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首选工具
维也纳，2015年
你有两种类型的军事争端[1]，一种是通过谈判解决，另一种是以武力解决。由于第一种是人类的特征，而第二种是野兽的特征，我们必须只在不能使用第一种时，才求助于第二种。
——西塞罗，《论责任》
国务院逐渐“溶解”的趋势在特朗普政府任内依旧持续，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年外交政策失衡的合理结果，但不是不可避免的。2001年9月11日以来，外交官被边缘化以及士兵和间谍地位提升的趋势并未呈线性发展。在小布什政府任过职的外交官就列举了外交回升的实例，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在解决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以及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下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挽救生命的医疗活动等。
此外，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也共同体现了外交的后发功效。经过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对外交官相对轻视且缺乏大规模外交运作的情况后，这两项成果所代表的对比效果也更加明显。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认为造成这些突破很晚才实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外交本身所具有的“慢烧”属性，另外一部分则归因于路线修正。“我们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项目比第一任期内更具外交性，同时你也看到一种尝试……”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反思霍尔布鲁克时代的失败，“那种超级明星军事将领的动能，彼得雷乌斯、麦克里斯特尔的动能，在第二任期内没有出现。不是说那些将军不是明星，只是他们不是那种能在世界特定地区吸收氧分的巨人型公众人物。我认为有个缓慢、明显但持续的重新确立外交优先地位[2]的过程”。
两项协议结果也存在争议：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足以证明外交威力的证据；而在其他人看来却是愚蠢的证明。即使特朗普执意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尽管对伊朗核协议及其利弊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但是都不能否认这些协议本身是严肃外交政策举措的事实，它们植根于艰苦卓绝的老派外交努力。这些倡议中最具争议性的伊朗核协议将从始至终都充满争吵，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又一轮对吼开始时，已经是夜里了。争吵声在镏金白色镶板装饰的墙壁、洛可可风格的座椅和雕刻着小天使的华丽大理石壁炉之间回荡。叫喊声一半来自伊朗外交部长，在该国同意接受限制核计划的年限上开始反悔；另一半来自美国国务卿和能源部长，用不太多的话告诉伊朗人，见鬼去吧。“我已经听够了，”约翰·克里喊道，“你不可能做你威胁要做的事情。”如果伊朗想重新谈判基本条款，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扭头走开。
此时是2015年7月，伊朗、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已经聚集在维也纳，进行最后也最煎熬阶段的外交努力。谈判地点选在了超豪华的科堡宫殿酒店（Palais Coburg），这里在历史上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Saxe-Coburgand Gotha Dynasty）的一座重要宫殿和居所，见证了这一王朝家族的阴谋、乱伦和香薰沐浴等奢靡享受，直到直系家族的最后一位公主20世纪90年代过世；这座酒店中金碧辉煌的宴会厅还是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曾指挥过演奏的地方。之所以选择这个酒店为谈判地点，部分是因为这里只有34套客房，容纳不了多少其他客人，以防止他们无意中听到争吵激烈的谈判。尽管如此，那些有能力住在科堡宫殿酒店的客人——间谍和外交官、银行家和贵族们——耳朵也足够灵敏。更何况那时已有600来名记者蜂拥到了维也纳，挖的就是这种八卦。
在隔壁餐厅里的美国人紧张起来。“克里有点失态啊，发脾气了。”约恩·芬纳（Jon Finer）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芬纳是克里的幕僚长，后来出任了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当时我们很多人聚集在用餐区，就在这次会议地点的外边，人们隔着墙都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3]。”长期给克里担任警卫的贾森·迈宁格（Jason Meininger）最终开门打断了他们。他语气柔和地告知房间里的美国人和伊朗人，随便哪位客人都能听到全球最敏感外交事件的私密细节。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属实的。第二天吃早餐时，德国外交部长——也是后来的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黑幽默般地为他认为应该是富有成效的谈判向克里表示祝贺，这表明整个酒店都听到了他们的争吵[4]。
最终，全球最有权势的外交官们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整整困了18天，日复一日地谈判到凌晨。熬红了眼的美国谈判团队整整消耗了10磅多滋乐（Twizzlers）草莓味扭扭糖、20磅芝士条、30磅混合坚果和干果以及数百计的“西式米花糕”（Rice Krispies）[5]和浓缩咖啡胶囊。
咆哮比赛式谈判的第二天晚上，更大范围的“五常加一”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出现对峙局面——五常加一是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Javad Zarif）坚持要获得更宽松的时间表，欧盟的费德里卡·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则表示，她宁愿早点回家而不是考虑这一要求。“永远不要威胁伊朗人！”扎里夫吼道[6]。“或俄罗斯人。”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狡黠地接了个茬，打破了紧张氛围。但事实上，俄罗斯已经与美国和欧盟站在了同一战线，拉夫罗夫反复地帮助美国打破僵局——这在乌克兰危机恶化、美俄关系陷入深层冻结的前提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不寻常的外交努力总是有诸多不寻常的特征，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统一战线。甚至中国也加入进来，愿意在帮助改造伊朗核反应堆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个过程也是外交勇气的展示，即便如今已不是重视外交的时代。对于比尔·伯恩斯来说，这是他数十年外交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任务，之前他一路从驻俄罗斯和约旦大使，做到伊朗核谈判时的国务院二把手。伯恩斯就是那种一说起职业外交官，你脑子里马上就想到的样子。他身材颀长，留着花白的胡须，说话声音柔和，给人以异乎寻常的耐心和平和感。《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他退休的新闻标题中，称他是“外交官中的外交官[7]”。当约翰·克里对我谈到鼓励年轻外交官是个挑战时，他表示，重要的是要“找到下一代有才华的外交服务人员，这么说吧，要找到下一代的比尔·伯恩斯[8]”。
外交官员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伯恩斯就是鲜活的证明。他参与美国对伊朗外交已30年，最初要追溯到“伊朗门”事件过后，他刚刚成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一名相对年轻的外交官，”他说，“对伊朗外交的危险已经一清二楚，因为那一切结果是那么糟糕。”但伊朗如地球引力一样吸引着他。多年以后，他在科林·鲍威尔麾下的国务院担任中东局局长，开始为外交空间不断缩小以及五角大楼制定的政策日益受到重视而感到焦虑。“我目睹了外交和使用武力之间的次序倒挂，这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已经非常典型。”他继续说道。伯恩斯认为，这种倒挂正是美国在早期伊朗核计划还处在起步阶段时，避开与伊朗沟通商谈的原因。直到小布什政府的最后一年，伯恩斯在康多莉扎·赖斯麾下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时，美国政府才开始对采取外交途径感兴趣。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伯恩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全球大国会议上，第一次坐在了伊朗人的对面。“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9]，”伯恩斯说，“对此，你知道，奥巴马更加雄心勃勃地予以推进。”
2009年夏天，美国在距离圣城库姆（Qom）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秘密的铀浓缩设施，作为回应，实施了一系列挤压伊朗经济各个方面[10]的新制裁措施。这要求配以谨慎的外交运作。国务院和财政部官员向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切断与伊朗的关系，形成了统一的经济战前线。影响是毁灭性的。“他们的石油出口下降了50%，”伯恩斯回忆道，“他们的货币贬值了50%。”
这种压力为谈判奠定了基础。2013年3月，在一位军官位于阿曼[11]的海滨别墅中，伯恩斯及四名同事与伊朗人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阿曼之前的调解促成了伊朗释放几名监禁中的美国徒步旅行者，显示了在伊朗问题上的影响力。在三天的时间里，伯恩斯与伊朗代表团团长一起散步，一起在光线充足、可以看到阿拉伯海宽阔海景的会议室里长时间地商讨。“我认为我们离开时，已经感觉到这件事上可能实现突破了[12]。”伯恩斯说。伊朗代表团仍然必须严格执行来自德黑兰的旨意，但他们是基层的外交官，不是以往出现在国际会谈场合的国家安全部门里的强硬派。这种区别对于双方而言都很重要。
随后，伊朗在总统大选中推举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给世界带来惊讶。与此同时，与伊朗的核谈判也开始加速。鲁哈尼是候选人中的温和派，主张以务实的政策解冻伊朗经济。他任命了受过西方教育的、《查理·罗斯访谈录》[13]节目常客贾瓦德·扎里夫担任外交部长。接下来的一年里，伯恩斯在世界各地的首都城市主导了9次或10次的秘密谈判。有一次，“我们在马斯喀特（Muscat）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4]，然后飞往北京，然后又飞回阿曼，然后再回到北京”，约恩·芬纳回忆道，他出席了后来的许多会谈。随着时间的推移，谈判代表们开始建立起个人友谊。美方外交官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和伊朗谈判团队的外交官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Majid Takht-Ravanchi）在2013年秋季分别成为祖母和祖父，当时他们还分享了照片。克里和扎里夫举行的会议之多之长，以至于《纽约》（New York）杂志后来用Photoshop给两人的照片之间做出一团爱心符号，来搭配一篇题为《伊朗核协议谈判最浪漫时刻》[15]的清单体报道。2013年底，临时协议签署。2015年4月，框架协议达成。之后的3个月里，把前几年里做出的承诺转化为最终协议的斗争在维也纳展开。
伴随秘密谈判的推进，美国在某些方面的立场也逐渐缓和。“奥巴马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政策决定……就是如果伊朗同意接受非常严格的监督和核查，美国可能会考虑允许一个非常有限的铀浓缩计划[16]。”谢尔曼回忆道。这背后的想法是，无论我们同意与否，伊朗拥有核项目这一前景都会变成现实。谢尔曼、伯恩斯及其他美国谈判团队的成员都开始相信，制裁只能放缓伊朗的速度，谈判为确保监督伊朗的活动提供了唯一的希望。允许一个民用核计划的让步则是一个转折点，是为随后在一系列关键点上达成协议提供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一让步也是反对者迄今为止诟病伊朗核协议的主要纷争点。
谢尔曼把这项协议的谈判比作魔方[17]，每扭动一次，都会搞乱谈判的另一个方面。（后来，一位美国能源部官员给包括芬纳和谢尔曼在内的40名美国谈判代表每人送了一个魔方，当作插科打诨的礼物，也宽泛地暗示了“堵嘴”的意思[18]。）会谈确实让团队的几个成员受了伤。温迪·谢尔曼冲向安全专线给克里做简报的途中撞到门上，撞断了鼻梁骨，还在一次赶往团队向参议院做通报、针对政治攻击为谈判进行辩护的途中，失足滚下楼梯，摔断了小手指。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手指包上冰，照样做完了简报。（“我相当地专注[19]，那场简报也进行得不错。”她说。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2015年在日内瓦进行的一次激烈谈判中，约翰·克里拍桌子的动作太重了，把一支笔拍得飞了起来，打中了一名伊朗谈判代表。克里慌乱得第二天都没缓过神来，于是跑去法国一侧的阿尔卑斯山骑自行车醒脑——如果你是约翰·克里，又离海岸太远，不能乘风帆冲浪的话，你恐怕也得这么做了。问题是克里被一辆路过的摩托车分散了注意力，骑着车一头撞到了路障上，人飞了出去，摔断了股骨。
从马斯喀特到纽约，从日内瓦到维也纳，他们坚持不懈，并恳求盟友也这样做。2015年7月，经过最后一次持续到早上3点的努力，部长们在联合国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地点，在排成一排的各自国旗前一字站立，闪光灯频繁闪烁时，他们看起来一脸疲惫。他们一起宣布了限制伊朗核野心至少10年的协议，傲视了外部世界持续外交努力30年的伊朗终于同意接受严格、侵入性的检查和核查了。
约翰·克里知道，那些反对谈判的人，以及认为美国被诓骗了的人，会在多年内充满愤怒。于是他借此机会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我想与你们分享一段非常个人的经历，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时，就去参战了。”他向在场的媒体表示，指的是他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我在战争中学习了外交失败所付出的代价。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我有幸能够有所作为，我会尝试这样做，”他的声音嘶哑而疲惫，动情之处还有破音，“我知道战争是外交的失败[20]，也是领导人未能做出替代决定的失败。”
这项协议是吸引批评的避雷针。想到达终点，就需要做出部分人认为不可接受的妥协。早在2009年，奥巴马已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不要在伊朗绿色革命中支持反政府抗议者，担心伊朗政权更迭会造成秘密外交谈判破裂[21]。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核协议的过度追求也助长了美国在叙利亚的不作为，因为伊朗威胁过，如果美国对叙利亚政权进行干预，那么身为叙利亚盟友的伊朗就会退出限核谈判[22]。另外，协议本身为伊朗提供了不足以生产武器的低水平核浓缩权利，并且有一些限制条件在10年后过期。这在批评人士看来，不是干净利索的胜利。
其他人认为这是与魔鬼做交易。从对强奸受害者施以石刑，到监禁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记者，伊朗在行动上并没有洗心革面。特朗普政府开始游说反对伊朗核协议时，其很多论点正是以这些说法为前提——特朗普政府关于伊朗欺骗的说法[23]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详细讲述了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历史，敦促世界将伊朗视为包含核问题之外更多内容的“拼图游戏”[24]。
参与这项协议谈判的代表会第一个承认它并不完美。但他们认为，这就是外交胜利固有的表象。协议重点严格聚焦在伊朗的核野心这个单一、紧迫的挑战上，而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寻求应对伊朗对叙利亚反美分子的支持，抑或是其非核武器试验。该协议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削弱美国解决任何其他问题的能力之外，很难想象取消限核谈判还能给美国带来其他什么好处。“我们承认伊朗的许多其他行为会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和朋友的利益，”比尔·伯恩斯对我表示，“但是，能够一枪不放地以一种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解决核问题[25]，已经是相当重大的一步了。”
同时其他的选择也不多。克里辩解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你就会有近期的军事行动，就这么简单。爆发时间已经降到了几个月，所以，不是在我们任内，就是在（特朗普）总统任职初期，没有（协议）你就会面临冲突[26]”。奥巴马政府已经审核了军事选项，它们看起来相当惨淡。他们可以暂时废除特定场址，但谁也无法阻止伊朗人重建。“你会进入一锤子买卖的状态，然后外交努力变得完全不可能，因为你曾经轰炸了人家，”芬纳回忆奥巴马政府对战术选择的看法时说，“他们不太可能坐在桌旁与你谈判，他们会暗地里争分夺秒地开发核弹[27]，远离监视。然后在未来两年内，你也许就会处在一种你必须找到它并再次炸了它的状态，然后你就永久性地处在这个循环里了。”
“市面上有一种观念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协议，或是完美的协议，可生活不是那样的，”伯恩斯补充说，“你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如果10年前，在伊朗人刚安装64台离心机，而且他们的铀浓缩项目还非常原始时，我们就认真地与伊朗人接触，也许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核计划做出更严格的限制。事实是，到2013年初，我们认真地开始秘密会谈时，他们已经有将近1.9万台离心机在运转了……而且你无法通过炸弹或是希望来让它们消失。外交的挑战总会产生一些不完美的解决方案[28]。”这就是谈判解决方案总是看起来烦冗复杂的原因。20年前，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斡旋的《代顿协议》也做出了深度妥协，给所有族群都分派了政治代表权，创建了一个臃肿、笨拙的政府，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包括谢尔曼和芬纳在内，几位参与了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外交官联手在国会和媒体上为维护伊朗核协议而公开发声。他们认为，撤出伊朗核协议将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和俄罗斯将抓住机会，在美国和对这一协议做了大量投入的欧洲盟国之间制造隔阂。最重要的是外交官们担心，全球最重要的与敌对国之间防止核扩散的协议一旦遭到损毁，如果再遇到一场大危机，世界各地会出现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协议[29]，”芬纳说，“朝鲜人会怎么想？朝鲜人有什么动力哪怕是考虑谈判任何东西？”
无论有多少瑕疵，这只是一个协议，而且是在诸多因素上提供了经验的协议；这些因素交汇在一起，可以使外交在当今时代里依然奏效。伊朗谈判代表在自身的试验性谈判中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是该国总统在几乎没做微观管理的情况下，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每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奥巴马都会与克里和谢尔曼过一遍他认为不能逾越的“红线”，然后会提醒他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停止谈判。持续数年的维也纳谈判之旅接近尾声时，已有数十位国务院官员参与了这一谈判。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交谈过：在他们的回忆中，都一致地提到了得到白宫充分赋权的感受，以及这一点对于他们的工作而言是多么不可或缺。
如果有适用于美国外交之未来的路线图，那么许多职业外交官都表示，它应该是这样的：接受协议中的妥协和不完美，意识到它们可以避免战争、拯救生命；对工作层级的外交官进行投入，并给他们足够的权限去完成工作；在那些特朗普政府看来倾向于废弃的大规模外交举措上，树立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实质上，这些建议看起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塑了国务院的一系列改革没有什么不同。
“关于伊朗、古巴和巴黎——坦白地说，我认为只有三个政策，而在这三个领域里，我们之后无论哪届政府都接手了一系列机遇，大机遇，坦率地说，也都有着既往国务卿们会很愿意身处其位去探索的外交空间。”约翰·克里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开始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开倒车，但克里表示他仍相信，协议本身的最坏情况不过是伊朗拒绝遵守协议，这样会使伊朗而不是美国陷入孤立。但他认为，如果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那后果就会严重得多。“特朗普已经在开倒车了，气势汹汹地[30]。他孤立了我们。如果（协议）死了的话，全世界都会责怪我们，而不是伊朗……”克里跟着挖苦了一句：“如果这是交易艺术的话，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此人申请了七次破产了。”这种评论属于另外一个时代，那时你还可以通过指出他人行事方式错误来羞辱他们；那个时代，行事清楚明了，辩论有理有据，还能带来差别。但是，在美国政治中，那个时代已然作古。
最终，逾80名军控专家[31]联署了一封公开信，为伊朗核协议进行辩护，称其对“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影响利大于弊”，并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特别是在没有证据支持伊朗作弊的基础上采取行动，那就将使美国陷入孤立”。但这样的观点并没有渗透到特朗普政府，后者还在继续公开谴责伊朗。一些职业外交官担心，专家在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可能也成了历史。开始执政后没几天，新政府理所当然地解雇了机构内的防止核扩散专家。
所以就有了这个结局。2017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康特里曼在国务院忙着清空自己的办公室。漫长的35年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但他并没有伤感。“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32]，”他耸耸肩说，“我不确定我是否考虑过这些。”大多数星期天里，国务院大楼都空的可怕。但这个星期天，康特里曼在这栋大楼里并不孤单。在外交服务部门服役了44年的副国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在同时清空他的办公桌。两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外交官在打包文件和家人照片的忙碌中停下手来，休息片刻，忍不住回忆起职业生涯的精彩点滴。肯尼迪在伊拉克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是美英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幕僚长，而埃及加入海湾战争时，康特里曼一直在埃及。对于这一对高风险职业者来说，结局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寂静：回忆，空荡荡的办公桌，国务院大楼默然耸立。
自康特里曼在约旦执行任务期间被解雇至此，已经过去了几天，他也已尽了最大努力给他所能做到的事情收尾。在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的260名下属员工中，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谈话。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因此也没什么好说的。
接下来的星期二，他有机会最后一次跟大家告别。超过百名职业外交官挤到大楼一层一个铺着带污渍灰色地毯的接待区，端着白色泡沫塑料杯，看着康特里曼走上讲台。从不到一周前被解雇开始，康特里曼就成了个小名人，一个职业陷入困境的象征。一位同事将其职业生涯的终结，比作《星球大战》（Star Wars）中被达斯·维德（Darth Vader）击倒的欧比旺·肯诺比（Obi-Wan Kenobi），这让康特里曼觉得很感动。[他还顽皮地补充说，另一个比喻是《星球大战》中莉亚公主（Princess Leia）掐死赫特人贾巴（Jabba the Hutt）的场景，“而这个我觉得有点费解”。[33]
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思考一个启示、一个教训、一些值得留下的东西。他告诉一众陷入困境的外交官们，他没有感到不满。事实上，他“或许是房间里最感到满意的人”。他对在场的人讲述了外交官职业如何让他对世界和外交历史有了第一手的看法，谈到那些“传奇大使”[34]，以及那些天资聪颖、他确信依然会从外交服务团队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外交官们。
但他也提出了警示。“没有专业人士的外交政策[35]，”他说，“根据定义，是业余的外交政策。”
他敦促在场的外交官们：留下来——尽管他承认这一职业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我们的工作很少被美国同胞理解，这个事实有时被用于政治目的。”他说，只有美国人民才是真正抵御对外政策日益交易化和军事化的堡垒。“我们的驻外使领馆官员是阻止邪恶分子进入美国的众多防线中的第一道。我们希望美国英雄——我们的军人——的家人们了解，他们的亲人不会仅仅因为一次采取非军事解决方案失利，就陷入危险……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只是商业交易，而不是与盟友和朋友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照样会输掉比赛。”
这些也是幸存于岗位上的外交官们的担忧，他们的记忆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谈话和倾听能起到作用、国务院是实现美国实力的不可或缺工具的时代。“我们基本上单方面解除了武装，”温迪·谢尔曼反思说，“如果你没有外交这个工具，你就已经单方面破坏了自己的实力。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36]”她叹了口气。“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一工具从自己手里夺走，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而且为什么我们要采取军事第一的外交政策，我也想不明白。”
“全球范围内能感受到的美国领导力，以及使这种领导力成为现实的建制，都受到了真实的腐蚀，”比尔·伯恩斯补充说，“你最终会创造的一种情境是，自己15年后醒来说‘那些差一点就能做大使的外交服务人员都在哪里？’而他们不会出现。”他至今仍生动地记得自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所目睹的外交和军事力量“倒挂”情景。看着当今时代里已然珍稀的外交成就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他忍不住指出这两个时代是多么相像。“外交实在应该成为国际上的首选工具[37]。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对美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上来衡量，外交有时能以比动用军力低得多的成本实现目标。”伯恩斯说。他承认，军事主导政策制定的倾向性中恐怕有一部分很难消除——但他确信，总会有回归之路可循。他仍然相信，会有高素质的美国人被吸引到外交这一看似乏味但绝对必要的工作中来。
我想起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写过的一段话。那是国务院正经历克林顿执政时代的残酷预算削减时期，他写的一本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历史和他自己的著作，题为《结束战争》。在这本书序言里，霍尔布鲁克写道：“与约翰·肯尼迪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公共服务失去了其大部分光环。在它成为陈词滥调之前听到这一术语，是令人无比激动的……公共服务可以有所作为[38]。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激励一些年轻的美国人进入政府或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领域，那它将兑现自己的使命之一。”霍尔布鲁克是个不可救药的吹牛大王，但他对美国——以及美国制造和平，而非仅有战争——的信念是“痛彻心扉”的认真的。我记得在他去世后，我坐在自己的办公位上，在国务院一层的灰色灯光下，盯着这段文字，心想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他都已经因为在阿富汗工作中培养出的一批工作人员，而实现了这一目标。多年以后，我又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翻开到折了角的这一页，然后意识到我用铅笔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想念你，大使。”
伯恩斯认为，只要人们继续相信民事公共服务，这些机构就能够存活下去。“外交服务部门经常被批得体无完肤”，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起来不那么委婉。它以前存活了下来，这一次，伯恩斯和他几乎所有的同行都一致认为，它也必须存活下去。“在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世界里……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实际上使外交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而完全不是随着信息技术一道兴起的‘谁需要大使馆？’[39]之类的时髦观念。”
康特里曼就是赶不上时髦的人之一。讲话结束后，他收拾好行李，然后去度了个假。也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跟他叙旧。见到他时，他正在自家兄弟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的一栋单层小房子里，吸着电子烟，望着窗外宽阔蔚蓝的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几个月后，我问出任特朗普时代第一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布莱恩·胡克，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外交使命是什么。胡克想了一会儿，仿佛第一次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对话中，他提到了范围更广泛的一系列重点，包括对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但是在刚刚提到的第一次交流中，他最后说：“围绕伊朗和朝鲜等危险国家的防止核扩散[40]。”这个时候，国务院里已经没有人主管这些问题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康特里曼曾经担任过的职位与其他许多职位一样，依旧空缺。
[1] Cicero，De Officiis，Translated by P. G. Wal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loc. 1014，Kindle.
[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Ben Rhodes，18 August 2017.
[3]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11 September 2017.
[4] Lakshmana，Indira A. R.，“If You Can’t Do This Deal ... Go back to Tehran，” Politico Magazine，25 September 2015，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9/iran-deal-inside-story-213187？paginate=false.
[5] Viser，Matt，“Twizzlers，String Cheese，and Mixed Nuts（in Larger Quantities）Fuel Iran Nuclear Negotiations，” Boston Globe，7 July 2015，https：//www.bostonglobe.com/news/world/2015/07/07/twizzlers-string-cheese-and-mixed-nuts-large-quantities-fuel-iran-nuclear-negotiators/zun8dliHFISaCV8yzrTVNO/story.html.
[6] Gay，John Allen，“Why Is Iran’s Foreign Minister So Angry？” National Interest，9 July 2015，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hy-irans-foreign-minister-so-angry-13303.
[7] Itkowitz，Colby，“Bill Burns，a ‘Diplomat’s Diplomat’ Retires，” Washington Post，11 April 201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in-the-loop/wp/2014/04/11/bill-burns-a-diplomats-diplomat-retires/？utm_term=.4e10e71e949a.
[8]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21 November 2017.
[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10] Solomon，Jay，The Iran Wars：Spy Games，Bank Battles，and the Secret Deals That Reshaped the Middle East（New York：Random House，2016），loc. 2385-2386，Kindle.
[11]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12]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13] 查理·罗斯（1942年1月5日～ ）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与新闻记者。1991年，他开始主持访谈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其于1993年起通过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在全美播出。——译者注[14]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11 September 2017.
[15] Fuller，Jaime，“The Most Romantic Moments of the Iran-Deal Negotiations，” New York，16 July 2015，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5/07/most-romantic-moments-of-the-iran-deal.html.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13 September 2017.
[17]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13 September 2017.
[18] Lakshmana，Indira A. R.，“If You Can’t Do This Deal...Go back to Tehran，” Politico Magazine，25 September 2015，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9/iran-deal-inside-story-213187？paginate=false.
[19]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13 September 2017.
[20] Kerry，John，“Iran Accord Address and Presser，” Austria Center，Vienna，Austria，14 July 2015，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johnkerryiranaccord.htm.
[21] Lake，Eli，“Why Obama Let Iran’s Green Revolution Fail，” Bloomberg View，25 August 2016，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opinion/2016/08/24/why-obama-let-iran-s-green-revolution-fail.
[22] Solomon，Jay，The Iran Wars：Spy Games，Bank Battles，and the Secret Deals That Reshaped the Middle East（New York：Random House，2016），loc. 219-225，Kindle.
[23] Gladstone，Rick，“Arms Control Experts Urge Trump to Honor Iran Nuclear Deal，” New York Times，13 September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world/middleeast/iran-nuclear-deal-trump.html.
[24] Haley，Nikki，“Nikki Haley Address on Iran and the JCPO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5 September 2017.
[25]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26]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21 November 2017.
[2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11 September 2017.
[28]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2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Jon Finer，11 September 2017.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John Kerry，21 November 2017.
[31] Gladstone，Rick，“Arms Control Experts Urge Trump to Honor Iran Nuclear Deal，” New York Times，13 September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world/middleeast/iran-nuclear-deal-trump.html.
[32] Author Interview with Thomas Countryman，22 June 2017.
[33] “Tom Countryman’s Farewell：A Diplomat’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Diplopundit，2 February 2017，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4] “Tom Countryman’s Farewell：A Diplomat’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Diplopundit，2 February 2017，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5] “Tom Countryman’s Farewell：A Diplomat’s Love Letter to America，” Diplopundit，2 February 2017，https：//diplopundit.net/2017/02/02/tom-countrymans-farewell-a-diplomats-love-letter-to-america.
[36] Author Interview with Wendy Sherman，13 September 2017.
[37]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38] Holbrooke，Richard，To End a War（New York：Random House，2011），loc. 2930-2931，Kindle.
[39] Author Phon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Burns，14 September 2017.
[40] Author Interviews with Brian Hook，5 July 2017 and 13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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