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共情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做坏事的人共情程度低并非事实，不做坏事的人共情程度高也是误解。事实上，共情不仅会让人变得更加恶劣、导致不合理的决策或者破坏某些人际关系，还可能引发残暴的行为。

讨论共情的时候，把它与愤怒做比较很有帮助。共情与愤怒的相似之处有很多：首先，两者都是自幼就会出现的普遍反应。其次，两者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且主要都是针对他人，不同于恐惧、恶心等主要由无生命的物体或体验激发的情感。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两者都与道德相关，都关系到对与错的判断。共情常常能激发对他人的良善之举，比如去帮助某个人；愤怒也常常让人有所行动，比如做出报复行为。另外，这两者往往也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对一个人的共情可能会引发对施暴者的愤怒。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愤怒，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很多佛教徒都认为愤怒不仅害己而且伤人。哲学教授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曾经向一位佛教上师提问：“如果有机会杀掉希特勒来阻止大屠杀，你会不会这样做？”这位上师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希特勒杀掉。”

这位上师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理性且关爱他人的人会这样做，或者至少支持某种程度上的暴力行为。不过，他将这视为不可避免的罪恶或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愤怒的人会持有的态度——愤怒会让人头脑发热，远离理性，会让人渴望报复，想要对做错事的人以牙还牙，让他们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很多研究都显示，人们希望对做错事的人施加的惩罚的严重程度与其愤怒程度密切相关。在一系列实验中，研究者让被试观看特定的影片来激发愤怒情绪，然后让他们决定对一个与影片内容毫不相关的错误行径施加的惩罚的强度。结果发现，越愤怒的被试，选择的惩罚的强度就越高。

很多进化理论专家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合作物种，愤怒是非常有用的进化特征。除非个体能让那些偷奸耍滑或者伤害他人的人付出代价，否则慷慨和善良绝对不可能演化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演化出了愤怒等情绪，来让自己对不良行为者进行严厉的打击，让善良与合作得以发扬光大。所以，认为愤怒不过是一种无用且武断的噪声是非常错误的，恰恰相反，它是人类善良的基础之一。

不过，即便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愤怒也仍然会让我们在此时此刻迷失心智，所以没有愤怒确实会更好。

也有些人对愤怒抱有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对方怒火中烧，那么自己也发怒会比较好一些。弗拉纳根沮丧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发现在一个允许愤怒存在的社会里，在解决争端和分歧的时候，不发怒会是一个缺陷。

确实如此。一旦达成共识，那么不论它有多么不理性，都会变成难以更改的。例如，你可能会觉得去别人家吃饭时带瓶酒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但如果这是约定俗成的，那你就不得不遵守。如果你身处一个守卫森严的监狱之中，并且绝望地发现罪犯是通过极端的暴力来解决争端的，那么你就根本没有抽身而出的选择。

杰西·普林茨为愤怒做出了更加强有力的辩护。我将愤怒和共情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有共同的局限，但普林茨更进一步，认为否定愤怒的道德意义为时尚早：

正义的愤怒是很多伟大事业的基石，比如女权主义、公民权利和对抗专治的斗争。而且，愤怒在很多方面都是共情所不能及的：愤怒有强大的驱动力、很难被操控、适用于任何不公正的场景并且很容易与偏见隔离开来。我们为了那些受压迫的人奋起抗争，不是因为物伤其类，而是因为我们热爱真理。当然，如果没有良好的推理，愤怒也可能会误导我们，但愤怒和理性相匹配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合。理性是骑手，愤怒推动我们勇往直前。布卢姆更推崇仁慈，但事实上，健康的愤怒才是正义之战的力量之源。

这些观点都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能对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进行基因编辑，那我一定不会把愤怒完全剔除。正如弗拉纳根所言，愤怒的力量能够保护我的孩子和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能愤怒的时候。也如普林茨所说的，愤怒能激发道德行动。很多道德英雄人物都是一些对被他人视而不见的场景感到愤怒的人，也是一些将愤怒作为自己和他人的动力的人。

但是，对于愤怒能否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改良的动力，我并没有普林茨那么乐观。想想那些让人愤怒的事情，其中往往有极大的偏见——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为加诸自身或自己爱人身上的不公正而感到愤怒，却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因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感到愤怒。

所以，我会为我想象中的那个可以进行基因编辑的孩子保留一些愤怒，但绝不会保留太多，并且会确保给予他足够多的智慧、对他人的关怀以及自我控制能力。我不会鲁莽到把愤怒完全剔除，但我会确保这些愤怒能够被理性改变、塑造、引导和制约。这样，愤怒最多也不过是个可靠且有用的仆人，而绝非他的主人。

这同样也是我们对共情应该抱有的态度。

我们不需要将共情完全剔除，但需要确保共情能接受理性的改变、塑造、引导和制约，以使其成为我们可靠且有用的仆人，而非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