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军的“龟船”①和部分营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率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率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①，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

二、攻破江北大营

1853年底，太平军为筹组北伐援军而放弃扬州之后，瓜洲一带仍由赖汉英等率兵一部驻守。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驻该处的太平军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环绕防守，多次击退江北大营清军的进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扬州军中，清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而以陈金绶、雷以諴帮办军务。清军为防止瓜洲太平军北进，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运河边的施家桥，筑长墙一道。后为了进攻瓜洲，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东西两侧延伸，加筑土墙一道，绵亘四十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也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修筑营盘和炮台各二十余座。

1856年4月2日，吉尔杭阿派人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未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视。当晚，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大军渡江，到达瓜洲。4月3日拂晓，太平军对土桥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大败。秦日纲等督军乘胜猛进，连破虹桥、朴树湾等清军营盘。敌人望风披靡，争相逃命，溃散大半，炮械旗帐尽弃，托明阿等逃奔三汊河。太平军一鼓作气，次日又大败三汊河之敌，连破敌营一百二十余座。清军余部千余人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托明阿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往扬州东北的邵伯镇。5日，太平军乘扬州城防空虚，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作鸟兽散。

秦日纲等率军北攻扬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粮食，以济镇江、瓜洲守军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营并完成粮食征集任务后，为了回军天京进攻江南大营，随即率部南返，仅留少数兵力驻守扬州，致使这个江北米粮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军江南大营所派援兵及江北大营的败兵再占。

秦日纲等本欲率军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断，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扬州西进，前队于16日攻占浦口，准备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当天，钦差大臣向荣派总兵张国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配合北岸清军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进占江浦，致使太平军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于28日折而东返，经仪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余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仅有瓜洲一地为太平军所据守。

清廷因扬州之败，将托明阿等革职查办，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29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6月1日，太平军大败高资清军，并击毙吉尔杭阿（一说吉自杀）。3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清军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三十余座营盘全部瓦解，提督余万清负伤后逃往京岘山大营。6日夜，太平军从地道攻入京岘山清军西营，守敌早已溃逃。次日，太平军继续进攻东营。由于镇江告急，向荣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率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陽绕至镇江以东的丹徒镇，于6月10日向围攻京岘山的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已前来镇江，不积极打击授兵，反而尽弃九华山营垒，于13日经高资、下蜀、龙潭返抵天京东北的燕子矶、观音门，给镇江的防御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摧毁江南大营（参见附图四）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二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
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

这时的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兵力二三万人，由于太平军东援镇江和进攻江北大营时向荣已从江南大营抽兵往援，石达开部取道皖南回京时，向荣又分调清军数千进行防堵，因而其部队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广德、溧水、宁国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很薄弱。向荣在奏折中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①向荣为了要求迅即增兵，难免夸大其词，但江南大营兵力空虚，确是实情。

为了调动敌人，石达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其南路部队于6月13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东坝，接连溧陽，均系入苏常要道”50000061_0151_1②。而屏蔽苏、常，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太平军攻占溧水，向荣认为“大局攸关”，立即调兵遣将：令江长贵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队，由湖熟赶往援剿”；并由大营抽调亲军千名、义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选带精兵，“驰往统领督剿”，“迅图克复”。③这样一来，天京附近的清军兵力更形空虚。

秦日纲等率军回抵燕子矶、观音门后，本欲进入天京，但东王杨秀清见清军江南大营已危如累卵，严令他们必须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奉令者斩1于是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①

太平军选定孝陵卫东北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的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天京太平军一队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队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与秦日纲军相呼应。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鹤门防堵。18日，双方接战，未分胜负。当天，另一队太平军三四千人自龙脖子冲出，摇旗呐喊，牵制和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日，石达开军北支队也赶到仙鹤门、尧化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紫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向荣见大营危在旦夕，急令张国梁抽带兵勇千余名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陽、秣陵关调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时，严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冯子材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焚烧太平军新筑各垒，以便“与仙鹤门之营通气”。②

6月19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接着又出动数千人分七八队进行包抄，王浚等部清军溃退。与此同时，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脚，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六百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赶至大营，但慑于太平军的声势，不敢应战，只是连夜在青马群（黄马群南）一带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困；另一路太平军二三千人翻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插清营。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又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亲率大营兵勇一千二百名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今光华门）、朝陽（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陽。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进抵丹陽城外，与清军相持月余。8月9日，向荣恐清廷治罪，自杀于丹陽营中（一说忧郁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拔掉了威胁天京的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太平军这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西征军正由节节退却转入胜利反攻的时候，骤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曾国藩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指导上的失策。此外，太平军在作战过程中大都是打的击溃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放过了追歼逃敌和攻歼援敌的有利战机，因而江北大营不久就又恢复，镇江则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军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从战略指导上看，在占领金陵之前，太平军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个战略方向实行进攻的，而其所选定的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敌人的要害而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方向，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较顺利地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并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占领金陵之后，迅速攻占镇江、扬州，切断北京的粮运孔道，取得拱卫天京的屏障，这一决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杨等对跟踪包围自己的敌军却未及时予以歼灭，而听其建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同时，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分兵北伐与西征，冀图以有限的兵力，在两个互不联系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致一支军队全军覆灭，另一支军队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地位（如果没有西征军的湖口之捷，则局势将会迅速恶化）。这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的结果，也是缺乏通观和驾驭全局能力的表现。军事战略上的这种失策还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革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才是致命的。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终于导致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太平军从此在战略上一步步地陷入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地位。

一、西线军事形势的恶化

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随即由皖南东流进驻该城，筹划进军金陵和围歼太平军的有关事宜。他决定先行肃清沿江一带的太平军，以巩固后方，即实行所谓“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方针。曾国藩后来申述其理由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①因此，1861年9月上旬以后，湘军除趁安庆之胜先后夺占池州、铜陵、无为及其东北的运漕、东关等重镇外，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增募兵勇，调整部署，为进军金陵进行多方面的准备。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在安庆失守以后，基本上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听任湘军从容备战，眼看着西线军事形势恶化下去。由于安庆失守，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以致“心烦意乱”，“坐守庐城”。①杨辅清、黄文金等各路援军则陆续撤回皖南。以后，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时②，除派马融和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部进至淮河以北外，继又派出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等率部远征河南、陕西，这就使皖北本已不多的兵力更形单保远征军派出不久，新任荆州将军多隆阿即会同钦差大臣袁甲三等率清军围攻庐州。在此情况下，陈玉成于1862年2月23日接连发出书信，向各方求援，要陈得才、马融和、张乐行等返庐“面议一切军机”③。可是，这时陈得才等已进入河南，张乐行、马融和等正在督军围攻安徽颖州府（今阜陽）。而且，这些信件全部被清军截获。于是，庐州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5月13日，陈玉成放弃庐州，率兵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打算联络苗沛霖④，再作良图。不料苗沛霖已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陈玉成一入寿州城，即被逮捕，不久被解往胜保军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一，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不仅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并使整个西线形势更加急转直下。①

二、十三王回援天京失利

（一）清军之大举东犯

1862年1月30日（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清廷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受宠若惊，立即进一步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其部署如下：新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二万（后陆续增至五万）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金陵；同知曾贞干率湘军四五千人由池州沿长江南岸进攻芜湖；兵部侍郎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的进攻，兼负运输接济任务；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数千人由赣入皖，经青陽攻宁国府；安徽巡抚李续宜率所部湘军万余人进援皖北颖州；荆州将军多隆阿率鄂军二万余人围攻庐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及部分赣军、浙军共约二万余人全力进攻浙江，牵制李世贤部太平军；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六千五百人会同外国侵略军进攻上海周围李秀成部太平军，尔后西进。以上共计八路，前四路为直接进攻天京的兵力。此外，尚有道员张运兰等部湘军数千人扼守皖南婺源一带，并为“游击之师”，防止浙江太平军入赣，以固徽州后路。同时，协攻庐州的袁甲三、防守江浦的李世忠、扬州的都兴阿、镇江的冯子材等部，也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仍驻安庆指挥。

1862年3月15日，曾国荃率新募的湘勇八千人抵达安庆，24日即率全军自安庆出发，沿长江北岸东下。与此同时，皖北、皖南、浙江等地战事也进一步展开。各地太平军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下节节后退。截至5月中旬为止，巢县、含山、和州、繁昌、南陵、青陽、石埭、太平、泾县、庐州等地均被清军攻陷。

5月18日，曾国荃率军十五营自西梁山渡江，会同水师攻占当涂，20日会同曾贞干部占领芜湖，26日进驻江宁镇板桥，旋占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30日，彭玉麟督水师八营占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金陵护城河口，曾国荃则督陆师直逼雨花台，距城不及四里。曾贞干所部湘军占领芜湖后，不久也前往金陵，与鲁国荃部会师。从此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二）十三王回救天京

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使洪秀全等甚为吃惊，因为他们虽然估计到湘军“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①。因此，洪秀全一日三诏地催促李秀成迅速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回到苏州，于6月22日召集各将领分析形势，商讨救京之策。他认为曾国荃所部湘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加之湘军近来屡胜，其势正锐，因而“不欲与战”，决定等两年之后，湘军“兵久而必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②于是，先将苏州的财物、米粮、军火全部解送天京，以利固守；同时，派李明成率兵一部赶回天京，加强防务。

1862年7月，天京外围的形势更趋严重。7月11日，西南屏障宁国府城为鲍超部攻陷。16日，保王童容海率部袭取便德，杀李世贤部守将马桂功后，宣布降清。①杨辅清、洪仁玕率部约二万人自皖南退至江宁淳化镇一带，回援天京，于7月20日约城内守军夜袭湘军军营，被湘军击退。

8月6日，李秀成在苏州再次召集各将领会商救京事宜。正在这时，洪秀全又遣人催促李秀成迅速援京，并申斥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1②李秀成在洪秀全严诏催逼之下，只得抽调兵马，于9月14日由苏州出发，回援天京。

此次由李秀成督率回救天京的将领共有十三王，领兵十余万人（号称六十万），到东坝会齐后，分路进扎方山、板桥一线。与此同时，陈坤书等率四万人进至安徽太平府，拟攻金柱关，断敌芜湖之援；杨辅清、黄文金等则分路进逼宁国府城，以牵制鲍超部湘军。

（三）天京外围的激战

10月13日，天京外围的攻守战正式开始。李秀成督率援军与天京城内守军相配合，对围城湘军之东西两翼发起猛攻。湘军坚壁固守，俟太平军攻近，突以排炮轰击。太平军闻炮则伏，炮停即起，昼夜不停地进攻敌人。15日，西路太平军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抄敌营后路，拟断敌运道。曾国荃令连夜构筑十数垒，与太平军对峙于洲上，以保运道畅通。18日至21日，东路太平军集中洋槍洋炮猛攻，湘军固守营垒，拚死顽抗。22日，太平军“负片板蛇行而进”，并“束草填壕”，步步进逼。曾国荃见势危急，亲自督战死拒，被太平军击伤面颊。23日，李世贤自浙江率三四万人赶到，加强了东路攻势。太平军连日猛攻，更番迭进，并“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准备穴地轰毁敌垒。湘军先以火箭集中射击，继挑“锐卒”进行反击，破坏太平军的地道作业。①与此同时，湘军发现太平军西线营垒散而不坚，有隙可乘，遂于27日实施三路反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毁营垒十二座，伤亡颇众。

11月3日，太平军并力进攻东路，用火药轰塌曾国荃雨花台大营附近的湘军营墙两处，随即“乘隙直上，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纷纷冲入缺口。②但湘军早有准备，地道轰发之后，立即从营中冲出，并力抢堵拦击。太平军往返冲杀达五六次之多，终不得入。次日，西路太平军决长江之水，冀断敌粮运。湘军水师出动舢板，驻守双闸，配合陆师保护运道。东路太平军则继续挖掘地道，向敌进攻。湘军以对挖的办法进行破坏，每挖通一处地道，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连连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贤等以围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月余不下，不得已下令撤围。李世贤率西路退秣陵关，旋退东坝小丹陽；李秀成率东路进入天京。至此，十三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李秀成此次带领十三王回援天京，在兵力对比上占压倒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据曾国荃称：“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槍队多至二万杆。”①其言难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太平军的火器优于围城的湘军是可能的。所不足者，湘军拥有水师，能控制长江水道，太平军则无可奈何。整个而言，太平军之所以久攻不克，既有湘军善于筑垒顽抗及太平军缺衣少粮等客观原因②，也有主观指导上的失误。

1861年冬，湘军因兵力不足，暂时停止了攻势，但洪秀全等并未抓紧时机加强西线的防御，使曾国荃部湘军得以迅速窜至天京雨花台。即使这样，当时曾国藩远在安庆，鲍超部被牵制于宁国府一带，左宗棠部远在浙江，多隆阿部为对付入陕的太平军正调赴陕西途中，因而曾国荃部显系孤军深入，再加湘军疫病流行，“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③，因此，当时曾国荃部水陆各营虽有近三万人，能作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故对太平军来说，仍是重创甚至全歼敌人的好机会。但由于天京当局事先没有准备，直至湘军兵临天京城下，才仓卒调兵，及至各路援军赶到，敌人已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增加了反击作战的困难。

李秀成率领十三王回救时，面对已经修有坚固工事的湘军，未能很好地配合城内守军设法先予敌以消耗，再进行有准备的围攻，而是一到天京外围就连日轮番攻击，企图速胜，结果钝兵挫锐，力屈罢攻。另外，没有正确地选择好主要攻击方向。进至天京的湘军立营于江边至雨花台之间的狭长地带，其西面是水师与陆师的结合部，又是粮运孔道。李秀成如果将主要兵力置于西路，首先断敌水路与陆路的联系，绝其粮源，进而集中兵力攻歼西路之敌，动摇雨花台大营，则取胜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三、“进北救南”计划的落空

由于未能击败曾国荃部湘军而解天京之围，洪秀全对李秀成“严责革爵”，并要他“进兵北行”。至于北进的企图，据湘军缴获的太平军文件透露：太平军过江之后，将由舒城、六安趋霍山、英山、麻城、宋埠，然后兵分两路，夺取黄州与汉口，以调动长江南岸之敌北援，下游之敌上援，冀解天京之围。①其基本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之计。

1862年12月1日，李秀成遵照洪秀全“进兵北行”的指令，命林绍璋、洪春元、郜永宽、李容发率领第一批部队数万人自天京下关渡至九洑洲，隐蔽于芦苇丛中，准备北进。8日起，太平军一面猛攻浦口江南提督李世忠（即叛将李昭寿）各营，一面昼夜赶渡。渡江后，于18日占领安徽含山，
19日占巢县，21日占和州，以后又连占铜城闸、运漕镇和东关等要地，并在这一带等待主帅李秀成及后续部队的到来。

当时，曾国藩已识破太平军北进企图。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李秀成“往年以偏师攻破浙江，分官军之势，而以全力攻扑金陵老营。此次或以攻窜和、含、巢、庐，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营（按：即雨花台曾国荃军营）与金柱”②。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堵截太平军。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会同陈坤书、吴如孝等率领第二批部队数万人（一说三十余万，号称五十万）渡江。陈坤书等率部绕江浦西进和州、含山。吴如孝率部进攻李世忠大营，并于3月22日占浦口，4月3日占江浦，从而恢复了天京与江北间的通道。

3月31日，李秀成进抵巢县，准备取道无为州西进。由于三个多月来曾国藩已从各地调集了万余援军进入皖北，使太平军西进遇到很大困难。4月19日，太平军自巢县进抵无为州的石涧埠，围攻湘军道员毛有铭、按察使刘连捷部。敌军凭垒坚守待援，太平军进攻多日未下，乃于5月4日撤围西走。7日攻庐江不下，8日攻舒城又不下，于11日进逼六安。时六安城内仅有粮台道员曾广翼、知州何家聪率两营兵据守。但由于敌军拚死力拒，太平军连日攻城都未得手。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军堵截甚严，李秀成被迫放弃原定进军计划，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东返，6月2日进入天长县境。留守和州、含山、巢县一带的太平军也先后放弃上述各地，退守江浦、浦口。

在李秀成率军北进的同时，天京当局曾命皖南的刘官芳等部由徽州、宁国出发，古隆贤等部自太平、祁门出发，黄文金等部自青陽、石埭出发，三路同时西进，以与李秀成部相策应。但由于上述三路太平军对敌打击不狠，对湘军后路的威胁不大，曾国藩仍可从皖南抽调兵力救援皖北，而李秀成率军到达六安之后，又遇难即退，半途折回，致使洪秀全关于出击敌后，挽救天京危局的计划归于失败。

这时，淮军和“常胜军”已自上海西进，并攻陷了太仓、昆山，正准备围攻苏州。天京方面，曾国荃所统围师已增至三万余人，并于6月13日占领了聚宝门外各石垒。因此，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16日，李秀成率部离天长，经六合，趋浦口，于20日经九洑洲南渡抵京。太平军将士冒着清军的炮火逐日南渡，前后历时十二天，被击毙和饿死者甚众，渡至南岸进入天京城内者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6月25日，清军水陆配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二万余人。至此，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所占。

“进北救南”的作战行动，非但没有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反而损失精锐数万人，使太平军的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从此，天京解围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

四、苏南诸城的失陷

（一）常熟、太仓争夺战

1862年9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回救天京后，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乘机进袭在上海附近的太平军，于10月24日攻陷嘉定。11月3日，谭绍光组织反击，与淮军、“常胜军”（此时华尔已被击毙，“常胜军”由美人白齐文统领）战于黄渡、四江口、白鹤港一带，后因作战失利，退守昆山。

1863年1月16、17日，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等杀死忠于太平天国的将领二人和兵士五百余人，投降清军，并于19日袭占了常熟北面的福山港。当时，李秀成已由天京来到苏州，闻讯后立即与谭绍光等率军讨伐常熟叛军，企图一举夺回该城，严惩叛徒；同时，派会王蔡元隆（李秀成之婿）入守太仓，以防内变（早已通敌的太仓守将钱寿仁旋即率二千余人出城降于淮军并改姓名为周寿昌）。

由于太仓仍在太平军手中，淮军无法从陆路救援常熟，李鸿章便调派“常胜军”五百人，取道水路往援。因福山港已被太平军占领，“常胜军”于2月5日到达时，不得登岸。为此，李鸿章又饬令总兵程学启纠集清军万余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进攻太仓，企图打通往援常熟的陆路通道。2月14日，当敌军进至南码头时，凭河据守的太平军依托工事英勇阻击。“常胜军”以洋槍和炸炮（开花大炮）猛烈射击，太平军被迫退入城中。15日上午，“常胜军”头目奥伦督军用大炮轰塌南门城墙，淮军立即渡过浮桥冲锋，城内太平军伏兵骤起，用千余洋槍火力封锁城墙，大量杀伤敌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接着，蔡元隆督令守军从西、南两门冲出，将敌人赶往望仙桥一带。“常胜军伤亡百余人，外国兵头亦伤十余人，一时难期力振。该军即于二十九日（16日）退回松江”。①其后，李鸿章又先后派提督黄翼升、道员潘鼎新、总兵刘铭传等率水陆师赴援常熟，均未得逞。

4月5日，新任“常胜军”统领戈登会同黄翼升、潘鼎新等率兵近万人，攻占了福山港。常熟城内的叛军立即出城接应，与淮军、“常胜军”会合。太平军围攻常熟七十余日，终未能下，谭绍光（李秀成已于2月22日返回天京）不得已于4月6日下令撤围。

淮军和“常胜军”占领常熟之后，李鸿章又饬令淮军加紧进攻太仓，并派员入城策反。太平军守将蔡元隆将计就计，约定于4月26日“献城”。届时，淮军统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率领一千五百人前往受降，及抵城边，太平军伏兵骤起，淮军大量被歼，李鹤章也险些送命。5月2日，戈登率领“常胜军”二千八百余人（内有英军五百余名）协同淮军猛攻太仓，蔡元隆部经顽强抵抗后撤出。淮军入城后大肆屠杀，遇害者万余人。

5月4日，淮军及“常胜军”共约二万余人乘胜进犯昆山，守将刘肇均等率所部一万二千人依托坚城阔壕，顽强抵御。不久，李鸿章亲临昆山督师，他根据戈登的建议①，于5月30日与戈登同乘英军提供的“海生”号战舰，率军一举攻占昆山西面的正仪，然后回军东向，会同围攻昆山的淮军击败谭绍光所率太平军援兵。昆山太平军见后路被袭，次日即有七八千人向西撤退。戈登率炮船跟踪追击，太平军损失严重。6月1日，太平军全部西撤苏州，昆山遂陷，槍弹制造厂随之落入敌手，使尔后的军械供应发生极大困难。

（二）苏州、无锡相继失守

敌军既得太仓、昆山，便准备进攻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苏州。李鸿章分析：苏常为金陵根本，物产丰富，太平军必死守力争；江南多水，进攻不易；归其统率的清军兵力仅四万余人（包括添募和收降之众）分布于常熟至金山卫之间的广阔地区内，能直接用于进攻苏州的兵力有限。因此，他决定采劝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剿为堵”的三路进攻计划：中路从昆山直趋苏州，由程学启部担任；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陰、无锡，由李鹤章及总兵刘铭传部担任；南路从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进援之道，由总兵李朝斌率所部太湖水师十营担任。此外，由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策应，“常胜军”则驻昆山为总预备队，“专备各路游击援应”。②

鉴于苏南形势危急，刚由皖北回到天京的李秀成于7月7日到达苏州，布置防守事宜，不久又返回天京。当时，谭绍光在苏州主持苏南军务，他雇请数十名外国人，教练炸炮，以增强太平军的防守能力。

7月7日，北路淮军分三支向江陰进攻，太平军在江陰、常熟之交的顾山、北

■ 、长泾一带节节阻击。直至8月下旬，淮军才进抵江陰城下。9月13日，江陰失陷。北路淮军既得江陰，李鸿章便令刘铭传驻扎青暘镇，副将周盛波部和总兵郭松林部分别进驻无锡芙蓉山与缑山，道员张树声等部进驻张泾桥以为后援，李鹤章则督小队往来调度，准备集中力量攻取无锡，以配合中路、南路军合击苏州。9月24日，郭松林部进占无锡东面的东亭镇，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

7月26日，中路淮军因南路李朝斌所部水师尚未开到，改变直取苏州的计划，会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等向吴江开进。29日进抵吴江城下时，太平军守将开门出降。吴江为浙江太平军援救苏州的必由之路，该城失陷，苏州的南路援绝。

由于苏南形势日益恶化，经李秀成再三恳请，洪秀全允其再次离开天京前往苏州，但限期四十天回京。9月23日，李秀成抵苏州，本欲召集各镇将商讨对策，以求“会司并进”，“合力解京围、解省困”①。但常州守将陈坤书、无锡守将黄子隆均未应约前来，也未发兵会师，李秀成只得将驻苏州的郜永宽等部调往苏州、无锡交界处，与无锡郊外的李世贤部相街接。自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李秀成督军连日向围攻无锡的李鹤章、刘铭传等部淮军发起进攻，交战于后宅、梅村、坊前、安镇一带。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淮军“先以坚壁勿战挫其气，继风滾营并进遏其锋”①，加之驻守无锡、常州的太平军没有很好地进行配合，因而淮军得以“稳扎稳打”地对付太平军。而中路淮军和“常胜军”则由浒墅关一带抄袭李秀成部后路，使其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围困无锡之敌。因此，李秀成部出击半个月，非但未能击败苏州、无锡外围之敌，反而损失不少兵力。

苏州城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修筑长墙，墙内又筑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一气。城内穴地为屋，上面覆板堆土，以御炮击。由于太平军设防相当坚固严密，因此，程学启、戈登率部围攻两月，进展甚微。11月27日，敌军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调集炸炮，水陆配合，越河进攻。经过激战，城外东、南、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被毁坏，敌军直薄城下。李秀成

太平军在苏州保卫战中，用俘获敌人的“飞尔复来”号船攻击清军水师

见苏州城危，于11月30日撤离，由谭绍光坚守危城。此时，郜永宽等发生动摇，私下与敌议降。淮军以生擒李秀成或斩杀谭绍光为条件。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将慕王谭绍光杀害，开城降敌，苏州城遂为敌所占。几天之后，郜永宽等八人均被李鸿章处死。12月12日，无锡失守，黄子隆被俘，不久遇害。淮军攻陷苏州、无锡后，遂分兵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

（三）常州失陷

12月15日，李鸿章到达无锡，对进攻常州作了部署。接着，提督刘铭传率部抵达常州西北的陈都桥、羊头桥、西施桥，前锋进抵孙村，与常州城仅一河之隔；总兵周盛波等部从无锡出发，经戚墅堰进抵常州城东十五里的擂鼓桥、白家桥，前锋抵三里桥一带。与此同时，常州西北奔牛镇的太平军守将邵志纶投敌，西路交通受到很大威胁。

1864年2月，戈登率“常胜军”自昆山出发，经无锡攻宜兴，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北援之路。3月2日，宜兴失守；8日，溧陽守将降敌，常州南路被敌截断。

3月8日，太平军常州守将陈坤书曾会合自句容、丹陽来援的林绍璋、陈承琦等部援军，对奔牛镇之敌进行反击，结果失利。于是，陈承琦、李容发等率部自常州循江东进，15日攻江陰未下，17日攻常熟又未下，乃于18日占福山，
20日又往攻无锡。李鸿章大为震动，急调郭松林部和“常胜军”回救，并从常州外围调李鹤章部回守无锡，调张树声等率三千人驻扎江陰南面的青暘，从嘉兴前线调郑国魁水陆三营驰援常熟。

3月下旬，清援军赶到常熟外围的顾山、王庄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被迫撤常熟之围，退至江陰境内。31日，陈承琦部于江陰东南的华墅袭击回援的“常胜军”，使其“全队八百人覆没”。太平军缴获洋槍四百余杆。4月11日，李鸿章督令各路援军对华墅进行反扑，太平军予敌以重大杀伤后退回常州、丹陽。

太平军陈承琦、李容发部深入敌后作战，打乱了淮军的进攻部署，迫使李鸿章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队回援，减轻了对常州等地太平军的压力。可是，这支部队深入敌占区后，仍热衷于围攻城市，并与回援之敌进行正面对阵，而没有坚持游动作战，因而最后仍难免被敌人击败。

淮军在肃清突入江陰、常熟、无锡境内的太平军之后，又聚集于常州外围。4月22日，淮军水陆协同，攻占了常州西南的陈渡桥，太平军通金坛、丹陽之路均被切断。23日，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27日，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淮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之冲锋。后淮军在城壕外构筑长墙，移近炮位，并在晚间于护城河上偷架浮桥。5月10日，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至11日，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淮军由缺口冲入。太平军与突入之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淮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占领常州城。陈坤书被俘后惨遭杀害。

4月25日，提督鲍超部陷金坛。5月13日，提督冯子材部陷丹陽。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五、浙江战场的失利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敌军的夹击。

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①进犯余姚，威逼绍兴。9月，黄呈忠、范汝增部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谿，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宁波，于21日攻占慈谿。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1863年3月，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再次发起进攻，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1862年2月中旬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后，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进至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从6月起，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战。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近万人由广西到达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督军于同年冬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1863年1月2日陷严州，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3月2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又连陷武义、永康、东陽、义乌、诸

■ 、桐庐，3月24日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陽。

富陽是湘军进攻杭州必经之地。“县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势完固”，太平军占领杭州之后，即“于此修筑城垒，雉堞一新”。①湘军蒋益澧部自3月下旬开始进攻富陽以来，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湘军既占富陽，便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杭州西），企图切断杭州太平军的后路。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863年底，苏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严重恶化，苏州、无锡落入敌手。淮军除进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攻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嘉兴附近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叛变。1864年3月25日，嘉兴失守，坚守杭州的太平军陷于敌人的三路围击之下。

3月28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用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约三丈，乘势涌入，后被太平军全部逐出。30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以武林门为主攻方向），太平军坚决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当天晚上，陈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敌手。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余杭亦失陷。

4月14日，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杨辅清、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

太平军在浙江转战三年，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各部行动不能协调一致，加上后期士气低落，有的将领投敌叛变，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军需和粮食供应断绝，进一步陷入了被动局面。

六、天京的陷落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以后，鲍超部自江北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中旬，湘军又攻占了淳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镇；侍郎彭玉麟、提督杨岳斌（即杨载福）的水师和鲍超部又攻占了天京东南要地高淳、东坝。下旬，溧水太平军守将降清。从此，天京城南百里内再无太平军踪迹。

11月25日，巡抚曾国荃及提督萧庆衍部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危在旦夕。

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陽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洪秀全厉声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台朝诛之。”①当时，可供洪秀全选择的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的困境，收集各支太平军，重整旗鼓，另作良图。权衡利弊，后者才是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外面的联系，突围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时散布于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重振军威，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刚愎自负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丧失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

曾国荃部合围金陵之后，曾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开始，在朝陽、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同治三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五十一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其攻城准备工作的进行；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还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午刻，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开很大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槍炮还击，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未能堵住缺口。湘军由太平门入城后，兵分四路向纵深进攻：中路由副将王远和等率领，直插天王府；右路由按察使刘连捷率领，直插神策门，与由神策门缘梯而入的朱南桂部会合后，西趋狮子山，夺取仪凤门；中左路由道员彭毓橘等率领，直插通济门；左路由提督萧孚泗等率领，夺取朝陽门、洪武门。朝陽等门失守后，驻守西南各门的太平军开始动摇，提督罗逢源等部乘势自聚宝门攻入，总兵李金洲等部自通济门攻入。与此同时，提督黄翼升也率水师各营夺占中关，乘胜猛攻滨江之垒，会同道员陈湜等部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及至傍晚，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凌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独带幼天王一人，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由此突围出城，结果为陈湜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伪装湘军，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不久，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曾国荃派七百名马队追击。21日，在淳化镇俘获列王李万材，在湖熟镇一带追杀章王林绍璋和幼西王萧友和等。22日，李秀成也在方山附近被俘。7月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8月7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即被杀害，年仅四十岁。

湘军于大肆抢劫之后，将天京城内某些建筑物付之一炬，以消灭罪迹。全城一片火海，一直燃烧至26日。城内所有太平军将士，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湘军杀害，或聚众自焚，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湘军围城两年有余，前后死于疾病者万余人，战死者八九千人，同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七、太平军余部的继续奋战与最后失败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是，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继续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

在长江以北活动的主要是自西北回援的太平军。1864年2月，远征西北的陈得才等部太平军为救援天京，决定由陕西南部分三路东下：北路由陈得才、蓝成春、赖文光等率领，由宁陕出镇安、山陽、商州（今商县）；中路由梁成富率领，由石泉、汉陰出兴安府（今安康）、郧陽（今湖北郧县）；南路由马融和等率领，由西乡出紫陽、砖坪（今岚皋）、平利、竹山。三路太平军相约于南陽、襄陽一带会齐。北路按预定路线东进，中路和南路则为清军阻截，亦转由北路出陕。4月下旬，在河南西南的淅川一带先后与捻军陈大喜、张宗禹两部会师，众至数十万，声势甚壮。不久，梁成富部又折回陕西，主力则由陈得才等率领，由新野入湖北，经枣陽、随州、应山、黄陂，于6、7月间进抵黄安、麻城，受到湖北提督成大吉部的阻截，未能进援天京。当得知天京陷落后，军心动摇，战斗力大不如前，8月下旬，这支部队在麻城一带分兵两路：一由陈得才等率领，东入安徽；一由赖文光、张宗禹等率领，北入河南。之后，又一起转战于鄂皖地区。11月上旬，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为清军所败，马融和率众数万降清，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而死。余部在赖文光率领下，与捻军合编，经过整顿，又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坚持与清军战斗到1868年。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开始以浙江湖州和江西为基地，后转至福建、广东，至1866年失败。

1864年7月，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苏东坝与率兵来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广德。8月13日，洪仁玕至湖州，准备与黄文金等坚守城池，左宗棠部湘军、李鸿章部淮军围攻湖州甚急，守城太平军顽强作战，数次大败清军，但南门守将陈学明于8月26日向清军投降，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洪仁玕、黄文金等不得已于27日夜弃湖州退往广德，29日夜，护幼天王离广德走宁国、昌化。途中，黄文金受伤牺牲，洪仁玕护幼天王经开化、常山等地，于9月22日入江西玉山，企图与先期入赣的李世贤、陈炳文及汪海洋等部会合，再入湖北会合陈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国大业。不期李世贤等部已转移至赣、粤、闽三省边界地区，洪仁玕率部追赶，10月9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幼天王与洪仁玕等被冲散。洪仁玕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25日亦被敌军搜获。11月18日，年仅十六岁的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五天之后，洪仁玕亦于南昌遇害。

在洪仁玕部入赣之前，已有三批太平军突破清军重围进入江西。1864年2月4日，李世贤、谭星、林正扬等率军八万人自江苏溧陽突围，经安徽广德、宁国入浙西昌化。李世贤以宜兴、溧陽紧急，折回赴援。谭星等突破清军的重重封锁，于2月26日自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进向广信。此为第一批入江西的太平军。3月上旬，溧陽太平军守将吴人杰率部降清，李世贤随即率部进入浙江，于6月中旬会同弃守杭州、余杭的陈炳文、汪海洋各部自德清经昌化入皖南，4月下旬进至江西德兴、玉山一带。此为第二批入江西的太平军，共约二十万人。第三批为刘肇均、朱兴垄林彩新所率部众约三万人，5月初自常州、丹陽出发，经浙江昌化、安徽宁国、婺源入江西德兴、弋陽。沿途遭清军堵截，损失很大，林彩新落水牺牲，刘肇均率残部与李世贤部会合。

二三十万太平军入赣，统治阶级视为“腹心大患”而全力专注。曾国藩、左宗棠等急忙从江苏、浙江和湖南等地陆续抽调湘军往援江西。7月中旬，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的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和提督鲍超又率水陆湘军二万人到达江西，使在赣清军总数达到五六万人。

进入江西的二三十万太平军一直在赣江以东和赣闽边境活动。李世贤部攻抚州不下，6月底占宜黄、崇仁，与据南丰的谭星部相联络。陈炳文、汪海洋部则占据金溪、东乡等地。太平军对抚州形成包围之势。7月16日，杨岳斌到达南昌，立即与巡抚沈葆桢指挥清军向太平军展开进攻。8月5日，鲍超所部湘军大败汪海洋部于抚州东南的许湾镇。陈炳文惧战，弃东乡、金溪，并于13日率部六万余人（内洋槍队七千余人）向鲍超投降。16日，汪海洋等占新城，旋因鲍超部追至，弃城走南丰、石城、瑞金。在此期间，李世贤部受到敌军的猛烈攻击，先后弃崇仁、宜黄、南丰，经广昌、宁都、雩都（今于都）、信丰、大庾（今大余），于9月17日越梅岭关入广东，后游击于粤赣边境。10月4日，李世贤部占广东镇平（今蕉岭），后入福建，于14日占漳州。陆顺德部则于9日占福建永定，15日占龙岩。同日，汪海洋亦率部自江西瑞金进入福建汀州（治今长汀）境内。

由于太平军余部会集闽南，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得不由杭州赶赴福建督师。所部湘军二万余人分三路入闽：西路由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等率领，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由提督黄少春等率领，由衢州经江山，取道浦城、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南下；东路由提督高连升率领，由杭州赴宁波，乘英轮由海道抵福州。

12月1日，李世贤部在漳州万松关大败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部和水师总兵曾玉明部清军，毙林文察等约千人。17日，刘典率部自连城南下，汪海洋、谭体元、李远继等部大败敌军于连城南面的新泉一带。

左宗棠鉴于冒进失利的教训，改劝渐逼渐进”的战术，以高连升、黄少春部六千六百人攻漳州，康国器、刘明珍部四千五百人攻龙岩，刘典、王德榜、王开琳等部一万八千人攻汀州、连城。1865年1月26日，署汀州镇总兵关镇国在副将方耀所率广东清军的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县城。2月19日，康国器部攻占龙岩，陆顺德部败走漳州。这样，在漳州的李世贤部与在汀州、连城一带的汪海洋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刘典和署福建按察使王德榜等部连续向汪海洋部进攻。2月22日新泉一战，汪海洋部大败，精锐损失几半。3月1日，又败于南陽，遂向龙岩、南靖、永定一带转移，沿途屡遭清军堵截，损失惨重。

清廷为加强镇压福建太平军的兵力，又从江苏调派提督郭松林率淮军八千（均装备有洋槍）由海道去福建，3月31日抵厦门。4月11日，李世贤率部自漳州主动出击，遭到郭松林部的反击，伤亡三、四千人。5月15日，郭松林、高连升、王德榜指挥淮军和湘军攻破漳州，李世贤率部巷战，伤亡万余人，力不能支，突围撤走。16日，陆顺德亦弃南靖。5月26日，李世贤、陆顺德等部于永定塔下又为刘典和康国器部清军所败，损失约二万人，次日又有三万余人投降清军。李世贤所部损失殆尽，只身逃出，陆顺德则率余部入粤，占镇平，走平远。

汪海洋部太平军也接连失利。4月22日，该部败于南靖、永定、龙岩间，六千余人牺牲。漳州失陷后，汪海洋、李远继等部与康国器部清军战于永定，损失很大，后于6月10日由上杭经武平入广东镇平。

李世贤昼伏夜行，于8月19日至镇平，入汪海洋军营，不意四天之后竟为汪海洋刺死50000061_0297_0①，年仅三十二岁。

8月29日，陆顺德、林正扬部占广东长乐（兴宁西南）。9月20日，林正扬执陆顺德，献城降清。

9月28日，镇平为高连升等部攻占，汪海洋部经平远入江西定南、龙南，又为清军席宝田部所败，复折入广东，占和平、连平。12月初，经龙川抵兴宁，8日攻占嘉应州（今梅县）。此前，清廷曾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并节制各路清军。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广东大埔，檄调鲍超、刘典、高连升、康国器、黄少春、王德榜诸部三四万人，在二万余粤军的配合下，对嘉应州实行四面包围。1月28日，汪海洋在督率所部反击清军时中弹受伤，2月1日牺牲，年三十六岁。余部由谭体元统领，弃嘉应州南走。后在黄沙嶂山中迷路，被清军追及，谭体元力竭坠崖牺牲，部众或战死或投降。至此，除与捻军合编的赖文光所率部众尚在坚持斗争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终以失败而结束了。

一、山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共扼渤海门户，对于保卫京津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西与烟台互为犄角，地当要冲，是控制渤海海峡、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之一。“其海湾形若箕张，两臂斜伸入海，作半环形”②。口外刘公岛横置于前，形成东西两条水道，水深十米左右，一般舰船均可通行。刘公岛之西端为黄岛，东南有日岛等分布海中，形成海防的天然屏障。

1887年，清王朝开始在威海建立海军基地，布置防御，作为北洋舰队的停泊常清军在威海的设防，是围绕着南岸、北岸及刘公岛进行的。南岸筑有炮台三座（灶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统称南帮炮台；北岸也有炮台三座（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统称北帮炮台；刘公岛有炮台二座（黄岛、东风扫滩）；日岛有炮台一座。另有南帮陆路炮台（所前岭、杨峰岭等）、北帮陆路炮台（合庆滩、老姆顶等）多座。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自统绥军四营驻北帮炮台，而以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四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二营驻守刘公岛。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又陆续增修炮台和添置火炮，迨至日军进攻时，共有各种炮台二十三座，大小火炮一百六十余门。此外，在东西两条水道布有各种水雷：西口七十九个；东口一百六十九个。

旅顺口既失，威海卫便成了北洋海军的唯一基地，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停泊在威海军港的北洋舰队舰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威远”、“康济”、“镇边”、“镇中”、“镇南”、“镇北”、“镇东”、“镇西”等十五艘军舰；此外，尚有水雷艇十二艘、水雷布设船“宝筏”号一艘、附属汽船“飞霆”号一艘。其中“来远”尚在修理，“镇远”触礁负伤（林泰曾即因此事自杀），勉强修补，航速仅达每小时七海里。

黄海海战之后，德国人汉纳根辞去北洋海军总查，不久，李鸿章改请英国人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以前是“金龙”号商船船长，对于海军军事问题一无所知。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旅大之后，其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于12月6日联名向大本营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①日本大本营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的司令官。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此外，还包括两个骑兵大队、一个野战炮兵联队又一个大队、三个工兵大队以及后方勤务部队等，共计二万五千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睡澳内落凤冈东北的浅滩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大山岩鉴于从荣成（今旧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冬季积雪一般深达二尺，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一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航渡时，联合舰队护送运输船，登陆时则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再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②，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十万以上。

由于清朝政府专注京津方向，以致山东防务十分薄弱。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仅四十八营二哨，约一万七千人。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规定在四个方向上防止日军登陆：即宁海（烟台东南）方向、旧馆（今酒馆）方向、威海方向、荣成方向。其中以旧馆为主要防御方向，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有参将赵得发所部一营、巡检徐抚臣所部一营、副将阎得胜所部二营，共一千四百余人，均受阎得胜节制。

山东半岛的防御重点是威海卫海军基地。1894年11月30日，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①这是一个消极自保的错误方针。而丁汝昌在执行时更加消极，他连在台炮射击范围内傍岸击敌也没有去做。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要求采劝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方针。②然而，李鸿章还是坚持“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③的错误指导。

12月25日，李鸿章得知荣成湾龙须岛有日舰和小火轮活动，才指示丁汝昌：“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④。但丁汝昌没有执行。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接到光绪帝关于北洋海军应“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的谕旨，又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①李鸿章根据光绪帝指示而作出的这一判断，仍不为丁汝昌所重视，北洋舰队始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八）（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年1月1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迷惑清军，荫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月18日和19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登州（今蓬莱）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他在19日的奏报中说：“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②。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③，结果处处兵力薄弱。1月20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④。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时，驻岛之清军四哨用七五毫米口径火炮轰沉日军舢舨二只。日军受挫后，集中舰炮火力猛轰岸上清军，
并仍以小火轮拖带舢舨强行登陆。清军不支，向西败退，日军前锋千余人跟踪追至荣成。驻守荣成的团练纷纷逃散，城门大开。阎得胜等四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槍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遂为日军所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登陆之后，主持山东防务的李秉衡虽知日军约近两万人已从荣成登陆，但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①，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三十五营清军仍然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千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由于李秉衡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使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月25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孙万龄部于1月22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在清军东进过程中，沿途人民自动支援，在风雪中帮助拉炮和运送粮草，并协助侦察敌情，修工事，抓特务，给清军官兵以很大鼓舞。26日起，孙、刘两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给日寇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闩，以免日军利用，轰击港内军舰，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一部分官兵最后在港内军舰火力支援下，由长峰以东沙滩突围，退至威海卫。日舰队一部在南岸激烈陆战时，曾逼近东口，但被日岛清军的猛烈炮火击退。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见南岸伤亡惨重，便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一艘军舰（留四艘警戒运输船），在南帮炮台两军激战时，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合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的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日军舰队的封锁，出到海上，拚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①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②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③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④但是，丁汝昌仍迟不执行。

2月3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当夜，日鱼雷艇队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但日军也有五艘鱼雷艇被击沉。“定远”毁后，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日，日军又水陆一起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两艘。6日凌晨，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远”及“宝筏”号。7日，管带王登瀛私率十二艘鱼雷艇从西口逃出，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部分民族败类鸣槍过市，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刘公岛居民惶惧，军心涣散。9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此时，北洋舰队尚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以及“镇中”等大小舰船十艘，但弹药将荆10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已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便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炮师）、马格禄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宣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从荣成湾登陆至占领威海卫军港，为时仅三个星期。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清军在山东半岛之战中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作战指导上产生了一连串的失误。首先，由于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八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此外，李鸿章死守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

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上丁汝昌最后抱定“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愚蠢打算，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恩格斯在评论俄土锡诺普海战①时指出，土军分舰队的覆灭，是土耳其方面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造成的。“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②北洋舰队重蹈土耳其分舰队的覆辙，同样是犯了一系列错误的结果。

一、中法战争的结局和影响

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②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前线将士接到停战令后，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冯子材等致电张之洞，要求奏请清廷“诛议和之人”，表达了爱国将士对屈辱求和的卖国贼的无比义愤。张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极力反对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电告张之洞：“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1①就这样，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被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白白断送了。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耗帑金二千余万”②，不得不大借外债。据统计，从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于军费，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神机营借款”等名义所借的外债共八次，总数约为库平银一千七百六十万两。①当然，法国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那几年，仅军费即达十二亿法郎，死伤士兵数以万计。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进一步侵略我国邻邦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早已垂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日益加深了。中法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已门户洞开，内地商埠则还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到九十年代初，为外国开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处，不仅分布于沿海和长江两岸，也出现于内地和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根据《中法天津条约》，清政府还首次给予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外国侵略者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沿海、内河的航行权，而且控制了中国的陆路交通命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广大地区和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的结果，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越来越遭到破坏。此外，中法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趋反动和腐败，促使人们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都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军事上虽互有胜负，而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双方各种条件在战争中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国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反对外来侵略、支持正义战争的革命传统，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法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活动，而且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愤于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败类的无耻行径，也纷纷起义，直接打击侵略者和依附法国殖民者的文武官员。战争爆发前，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高举义旗，助越抗法，在纸桥、怀德、丹凤等战斗中屡创法寇，给中越两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推动了清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吏积极提出抗法的主张，并最终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战场上，中越两国人民主动支援前线，参加战斗，给前线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临洮战斗前后，云南农民军和越南各阶层人民数千人编列成营，参加赴越滇军序列，并肩战斗，开创了红河中上游反攻作战的有利局面。在保卫台北和东南沿海的历次战斗中，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英勇抗敌，加上沿海军民积极参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锁斗争，从而稳定了这一重要战场的防御态势，牵制了大量法军。特别是当法国侵略者进逼广西国境、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法热情。在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边疆各族人民踊跃参战，予冯子材军以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越南人民也“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①。冯子材在镇南关大捷前的两次主动出击，就是由于越南人民及时提供情报而先发致胜的。除直接参战外，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还表现在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方面，如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教会斗争，1884年9、10月间香港中国工人拒绝修理受伤法舰和搬运作战物资的斗争，以及旅居旧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侨胞积极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进行。

（二）前敌将领是否得力，有无集中统一指挥，是能否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之一

北宁作战时，由于徐延旭调度无方，招致惨败。陆路反攻前期，桂军又一败涂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没有一个象样的统帅人物，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当时，潘鼎新名义上节制东线各军，实际上责任不专，指挥不灵，加上他本人昏聩无能，毫无威望，不能组织各部的协同行动。谅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电告李鸿章：“军情瞬变，请饬各军均暂听调派”①。几天之后，清廷正式明确：镇南关外各军均归潘鼎新调遣，以一事权。然而，此时谅山已经陷落了。后来镇南关反击作战时，由有威望而又勇负重责的老将冯子材担任前敌总指挥，集中统一了前线军队，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势的战法，加强了战场指挥，才使各部密切协同，并力杀敌，接连取得了扭转全局的镇南关和谅山大捷，保证了陆路反攻的最后胜利。

（三）武器装备的改善，技术战术的提高，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时期，世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状况。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舰艇方面虽然仍比敌人差得很远，但和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这种差距已经相当明显地缩小了。这是中法战争与两次鸦片战争主要不同点之一，也是法国侵略军不能轻易取胜，并最终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部分中国军队在战术运用上比较地注意了避敌之长，补己之短。如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参战和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条件，构筑较坚固的防御阵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把握的决战等。又如基垄淡水抗登陆作战中，预设埋伏，引诱敌人上岸，待其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与之短兵相接，近战歼敌。再如镇海海岸防御作战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锁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水陆结合，连续打退了孤拔舰队的进攻和偷袭。又如滇军和黑旗军普遍构筑地营，大大减弱了敌人的武器优势，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证明，战争是各种因素的全面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战略战术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四）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法战争的经过表明，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一时强大是不足畏的。法军并不象当时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样厉害可怕。黑旗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多次痛歼法寇，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等，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点。纵观战争全局，法国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却不少，特别是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战线很长，兵力不足，远隔重洋，补给困难等，使它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军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以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政策。在作战指导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如果清军在海上集中舰队，陆上集中兵力，采取积极坚决抗击的方针，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那么，法军无论在陆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败。至于它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舰船首尾相连地同泊一处，完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军事赌注。如果清廷稍有胆识，敢于趁涨潮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没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军，而是孤拔舰队。法军对基隆的占领及其在台北与清军的长期相持，也是它在军事战略上的一大错误。对此，巴德诺和孤拔均曾深为忧虑，他们“怕这个占领，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发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军，从此停滞在台湾，不能活动了”①。沙俄外长则嘲笑法军攻台不过是“蜂螫象背”而已。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线指挥，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军便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五）清王朝的妥协求和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不败而败”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清统治者在对待中法战争的态度上，也总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尽避他们从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有时不得不下令对侵略者进行某些抵抗，但始终没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即使在不得已而决心一战时，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谈判解决问题。这正好适应了法国侵略者外交讹诈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战略需要，也给了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和政治投机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调停”为名从中渔利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清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大大束缚了前线军民的手脚，招致了战争过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战胜利的情况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耻结局。本来，当时法国侵略者在普法战争中新败于德，元气稍有恢复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同时扩张，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直接进攻中国本土，不但力不从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相冲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们的制约（如战区限于长江以南，且不得进攻上海、广州等等）。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终于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逐步升级，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协求和的软弱立常

当时，中国虽在海军方面居于劣势，难与法军在海上争雄，但陆军却占有兵力优势，而且桂军、滇军、黑旗军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只要作战方针正确，选将用兵得当，彻底打败投机冒险、兵力有限的法国侵略军，是完全可能的。无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协求和，在军事上也就无所作为。因此，前线军民的抗战胜利，不仅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战略形势，反而成了最高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资本，最后造成“不败而败”。这种历史的悲剧，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另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加速了它自己的灭亡进程。

一、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国，纷纷来华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害冲突，在此次联合侵华战争过程中，常常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执不下，如欲进而瓜分中国，则其内部矛盾势必加剧。更主要的是它们的侵略行径不断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以农民为主体的气势磅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①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从中“挑选精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避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槍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实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避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①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②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

二、清军战败的原因

清军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一）朝廷腐败，和战分歧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廷后、帝两党依然勾心斗角，和战分歧，加上东南各省督抚直接同帝国主义签约“互保”，以致朝廷内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这样，最高统治集团不可能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统一的政令军令，不可能形成全国协同一致、团结御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军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国的北方进攻。而实际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团，又从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玩弄“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陰谋，时而煽惑义和团进行狭隘的民族排外行动，时而又出卖义和团，以奴才嘴脸乞求帝国主义的宽耍慈禧集团的所作所为，是断送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招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拮据，饷械短绌

清政府财政拮据，“部库支绌”，只得命令各省紧急筹款和赶运粮食接济京师，令东南各省机器局星夜赶造军械，以应急需。但各省却以“经费奇缺”等为由，向朝廷叫苦；东南各省督抚为了迫使清廷停战求和，竟以“库储如洗”、“局存军火无多”为词，拖延和拒绝接济北方清军，致使参战清军饷械短绌。无疑，财力物力严重不足，也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落后，指导无方

清军在直隶地区有十二万人，加上四万勤王之师，共有十六万人，还有数万义和团配合作战。而联军总兵力最多时虽有十二万余人，但实际参战兵力仅有三四万人，每次大的作战行动，一般不超过两万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处作战时，清军在兵力上都占有两倍以上的优势，其所以屡战屡败，从军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最高军事当局昏庸混乱。清廷在宣战以后，委任荣禄统筹战事，与徐桐、崇绮、奕、载漪并军机大臣一起会商京师军务。从形式上看，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统一的指挥权。荣禄等人都是后党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听，军事指挥上墨守陈规，颟顸无能。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消息不灵，情况不明，发布过时或不切实际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经失守，而朝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一个坚守大沽的作战命令。有时调动部队朝令夕改，反复多变。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战，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围攻使馆区。又如从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战。本来就不想参战的袁世凯，便乘机拖延推诿，事后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此外，部队调动缺乏应有的组织和计划。6月17日，在决定宣战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师赴京调用，但是，关于各部队到京的时间、地点、应执行的任务和隶属关系，以及军械粮饷的供给等问题，均无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计划，致使各省勤王之师有的到京后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战即退，一片混乱景象。

第二，作战方法保守落后。联军进攻津京的作战，基本上承袭1860年英法联军用过的老办法。如果清军汲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正面重点地部署守备兵力，同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于有利位置，协同守备部队夹击敌人，或主动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并有计划地和义和团配合，袭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线，必然使远隔重洋的侵略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日感困难，士气不断下降。经过多次打击，进而粉碎敌之进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军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同时，清军对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避兵力居于优势，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纪律松弛，赏罚不明。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诸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积极抗战的将领，由他们指挥的清军，能同义和团一起打击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恐洋畏敌、惧战溃逃者居多数。他们对所属部队平时不认真加以训练，战时又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与敌接战，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统筹天津战事的裕禄，不但不能与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庆受命后迟不赴津，到津后不仅不与联军作战，反而槍口对内，残杀义和团，天津失守后便一路狂逃至京。马玉昆由北仓败经河西务时，遇敌不战，径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请求严明赏罚，惩办溃逃之将。清廷虽命李秉衡对败逃清军执行军纪，但又包庇宋庆、马玉昆等人，说他们“忠勇可靠”，并将马提升为直隶提督。相反，清延对抗战比较坚决的聂士成却屡加贬斥；说董福祥“骄难用”；对李秉衡也多方掣肘。这种包庇重用败军之将，排斥打击抗敌将领的做法，自然也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

由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在云南首先发难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共和势力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由于以下原因：（一）全国人民拥护共和，反对帝制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由于广大人民对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记忆犹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一传开，迅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这股强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斗争，同时促使过去追随袁世凯的一些政党，为了小集团的私利，也打起了反袁的旗号，甚至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干将，为了个人利害，也纷纷离袁自保，使袁世凯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而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在反袁的大目标下，暂时地联合了起来，使反袁斗争得以顺利展开。此外，帝国主义列强也察觉到了中国反袁势力的强大，预感到袁世凯这条走狗将被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浪潮所吞没，因而也改变了支持帝制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复辟帝制的图谋。

（二）护国军英勇作战

护国军的领导者以云南一省之地和二万余人的军力，敢于反抗袁世凯的全国政权和数十万正规军，充分表明他们具有藐视强敌的胆略和必胜信念。这支军队于宣布讨袁不久，即先后进军川南、湘西和滇桂边界，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北洋军抵达之后，又勇敢地抗击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反攻。他们的坚毅战斗精神，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一些省分先后响应起义，迅速扩大了讨袁阵线，确实起到了“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②。

二、护国军击败袁军进攻的主要条件

护国军之所以能勇敢地抗击北洋军的进攻，挫败了袁世凯妄图消灭护国军，进而扑灭反帝制烈火的图谋，主要由于具备以下条件：（一）有一批忠于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

在滇黔护国军中，从梯团长到支队长以至营长，大多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少数还是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具有民主共和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强烈不满；他们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参加过辛亥革命战争。由这样一批军官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是护国军比较有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二）习惯于山地作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护国军对于川黔桂山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和山岳丛林的地形条件比较适应，惯于在崎岖的山道中行军，和在林木丛杂的山区作战。而北洋军无论对气候还是地形都不适应，以致士气低落，难于发挥兵力火力优势。此外，护国军的成员大多来自贫瘠地区，具有吃苦耐劳的习惯；加之相当一部分老兵受过民主革命的熏陶和正规的军事训练，使用的武器也较精良，军政素质较好，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虽然遇到粮饷短缺等困难，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三）纪律比较严明，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

护国军高举反复辟义旗，加上各级领导注意约束部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因而军行所至，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递情报、送茶饭、运粮弹、抬伤员，不少青年积极要求参军杀敌，涌现出不少拥军支前的动人事例。群众的积极支持，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

三、护国军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失误

护国军将领们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举义宣布过早

本来，云南的领导者计划先将滇军秘密开进至滇川边境，然后宣布举义，对川边各重要据点实行突然袭击。后由于梁启超一电的催促，遂在战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仓促宣布举义。这一欠审慎的决定，丧失了通常武装起义所应有的对敌进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队的集中和调动尚未完成就分散开拔，致使各路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参差不齐，未能在战争初期对敌形成兵力优势。以川南战场而言，左、中、右三路接敌的时间相差一个多月，这就使敌军得以在各据点之间调动部队，互相支
援，并得到了后续部队的及时增援。当护国军主力抵达前线不久，袁世凯的援军也已源源开到，造成了兵力对比上更大的劣势，使护国军在作战中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二）战略计划与主客观条件不相符合

护国军一开始以二万余人的兵力，分向川南、湘西、桂粤三个方向进攻，由于兵力过于分散，结果在四川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不但没有达到攻占叙、泸、綦进而攻占重庆的作战目的，反而在袁军的反击下被迫后撤。其实，举义之初，护国军的领导者在已经了解到黔、桂两省准备响应起义的情况下，对黔、桂方向只需部署少量兵力（一以策动起义，一以防敌袭扰），而应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四川方向，争取在兵力上缩小与敌人的差距，造成局部的兵力优势。果能如此，护国军在川南的作战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

（三）兵员、军械和粮饷的补充不及时

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战线又拉得太长，以致战争打响之后，在兵员、槍械、弹药和饷糈的补充接济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以云南这样一个贫瘠的省分，要支持数万军队进行战争，确有很多困难，而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又使这方面的困难显得更为突出。幸1916年3月底敌方提议停战，使护国军得到了补充休整的机会，人员和作战物资补充方面的困难，才暂时得以缓解。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革命壮举，但这次战争的目的和成果是很有限的。它虽然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推倒了袁世凯，并在人民的压力下，继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被迫宣布继续遵行《临时约法》，表面上又暂时恢复到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前的局面，但未能摆脱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也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政治和经济权益。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待以后的革命政党和人民去奋斗和完成。

在粤省四周军事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广东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军阀和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①的干扰破坏下，护法军政府的处境日趋困难，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经济上，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广东本为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约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居当时全国之首。孙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筹款数十万为国会经费，则国会之基础定矣”①。但是，桂系军阀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让军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给。军政府所负担的国会议员的薪水、陈炯明所统粤军的军饷和各项行政开支，仅靠从海外华侨中募捐，以致“极为竭蹶”①。粤督莫荣新看到军政府经济拮据的窘状，幸灾乐祸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

军事上，桂系军阀对服从军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分化打击和排挤。在这次护法战争中，军政府本身的军事力量屈指可数。当时，北京政府密探马凤池曾向段祺瑞报告说：“查孙文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之两师，可资召号；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②。实际上，真正听从军政府号令的军队远少于该密探的报告。当时，林虎已死心踏地地为陆荣廷效命，方声涛也唯唐继尧之令是从，真正属于军政府管辖的只有程璧光的部分海军，张开儒所属部分滇军和陈炯明之粤军。就是这一点军队，还不断受到桂系军阀的拉拢、分化与打击。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陆荣廷每月馈赠十万元军饷后，就投靠了桂系军阀，进而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加以掣肘。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坚决拥护孙中山，遵从孙中山的领导，却遭到莫荣新与政学系骨干李根源的诬陷。后来莫竟背着孙中山擅将张开儒囚禁，把驻粤滇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根源。军政府刚刚组建的二十营粤军，也不断受到莫荣新的打击和排挤，被调往攻闽战常这样，拥护军政府的部队，不是被桂系军阀拉走，就是被挤走或窃夺了领导权，使孙中山成了无兵可统、无将相随的空头元帅。

政治上，桂系军阀陰谋改组军政府，挤走孙中山。桂系军阀千方百计干扰破坏军政府行动的目的，是要赶走孙中山。当他们发现孙中山意志坚决，拒不离粤时，遂采取拉拢国会议员中的政学系成员，陰谋改组军政府的办法，剥夺孙中山的领导权。1918年1月，桂系军阀勾结滇、粤、湘等省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及革命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发起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作为西南护法各省的统一组织，陰谋夺取护法战争的领导权，架空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联合会”不受军政府领导，并议定由岑春煊担任议和总代表，公然主张南北妥协，放弃武装斗争，因而遭到孙中山和国会中部分议员的坚决反对。

政学系议员和旧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如吴景濂、褚辅成之流，见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陰谋难以得逞，又秉承桂系军阀的旨意，提出了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借以排斥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权。孙中山坚决反对改组军政府，指出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是符合民国约法中“元首政治”这一规定的，改变此制，“与约法相违背”。陈炯明、孙洪伊等也相继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但是，在政学系的活动下，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当即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21日，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同日，孙中山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西南军阀决裂。自此以后，护法军政府完全为军阀官僚所控制，成了与北洋政府妥协的议和机构。

在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北洋政府内部直、皖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1918年8月，吴佩孚等公开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此后，各地区的战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②，安福系③操纵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上台后，为了顺应国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气，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11月16日，对北军前线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开始在上海议和。双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论恢复约法和旧国会，实际上却在如何划分地盘等问题上进行新的角逐。

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1841年9月英军从厦门北犯舟山时，英国政府即决定再次增加兵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尽快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清军在浙江的节节失败，更加助长了英国的侵略气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同年11月4日，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给璞鼎查的信中说：“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笔赔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无限延长。信中还指出，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中关于长期占领舟山或其它沿海岛屿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①这既暴露了英国政府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又反映出英国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它吞不下中国这块大肥肉，特别是害怕占领中国领土后，引起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节制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各点，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由于这些军队是陆续抽调增运来的，需要时间，所以，从1841年10月起，侵华英军有半年多时间停留于浙东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英国侵略者为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认为：（一）北京虽为京师要地，但比较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银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进攻北京，清政府必迁都于更远的内地，届时难以找到谈判的对象，势必迁延时日，达不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同时，清政府正全力加强北京一带防务，对长江的防御则未予重视。（二）只要沿着长江攻入江苏、安徽，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①英国政府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英军在增加兵力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进攻发起时间选在春夏之交，因为那时正是粮食等物资北运的季节。1841年9月底，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在1842年4月间，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海陆军于新加坡，以便随时行动。这批奉调来华的海陆军，计有军舰七艘和陆军约七个团，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②为集中兵力从长江口入侵，英军于1842年5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宝山。

1841年冬，道光帝即风闻英军可能进犯上海，曾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加以防备。但牛鉴却认为，“下游之堵御既严，瓜洲之防护又密”，英舰“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③牛鉴这种轻敌的估计，严重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设防。

二、乍浦清军的抗击战斗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该城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清军原有一名副都统率旗兵一千八百余人驻此。浙东战事吃紧时，增建了炮台，添设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总数达到六千余人。

1842年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进犯，并决定于北上途中顺便摧毁乍浦港。

5月17日，英舰驶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轮船侦察乍浦设防情况。次日，即派军舰七艘，载陆军二千二百余人，对乍浦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大型军舰对西山咀（灯光山西端）等炮台实施炮击，登陆兵在四艘小型军舰的掩护下分三个纵队登陆：右纵队九百余人首先在陈山西面的唐家湾上岸，遭清军抗击；左纵队八百余人由西山咀登陆，向清军阵地进攻；中央纵队三百余人由灯光山一带登岸，沿着山麓迅速推进，企图切断守军与乍浦城之间的联系，并协同左纵队夺占乍浦城。唐家湾等处清军抗击约二小时，发现乍浦城方向起火，以为城已失守，即向平湖方向撤退。驻守乍浦东南天尊庙的三百名旗兵，在退路已被敌左纵队切断的情况下，仍进行顽强的抵抗，连续击退英军数次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毙敌中校军官一名。英军炮击无效，最后使用火箭进攻乍浦的英军在搬运同伙的尸体和火药包才将该庙攻下。守军苦战三小时，大部阵亡。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纵队会合，直抵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城。

三、吴淞清军的英勇抗战

英军在乍浦休整十天后，将该城焚掠一空，于5月28日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吴淞口设防情况。

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在朝廷上下一意求和及牛鉴轻敌思想影响下，并未认真落实。时至6月3日，牛鉴还奏称：“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①前敌主将如此麻木，对英军的战略意图竟毫无所知，这就势必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防御作战。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自吴淞镇至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筑有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缺口处安设大小炮位，既能御敌，亦可藏身，自外视之，俨如长城一道”②。土塘上共安炮一百五十四门，统称西炮台。在吴淞口东岸，筑有一略呈圆形的炮台，安炮二十七门，称为东炮台。整个吴淞口，由江南提督陈化成③和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等率兵二千四百名驻守。其中五百名由总兵周世荣率领驻守东炮台，其余则防守吴淞镇至宝山一线。战前，牛鉴也率兵千余驻于宝山，以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乡勇二千在东炮台后面接应。另在吴淞与上海间的东沟两岸添设了数十尊大炮，驻兵四五百名，防止英军进窥上海。

6月13、14两日，侵华英军陆海军司令率舰船六艘、运输船十二艘至吴淞口外进行临战侦祭。6月16日晨，英军开始向吴淞发起进攻。针对清军设防情况，英军确定以“皋华丽”号等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以“摩底士底”号等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的侧后，并掩护登陆部队于吴淞镇附近登陆。

当两艘重型英舰进入西炮台附近作战水域时，陈化成下令开炮。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舰，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英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各舰被击中多次，死伤二十余人。英国一军官后来追述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①陈化成虽年已七旬，在近两年的战备中始终坚守职责，威望较高。在此次炮战中，他奋不顾身地亲自操炮轰击敌舰，与士卒一起战斗。牛鉴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陈化成退避宝山，都遭拒绝，不得已从宝山率兵增援吴淞，但一见敌弹落于身旁，即返身后退，继而率兵西逃嘉定。王志元也跟着弃阵而逃。

当西炮台正面激烈炮战时，四艘轻型英舰驶入黄浦江，逼近吴淞镇南面的蕴藻浜，以猛烈炮火压制吴淞镇炮台（安有十门大炮）的火力，掩护登陆兵占领了该炮台。不久，吴淞镇清军实施反击，迫使英军退回堤岸。正当吴淞镇激战之际，西炮台正面被英军突破，大队英军随即登陆。接着，从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在敌军前后夹击下，仍率兵百余名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军占领西炮台后，随即占领了宝山县城。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被英军两艘轮船上的海员和陆战队占领。

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一部被毁，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而对于吴淞口的防御工事，则认为较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均差。

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出逃，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6月16日晚，英舰“戴窦”号护送运输船队载着从印度来援的英军二千五百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军派出第18团和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分队共约千人，于19日由吴淞南下，另以八九艘舰船溯黄浦江而上，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守军事先即已撤离，英军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铸的铜、铁炮一百七十一门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手。21日，英军一部乘火轮船二艘、舢板四五只进犯松江，在距城八里处遭到总兵尤渤率领的二千陕甘兵的阻击。英军发炮轰击，守军隐蔽不动。待敌接近时，槍炮齐发，予敌军以杀伤。激战半日，英军被迫撤退。22日，英军再次进犯，仍未得逞。英军在大肆抢掠之后，于23日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京津，实则准备溯江西犯。

四、镇江保卫战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办理夷务”，加紧议和，一面继续从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并命工部尚书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加强天津地区的防备，防止英军北犯。而对于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予以足够重视，只是同意由浙江调兵二千，协助江苏驻军（五六千名）防守沿江要隘及江宁府。耆英、牛鉴等一意求和，对防务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7月初，英军援兵全部到芥，璞鼎查、巴加和臥乌古随即于7月6日率领十一艘军舰、九艘轮船、四艘运兵船和四十八艘运输船，装载陆军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溯长江而上。所有舰船编组成先锋舰队和五个纵队，每个纵队有八至十三艘运输船，由一艘战舰率领（第三纵队由一艘运兵船率领），并接受该舰舰长的指挥。①每纵队之间保持三至五公里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另外，英军在吴淞口留有军舰两艘，用以封锁长江口，保证后路安全。英军西犯过程中，福山、鹅鼻咀和圌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兵力薄弱，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

7月14日下午，英军摧毁镇江东面五十里的圌山关炮台（有炮二十门）。之后，因风小暂停西进，只派测量船继续上驶，进行侦察。17日，大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处，是运河的咽喉，江宁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战前，由副都统海龄率旗兵一千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驻守。城内大炮因已大多调运吴淞，仅留下数门。英军侵占吴淞后，四川提督齐慎（4月授参赞大臣，赴浙防英）带江西兵千余名、湖北提督（6月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千余名仓卒赶到，驻扎城外，协助防守。但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将领间互不协同，各自为战，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海龄未派部队控制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而将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紧闭四门，不准人民出城。

巴加和卧乌古曾亲自登上镇江西北的金山寺，察看周围地形。侵略者所见到的是：坚固的城墙上没有士兵守卫，只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了三座军营。于是他们认为，清军主力可能已经撤至城外，进攻镇江城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英军进攻吴淞时，主要由海军担任，这次进攻镇江，则主要由陆军负责。参战的陆军共六千九百一十五人，编为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①其进攻部署是：第一旅（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和炮兵旅担任主攻，矛头主要指向镇江西南郊高地的清军；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担任助攻，指向镇江东北，主要任务是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进攻。右翼的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第一旅上岸后，为分割城内外清军，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过数小时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允孝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陽北）。英军第三旅登岸后，则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门。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上午10时许，北门被打开，大队英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进攻。

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三旅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城门久攻不下。中午，英军一个爆破小队在炮火掩护下，用三个火药包（火药一百六十磅）将瓮城门炸开。此时，由北门冲向西门的英军已将内城门打开，于是大队英军由西门蜂拥而入。

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也自杀身亡。英军破城后，大肆奸婬烧杀，全城大火弥漫数日，繁华的镇江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的兵力，落后的武器，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英军在这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是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死三十七名，伤一百二十七名）。事实再一次表明，只要清军将领决心抵抗，有敢于牺牲的精神，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①。

在英军西侵过程中，江苏沿江一带人民和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样，对侵略者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英军侵入吴淞口，占领宝山、上海等地后，曾多次派遣小鄙部队向内地探路搜索，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伺隙袭击侵略者。太仓州皋桥一带农民曾预设埋伏，诱敌上岸，以锄头等击杀敌人，侵略者终于不敢再行上岸。靖江人民也用抬槍等袭击英舰，迫使敌人撤走。镇江、扬州、瓜洲、仪征等地盐民和渔民疍户，也纷纷拿起武器，杀鬼子，破洋船，狠揍入侵之敌。长江北岸人民在短期内就组织了八九万人的团练义勇，群众争献铜铁铸造大炮，准备迎击侵略军。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早在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①然而，英军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们决心打到江宁，逼签城下之盟。

8月3日，英军留兵一部于镇江，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岸，军舰摆开了轰城的架势。当天，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派人与英方开始了可耻的“和谈”，14日即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接着，道光帝先后发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和“各条均准照议办理”的谕旨。②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在侵略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等于当时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总数的36％，相当于全国旗绿各营岁饷用银总数的70％）。签约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遂告结束。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国也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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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伯丁伯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755—756页。

① ［英］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弟145页。

②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31页。

③ 牛鉴：《防护漕船及江海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75页。

① 牛鉴：《江苏洋面静谧现仍严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877页。

② 牛鉴：《吴淞海口紧要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76页。

③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历任总兵、提督。1840年由福建水师提督调任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铸铜炮、制火药、修炮台，与士卒同甘苦，于吴淞积极设防，直至以身殉国。

① ［英］ 穆瑞：《在华战役记》，《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228页。

① 由吴淞上驶的英军舰队编组情况：① 进攻镇江的英陆军编组情况：①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90页。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133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277、2307页。

一、英法扩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备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报公开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还声称在夺取北京之后，要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以便“奠定新领地的基幢。①1859年9月，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虽然英、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②等弄得关系紧张，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经过协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继续联合侵华。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一万八千人，法军约七千人。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训令格兰特：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这次军事行动应尽量局限于清廷；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进攻至天津，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①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出了类似训令，要求法国远征军“在白河进行登陆，然后再向天津进军，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②英法两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反，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它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调停者”的旗号，企图从中渔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根据贺布的建议③和俄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决定从北塘登陆，并决定两国舰队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经过现地侦察，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英军出动各种舰船一百七十三艘，兵力一万零五百人，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一千人和炮兵两个中队。法军有舰船三十三艘，兵力六千三百人。29日，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十三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择。

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有近一年的时间，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①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僧格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②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为，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必北阻驻营城（北塘河北三十余里）之清军，南攻大沽北炮台后路。他向咸丰帝建议：调回从北塘撤走的部队和大炮，并将驻营城的清军移驻北塘，严为防守。山东道监祭御史林寿图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万全”①。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复北塘设防，这就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8月1日，格兰特和孟托班率联军舰艇三十余艘、陆战队五千人，驶抵北塘口，趁该处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驻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没有及时抽兵反击，仅“饬派马队遥为屯扎”，且“不得先行迎击”②，以致坐失战机。北塘被占，咸丰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要求约定时间地点举行谈判。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拂晓，联军万余人从北塘出发，中途分左、右两翼，向新河一带前进。上午9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二千人，主动向联军出击，企图分割敌军右翼部队，并将其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马队，并派出陆战队七百人迎战。清军马队见联军出战的兵力不多，便冒着敌人炮火继续冲锋。联军随即变换队形，以步兵合围清军马队，而以骑兵为预备队。清军马队陷入重围，战不多久，便伤亡近四百人，只得突围。联军骑兵立即追击，在大部歼灭清军马队之后，乘胜占领了新河。

8月14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进。塘沽与大沽相距八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在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围墙，墙高七米，上面开有槍眼、炮洞。当时，塘沽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凌晨6时，联军进抵塘沽近郊，停泊在白河上的水师战船立即开炮拒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清军水师战船被迫撤走。7时半，联军炮轰塘沽，随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塘沽守军发炮还击，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9时半，联军分兵一部泅水从苇塘迂回到塘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遂为联军攻占。至此，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后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联军攻占新河、塘沽后，其舰队便集结于大沽海口，准备与逼近大沽北岸炮台的陆战队水陆协同，夺占大沽。此时，清统治者已丧失了保卫海口的信心。僧格林沁声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咸丰帝非但不严令他坚守大沽炮台，反而说什么“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额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①，公然要僧格林沁放弃大沽海口，保命逃跑。他还相继谕令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议和，并告以清廷已派使臣前来迎接公使，“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②，但遭到侵略者的拒绝。

8月21日清晨5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岸炮台。北岸炮台总指挥乐善（新任直隶提督）督率炮台守军开炮拒敌。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守军炮火逐渐稀疏下来。上午8时以后，炮战停止，联军万余人分为二支（左翼为英军、右翼为法军），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槍、抬槍和长矛、弓箭等奋勇杀敌。9时许，由于炮台被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①，抗击敌之进攻，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近千人；联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伤四百余人（法军二百人、英军二百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英法联军占领后的大沽炮台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五艘、海军陆战队八十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长驱直入。这时，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以必须与敌军“野战”，而不能“株守营垒”为借口，命令双港及天津一带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其中马队七千、步队万余），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

由于天津地区完全撤防，白河两岸亦无清军阻击，贺布率领的五艘炮艇于8月24日顺利驶达天津城郊。接着，联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不费一槍一弹即占领了天津城。

三、联军侵入北京，迫签《北京条约》（参见附图五）（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亦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向英法侵略者乞和。

1860年8月31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全部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举行会谈。侵略者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是：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侵略者所提无理要求。9月7日，硃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表示要与英法“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①同时，令军机大臣等迅速调兵前赴通州，“以资攻剿”。

英法联军在天津

英法侵略者由于所求不遂，便中断谈判，决计进犯北京。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在此之前，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与侵略者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载垣、穆荫接连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进行谈判，继则请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务，在通州进行会谈。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进军北京，需补充大量军需物资，因此，表示愿意在通州举行会谈，以便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与此同时，额尔金派巴夏礼等到达通州。谈判中，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以致通州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①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按照载垣等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并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一万七千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驻张家湾的兵力仅有步队千人。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三千人驻于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四千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僧格林沁还派副都统克兴阿统带察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又令总管那马善统带祭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军达三万余人。另外，副都统胜保率京营五千驻齐化门（今朝陽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②，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日凌晨4时，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骑兵在前面探路。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于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战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获奸细，据供：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槍，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等语。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①清廷还一再强调必须派出马步劲旅，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进退两难。但是，僧格林沁等未予重视。

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卫连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追至，胜保又率军逃往北京。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上午9时，英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①，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②，致使法军第1旅顺利地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瑞麟部也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后又一齐退至齐化门。中午时分，联军停止前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今咸宁侯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加之人地生疏，又失去了舰炮优势，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兵力上占有较大优势，且地形熟悉，通州平原地带便于马队驰骋冲杀，同时，又有大量人民群众和团练乡勇积极开展敌后活动，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时而又要清军“相机进剿”，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其抗战的决心和战备。其次，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不少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一万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纵深约二十里的大道两侧，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控制必要的预备队。因此，当联军向张家湾发起进攻时，该处没有足够的兵力迎战，以致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当马队遭到联军炮火袭击而冲乱步队时，又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溃乱，稳住阵脚。在八里桥战斗中，没有集中兵力先打对八里桥威胁最大的南路敌人，又不汲取新河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都是很不恰当的。此外，僧格林沁在战况紧急、军心动摇的情况下，不是坚定沉着，督队奋战，反而随军溃退，直至率先逃跑。瑞麟拥兵近万，竟也不战而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

（三）联军侵入北京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立即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以其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并谕僧格林沁竖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抚”①，自己却于9月22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奕是个“畏夷如虎”的软骨头，他认为形势危殆，战守两难，如“尚有一线可为，不惜委屈迁就”①，就是说，除了屈膝求和，别无它路了。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联军经张家湾、八里桥战斗，伤亡很大，部队疲惫，兵员粮弹均需补充，因此同意恢复谈判，借以做好进攻北京的准备。谈判近半个月，并无结果。联军却争取了休整时间，然后开始了向北京城的进攻。10月5日，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逼进。6日，联军近千人抄至德胜门土城外。僧、瑞两部已成惊弓之鸟，“马队则望影而逃，步队亦闻风而窜，以致逆夷如入无人之境”。②坐镇圆明园的奕、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今长辛店）。联军接着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圆明园。僧、瑞两部向京城西南溃逃，守园的步军统领中营官兵约二千人也逃散一空。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经过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不断修建，已成为一座坚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骑营、护军营、左右两翼前锋营、步军营、内火器营等满汉军十三万三千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城外又有由胜保统率的各省已经赶来的勤王之师六千五百余人及都统绵勋、伊勒东阿统带的马步万余人。同时，内地诸省的勤王之师，还在陆续赶来。尽避事先缺乏防御准备，但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认真筹划战守之策，激扬士气，稳定人心，是可以据城一战的。侵略军指挥官孟托班也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①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以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抗击准备。于是英法侵略者乘战胜之余威，照会清廷，限令于10月13日中午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清廷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英法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四）《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23日签字换约，并借口俘虏问题，要求赔偿英国白银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限期付款。奕全部予以答应。10月18日，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在洗劫一空之后，为销毁罪证，竟把这座世界闻名的壮丽宫苑放火烧毁，各种精美建筑和无数珍贵文物化为灰烬。其后，侵略军又劫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大量金银珠宝与历史文物，并焚烧了许多著名建筑物。

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一次，英军一百多人騷扰西郊谢庄，当地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率领下，拿起简陋的武器，坚守石寨、土堡，连续两次打败侵略军的进犯。联军出动五六百人，企图报复。当敌人接近谢庄时，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率领埋伏在离村四里处的青少年猎手，“挟刃奋起”，与敌人近战搏斗。侵略军猝不及防，纷纷败退。

与人民的英勇抗战相反，清廷完全屈服于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慑，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辟天津为商埠；（3）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
（4）割让九龙司为英国殖民地；（5）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6）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殖民特权后，便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之后，沙俄公使再次借口“说合”有功，逼迫清廷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把上述条约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口吞掉；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根据”。此外，还强迫清廷开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为商埠，准许俄商于中国的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进行免税贸易。

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时，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殖民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