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李佑生翻墙逃疫造成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暴烈流行，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鼠疫是很难防住的，相对民国政府脆弱的且被战火摧残得支离破碎的防疫网，恶疫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外逃的空隙。实际上恶疫的确是在向四面八方传播，常德城近百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乡镇几乎没有一个幸免。而乡村基本上是防疫的空白区，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或者根本搞不清楚疫病的传播渠道，或者就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鼠疫，老百姓把这种病称为“乌鸦症”、或者“乌鸦瘟”，不知道是鼠疫。鼠疫在一个地方攻城略地形成传染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再向周边扩散，于是又一个新的传染源就此形成。

从民国政府留下的防疫工作档案中，看不出当年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积极进行了防治，防疫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县城、城镇和少数重点集中爆发的区域。鼠疫发生50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会的老人们一个个县，一个个乡镇，一个个村地走访，大至到摸清了当年的鼠疫流行路线。在他们手绘的一张常德鼠疫流行图上，从中心城常德，鼠疫向四面八方迸射出去，常德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乡镇无处不染疫。

然后新的染点又形成了新的放射点，再向更远的地方迸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乡镇——有水陆码头、人流物流较多的繁华的地方，再从这些地方向较大的村和聚焦点传播。

如一个蜘蛛结的一张大网，大网的四周边，有次等大的蜘蛛继续结网。并不是越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小，有时会反其道而行，越僻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大。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蜘蛛最终织成的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常德周边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尽皆落入这张网中。^[18]

第一圈受到鼠疫传播的是常德城周边的南坪岗乡、芦山乡、德山乡、鼎城区、河洑镇等，它们自北、东、南、西环绕在常德城一周，乡民们多以常德这个大的中心市场为生，离常德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的范围，乡民们或挑或背一天之内在常德和乡里往来易市。田里、湖里的物产要在城里经销，家族里的人多亦商亦农地过着两栖的生活，穷苦的人则城里找一份工，好一点的当学徒学门手艺，差一些的做苦力，挑水、扫街、干殡葬业，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一如现在中国的城乡生态。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着。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

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19]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

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这个圈里是位于常德二、三十公里外的乡镇。常德地区有“十大名镇”之说。它们是石公桥、镇德桥、周士乡、河洑、蒿子港、黄土店、牛鼻滩、斗姆湖、石门桥、石板滩等，这些当年卫星一般拱卫着常德的乡镇都成了鼠疫二次传播的阶梯。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县城东北，与县城相距约25公里，是常德次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今这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杂乱的中国普通的乡镇，但在水运交通时代，这里东可连洞庭湖，北可通澧水，南可达沅江，虽然貌似僻远，但一水能行武汉、上海。

而本地又盛产稻米、棉花和各种水产，自然天成一座常德县东北、洞庭湖西岸的商埠。

1940年代初期，石公桥镇上大约有大小店铺和居民400余家，人口约2,000余人。据黄岳峰和王华璋老人回忆，有经营油、盐、香、砂糖、烟酒的南货铺20来家；有粮、鱼、山货、花纱行25家左右；他们的货物来自本地，销往外地；有从武汉进货的绸缎、布行10家左右；有20席以上的大酒店5、6家，此外还有猪行、屠户、理发、银铺、铁铺、赌场。剧院等生活所需，一个城市应该有的都尽有。

1942年10月，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者叫丁腊秀，女，42岁，住在北横街二保十甲一户，25日发病，27号死亡。11月14日第一批防疫人员赶到，距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已经是18天之后。16号由常德防疫部门的技术督察长施毅轩和伯力士带领的第二批人员赶到，伯力士被赋予督导一切的职责。

实际上伯力士的到达为时已晚，石公桥已经是鼠疫的领地。死人前，这条长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特别是鱼店，肉店，米店，油店，酱油店，食品杂货店，当时正元堂药舖老板丁为桂和医生聂胖子说这是鼠瘟，会危及到人，把死老鼠装进撮箕里，埋到河边，在店周围撒了很多雄黄。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着，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20]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附录了一份《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列出了死亡36人的名单。另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

但60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整个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石公桥的惨剧基本上是常德城的一个迟到的复制，只不过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周家店是鼠疫传播圈上第三个阶梯的典型，也是一个受害的重灾区。更多的死亡发生在洞庭湖边上的流浪渔民中。2015年4月23日，作者在周家店镇见到了83岁的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当年的民国政府周士乡乡公所经济干事兼兵役干事萧宋成（1912－2002）在向道仁等的调查中留下了口述，为当年的情形作证。

作为乡民事干事，萧宋成说他埋藏过无人认领的疫尸数百个，当时雇请零工，每埋1具尸体，工钱是3斗谷。乡政府没有力量拿出这么多钱粮，便向当地商家大户募捐。“向道同家派捐一百担谷，高家马老板绸缎铺光洋二百块，唐炳煌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己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谷、二三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及乡丁、保卫费及一些防疫性药物”。^[21]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关于周士乡的鼠疫死亡人数，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是1,683人，为何一个僻静的水域会成为鼠疫为害的重灾区？这里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年防疫力量集中于城市而无力顾及农村，致使农村成为鼠疫可以恣意横行的空白区域，但常德菌战调查者，尤其是向道仁高度怀疑当年日军向常德空投鼠疫飞机一侧打不开的盒子就扔在了这里的河叉中。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因为那个丢在洞庭湖里的盒子，究竟丢在哪里，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