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塔利班夫人
停电了，这在伊斯兰堡是经常的事。房间黑了下来。但笔记本电脑还有电，于是我来会见的这位人权活动人士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让我看。屏幕上闪烁着一段视频——从远处偷拍的画面，摇摇晃晃的。六名被蒙住眼睛、反绑着双手的年轻男子，跌跌撞撞地在林子里行进。他们身上的衣服是典型老百姓穿的库尔塔——南亚人日常穿的无领长袖宽松衬衫，看起来不像战士。身着巴基斯坦军队制服的士兵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一片空地上，让他们背靠一垛石墙站成一排。
一个年长一些、留着胡子的军官，也许是指挥官，走到每个年轻人跟前，一个接着一个。“知道‘清真言’吧？”他问道，指的是穆斯林归真前忏悔诵读的经文。他走回空地的另一端，加入站在那里不止六个士兵的行列。他们站成了执行枪决的队形。“一个一个的，还是一起？”一个士兵问。“一起。”指挥官说。士兵们端起了步枪——巴基斯坦军队的标准装备G3步枪——瞄准，射击。
穿库尔塔的人倒在了地上。几个还活着，在地上呼号扭动。一个士兵走过去，朝每个身体补枪，地上的人一个一个地没了声音。
视频结束后有片刻时间，没人说话。街道上汽车驶过的叮当声透过旁边的窗户钻进来，很清晰。终于，人权活动人士问道：“你现在想怎么办？”
视频令人震惊，但它的存在并不让人意外。那是2010年，在巴基斯坦，美国最重要的反恐伙伴关系之所在。“基地”组织（Al-Qaeda）首领们逃过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巴基斯坦边境无人看管、空气稀薄的荒山野岭中蒸发了。这是反恐战争以及追捕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核心战场。我作为刚刚加入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团队的新人，负责与经济发展和人权组织对话。我发现该地区的外交活动有点演哑剧的感觉。无论是建造水坝还是改革教育，每次谈话事实上都是围绕反恐的：保持让巴基斯坦人开心，以便让其愿意加入战斗，并允许我们的物资过境送到驻阿富汗的美军手里。但通常情况下，巴基斯坦人不愿意（在美国人看来）或没有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扫除本国的恐怖主义据点。
前一年的秋季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成功——巴基斯坦部队在史瓦特河谷（Swat Valley）的乡村地带发动进攻，夺取了控制权，并俘获了塔利班武装分子。但之后不久，有关这次成功到底带来了何种后果的谣言便开始流传。大众中流传的说法是，随着史瓦特河谷军事行动开始，新一波的处决潮也很快出现。到2010年夏季，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对238起据称的处决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至少有50起高度确凿。按照与政府中的其他事务处理方式一样，这些处决案甚至还有缩略称谓[1]：EJK，即“法外杀戮”。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巴基斯坦农村，法庭和监狱更多是人们的渴望，而不是现实。一些巴基斯坦军队部门认为，不经法律审判程序的即刻处决是处理他们所捕获的极端分子的唯一实用办法，但这种策略也证明被用来处理过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律师和记者。巴基斯坦的军事人员被诱导着承认这个问题时，也痛苦地指出，是美国逼着他们铲除一些坏人，然后在他们除掉其他坏人时又有诸多抱怨。
杀戮是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中异常敏感的一点。就巴基斯坦人而言，那是尴尬；对美国人来说，是一马勺坏一锅汤。美国纳税人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价值197亿美元的军事和民间援助[2]，揭露出来的这些杀戮提高了非意愿审查的可能性。
我把这一视频的消息，以及人权组织不断高涨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报告给了国务院内部各相关部门。结果让人无语。官员们赶紧着手找报告中涉及的人权组织开会，寻求灭火；国务院默许在华盛顿对人权观察组织进行了唯一的一次简报会，当时国务院内部的理解是，我们将不允许对方提出针对美国政府的任何问题，而且我们的评论仅限于“非常泛泛的新闻指导”。一位有着严谨举止和空泛笑容的职业官员在就此主题发给我的邮件回复中，提出了如下令人愉悦的建议：
发送时间：周一，2010年3月8日 下午4：43主题：回复：法外杀戮/人权观察会议请求一个建议：相对于具体使用EJK（法外杀戮）一词，我们一直试图在“严重侵犯人权”（摘自《莱希法案》条款的法定语言）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使用《莱希法案》措辞的一个优点是它涵盖了美国政府关注的范围广泛的施虐行为（包括EJK）；另一个原因是它也涵盖了叛乱分子以及政府部队和机构所犯的虐待行为。额外的好处是它有助于将“公开”会议与敏感的政策讨论隔离开来。
只是外交服务中的一个措辞调整。
她所提到的法规是以其发起人、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命名的，它禁止美国向从事暴行的外国军事单位提供援助。我把这一往来的邮件转发给了一位同事。“哦，我的天，这简直就是1994年前后卢旺达局势新闻发布会时的感觉！？”我写道，指的是当年在卢旺达危机期间，美国官员为了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的“措辞调整”。
几个月后，我在会议桌上把一份档案推给梅兰妮·弗维尔（Melanne Verveer）——希拉里·克林顿任命的全球女性问题无任所大使。我们都在伊斯兰堡访问，她问到过人权组织都说了什么。我打印了部分有关人权组织的说法的文件——没有分类，只是公开文件。不过，我在措辞上保持了委婉。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出现飙升。”
“你说‘严重侵犯’时？……”她快速地翻阅着文件说。
“处决。”
那是6月，伊斯兰堡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这个房间很小，气氛感觉亲密。我们两人的对面是派驻该使馆的一位外交官——职业外交官罗宾·拉斐尔（Robin Raphel）大使，她瞪着我。这个话题刚提起时，她给过我一个警告的眼神。现在她嘴唇紧闭，双目逼视着我的眼睛，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指关节像大理石一样白。她在1994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出现飙升时，开始监督这项工作。此时，她已然盛怒。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使馆工作人员和当地人聚集在位于伊斯兰堡安全“红区”内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官官邸外。伊斯兰堡坐落在茂密森林覆盖的马尔加拉山（Margalla Hills）脚下，市内宽阔街道两旁布满了桉树和松树。2010年6月，公园里和草坪上到处都开满了白色剑兰和紫苋花。到了晚上，豪华街区里充斥着各种文化活动。伴随战争在附近肆虐，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救援工作者在珠光宝气的鸡尾酒会上相聚，低声交谈政治圈秘闻。
罗宾·拉斐尔多年来都是这些聚会活动上的固定参加者，自她几十年前开始在巴基斯坦工作以来一直如此。对很多当地人来说，她就是“罗宾”。
那晚在大使官官邸，她如鱼得水，跟一群参加派对的人聊了很久。她颧骨高，体态挺直，有股贵族气质，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紧凑的法式盘发。她说话口型开合不大，清晰的中大西洋口音使她有种20世纪40年代电影明星的韵味。她像往常一样，披了一条刺绣羊绒披肩，只搭在一个肩上向后垂着，这让她的西装裙看起来有点像当地妇女穿的富有飘逸感的纱丽克米兹（Salwar Kameez）。
自那天会议室之后，拉斐尔就尽一切所能，给那位回答人权问题的初级外交官——就是我——以教训。实在不能把我排除在会议门外时，她也会饶有兴致地打断我说话。那晚在聚会上，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你怎么敢提起——”说到这儿，她刻意压低了声音，“在这个使馆的会议上提EJK。”她的嘴唇颤抖着，“你在这个问题上一钱不值”。
我想知道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美国在巴基斯坦所扮演角色的批评而感到沮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讨厌我这个人。我尽量保持恭敬并解释说，国务院已经采取了承认人权报告之存在的政策，尽管我们没有对报告内容予以证实。“好吧，华盛顿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手指摸着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这里不是华盛顿。我们在这儿是不讨论这个问题的。”
此时离国务院“红木走廊”大清洗还有三年时间，但在这样的国家安全热点中，你可以实时地看到权力正从外交官手里消失。巴基斯坦的情况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趋势：数十年来，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绕过美国的文职外交政策系统，直接与巴基斯坦军事和情报领导人开展业务。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自由度。站在伊斯兰堡温暖的夏日里，我望着罗宾·拉斐尔，她如此热衷地回避有关巴基斯坦军方，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军方有任何瓜葛的棘手问题。在这个外交角色已有很多部分正被砍掉或转至他人之手的时候，她是怎样看待她的角色的呢？19世纪那些权威人士建议隔离外交官，以免后者带着打了折扣的忠诚度回国时，他们所指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吗？这是痼疾，还是新病？
几十年来，罗宾·拉斐尔身体力行了老派外交的传统。罗宾·拉斐尔的闺名是罗宾·林恩·约翰逊（Robin Lynn Johnson），她在华盛顿州一个以伐木为经济支柱的静谧小镇[3]出生长大，翻遍了她父亲收藏的《国家地理》杂志，梦想着有一天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在马克·莫里斯高中（Mark Morris High）上学时，她被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她身上有种世故的感觉”，一位同学回忆道。在大学期间，她一有机会就去旅行，跟着一个教会团体在德黑兰度过了一个夏天，然后大三又选择到海外学习一年，就读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你还信教吗？”我有一次问她。她轻蔑地哼了一声，这在她看来似乎是个荒谬的问题。“你什么意思，‘我还信教吗’？”她厉声说道。追问下，她不屑地挥了挥手：“我不会说是或者不是。”罗宾·拉斐尔恐怕就算有时间信教，也没时间与我分享。她是坚定的实用主义者，并以此为荣[4]。
大学毕业后，她又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一年，遇到一群让她着迷的美国同胞，他们各自也都有着国际梦想，并且都在年级毕业册上名列前茅。那时正是越南战争交战正酣时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宿舍里，到处都是关于美国在代理人战争问题上铸成大错的辩论。当时的情形，与几十年后对罗宾·拉斐尔的生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另一场战争之间，有着怪诞的相似之处：新一届政府面对诸多难题，包括公众业已疲惫，合作伙伴的军方实则不合作，以及恐怖分子倚仗在技术上很难把守的边境线以外拥有避难所，随时出没发动叛乱等。
当时还姓约翰逊的拉斐尔，开始同年轻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获得者、同为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毕业生的弗兰克·阿勒（Frank Aller）约会[5]，并与他的室友们关系不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记者和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以及一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名叫比尔·克林顿[6]。在北牛津莱克福德（Leckford）路46号不大的房子里，这几个朋友会花几个小时为服兵役的威胁发愁。克林顿和阿勒都被归类为“1-A”——适宜入伍——并且都反战。克林顿考虑了各种躲避兵役的策略[7]，最终决定一个都不付诸行动，因为如他所言，要“保持我在体制内的政治生存能力”。阿勒为了躲开征兵而留在了英格兰，并为由此产生的污点而不能原谅自己。一年后，他回到家乡华盛顿州的斯波坎（Spokane），将一把.22口径的史密斯威森（Smith&Wesson）手枪伸进嘴里，打爆了自己的头。
我问拉斐尔，阿勒在他们约会之后那么快就死了，他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哦”，她说，好像我问的是开车碰上追尾的感受。“我非常沮丧，那还用说！”她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语气给人的感觉。“正如你无疑已经注意到的，我热衷于冷静。”[8]罗宾·拉斐尔并不打算让情感成为她在世界舞台上生活的障碍，在学生时代，她就已经开始打造自己这方面的技能了。接下来的岁月里，她的轨迹将从德黑兰到伊斯兰堡，再到突尼斯。
在那段旅程中，拉斐尔的批评者并未分享她的冷静。职业生涯结束时，她被指控为叛国者、变节者和恐怖主义同情者。在印度媒体上，她被人们欣喜地称为“塔利班夫人”。拉斐尔令人震惊的人生最低谷出现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在伊斯兰堡交锋四年后，拉斐尔回到了她在国务院一楼的工位，即在汪洋一片用挡板隔开的办公桌当中，在食堂不远处的一个。她查阅了电子邮件并参加了几次例行会议。时间还是午后，她看到了未接来电。第一个来自斯洛明家庭保安系统（Slomin’s Home Security），有人试图进入她的住宅。下一个是她女儿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打来的，听起来惊慌失措。亚历山德拉说，拉斐尔必须立刻回家。拉斐尔钻进她的福特福克斯（Ford Focus）轿车，沿着那条耗时20分钟的路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北区域的家驶去。
到家的时候，她看到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正爬上她那幢两层的科德角（Cape Cod）式中型独栋住宅。两个神色认真的便衣特工走近她，向她展示了他们带有徽章的证件。接下来，他们递给她一纸搜查令。
那上面指出，罗宾·拉斐尔正在接受美国法典编号18 USC条款第793（e）节的相关调查。这是一个覆盖非法收集或传输国家安全信息的刑事法规：
间谍。
[1] “Pakistan：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by Army in Swat，” Human Rights Watch，16 July 2011，https：//www.hrw.org/news/2010/07/16/pakistan-extrajudicial-executions-army-swat.
[2] “Factbox：U.S. Has Allocated $20 Billion for Pakistan，” Reuters，21 April 2011，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pakistan-usa-aid-factbox-idUSTRE73K7F420110421.
[3] Mathieu，Stephanie，“Home Grown：Native Travels Globe as Diplomat，” Daily News（WA），16 November 2007，http：//tdn.com/business/local/home-grown-native-travels-globe-as-diplomat/article_c1384a98-0a14-51d0-9fde-5b03d87ab082.html.
[4]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30 June 2016.
[5] Griffin，Tom，“Rarified Air：UW Rhodes Scholars since 196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March 2004，https：//www.washington.edu/alumni/columns/march04/rhodes04.html.
[6] Stanley，Alessandra，“Most Likely to Succeed，” New York Times，22 November 1992，http：//www.nytimes.com/1992/11/22/magazine/most-likely-to-succeed.html？pagewanted=all.
[7] “The 1992 Campaign；A Letter by Clinton on His Draft Deferment：‘A WarⅠ Opposed and Despised’，” New York Times，13 February 1992，http：//www.nytimes.com/1992/02/13/us/1992-campaign-letter-clinton-his-draft-deferment-war-opposed-despised.html.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Robin Raphel，30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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