。
在认知评价理论中，对可用资源的评估十分重要（Balteser al.，1998）。在上面提到的研究中，拥有资源多的老年人比起资源少的老年人更长寿、更积极，也更倾向于使用补偿的选择性优化策略来适应老化带来的丧失（Lang et al.，2002）。坚持自己的目标也十分重要。根据一项对不同年龄段参与者进行的研究，老年参与者对目标更为坚持（Riediger，Freund，＆ Baltes，2005）。
事实上，老年人在其可用资源方面会遇到限制，用尽所贮藏的能量，那么在补偿上的努力便不可能再有价值。一项为期四年、参与者为762名中老年人的纵向研究发现，补偿上的努力在70岁达到高峰，以后便逐渐下降。处在老年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参与者，补偿活动有助于维持以往活动水平；但老年晚期的参与者则无法做到。因此，调整生活目标，认清可达到什么目标，这些对于维持积极的老年生活十分重要（Rothermund ＆ Brandstadter，2003）。
对于什么才是成功老年或乐观老年的组成成分，这个争论仍在继续，甚至可能不会完结。只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人们能够如何度过老年、希望如何度过老年、实际上又是怎样度过老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专栏18-2 知识拓展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
从1940年以来，亚洲便是世界上在限制人口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地区。与此同时，生活水平提高、环境卫生改善以及有效的免疫措施延长了人们的寿命（Kinsella ＆ Velkoff，2001；Martin，1988）。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便是赡养老年人的年轻人变少了。
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占了1/6（Kinsella ＆ Velkoff，2001），这得益于政府在健康卫生方面的投入。预计在2025年之前，日本的老年人数量将是年轻人数量的2倍，而其中40％的老年人在80岁以上。养老金将要耗尽，社会福利负担也将花掉整个国民收入的3/4——社会福利的很大部分将用于养老补助和老年人的健康医疗费用（Kinsella ＆ Velkoff，2001；WuDunn，1997）。
日本的养老金系统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只要你活着就给”的模式，因而，日本也和美国有着相似的问题。每个人被要求向养老基金支付最小的基础金额。然而，许多自行创业者出于对该系统的不信任，拒绝购买养老基金。许多人虽然参加了单位的养老基金，但由于1990年初股票市场的大崩溃，许多基金都已破产或者入不敷出。
如今的退休老人过得尚算不错，许多人很晚才开始买养老基金，但依然享受着全额养老福利。现在支付养老金的年轻一代退休时，肯定会发生问题。与美国相似，日本政府计划逐渐提高退休年龄（现在日本的退休年龄是60岁）。另外，政府还计划削减1/5的养老福利。中年员工担心，到他们退休时，将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WuDunn，1997）。
在整个亚洲，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和子女共同生活；不过随着经济条件和健康条件的改善，这样的情形比以往少了。在日本，1995年时，与亲属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只有55％；而对比1960年，该比例则多于80％。与此同时，独居或仅与伴侣居住的老年人数量有所增加（Kinsella ＆ Velkoff，2001）。随着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平衡被诸如城市化、人口流动、妇女工作等打破，对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变得越来越难。为了遏制家庭照料减少的趋势，日本把赡养老人定为法律义务，并对那些赡养老人的人在经济上提供税收减免（Martin，1988；Oshima，1996）。
尽管体制养老是经济困难者或无家可归者的最终归宿，实际上，日本爆发式的老年人口让家庭照料供不应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6％的老年人采取体制养老；而在1960年，这种养老方式根本不存在（Kinsella ＆ Velkoff，2001）。
中国也是一个老龄化国家。2002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近10％，预计在2030年会达到20％。在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轨之中，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机制。另外，住房稀少和交通不便，使得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甚至成年子女夫妇一起居住的传统居住形式在城市中依然很常见。当然，对于能够支付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配偶去世的老人通常会按照传统的模式，与成年儿子一起居住，并由儿子来照顾。然而，实际的情况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家庭资源。例如，一位拥有兄弟的老年女性，很少会搬去与某个成年子女一起居住（Pimentel ＆ Liu，2004；Zhang，2004）。
在中国台湾，这个同样经历了预期寿命快速增长的地区，老年父母也会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特别是已婚的儿子。把父母安置到老人院会被视作对传统尽孝义务的违背；另外，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地区也为老人提供了最低经济保障。由于社会的家长制结构，女性尽孝的对象在婚后转移到丈夫的父母身上，儿子则被视作父母赡养义务的主要承担者(Lin et al.，2003)。
因此，尽管老年群体带来的考验在东西方存在一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决定着每个社会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些考验。
我思我秀
亚洲的养老问题与美国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
课外链接
想了解有关此话题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indiana.edu/～japan/#。这是国家情报交换所National Clearing-house为美—日研究而设的网站，网站中还包含了一系列的链接，对日本的老年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老年有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事件
“我永远不会退休！”戏剧家乔治（George Burns，1983，p.138）在87岁时这样写道。乔治享年100岁，他一直从事表演，直到他逝世前2年。老年阶段的成功者会在耄耋之年依然活跃在他们所喜欢的工作上，乔治便是这众多成功者之中的一员。
是否退休、何时退休？当人们步入老年，这是他们需要做出的重要决定。这些决定会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情绪状况以及如何打发时间、处理与亲戚朋友的联系。为众多的老年人提供经济资助，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生育高峰的一代接近老年时。另外一个社会事件是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安排和照顾。
工作与退休
退休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在多数工业化国家，退休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增长之时。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系统与由工会推动而完成的企业退休金计划一起，为许多老年工人提供了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事实上，美国人65周岁强制退休已是普遍现象。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强制退休被视为一种年龄歧视，已被美国法律禁止（除了一些特殊岗位，如飞行员），于是工作与退休的界限便不如原来清晰。何时退休，如何计划退休，退休后做些什么，这些都不再有严格的规范。人们有诸多选择，他们可以提前退休（参见第15章）；可以从原来行业退休转向其他行业；可以从事兼职工作以保持忙碌或补贴生活；可以回到学校里学习；可以从事志愿工作；可以满足其他休闲乐趣；甚至可以完全不退休。影响此决定最大的因素通常是健康及经济方面的因素（Kim ＆ Moen，2001）。
晚年工作和退休的趋势 大多数可以退休的老年人都退休了；而由于寿命延长，人们比以往拥有更多的退休时光（Kim ＆ Moen，2001；Kinsella ＆ Velkoff，2001；见图18-2）。
图18-2 1960年至1995年，在15个工业化国家中，人们在进入工作岗位前以及工作和退休的平均年限的变化。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退休后的年限增多了，特别是女性。尽管女性（不同于男性）比以往在工作岗位上的年限更长了，她们还是比以往更早退休。
资料来源：Kinsella ＆ Velkoff，2001，Figure 10-13，p．111，from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
劳动大军里的老年人比例通常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老年人需要继续工作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中，65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工作的比例从比利时的不足3％到日本的15％不一而足；不过在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不到10％。发达国家中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更多地从事兼职工作（Kinsella ＆ Velkoff，2001）。
在过去的80年中，美国劳动力中的男性老年人比例有所下降，然而女性老年人的比例却在上升——她们中的大多数在年轻时是家庭主妇，不外出工作。2003年，65～69岁的老年人中，33％的男性和23％的女性仍在工作；而70岁以后依然工作的老年人，男女的比例分别下降至12％和6％（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继续工作的黑人老年人比白人老年人要少，通常是一些健康问题迫使他们提前退休。而健康状况好的黑人则比白人的工作时间更长些（Gendell ＆ Siegel，1996；Hayward，Friedman，＆ Chen，1996）。
对许多人来说，退休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它包含了有薪工作和无薪工作之间各式各样的过渡”（Kim ＆ Moen，2001，p．489）。有些人退休后从事“过渡性工作”，这是一种新的兼职或全职工作，作为从工作到完全退休之间的桥梁。有些人维持半退休状态，即还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只是减少投入的时间及承担的责任。2002年美国国家老年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老年人中，58％的人完全退休（即不再工作），23％的人处于半退休半工作的状态，19％的人完全没有退休。由于家务被看作是一种工作，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26％对20％），更认为自己是处于半退休半工作状态。
年龄如何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态度？ 65岁，甚至70岁以后继续工作的人通常比较喜欢他们的工作，不会在工作时感到太大的压力。一般他们比那些身体健康但退休的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Kiefer，Summer，＆ Shirey，2001；Kiefer et al.，2001；Kim ＆ Moen，2001；Parnes ＆ Sommers，1994）。
与年龄歧视的观点相反，老龄员工通常在产出上比年轻员工更强。虽然他们工作起来比年轻人要慢一些，但他们更加敏锐（Czaja ＆ Sharit，1998；Salthouse ＆ Maurer，1996；Treas，1995）。老年员工相比年轻员工会更值得信赖、更小心谨慎、更尽职尽责、更节约时间和材料，而且他们的建议也更容易被接受。尽管年轻员工在需要快速反应的任务上表现较好，但老年员工在一些需要精确反应、固定程序、成熟判断的工作上能力更强（Forteza ＆ Prieto，1994；Warr，1994）。经验，而非年纪，应该是其中的关键原因。老年员工有这么好的表现，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岗位上或者相似的作业上工作了更长的时间（Warr，1994）。
在美国，雇佣年龄歧视法（ADEA）对员工数量为20人及以上的公司进行了规定，禁止公司对40岁以上的员工不安排工作岗位、辞退、扣减工资或强制提前退休等行为。一个由议会授权的特别工作组发现：（1）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群体的生理状况和精神能力的个体差异逐渐增大，同一年龄组组内的差异比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还要大；（2）关于心理能力、生理能力和知觉动作能力的测试结果对工作表现的预测，比年龄对工作表现的预测准确得多（Landy，1992，1994）。不过，依然有许多用人单位对老年员工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Landy，1994），且许多案例中很难证实的确存在年龄歧视（Carpenter，2004）。
退休后的生活 退休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持续的过程。个人资源（健康、社会经济地位、人格等）、经济资源及社会关系资源（如来自伴侣和朋友的支持）等，对退休者安然度过这种变迁都有影响（Kim ＆ Moen，2001，2002）。退休者对工作的依恋也会产生影响。一项研究以559对荷兰老年夫妇为对象，这些夫妇中其中一人已退休。研究发现，以往有着多年全职工作的参与者在适应中有更大的困难；而同样有适应困难的是那些非自愿退休、在退休前对退休有消极期望以及低我效能感的参与者（Van Solinge ＆ Henkens，2005）。
一项研究对458名50～72岁相对健康的已婚男女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在工作中士气低落的男性老年人在刚退休时会经历一个情绪高涨的“蜜月阶段”，但持续的退休生活会使他们的沮丧情绪逐渐增强。女性老年人的幸福感则与退休关系不大，不论是她们自己退休还是丈夫退休，她们更多地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不论男女，对于幸福感而言，个人的控制感是一个关键的预测源（Kim ＆ Moen，2002）。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对退休后生活满意度的最有影响力的预测源是退休者的社会支持网络（Tarnowski ＆ Antonucci，1998）。
连贯理论认为，能维持原来的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老年人能获得最成功的适应。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退休后以什么方式来打发时间。一种常见的方式是家庭聚焦方式 （family-focused lifestyle），主要包括一些围绕家庭和伴侣进行的可行而低成本的活动，如日常谈话、观看电视、探亲访友、邀朋待客、棋牌娱乐或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种方式是平衡投资方式 （balanced investment），这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较为典型，他们会把自己的时间较平均地分配到家庭、工作和休闲中（J．R．Kelly，1987，1994）。这些方式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一项研究发现，定期外出旅游并体验不同文化的年轻退休者对生活更为满意；而对于7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基于家庭的活动会带来更多的满意感（J．R．Kelly，Steinkamp，＆ Kelly，1986）。
周末画家、业余木匠和那些努力掌握一门手艺或者追寻一种强烈兴趣的人，常会以这种手艺或兴趣作为自己退休后生活的中心来引发激情（Mannell，1993）。这是第三种生活方式，即认真的休闲方式 （serious leisure），它是被一些“需要技巧、专注以及承诺”的活动充实的生活（J．R．Kelly，1994，p.502）。这种生活方式下的退休者常常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从事志愿工作的老年人（如卡特夫妇）的比例有了极大增长（Chambre，1993）。在一次民意调查中，57％的退休老年人报告说自己曾经从事过志愿工作或社区服务（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1999）。志愿工作与退休后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它“在人们退出了工作的世界以后，取代他们失去的社会资本”（Kim ＆ Moen，2001，p.510）。在MIDUS研究的一个子样本中，373名年龄为65～74岁的老年人的志愿工作能够预测积极的情绪体验。志愿工作对于因身份缺失引起的幸福感下降来说，是一个保护性因素（Greenfield ＆ Marks，2004）。在日本，健康积极的老年人经常被鼓励去做志愿者。一项对784名日本老年人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认为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有用的老年人与对照组相比，寿命多出6年，而这个结果即使在对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进行修正之后，依然成立（Okamoto ＆ Tanaka，2004）。
可通过许多途径获得一种有意义而愉快的退休生活，其中有两点是共通的：去做让自己满意的事情以及拥有让自己满意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这两点都是“生命过程经历的扩展”（J．R．Kelly，1994，p.501）。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即使是卡特夫妇在退休后也不得不面对经济问题。大多数的老年人同样如此。
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保险提供的福利占美国老年人收入中的最大份额。10个美国老年人中有9个会说，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社会保险（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2002年，社会保险占美国老年人收入来源的39％，接下来依次是工资（25％）、退休金（19％）和资产收入（14％）。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愈发依赖社会保险和资产带来的收入。社会保险在收入中的比例，从高收入阶层的20％迅速上升到低收入阶层的83％（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见图18-3）。对1937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来说，获得社会全险的年龄资格从65岁逐渐上升到67岁（1960年或以后生的人到67岁才有资格获得）。
图18-3 美国65岁以上老人按照收入水平划分5层后的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for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p．15.
社会保险和其他政府制度使得今天的美国老年人生活得相当舒适。以医疗保险制度为例，它覆盖了美国65岁以上居民及残疾居民的基本健康保险。老年人的贫困比例从1959年的35％下降到2002年的10％（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而老年贫困比例也比全体贫困比例要低（Gist ＆ Hetzel，2004）。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老年陷入贫困，如果她们单身、丧偶、分居、离婚或者中年时就处于贫困状态，抑或只有兼职工作时，情况更为严重（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Vartanian ＆ McNamara，2002）。贫困的老年美国黑人是白人的2.5倍。独居的拉丁美洲裔女性老年群体的贫困率最高（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
今天的中年人将来退休后会面临怎样的财政问题？目前的退休金计划本身存在缺陷，如美国航空公司的情况；再加上从有固定保障退休收入的保险金计划变化为需要依靠投入回报来取得资金，这使得许多劳动者未来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不确定（Towers Perrin，2004）。随着缴纳养老金人数和比例的下降，如果不进行改革，人们的收益终将下降，尽管这一问题的持续时间及其严重性仍没有定论（Sawicki，2005）。
有人提出了一项有争议的建议：把社会保险部分私有化，让劳动者可以选择把部分需要上交的钱存放在个人帐户当中（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2001）。支持者称，私有化措施能让退休者从自己的劳动贡献中获得更多的回馈（Tanner，2001）。反对者则担忧，若把作为基本收入储备的工资税置于私人帐户中，会偏离社保的原有目的，即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收入，而国家与地方用于支持收入大幅减少的退休者的财政支出会如天文数字般大幅增加（Diamond ＆ Orszag，2002；Weller，2005）。其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工资税的起征点，根据市场价格而不是工资水平来确定保险金额，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调整老年生活适应的费用，在已有系统的基础上 提供社保金的个人帐户（Bethell，2005）。
生活安排
在发展中国家，老人通常会与成年子女及孙辈一起，多代共同居住。在发达国家，许多老人所得到的照顾和支持主要来自他们的伴侣（Kinsella ＆ Velkoff，2001）。
在美国，2003年的数据表明，有95.5％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在社区里，而其中5％居住在有特殊设施和支持服务的房子中（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较长，居住在养老机构以外的老年人中，男性有73％与配偶同住，而女性则只有50％。其中大约有5％的男性老年人和9％的女性老年人与亲属或子女一同居住，其余的独居。少数民族的老年人，特别是亚裔及西班牙裔的美国老年人，受其传统影响，比美国白人更喜欢居住在大家庭（即数代同堂的家庭）中。
生活安排本身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更多有关老年人幸福感的情况。举例来说，独居并不一定表明缺乏家庭联系和支持；相反，独居也许正表明了老年人身体健康、经济自足以及渴望独立。同样的道理，与成年子女一同居住也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家庭人际关系的信息（Kinsella ＆ Velkoff，2001）。
居家养老 美国家庭中的老人，每10个中就有8个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3/4的老年人拥有房子的所有权，这些房子内部干净整洁（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大多数老人选择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即使配偶去世，也独居（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
如果老年人能够自理或只需轻微的帮助，有足够的收入，已偿清抵押贷款，能够应付日常生活费用，与邻居关系友好，希望独自生活、拥有隐私，又不想远离朋友和儿孙，如果这样，“居家养老”便合情合理了（Gonyea，Hudson，＆ Seltzer，1990）。对于因为官能受损而难以完全自理的老人来说，提供较小的帮助也能够让他们就地养老，诸如一日三餐、日常出行及家庭健康援助等。在家中安装斜梯、扶手等简单设备能对老人有所帮助。一项全美规模的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6万户家庭里有14％的人身患影响家务劳动的残疾。虽然有49％的家庭在家中安装了至少一种辅助设备，但仍有23％的残疾老人在此项上的需求未得到满足（Newman，2003）。
大部分老年人并不需要许多帮助。而确实需要许多帮助的老年人也可以继续居住在社区里，只要他们有至少一位能依靠的人即可。老年人不需去养老机构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便是结婚。只要一对夫妇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他们便可以独立生活，并相互照顾。而当夫妇一方或双方变得身体虚弱、残疾或其中一方去世时，生活安排问题便会变得更具压力（Chappell，1991）。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老年人在伴侣去世后最常见的两种生活安排：独居以及与子女共住，然后看看居住在养老机构或其他的群居方式，最后，我们会讨论对身体虚弱或有精神障碍的老年人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被赡养者虐待。
独居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独居老人的数量大幅增长，尽管他们依然是少数派（Kinsella ＆ Velkoff，2001）。2000年，有28％的老年人独居（Gist ＆ Hetzel，2004）。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女性老年人更容易丧偶独居。在美国，独居的女性老年人的数量是男性老年人数量的2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比例也在增加。75岁及以上的女性老年人中有接近50％独居；与此相比，同年龄段的男性老年人独居比例只有23％。独居的老年人比起与配偶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更为贫困（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也更容易去养老机构养老（McFall ＆ Miller，1992；Steinbach，1992）。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多数发达国家中：女性老年人更多地独居，而男性老年人则更多与配偶或其他家人一同居住。独居者家庭数量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政策导向：增加老年群体收益的“反向抵押贷款”项目，使得老年人能够靠自己的房屋为生计；建设便利老年人居住的住房政策和长期看护政策使老年人不需进入养老机构养老（Kinsella ＆ Velkooff，2001）。
一般而言，独居的老年人，特别是老老人，容易感到孤独。然而，对孤独感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人格、认知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及逐渐减少的社会网络资源等（P．Martin，Hagberg，＆ Poon，1997）。社会活动，如到老年中心娱乐或从事志愿工作，都可以帮助独居老人保持与社区之间的联系（Hendricks ＆ Cutler，2004；Kim ＆ Moen，2001）。
图18-4 2003年，美国65岁或以上非体制化养老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女性老年人更多独居（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部分原因是她们的平均寿命更长，而男性老年人则更多与配偶一起居住。“其他”情况包括与亲属或非亲属居住。注：由于取整，图中的百分比总数不一定为100％。
资料来源：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
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老年人可以与儿孙一起居住并得到照顾；如在新加坡，90％的老年人是与子女一同居住的（Kinsella ＆ Velkoff，2001）。在美国，即使他们的生活有困难，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给子女的家庭带来负担，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家庭成员对额外的成员感到不方便，并且每个人的隐私和人际关系也可能会受到侵犯。老年父母在子女的家庭中可能会觉得自己无用、无聊、也无朋友往来。如果子女已经结婚，而父母又与儿媳或女婿合不来或是大家都感到家务太繁重，这样会使子女的婚姻受到威胁（Lund，1993a；Shapiro，1994）。（第16章和本章稍后有对照顾老年父母的讨论。）
这种安排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一直以来的关系以及两代人之间充分坦率的沟通。让老年父母搬到成年子女的家中居住的决定必须经过彻底谨慎的考虑，并十分成熟。父母与子女需要尊重彼此的尊严和自由，并接纳两代人间的差异（Shapiro，1994）。
进入养老机构 在世界各地，为照顾身体虚弱的老人而设的养老院有许多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的养老比较罕见；但非洲南部养老院的数量有所增加，因为生育率的下降导致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增长及家庭照料者出现短缺。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制度化养老的人口比例就从葡萄牙的2％到荷兰、瑞典的9％（Kinsella ＆ Velkoff，2001）。在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全面老年家访计划有效地防止了老年人的功能衰退，从而控制了养老院的入住人数（Stuck，Egger，Hammer，Minder，＆ Beck，2002）。
无论在哪个国家，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进入养老院养老（Kinsella ＆ Velkoff，2001）。在美国，65～74岁之间的老年人进入养老院的比例为1％，而85岁及以上的人则达到了18％（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进入养老院的老年人多是女性；在美国，居住在养老院里的女性比例也达到了75％（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Kinsella ＆ Velkoff，2001）。最容易进入养老院的老年人包括：独居老年人、不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由于健康状况差或残疾影响日常活动的老年人以及其非正式照顾者负担过重的老年人（McFall ＆ Miller，1992；Steinbach，1992）。在养老院中有不少老年人是大小便失禁的，有许多老年人的视觉和听觉有问题，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认知功能有损伤。一般来说，在6项日常生活活动中（ADLs），如洗澡、进食、穿衣、就座、如厕、行走，他们有4项到5项是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的（Sahyoun，Pratt，Lentzner，Dey，＆ Robinson，2001）。
美国养老院中的老年人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了显着的增长，但其占老年人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1％下降到了2000年的4.5％（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
U.S．Census Bureau，2001）。这种下降部分可归因于老年残疾人比例的下降。另外，长期医疗保险的范围放宽以及私人长期医疗保险的出现，给老年人提供了养老院以外的一种更方便的选择（将在第19章讨论），也提供了一种家庭健康照料的方式（Ness，Ahmed，＆ Aronow，2004）。然而，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的增长，养老院居住人数将在2030年翻一番（Sahyoun，Pratt et al.，2001）。这样的增长会对医疗补助带来沉重的负担，而这恰好是用于养老院资金投入最重要的支出项（Ness et al.，2004）。
联邦法律（1987年和1999年的综合预算调节法）对养老院规定了严格的要求。法律规定：老年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医生，充分了解他们的护理与治疗状况，有权利不受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虐待、不受体罚，有权利不接受未经同意的隔离、身体约束和化学药物约束。一些州专门训练志愿巡查员作为在养老院生活的老年人的保护者，给他们解释他们拥有的权利，并解决他们对隐私问题、待遇问题、餐饮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投诉。
高质量的照料中最关键的一个成分是要给予被照料者自主决定的机会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有研究发现，在129名在养老院接受中级护理的老年人中，那些高自尊、较少沮丧情绪、对生活有更好的满意度和意义感的老年人，在四年之后依然活着的比例很高，也许因为他们心理上的适应激励着他们活下去并接受更好的照料（O'Connor ＆ Vallerand，1998）。
其他方式的居住安排 也会有一些老年人不想供或供不起一间房子、不需要特殊照料、没有家人在附近、想到不同的地方或在不同的气候下居住、喜欢旅游，他们住在仅需要少量维护甚至不需要维护的联排别墅、单元公寓、合作式公寓、租赁公寓或活动房屋中。针对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完全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出现了一大批可供选择的老年人集体住宅（Kinsella ＆ Velkoff，2001，见表18-2），这些安排让那些健康状况差或残疾的老年人能够在不牺牲自由、隐私和尊严的前提下获得所需要的服务和照顾（Laquatra ＆ Chi，1998；Porcino，1993；Sahyoun，Pratt，et al.，2001）。
表18-2 老年人的集体生活安排
资料来源：Laquatra ＆ Chi，1998；Porcino，1993.
2000年，有将近6％的老年人住在老年人集体住宅里（Gist ＆ Hetzel，2004）；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只有1％。如果有更多可用的这类房屋，那些将在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中将有50％的人能够花更少的钱留在社区里来养老（Laquatra ＆ Chi，1998）。
辅助生活 ，一种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居住形式，在美国很受欢迎，发展速度很快（Hawes，Phillips，Rose，Holan，＆ Sherman，2003）。生活辅助住宅让住客们在拥有自己居住空间的同时，为其提供方便的24小时通道，来获得所需要的个人照料和健康服务（Citro ＆ Hermanson，1999；Hawes et al.，2003）。在这些住宅里老人能够“就地养老”；如果需要，老年人可以相对独立地生活（只需要帮助其打扫房屋和提供餐饮），也可以获得诸如洗澡、穿衣、服药、用轮椅外出散步等方面的帮助。然而，不同的生活辅助住宅在居住条件、运营方式、服务观念以及价格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75岁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老年人也负担不起那些能够提供充分的私人空间和良好服务的住宅，除非他们愿意花光全部财产来弥补日常收入的不足（Hawes et al.，2003）。
对老年人的虐待
美国某城市的一位中年妇女开车到医院急诊室，她把一位身体虚弱的老年妇女抱出车外（这位老年人看起来还有点困惑）并放到轮椅上，把老人推进急诊室以后疾步走出医院，开车匆匆离开，没有留下任何信息（Barnhart，1992）。
“被丢弃的奶奶”这个例子说明了虐待老人 （elder abuse）的现象：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进行虐待、忽视或侵害他们的个人权利。对老年人的虐待可以分为以下6种类型：（1）身体虐待 ——对老年人的身体使用暴力，并可能导致疼痛、受伤或损害；
（2）性虐待 ——不经老年人同意的性接触；
（3）情感或心理虐待 ——使老年人蒙受悲伤、痛苦或紧张（如害怕被遗弃或被送到养老院）；
（4）财政或物质剥削 ——对老年人的金钱、财富和资产不恰当地或不合法地使用；
（5）忽视 ——拒绝承担或不能承担对老年人的任何义务；
（6）自我忽视 ——老年人的消沉、虚弱或精神不健全会对自身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如不能进食或不能按规定服用药物（National Center on Elder Abuse ＆ Westat，Inc.，1998）。美国医学协会（1992年）加入了第七种分类：侵害个人权利 ，如老年人的隐私权以及对自己的个人事宜和健康做出决定的权利。
在90％的有明确施虐者的案件中，施虐者往往是老年人的家庭成员；而其中的2/3是老年人的伴侣或成年子女（National Center on Elder Abuse ＆ Westat，Inc.，1998）。人们经常认识不到老年人被家庭照料者所忽视。许多照料者不懂得如何给予老年人适当的照料，甚至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照料者的思想状态和其所照顾的老年人，两者会相互影响。当老年女性接受非正式长期照料且被她的照料者尊重时，她们更不容易感到沮丧（Wolff ＆ Agree，2004）。
虐待老人还有一种形式是家庭暴力。施虐者需要去咨询治疗以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也需要得到协助以减轻作为照料者的压力（AARP，1993）。自助小组可以帮助照料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认识到他们并不需要通过虐待行为来解决问题，找出办法来停止并远离虐待行为。
由于老年人的需求和人权已经成为国际问题，联合国大会在1991年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老年人的准则。这些准则覆盖了老年人独立的权利、参与社会的权利、接受照料的权利以及获得自我实现机会的权利（见表18-3）。
表18-3 关于老年人的联合国准则
晚年的人际关系
当个体变老时，他们与他人共处的时间会更少。人们在工作中可以有效地建立社会联系，因此，长时间退休的老年人会比新近退休的或是持续工作的老年人更缺少社会联系。对一些老年人而言，身体的虚弱让他们更难外出结交朋友。因而，老年人能够 维持下来的人际关系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比以往更重要（Antonucci ＆ Akiyama，1995；Carstensen，1995；Lansford，Sherman，＆ Antonucci，1998）。在美国老年委员会对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2002年）中，只有20％的美国老年人报告存在严重的孤独问题，而90％的老年人认为家庭和朋友对其有意义有活力的生活最为重要。
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理论
根据社会护航理论 （参见第16章），老年人会在其社会网络中确认出能够帮助自己的人，避开对他们不具支持性的人，以此来维持一定的社会支持水平。随着以往的同事和朋友不断去世，大多数老年人保留了一个稳固的内部交际圈作为“社会护航”。有些亲密的朋友和家庭成员能够让他们依靠，并强烈地影响他们的幸福感，这些亲朋便组成了这个“社会护航”交际圈。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为老年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变化提供了一些略微不同的解释（Carstensen，1991，1995，1996）。因为生命中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年人会把时间用在能满足他们即时需求的人身上。一位大学生可能会为了获取所需的知识而忍受并不喜欢的老师；但一位老年人则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那些会使其紧张的朋友身上。年轻人会花半个小时来了解他们想更深入了解的人，而老年人则倾向于与已是知交的朋友相处。
因此，尽管老年人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广泛的社会网络，但他们却有着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Lang ＆ Carstensen，1994，1998），并且在这些人际关系上获得更高的满意度（Antonucci ＆ Akiyama，1995）。除了那些情绪不佳或认知受损的老年人，即便老年人的社会联系的范围缩小，频次减少，但社会支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不会受到影响（Bosse，Aldwin，Levenson，Spiro，＆ Mroczek，1993）。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从生命早期开始，社会关系就与健康息息相关（Bosworth ＆ Schaie，1997；Vaillant，Meyer，Mukamal，＆ Soldz，1998）。实际上，社会关系似乎能延长寿命。一项对28369名老年人进行的为期1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与社会隔离最严重的老人组相比于社会联系最充分的老人组，前者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率比后者高53％，前者死于事故或自杀的比率是后者的2倍（Eng，Rimm，Fitzmaurice，＆ Kawachi，2002）。另外，如第17章所述，有广泛社会网络和频繁社会联系的老年人更不容易出现认知功能的下降（Holtzman et al.，2004）。
情感方面的支持能帮助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使其在面对诸如丧偶、丧子、病重或事故等压力和创伤的时候维持生活满意度（Krause，2004b）。而积极的社会关系也能增强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感，但冲突的社会关系则会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一项对515名老人进行的追踪调查发现，一些难相处的社会关系充满了指责、排斥、争斗，侵犯彼此隐私并缺乏互助，这些社会关系本身便是慢性的压力源。在某社会关系（如亲子关系）上遇到问题的老年人，容易在其他关系（如朋友关系）上也产生问题，并因此使诸多的社会关系部分地成为问题的来源。另一方面，一些消极关系并不能说明社会交往技巧的好与差，它反映出的只是共有的压力，如财政问题和健康问题等（Krause ＆ Rook，2003）。
多代家庭
老年人的家庭有其特点。从历史上看，不管多代家庭多么流行，都很少有超过三代的家庭。今天，发达国家的许多家庭出现四世甚至五世同堂的情况，一个人可能同时身兼祖父母和孙辈的身份（Kinsella ＆ Velkoff，2001）。
如此多的家庭成员使家庭变得丰富多彩，但同时也会带来特殊的压力。不断增长的家庭人口通常意味着至少有一位长寿的老年人会患上多种慢性疾病，而这位老年人的照料者此时恰好在生理上和情绪上都感到枯竭（C．L．Johnson，1995）。如今8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许多年近七旬的人，其健康和精力都逐渐减弱，却不得不承担照料者的责任。在实际中，许多女性一生花在照顾父母上的时间比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还多（Abel，1991）。
每个家庭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通常都有其文化根源。核心家庭，老年人对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期望反映了地道美国人对个人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价值的追求。西班牙裔及亚裔美国人的文化传统注重亲子之间或代际之间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则是由老一辈人所提出的，有其权威性与力量。然而这些模式正在被地道的美国文化逐渐同化。非裔及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文化曾遭遇贫穷的严重冲击，因而十分强调旁系亲属之间平等共有的关系。他们的家庭结构可以相当灵活，通常包括兄弟姐妹、婶母姨娘、叔伯姑舅、表堂亲戚或者是新朋旧友，只要他们需要一片栖身之地。这些各不相同的文化类型影响着每个家庭处理与老年人的关系和责任的方式（C．L．Johnson，1995）。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来了解老年人与家人及朋友的关系。我们还会阐述那些离婚、再婚、丧偶、独身以及无嗣老年人的生活。最后，我们讨论一种新的角色：曾祖父母的重要性。
亲密关系
与其他家庭关系不同，婚姻一般需要双方同意才能形成，至少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是这样。因此，它对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具备友情和亲情的特性（Antonucci ＆ Akiyama，1995）。它可以让一个人感受到最高的情绪高峰，也可以让其感受到最低的情绪低谷（Carstensen et al.，1996）。那么晚年的婚姻满意度情况如何呢？
长期的婚姻
相对而言，长期婚姻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大多数婚姻，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仅拥有短期的生命。目前，每5对夫妇中仅有一对是能够像卡特夫妇那样维持50年或以上的婚姻（Brubaker，1983，1993）。这是因为女性通常与比自己年龄大的男性结婚，并且寿命更长，而男性又通常在离婚或丧偶以后再结婚；在许多国家中，老年结婚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得多（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1；Kinsella ＆ Velkoff，2001）。在美国，几乎所有（96％）的老年人曾结过婚（Fields，2004），但在老年人中，则仅有57％的人依然维持着婚姻关系，其中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见图18-5）。
图18-5 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按年龄段和性别分组的数据。
资料来源：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p.5.
老年夫妇比中年夫妇对婚姻更加满意，并且许多老年夫妇认为彼此间的关系比以往要好（Carstensen et al.，1996；Gilford，1986）。因为一段时期以来离婚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仍维持婚姻关系的夫妇通常已经适应了彼此的差异，形成了双方都满意的调节方式（Huyck，1995）。由于不再需要抚养孩子，子女已变成了共同的快乐与自豪的源泉，而不再是冲突的来源（Carstensen et al.，1996）。麦克阿瑟对成功老年的研究发现，男性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妻子，女性则更依靠他们的亲戚朋友和孩子（Gurung，Taylor，＆ Seeman，2003）。
在整个成年期，夫妻之间解决冲突的方式是维持婚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解决冲突的方式在婚姻关系中通常会保持不变，但老年夫妇的情绪调控力更好，因此他们的冲突更不容易走极端（Carstensen et al.，1996）。
纵观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健康长寿（Kinsella ＆ Velkof，2001）。但婚姻与健康的关系对男女两性来说有所差异。对男性老年人而言，仅结婚这一点就可以对其健康有积极影响，而对女性老年人，她们的健康则更易受到婚姻质量 的影响（Carstensen，Graff，Levenson，＆ Gottman，1996）。
晚年的婚姻状况会受到年龄增长和身体疾患的考验。需要照顾残疾配偶的夫妇会感到孤独、生气和沮丧，特别是当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时。这样的夫妇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疾病给婚姻关系带来了紧张，而这种紧张又加剧了疾病，一直延伸到超出夫妇两人的应对能力（Karney ＆ Bradbury，1995），并把照料者的生活置于高风险之下（Kiecolt-Glaser ＆ Glaser，1999；Schulz ＆ Beach，1999）。
一项对818对高龄夫妇的追踪研究获取了老年夫妇照料伴侣的一些变化特征。只有大约25％（317名）的老年人从追踪开始到结束的五年间一直照顾其伴侣；其他的或者是已经去世，或者是其伴侣已经去世，抑或伴侣已经被送到了长期的照料机构中。同时，只有大约一半（501名）的老年人在追踪的五年内不需要照料其伴侣。无论追踪开始时参与者是否需要照顾伴侣，只要在追踪期间其伴侣需要重点看护，这些参与者通常都会身体更差、抑郁情绪更多（Burton，Zdaniuk，Schulz，Jackson，＆ Hirsch，2003）。
照料过程的质量会影响照料者对被照料者去世的反应。一项研究对照料伴侣的老年人在伴侣去世前和去世后分别进行了访谈。访谈发现，在伴侣去世之前便很强调作为照料者的好处（“使我感到自己有用处”“让我能够更欣赏生命”）而非负担的老年人，在伴侣死后会表现出更多的悲伤。由此可见，这种悲伤不仅仅是由于伴侣的去世，更多是由于受照料者角色的丢失被强化（Boerner，Schulz，＆ Horowitz，2004）。
离婚和再婚
老年期的离婚很少见。需要离婚的夫妇通常会在更早些时候离婚。65岁及以上的已经离婚的老年人，只有9％的女性和7％的男性没有再婚（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见图18-5）。然而，这一比例自1980年以来便不断增长（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3a），由于在离婚人数中占很大比例的年轻一代渐近晚年，这一比例仍持续增长（Administration on Aging，2001；Kinsella ＆ Velkoff，2001）。
晚年期的再婚有独有的特征。在125名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的老年参与者中，老年期的再婚关系有着更多的信任、接纳；而很少再需要对方深入分享个人感受。与女性相比，男性对晚年再婚的满意度要高于对中年再婚的满意度（Bograd ＆ Spilka，1996）。
再婚对社会也有益处。与独居的老年人相比，有婚姻关系的老年人不再需要更多的社区帮助。让老年人享受在前一段婚姻中可以享受到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福利以及提供更多的老年人集体住宅或其他形式的公共住房等措施，都对老年人再婚有鼓励作用。
丧偶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90万人会失去配偶，其中有3/4的人年龄超过65岁（Boerner，Wortman，＆ Bonanno，2005），且大部分是女性。在65岁及以上的美国老年人中，女性的丧偶比率是男性的2倍还多——44％对14％（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for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见图18-5）。在大多数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女性老年人寡居（Kinsella ＆ Velkoff，2001）。
正是由于更多的男性老年人拥有婚姻，才显得女性老年人更多地处于丧偶的境地，这两者有相似的原因。女性通常比男性寿命更长且更少再婚。随着男女寿命差异逐渐缩小，正如美国自1990年以来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丈夫比其妻子活得更久（Hetzel ＆ Smith，2001）。关于丧偶的适应问题将在第19章讨论。
单身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不足5％的男性老年人和不足10％的女性老年人从未结婚。在欧洲，单身的性别差异反映了二战的影响，因为这一代老年人在二战时恰逢适婚年龄，而战争让许多适龄男性失去了生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一些国家，单身比例更高，可能是由于单身组织的普遍流行（Kinsella ＆ Velkoff，2001）。在美国，65岁以上老人中只有4％的老年人没有结过婚（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Aging-Related Statistics，2004；见图18-5）。如今这一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因为这一代中年人的单身比例更高一些，特别是非裔美国人（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1a，1991b，1992，1993）。
一直单身的老年人会比离婚或丧偶的老年人更愿意保持单身生活（Dykstra，1995）。在一项研究中，未婚无子女的女性老年人报告出三种重要的人际角色或人际关系：与血亲的联系，如兄弟姐妹；与年轻人之间替代父母情感的联系；与同辈、同性之间的友谊（Rubinstein，Alexander，Goodman，＆ Luborsky，1991）。
早年结婚的老年男性相比女性，会更多地与异性约会，可能是由于这一代人中有更多的单身女性。这些约会的老年人会在性方面很主动，但不愿意结婚。无论是美国白人还是非裔美国人，男性均比女性对浪漫关系更感兴趣，而害怕被传统性别角色“锁住”（K．Bulcroft ＆ O'Conner，1986；R．A．Bulcroft ＆ Bulcroft，1991；Tucher，Taylor，＆ Mitchell-Kernan，1993）。
同性恋
很少有研究涉及老年的同性恋关系，主要因为在其早年所生活的年代中，同性恋关系是很少公开的（Huyck，1995）。在20世纪6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之前，社会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耻辱，当时同性恋者对同性恋的认识也会受到这种社会观念的影响。从同性恋解放运动活跃的年代中走过来的人，则更容易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状态”：一种普通的性格特征（Rosenfeld，1999）。
同性恋倾向在晚年更强烈、更具支持性，并且更为多样化。许多同性恋者在早年的婚姻里生育了子女或者收养了子女。友谊网络或支持性群体会代替传统的家庭（Reid，1995）。在同性恋群体里维持着紧密友谊关系、得到强烈支持的老年人，会相对容易地适应衰老的过程（Friend，1991；Reid，1995）。
老年同性恋者的主要问题大多来源于社会态度：人际关系限制在原有的家庭里，在养老机构中或其他地方受到的歧视，缺乏健康服务、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社会机构出台的歧视政策，还有当伴侣生病之时需充当照顾者、去世之时处理丧礼及遗产相关的事务，但却没有获得伴侣的社会保险利益的权利（Berger ＆ Kelly，1986；Kimmel，1990；Reid，1995）。
友谊
多数老年人都有亲密的朋友。像年轻人和中年人一样，朋友圈子更广的老年人会更健康快乐（Antonucci ＆ Akiyama，1995；Babchuk，1978-1979；Lemon et al.，1972；Steinbach，1992）。能够向朋友吐露心声、谈论苦痛忧愁的人，对老年期的变化和危机能处理得更好（Genevay，1986；Lowenthal ＆ Haven，1968），并更可能长寿（Steinbach，1992）。友谊对老年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控制越来越少了（R．G．Adams，1986）。在友谊中获得的亲密感对老年人而言也是重要的，因为即使各种生理功能和其他功能都在丧失，他们也需要感觉到自己依然有价值、有渴望（Essex ＆ Nam，1987）。
老年人更享受与朋友而不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因为通常在早年的生活中，友谊涉及更多的欢乐和休闲，而家庭关系涉及更多日常的需求和任务（Antonucci ＆ Akiyama，1995；Larson，Mannell，＆ Zuzanek，1986）。朋友能够提供即时 的享受，而家庭则提供情绪上的依靠和支持。友谊对老年人的幸福有积极的影响；但若家庭关系薄弱甚至缺失，那么这种缺失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Antonucci ＆ Akiyama，1995）。
人们通常会在一些紧急事情上依靠邻居，在长期的义务上依靠亲戚；而朋友在某些时候能同时满足这两项功能。朋友即使不能代替配偶或伴侣，也能给予一定意义上的补偿（Hartup ＆ Stevens，1999）。在荷兰，在从未结过婚、离异或丧偶的131位老人中，那些从朋友处接受到高水平的情绪和实际支持的人较少感到孤独（Dykstra，1995）。
根据社会护航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长久的友谊通常会持续到老年期（Hartup ＆ Stevens，1999）。有时候，搬家、生病或者残疾使得老年人难以与老朋友保持联系。即使是85岁高龄及以上的许多老年人也会结识新朋友（C．L．Johnson ＆ Troll，1994）；但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更倾向于把友谊中的益处归结于某些特定的人，当这些人逝世、进入养老院、搬家以后，不会那么容易被其他人代替（de Vries，1996）。
非婚姻的亲属关系
晚年重要而持续的关系并不只是相互选择的关系（如婚姻、同性恋和友谊等），还包括一种来自亲属间联系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内容。
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或无子女
80％的老年人有儿女，其中60％的老年人至少每周与儿女见一次面，75％的会经常通过电话聊天（AARP，1995）。儿女给老年人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与孙辈之间的联系。与成年子女关系好的老年人，不容易感觉到孤独和沮丧（Koropeckyj-Cox，2002）。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特别亲密，这会影响到家庭中的其他关系。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48对教育水平良好的母女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录音并做分析。这些母女大多来自于欧裔美国人，母亲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并且健康状况良好。每一对母女需要对一位老年女性、一位年轻女性以及两位女性在一起这三种图片分别构建一个故事。研究发现，母女间的对话带有温馨及相互的情感、鼓励、支持，而很少有批评、敌意与评论。通常是女儿在对话中占主导，说得比母亲更多，也更多地去指引她们的母亲。母女都对她们之间的关系给予高度的评价，报告她们之间有许多积极情感而少有消极情感（Lefkowitz ＆ Fingerman，2003）。
父母和子女之间互助的平衡会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父母逐渐变老，子女承担的抚养责任就会逐渐变大（Bengtson et al.，1990；1996）。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常见。然而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会通过从事家务劳动、照看孙辈等活动，为家庭的幸福做出重要贡献（Kinsella ＆ Velkoff，2001）。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机构化的支持，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制度等，分担了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一些责任；但许多成年子女都会给老年父母提供充分的帮助和照顾（参见第16章）。尽管如此，老年父母还是倾向于给子女提供财政支持，而不是接受子女的支持，至少在北美是这样的（Kinsella ＆ Velkoff，2001）。这种情况有一部分例外，少数的老年国外移民更多地依靠成年子女生活（Glick ＆ Van Hook，2002）。
如果老年人需要子女的帮助，他们更容易感到沮丧。老年父母并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或占用他们的资源。然而老年人若害怕成年子女不再照顾他们，同样也会感到沮丧（G．R．Lee，Netzer，＆ Coward，1995）。
老年父母经常会对他们的子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Bengtson et al.，1996）。如果子女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会感到忧虑和沮丧，并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自己失败的标志（G．R．Lee et al.，1995；Pillemer ＆ Suitor，1991；Suitor，Pillemer，Keeton，＆ Robinson，1995；Troll ＆ Fingerman，1996）。大多数有精神疾患、弱智、生理残疾或经受病痛折磨的成年人需要让其老年父母充当主要照料者的角色，直到其中一方去世（Brabant，1994；Greenberg ＆ Becker，1988；Ryff ＆ Seltzer，1995）。
另外，抚养孙辈甚至曾孙辈的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非裔美国人群中。正如我们在第16章提到的，这些非正式的照料者会时常感到受限制，因为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便被赋予这样的角色。通常，他们在生理上、情绪上、财政上均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也不知道应该向谁去寻求帮助和支持（Abramson，1995）。
那么，越来越多的没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的情况又如何？1998年，5位女性老年人中便有1位没有子女（Kinsella ＆ Velkoff，2001）。一项研究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全美老年人样本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无子女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并且与老年人对无子女这一事件的感知密切相关。认为有子女更好的女性老年人会感到更多的孤独和沮丧；而对男性老年人则非如此，这可能是受女性角色认知的影响。然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如果和子女的关系不好，都会感到孤独和沮丧。因此，有子女的老年人并不一定幸福，而无子女的老年人也不一定不幸福，重要的是老年人自己的态度和他们与子女之间关系的质量（Koropeckyj-Cox，2002）。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当伊莉莎·德拉尼（Elizabeth Delany，即贝茜）102岁、她的姐姐莎拉（Sarah，即塞迪）104岁时，她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听我们说：德拉尼姐妹的第一个一百年》（Delany，Delany，＆ Hearth，1993）。她们的父亲最早是奴隶，后来获得自由，姐妹俩克服了种族和性别的歧视，贝茜当了一名牙医，塞迪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姐妹俩一直没有结婚，她们一起居住在纽约的芒特弗农长达60年。尽管她们俩性格迥异，却相处得很好，分享着快乐感以及从小被父母灌输的一些价值。
在60岁以上的美国老年人中，4个人中就有3人至少有一位在世的兄弟姐妹，而年纪更小一些的老人则平均有2～3位兄弟姐妹（Cicirelli，1995）。在老年人的人际支持网络中，兄弟姐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家人相比，兄弟姐妹能像朋友一样给予自己陪伴；而与朋友相比，兄弟姐妹又能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Bedford，1995）。冲突和公开的竞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减少，一些兄弟姐妹之间会尝试解决早年遗留下的冲突；但潜藏的竞争感可能会一直存在着，特别是在兄弟之间（Cicirelli，1995）。
许多老年人会说，他们可以给予兄弟姐妹实际的帮助，也能在需要时向兄弟姐妹寻求帮助；实际上这样的情况相对较少，除非是在紧急时刻，如生病（兄弟姐妹便可能成为照料者）或者伴侣去世等（Cicirelli，1995）。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兄弟姐妹倾向于提供经济上的帮助（Bedford，1995）。不管他们实际上能提供多少帮助，兄弟姐妹愿意 提供帮助，对老年人来说，这本身便是一种慰藉和保障（Cicirelli，1995）。
兄弟姐妹之间居住的距离越近、兄弟姐妹数量越多，老年人就越会向兄弟姐妹们倾吐心事（Connidis ＆ Davies，1992）。老年人会经常回忆早年共同的生活经历，而这会帮助老年人检视自己的生活，考虑家庭关系的重要性（Cicirelli，1995）。
姐妹之间的关系对维持家庭关系和幸福感尤其关键，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善于表达情感以及她们传统的抚养者角色（Bedford，1995；Cicirelli，1989，1995）。姐妹间关系好的老年人比起没有姐妹的或者姐妹关系不好的老年人，对生活感觉更好、担忧更少（Cicirelli，1977，1989）。
尽管兄弟姐妹的死亡在老年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生者依然会感到强烈的悲伤，并变得孤单和沮丧。兄弟姐妹去世不仅仅是失去一个依靠的人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的部分丧失。埋葬一位兄弟姐妹就是埋葬了原生家庭的完整性；而原生家庭是个体认识自己的地方。兄弟姐妹的去世也会让人感到自己已临近死亡（Cicirelli，1995）。
成为曾祖父母
随着孙子女的长大，祖父母们与他们的见面会越来越少（见第16章对祖父母角色的讨论）。然后，当孙辈变成父母，祖父母也会随之拥有一种新角色：曾祖父母。
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家人分散居住等原因，曾祖父母并不像祖父母那样投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因为四代甚至五代的家庭相对来说比较新，所以曾祖父母应该怎么做，目前还没有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准则（Cherlin ＆ Furstenberg，1986）。尽管如此，许多曾祖父母都在这个角色上获得了充实感（Pruchno ＆ Johnson，1996）。曾祖父母能提供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更新的感觉，提供一种消遣的源泉和长寿的标志。40名71～90岁的曾祖父母接受了访谈，其中93％的老年人评价说“在我家中，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看着他们成长让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以及“我从来没想过我能看见这一切”（Doka ＆ Mertz，1988，pp.193-194）。访谈样本中1/3的人（大多是女性）与曾孙子女维持着亲密的关系。和曾孙辈居住得比较近的、并且与曾孙辈的父母及祖父母关系也比较好的曾祖父母，通常能与曾孙辈维持紧密的联系，经常给他们提供财物支持，并照顾他们。
重新聚焦
回忆一下本章开始部分在焦点人物中关于吉米·卡特的故事：
- 卡特和他的妻子罗莎琳是如何解决埃里克森阶段论中关于自我整合对绝望这一任务的？
- 卡特夫妇使用了什么样的应对技巧？
- 卡特的经历对哪种成功老年理论做出最好的阐释？
- 卡特的晚年人际关系模式支持社会护航理论还是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 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卡特夫妇长久而成功的婚姻？
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他们是智慧的源泉、玩乐的伙伴、与遥远过去的联系以及家庭生活继续的标志。他们投入到最后的生产功能中：通过投资到下一代的生活中，表现出人类对超越死亡的渴望。
小结
关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研究
学习指路标1： 成年晚期的人格会发生什么变化？老年人需要应对哪些特殊的问题和任务？
- 人格特质在晚年会保持稳定，尽管存在个体差异。
- 情绪阻抗和生活满意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大，不过这对高神经质的人并不适用。
- 与早些年代的老年人相比，新近一代的老年人人格固化较少。
- 老年人的情绪倾向于更多积极、更少消极；不过人格特质对这种规律起调节作用。
- 埃里克森理论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自我整合对绝望，会在智慧的“美德”中达到顶峰，或者对自己的一生予以接纳，并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
- 埃里克森强调，人们需要在社会中维持一种生机勃勃的投入感。
学习指路标2： 老年人有哪些应对方式？
- 范伦特发现，在成年早期展现出来的成熟的适应机制，可以预测老年的心理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 在认知评价模型当中，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倾向于选择问题聚焦应对策略，不过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在适当的情境中更多使用情绪聚焦应对策略，也更多地使用消极情绪策略而非积极情绪策略。
- 宗教对老年人来说是情绪聚焦应对策略的一种重要来源。宗教与死亡、寿命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不过许多研究在方法上有缺陷，或者得出的结论并不准确。
学习指路标3： 什么是成功的老年？如何进行测量？
- “成功”或“乐观”老年的概念反映了健康而有活力的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不过对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均存在争论。
- 两种早期的“成功”或“乐观”老年的理论模型是脱离理论和活动理论。脱离理论得到的支持很少，而活动理论的研究结论很复杂。对活动理论的新表述有连贯理论以及对生产性活动和休闲性活动之间区别的分辨。
- 巴尔特斯及其同事认为，成功老年依赖于对补偿的选择性优化，无论是在心理社会领域抑或是在认知领域。
与老年有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事件
学习指路标4： 关于成年晚期的工作和退休有哪些问题？老年人又是怎样管理时间和金钱的？
- 一些老年人因为经济原因继续工作，不过大多数老年人会选择退休。然而，许多退休的人开始了新的事业或者从事有报酬的或志愿性的兼职工作。通常，退休是一种逐步进行的过程。
- 老年人倾向于对工作更满意，比年轻人更重承诺。年龄对工作表现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而个体差异比年龄差异更大。
- 退休是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它在情绪上的影响要在特定情境下才会体现。个人、经济以及社会资源，还有退休时间的长短，均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有影响。
- 退休后常见的生活方式包括家庭聚焦方式、平衡投资方式以及认真的休闲方式。
- 美国老年人的财政状况已有所改善，生活在贫穷中的老年人少了。女性，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更多地在老年遭遇贫穷。对于如今的许多中年人来说，退休津贴可能并不稳定。
学习指路标5： 有哪些生活安排可供老年人选择？
-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老年人与孙辈或曾孙辈一起生活。在发达国家，大多数老年人与配偶一起生活，独自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少。少数民族的老年人比美国白人的老年人更多地与大家庭成员一起生活。
- 大多数美国老年人选择“就地养老”，在有伴侣或子女帮助的情况下，他们选择在社区中养老。
- 老年女性比男性更多地独居，大多数独居的美国老年人都是丧偶人士。
- 与传统国家的老年人不同，美国老年人通常不期待、也不愿意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 发展中国家中的体制化养老较为罕见；而在发达国家中，体制化养老的范围则有很大差异。在美国，只有4.5％的老年在体制化的养老院中养老，不过其数量随老年群体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增大。最倾向于体制化养老的是老年女性、独居老年人、不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其赡养者负担太重的老年人。
- 体制化养老的方式不断增多，包括生活辅助住宅以及其他共同居住的类型。
- 对老年人的虐待通常发生在与伴侣或子女居住的、身体虚弱或者精神错乱的老年人身上。
晚年的人际关系
学习指路标6： 成年晚期的人际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会对幸福感产生什么影响？
- 尽管社会接触的频率在老年会下降，但人际关系对于老年人而言仍十分重要。
- 社会交往与健康密切相关，与世隔离则是死亡的危险因素。
- 根据社会护航理论，在晚年期，社会接触的减少或变化并不能破坏幸福感，因为老年人维持着稳定的内部社会支持网络。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老年人选择与那些能加强其幸福感的人共处。
- 通常，多代家庭对待老人的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亲密关系
学习指路标7： 成年晚期的长期婚姻有什么特征？这时期的离婚、再婚和丧偶对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
-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婚姻的寿命也随之变长。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在老年拥有婚姻。能一直维持到老年的婚姻会相对地较为满足。
- 离婚在老年人中很少见，并且许多离过婚的老年人倾向于再婚。离婚对老年人而言十分困难，而再婚在老年则更为容易。
- 尽管男性丧偶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的更长，并且很少再婚。
学习指路标8： 终身未婚者和同性恋者是如何度过他们的老年的？
- 未婚的老年人比例较少，但数量在增加。终生未婚的老年人比起离婚或丧偶的老年人，更少感到孤独。
- 老年的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有亲密、社会交往以及繁殖后代的需要。许多同性恋者相对轻松地步入老年。勇于站出来也许是影响老年适应的一个因素。
学习指路标9： 成年晚期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
- 老年人的友谊集中于陪伴与支持，而非工作与照料。大多数老年人有亲密的朋友，而这样的老年人会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开心。
- 老年人更愿意花时间与朋友在一起，而不是与家人在一起；不过家庭也是情绪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
非婚姻的亲属关系
学习指路标10：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自己的兄弟姐妹——不管有或无——是怎样相处的？他们怎样才能成为好的曾祖父母？
- 老年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经常相互看望，相互联系，相互照顾，相互帮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为成年子女、孙辈、曾孙辈的抚养者。
- 在某些方面，无子女对老年人并不一定产生消极影响，不过对那些无子女而又身体虚弱的老人如何提供照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 通常，兄弟姐妹之间会提供情绪支持，有时甚至会提供更实际的支持。姐妹关系在维持家庭关系中起更大的作用。
- 曾祖父母相比祖父母，更少涉及孩子们的生活；不过大多数曾祖父母对这个角色很有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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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吉米·卡特的传记资料来自Beyette（1998）、Bird（1990）、Carter（1975，1998）、Carter Center（1995）、J．Nelson（1994）、Spalding（1977）、Wooten（1995）和各种新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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