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现在，我们把视线从坏事转到坏人上，看看会发生什么。教化理论（moralization theory）认为，很多坏事都是被那些自认为在做好事的人做出来的。但坦率地说，也有很多人做坏事并不是出于对道德的考量，而是出于对私利的追求和对他人痛苦的漠视。他们对他人没有应有的重视，甚至会以他人的痛苦为乐。或许，他们都缺乏共情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做出了非常恶劣的事情的人在自己生活的其他领域都很善于共情且充满爱心。例如，纳粹对人类犯下了罪大恶极的罪行，但很多纳粹分子却对非人类的动物充满爱心。众所周知，希特勒非常喜欢狗并且很讨厌打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曾经严禁打猎、给马钉马掌、煮食龙虾和螃蟹，然后命令把所有违反这些禁令的人都送进集中营！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曾经说过：“人真正的朋友只能是狗……对人类这个物种认识得越深刻，我就越喜欢我家的狗本诺。”

但我不得不再次指出，确实有些纳粹分子似乎真的对残暴行为非常享受，二战中的不少暴行也确实是出于狂热和喜悦。我之前说过施虐狂非常罕见，但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那么集中营中的比例恐怕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有些人确实对暴力冲突非常痴迷，他们作恶并非因为意识形态、宗教或者政治立场等问题，而是单纯地因为喜欢酷刑、强奸和杀人。

于是，我们就需要去考察一类非常特殊的人，也是在讨论共情的利与弊时经常会想到的一类人。实际上，这类人就是本书所讲的共情的恶果的完美例证。

是的，我说的就是精神病态者，或者称为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态这个词，或者说它不太常用的同义词反社会人格，在大众文化中往往指一些丧心病狂的危险人物。但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关于精神病态者，有人认为他们是冲动且暴力的人，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冷血且控制欲极强的人；有人认为他们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罪犯，也有人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CEO和世界领袖。就像珍妮弗·斯基姆（Jennifer Skeem）及其同事所说的，科学文献也显示，人们对这个概念缺乏共识。在科学文献中，精神病态者有时被描述成攻击性强且充满愤怒的人，有时被描述成情感匮乏且情绪浅薄的人，有时被描述成鲁莽冲动却又聪明机敏、诡计多端的人，有时被描述成能成就大事的人，但更多研究都指向了那些身处监狱或精神病院等机构里的人。

那么，精神病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参考加拿大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开发的精神病态清单（Psychopathy Checklist，简称PCL）。这个清单常被用作量刑、假释和其他重大事件的依据，它还有一个修订的版本（见表5-1），可以在不需要专家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测量。我的同事们用这个修订的版本来研究大学和学院中的本科生，考察他们在这个量表上的得分与对性暴力的态度或者道德推理风格等之间的关系。

PCL所测量的特质都包含在以下4种类型中：
• 你跟他人是如何互动的，考量的是慷慨、外表魅力以及对他人的操纵性等特质；• 你的情感生活，包括你的共情反应或对共情的缺乏；• 你的生活方式，聚焦于寄生性、冲动性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 你过去的不良行为，包括犯罪或司法裁决的记录。

此外，PCL中还有两个额外的维度，分别是性和浪漫关系。

PCL评估的特质几乎都是负面的。（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滥交无可厚非，并非负面行为。）在这个量表上得分高的人几乎都是油嘴滑舌、狡诈奸猾、善于欺骗、把他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他们不会内疚，也极少自责，只有浅层的情绪。所以，这个量表当然能预测人们的不良行为倾向。如果我要坐长途汽车旅行，那我宁可花更多钱买头等舱的车票，也要尽力避免跟这种在PCL上得分很高的人待在一起。

但是，关于究竟有没有特定的一类人就是精神病态者，其实还不得而知。或许那些在PCL上得分高的人真的都是很邪恶的人，但这并非因为PCL中的条目反映了某种疾病，而只是因为这些条目代表了一些不良的特质。事实上，精神病态与非精神病态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不同研究者在各自的情景中会采用不同的判定标准，所以，“精神病态”其实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当然，这些特质并不只是一些不良习性的大杂烩，其背后有着系统性的规律。有些人认为精神病态现象必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肆无忌惮、鲁莽冲动和卑鄙奸诈。“卑鄙奸诈”这个要素在我的意料之外，但它的确形象地表达了一系列特定的性情，比如“缺乏共情、对与他人的亲密依恋关系不屑一顾、背叛他人、寻求刺激、剥削他人以及通过残暴行为获得力量感”。当人们谈论罪犯中的精神病态者时，想到的往往就是这些特质。

这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缺乏共情，在PCL中，其中一个特质就是“麻木不仁或缺乏共情”。很多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把缺乏共情视为精神病态的关键要素。但在这里，我必须再次澄清一下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的差异。很多精神病态者具有完美的认知共情能力，他们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非常卓越。也恰恰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操纵他人，成功地欺骗和诱惑他人。人们说精神病态者缺乏共情，其实是在说他们缺乏情绪共情——他人的痛苦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难过。

那么，缺乏共情真的是精神病态者的核心缺陷，是导致精神病态的原因吗？关于这一点，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正如杰西·普林茨所指出的，精神病态者其实并不仅仅是缺乏共情，他们很可能是缺乏所有的情绪感受。这也是PCL列出的一个特质，即“情感淡薄”。关于这一点，早在1941年，赫维·克莱克利（Hervey Cleckley）就在其著作中有关精神病态的初级临床描述中有所表述：

惹人心烦、心怀恶意、情绪多变且虚情假意、暴躁易怒、肤浅地自怨自艾、幼稚的虚荣心以及装腔作势的义愤填膺，以上种种都在精神病态者的情绪范围之内，并且他们在生活的各种情景中能将情绪切换自如。但是，在他们的情感中，似乎找不到成熟或真心实意的愤怒，找不到发自内心且始终如一的愤慨，也找不到诚实、真心的难过、持久的自豪、深切的愉悦乃至全然的绝望，这些真实的情感反而不在他们的情绪范围之内。

于是，普林茨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种令人不堪的精神病态与共情是真的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还是这其实是整个情感生活欠缺所带来的后果或相关联的症状？

第二，珍妮弗·斯基姆及其同事注意到，“麻木不仁或缺乏共情”和“情感淡薄”的条目对暴力和犯罪行为的预测能力其实很弱。

PCL对不良行为的预测能力并非来自它对与共情相关的情感的评估，而是来自其他的原因：首先，PCL也评估了个体的犯罪历史和当前的反社会行为，比如少年犯罪、犯罪多样性和滥交；其次，PCL也评估了个体抑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和控制冲动的能力。

这种对精神病态者的认识其实也适用于非精神病态者的攻击性行为。就像前面所讨论的，曾经有一项元分析研究，对所有考察共情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进行了汇总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之低简直出乎意料。

所以，对共情与精神病态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这样说：精神病态者的共情能力可能比较弱，但并没有证据能证明缺乏共情就是导致其不良行为的原因。

对于这种“缺乏共情导致不良行为”的理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检验方式就是，去研究那些共情程度较低但没有任何精神病态问题的人。例如，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或者自闭症的人一般认知共情能力都比较差，他们无法理解他人的心智和情绪，很多人认为他们也缺乏情绪共情的能力。但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是真的缺乏共情能力，还是并不缺乏这种能力而只是决定关闭这项功能？

他们真的是冷血的魔鬼吗？绝非如此。巴伦-科恩指出，这些人并没有呈现出剥削他人或者对他人暴力相加的倾向。实际上，他们往往有很强的道德感，并且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残酷和暴力的受害者而非施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