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神话
外交官并不总是濒危物种。尊敬这一职业的人指出，外交曾蓬勃兴盛，由走向世界的划时代人物主持，他们的成就依然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外交故事是美国创世神话的一部分。没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法国的谈判，就不会有美法《联盟条约》，也不会有确保美国独立的海军支持。没有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约翰·杰伊（John Jay）谈判的《巴黎条约》，就不会有与英国战争的正式终结。如果出身于马萨诸塞州中等地位家庭的亚当斯没有前往英格兰，没有在国王乔治三世的王庭上作为美国第一位外交官递交国书，新生的美国或许就不可能形成战后与英国的稳定关系。即使在19世纪，当外交官薪水低得难以维持生计，国会还在国务院头上增加了从维持铸币厂运作到公证官方文件等一系列内政事务的情况下，国务院仍然划定了现代美国的版图，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的谈判，且解决了与英国在美国、加拿大边境问题上的争端。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注意力转向内部并为大萧条所困，时任的美国国务卿们仍然策划了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海军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以及主张放弃战争和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巴黎非战公约》[1]（Pact of Paris），这一公约为日后凝聚起反轴心联盟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美国政客一直在利用一丝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制约外交政策。一位19世纪晚期的国会议员指责外交官“通过创造对外国习俗和外国愚行的渴望，把我们自己推向毁灭。这种疾病是由我们那些回国的外交官和被他国君主或暴君派来我国的大使带来的，它会腐蚀和摧毁我们的美国理想”。这位议员建议圈禁从驻外任务中回国的外交官，“就像我们因为害怕霍乱[2]而隔离检疫外国乞丐一样”。然而伟大的外交成就总能跨越这些敌意。
这种情况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清楚的了，当时美国国务院适应了时局的挑战，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外交成果的时代。国务院当时面临的存在危机的程度不亚于2017年开始的这场挑战。“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一时刻，迫切地需要也极度地缺乏一个足以塑造国家未来的国务院。”《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在1943年的一篇报道中如是大声疾呼。这句话如果日后用到对特朗普执政时期国务卿们的报道中，也十分贴切。然而反响却是天壤之别：1940～1945年，国务院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员工数量增加了两倍[3]，预算增加了一倍；它进行了重组，建立了从事长期规划和战后重建的办公室，以及专门应对大众媒体时代快速变化的公共信息办公室。
由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外交官领导的现代化国务院塑造了新的国际秩序。那些年间，美英之间伟大的战时同盟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斡旋下结成。同一时代，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通过谈判，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时代还产生了定义美国未来几十年间与苏联接触政策基调的“遏制”学说。构建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中有六个互为好友，他们后来共同被奉为“智者”，其中两位是身为外交服务团队成员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当时的外交服务团队还是新成立的专业外交官机构。在战后的岁月里，“智者”引导杜鲁门总统实行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承诺美国支持其他反苏联国家，以及大规模推进马歇尔计划，以向这些国家提供国际援助。同一时间框架内还产生了北约，它是由重新焕发活力的国务院中另一位成员——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支持成立的。
“智者”的时代远非完美。他们有些最著名的想法也是错误和痛苦的代名词。例如，尽管凯南提出了警告，但遏制仍被拿来当作军备升级和冲突的理由，奠定了冷战格局[4]。“尽管我喜欢阅读《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约翰·克里谈到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长达800页的国务院岁月详尽回忆录时说，“或许历史和一些距离告诉我们，艾奇逊和杜勒斯出于一种笃定和一种世界观，犯了一些错误，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付出代价，至少是在某些地方？在我这一代人中，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我都知道，本应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让我们大量的朋友战死在了越南[5]。”
然而 “智者”在稳定世界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他们那种声望的外交官，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老派外交，如今比起70年前或50年前，哪怕20年前，都似乎更难找到了。“是人，是角色，还是时代？”克里思考说，“我看到一些真正一流的外交官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也许我们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表彰政府里的人了吧？”
亨利·基辛格认为，更为广泛的转变已然出现，即产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国务院及其对整个官僚体系的相应影响，还有美国人民的哲学。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有着比“智者”甚至还多侧面的复杂传奇人物：在某些圈子里，他被视为强势外交官的典范；而在其他人看来，他应该因为轰炸柬埔寨而成为战犯（他对这一点也非常清醒：他在我问到争议性话题时，试图结束采访）。这也许正是基辛格倾向于普遍性和哲学性说法的原因吧。他认为，策略战胜了战略，快速反应战胜了历史化的决策制定。“美国亘古不变地专注于解决眼前出现的任何问题，”基辛格说，“我们在外交政策执行领域里，经验丰富者的数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将外交政策视为一个历史过程。”
这就是代表外交官职业标准的最后一批标杆性人物所面对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寻求政治权宜之计和军事效率的政府格格不入。基辛格点到了奥巴马政府与其麾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之间的对抗：军人在掌控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为寻求意见表达而进行一场斗争，而且是用越南战争的教训给一个迷恋创新的政府上课。“他想要开始一些新的东西，他想要应用过去学到的经验教训。”基辛格谈到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时这样说。在霍尔布鲁克之前，其他外交官也在类似的对抗中失败过。在他之后，失败的更多。然而有关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故事，尤其是他最后一次任务“解体”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对他周围外交官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在我们即将放弃一个曾经拯救过我们的职业之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窥何所失的窗口。“美国的一大神话，[6]”基辛格补充道，他的语速很慢，“就是你总能尝试些新东西。”
[1] “Diplomatic Gain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tate Department，Office of the Historian，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conc1 and “A Return to Isolationism，” State Department，Office of the Historian，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return.
[2] “A Foreign Policy of Inaction，” State Department，Office of the Historian，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inaction.
[3] “Embarrassment Brings Change，” State Department，Office of the Historian，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embarrasment.
[4] Rojansky，Matthew，“George Kennan is Still the Russia Expert America Needs，” Foreign Policy，22 December 2016，foreign-policy.com/2016/12/22/why-george-kennan-is-still-americas-most-relevant-russia-expert-trump-putin-ussr/.
[5]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21 November 2017.
[6] Autho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4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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