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市场——投资未来
1988年，民权激进主义分子杰西·杰克逊在密歇根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首轮竞选，这震惊了全国。这是投票的人以及政界内部人士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在爱荷华大学，一群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们没有预测到杰克逊的胜利很感兴趣，想知道市场是否能在预测选举结果方面做得更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刚好是老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竞选，他们建立了爱荷华政治股票市场。
根据每个候选人得到的投票份额，投资者最多可以买500美元的股票，股票价格在每股1美分到1美元之间不等，必须足额支付。如果在老布什的股票涨到55美分时你一把抓住，就能从每股中赚得45美分。
11月，结果揭晓。那年主要的民意调查结果，错误率平均是2.5%——这已经不错了。但爱荷华政治股票市场的表现好太多了，它预测的结果误差不超过0.1%。“统计学的法则主宰了民意调查。“该市场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福赛斯说，“亚当·斯密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在这里起作用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结果太深入人心，大学重新将实验命名为爱荷华电子市场（IEM),允许一系列关于未来的交易，比如，国外的大选，Google(Google)的市值，微软股票某日的价格以及美联储即将出台的政策。自从此类交易开始后，20多年里，IEM一直胜过最好的民意调查。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民意测验没有开发集体智能吗？它们不是一种众包吗？答案是，它们是的，但这不能让它们成为类似IEM的信息市场那样精确的预言机构。民意调查是种简陋的工具：最傻和最聪明的人同等重要，而且他们都只有一次机会。而在预测市场上，经济回报会让聪明人因为智慧而得到优势，愚蠢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会被逐渐淘汰，斯科特·佩奇将这种原则称为”蠢人出局”。
和民意测验、调查以及专家预言相比，预测市场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吸引了媒体、私营公司以及政府部门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也许在范围和方法论方面有所不同，但预测市场和所有的期货市场并无区别。交易商在可能的结果上下注，对象涉及总统选举等内容，而不是猪肚。从理论上说，某个市场中证券的价格反映了大众对它走向的预测。
众包网站和预测市场都利用了集体智能，但方法迥异。预测市场仅仅是会聚信息的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市场未展现它自身的神奇能力。《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原理放在这儿也起作用——愚蠢的人一般会采用随机投票的方式，那么只需几个精明的观察者就能预测出准确的结果。
和《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不同的是，预测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汇集系统。在预测市场，所有的”票”并不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投资者有内幕消息，他或者她很可能会比一个凭直觉投入资的人投更多的钱。在本书出版之际，希拉里·克林顿的股票价格在爱荷华电子市场上大概是每股13美分（也就是说，如果她没有获得总统提名，每股就获益87美分）。如果一小部分人知道了破坏奧巴马竞选的大丑闻，那么很自然，他们会买进希拉里的期货。在预测市场上，人人都可能在金钱的驱使下泄露个人知道的消息。同样，在这个市场中，（低廉的）投资成本也诱惑着那些攥紧钱袋对此视而不见的人。
在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著名的网络媒体《沙龙》（Salon）的撰稿人法哈德·曼约奥提出：民意调查中，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约翰·克里领先于小布什1～7个百分点，而IEM的交易者却偏向了小布什。
“是什么造成了民意调查和IEM之间的差异？“曼约奥问道。答案是:在民意调查中没有人需要承担金融风险。
“如果因大选而押上了钱，精神就得集中……我支持克里做总统，但在IEM，我赌他当不上总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明智的赌注。即使民意调查显示克里应该获胜，但IEM仍然预测小布什获胜。在当日午夜，IEM公布的数据是小布什以50.45%的支持率领先于克里的49.55%，这与最终的大选结果惊人地吻合。
多样化也影响着预测市场的结果，但它的作用并没有超过能力。在预测市场，多样化和能力同样重要。斯科特·佩奇再一次用数学定理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现象。佩奇的“多样化预测定理”是：集体的错误=个人错误的平均值-预测的多样化。他使用了很多看上去很吓人的公式来证明这一点，但逻辑十分简单易懂：如果两个预测之间的分歧较大——我猜40，你猜60,答案其实是50——预测的多样化会相互抵消，这和《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的情形很像。正如佩奇写的，在预测市场中，“表现不同和表现出色同样重要”。
尽管IEM有准确预测的记录，但直到后来在所谓的“恐怖主义期货市场”上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后，信息市场才变得广为人知。2001年5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项目主管公布了一项议案，提议用市场来预测某些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政变以及暗杀。结果，一名预测市场学的先锋人物罗宾，汉森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励。
汉森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思想家，他认为预测市场的效果很显著，便提议建立一种基于预测市场的政府形式 “富塔奇”（Futarchy)。
汉森任职于圣迭戈一家名为”网络交易”的公司，他创造了政策分析市场（PAM)——一组情报和政策分析专家对某些外交事务投资（上限为100美元），借此来预测很多事件，比如国家稳定（科索沃是否会宣布独立？），经济增长（印度的GDP今年会不会增长10%?),军事准备（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它的军队能成功占领这个国家吗？），等等。对于汉森和预测市场上那些财富来说，有一点很不幸——预测的范围也包括了对恐怖主义的预测。
PAM随后被纳入反恐信息警戒办公室，它的主管是已经饱受争议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鲍因德克斯特，他曾因在伊朗军售舞弊案中提供伪证而获罪，此外还有其他几项重罪。随后美国便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在那种紧张的环境下，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
2003年7月，很多人在PAM下注，说会发生恐怖袭击！这次的目标是美国国防部！新闻媒体捕捉到了这一动向。在第一篇报道出现后不久，美国参议员罗恩·维登——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士，还有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士拜伦·多根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嘲笑PAM煸动人们从恐怖袭击中赚钱。在第二天破晓之前，五角大楼被迫关闭了PAM，同时也结束了汉森关于”富塔奇”的梦想。
一周后，PAM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它的结局和夜间脱口秀节目中某个压轴笑料一样。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PAM并非罪无可赦，它有很多潜在的力量——在预测未来事件方面，这个市场比任何专家都做得好——它的坏名声甚至有可能帮助预测市场更快地成为主流的选择。
期货交易员的选择面已经宽了很多。从票房总收入到奥斯卡结果，好莱坞股票交易所（HSX)为交易员在各方面都提供了市场。HSX有一个很值得夸耀的记录：它预测了奥斯卡超过80%的提名。（其中包括最默默无闻的几类，比如最佳音效剪辑奖。）而且，从1996年上线开始，它最多只猜错过一个大奖。除此以外，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本针对这种新兴学科的专业期刊——《预测市场》。
私营企业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好迎接预测市场的到来。为了将诸如库存，销售目标，产能之类问题的决策过程众包，企业在内部使用了这种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普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普洛特设计了一个期货市场，用来预测一系列惠普产品的销售情况。通常，销售预测是由公司销售部门的分析员完成的。但在普洛特的实验中，雇员来自各个部门。
实验用不同的证券代表不同的销售数额，按特定差距分类。比如说，如果”投资者”认为，在某月公司能卖掉201～300台打印机，就买下那个证券的股份。如果他猜对了，每股可获1美元。结果证明，8种惠普的实验产品，有6种击败了正式的预测。自此，惠普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小组，用预测市场来完成额外的研究工作。
市场比专家更胜一筹，因为在市场中，交易的人们聚在一起，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托马斯·马隆在他的书《工作的未来》中写道：“其实很简单，中心计划人员掌握的信息不如分散的销售人员掌握的那么多。”
Google、微软、礼来、高盛、德意志银行，都采用预测市场来辅助公司制定战略。马隆本人和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合作，进行了一项很成功的实验，利用一个内部市场来确定每个制造工厂应该在某一季度生产多少芯片。修改过后，这个方法的效率达到了99%,远远超过了英特尔用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
马隆指出，这样的市场能够帮助公司快速适应外界瞬息万变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抢占市场，以取得领先优势”。而至关重要的信息转瞬即逝。“与其让一组高级经理为几个方案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如让一大堆人在同一时间工作，探索大量的可能性。”——就像蚁群中，工蚁在各个方向同时觅食一样。2006年，马隆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智能研究中心，现在正在尝试使用预测市场将医疗和天气变化这样的世界级难题众包。
没有什么比旺盛的需求更能推动创新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为预测市场提供现成的软件平台。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公司Inkling Markets,允许每一个人创造自己的预测市场，它的客户包括思科、电子游戏制造商艺电（Electronic Arts）、克莱斯勒、科技出版商奥莱利传媒公司、富国银行、印第安纳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甚至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问题是，大部分这样的市场都缺乏预测市场最关键的成分：真实货币的使用——这是为了避免赌博。IEM的存在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一个例外，其他的预测市场使用的是虚拟货币。经济学家也同意这是一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复杂动机的驱使下积极参与其中，经济回报并不总是主要原因。在类似HSX的市场中，参与者说他们是出于好胜心不得不参与的，因为这样会在同伴中更有声望。但预测市场不像iStockphoto或者Threadless,它不大可能出现一个激进而且成员紧密结合的社区——提升名誉的承诺是站不住脚的。
预测市场也逐渐遇到了影响其他股票市场的问题：一时的狂热，信息重叠，泡沫。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股大行其道，无缘无故地火爆。
建立预测市场，尤其对那些希望在内部设立这种机制的小公司来说,一个更大的障碍是，期货交易的准确性和市场的”密度”——也就是在一定时期买进卖出的交易者人数——是成正比的。惠普和Google发现，要说服那么多雇员为了一点点收益参与到内部市场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Google允许员工用虚拟货币投资，收益是类似T恤和礼券之类的奖品）。“结果，证券市场变得疲软，交易数量太少，达不到有效预测的目的。“惠普社会化计算实验室的主任伯纳多·休伯曼说，“其次，一个疲软的市场很容易被一些交易者操纵。“比如，某个销售员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预测。离开了大众，众包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休伯曼发明了一种方法，用于抵消疲软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样即使只有公司董事会成员做交易，也能得到准确的预测。
这其实就是让每个参与者回答一系列问题，据此评估他们规避风险的水平。那些做事容易不管不顾的人得分很高，而那些性格相反的人分数则很低。在任何预测市场中，他们占据的位置都是根据风险指数确定的。休伯曼认为，用他的系统（惠普拥有专利）能够解决这个难题，他说其他公司（没有指出名称）也已经获得使用许可了。
“我能想象当它被应用在智能工作中的情况。比如说，众多对阿塞拜疆一知半解的人可能会聚在一起，对那儿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相当可靠的预测。”
预测市场的拥护者也在试着改变关于赌博的规定，只要赌金数额不大，他们希望有关方面允许在非营利的信息市场使用真实货币投资。（IEM每个投资账户的上限是500美元。)2007年5月，20多个著名经济学家给美国国会以及联邦监管机构写信，呼吁为这类活动建立一个”安全港口”,他们指出：“将这类市场作为预测工具，可以极大促进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决策过程，同时能让风险控制更有效率……”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众包和预测市场看做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从集体智能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确不同。但在众包中，理论扮演的角色很奇怪——众包是一种已经在实践中出现的经济生产方式，而我们被迫要将理论套用在实践中。互联网让改变如此之快，理论几乎跟不上。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一些集体智能既不是应用在信息市场，也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网络，而是两者的结合，这也并不意外。众包并没有一系列铁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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