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节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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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家的工作核心要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谎言做斗争。他必须发现真相，打击谎言，他在每一步都会碰到谎言。如果被告一上来就彻底认罪，很多证人就会利用这一点，于是他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向着一个不能完全自圆其说的方向走去，感到很纠结。彻底消除谎言在我们这一行当然是不可能的，要详细描述谎言的本质，得写一部人类自然史。所以我们必须把讨论限制在一些有重要意义但比较小的范围之内，那样我们的工作会容易一些，也能警惕欺骗的存在并阻止其发挥作用。我曾尝试据此绘制过一些表格，这里我再补充几句。[361]
所谓谎言，指的是以有意识的欺骗为目的，而故意提供不真实的信息，它与各种所谓必要的谎言、虔诚的谎言、教师的谎言和传统的谎言等已得到人们认可的谎言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假定站在绝对严格主义的立场上，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形式纯粹的谎言是一个人对自己本性的犯罪，是一种让人自我鄙夷的罪行。”[362]我们实在想象不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非说谎不可。我们律师没有教化的责任，也不需要教会别人怎么理解，必须通过撒谎才能进行自救的场景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没必要讲出所有已知信息，恰当的沉默也确实是好的犯罪学家的一个标志，但我们永远不能撒谎。新手必须特别注意，所谓“好的初衷”和用来找借口而说的“迫切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能会让某些小谎显得无伤大雅，不过这最终都毫无价值。暗示共犯已经招供，装作自己知道很多，故意扭曲证人之前叙述的，还有类似的“可以融入的花招”，这些行为都再下作不过。有时这么做仅仅会让撒谎者本人羞愧，而如果他失败了，就会让被告占据优势地位。这样失去的失地永远不可能收回。[363]
通过姿态和行为撒谎也不见得好多少。这确实都很危险，因为当法官做出某个动作，比如伸手去够一个球、突然站起来等，在某种情况下往往会特别有效。这能暗示出法官对案情的了解比实际的要多，或者他的信息更重要等，这会让证人或被告认为法官已经非常清楚案子的性质，已经解决了某些重要的问题。这种类型的动作不会被记录在案，即使被问责也不会很严重，所以年轻的犯罪学家很容易被自己想要追求成功的欲望误导。就连意外事件可能也会有助于产生误解。在我做主审法官时，听过一个意志薄弱的年轻人的证词。他是一起偷窃并藏匿大量金钱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这个年轻人坚定而聪明地否认了罪行。审讯时一个同事走进来想告诉我一些公事，因为我正在工作，他就想等到审判结束再说。此时正好他看见某起学生决斗案中的两把剑，就拿起一把，看它的尖角和刀锋。看到这个举动，被告吓傻了，他举起自己的手跑到我同事面前大叫：“我招了，我招了，我把钱藏在空心的山核桃树里了。”
这件事情很可笑。而另一件事却让我的内心感到极大地不安，而不是自责。一个男人被怀疑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找不到尸体。我仔细搜索了他的家，壁炉、酒窖、下水道，等等。在下水道里我发现了很多明显属于兔子的动物内脏。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就把内脏带回来泡在酒精里。在我把犯罪嫌疑人传唤进来问问题时，那个巨大的玻璃容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他焦虑地看着玻璃瓶，突然说：“既然你都找到了，我不得不招了。”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问：“尸体在哪里？”他马上回答说藏在城里某个地方，最终我们真的在那里找到了尸体。显然，瓶子里装的东西让他觉得尸体已经找到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就放在这里。在我问他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我真找到了尸体，怎么还会那么问他。整件事是一个巧合，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让罪犯招供的方式并不光明正大，我应该想到瓶子会产生的影响，应该在传唤嫌疑人之前就把它收好。
日常生活中，这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当然很罕见，如果我们就按表面情况去理解事物，一定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比如，人人都知道幸福的婚姻其实很少，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如果有机会进行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么幸福。那么外表看来呢？在哪怕只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的圈子里，是否见过丈夫和妻子在大街上吵架的？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彬彬有礼，很少表现出对彼此的不满，所有这些都是口头上和行为上的谎言。如果要在刑事案件中应对谎言，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和其他人观察到的纯粹的外部事物做出判断。社会原因、对公众舆论的尊重、对孩子的责任感，常常迫使人们去欺骗这个世界。幸福婚姻的数量被严重高估了。[364]
财产问题、亲子态度问题、上下级关系问题，甚至健康状况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行为都不见得能透露出事情的真实状态。人们一个个被骗，直到最终世界相信了所听见的一切，法庭认为宣誓做证者说的都是绝对真理。比起语言，外表更容易欺骗我们，这句话也许很有道理。大众的视角本不该对我们有太大影响。然而，正是通过大众视角，我们才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被称为民意，但实际上却是很陈腐的观点。在“他们说”“人人都知道”“没人会怀疑”“邻居们都同意”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就种下了不诚实和造谣的种子。这样的表述必须彻底从我们的文书和记录中消失。它们指出的仅仅是外表，只是人们“希望”看见的，而不是真实的、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法律常常将谚语中所说的“坏人说，好人信”变成现实，甚至据此做出判决。
所有说出口的谎言必须得到行动的支持，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众所周知，我们之所以看起来快乐、生气或友善，仅仅是因为我们通过某些姿势、模仿行为和身体态度激起了这些感觉。在拳头松开、脚静止不动、眉头放松时是很难激发起生气的情绪的。因为真正的生气必然会伴随有这些姿势。适当的手势和动作会让生气和其他所有情绪都表现得更加真实，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得以知道，那些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的人最终会变得有一点相信或者完全相信这样的情绪。很多撒谎的证人刚开始也都坚持自己说的是真话。如果这些人没有表现出撒谎常见的迹象，要对付他们就很困难。
我们对特别细致的、连说谎人自己都相信了的谎话有种特殊的偏好，这可能是对的。基弗举了几个这种能“骗过自己的说谎者”的例子。[365]让人绝望的是，这些人都极其聪明，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得炉火纯青。这种谎言，和其他谎言一样，如果能被揭露，也纯粹是出于运气，因为它们经常迫切地需要追求表面上的自圆其说。谎言的这个特点很难说清楚。其巨大的数量和活跃度表明，相比是否存在谎言，我们常常根本就没想到其存在的可能性。很久以前我读过一个对法律工作很有帮助的小故事。卡尔和父母与两个表兄一起吃饭，吃完以后卡尔到学校说道：“今天饭桌前总共有14个人。”“怎么可能？”“卡尔又撒谎了。”那些常见的事看似难以解释、神秘而令人困惑。但是如果你再想想“卡尔又撒谎了”这句话，就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据此就能发现某些漏洞，进而弄清整件事。
但矛盾通常能简单地用下面这个道理解释清楚：它本来不矛盾，只是因为我们对听到的话理解不够，忽略了条件，所以才会觉得矛盾。我们常常过于关注谎言和矛盾。有一种偏见认为，被告就是真正的罪犯，这种偏见驱使着我们为一些小的、次要的事实提供不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后来又导致明显的矛盾。这个习惯由来已久。
如果要问谎言对人影响力最小的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是在情绪压力很大，尤其是愤怒、喜悦、恐惧时和临死前。[366]我们都知道，在很多案例中，当有人对同伙的背叛怒火中烧，对即将被释放欣喜不已，或者对可能被捕恐慌不已时，他可能会突然宣布：“我要讲实话了。”这是他们招供的一个典型形式。通常这种说实话的决心不会持续太久。当情绪过去了，他后悔了，他就会很想撤销部分供词。如果审判的过程非常漫长，最后往往能看到他们反悔。
中毒的时候不容易撒谎，这也是大家都了解的。[367]临死的人说的话常常被认为是真实的，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精神状态不稳定或者是白痴的人，他的意识都会非常清晰，这对澄清很多问题往往会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如果濒死之人的意识不清，我们就很难对事实做出判断，尤其是这种招供都有简洁明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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