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论领导艺术

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人，自己也有机会受到别人同样的尊重。

卡耐基认为，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领导总是要做出一些“人情”事件，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在中国，从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人情”问题更是愈演愈烈。为此，我们运用卡耐基的观点，评述一下中国的这种不良社会现象。

管理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大量互无关系的资源得以结合成为一个实现既定目标的总体。

——［美］卡斯特

在中国，“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说来，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假设有一个人，先前帮助过你的，你就欠他一个“人情”。下回他来找你帮忙，你就必须偿还他一个“人情”。如果你给他“人情”了，则他也就欠下你的“人情”，而你在他“面前”，也就成了一个“有面子”的人。于是“面子”和“人情”就密不可分了，比如“求情”或“说情”时讲“不看僧面看佛面”云云。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与“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又创造了“情面”一词。

在中国，“情面”几乎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不“顾”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正往前走，要去办“正事”的。“情面”却从“后门”进来了，他就不能不回头去看一下。因为“页”本是“头”，也就是长“脸”的地方。“情面”来“雇”你，你连头也不回一下，“面子”上就会“过不去”，也是“给脸不要脸”，所以至少也得打个“照面”。然而这一“顾”一“照”不要紧，非得“照顾”一下不可。原本是“公办”的事，也就多半“公办”不成。除非你有本事一开始就不“照面”，也许能躲过一些麻烦。

可结果却是，“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的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岂能永远不见？既然终究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结果，天理王法之类这些无须“面对”的东西。也就只好暂时放在一边。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鬼，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很多都跟“情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情面”的威力可真能通到天边，它还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豫让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那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而且以后也不会打什么交道，却甘冒生命危险，大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严仲子屡屡“惠顾”自己这个“鼓刀以屠”之“市井小人”的“情面”。豫让为自己辩驳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襄子，最后竟请求刺杀襄子后再自杀，而襄子居然也“大义之”。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轲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之故。卡耐基感叹地说：西方的杀手为金钱而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而杀人，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的一点差异吧！

“情面”既然如此法力无边，可以使人死。让人生，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需要，暂且埋下伏笔。

管理者不承担创造知识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有效地运用知识。

——［美］卡斯特

怎样才能够给自己留下后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又怎么能谈上“情”呢？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份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在中国的伦理道理下，又必须“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一类，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薄，甚至于还不如一个近邻。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因此“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人情”了，任它将来怎样发展吧。

中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人走茶凉”。但也有“茶不凉”的。比如前面说的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因此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和表彰。但这也同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成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所肯定和赞扬。

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大众就会骂他，“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我们不妨顺着他的话推究一下。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对方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还都会默认的。“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俱失，那样就很难符合人世的圭臬，因此遭到大众的反对。

因此，中国所要求的，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都是必须顾及权衡的。一个人，如果过年时没人来拜访，是很没有面子的。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又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或者参加各种会议。也是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总而言之。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西方人在“见面”方面和东方人是差远了，他们英文“goodbye”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而中国的重逢或初交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上。

与此同时，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设法和他“见面”比如前章谈到的阶级斗争时，为揭发批判他人而“背靠背”即是。比又如，在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装作没看见，或者甚至绕道而行。再比如，对方来访时，甚至要装病也不予接见。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圣人即已作出榜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要事先作好计划，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理成章。

中国人的事情就是这么麻烦，有意的不见是为了绝情。则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例如，你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故旧都见上“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唯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因此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还必须要“顾全大局”。

不能像在逆境中那样在顺境中持重，是一个人脆弱的表现。

——［西］西塞罗

谈论起中国人的做人准则，还必须体现“分寸感”之重要。就拿见面的次数来说，有事时才冒然地找上门去，便会疑心你只是在利用他；但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让人难以接受；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弄不好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所以，古代诗人总结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见面也好，不见也好。多见也好，少见也好，一应动作，都是围绕“人情”来设计的。显然，人情比面子更重要，也更根本。所以，中国人一说到人情面子，便总是说“情面”。

为什么“情”要比“面”更重要呢？

从根本上说，人情和面子，都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的典型表现和直接体现。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证自己、实现自己，也就是必须“面对”他人。

要“面对”就得有“面子”。否则就不符合道理。但是，“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当面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这就靠不住。所以说，没有面子是站不住脚的。

“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人最“里”面的东西。即所谓“衷情”。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每个人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独特的心理过程，应该说最不可能“作伪”。

情感可能是片面的，比如热恋中的情人往往看不到对方的缺陷；情感也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一个母亲也许会包庇儿子的错误。情感还可能是会坏事的，比如单相思、父母钟爱不肖之子等。但这些情感都是真实的。

所谓“虚情假意”，并非情感可以作伪，它只不过是外露的一种形式，所以又叫“装模作样”。也就是说，作伪的只是“模样”，而非情感。

正因为情感是发自内心而又不能作伪的，因此，它会经常被人们所念及。

情感比“利害”可靠。利害是外在而非内在的，只能使人们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进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如越王勾践之赐死之种，汉高祖之杀韩信，明太祖之诛功臣都属这方面的原因。所以酒肉朋友最靠不住：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而成了敌人。

情感也比法律是强制性的而非自发性的。它只能综合利用表面的安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执行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会有可乘之机。比方说，街上有警察站岗时，大家都规规矩矩的。警察一下班，便红灯乱闯，自行车带人。又比如，对于国法，中国人虽不敢强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所以孔子说：“道（导）之经政，齐之以刑，民冤而无耻”，也就是不相信政令刑律真有什么根本性的作用。

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英］贝弗里奇

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尽管很高，但它也越不过情感的水准。道德修养乃后天之培养而情感能力乃生而有之。一个人。如果道德修养很差或从来不讲公德，你就拿他毫无办法。更何况，中国的伦理范畴和道德准则，也差不多都能还原为情感概念和情感法则。比如，“仁”是一种情感，也叫“仁爱”；“义”是一种恨的情感。也叫“义愤”。又比如，“孝”是父子之情。“悌”是兄弟之情。而且，这些情感又都是双向的：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爱则妇顺。反之“你不仁”，则“休怪我不义”；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所以，中国的道德律令，总是相辅相成的。如“尊师爱生”、“拥军爱民”等。也就是说，只有以情感为基础，道德才能够为众人所接受。

情感甚至比“面子”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有小。情感也有深有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而面子的大小却以情感的深浅而变化。出于面子而为人办事，大多都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出于情感而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超水平发挥。这样，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它的力量是惊人的。

显然，情感，确实是维系群体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国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情感的。

中国伦理道德大部分都是从情感中变化出来的，其实可以还原为情感的又岂止伦理道德？诗、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等自不必说，就连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也都与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都是着眼于情感。《庄子》讲“道”虽“无为无形”，却也“有情有信”，至少是不反对感情。至于政治上的“以德服人，以柔怀远”，教育上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都是靠情感做文章。

就连铁面无私的法律，在遇到“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的情况时，也不得不另有安排。

这样一来就得出了以下结论，“有情”与“无情”，简直就是人与非人的分水岭。一个人。如果智商较低，只会说他“愚钝”；如果失去理智，只会说他“疯狂”；如果意志薄弱，只会说他“懦弱”；如果才学平庸，也只会说他“低能”。所有这些，都不会被说成“不是人”。甚至“愚钝”等等，还可以用作“廉词”，比如自称“愚生”、“愚兄”、“愚晚”等，却断然不会有人自称“无情”的。倘若“无情”，便“禽兽不如”，那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久而久之，就有了“人情”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是人”便必“有情”。它既是“人之情感”，也是“人之常情”。“不通人情”，便“不是人”；“不懂人情”，也“不是人”。所谓“不通”，就是不能与别人进行情感交流，不能通过情感的交流来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等于自绝于群体，自绝于社会；所谓“不懂”，就是虽有上述愿望，却不能掌握应有的操作方法，欲通而反绝，同样为群体和社会所不容。所以这又出现了一个做人的问题。

做人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重要。西方文化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他有上天所赋予的权利。无论其后天表现如何，你都不能剥夺他作为人而存在的权利。中国文化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提出人是自己“做”出来的观点。一个人，无论他先天素质如何，如果不会“做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不算作是人。所以，中国历史上，常有虐待俘虏的囚犯的事例，而且其所受之待遇，往往竟至于“牛马不如”、“猪狗不如”，就因为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你既然不会“做人”，那么我就不把你当人看。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

——［德］席勒

可想而知，在中国做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遵纪守法，嫉恶如仇，发现单位上有人贪污，或考试中作弊，便立即举报，虽说也会受到上级和老师的表扬，但在同事或同学中，往往会没有人敢去接近他，被视为“不会做人”。又比如，一个人，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从不参加公费吃喝，也不拉帮结派，结果也会被“孤立”，弄得“呆不下去”。看来，“恶人”（举报别人）“好人”（洁身自好）都不好做。那么，“不好不坏”怎么样呢？有时也很难。表现不好要挨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通常也是行不通的，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要办一件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不答应又好像不给面子，真是使人左右为难。诸如此类的事，在生活中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当中国人感到“力不从心”、“里外不是人”时，便会由衷地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就在于这“人”原本不是自己要“做”，而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如果一个人“是不是人”只由自己说了算，那又何难之有？“是不是人”要靠别人来评说，来判决，来确认，而“别人”又是那样地多，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势必是“顾得了东头，顾不了西头，顾得了上头，顾不了下头”。比如说，做“媳妇”的人，是应该早点起床干活服侍公婆呢？还是应该晚点起床和丈夫多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很可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其结果落得两头受气。

“做人之难，难于上青天”，关键就是他必须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这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自己“脸上不好看”，别人也“看不下去”，或“不放在眼里”。这时，当事人就应该“脸红”，否则就是“无耻”。人们一说起“无耻”就会立即联想到“脸皮厚”，盖“脸皮”一厚，耳和心都被遮蔽起来，随便别人说什么，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因此又叫“厚颜无耻”。这类人一般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往往成为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在“面子系统”中，它的含义有时即等于“没脸没皮”。看来，“脸面”这玩意，也真不好操作：“没脸没皮”是无耻，“脸皮太厚”也是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对于一些领导来说，更要注意这方面的内容。

按照中国入的方式，“做人”是为了掩人耳目，则有人看时须“有耻”（有羞耻心），无人看时便不妨“无耻”。“耻”之有无，全看有没有人“看”。比如男欢女爱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但就是不能在别人面前做。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扣扣摸摸，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会遭到大家的一致攻击。其实，他俩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怕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做人”标准。

时间是君子，时间永远说老实话。

——［德］博马舍

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语言中再寻觅一番，你会发现“太不像话”，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如果我们从语法上推敲一下。“太不像话”这种说法是全然不通的。“话”，是一种语言，怎么能去“像”？也许，它原本不过只是“像人们话中怕说的那样”之省略。琢磨起来也不合理。因为“不像话”者之言行，发生在斥其“不像话”之前。你事前并未“话”过，让人家怎么去“像”。或云此“话”乃公认之道德标准。这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什么“公认道德标准”。比方说，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同出同进，体贴温柔。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不好说了。在观念比较传统的人看来，也许就“不像话”；而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打老婆，当爷们，视妻子如奴仆的作派，才叫“太不像话”。

总之，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大众才是上帝。

正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标准，所以，“太不像话”就出现了“泛滥成灾”的局面。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以车上抢了别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话”；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太不像话”，生活条件好了也是“太不像话”。可见，何谓“像话”，何谓“不像话”，何谓一般“不像话”，何谓严重的“不像话”都很难说清楚。

一言以蔽之，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它加之于人，既非法律惩处，也非道德谴责。在分量上，也远较“缺德”、“卑鄙”、“下流”、“无耻”、“丧尽天良”等为轻。但唯其“轻”，也就可以广泛运用了。反正随便说人“太不像话”。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于是，有了这个武器。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应手地对一切自己“看不惯”、“看不顺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用上这个“万能词组”了。

为了不致被人斥为“太不像话”，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的教育，懂得不要“授人口实”、“留言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小心谨慎地去做人，不敢做冒尖的人物，毕竟“木秀于林，风必吹之”。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做人原本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辛辛苦苦地“做”了出来，别人看着“不顺眼”（“影”不好），说着“不中听”（“响”不好），岂不是无法再面对世人。于是，便只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走路看影子，说话听回音（响），规行矩步，瞻前顾后。至于什么“开拓”啦，“创造”啦，都要在“瞻前顾后”以后才能试探性地做一点。

做人应该从“注意影响”起步。仅仅只会注意影响，至多不过能避免被评为“太不像话”而已，如果要想“很像话”甚或“吃得开”，那还必须“懂人情”、“通事故”。

下面我们就要阐述一下“情”的由来。

寻根究底，人类一切情感最终都可以归结“同情感”。爱是一种肯定性的同情感，它总是在想象中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爱着的人，这才“越看越可爱”。有的时候还会“爱屋及乌”。恨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同情感，它总是在想象中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恨着的人，这才“越看越可恨”。如果被爱者竟然无动于衷，就能激起爱的火花；如果被恨者竟然一脸麻木，就不会给恨者以复仇的快感。

“同情感”是情感最根本的面的特征，所以“同情心”也就是人情最重要的内容。所谓“同情”，与“怜悯”有着不同的意义，而是在情感交流中体验到与别人“相同的情感”。也可以这样说，它就是把别人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把别人的欢乐看作自己的欢乐。如果一个人，别人有喜，他不能欣然于色；别人有悲，他居然无动于衷；别人有难，他不能拔刀相助，或者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排忧解难，甚至连“顺水人情”，也不肯做，那就是“不通人情”、“麻木不仁”了。同理可推知，他也休想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只能自绝于社会和群体，因为中国的“人情”大都是相互的。

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饰，会在美人的额上掘深沟浅槽；会吃掉稀世之珍！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英］莎士比亚

所以说，所谓“通晓人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态度。具体做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从正面讲，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应该想到别人肚子饿也要吃饭，从而“推食食人”；自己身上冷要穿衣，应该想到别人身上冷也要穿衣，从而“解衣衣人”。刘邦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能够取得天下。项羽却不懂这个道理。自己想称王，却想不到别人也想当官。该封官赐爵时，大印捏在手里梭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颁发下去。他既然这样“不会做人”。怎么能够得民心呢？

从反面讲，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自己不想死，就不要杀别人；你怕丢面子，就不要伤别人。说话的时候，更尊重对方，称呼上要掌握分寸，不要进呼其名；对方的请求和给予（如敬酒、让菜），即使不能接受，也要婉言辞谢，不要断然拒绝；对方有了错误即便是下属，也应该豁达大度，包容一切；对方向你诉说某一事情或心情时，即便不愿听。也不要粗暴地打断，而应在适当的时候岔开话题；对方与你争辩时，即便说得不对，也不要“得理不饶人”，为图一时痛快，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下不了台”……否则，不但对方会觉得大伤面子，恼羞成怒。在旁观者看来，也会认为你“太不像话”。这些都是“做人”的准则，也是领导们应该注意的。

会做人的人，总是能够表现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心理倾向。比方说，见了面问人家“吃了没有”、“身体好吗”，或问“有朋友没有”、“进展如何”，甚至帮他寻找“对象”或“门路”。这些被西方视为“打探隐私”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视为“有人情味”的表现。又比如，朋友搬家去“凑一把手”，邻居外出代为“看门”，同事犯了错误替他向邻居“说情”等等，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通人情”、“会做人”的表现。

“做人难，难做人”，只说不做，同样“不是人”。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这种关心他人的心理倾向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即使是“做”，也要真诚地去“做”，“做”得不露痕迹。有些人，虽然也热衷于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但“做”了好事之后，反而会“大姑娘生孩子——出力不落好”，给人一种虚伪做作的印象。真心的帮助他人，应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为前提。事实上，如果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不但受惠者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会让人觉得你并不聪明。

在中国做领导，要有“人缘”，否则你就不会做得长稳。用“人缘”这个词来表示“人际关系”，是很精当的。“缘”的本义是“衣边”，因此有“边缘”义。所谓“边缘”，也就是两物分界之处，同时也要两物相连之处。

两物如“相缘”，也就有了“关系”。“关系”也好，“缘”也好，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两个人关系如果极深，便说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表面关系已断而情感犹存，便说他们“藕断丝连”。因为感情正如蚕丝，既是细微的，又是有弹性的韧性的，拉拉扯扯，纠纠缠缠，“剪不断，理还乱”。用“缘”来表示依靠情感而维持的人际关系，就有许多妙处。

时间的无声的脚步，往往不等我完成最紧急的事务就溜过去了。

——［英］莎士比亚

人们常把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称作“结缘”。比如结为夫妻叫“喜结良缘”，以惠结人叫“广结善缘”。“良缘”也好，“善缘”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即把情感之丝打成“结”。使之更为牢靠。如果两个人从前素不相识，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相遇，可通过他人的介绍相交，却“一见钟情”，或“情投意合”，便会觉得彼此十分“投缘”，他们就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尽管相识的时间很短。所谓“缘分”，即是“人情”再加上“天意”。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差异，要想真正情投意合，原本就很难；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很难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知己”。这样一来“人情”加“天意”的“缘分”，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一个人，如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得一“知己”，那就不但是“缘分”，也可以成为人生的第三大幸福。

当然，说一个人“有人缘”或“人缘好”，并不是说他有此“缘分”或“福分”，反倒是说他即便无此“缘分”或“福分”，也能结交朋友，受人欢迎。或者说，有“缘人”的能力。有此能力就能处理好自己的周边关系，使自己的“边缘”聚满了人。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靠他自己做人给“做”出来的，因此说，并非是上天的注定。

什么人有“人缘”？只要总结一下就很清楚了。所谓对朋友侠肝义胆有人缘，对世人仗义疏财有人缘，对穷人急人所难有人缘，对阔人礼让谦逊有人缘，对下人知人善用有人缘……那么，什么人没人缘？自私自利没人缘。悭吝小气没人缘，无情无义没人缘，缺心缺肺没有缘……总之是会做人。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有人缘，否则只好形影相吊了。

有人缘，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竟的财富，因为“没有人办不了的事情”。尤其在中国，整个社会都靠“人情法则”来运转，来操作。没“人缘”，便没“情面”；没有“情面”，就会到处碰壁，走投无路，难以生存。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家有万亩良田，不如有个好人缘”。

要想学会做人，就必须懂得人情的标准。

人情法则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情感在本质上最终职权以归结为同情感，被爱者和被恨者在爱者与恨者的想象中，都被感觉为在进行着爱与恨的“回报”最基本的法则之中。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极其重视“回报”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往往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

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那么，他就会被当作英雄，而很有“人缘”。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可以到对方不好意思领受为止。

报仇和报恩是两码事，报仇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次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脚，就“太不像话”了，反而会遭到旁人的唾弃。再者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整个局面就要热闹起来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结之仇极深，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原因也就在这里。

时间往往会给那不能理解的东西改换名称的。

——［匈］李斯特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呆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可见，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很重的。不管是“报恩”还是“报仇”，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所谓“来生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说的都是这些道理。例如：晋国将领魏颗，在父亲去世以后。未将父亲的小妾殉葬（此为其父临终所嘱），而是将她嫁了出去。结果，在公元前594年（鲁宣布十五年）的秦晋辅氏之战中。小妾之父的鬼魂，便在地上结草为绊，帮助魏颗俘虏了秦将杜回。还有一例说东汉杨宝曾救过一只黄雀，后来梦见一黄衣童子以白环四枚相报。使杨宝一家四代显赫富贵。

至于报仇，则多为冤魂化作厉鬼前来索命之类，故民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就往往被看成是“施”与“报”的关系，总也摆脱不清。

既然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施送”与“领受”的关系。则被施者如果“领”了。其必须“回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问题是：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送的是某一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灾受难时送衣送饭，但所送者除此物质之外，也还有“人情”。甚至有时候，那些物质的东西不过只是载体。真正要送的还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表面上看，双方谁也不欠谁什么东西，但这里面所暗含的情感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一个“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经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说的就是这种行为。

然而，情感之为情感，原本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仅为每个人所独有的心理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只要自己体验到了某一情感，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应再有要求。所谓“情感要求回报”，说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回报。也是人们的一种心态罢了。比如我们欣赏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便在想象中觉得自然也在欣赏我们、爱我们，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驱使下，我们会更加去热爱大自然。其实大自然又何尝真的回报过我们？但有些想象，只是在填补内心的一些空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爱是无私的。是只需要奉献不需要回报的。这样一来，如果像“还钱”一样去“还憎爱分明”，就会没有“人情味”了。

另外，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我们无妨称为“衷情”。比如男子之“钟情”于女子，妻子之“衷情”于丈夫，父亲之“钟爱”子女。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哪里还要什么“回报”？所欲求者。只不过对方也能爱自己一下而已。另外一种则是表面、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防称之为“表情”。它只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用于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带有功利的性质。当然是要求回报的。我们通常说的“做人情”，指的就是这种“表情”。它既然可以“做”，自然也可以“送”，当然也不会是“衷情”。如果你把“表情”当作“衷情”而不加回报，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家伙太不懂规矩，太不会做人，甚至太没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话”。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错当“表情”，用常规方式而加以回他，则对方便会感到“信心”，甚至会愤怒：“你竟然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外人或商人）！”这当然也是要不得的。朋友们之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尴尬事体：回报吧。显得“生分”、“见外”、“不贴心”；不回报吧，又似乎不那么合情合理。中国人的做人之难。可真难以表达。

时间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

——［古希腊］柏拉图

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很多情况下都要做。

比如父亲对子女的爱，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父母。尤其当代中国的父母。对于子女，可真称得上“做牛做马”四字。不辞辛苦，甚至类似于“父母”的组织，如党和政府，对待自己的“子民”也是爱护有加？

免费供他们上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就业，提供化费医疗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后还要为其送终。更像父母一点的单位领导，在职工犯了错误时，还要代其向上级“求情”，甚或代为承担责任。接受一定的处罚，这样一片“爱心”，在中国是大受“欢迎”的。

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这种“关心爱护”，实在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因为即便在最真诚的“关心爱护”之中，也未尝没有希望得到“回报”的成分在内。领导关心群众，是为了让群众“安分守己”的工作，父母关心子女，是希望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出息”，能够光宗耀祖；党和政府关心我们，则是希望我们能“报效祖国”、“为国争光”。说到底，“施”与“报”总也分不开。所不同者，仅在于父母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符合道德准则。

报之以全部身心，在父母看来就是要“听话”。一个子女如果“不听话”，是最让父母痛心疾首的“伤心”所举，因为希望其所能“听”的那些话，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在单位上不要和领导吵，你交的男朋友靠不住等。所以，一旦子女不听，甚或顶嘴，便既感伤心，又不理解：“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其次，“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是要“怀人之忧”和“死人之事”的。现在爸爸妈妈并不要你去“死我之事”，只是要你听一下话，更何况这“听话”还是“为了你好”，都难以实现，还说什么其他？一个连“话”都不肯一“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所以痛心疾首之余，那斥责的语言便是：“想想看，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的？你让我死后如何去见列祖列宗？”

所以说，即便是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最为真诚的爱，也是必须“回报”的，而“听话”，也是一种情感的“回报方式”。父母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老师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党培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如果不听，就不合乎道理。那么，何以谓之“听话”？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

其实，“不听话”之所以让人感到伤心，首先还不完全在于“不回报”。从总体上讲，“听话”作为一种态度，当然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其代价是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应该这样来说，“听话”又是回报的前提。因为父母要求子女听话，都是出于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如若不听，则这样一份人情也就无由送达。这样一来“不听话”就岂不是“不思回报”，简直就是“不领情”！岂止“不领情”，简直又是“好心当作了驴肝肺”！这样说来，作父辈的怎么能够忍受呢？“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仍然出于情感本身。

时间是吞噬一切的。

——［古罗马］奥维德

再者说来，情感在本身上可以归结为同情感。因此情感体验的过程，也就必须是主体与客体相同一的过程。一方面，主体必须与客体同一，即所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另一方面，主体也会要求客体与自己同一，而且情感越是浓烈，这种要求也是强烈。当这一客体是自然物或艺术品时，这种主客同一便成了“审美”；当客体是具体的、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人时，则这种主客同一，这种“爱护”就不能被接受了。

所以说，作为子女，作为被“爱护”的人，怎么有权力不听话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合算一番，会发现“听话”的“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