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我们都见过一些以道德之名做出的暴力和残酷行为，但更多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诚然，很多强奸犯、抢劫犯和盗窃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是大坏蛋，反而会说自己是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其他人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自己的需求比其他人的更紧迫，等等。但几乎没有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且合理的。他们还是需要找到其他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比如太需要钱、太缺少关爱、太渴望成功等。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共情这个话题上。并非所有人都会用他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渴望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因为共情为我们踩了刹车。贪婪会驱使我们想要把人打昏然后夺走他的钱财，但共情让我们不忍下手；愤怒会驱使我们想要对羞辱自己的人拳脚相加，但共情让我们三思而后行。

在第2章，我讲过一个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女性的故事，她对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事情感到共情，觉得不堪忍受。但她的反应是要求将集中营换个地方，这样她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都说明共情未必能让人变得更好。当然，有些情况下，共情确实会让人变得好一些，阻止那些最恶劣的冲动。例如，乔纳森·格洛弗讲过一个有关乔治·奥威尔的故事。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奥威尔曾经面对着一个双手提着裤子的敌方士兵：

当时我并没有开枪射击，因为他的双手正提着裤子。我参战是为了杀死法西斯，但一个正在提裤子的男人并不是法西斯，他看上去就是跟你我一样的大活人，而这时你不会想对他开枪的。

我承认，共情有时能起到刹车的作用，但我更觉得共情会成为油门，事实上，共情本身可能就是引发冲突的原因。每当提起共情，人们总是会想到良善之举，我想到的却是战争。

我知道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惊世骇俗。有关共情的作用的更普遍的看法，就如巴伦-科恩对我文章的回应那样。他以加沙地区的战争为例，在他写作的时候，那里正硝烟四起、激战正酣：

考虑一下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需要做的决定：哈马斯将火箭发射器部署在一座联合国学校里，如果我命令以色列部队轰炸这个发射器，必然会导致很多无辜的巴勒斯坦儿童伤亡。那么，我究竟应不应该下令呢？

通过非共情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内塔尼亚胡决定下令轰炸这个火箭发射器。

现在想象一下用共情来帮助自己做决策的情景。假设内塔尼亚胡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一个被导弹炸死的巴勒斯坦孩子的父亲，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那些被雨点般落下的炸弹吓得魂飞天外最终还难逃一死的巴勒斯坦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做何感想？”如果真的能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然后再做决定，可能整个加沙地带都会安全和平得多。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哈马斯的领导人。虽然明知以色列部署了“铁穹”防御系统，但如果用非共情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来看，他就会做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决定。

但假设哈马斯的领导人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一个正要进入梦乡却被警报声惊醒的以色列孩子，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那个一瘸一拐地奔向防空洞的以色列老太太是我母亲，我会做何感想？”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他选择用不同的手段去伸张正义或反抗不平等。

这里确实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观点。如果可以对敌人共情，那我们确实能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但事实上，共情的工作机制与这是大相径庭的。想想一个准备开战的国家是怎样的。领导者能通过展现理性的有关成本收益的统计评估数据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吗？他们的决策是通过巴伦-科恩所说的那种“非共情的成本收益计算”做出的吗？这种冷血的成本收益计算能解释他们入侵时的心态吗？

恐怕没那么简单。更典型的情况是，人们对敌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同胞和盟友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痛心疾首、难以释怀。回想一下，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杀的事件是如何让以色列民众群情激奋，继而引发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的；再回想一下，哈马斯和其他组织是如何利用巴勒斯坦的死伤者作为导火索，继而引发大家对攻击以色列的支持的。如果去问随便哪一方的支持者，问他们为什么会杀死敌方国家的儿童，他们并不会给你提供巴伦-科恩所讨论的那种统计数据，而是往往会谈起敌方过去是如何伤害自己的亲人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更多的共情就能解决问题了。例如，对以色列民众而言，不仅要对身边的人共情，也要对那个携带人体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共情。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不仅要对家园被坦克摧毁的兄弟姐妹共情，也要对驾驶坦克的以色列士兵共情。

这个想法听上去或许很诱人，但有数不胜数的证据都说明，共情的工作机制并非如此。要求一个人像关怀自己的孩子那样关怀敌人，就好比要一个人像爱吃苹果那样爱吃狗屎，这在逻辑上讲得通，却有违人类心智的工作模式。也许有极少数的人真的能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敌人，但那些领导者和影响力超群的人也能如此吗？我深表怀疑。

不仅如此，共情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其他的场景下都不是一个称职的道德指南。归根结底，所有真心想做好事的人，终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效果论者，做些最起码的巴伦-科恩所说的那种成本收益计算。假想一下，如果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能阻止希特勒杀害集中营里的上百万人，那么，即便明知这种军事打击会导致一部分平民伤亡，我也认为它是正当之举。如果巴伦-科恩能在这一点上与我达成共识，那么他一定也会意识到共情的局限和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