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法官、法律职业者与学生手册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思维能力是以自我为中心和参考出发点的。根据埃德曼的看法，这种完全把所有事情都和自身或和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情关联起来的思维方式正是愚蠢的本质特征。但是有些思维过程中自我出现在前景中确实还是多少有些道理的，从自我出发判断一切、了解一切，把从自我中发现的东西投射到他人身上，对自己的兴趣远超应有的程度，这种思维过程往往发生在比较傲慢的人身上。我认识一位和蔼的高中老师是他所教科目中最优秀的老师，他常常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思维，所以从来不能随身带钱、手表或钥匙，因为他总会弄丢。如果某些关键时刻他需要一枚硬币，他就会问听课的学生：“会不会你们哪位先生碰巧带着25分？”从自己不带钱的习惯出发，他询问时会问“会不会”，如果在拥挤的课堂上出现一枚25分硬币，在他看来就肯定是“碰巧”。

同样，普通人最习以为常的思维过程也会如此。如果一个人看见某本通信录上有自己的名字，肯定就会拿来看看，如果看见一张包括自己的集体照，也会拿来找找自己在哪里。当一个处境悲惨的骗子不得不用假名字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关系网中找到取名的基础，要么是改动一下自己的真名，要么稍微改一下母亲的娘家姓，或者从自己出生地当中推出一个名字，或者用自己受洗时的名字，但是他肯定不舍得离宝贵的自我太远。

读者也一样。歌德告诉我们，任何人阅读时对任何一点感兴趣都是因为能从中看见自己或自己的行为。所以歌德认为，商人或四处游历的人要比真正的学者对一篇科学论文理解得更为透彻，因为学者“他们知道的不会超过平时所学所教、交游谈论的主题”。

可以说，对语言使用者来说，任何语言中最重要的事物总是占据了最庞大的词汇量。所以有人说阿拉伯人有6000个关于骆驼的词、2000个关于马的、50个关于狮子的。形式的丰富总是和用法的丰富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最常用的动词和助动词往往都是不规范的。这在审理案件时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道理，因为关于证人的本性和情况可以从他使用词汇的方式、频率以及他是否大量使用某种词汇中推论出来。

事实上我们构筑自己的观念时都是根据自己所见，然后彻底说服自己相信某种确定的、有偏颇的定义，所以有时候我们思考问题也没有想过是否有其他可能性。我刚开始在斯特拉斯堡上学的时候，听见一些衣衫褴褛的野孩子说很流利的法语，于是就下意识地觉得很神奇。我的确知道那是他们的母语，但是我太习惯于认为所有懂法语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所以这些流浪儿童掌握的知识让我大为震惊。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在大清早和祖父告别，当时他还躺在床上。我还清楚地记得看见祖父刚醒来没戴着眼镜时我的震惊。我肯定也知道戴着眼镜睡觉既没有必要又不舒服还很危险，可无论如何我也不应该觉得他会在夜里还戴着眼镜。但我太习惯于看着祖父戴眼镜的样子，所以没戴的时候我就感到奇怪。

这类例子在法官自己做出判断时非常重要，即考虑犯罪的前提、研究犯罪事实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非法勾当，而这仅仅是因为自己习惯于看见事情的其他面罢了。我们甚至会根据这种习惯构建观念并据此命名。泰纳讲述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故事。一个小女孩在肚子上带了一个金属环，对此有人跟她说：“C'est le bon Dieu.”然后有一次她看见叔叔把单片眼镜挂在脖子上，于是她就说：“C'est le bon Dieu de mon oncle.”而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反复在想：“C'est aussi le bon Dieu de cet homme.”^[219]这证明了某个单词能说明多少关于其人的天性、个性和情况啊。

同样道理，我们对与自己个人相关度不同的事情，产生的兴趣也不同，对于自己难以解释因果关系的事情，哪怕后来被证明是确定无疑的，我们都不会去思考，而只会完全忽略。但如果我们了解原因和来龙去脉，这些情况就会变成我们习惯性思维的一个部分。任何从业者都了解这一点，尤其是在审问证人的时候特别明显，他们会忽略在我们看来对案情很重要和起决定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证人没有解释或忽视了某些问题就假设它没有发生，我们必须按程序推进才能利用证人证明相关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情况和关联性灌输给他们，直到那成为他习惯的思维模式。我并不想说这很容易，相反，我的意思是，能这样做的肯定是工作成效最高的人，这再次证明证人在鲁莽的人手中就是毫无价值的工具，而在大师手中则能办成所有的事。

但必须警惕太舒服的方法用得太顺手。比如，牛顿说：“In addiscendis scientiis exempla plus prosunt，quam praecepta.”^[220]这话并不是在说犯罪学家，但对他们也同样适用。同样适用的是康德证明了的用举例来思考很危险，它会让真正的思考缺位，因为举例并不能代替思考。这肯定是举例的危险之处，但是真正的原因，至少对律师来说，是举例并不要求等同性，只需要相似性即可。因为相似程度没有标明，听众也不知道说话人的标准是什么。“Omnis analogia claudicat.”^[221]是对的，有可能出现例子被误解的情况，相似性被错认为是等同性，或者至少不等同的问题会被忽略。因此，不到最极端的情况就不要用举例的办法，在使用时也要清晰阐明例子的本质，还需要说明其中可能不正确的问题。

有几个特殊的情况不容忽视。第一是期待值的影响。任何人只要有所期待，那所见所闻所想就会笼罩在这种期待之下，从而忽略了所有不符合期待的问题。要是某人正热切期待能察觉到金色大门开启的声音，那他就会对所有类似的声音都很有兴趣，可以用惊人的敏锐度立刻分辨出那种声音，而对其他哪怕是很响亮的、比大门打开的声音大得多的声音都统统听不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从同一事件的很多不同观察者处听见截然不同的描述：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期待，于是感知到的和忽略掉的事物也是不同的。

此外，用我和你来指代自己的用法也很值得注意。诺埃尔认为，人在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时尤其会说：“你的行为那么那么蠢哪！”概括起来就是：在自我的双重属性出现时人就会对自己说“你”，即自己不再持有以前的观念，这或者在犹豫不决充满矛盾的时候，或者在他想促使自己成就一些事的时候。所以“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该不该这么做？”“你就该说出真相？”这样的话就会冒出来。更天真的人往往会把这种内心对话如实地反映出来，不会想到这样会不会出卖自己，因为法官听见这种话的时候至少能够发现，说话人实际的人格和正在思考的人格是不同的，通过后者可能可以解释当时情境的主观条件。

一个人认为什么样的品质算优秀也可以定义这个人。对每个人来说，优秀都是让他获得最大好处的品质。慈悲、自我牺牲、怜悯、诚实、正直、勇气、审慎、勤勉，还有任何被称为好的和勇敢的品质，都是对他人有用但对自己几乎只有间接作用的品质。所以我们赞美后者，鼓励他人有这种品质（这对自己有利）。这是非常空洞而平淡的道理，但是很真实。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因为他人的美德受益，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时才行——慈善对富人没用，勇气对受到保护的人也没用。所以，人们实际上更容易出卖自己，就算从证人和被告中不能直接看出其内心状态，了解到他们关于美德的概念也很能说明问题。

哈尔滕施泰因把黑格尔定义为一个用稻草和破布制造对手以便更容易击垮对方的人。这不仅是在说黑格尔，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就像没有人明确划定过神圣和愚蠢的界限一样，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交错的，就像人和他们的证词、正常和反常一样。从正常人的清醒的、清晰的和真实的证词，到不正常人的充满幻想的、不可能的论断之间，有一条笔直的、慢慢呈现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证词渐渐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不可能。

没人能说出愚蠢是从哪里开始算起的——紧张、兴奋、癔症、过劳、幻觉、幻想和病理的，这些阶段可以被一一区分开，而在这种证词中，不真实的程度可以用1100来表示，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程度。但万万不可忽略哪怕是犯了法或可疑之人的话，因为其中可能也会有某种真实，我们必须对那些真实程度比较高的证词多加小心。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些所谓聪明的、常常过于辛苦的律师们，真是在用稻草制造对手，然后花费掉我们那么多的精力和劳动。其形式确实是正确的，但内容就是稻草，这种形象只对其创造者呈现出主观上的危险性。他创造出这样的形象是因为自己喜欢斗争，但又希望赢得容易。这种构筑出此类形象提供给权威机构的愿望广泛存在，又因为我们具有寻找特殊动机、仇恨、嫉妒、很久之前的争吵、报复等的习惯而变得很危险。如果找不到我们就会假设动机缺失，因而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认为指控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牢记：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动机仅仅是构建出一个稻草人，让我们去打击。如果这个解释行不通，动机很可能就是拉撒路所谓的“逞英雄”，这在年轻人中尤为常见。如果从最广泛意义上理解这个概念，可以把这些情况都归进去，包括不可遏制的求关注、谈论自己、想出名，尤其是那些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毅力办成任何出众的事的人，他们会用被禁止使用甚至是犯罪的方法凸显自己的个性，从而获得关注。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指控男性诱奸自己的半大姑娘，她们意在通过这种办法让自己显得比较有趣。还有那些宣布自己受到迫害从而让别人谈论并同情自己的女性；还有无数想做出惊人之举结果去纵火的人；还有历史上某些因为一次刺杀变得“名垂青史”的政治犯，就这样贡献出自己本来毫无价值的生命；最后还有那些遭受到某些盗窃、纵火和人身的伤害的人，总把自己的损失描述得远远高于实际，也不是为了讨回损失，而是为了能被人谈论和同情。

识别这种“逞英雄”的现象通常并不难，因为缺乏别的动机这一点就已经出卖了它，只要在查找意图时这一点凸显出来，并且存在本不会存在的夸张现象，那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