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自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次战争，英国先后出动军舰二十八艘（装备火炮约八百门），各种船只约八十艘，兵员总数约一万五千余人。以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近九十万常备军的中国打败了。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却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也未守住或克复过一个重要城镇，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这就告诉人们，经济、政治、军事落后的国家，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

从作战双方条件的对比来看，各有短长。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富强。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机器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反动腐败，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与英国相比，拥有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军事方面，英国军队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为它提供了优良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海军已称霸世界，陆军也属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资产阶级军队之一。清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军，但装备陈旧，军制落后，是一支战斗力相当有限的封建军队。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和挑起来的，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容易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并取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战，补给方便，情况熟悉，有利条件是不少的。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加之劳师远征，兵力有限，远离后方，补给困难，异国作战，人地生疏，不利条件很多。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往往因受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削弱；而清军的不利条件，可以由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与人民条件予以弥补。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争取战争胜利的。但战争的结局却是清军遭到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最高统治当局昏愦无能，穷奢极欲，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但使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在内）弥漫着腐败气息，而且由于实行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经济状况极端落后，从而大大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矗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又动摇妥协，仇视人民，打击主战派，重用投降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坏了团结对敌的政治基矗这些，乃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闭关锁国，不明敌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以“天朝”大国自诩，视外国为“蛮夷”，对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往往当作“邪说”、“婬技”而拒绝传入。清政府不仅没有研究外国的专门机构，而且反对任何人这样做，因而对西欧资本主义列强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和军队状况等方面的了解甚微。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调集军队，发动侵华战争，清廷竟毫无察觉，及至英军封锁珠江口，侵占定海，兵临大沽，对其侵略意图仍茫然无知。

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对敌情仍不注意侦察和研究，往往根据各省督抚大臣的片面奏报，作出错误的判断。1840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却认为“夷情恭顺”，赶紧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时过不久，英军就进犯珠江，只好被迫宣战。1841年夏，广州反攻未成，却轻信谎报，复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几，英军又陷厦门、定海。1842年夏，英军侵入长江下游，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军则随时注意对清军情况的侦察与研究，常能及时获得清军的情报，采取先发制人或防范措施。

清朝统治者既不了解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军的战略意图，一再地作出错误的决策，焉能不导致抗英战争于失败？！

三、战守无策，指导无能

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国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旧章，沿海兵寡力弱，又无战略机动部队。往往抽兵数千，牵动数省；且千里赴援，远水近火。战火临头，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仓卒应战，自然无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清廷先则轻敌如蚁，继则畏敌如虎；对于战守大计，只能笼统地提出什么“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之类的陈词滥调，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可是，军政大权却又高度集中，和战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线作战，事无巨细，都决策于北京，而当时通信不便，上下情况隔膜，前方将帅无权根据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决策明显落后于形势，也不得不遵照执行。道光帝颟顸无能，主观随意，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加之清廷对全国的战事又缺乏统一及时的指挥，以致各战区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使英军有机可乘。

四、将领保守，战术笨拙

清军将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呆板，指挥笨拙，只知消极防御，不善于灵活击敌。英军虽有“船坚炮利”之长，但孤军远征，不耐久战，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陆。当时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曾提出过引敌深入内河内陆，伺机予以奇袭、火攻等战法。无奈前线大吏和将领多数只知株守炮垒，待敌进攻，不知巧布险势，出奇致胜；只会一线设防，不知纵深机动。英军沿海沿江登陆进攻，多是利用清军设防的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以登陆兵侧翼上陆，行包围攻击。清军前敌将领不知认真研究敌人的登陆战法，改进自己的抗登陆战术，以致屡蹈覆辙。倘能以炮垒为中坚，设奇兵于侧后，待敌迂回接近时，出其不意地伏击或反击之，则不难收破敌或挫敌之效。英军深入广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时，兵单势孤，清军有过不少歼敌良机，却非但未能乘机歼敌，反为英军所败。前线将领指挥如此笨拙，岂有不败之理？！

五、军队腐朽，军民对立

受清王朝腐败政治的影响，加上承平日久，清军不仅武器落后，而且军纪废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样，养尊处优，耽于安乐，不理营务。他们或坐吃空名，冒领军饷，或勾结烟贩，走私贩私。军中酗酒吸毒、聚赌挟妓者比比皆是。遇有军事行动，公开勒索地方，强拉夫役，苛征暴敛，甚至强取豪夺，杀害良民。加以清朝统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轻绿营①，造成军内矛盾，而驻守各省的军队调往有事省区时，又出现“主军”（本地军队）与“客军”（外省军队）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发展成尖锐对立，遇战互不救援，见利竞相抢夺，彼此争功诿过，甚至自相厮杀。

此外，清军不但平时欺压人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依然与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英军每入侵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便纷纷起而自卫，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积极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统兵大员，除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外，一般都仇视人民。他们动辄诬蔑沿海地区“到处汉奸充斥”，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滥杀无辜。由于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对于象臧纡青所建议的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散战”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诸实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战，军队便借机向人民群众敲榨勒索。在浙东反攻作战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②。军队纪律如此败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其战斗力也势难维持。

总之，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闭关自守，不明敌情，战守无策，指导无能，将领保守，战术笨拙，军队腐朽，军民对立，所有这一切，正是它腐朽没落的反映，也是招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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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

① 清统治者在节制军队方面也反映出民族歧视的特点。八旗兵半数以上驻于京畿地区，其余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地，一方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起着监视绿营的作用。绿营兵分散驻于全国各地，除守卫边防、镇守地方外，还要担负河工、漕运、守陵以及其它各种繁杂勤务，而政治和物质待遇却远比八旗兵为差。

② 范城：《质言》，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9页。

历时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其规模之浩大，战事之激烈，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为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所罕见。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这次战争中坚忍不拔，英勇奋斗，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封建经济基础仍然根深蒂固。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太平天国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种种任务。然而，革命的声势如此波澜壮阔，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要完备的太平天国革命，最终遭到失败，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如果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渐壮大自己，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清王朝，控制着全国政权，拥有八九十万军队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1860年以后，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人民起义，给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尽避如此，由于太平军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而且顺应人心思变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在主观指导上存在许多错误，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这里着重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对太平天国领导者所犯错误加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失误

（一）没有形成能统筹全局和团结一致的坚强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虽然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六王领导核心，但内部存在着广东、广西等派别和较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之间不仅宗派情绪有所发展，而且迅速滋长了享乐腐化思想，争权夺利，终于导致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产生了最大的领导危机。

天京内讧以前，洪秀全未能善处矛盾，事后又没有正确汲取教训。他不是大胆地选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将领，组成新的领导核心；相反，却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绪，开始搞家天下。石达开被迫出走以后，天京的军政大权操于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将领的埋怨和不满。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陈玉成、李秀成等有作为的年轻将领支撑危局，但对他们同样不是真心信任，竟滥封诸王，致使陈、李不能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结果助长了分散主义，甚至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枢，对前线也就不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调度。清军则相反，由开始时的多头指挥逐渐改变为由曾国藩集中统一指挥。这是太平军在后期战争中经常失利，并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未能制定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联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创立了一套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对于发动农民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硬要人们只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企图用在中国社会中没有群众基础的外来的宗教迷信代替旧有的宗教习惯，不仅一般群众难于接受，而且造成了与以中国社会旧有宗教为号召的其它各种起义组织的隔阂。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国基本上没有能把各地的起义武装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革命的大联合。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反对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对于解放农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自身却不能冲破封建思想和旧礼教的罗网，在建都金陵以后，竟将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以及“三纲五常”等与神权相结合，作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结果日益走向封建化，并愈来愈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坚决斗争精神，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但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把打击的矛头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无区别地把中小辟僚以及清军中的下级官弁等也列为“妖”类而加以打击，因而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农村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政策，为城市制定的取消商品交换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会生活制度，虽然后来作了改变，但已造成不良影响，为敌人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形成，而没有革命大联合，自然难以推翻当时还比较强大后来又得到资本主义列强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三）不善于罗致人才，缺少谋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有的虽有一定的文化，但毕竟阅历不深，知识有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面地分析形势和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的能力。但只要他们能象历史上某些起义领袖那样，广招贤士，虚心求教，是可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和领导经验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寻求更多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使他们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出谋献策。定都金陵后，洪秀全日益滋长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后竟发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谬地步，当然更谈不上礼贤下士、网罗人才了。而没有招纳和培养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战略家，这不能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事方面的失误

（一）忽视军队的提高与巩固工作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等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实行圣库制度，以保证部队的供给和将士的清廉。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训练制度，使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因而能以少胜多，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早期的太平军还注意发挥各类人员的特长，及时组建新的部队。如由挖煤工人组成的“土营”，在城市攻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船户组成的“水营”，在攻占武昌和进军金陵的作战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却忽视了部队的提高和巩固工作。由于对控制长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略了加强水师的建设，没有将战船和运输船分别编组，不注意改进战船和船炮的技术性能，加强战船的作战训练，以提高水师的作战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丧失了水上控制权。此外，在已经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组建“马队”和“炮队”等新的兵种。这些，都影响了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天京内讧后，太平军的元气受到很大损伤。后来吸收了大批新战士，游民和散兵不断增加，部队的成分远不如以前纯洁。面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致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明显下降。后期的不少战斗，太平军虽在兵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屡为清军所败，除了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外，与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也是直接有关的。

随着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日趋腐化，将士中的离心倾向和悲观失望情绪也逐渐发展，以致后期率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击。

（二）战略决策屡犯错误

太平军出广西，越湖南，攻武汉，取金陵，威震中外。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必然加紧调兵遣将，全力堵截和进剿。而当时太平军的兵力还很有限，受“围剿”的态势尚未改变，也没有建立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陶醉于初步取得的胜利，对彼己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作出了不符合客观条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战略决策，在无法实施战略协同的两个方向同时出击。结果，北伐军全部覆灭。西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虽然占领了武汉、九江、安庆和其它部分地区，但未能在天京上游建立起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使太平军损失惨重，坐失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此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开始由冒险变为保守，一系列大的作战行动都是围绕保卫天京而进行的。虽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并乘胜开辟了苏南根据地，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仍然未能客观地分析形势，认真研究敌情，确定主要打击方向，以致在战略决策上又接连犯了几次错误。

当时，苏浙方向的清军由于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势，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对天京的威胁主要来自上游的湘军。太平军只有在西线集中兵力，击败湘军，才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可是，当李秀成部攻占苏南大部县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后，不是立即回师西进，而是继续向上海发动进攻，直至湘军大举进犯时，才将主力转向西线，而此时已失先机之利。在安庆解围作战中，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又未能根据湘军兵少和后方空虚等弱点，坚决攻取武汉，横扫两湖、江西，切断湘军补给线，打乱其进攻部署，以争取主动。嗣后，江北诸军为救安庆而被迫决战，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则回师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安庆失守后，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敌人来攻。他既不迅速调集兵力迎战湘军，也无长远决策，听任战局自流发展。直到天京被围，才赶忙催军救援，致使战局陷入危殆。最后，在只有弃城别图一线希望时，仍顽固地坐以待毙，终至完全失败。

在战略决策方面，老奸巨猾的曾国藩显得略高一筹。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要打败太平军，必须首先占领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然后逐步东进。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甚至以种种借口违抗清廷关于分兵援救苏、常的命令，坚持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并终于达到了目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不认真研究敌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战略修养，以致战略指导上逊于敌人，这也是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建都金陵以后，太平军在三河镇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作战中，注意集中优势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不少次作战中，不是由于兵力不集中，就是由于指挥不统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从而导致作战失利的明显战例，是安庆会战。当时，参战的太平军在兵力上占有数倍于敌的优势，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作战行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仅没有指定最高前线指挥员，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队也无统一指挥，结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优势而形不成拳头，不能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为少于自己的湘军击败。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于骄傲轻敌，企图速胜；后期主要由于没有有权威的最高统帅和滋长了分散主义。

曾国藩在取得湘潭、武汉之战胜利后，也曾犯过分兵冒进的错误，吃过被太平军分割、围困的苦头。但他以后汲取了教训，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于天京上游，并在作好充分准备之后才逐步推进的方针，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而太平军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却始终没有改变分兵作战的状况，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偏重于城市攻防战，忽视在机动作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中，除石达开部走上流寇主义道路外，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主力主要是进行城市攻防战，不重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长于攻城是太平军的一个优点，但围绕几个主要城市同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最大的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而不惜牺牲和消耗，牵动全局，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亡军亡城的严重恶果，实为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滋长了享乐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趋保守。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不懂得只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而消极地保卫城市，必然落得个人地两空。

由于不重视野战歼敌，在攻城和解围作战中，往往在城外死守营垒，以阻援敌，而不是创造战机伏击、袭击援敌；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往往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围，致攻破敌营后，不能及时截歼逃敌，打不了歼灭战，使敌人得以散而复聚，重新构成威胁；在防御作战中，往往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城镇，与进攻之敌拚消耗，不注意设伏诱敌，或从敌后袭扰、牵制敌人；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下，不愿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之一路，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不注意学习野战歼敌战法，是太平军军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石。

一、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护法战争，主要是围绕着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孙中山看来，《临时约法》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据，区别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④，对约法的态度即是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因此，自从袁世凯篡权以后，孙中山一直为维护它的尊严和地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护国战争之后，孙中山又倡导护法，这对抵制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粉碎一切复辟帝制的陰谋，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斗争口号，在现在看来无疑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但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况下，它仍然代表当时先进人们追求的方向，代表当时拥护民主、反对专制、谋求真共和的社会思潮，仍不失为一面革命的进步的旗帜。这场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护法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

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

讨袁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在于改变国民党派系林立、涣散无力的状态。但因中华革命党人数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响远不如昔日的同盟会，也不如原来的国民党。在护法战争中，中华革命党虽然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但都旋兴旋灭，影响不大。由于该党既忽视宣传和动员工农群众，又无力组织和掌握军队，甚至连非常国会也不能左右①，其领导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许多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同盟会员，虽有不少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背离孙中山，有的加入进步党或西南军阀的行列，有的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有的充当军阀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为操纵国会的投机政客。他们为着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反对和阻碍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结成为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护法口号取义狭窄，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孙中山表示：“护法之唯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①。把恢复官僚政客麇集、早已声名狼藉的旧国会，作为护法的唯一任务，既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反对封建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不能不使护法这面旗帜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当然也得不到强大而可靠的同盟军的支持。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在茫茫黑夜中孤军奋战，其最后失败势所难免。

（二）没有建立起强大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虽然一贯重视武装斗争，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争取会党和利用旧军队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旧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为民主革命而战斗的坚强的革命武装。

这次护法战争，孙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军阀身上，殊不知军阀集团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持下，实行封建割据，扩张个人权势，什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这样的武装集团去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通过这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孙中山斥责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革命的阶级或政党，不建立自己的武装，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

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

南方参加护法的军队共约十几万人，并不少于北洋军的实际参战兵力，如果能服从军政府的统一指挥，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互相协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根据北军先图湘、再图粤的作战企图，粤、桂护法军如能与程潜所统湘军密切协同，从正面反击北军，并在攻占岳陽后，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军方面，以部分兵力牵制刘存厚所统之川军，以大部兵力出湘西侧击攻湘之北军，或经湘西出鄂西，与黎、石所部一起东攻武汉，对北军实行战略夹击，那么整个战场的形势就将为之改观。无奈，桂军的作战目的仅在控制湘省，滇军的作战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从军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只顾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战场独立决定战守进退。结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败，从而使北军毫无后顾之忧地向湘南节节进逼，如果不是吴佩孚中途顿兵，粤省也将难保。滇黔军虽然攻占了四川，却对于战争全局毫无裨益。

由于参战南军主张不同，各怀私图，因而不仅缺乏战略协同，而且也缺乏战役协同。当北军攻占岳陽时，桂军竟弃长沙而走；后湘、粤军组织反击，虽然取得了击败北军左路军的重大胜利，但因退驻衡陽的桂军按兵不动，致使湘粤军在反攻奏捷后，又被北军中路抄袭后路，不得不退守桂边，丧失了扭转战局的大好时机。

以上说明，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没有明确一致的战略目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困难的。

在护法战争中，南方军政府固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实现其“武力统一”的图谋。究其原因，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外，还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护法政府的态度各异。战争之初，段祺瑞驱使直系军队打头阵，本想一箭双雕，既实现其“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又借机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军阀也不甘为段祺瑞火中取栗，为了保存实力，参战部队消极怠战，以至自动停战，致使段祺瑞的作战计划一再受挫，武力统一的目标未能实现。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军，是由各省镑地抽派的，数量虽多，武器也较优良，但大多军事素质低下，作战指挥拙劣，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一遇南军的认真抵抗或进攻，就屡屡败北。在攻湘作战中，先受阻于贺家山，继败于岳陽，再挫于攸县，损失都相当惨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虽多方扶植刘存厚，也未能挽回败局；粤闽方向，虽调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陈炯明部的深入。这一切表明，北洋军的战斗力也极为有限。

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护法战争，以其失败的结局最后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宣布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此后，中国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的惨祸之中。面对严酷的现实，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寻找新的解放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一、清军战败的原因

（一）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英法侵略者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殖民特权，进行了历时四年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它们既要尽量扩大殖民特权，又要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所以不得不把军事进攻的目的限制在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所提侵略要求的范围内。英法两国领土不大，兵力有限，既要在欧洲争霸，又要向全球扩张，还要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侵华（四年之间，侵华军由二千余人逐次增至二万余人）。它们同中国远隔重洋，运输补给困难。加以英法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在侵华利益上暂时一致。而中国又如此之大，决非区区数万之兵可以占领。因此，它们只能借助外交上的陰谋诡计和威胁恫吓，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以有限的军事进攻，达到其攫取包大殖民特权的目的。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补给容易，地形熟悉，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采取符合敌我情况的战法，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清王朝残酷剥削压迫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危境。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乘机发动侵华战争，以达到其既迫使清政府屈服，又保住清王朝统治的殖民主义目的。清政府从维护其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出发，采取了适应英法等外国侵略者需要的卖国政策，在英法军事胁迫、政治讹诈面前，不惜丧权辱国，谋求与侵略者妥协，换得对人民起义的镇压，保住其反动腐朽的统治，因此，自始至终坚持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

依据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清廷在兵力使用上，注重对内镇压，放松对外御侮。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天地会和西南各民族起义武装的军队约有四十余万人，而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军队则仅二十余万，其中不少是未经战阵的京营禁旅和临时从东北等地抽调来的部队。他们“初经行阵”，经不起洋槍洋炮的打击，以致往往“望尘而靡”。①在海防战备方面，除广东虎门地区外，沿海各省的海防均甚薄弱，炮台陈旧，一攻即破。此外，派往沿海各省的督抚大员，有的消极避战，有的临阵脱逃，虽有某些将领和军民英勇抵抗，终究形不成统一的抗战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象恩格斯当时所期望的普遍开展的人民战争，致使侵略军得以使用有限的兵力，长驱直入。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竟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槍队”，联合进攻太平军。这是清政府卖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槍，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的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槍、抬槍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英法军的火箭和霰弹轰击。至于内河水师，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只战船竟打不沉敌人的一艘炮艇。

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英法军队的作战方法也有所变化。在克里米亚等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基本上都采取散兵战，并更加重视炮兵的炮火准备，以保证步兵的冲击奏效。骑兵除用于侦察外，经常用于对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突击，和扩张步兵所取得的战果。海战方面，除了继续运用水陆协同配合、迂回侧击等战法外，还采用了以吃水浅的炮艇绕过对方要塞，配合大型战舰实施夹击等战法。这些战法，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体上也都运用了，并取得成效。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既没有认真研究侵略军的作战特点，也没有探求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战法。不少将领始终认为侵略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因而一直忽视加强陆地纵深设防。水战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对付以帆力为主的敌舰，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这种老办法对付运转灵活的蒸汽炮艇，显然更难奏效。前线将领中，如叶名琚谭廷襄等固然纯属军事上的门外汉，就是颇受咸丰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样墨守成规，不能因敌因势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虚心采纳正确意见，以致大沽失守，一败再败。他虽是骑射出身，却不会灵活地指挥骑兵作战。这次战争中的骑兵作战，是近代史上中国骑兵与欧洲骑兵第一次交锋。由于僧格林沁没有根据武器装备敌强己弱，战场情势敌人侧后暴露等特点，首先使用步兵与敌接战，待敌进攻队形出现混乱时，再使用骑兵冲击，更没有大胆使用骑兵绕击敌人侧后，断敌交通线，袭敌后方及炮兵，以致虽有优势的骑兵，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为敌人所败。

（三）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

中国人民，特别是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广东和津京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本来，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后来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制服侵略者的可靠力量。当受到侵略军再次严重威胁时，就连咸丰帝也曾下令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可是，他们又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危及其反动统治，因而总是多方束缚群众的手脚。另一些人，则公开把人民群众看成比侵略者更为危险的敌人。叶名琛在战前曾下令血腥屠杀广东起义群众十余万人。谭廷襄则叫嚷“从来御外以靖内为先”。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前夕，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盐民等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桂良等竟把这种正义行动说成是“民情汹汹”，“盗贼四起”，并进行压制。统治者依靠装备落后、战法笨拙的政府军打不赢外国侵略者，又不敢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结果只有走丧权辱国、妥协投降的道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由于战败，清政府被迫作出全面让步，完全满足了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公使驻京，使侵略者得以逐渐影响和操纵清政府的活动；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和深入长江中游；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有关通商、海关、税率的各种规定，使中国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更加难于抗拒；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并为传教士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英国强租九龙、沙俄割占东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总之，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在战争中，侵略军不仅攻占了中国两个重要省城，而且兵不血刃地侵入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帝逃出都城，“天朝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

这次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公开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武装。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后不久，继位的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年仅六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她进一步执行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公开实行“借师助剿”的方针，企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英、法、美、俄等国为了确保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殖民特权，也乐意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在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的情况下，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武装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

一、岫岩——赛马集之战

越过鸭绿江之日第一军继1894年10月26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之后，接着又于27日占领大东沟，31日占领凤凰城，11月5日占领大孤山。其后，日第二军攻占了金州大连湾，于是，第一军受领的牵制辽东清军、掩护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基本完成，大本营令其在叆河、大洋河两流域布置冬营，以待来年参加直隶平原决战。为确保冬营安全，日第一军决定以其第三师团之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一支队（步骑约三千）由大孤山出发，进攻岫岩；以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一支队（步骑四千）由凤凰城出发，北攻赛马集，并分兵一部（一个大队和少量骑兵）由少佐三原重雄率领西进，协助大迫支队夹攻岫岩。

岫岩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陽，东通凤凰城，南达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战略要地。11月14日，日军大迫支队出大孤山，经土城子、老孙家堡、土门子岭，指向岫岩之南；三原重雄所部则出凤凰城，经高家店、黄花甸、黄岭子，指向岫岩之北。丰升阿、聂桂林分兵北扼黄岭子，南控土门子岭和洪家堡，抵御来犯之敌。18日，三原重雄所部猛攻地势险峻的黄岭子山，清军不支，弃险而走，退守兴隆钡。此时，南面守军也为大迫支队所逼，退入岫岩。当晚，丰升阿等见南北两面受敌，率部夜奔海城东南的析木城，岫岩遂为日军所陷。

赛马集东近叆陽，西接连山关。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弃守宽甸之后，即退驻于赛马集一带。日军立见支队由凤凰城向赛马集进军时，分兵一部（步兵一大队、骑兵炮兵各一小队）由少佐今田唯一率领，经雪里站、通远堡、草河口，西犯连山关。当时，连山关、甜水站诸处由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驻守，其西面的摩天岭由聂士成等部驻守。由于宋庆奉命率所部毅军并铭军南下救援旅顺，连山关、摩天岭一带防务由聂士成统管。

11月12日，今田唯一所部骑兵抢夺连山关关口，大队继至，遂陷连山关，直趋摩天岭。聂士成部顽强抵抗，“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①。日军不得逞，撤回连山关。在西犯摩天岭的同时，日军一小队由叆陽偷袭赛马集，侦察依克唐阿部虚实，遭到依军痛击，死伤惨重。日军西则阻于摩天岭，东则败于赛马集，不得已于11月24日撤离连山关，集结于草河口一带，阻隔聂、依两军通道。26日，聂、依两军东西夹击，大败草河口日军。29日，立见尚文以大队来援，分犯赛马集和草河口。清军竭力抵抗，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前进受阻，又恐凤凰城老巢空虚，后路危险，便于12月5日弃草河口，返回凤凰城。此时，聂、依两军声势相通，拟合力南下，收复凤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绕道叆陽指向凤凰城侧背。立见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北上迎击自通远堡南下的清军。9日，双方激战于通远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伤亡甚众。12日至15日，清军连战皆败，终未能收复凤凰城。这时，日军第三师团已陷海城，辽陽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陽，与宋庆及吉林将军长顺会合，以固沈陽门户。此后，辽陽以东防务主要由聂士成部承担。聂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长期与敌相持，日军始终未能越岭西进。

二、海城、盖平等地的陷落

日第二军攻陷旅顺之后，其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①即建议大本营准其进军海城，以消除旅大方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日第一军既不能越摩天岭西犯，改由岫岩经海城而进逼辽陽，断摩天岭清军后路，必要时与第二军会师北上而威胁沈陽，自然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海城实为中日两军必争之地。12月上旬，日第三师团于岫岩集结，准备进军海城。当时，由摩天岭奉命回援旅顺的宋庆所部毅军和铭军屯于盖平；由岫岩败退的丰升阿、聂桂林所部十余营驻析木城。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队西犯：先以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盖平，牵制宋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自统师团主力扑向析木城。11
日，清军屡战皆败，丰升阿、聂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为日军侵占。13日，日军乘势进攻海城。防守该地的清军有奉军等步、骑、炮队十七营，分扼城东的荞麦山及城西的晾甲山以为左右翼，而以荞麦山为防御之锁钥，置炮兵于该山南部及山麓，又以部分兵力占领沙河左岸箭楼子附近。日军进攻时，清军稍事抵抗，即退奔辽陽，海城为敌所占。于是，辽陽、盖平、营口（今营口市）、牛庄等处告急。清廷更觉奉天省城势危，急令依克唐阿、长顺各率所部西援，以护辽陽，令宋庆率所部自盖平北上，以护营口、牛庄，防敌西窜。

宋庆在盖平闻日军由岫岩长驱北进，已于12月10日亲率毅、铭军等二十余营移驻于大石桥（今营口县），拟救援海城。但12日析木城陷落，13日海城又入敌手，宋庆便改变计划，拟与北面诸军取得联络之后，再共图收复海城，于是将全军二十余营屯于距海城二十里的缸瓦寨，未能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丧失了战机。12月19日，海城日军大股来袭，宋庆军大败，由缸瓦寨退往营口、田庄台一带。

日军攻占海城后，以孤军（约六千人）入重地，颇觉力单，于是，野津道贯率第一军司令部和军预备队由安东移驻岫岩（1895年1月5日到达），同时，请求第二军分兵一部协攻盖平，以便两军声势相通。1895年1月初，日第一军派遣第一师团之混成第一旅团①约八千人由普兰店（今新金）北上。当时，驻盖平之清军只剩下章高元所部山东嵩武军八营、徐邦道所部拱卫军十一营、张光前所部亲庆军五营。1月5日，徐邦道部奉宋庆之命移驻牛庄（以便联络辽陽清军），盖平兵力更单。徐部出发不久，宋庆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逼近盖平，令其回援。6日，徐部返抵蓝旗厂（盖平北面二十余里），宋庆又改变命令，令其开赴田庄台。徐部又回师北上，刚过营口，宋庆仍令其回援盖平，于是又折而南行。这样，徐邦道所部往返奔波于田庄台、营口、盖平之间，四昼夜未得休息。9日夜，徐部前锋进至盖平境时，日军已扑攻盖平。扼守东门外凤凰山的张光前部闻敌即溃，日军一部乘势攻入东门，然后出南门，绕至扼守南门外的章高元部之后。章部不支，刚赶到战场的徐邦道部也因疲惫过度，不堪任战，于是各部齐退营口。10日上午，盖平陷落。从此，日第一、二军声势联络，辽东清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清军反攻海城失败

自平壤之战以后，清廷以淮军不可恃，便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年1月，光绪帝又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入京，授为钦差大臣，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共同帮办刘坤一军务。

1月14日，清廷以日军既据海城，又陷盖平，关外军情更紧，乃令新授钦差大臣刘坤一迅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并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所部新湘军、总兵刘树元所率抚标军、吴元恺所率恺字军等，“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①，于是，宋庆于田庄台坐待援军。

这时，奉命扼守辽陽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深感责任重大，一致认为，与其坐待日军来攻，不如乘其占领未固之际，先发制胜，于是商定，以集结于腾鳌堡、鞍山站一带的五十余营约二万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步步前往，相机规海”①。1月17日，依、长两军已前进至海城北面，距敌人前沿阵地仅二里许。西路（依军）包抄至二台子，东路（长顺军）包抄至头河堡，东西绵亘近三十里。日军扼守城北欢喜山和双龙山（山上均筑有炮台），并有步、骑、炮兵列阵以待。当清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步骑数千人在炮火掩护下蜂拥齐出。清军大半使用土槍，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汉兵团心志不齐”，相持不久，西路依军先退，东路长顺军继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败。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分左右两路会攻海城。依军自长虎台向欢喜、双龙二山之间的三里桥突击，为欢喜山日军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经沙河沿绕出欢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长顺军则从头河堡向海城东北的双龙山发动进攻，终因日军炮火猛烈而不得进。下午，日军发起反击，依军大量伤亡，经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东路长顺军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归失败。

此后，山东半岛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清廷主战派为了从辽东战场捞回一点面子，急欲乘日军战略重点南移之机，一举收复海城。2月7日，军机处奉旨电谕长顺和依克唐阿：“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①依、长二将鉴于前两次攻海失败，深感兵力尚单，商请宋庆出兵会攻。2月11日，吴大澂到达田庄台，其所部除道员李光久军（老湘军五营）已先期出关屯于牛庄外，总兵刘树元所率亲兵六营亦已到达牛庄。又总兵梁永福所率凤字军五营，也于前一日由田庄台开入牛庄。于是，依克唐阿、长顺与宋庆等商定，于2月16日以九十余营三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进攻部署是：依军自北面进攻大教场为中路；长顺军进攻玉皇山为东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从柳公屯进攻唐王山为西路。当天，东西二路进逼颇紧。日军先则坚伏不动，继则步、骑、炮兵一齐出击。东路长顺军伤亡甚众，中路依军亦阻于欢喜山炮火，相继败退。西路李、徐两部见势不妙，也纷纷西走。这样，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军上述各部再次会攻海城失败。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时，宋庆依约率所部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撤职，改由姜桂题接任）及河南嵩武军（总兵刘世俊统领）等五十余营近二万人进攻盖平北面的太平山日军，一则配合攻海，一则为日后收复盖平作准备。宋庆军一度占领太平山，并与敌相持三日。24日，日军三面来攻，清军大败，退回营口以东地区，防止日军西犯。

清军四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是仅有的。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固然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清廷“力保沈陽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上取守势的缘故。

四、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的失守

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之后，还想进行第五次反攻。当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焘），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按：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①。吴大澂所部湘军分布海城西北，控制通往牛庄的大道；依军分布海城正北，扼牛庄通辽陽的大道；长顺军分布海城东北，扼通向辽陽的大道。

日军方面，为了扭转局面，决定趁冰冻未解之际，由盖平、海城、凤凰城分路进攻：一由盖平北趋营口；一由凤凰城经黄花甸、三家子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长两军，经甘泉堡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庄至辽陽之孔道。日军欲夺此要隘，示形逼攻辽陽，实将袭取牛庄。因为牛庄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军势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胁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凌晨，未等请军发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军第三师团便分路出击。激战约三小时，中路依军败退。恰在这时，辽陽南九十里之吉洞峪为出凤凰城的日军第五师团袭占，辽陽大震。辽陽知州徐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词援辽，率部北走，长顺军也随之而去。日军跟踪追击，一举夺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师团也间道来会。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师团合军西指牛庄。

3月2日和4日，魏光焘、李光久先后率部回援牛庄。两部新老湘军共十一营，均困守市内。4日，日军三路围攻牛庄，李光久等弃军而逃。军士们深陷危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殊死搏斗，与敌相持竟日，最后伤亡近二千人，被俘六百余人。日军也死伤近四百人，其中有今田唯一等将佐军官十五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参战清军英勇拚杀，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牛庄失守后，吴大澂率部由田庄台退往双台子，宋庆则连夜率全军主力退扎田庄台，只留少数兵力守营口。3月7日，由牛庄出发的日军轻取营口，并与盖平北上的日军会师。田庄台四面平坦，加之当时辽河仍然封冻，更是无险可守。3月9日，日军第一、第三、第五师团分路来攻，宋庆军大败，伤亡枕藉。被围于田庄台内的清军则被日军纵火焚烧，死者二千余人。

田庄台陷落后，宋庆、吴大澂等率残部退往石山站（锦州东）。从此，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日军所占。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先，湘军复败于后，北洋海军亦已覆没，日军海陆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无策，屈辱求和之心更为迫切。日本方面，则认为“作战的第一期已经结束，因此令‘征清大总督府'进驻战地，即将开始第二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