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

说要用爱对待你讨厌的和讨厌你的人，这无异于承认你被击垮了，你接受对方的压制，只是想让自己感觉好点罢了。

我的朋友艾琳娜很漂亮，瑞安说她简直让他不能自已，他在路边闲逛的时候看到我们坐在一个酒吧里。我不是她那个层次的人，艾琳娜起身去外面打电话的时候瑞安说。艾琳娜三十六岁，才貌双全，衣着无可挑剔。她完全是另一种诱惑，他说。

酒吧在一条很窄的街边，坡道很陡，桌子和椅子在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倾斜摇摆。我刚看到一个女游客，摔到了身后的盆栽里，她的购物袋和旅游指南飞了出来，散得到处都是，而她丈夫吃惊地坐在椅子上，明显窘迫要多过关心。他脖子上挂着一副望远镜，脚上的登山靴小心翼翼地收在桌子下面，而他妻子在又干又刺的绿植中拼命挣扎。最终他从桌子上伸过一只手扶她起来，但她的手够不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出来。我问瑞安他今天做什么了，他说他去了一两间博物馆，下午在阿果拉^[1]闲逛，说实话他累坏了。他昨晚和几个年轻学生出去，他们带他去了几间酒吧，每两个酒吧之间至少要走四十分钟。我开始感觉到年龄的负担了，我只是想喝一杯，在哪儿喝、喝什么并不重要，我也绝不愿意走到城市的另一头坐在嘴唇形状的沙发上喝酒。但他们那群人挺好的，他说。他们教他说了几个希腊语单词——他发音就那样，估计他们也给他纠正不了多少，但从语音的角度认识事物还挺有趣的。他从没意识到英语有多少语义是从希腊语的复合词而来的。比如，ellipsis这个单词，据说可以直接意译为“藏在沉默中”。很是迷人，他说。

艾琳娜回来坐下了。她今天晚上的打扮尤其像罗蕾莱^[2]，浑身上下都是波浪和曲线。

“我的朋友马上来见我们，”她说，“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瑞安挑起眉毛：“你们两个人要走吗？”“我们要去见梅蕾蒂，”艾琳娜说，“你对这个名字熟悉吗？她是希腊最杰出的女同性恋诗人。”

瑞安说他已经体力透支，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了。如他所说，他昨晚外出到很晚，等他终于凌晨三点回到公寓时，发现到处都是长着翅膀的甲壳虫，他必须用鞋子把它们都打死。有人——不是他——忘记关灯和窗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欢快地屠杀了那些浑蛋玩意儿，竟一点都不恐慌——他年轻的时候会被吓死的。当父母以后你就勇敢多了，他说，或者说无所顾忌。他昨天晚上和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交流时感受到了这点，他都忘了他们有多么内向了。

闷热的黄昏很快降临了，狭窄的街道很快被黑暗笼罩。那个穿登山靴的男人和他妻子走了。瑞安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给我们看一个没牙的孩子大笑的照片。估计到了睡觉时间了，他说。我们回头见，他站起来挥了挥手，边说话边走下坡道。艾琳娜用公司的信用卡付过账——她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严格来说，可以把这次会面当作公事——我们沿着主路的灯光和噪声向上走。

她穿着高跟凉鞋，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我旁边。她的裙子是针织面料，和她长波浪的头发是同一种深金色。所有男人路过时都回头看她。我们穿过空旷的友谊社广场，只有一两个黑影在长椅上挤在一起。一个女人坐在低矮的水泥围墙上，从一个包装袋里拿出饼干来吃，奇怪的是她的腿上溅着泥点。一个小男孩站在她身边的电话亭，看着卖巧克力的商店。我们走进一条窄巷，从那里出来到一个拥挤的小广场，四周餐馆的阳台上人声鼎沸，人们的脸在黑暗中被灯光照得无比俗艳。黑暗中的热气、噪声和灯光营造了一种令人激动的氛围，就好像浪花在不停地拍打海岸。餐馆看起来没有区别，但是艾琳娜走过几家之后突然停在一家门口。就是这里，她说，梅蕾蒂说我们可以先找一张桌子坐下等她。她穿过桌子和服务员说话，他像一个难以讨好的警察一样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开始摇头。

“他说全都满了。”她垂头丧气地说，两只胳膊垂了下来。

她失望的情绪如此强烈，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中间盯着它们，就好像在用意念要求它们屈从自己。服务员看到她的样子似乎改变了主意：那边还有位置，如果我们愿意坐在那边的角落里。他把桌子指给我们看，艾琳娜挑剔地打量着，就好像她可能会拒绝一样。靠墙太近了，她对我说，你觉得我们坐那儿可以吗？我说我不介意靠墙坐，你愿意的话可以坐在远点的地方。

“你为什么穿这么深色的衣服？”我们一坐下她就问我，“我不明白。天气热的时候我就穿浅色的衣服。而且你皮肤看起来有点晒伤了，在你肩膀中间，这儿。”我告诉她我下午是在船上度过的，和一个不太熟的人，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的后背涂防晒霜。她问这个人是谁，是男人吗？

是，我说，我在飞机上认识的，聊了一路。艾琳娜的眼睛惊讶地瞪了起来。

“真没想到，”她说，“你会和一个陌生人坐船出海。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他吗？”我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我对邻座男人的感觉。我再次睁开眼时，艾琳娜还在看着我等我回答。我说我太不习惯别人问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东西，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我对那个男人的感觉很矛盾。

“但你还是让他带你坐船出海了。”她说。

天气很热，我说，而且离开码头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朋友关系。我描述了我们锚定在海上的时候，他如何打算吻我；我说他很老，虽然说他丑有些残忍，但他的外表让我有抗拒心理，同时也让我反感。我从没想过他会这样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觉得他不敢这样做；而艾琳娜很快给我指出，如果我没看出这个可能性，那是我太蠢了。我说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区别已经够明显了，但对他来说并非如此。

艾琳娜说：“你应该把这个事实跟他讲清楚。”我说正相反，我找出各种借口不想让他难过。她沉默了片刻。

“如果，”她开口说，“你当下就把事实告诉他，如果你和他说，听着，你又老又矮又胖，虽然我喜欢你，但我来这儿唯一的真正原因是坐你的船。”她笑了起来，用菜单扇着脸，“如果你把这些跟他说了，你也会听到他的实话，你明白吗？如果你坦白，你也会听到他的坦白。”

她说，她自己就是靠这样的诚实窥见了男人性格最深处的真实：那些男人上一分钟还说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下一分钟就大肆攻击她。只有当她走到了这样相互坦诚的地步，她才真正看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最受不了的就是伪装，任何形式的伪装，尤其是欲望的伪装。有的人假装想要全面占有她，而实际上只是短暂利用她而已。她也会利用别人，但只有在对方坦承自己意图之后她才会认可。

艾琳娜没注意到，一个身材苗条，脸像狐狸一样的女人正走近我们的桌子。我估计这就是梅蕾蒂。她偷偷走到艾琳娜椅子后面，把手放在她肩膀上。

“太——棒了。”她严肃地说。

她穿一件齐腰的男士外套，长裤，瘦削且害羞，轮廓尖锐的脸两侧垂着短直的头发，像闪光的黑翼。

艾琳娜在座位里转过身和她打招呼。

“你也是！”她惊叫道，“你们两个人都是黑衣服！你们为什么总穿暗色的？”

梅蕾蒂不慌不忙坐在空椅子上，靠在椅背上跷起腿，从短外套口袋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燃。

“艾琳娜，”她说，“谈论别人的穿着可不礼貌，我们穿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她把手伸过桌子和我握手。“今天晚上这儿真吵，”她说着环顾四周，“我刚刚结束一场诗歌阅读会，观众只有六个人。对比真是鲜明。”

她从桌子上拿起酒水单开始研究，香烟在她指尖缓缓燃烧。她小巧的鼻子微微抽动着，闪亮的头发向前滑动盖住脸颊。

她又抬起头说道，六个人中的一个，是个男人，几乎她每场阅读会他都来，就坐在前排冲她挤眉弄眼，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她从讲台上看下去，不仅是在雅典，还有其他很远的城市，他每次都会出现，坐在她正前方，伸出舌头做很粗俗的表情。

“你认识他吗？”艾琳娜一脸惊愕地问，“你和他说过话吗？”

“我教过他，”梅蕾蒂说，“他是我带过的一个本科生，很久以前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你对他做过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我必须假定，”梅蕾蒂沉郁地吸着烟说，“他没什么目的。我什么都没做，甚至几乎都不记得教过他。他只是上过我教的一门课，有五十多个学生，我没注意他。当然，我很努力地想回忆起自己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可以花一辈子来追溯自己的过错。神话里的人觉得他们的不幸都源于没有祭祀特定的神。但还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他脑子有毛病。”

“你和他讲过话吗？”艾琳娜问。梅蕾蒂慢慢摇摇头。

“就像我说的，我很难忘记人，但我都不记得他。所以你可以说攻击来自我最没料想到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学生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人里面，我最想不到会威胁到我的人。”

梅蕾蒂继续说，有时候她觉得正是这个事实导致了他的行为。换句话说，她眼里的现实与现实本身相差甚远，于是他在幻想中创造出一些事来攻击她，以羞辱和憎恶回应她。但这些想法属于宗教世界的思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属于神经官能症的表现。

“我宁愿管它叫精神病，”她说，“也许是他也许是我，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精神病思维，我试着去喜欢他。我只要抬起头，他一定在那儿，晃着一根手指伸着舌头。其实他完全可靠，比我过去的所有恋人都忠诚。我试着用爱作为回报。”

梅蕾蒂合上酒水单，伸出一根手指叫来服务员。艾琳娜用希腊语和她说了什么，片刻她们争执起来，服务员半途加入，似乎肯定地站在了梅蕾蒂的一边，尽管艾琳娜继续抗议，他还是怠慢地点点头，从梅蕾蒂那里接了订单。

“艾琳娜对酒一无所知。”梅蕾蒂对我说。

艾琳娜似乎丝毫不觉冒犯，她又把话题带回到迫害梅蕾蒂的人身上。“你刚刚说的，是彻底的屈服。爱你的敌人这个说法明显很荒唐。这完全是一个宗教议题。说要用爱对待你讨厌的和讨厌你的人，这无异于承认你被击垮了，你接受对方的压制，只是想让自己感觉好点罢了。说你爱他，无异于说你不想知道他究竟对你怎么看。如果你和他说话，你就知道了。”

我看向其他桌和坐在餐厅露台上的人，到处都挤得满满的，整个广场似乎都被对话点燃了。乞丐们散落各处，在说话的人群之间移动着；这些人通常要好一会儿才能注意到他们，或者给他们点钱，或者把他们赶走。我看着这个场景几次重复上演，他们站在这些享受人生、吃饭、聊天的人的椅子后面，鬼魂般不被察觉。一个瘦小干瘪，戴着帽子的女人正从桌子之间向我们走来，嘴里咕哝着站在我们的桌前，爪子一样小的手向外张开。我看见梅蕾蒂在她手上放了一些硬币，和她讲了几句话，轻轻地抚摸她的手指。

“他想什么完全不重要，”她继续说，“如果我知道了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会把他和我自己混淆起来。我不想从别人的想法中拼凑我自己，正如我不被别人的诗影响我的创作。”

“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游戏，一种幻想，”艾琳娜说，“男人喜欢玩这个游戏，但他们其实害怕你的诚实，因为这样游戏就被破坏了。你如果不对男人坦诚，你就默认他可以继续他的游戏，助长他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就好像为了赞同她的观点，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是我在飞机上的邻座发来的短信：“我想你。”

艾琳娜继续说，只有当你突破人的幻想，关于自己的、他人的，你才能一定程度上看清现实，把事物还原成它本身的价值，成为它真正的样子。诚然，有些真话很丑恶，有些则不然。在她看来，最糟糕的是只和一个人的某个特性打交道，而其他不同的特性却被隐藏起来。如果一个男人性格中有龌龊的一面，她必须立刻揪住并质问。她不愿让那邪恶的特性游荡在感情的边缘地带：她要把它激怒，拉出来示众，以免它趁她不备袭击她。

梅蕾蒂笑了：“照这样说，感情根本不存在。只有两个人相互跟踪。”

服务员把酒端来了，那是一小瓶没有标签的墨色的酒，梅蕾蒂开始倒酒。

“是这样，”艾琳娜说，“我这种滋事挑衅的倾向在别人看来很难理解。但对我来说这很有必要而且合理。我承认，我几乎所有的情感关系都因此结束了，因为正如你所说，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不可避免地会找出感情中的漏洞，并迅速终结这段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一段恋爱关系要结束，我想要迅速知道并且尽早面对它。有时候，这个过程过于迅速，感情刚开始就结束了。我常常觉得我的感情没有过程，因为我总是跳到自己前面，就好像我翻书去看最后一章讲了什么。我想立刻知道所有事，我想不费时间就知道全部内容。”

现在和她在一起的这个男人叫康斯坦丁，他让她第一次开始害怕自己这个习惯，坦白说，他不像她以前交往过的男人，她觉得他们两个人旗鼓相当。他聪明、英俊、幽默，是个知识分子。她喜欢和他共处，喜欢从他身上看到的自己。而且他有鲜明的价值观和态度，所以她第一次觉得他周围有隐形的边界，虽然没有人这样说，但她绝对不能越过这条清晰的界线。在她过去交往过的所有男人中，她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过这条界线，这种边界的存在。那些男人的防御系统大多由幻想和欺骗拼凑而成，没有人——更不用说他们自己——能责怪她想要越界。因此她很害怕在康斯坦丁身边时会越界，就好像她向他逼问真相无异于闯进他房间偷他的东西，而且她开始害怕自己爱上他的地方：他们之间的对等。

对他来说，他轻松掌握着伤害她的权利，而她过去能迅速从其他男人身上拿走这个权利。最近她带康斯坦丁去了一个派对，把他介绍给她的朋友，她很享受这种在社交圈炫耀他的感觉，从他们眼中看到他的英俊、风趣和正直；反之亦然，因为派对上都是她圈子里的艺术家和其他有趣的人。她开始偷听他和一个她认识但不喜欢的女人说话，一个叫亚娜的女人。她禁不住要偷听，一部分是出于对亚娜的怨恨，她想象亚娜对康斯坦丁说，她嫉妒艾琳娜有这样聪明英俊的男朋友。亚娜正在问康斯坦丁的孩子，他之前的婚姻里有两个孩子；就在艾琳娜偷听的时候，亚娜随意问起他还想不想再要孩子。不想，他说。艾琳娜听到之后，觉得好像有刀子从四面八方向她捅来。不，他不想再要孩子了，他挺满意现状的。

她颤抖着手把酒杯举到嘴边。

“我们从没有讨论过孩子的问题，”她继续安静地说，“但明显这对我来说是个选项，我很可能会想要孩子。我本来很享受这个派对，觉得很开心，而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法向任何人自然地微笑或说话，我只想走开，一个人安静地待着，但我必须和他一直待到派对结束。他也发现了我不开心，一直问我哪里不对。接下来的整个晚上，他不停地让我告诉他哪里有问题。第二天早上他必须要出差几天，他说我必须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我如此沮丧的情况下去机场。但是，对他说出实情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因为我听到的话不是他说给我的，而且这个话题本身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被谈论。

“在我看来，经历这次事件之后，我们不可能还对彼此保持原来的积极态度。在那之后，还有我们每次争吵的时候，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我们被困在文字的网中，缠满了线，打满了结，我们都觉得能说些什么把我们解救出来，然而话说得越多，缠绕的线和结也越多。我发现自己怀念人类一个字都不会说时的那种简单。我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回到我们第一次开口说话之前。”

我看了看邻桌的一对情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几乎不可打破的沉默中吃饭。她把手包放在盘子前面，就好像随时担心被偷一样。两个人偶尔瞟一眼他们中间放着的那只包。

“你和康斯坦丁说过你听到他说不想再要孩子了吗？”梅蕾蒂说，“那天早上，你们在等出租车的时候，你承认了吗？”

“承认了，”艾琳娜说，“他当然很尴尬，说那是无心之言，不代表任何事，某种程度上我也相信他，松了口气；但我心里却在想——那说话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出去的话下一秒就能收回来，那还说什么？我想让他收回那句话。现在想起来，整件事都有点不真实，就好像如果我允许这句话被收回去，那么我也不能确定这件事发生过。

不管怎样，出租车到了，他上车离开了，我们和好如初。

但之后我有一种被弄脏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微小但是很顽固，就像一个污渍毁掉了整件裙子。我想象很多年之后，我们生了孩子，我却永远忘不了之前别人问他是否想要孩子时他摇头的样子。而他也许会想起来我是一个擅自偷听别人隐私，用偷来的信息评判他的人。一想到这儿我就想从他身边逃跑，离开我们的公寓和我们共同的生活，找地方藏起来，藏在没被玷污的东西里。”

一阵沉默，隔壁桌的噪声源源不断地涌过来。我们喝着深色的酒，口感绵软，舌尖几乎感觉不到酒的滑过。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梅蕾蒂说，“梦里我和几个女人——有几个是我的女性朋友，还有几个我不认识——正准备进一个歌剧院。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流血，经血一直在涌。歌剧院入口处一片混乱，我们裙子上的血滴到鞋上，一个女人止了血，另一个又开始流。我们把沾了血的毛巾整齐地放在建筑的门口叠成一摞，越摞越高，其他人必须经过它们才能进门。他们经过的时候看着我们，男人穿着晚礼服，打着领结，一脸厌恶。歌剧开始了，我们能听到里面传出音乐声，但我们都无法跨过那个‘门槛’。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因为最开始是我注意到自己在流血的，而当我被羞耻感淹没时，我似乎惹了更大的麻烦。我发现，你和康斯坦丁的故事，”她对艾琳娜说，“其实有关厌恶，关于男女之间无法消除的厌恶。你总是希望用你称为‘坦诚’的东西净化它。你一旦停止坦诚，就会看到一个污点，你就会被迫承认你的不完美；于是你想逃离，藏在羞耻之中。”

艾琳娜点了点头，把手伸过桌子放在梅蕾蒂的手上。

梅蕾蒂说，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可怕的呕吐病缠身。这种让她深感无力的病持续了好几年。呕吐总是在每天同一时间同一情景下发生，就是她从学校回到她母亲和继父住着的房子的时候。她母亲为她的病感到非常忧虑，因为找不到病因，这似乎是在批评她自己的生活和她带到这个家里的男人——就好像她的独生女用呕吐来表示拒绝爱他，甚至拒绝承认他。在学校的时候，梅蕾蒂就会把呕吐的事完全忘在脑后，而一到回家的时间，她就开始察觉到一些征兆，一种失重感，就好像她脚下的地在消失一样。她无比焦虑地赶紧跑回家，然后通常在厨房，通常在她妈妈给她准备下午茶的地方，一种极其恶心的感觉开始膨胀。她被带到沙发上躺下来，身上盖一条毯子，电视打开，身边放一只碗。梅蕾蒂呕吐的时候，她妈妈和继父就在厨房里待着，吃饭聊天。她妈妈带她看过医生、治疗师，最终一个儿童心理医师建议说——这建议让她妈妈一头雾水——梅蕾蒂应该学一件乐器。他问她有没有想过演奏什么乐器，她说，小号。于是她母亲和继父很不情愿地给她买了一支小号。于是每天放学后，她不再需要面对精疲力竭的呕吐，取而代之的是吹奏铜管乐器，制造难忍的噪音。这样，她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缺陷的厌恶，也成功地打扰了厨房里的二人约会。而在那之后，她如果再想要拆散他们，一定会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

“最近，我又把小号从盒子里拿出来开始练习了，就在我那间小公寓，”她笑了，“再次制造噪音的感觉很爽。”

下山回去的路上，艾琳娜说她得去友谊社广场取她的摩托车。她想送梅蕾蒂一程，因为她们住得很近。摩托车足够两个人坐，而且这样最快。她和一位早年间认识的女性朋友赫敏，两个人就这样把希腊玩了个遍。她们甚至把车用轮渡带到了岛上，只带了一点钱和游泳衣，沿土路寻找空无一人的沙滩。赫敏趴在她背后，她们一起冲下很陡的山坡，一次都没有摔下去过。再回首，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在当时她们觉得自己正身处人生的序章，还等待着真正的好戏上演。那些时光或多或少逝去了，她现在和康斯坦丁在一起，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不阻止她和赫敏出行，事实上他更乐得如此，现代的男人总是很喜欢你证明自己的独立。但是回到过去会显得很虚假，她说，比如刻意模仿那两个女孩一路冲下土路，浑然不知尽头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1. 阿果拉：又名城市广场，是古代雅典城邦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现为雅典的一处历史遗迹。——编者注
2. 德国传说中的女妖，靠歌声吸引过往船只，夺取船员性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