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爷爷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爷爷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爷爷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爷爷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爷爷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爷爷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爷爷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奶奶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

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爷爷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爷爷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爷爷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奶奶、常德和爷爷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爷爷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爷爷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爷爷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奶奶起床给爷爷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爷爷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李佑生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当年中国农民的行为范式的。对李佑生来讲，大概一生听都没有听说过鼠疫这种病，更不可能知道会有人作为战争手段而有目的投放，李佑生的一生当然也没有打找针，见到打针自然怕，他根本不知道这一针的重要性，于是选择逃避翻墙回家，对于他来讲，回到家就安全了，家是他熟悉的、可以掌控的安全的地方。

李佑生的坟就在李宏华现在住的屋子的对面，隔着一片水塘，一片稻田。这就是他当年劳作的地方，李宏华带我们去看他的爷爷，穿过一片盛开的油菜花，一个高坡上，荒草几乎没过了坟头，土丘前面一块泛红的石质碑上书：祖考李公佑生老……后面字迹模糊了。孙子李宏华的背全驼了，还有气喘，已经爬不上爷爷的坟头了。

我是2013年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认识李宏华的，他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并向受害者道歉赔偿。2011年，一份新的细菌战证据——《金子顺一博士论文》被发现，再次证实了日军在常德使用鼠疫菌进行攻击，83岁的李宏华作为代表被选出来远赴日本。

2015年4月我再次在他的家乡李家湾见到他，对照着实情实景，再听他说他家族的受害经过。

荣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记载了这一事件：“因检疫工作未臻完善，于本年五月初蔓及桃源县属莫林乡。先是有该乡李家湾居民李佑生于五月四日在常德染疫，潜返故乡，于十日身死。因系由腺鼠疫所转成之肺鼠疫，能直接由人传人，故其探视之亲属、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共十六人。”

“此次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流行，所有病例，均经详细调查并施行细菌检验证实，其中有患者数人病势极重，于两三日内，肺炎症状（如咳吐血痰）未及显现即已身死，民国十年哈尔滨流行时亦曾见之”。

历史档案对李佑生进城的原因和逃避注射的细节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有说他是去城里进货的，有的说是贩布的，对注射证是怎么买到的及怎样逃出城也有多个版本，这一次在李宏华家的采访，让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得到更正。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奶奶，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爷爷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爷爷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平静的乡村姻亲联系网，因为一家之主李佑生的死亡而联动起来，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吊孝，嫁出去的女儿女婿都回来了，一大家子亲戚邻居们都聚在一起，传染变得快捷方便，更何况后来证实，李佑生带回来的是肺鼠疫——人间鼠疫，人和人通过接触、呼吸、飞沬传染。死者除李佑生之外，家庭内部传染死亡3人，如李佑生传给妻子儿子；参加护理的死亡了5人，如照顾生病的父母、丈夫等；前来探病的亲戚死亡5人，如李佑生的外嫁的女儿谢李氏，前来探父亲，带病回家，又传染至婆婆死亡。邻居向国恒家2人，也是因为前来探视帮忙。

鼠疫从一个中心暴发，然后随着姻亲的血脉线索向四方扩散，血亲越近的人感染的可能性越高，这种传播方式对于中国以宗族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现在从常德到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非常方便，我从城里的长途汽车站，坐中巴车，11块钱，一个多小时就了马鬃岭，再步行4里，就到李家湾。这一天，李宏华老人远远地迎出了4里地等我。为了不让我们走路，他还租了一辆车。李宏华的妻子说，这两天他一直病在床上，听说我们要来，就一下从床上蹦了下来。

李家原来有5个人参与细菌战诉讼成为原告，弟弟李安谷、李安江都去世了，堂兄弟李安清和姑姑李玉仙，他们都去世了，5个幸存者只剩下了李宏华一个。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生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

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当年的马鬃岭属于地广人稀的乡村，李家湾也只有10来户人家。李家湾的死人被当地的保甲长发现，报告了县里，县里再报告到常德，25日24名防疫队员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李家湾，发现李家已经没有人收尸了，防疫人员连忙掩埋尸体，封闭病家，就近建立隔离留观所。

民国政府的防疫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和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等随后前往陬市及桃源县督导防治，伯力士和防疫队到达李家湾，建立了隔离所，抢救患病的人，切断了李家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莫林乡一个不漏地进行疫苗注射。

此时民众看到了疫病凶猛，均能比较合作地接受注射了。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