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一、清廷西撤后的军事部署及求和活动

慈禧携带光绪帝等离京出走后，不久马玉昆、董福祥、宋庆等人相继率部赶往山西护驾，荣禄等则南逃保定。为防联军进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个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关、宣化、张家口等处，由马玉昆部驻守；西面的飞狐岭、紫荆关、灵丘等关隘，由升允所统陕军八营驻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由荣禄率武卫中军及从北京败退至此的八十余营清军驻守。张春发、陈泽霖等部则撤回南方整训。

早在8月7日，清廷即授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极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①。北京失陷后，慈禧继续加紧进行求和活动。8月27日，清廷令庆亲王奕（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议和，令李鸿章迅速赴京“会同妥商办理”。为了向各国表示求和“诚意”，又于9月7日发出了一个对义和团毕露杀机的上谕，声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刬除不可”①。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二、联军攻占京津周围要地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各国提出的各种“赎罪条件”，以“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队”②为借口，从京津出兵四向攻掠。9月21日，德、俄军攻占北塘炮台，22日占领芦台。29日，联军七千三百余人向山海关进犯。英军恐俄军先占山海关，使关内外铁路联接起来，将业已侵入东北的势力进一步伸入直隶，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便派出“碧克美”号军舰，于30日上午抢先抵达山海关。该地守将奉李鸿章不抵抗命令，主动让出炮台、车站。次日下午俄军到达后，英、俄两军几乎发生冲突。后经调停，确定由各国侵略军共同占领山海关。与此同时，德军三百余人攻占秦皇岛，英、俄、法军也相继赶到。至此，从大沽至山海关各海口均为联军所控制。

10月12日，联军派五千五百余人出北京，四千余人出天津，分两路会攻保定。13日，法军一部经霸州（今霸县）等地先行到达，守军闻风弃城西逃。直隶布政使廷雍竟开门“接待”法军入城。10月19、20日，由北京、天津出发的两路联军先后到达保定。联军占领保定后，四出侵扰，肆意抢掠烧杀，连开门揖盗的廷雍亦未幸免。各村义和团惨遭屠杀，保定附近地区大部被联军侵占。当月，天津一带的联军还向南窜犯，直至山东边界地区。

11月12日，德、意军两千五百余人开始向北京以北地区进攻。驻南口、居庸关的马玉昆部弃关而逃。24日，德、意军攻宣化，守军一万余人不战而退。27日，京西北要地张家口也被联军侵占。

联军控制直隶东、南、北各要地后，便西窥井陉。井陉隘口林立，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荣禄曾部署大同镇总兵刘光才、湖北勤王兵将领总兵方友升等率军二十营一万余人驻守。1901年1月28日，法军百余人进犯井陉，被守军击退。李鸿章害怕影响求和，竟于2月下旬严令守军“退兵晋境，不准一人一骑东出”①。3月下旬，联军从天津增调法、德军六七千人再度进犯。李鸿章又下令撤军。4月20
日，刘光才部十五营退固关，方友升部五营退娘子关。22日晨，联军分四路攻娘子关，清军伤亡七百余人，弃关退走。中午，联军又分兵两路攻固关，刘光才部不战而逃。后由于英、法政府害怕山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从中加以阻挠，所以侵入山西的德、法军又很快撤出。

经过七个月的攻掠，联军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他们在占领区内往来梭巡，横行无忌。凡有义和团活动之处，均遭焚掠，有的全村遭劫，人民死伤、妇女被侮者不计其数。

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0年9月3日，奕返抵北京，由日军负责“保护”；9月18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到达天津，10月11日至北京。随后，两人代表清政府向联军卑屈求和。

12月24日，各国在协调了内部分赃和挑选代理人问题上的矛盾后，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八国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等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获大赦，即于12月27日复电奕、李鸿章，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①。各国见侵略目的基本实现，便于1901年5月开始撤出部分在京联军，6月14日撤销联军统帅部。9月7日，清廷以奕、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荷、比、西等十一国全权大臣，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此约，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谢罪”，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民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②。在经济上，勒索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余万两。在军事上，强迫清廷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居住；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国可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二处留兵驻守；清政府在两年内不得向外国购买军火及其原料。条约签订后，各国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员（驻使馆区兵员除外），22日开始撤离直隶（驻兵留守地除外）。次年7月15日，各国乘交还天津之机，又强令清政府不得重修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垣；清军不得在各国军队驻津区二十里内驻扎；禁止中国军队在白河口、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部署海防；在铁路沿线二英里内，各国军队对华人有弹压治罪之权。各国留驻上述十二处的兵额，第一期（联军由北京、直隶撤离时期）为一万二千二百人，第二期（正常时期）为八千二百人，至1907年10月续有递减。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慈禧却对帝国主义列强感激涕零，决心充当它们的驯服工具。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①。对此，岑、潘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潘鼎新当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间一军前进，恐不足牵制；法方于河内、北宁增兵迎拒，西贡万难骤达。”②岑毓英也强调“西贡系南圻地方，隔顺化及宁平、南定等处，皆有法人坚守，道阻且长，万难进龋”③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敌怯战的一面，但清廷进军西贡的要求也是当时清军兵力难以胜任的，这反映了清廷战略指导上的无知。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一万八千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二、东线桂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十三个营（约四千八百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九个营（约三千二百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及道员赵济川一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①。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六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一万二千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②。

这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了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8日自河内出发。

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三千人进攻谅江北面十余里的郎甲。驻守该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对关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法军轻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护主力从两侧迅速包围了郎甲村。守军仓促应战，除方友升率领一部撤至郎甲东侧高地外，尚有数百人被围于村中。清军为解救被围部队，两次由侧翼反击敌军炮兵阵地，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抽出部分兵力进攻村北高地周寿昌部。该部兵力数倍于进攻之敌，但稍事抵抗就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法军接着全力进攻郎甲村，守军浴血奋战，与敌人肉搏拚杀，直至全部牺牲。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人，法军死伤百余人。尼格里也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

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千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搭乘炮舰五艘、拖般十余只，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苏元春率领的东路清军在船头附近筑有堑壕、堡垒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西南二十里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敌军上岸。10月6日上午，法军进至尼村，舰炮齐发，与守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较重，但仍竭力抵抗，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后，双方相持于船头以西地区。9日，法军得到增援，
10日再次发起进攻。清军总兵陈嘉督军迎战。当法军第一梯队四个连向船头主阵地冲击时，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亲率主力向法军右翼猛烈反击，将敌两个连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右翼指挥官。残余法军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法军左翼两个连仍在拚死挣扎，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机动兵力在炮兵及舰炮火力支援下疯狂反扑。陈嘉见翼侧受到威胁，主动撤回主阵地。此后，战斗又成对峙状态。

清军在船头重创法军精锐部队，歼敌二百余人，士气为之一振。法国侵略者为船头守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①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0月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成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土气为之沮丧。巴德诺声称：“尼格里将军在郎甲的胜利，在某种范围内，可减轻台湾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锐地觉到，尚属疑问。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①茹费理也认为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进，方足以“有力地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②。然而，波里也在攻占郎甲、船头之后，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

清军方面，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于1884年10月底进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围攻。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十八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九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陽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十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五营、董履高所部桂军五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六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五十余营，约二万人。

为了策应西线的军事行动，打乱北圻法军西守东攻的作战部署，清政府曾命令东线清军乘北圻法军转入防御之机，主动出击，先发制敌。但是，潘鼎新根据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③等指示，仅以小辨模的出击牵制船头方向的法军，作出一点策应西线作战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军二千人在纸作社（船头东北）伏击法军巡逻部队，毙伤敌军百余人，取得了胜利。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年1月3、4两日，丰谷清军突遭法军四千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槍，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①，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陽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陽，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②，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十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八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八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至龙州时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

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撤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①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②。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1①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②。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槍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③，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东线清军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敌指挥潘鼎新消极怯战，畏敌如虎，以致屡误战机。“潘军不是没有战争经验，又用新式槍械，节节败退，完全是接受李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④潘鼎新在作战指挥上，明显地犯了消极被动、分兵把口的错误。东线清军顺利进抵船头、郎甲一线以后，正值法军兵力分散、援军未到和越南义军纷起袭扰的有利时机，战场的优势和主动，基本上在清军方面。然而，潘鼎新却滞留谅山，与西线方面互相观望，消极等待，强调“一俟滇军牵制西路，此间有隙可乘”，才能“趁势袭缺⑤，使法军得以从容集结兵力，分别夺取郎甲，船头。清军被迫退守山区，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尔后，清军经过调整补充，实力大为加强；法军则因国内援军未到，宣光被围，处境相当困难，不得不转攻为守，仅以部分兵力守备前沿阵地。这时，清军在全局形势上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以越北山区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钳制，侧后攻击，粉碎法军的进攻。可是，由于清军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消极被动，以致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线数十营部队分散于观音桥、谷松、车里各点，正面宽广，没有形成重点，加上配置于谅山纵深的兵力又没有适时向前机动，起不到预备队的作用，以致形成前后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在作战过程中，潘鼎新决心犹豫，朝令夕改，不能组织第一线各部之间的相互协同，特别是法军专攻中路，苏元春部节节败退之际，没有及时机动翼侧军队加强纵深防御或向敌人侧后出击，使法军得以长驱直入，连续突破中路防御，直逼谅山。此外，清军中派系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各部之间的统一与协同。如王德榜“自负湘中老将，每与督师（潘鼎新）龃龉”①，潘鼎新便有意“征调屡更”，使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最后反诬王“催援不至”。丰谷之战，苏元春不及时援救王德榜部，法军攻中路苏元春部时，王也就消极观望，不主动支援，给了法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西线滇军东下受阻

在正式对法宣战前后，清廷多次命令西线指挥官岑毓英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但岑迟至1884年9月28日才命令原留驻于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十个营（约三千七百人）、滇军张世荣部五个营（约二千五百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陛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六千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清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

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①。10月中旬，清军陆续进抵宣光附近，因法军水陆防守甚严，便在离城十里的琅玡、中门等处扎营。此时，东线桂军已失郎甲、船头，清廷严令滇军速进，以分敌势。岑毓英乃于10月20日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四千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二千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威胁敌军后路；同时，令宣光清军逐步进逼城下，四面围困敌人。

法军为确保宣光，稳定北圻西线防御态势，从11月4日至12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军击退。11月12日起，清军于宣光东南十余华里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两岸挖筑地营，并将以前截获的船只装石塞河，以期截断法军水路交通。11月18日，法军端雄、山西地区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人，搭乘炮舰五艘、民船十余只，趁连日大雨、清河水涨之机，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两岸的清军夹击，不能通过。次日，法军舍舟登岸，分两路进犯左育。清军依托地营毙伤法军百余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构成，又遭敌人腹背夹击，被迫撤出阵地。法军立即上船，驶抵宣光，加强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

12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四个营（二千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六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十三小营（共三千人）出马白关，经河陽（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在此期间，宣光清军重新调整了部署：由黑旗军和何秀林部担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统张世荣部）两部分驻城北和城南（均离城一公里左右），担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两部合力夺取宣光城南法军据点，法军开东门出援，双方展开激战，彼此伤亡很重。后因何秀林部赶来增援，法军又撤入城内。接着，清军采用“滚草龙”的战法①，于31日夺取了南门炮台，并歼敌二百余人。此后，法军被迫龟缩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军切断，供应日缺，处境极艰，只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装求援信，投入清河顺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军连续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开城墙，从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军阻击火力较猛，均未成功。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撤回的法军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陆，与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队会合。

清军侦知法军大队来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拨一千人前往左育，协助黑旗军阻援。另以覃修纲部二千人出扎临洮府附近，待法军攻左育时，向端雄前进，断敌后路。3月2日，法军分路进攻左育及对岸的同章。左育黑旗军依托地营顽强抗击，并引发地雷，多次打退法军的冲击，毙伤大量敌人。后由于防守同章的黄守忠部黑旗军被敌击溃①，法军占据对河高地，安设炮位，向左育黑旗军轮番炮击。刘永福所部黑旗军伤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阵地。新赶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败退。覃修纲部进至端雄，闻法军已抵宣光，只得仍回临洮、清波。

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惫不堪的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六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西线清军围攻宣光的计划半途而废，东下河内的意图随之落空。据岑毓英奏称：此次以近万人攻城，“历三十五、六昼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数百余人，伤者二千余人，疲惫不堪，不能不暂为休息。”②岑毓英明知“顿兵坚城，徒伤精锐”③，唐景崧也“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强调“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劲”④。不难看出，此次行动的失利，实属作战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所致。以滇军当时的兵力，一面围宣光，一面沿河东进，威胁河内，使敌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办到的。此着不行，顿兵坚城，反为敌所牵制，置优势兵力于无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应适时把作战重点改为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难攻下。此着又不用，结果丧失主动，为敌所败。

四、清军陆路大捷（参见附图十五）（一）临洮败敌

1885年3月，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四千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槍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①，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滇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①，这表明滇军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完善的地营是当时战争中的新鲜事物。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可借以成功地抵抗优势敌人，因而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②随着野战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与弹丸威力的加大，仅凭地面工事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迫使人们向地下发展，构筑既能防护自己、又能攻击敌人的地下工事。地营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一直重视这一作战手段，“扎营之处，兵卒均荷锄铲刀锯之类，掘地锯木”③，修筑基本上相当于今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的地营，在各次战斗中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镇南关大捷（参见附图十六）在潘鼎新不战而逃、东线法军直逼广西国门的情况下，龙州等地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清廷以广西关外各军迭次失利，于2月17日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虽已年近七旬，但“久任广西提督，三次出关，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①。由于潘鼎新远离前线，前敌将领公推冯为东线总指挥。②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收复北圻各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令部下赶修工事，一面整顿军纪，安定民心，迅速稳定和改善了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干①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法军在北圻东线占领谅山之后，接着于3月3日在西线解了宣光之围，法国政府急于趁胜迫和，以缓和国内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为了保证它在和议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东线法军继续发展进攻。波里也随即于3月16日电告尼格里：现在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人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②接着，波里也向谅山方面增派援军。尼格里认为威胁龙州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③，但还是积极备战，待命行动。

根据当面敌情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八华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二华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八百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六百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二华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附近筑起一道土石长墙（长三里多，高约七尺，宽约四尺），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四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并在东西岭上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冯军担任关前隘正面防御，扼守长墙和山险要地；王孝祺部八个营屯于冯军后面半华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王德榜所部湘军十个营屯于油隘，保障入关旁路的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苏元春及陈嘉所部桂军十八营屯于幕府（关前隘之后五华里），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八个营驻平而关，控制由艽封（今七溪）至龙州的水道。此外，蒋宗汉部（杨玉科阵亡后，所部由蒋统领）及方友升部共十余营屯于凭祥，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八十余营。

8月9日，尼格里派北非骑兵和越伪军各一部，企图由文渊练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摆出一副威胁龙州、切断唐景崧部（当时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马盛治部（驻新街）归路的架势。冯子材根据越南人民提供的情报，立即派驻龙州的冯军五个营①前往扣波，苏元春则率桂军暨魏纲部前往艽封。8月13日，法军进至艽封，见清军已先期到达，便掉头南撤。到达扣波的冯军奋力拦击，法军败回文渊。尔后，苏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纲部八营和冯军五营则分别留守艽封、扣波。

3月21日，冯子材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不顾潘鼎新等人的阻挠，决定先发制敌，毅然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一度冲入街心，毙伤不少敌人，并毁炮台两座后主动撤回，取得了较大胜利。由于清军的主动出击，尼格里感到自己已处于被动地位，为争取主动，他不待援军到齐，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第二旅主力一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上午10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便分两路进攻：主力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大堡之后，两路前后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此外，法军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镇南关东南高地，作为预备队，并向油隘方向担任警戒。冯子材立即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又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冯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奋力迎击当面之敌。法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几小时的拚死争夺，占领了尚未完工的东岭五座堡垒（分别构筑于小青山五个相连的山峰上）中的三座。冯子材见形势逐渐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1②冯、王两部将士在爱国热情激励下，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陈嘉等率部自幕府赶来增援。不久，蒋宗汉、方友升部也闻讯赶来。各部奋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彼此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当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军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蒋宗汉、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还派人持大令飞调驻扣波的五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附近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将士们磨刀擦槍，修补工事，严阵以待。经过一番整顿，前线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尼格里首先派其副手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雾偷偷向大青山顶前进，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但由于地形险峻，道路难行，法军偷袭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时许，尼格里见山顶久无动静，以为偷袭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了山顶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轰击清军正面防御工事，企图掩护沿谷地前进的法军接近长墙，配合东岭法军一举突破关前隘阵地。冯子材立即传令各部统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1①并于各路设卡，堵截逃兵。当敌人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全军将士见主帅身先士卒，一齐大开栅门，向敌人冲去。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②。中午，从扣波赶来增援的五营冯军在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等率领下，由摩沙村（龙门关西口）冲进龙门关，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给进攻之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路法军狼狈退回谷地。在关前隘长墙激战的同时，陈嘉、蒋宗汉相继率部反复争夺被法军占领的东岭三座堡垒。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这时，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及，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散。于是，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法军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

冯子材指挥东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共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大批槍炮、干粮，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这是中法战争中关系全局的一战。它不仅使北圻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①3月27日晚，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在法国统治阶级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他们害怕因此而动摇法国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因而群起抨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法国人民也纷起反对茹费理政府的殖民战争。3月29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接踵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随即于3月31日在一片责骂声中垮台了。

东线法军经镇南关惨败之后，人数不满二千，在文渊稍事休整，主力即仓卒撤至谅山，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援兵会合，总数增加到四千五百人左右。冯子材为了不给溃败之敌以喘息机会，于3月26日亲率所部及王孝祺部出关进攻文渊，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守敌倾巢出战，清军“分路四面环攻，槍炮雨密”②。战不多时，守敌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逃，清军立将文渊收复。

这时，越南义军已在谅山通往那陽、屯梅等交通线上加紧袭扰，给法军后方以很大威胁。尼格里企图坚守谅山，等待更多援兵到达后再次进犯镇南关，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一个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残兵编成“城堡班”，驻守谅山城垣碉堡。

冯子材鉴于谅山为越南北部军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并且认为，法军连战皆败，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包易见功”。因此，与苏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①3月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所部绕道而进，乘夜渡过淇江，于次日黄昏潜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

3月28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进，分三路逼攻驱驴：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进攻正面；王孝祺部和冯军一部进攻西面；王德榜部进攻东面。法军依托驱驴北面高地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阻止了清军的进攻。尼格里鉴于其左翼和正面阵地工事坚固，而东面地形较难防守，决定由爱尔明加率军一部，向东面的王德榜部发起反击。下午2时许，冯、苏两部趁敌人调动兵力、正面防御力量有所减弱之机，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重伤，接替指挥的爱尔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致使部分法军在溃逃中落水溺死。之后，法军退入谅山城，并立即部署分两路向南撤退。

3月29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向谅山挺进。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杨瑞山部乘法军熟睡之机，突然发起攻击。城中法军仓皇应战，一片混乱。杨瑞山等“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②。法军死伤累累，残部向南逃窜。清军追击二十余里，并边进边搜山，从山谷中俘获不少敌人。

清军在克复谅山的过程中，共毙伤法军近千人，并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仅杨瑞山部就夺获大小火炮三十余门。

谅山既克，清军乘胜分东西两路向南追击。3月31日，东路陈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冯军一部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

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越南义军的活动更加频繁。北宁总督黄廷经集合各路义民二万余人，“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①。河内、海陽、太原、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挥戈南下，赶走法国侵略者。冯子材决定于4月中旬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唐景崧部也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准备派兵出钦州，沿北圻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三十余营生力军正向龙州前进，随时准备入越；西线滇军也已克复广威等地，正向兴化发展进攻。但就在这时，清廷下达了妥胁求和的停战撤兵令，彻底破坏了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这次反抗英国入侵西藏的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尽避中国在地形气候、兵力动员、物资补给等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外，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教训。

一、清政府对外妥协，实行不抵抗政策，使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下，元气大伤，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以求苟安一时。战前，清政府对于中国的近邻尼泊尔、不丹、哲孟雄等国不积极进行联合抗英的争取堡作，结果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这三个邻国成了英军侵藏的基地，增加了西藏军民抗英战争的困难。英国武装入侵后，清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严令各地文武官员“不准与英兵生事”，严重束缚了西藏军民的抗英手脚，使英国轻易地占领了许多隘口、要塞。曲眉仙角之战，英军残暴地屠杀我国人民，清政府不但不加谴责，反而称颂侵略军“恩威并著，造福西藏”①，其媚外行径到了极为可耻的程度。为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听其号令，清政府对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不仅不予支持，反而采劝釜底抽薪”的反动政策。驻藏大臣有泰甚至颠倒黑白，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藏民“不遵约束”，“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他声称“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②，因而对西藏噶厦屡次请调援兵和资助军饷等不予置理，对达赖征调援兵也百般阻挠，故意寻找借口，躲在拉萨不与英军谈判，任其长驱直入，起了英国侵略军帮凶的作用。正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西藏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抗英战争，反而进行阻挠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失败。

二、不重视边防建设，以致西藏地区部队少，训练差，武器装备非常落后

由于清政府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西藏防务废弛，很多隘口、险路既未修筑工事，也未派兵防守。西藏地区辽阔，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而驻军兵额只有三千余人，显然不敷分配，难免形成有险无防的局面。1857年（咸丰七年），驻藏大臣赫特贺曾针对西藏地区兵力单薄，缺额严重，武器装备残缺不全的状况，提出了改革方案，建议在额设三千人之外，另增二千一百六十五名“余侗，妥加训练，以杜“临时猝办”兵不习战的旧弊。可是，腐朽的清政府竟以“苦累番民”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由于军队平时缺乏训练，组织纪律不严，因而战斗中进攻防守无一定队形。西藏民军虽然作战勇敢，但不善于利用地形，不懂得在隘口两侧构筑既能发扬火力，又能隐蔽自己的工事，结果在敌人火力射击下，伤亡很大。此外，藏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近一半人还在使用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槍，仅有的几门旧式火炮，亦缺少瞄准装置。这些武器不仅射速慢，射距近，而且精度极差，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这次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不懂得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这次抗英战争是在高寒山地进行的，有它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对英军来说，虽然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作战指挥能力较强，但很多士兵不适应高原气候，染并冻伤等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加上入侵异国，师出无名，以致士气低落。高原气压低，空气密度小，风速风向变化莫测，从而影响了射击的精度，相对减弱了英军的火力优势。西藏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乏，英军的一切供给，都要依赖于后方。由于道路少，部队愈深入，运输线愈长，供应愈加困难。据统计，用一头骡马驮粮，从印度至江孜，只能剩下四磅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在路上吃掉了。又因交通容量有限，牲畜大量死亡，前送物资数量受到极大的限制。所有这些，决定了英军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兵力。英军侵入西藏后，为了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必须派出部队维护交通，因而能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必然逐步减弱。由于接济困难，侵略军在进军拉萨途中，不得不二次返回春丕就粮。这说明它只能采取缓慢推进的方针，不可能长驱直入，也不可能实施大范围的迂回机动。这些都是英军难以克服的弱点。西藏部队虽然在训练、装备、指挥等方面不如敌人，但人数众多，士气旺盛。他们适应环境，熟悉地形，可以就地筹粮募兵，依险据守，或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这些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可是，藏军未能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作战过程中，往往队形过于密集，以致被敌炮火大量杀伤。江孜反击战，虽能利用夜暗隐蔽接敌，但在冲锋时过早大声呼叫，被敌发觉，加之行动迟缓，以致影响了奇袭效果。敌人侵入我境后，因供应困难而影响前进速度，但藏军却未能有计划地切断敌人后方运输线；在被迫撤退时，亦未实行坚壁清野，结果使敌人在江孜、拉萨获得了不少军火和粮食。对于运动之敌，虽曾有一部民军沿途进行袭扰，但未能选择隘口险路预先设伏，截击敌人。在曲眉仙角之战中，藏军只注意依托设在大道上的拦阻墙消极防堵，却不注意利用两旁山险侧击敌人，更不注意从敌后袭击，反而遭敌迂回侧击，被迫后撤。事实证明，设墙防堵是无法抵挡侵略军炮火轰击的，但藏军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种打法。江孜之战，民军主动出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围敌三个星期而未主动攻击，结果失去了一举歼灭敌人的机会。所有这些表明，忽视了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作战原则，是无法夺取主动，摆脱被动，避免失败结局的。

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的战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可耻陰谋，收复和保卫了祖国西北的这一片大好河山，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遭受英、俄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阿古柏奴役的命运，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在一定程度上洗雪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所蒙受的耻辱，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外国入侵者和地方割据政权的欺压，早就盼望祖国予以救援。他们得知清军出关作战，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支援战争。特别是清军进军南疆过程中，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①。当白彦虎败逃至拜城时，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进入，而刘锦棠所部清军一到，则立即开城欢迎。阿克苏民众也拒绝随敌西逃，“严守以待官军”①。西四城收复后，当地人民还积极协助清军肃清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内部分裂叛乱分子。当年勾引阿古柏入侵的金相印等人及匿居喀什噶尔等地的英印辟员、土耳其军事教官等，都是在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查获的。另一方面，清军也能注意安抚百姓，宽待俘虏。左宗棠曾指示各部：“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婬”，“只打真贼，不扰平民”②。“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③。这对于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筹措军粮，保证“戎机顺迅”，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参战将士的战斗意志和战胜侵略者的决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军士气高，勇于克服地形、天候等各方面的困难。如收复南疆东四城时，“官军整旅西征，于冰霜凛冽、弥望戈壁之中，一月驰骤三千余里，……诸将士踊跃用命”④。收复西四城时，同样是不顾疲劳，远程追击，其功成之迅，连力主西征的左宗棠也感到“非意料所及”⑤。除了将士用命之外，出关清军在装备和军事素养方面较以前有所提高，加之他们大多有在陕甘地区作战的经验，而新疆的某些自然条件又与陕甘相近，这也是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清政府决策正确，选将得当

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对英、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收复新疆曾多次进行干涉和阻挠，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正确主张，断然予以批驳，拒绝其无理要求，坚决实施驱逐阿古柏、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并将其进行到底，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在索还伊犁问题上，清政府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使伊犁得以索还。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左宗棠等的积极备战，单凭外交斗争，想叫贪婪成性的俄国侵略者吐出已经吞下的猎物是不可能的。

选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此次收复新疆，清政府不但采纳了力主进军西北的左宗棠的正确意见，而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能授予左宗棠以应有的权力，使其事权专一，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而左宗棠对于前敌指挥刘锦棠也能做到充分信任，不加遥制，使其有随机应变之权。这些，对于保证战事的顺利进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正确

这次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军事战略和作战指挥的正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左宗棠提出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体现了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积极主动的思想。有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加上负责前敌指挥的刘锦棠又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敌情，灵活机断地进行指挥，因而基本上做到了每战必胜，兵锋所指，侵略者望风披靡。

清军在战争指导上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军事莫重于转饷，而转饷莫难于塞外。”①这次作战的地区，人稀地广，远离中原，交通不便，地形复杂，又是特殊的大陆性气候，雨量稀少，冬夏、昼夜的寒暑变化急剧。军队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运动和后勤保障有极大的困难。新疆产粮本来就不多，加之由于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和阿古柏等的入侵，人畜流亡，田园荒芜，就地补给不易。因此，筹集和运输粮食问题，自然成了保证整个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必须首先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左宗棠强调“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正是把后勤保障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就是“缓进”所包含的核心问题。为了准备好粮食、军械的屯集，清军对于需用多少兵力、多少粮食、多少经费、多少车驮，都作了周密的计算和积极的筹划。

整个战争中，清军的准备时间是较长的。从1874年9月开始，准备了一年半之后方正式发起进攻。战争历时一年半，其中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一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之于战前准备。收复北疆后到进军吐鲁番，准备了半年，利用冰雪严寒的冬天整训部队，到第二年春天才发起进攻。从收复吐鲁番到边军南疆又准备了四个月，避开了酷暑，等到秋天转凉后才继续西进。在进军过程中，清军一段路程一段路程地凿井开渠，备粮、备水、备草。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决不轻易对敌发起进攻。一旦完成了战前准备，则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力求速决。收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之战，实战时间不到半个月；奔袭数千里，收复南疆八城，也只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

粮运问题始终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行动，这是当时进军新疆的一个重要特点。清廷认识到，“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①左宗棠反复强调“担迟不担错”，其用意也主要在于充分做好粮运工作。每次作战开始的时机，总是以粮食问题为转移。如进军北疆，必待“占城储峙稍充”和“新谷遍野，有粮可因”时，才令各营“长驱大进，直捣贼巢”。②转兵南路和收复南疆八城时，也总是先考虑粮食是否充裕，确保前敌将士无悬釜待炊之虞，而后开始行动。

（二）正确选择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的选择，是一个胜败攸关的问题。进军新疆，清军有几个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是先北后南，另一个是先南后北，再就是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如果南北并进，势必分散兵力，即所谓“减后劲之军，增前路之贼，非计之得也”③。如果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根据当时的态势和道路情况，即是以主力从哈密西攻阿古柏军的主要设防地域吐鲁番和托克逊，得手后，再由南而北夺占达坂，进取北疆。采取这一方针，弊病甚多。首先，不能利用清军已控制东天山北路许多城镇的有利条件，如果北路之敌乘机东进，即使这些城镇不失于敌手，也会造成白彦虎等回窜陕甘，扰乱后方，出现既要顾前又要顾后的不利局面。其次，吐鲁番、托克逊乃是阿古柏军的主力所在，如清军首攻南路，阿古柏势必倾全力抗拒。即使清军能进至吐鲁番，也将因师行戈壁，粮草难继，顿兵坚城而兵疲意沮。一旦北路之敌由古城南下抄袭后路，那么，清军非但不能速决，且有可能进退维谷，导致失败。再次，外蒙古是清军北路运粮的重要通道，又是清军进退的依托，如果清军主力配置在天山以南，敌军势必威胁清军这一重要翼侧。事实上，在战前，敌人已多次袭扰这一粮道。正是由于清军集结主力于北路，加强了后方供应线的保护，才阻止了敌人窜扰的行动，使其失去在北路广大地区回旋的余地。相反，清军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则处处主动，措置裕如。阿古柏侵略军的巢穴和主力均在南疆，北疆（不含伊犁）则是刚归附阿古柏的白彦虎及马人得等的势力，他们虽然盘踞北疆的大部地区，但互有矛盾，指挥不统一，力量不集中，便于乘虚而入，各个击破。首先消灭北路之敌，进可打开南疆门户，迅速扩张战果，退可守住稳固的基地。因此，清军采劝先北后南”的方针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方向，从而做到了首战告捷，取得了主动，然后由北而南，节节深入，使阿古柏侵略势力节节败退，直至被消灭。

（三）灵活实施作战指挥

清军之所以能够速战速决，还由于作战指挥比较灵活，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打击目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收复北疆的作战，攻乌鲁木齐以前，先打古牧地；在攻古牧地时，佯示敌以从大路进攻，而把主攻方向选择在黄田，采用奇袭战法，突然行动，打乱了敌军部署；得手后，立即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个方向实施突击，并注意步、骑、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形成拳头，迫使古牧地之敌纷纷溃降，从而动摇了北疆守敌的全局，保证了乌鲁木齐和北疆其它各城的迅速收复。进兵南路时，则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贼备多力分，不至为所牵缀”①，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歼灭了阿古柏的主力，为收复南疆奠定了胜利的基矗在进军过程中，清军还十分注意侦察敌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实施机动。如收复达坂、吐鲁番和托克逊后，本打算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逐步西进，但经过侦察，发现敌人企图逃跑时，前线指挥刘锦棠能立即机断行事，挑选精壮，跟踪追击。在长途追击中，前锋部队不顾饥饿劳累，昼夜兼程，敢于以少胜多，勇猛冲杀，使敌人得不到喘息之机，后续部队也能快速跟进，紧密协同，从而保证了南疆八城的迅速收复和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敌人方面看，阿古柏依靠英俄帝国主义支持，进行投机冒险的侵略活动，其本质和基础自然是虚弱的，经不起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优势清军的打击。阿古柏在军事上固然有其狡诈的一面，但毕竟还是愚蠢的。他在新疆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而战前准备却并不充分。当清王朝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暇西顾时，阿古柏未能控制哈密这个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地；在清军进疆之初，又未能趁清军主力尚未到达哈密及巴里坤、济木萨等地时，事先抢占这些战略要点，使清军陷于不利境地。阿古柏仗恃其主子英国的势力，寄希望于清政府屈从英国的压力，承认其所谓的“哲德莎尔”殖民统治，因而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军民驱逐侵略者的决心。在作战指挥上，他基本上是实行一种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在清军进攻古牧地时，他躲在托克逊；当清军进攻达坂时，他更远逃喀喇沙尔。这样，势必使其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发展，以致互相观望，互不协同，为清军逐个歼灭提供了条件。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进军武汉，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后，竟置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严重局势于不顾，倾全力回师江浙。加之天京最高当局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后，决定再次进攻上海，最后上海未下，湘军却乘势进逼天京，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恶化。

一、攻占浙江

1861年4月，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战败之后，即回师浙江，于5月初占领常山、江山，而后分路东进，连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寿昌（今建德西南）、龙游（今衢县东）、金华。6月，又连占遂昌、松陽、处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领严州。9月底，前锋进抵诸暨、东陽一线，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地区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从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的李秀成部进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国藩在东流闻讯，急调原拟援鄂的鲍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长江，经九江驰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进向临江府。24日，鲍超率部经瑞州南下，李部随即东渡赣江，屯于樟树镇一带。27日，李部分三路沿赣江北攻南昌，在丰城为鲍部所败。李秀成不敢恋战，于30日率部东趋抚州府，围城多日不克，而鲍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围东走。16日，在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东返的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朱衣点、童容海等部及天地会众共约二十万人。之后，李秀成便率领号称七十万人的大军，进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开始围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正在围攻该城的李世贤部会合。随后，李秀成率部北进，连下新城（今富陽西南）、临安，于20日占领杭州西面的余杭，进逼省城。接着，陆顺德部自富陽东进，于10月27日占萧山，11月1日占绍兴。未几，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赶到绍兴，协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①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陈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点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切断了守城清军与外部的联系。7日，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兵万余自上游援杭，被太平军击败（张玉良也于21日被击毙）。从此，清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等率兵数万人困守孤城，食粮渐趋枯竭。12月10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太平军。29日，清军兵勇纷纷溃散，太平军各部乘势缘梯而入，打开凤山、候潮、清波等门，大队入城，占领杭州。王有龄等自杀，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暂停进攻满城，允许杭州将军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顽抗，李秀成乃于31日下令攻破满城。瑞昌以及副都统杰纯、关福等自杀。

在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同时，李世贤部于10月20日再克严州，随即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宁波市西北）、镇海、仙居、台州（今临海）、黄岩、太平（今温岭）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外国人甚为恐慌，多方进行干预。11月28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从日本赶回上海，即派军舰一艘开赴宁波，企图阻挠太平军的进攻。同日，驻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会商保护外人办法，并派人前往余姚、奉化会晤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黄、范均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同时指出，外国人不得援助清军。12月9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守城清军纷纷溃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参见附图八）（一）李秀成部挺进上海与英法联军进攻太平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开埠、赔款、割地、内河航行、海关特权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希望中国有一个象清王朝那样既软弱无能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权；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其致命的威胁，迫切需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军。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反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成为它们相互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基矗
1861年3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曾向天京当局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天京当局经过反复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当年为限，期满作废。年底，英国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天京当局明确予以拒绝。

1862年1月7日，即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至1月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清廷认为，上海“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应亟筹保护。”①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四万兵勇驻防（城内只有八千人），多数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而这时湘军正欲进逼金陵，也难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于是，同治帝（清穆宗载淳》谕令薛焕等：“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②

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大致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及附近城墙，由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时，英、法驻沪海陆军为数不多，各约九百余人；但就在当天，英军一部由天津开至上海，使其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槍队经过改组，已扩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为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明目张胆地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他们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并根据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较强的特点，决定采取集中力量逐个攻占的方针。

2月2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携带六磅火箭炮一门，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率法军一百六十人，携带野战炮二门，华尔率洋槍队五百六十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向驻于高桥镇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当时，高桥镇由数百名太平军“老兄弟”及数千名新战士防守，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军火力较猛，最后被迫撤退。侵略军攻下高桥后，即交由清军防守。

2月28日，贺布率英国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携榴弹炮四门、野战炮一门），卜罗德率法军二百人（携榴弹炮二门），另有洋槍队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只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五十里的闵行镇，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陆，向肖塘镇进攻。太平军凭垒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太平军工事被毁，难以守御，不得不放弃肖塘后撤。3月14日，进攻泗泾的太平军又遭侵略军攻击，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苏州得知进攻泗泾受挫后，对进攻上海的计划作了如下调整：由驻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宝”，然后进攻泗泾，得手后，“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后，交李明成等驻守，陈炳文部则“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刘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总的方针是：“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以待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缺，“缓步进兵”，避免强攻。①

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攻占，就可切断松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七宝时，敌军方面也决定发动进攻，以防止太平军攻占上述两处。当时，原驻天津的英军已调至上海，使驻沪英军总数达到近三千人。侵略军实力倍增，气焰更为嚣张。

4月3日，贺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军（携大炮九门），卜罗德率四百一十名法军（携大炮四门），另有“常胜军”②一千二百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出发至七宝，次日凌晨乘大雾迷漫向王家寺太平军营垒逼近，前队进至距大营仅六十码的地带。驻守王家寺的太平军约四五千人，大营以木栅围筑，实以泥土，外有深沟环绕，相当坚固。上午8时45分，侵略军开始以大炮三面环攻太平军营垒。双方交战约半小时，太平军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军又转攻泗泾方向的龙珠庵太平军营垒，遭到迎头痛击，死伤七十余人。5日，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龙珠庵发起猛烈攻击。此处约有八千太平军据守，在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外国侵略军疯狂进攻下，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军二千四百余人又分乘英法军舰，溯黄浦江而上，对上海东南四十里的周浦进行袭击。太平军猝不及防，弃垒东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继失陷

正当外国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疯狂进攻太平军之际，曾国藩应江苏官绅之请，将原拟派往镇江以威胁天京的李鸿章所部淮军①六千五百人调往上海。在七艘外轮的接运下，从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庆出发，5月2日全部抵沪。淮军的到来，给太平军进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难。

李鸿章的淮军

在淮军赴沪期间，英法侵略军头目贺布、士迪佛立、卜罗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进一步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决定立即占领嘉定、青浦、南桥（今上海市奉贤县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军近四千人携火炮三十门，在李恒嵩所部清军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发动进攻，在南翔鹤查山为太平军所败。29日，侵略军用大炮轰毁控制嘉定水道的两座营垒，太平军败退。侵略军随即包围嘉定，采劝围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伏。守城太平军五六千人，非但没有城防大炮，连抬炮、火绳槍等火器也为数极少，大部为竹矛等冷兵器。5月1日晨，侵略军大炮齐发。太平军牺牲数百人，不得已留百余人坚守南门，掩护全军由北门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截杀，又牺牲二千人，损失惨重。

5月6日，侵略军与清军近万人（内英法军二千六百一十三人、华尔“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清军数千人）携大炮四十门，由上海出发进攻青浦。12日，敌军用大炮将城墙轰开两个缺口，随即冲锋。守城的太平军约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槍林弹雨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城墙。敌军乘势蜂拥入城，青浦县城遂陷。太平军牺牲约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军二千六百余人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自青浦出发，向南桥太平军进攻。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派参将程学启等率淮军自浦东南汇、周浦前来，会同外国侵略军作战。南桥是个小镇，太平军守军不满千人，但周围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敌军先用大炮轰击两小时，然后冲向土墙。这时，隐蔽在土墙后的太平军突然用抬炮、火绳槍和少数欧制武器猛烈射击，将卜罗德击毙，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当敌军再次炮击和冲锋时，太平军才撤出南桥镇。

5月20日，敌军又攻占南桥镇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奉贤县城。此时，敌军获悉太平军正反击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军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继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便亲率精兵万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

反攻作战首先从太仓开始。此前，在外国侵略军向嘉定、青浦进攻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就派知府李庆琛率兵五千余人，进扎太仓东门外板桥地方，准备伺机夺占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达太仓，次日开始与清军接战。17日，清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庆琛也被击毙。此战，太平军缴获不少洋槍和大炮。

李秀成率军击败太仓清军之后，即分兵进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部据守。士迪佛立、格尔森等英法侵略军头目得知嘉定被围，即率兵千名，携炮十三门由上海驰援。25日，侵略军在南翔遭到阻击。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围英法军，逃回上海。嘉定重新为太平军占领。

围攻嘉定的同时，陈炳文、郜永宽部太平军进围青浦，但不久又被调往嘉定助战。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会同陈炳文等部共二万五千人转攻青浦，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青浦驻有“常胜军”千人和英军六百人。华尔曾几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为太平军所阻。6月9日，青浦敌军冒死突围，逃回松江，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被俘（后被华尔以大批军火赎回）。

太平军于5月底开始围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围，督率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首先围攻扎于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由于程学启部拚死抵抗，太平军反复冲杀，营垒终未能破。18日，李鸿章督率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九里桥、虹桥等处，结果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弃泗泾、塘桥等处营垒，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处的防务交由谭绍光负责，自率大队回到苏州，与各将领会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亲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敌，虽未能攻下上海，但收复了嘉定、青浦，给了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以应有的打击。外国侵略军数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这就使太平军能够以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弥补火器落后的短处。太平军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军为之丧胆。李鸿章奏称：“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①。左宗棠也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②。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军和洋槍洋炮不可战胜的迷信，也证明了太平军只要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能够找到一套对付洋槍洋炮的战法，并进而夺取洋槍洋炮，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的。

当然，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军自然完全有权攻占；但是，在湘军正准备席卷金陵，天京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从战争全局考虑，太平军当以集中力量对付湘军为宜。另一方面，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派已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再次进攻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上海，正好为他们直接配合清军作战提供了口实。

除了战略决策错误以外，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心不果断，兵力不集中等。当英法侵略军赤膊上阵，公开进攻太平军时，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继续采劝缓步进兵之计”，寄希望于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缺，结果事与愿违，希望落空。太平军虽发起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每次参战的兵力不过三五万人，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这就很难给装备上远占优势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

一、起义战争的特点

白朗起义战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际，由朴素的“打富济贫”发展到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起义之初，起义军每占一座城镇，便“令殷富输纳财物”救济穷人，释放被囚禁的劳苦群众。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从1913年开始，公开打出讨袁的旗号，到处张贴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①；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①。白朗等还抨击袁世凯对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国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并对外国传教士等采取了惩罚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反帝倾向。最后，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①。由于起义军的行动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又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追击起义军最卖力的赵倜就曾哀叹：“尾追固非善策，围剿亦难奏功，言念及此，忧心如焚”②。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这些，是白朗起义武装得以存在、发展和坚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起义战争失败的主要教训

这次起义战争的失败，客观上由于敌人强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趋于巩固，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主观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这次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际，但起义军基本上始终墨守“打富济贫”这种只能满足农民暂时微小利益的行动，而没有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影响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影响了部队的大规模发展，以致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深厚的根子。这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难于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的，是难于将起义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

（二）西进陕甘，是战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区，虽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但工农群众的抗袁斗争相当普遍，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诚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使起义军增加了困难。但是，只要坚决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战术，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在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只看到敌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进陕甘的决策，进入了群众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使起义军的作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进入地瘠民贫、民族矛盾尖锐的甘肃地区，困难就越来越大。虽然甘军的战斗力很弱，起义军却连遭挫损。战略方向上的这一错误，成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至于西谋巴蜀，从当时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分析，那里的讨袁战争已经失败，袁世凯已加强了对该省的统治，加上该省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即使实现了入川计划，能否站稳脚跟，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山区根据地

从起义军初期和中期活动的地区来看，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高岭险，易守难攻；当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对白朗起义军深表拥戴，“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③但由于起义军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虽有良好条件而不知利用，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垮当地的地主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根据地。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作依托，三年来总是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可靠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重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

（四）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

被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斗中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白朗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但没有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起义军在五个省先后攻破县城四十座和无数市镇、关隘，但是，歼敌正规军百人以上的不过十多次，歼敌一至三个营的不过六七次，其余多是人数不多的民团、商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军所以不断攻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饷和械弹。正是由于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遭敌围追的被动地位。起义军经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便于利用山险杀“回马槍”，伏击尾追之敌。可惜，他们不善于运用此种战法，结果，不但丧失了歼敌良机，反被敌军穷追不舍，陷入被动地位。

（五）缺乏巩固提高部队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以致最后出现了自动解体，被敌各个消灭的惨痛结局。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②。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拾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①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①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省饱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①。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焜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脖，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今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②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璧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于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①，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参见附图三十四）（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槍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为营长，人槍六十者为连长，人槍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槍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槍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①，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②，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③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①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陽，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廷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廷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料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图一口吞并粤剩但是，吴佩孚对任其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拾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5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6月4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斑陂，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杭、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臧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入，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前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已经离开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鉴于闽粤战场形势恶化，极为焦虑，于6月27日致电陈炯明，指出：粤省北面，张怀芝已组织军队屯集赣南；南面，北军已由海路运兵二千至汕头；东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压境。攻闽粤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②然而，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①，因此，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①。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入粤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明，向其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②。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一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往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四）粤军转败为胜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因而不得不听从孙中山的劝导，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8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8月31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10月3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宣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三、讨龙之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迭函冯国璋，表示愿充攻粤前驱。他声称：“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①北洋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任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陽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任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进。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旋于12月16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

战计划。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嗣后，莫荣新又分任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①。以上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陽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陽江，迫敌前锋退守织篢。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后续部队驰赴织篢，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25日复占陽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3月7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陽江方向之作战。

3月11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陽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陽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陽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陽江东北部；第二军于恩平与陽春之间前进，攻击陽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陽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陽江。

3月16日，刘志陆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跟进展开扫除了障碍。李烈钧当即决定第三军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于24日前插到陽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23日前向陽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之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弃陽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讨龙军乘胜追击，于4月12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击；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4月25日收复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龙济光见所部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四、南雄之战

1918年4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广东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是江西进入广东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5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6月3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坝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③。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一、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1841年4月，义律关于签订所谓《穿鼻草约》的报告送到伦敦。英国政府嫌义律勒索太少，责备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①，尤其是不该同意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②为全权代表，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侵华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璞鼎查离伦敦时，巴麦尊除了重申原给义律的训令依然有效外，要求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因此，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就立即准备北犯。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十艘、轮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一艘，装载陆军二千五百余人，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军舰六艘和轮船二只，以及陆军一千三百余人留守香港。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英军退出虎门后，清廷误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乃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接奕山、祁

■ 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要求清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①可是，事隔数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就在厦门开火了。

厦门的防务，自上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东面的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沙囊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长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炮洞；其它滨海之处，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鼓浪屿是咽喉要地，有数座坚固的石砌炮台，安炮七十六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整个厦门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二百七十九门，有水陆防兵二千八百名，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可资调遣。

8月25日晚，英舰队自广东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随即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限期献出厦门城的最后通牒。这时，窦振彪正率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准备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闯入。白石头、鼓浪屿、屿仔尾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英军采取镑个击破办法，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各炮台逐一猛轰。下午1时，英舰三艘对鼓浪屿和厦门沿岸各炮台继续进行炮击之后，英军一部乘舢板首先在鼓浪屿登陆。由于敌人“势甚猖獗”，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另几艘英舰进攻厦门以东各炮台，守军坚决抵抗，有的击退敌登陆兵达三五次之多，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牺牲，守兵伤亡数百名。下午4时左右，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英舰炮火击毁，英军便由此登陆。此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急调江西兵二千援闽，并严令颜伯焘收复厦门。此时，道光帝才意识到战事并未了结，英军既占厦门，“难保不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时，同时，也感到英军并非只习水战，因而“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于是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画，以固疆圉”。①

9月5日晨，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三艘、运输船三只，以及陆军四百名留守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

厦门之战，是一次岛屿要塞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清军从英军第一次进窥厦门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该处防御工事有了明显的加强和一定的改进，火炮数量也有增加，并新添了少数八千至一万厅的大口径炮。此外，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作战方案。但是，由于对敌情缺乏不间断的侦察，以致英舰进犯时，水师提督正率队出巡外海，使防御兵力减弱，加之缺乏纵深设防，因而尽避颜伯焘亲临前线督战，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厦门最终仍不免失陷。

三、第二次定海抗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

裕谦主持浙江军务之后，亲赴定海，勘察地形，督饬该处守军采取措施，加强防务。定海城三面环山，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晓峰、青垒诸山为辅翼，形势颇为险要。裕谦督令守军于东岳山顶筑炮城一座，周长一百三十一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一座，长二十一丈；东自青垒山经道头西至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一千四百余丈；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至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铜铁大炮二十二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炮四十门，另拨给兵船铁炮十门。守军总数增至五千六百余人，由三个总兵分段负责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此外，在镇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一千二百名，并造买各种船只百余艘。

裕谦获知厦门失守及英军继续北犯后，下令浙江各地于炮台四周挖壕，以备守兵防炮之用，并增设铁蒺藜、木栅等障碍物，以加强防御。裕谦是旗人中少有的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眼光。他曾建议再次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赞扬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秉备”①。他在向道光帝奏陈敌己情况时指出：英兵船、货船四十余艘北犯，人员逾万（按：实际不到一万），而定海、镇海两处防兵总计不及万人。敌军飘忽不定，随时可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我则必须扼要分守，时刻防备。这就形成了“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且“我兵本皆未历战阵，又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因此，对浙省防御，不无忧虑之处。但他坚决表示：“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并说明这样做，并非匹夫之勇，孤注一掷，“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①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等率领英舰七艘、轮船四艘、运输船十九只，装载陆军二千一百余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接着于舟山、镇海一带探测航道，勘察地形，侦察清军设防情况，选择登陆地段。27日，英军火轮船、军舰各二艘，乘潮进入竹山门水道。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舰当即由吉祥门窜出，后又绕入大渠门，复被守军击退。28日，英舰炮击晓峰岭，发炮数百发，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带臼炮三门，登上距道头最近的大小五奎山，并构筑了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驶入定海城南海域，用舷炮向定海前沿阵地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登陆。

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和第18团共一千五百人组成，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当面清军在王锡朋、郑国鸿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清军的抗击终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不久，竹山、晓峰岭即为英军占领，王锡朋、郑国鸿先后阵亡。

右纵队由英军第49团和水兵、海员组成，在道头以东至东岳山附近登陆。这一带的清军，同样表现得很英勇。总兵葛云飞身先士卒，不幸牺牲。连侵略者也承认：葛云飞阵亡后，“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①经过激战，清军的左翼阵地也被英军突破。

由于守军连日苦战，伤亡甚众，虽击沉英军舢板数只，并击伤英舰“布朗底”号，终因风大浪险和英舰的封锁，镇海清军难以支援，定海城于10月1日下午2时陷入英军的包围。接着，英军登云梯入城，知县和守军撤离县城，定海再次被英军侵占。军需库中的大量物资落入敌手，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铜炮，被敌人搬上运输船，后用以轰击清军。

第二次定海之战，守军官兵坚守阵地，顽强御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在组织指挥上，有不少失误之处。如：敌人以数百门舰炮进行有效压制和步兵火器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以密集队形与之对阵，致遭重大伤亡；在工事构筑上，不懂得构筑防炮掩蔽部，也未在城周围利用山地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以掩护县城；尤为失策的是，没有事先作出前沿阵地和县城失守后的作战方案，只有一手准备，没有第二手准备。舟山本岛面积较大，附近岛屿甚多，又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扰和牵制侵略军。但守军将领虑不及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单纯地依靠阵地战同敌人硬拚，结果将士大部阵亡，兵溃城陷，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地。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裕谦在加强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颇为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英军进犯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八十六门，连同定海溃兵，共有防兵五千余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之炮台互为犄角）；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兵千余坐镇县城指挥。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

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日完成了临战准备。其进攻计划和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以金鸡山为主要进攻方向）；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登陆部队由陆军、水兵和海员等二千四百余人组成，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第18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组成，携山炮四门、臼炮两门，由卧乌古指挥，担任攻占金鸡山的任务。中央纵队由英军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五百零五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二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七百九十七人组成，携臼炮两门，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10日晨，英军左、中两纵队在三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攻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英军舰炮和野战炮猛烈轰击的情况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也受伤落海阵亡，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英军“威里土厘”号等大型军舰四艘，以二百余门舰炮的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西北麓登岸，不久即占领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排炮猛轰，掩护其步兵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投水自荆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英军攻占镇海后，其海军司令巴加于12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进行测量和侦察。他发觉宁波甚为空虚，即于次日晨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四艘和轮船四只，载兵七百余名，直犯宁波。当时，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率清军尚有两千多人，但他们不作任何抵抗，即率部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槍一弹，占领了浙东重镇宁波，夺获城中大批物资。

12月底和次年初，英军派出小部队窜至余姚、慈谿和奉化，进行騷扰劫掠后又撤回宁波。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等地并四出抢掠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浙东等地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处人民自动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①同时，台湾人民也组织起了众达数万的自卫团体，抗击英军的侵扰。1841年9月30日，英国运输舰“牛布大”号炮击鸡笼港（今台湾省基隆佰）时，当地军民发炮回去，使其桅折索断，仓皇退出港口，触礁破裂，舰上人员大部被歼。同年10月，英兵船一艘再次窜扰

台湾人民英勇抗击进犯的英军

台湾鸡笼并在三沙湾鼻头山登陆时，当地人民群众配合守军奋力抗击，经两日激战，将敌人逐往外洋。人民群众这种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与某些清军的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清军浙东反攻（参见附图二）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不但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等省也纷纷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槍炮和经费。同时，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评论失败的原因，有的陈述今后“剿夷战法”，有的名为奏报战防情况，实则认为一切防御皆无能为力，惟有妥协求和。京口副都统海龄把战败原因归于没有“跟踪追剿”，并认为南方各省军队锐气已失，应另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辟兵，才能“一以当百，足敷堵剿”①。御史黎光曙则认为，“前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故也”。他主张海防炮位应分三层布置，“第二层务使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务更坚于第二层”。①浙江巡抚刘韻珂则道出了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心声，他奏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实属束手无策。”②言外之意，惟有妥协乞和一途了。

虽然前线处处失败，朝臣众说纷纭，浙江大吏束手无策，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仍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

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当时，浙江各处防御兵丁，已有四万余人，另有义勇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不信任当地人民群众。其幕僚臧纡青曾建议：从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蛋、盐民二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处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①对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散攻之法”，奕经虽奏报道光帝批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敌，因而只采纳了臧纡青关于里应外合的主张，而对于散战疲敌、先疲后打的方案，则摒弃不用。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劝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其具体部署是：水路（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谿（今慈溪县慈城镇）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余人在慈谿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勇壮三千余人，准备中途截击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进驻长溪岭（慈谿西北）督战，奕经率兵一千三百余人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一千二百余人驻万松岭（杭州南），作为后路应援，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经等计划虽较周密，但英军已有所察觉，“无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拆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3月6、7日，英军又分头搜索。奕经等鉴于“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②

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由总兵段永福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四百余人，潜赴宁波南门，在内应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兵，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军阻击，不支后退。这时，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有戒备，城门紧闭，只得爬城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面抛掷火球、火箭，使清军进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军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进抵镇海西门外，见城楼起火，知是内应，即冲门而入。由于守门英军拚死抵抗，清军三次冲锋，均未能攻入城内。时天色已明，而朱贵所率大队尚未赶到，刘天保恐英军断其归路，即撤出战斗，于是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等原因而一再推迟，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况的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主持，发动了一次小辨模的夜袭。由于英军事先已有准备，因而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谿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谿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①，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地，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谿营地也没有守祝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谿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比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浙东反攻失败后，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名，带领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过钱塘江，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诡谲异常外，还大肆诬蔑浙东“到处汉奸充斥”。刘韵珂则露骨地宣扬投降派的观点，在所谓“十虑”的奏折中，大谈什么清军“锐气全消”，“其势必难再振”，即使“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而英军火器精良，“猛烈异常，无可抵御”①。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过去的忽战忽和变为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而此时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长江下游的镇江和江宁（今南京），对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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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② 璞鼎查（1789—1856），英国人。1803年随英国海军至印度，参与殖民活动近四十年。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封男爵。因富于侵略亚洲“经验”，受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赏识。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页。

① 《廷寄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8页。

① 裕谦：《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0页。对于裕谦的正确建议，道光帝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将林则徐流戍新疆。

① 裕谦：《筹防镇海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226页。

① ［英］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264页。

①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382—383页。

① 海龄：《请吉林等省辟兵堵剿浙洋英军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28—1329页。

① 黎光曙：《筹备天津海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421—1422页。

② 刘韵珂：《战守失利请派元戎速安海嶠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300—1301页。

①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页。

② 奕经：《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3页。

① 贝青乔在《咄咄吟》中，称颂朱贵所部给侵略军以重大打击，“英夷自进犯浙东以来，从未遇如此劲兵”。英人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说：朱贵“坚持得很好，守住了山”，经多次短兵接战，最后才放弃。

① 刘韵珂：《大兵在慈谿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79—1682页。

一、上海修约谈判

《天津条约》签订前后，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等以英法联军“槍炮迅利”、“直隶库款支绌”、“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①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②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当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皇帝的尊严受到损害，特别是对外国公使驻京颇感不安，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10月4日，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经过多方哀求，额尔金才故作让步姿态，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但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于是，桂良等分别于11月8日和24日与英、法代表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改名“洋药”；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只征5％的关税；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税；海关税务邀请外国人“帮办”等等。

二、清廷加强大沽防务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关于“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的建议，谕令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①。到1859年3月，大沽口共有兵丁三千名。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栋难期得力”，“将京旗京营官兵抽出八百名，拨赴海口，分扎两岸炮台，即于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饬赴双港屯扎”。②此外，尚有副都统成保所率的哲里木盟马队五百人驻新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所率的昭乌达盟马队五百人驻新河。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四千人。

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四座增至六座，每台守兵约四百人。海口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三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六台共安设火炮六十门，其中有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二门、万斤大铜炮九门、五千斤铜炮二门、西洋铁炮二十三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僧格林沁督饬各营官兵，“排列队伍，演放炮位，严密设防”。③

鉴于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处沿河两岸设兵营九座，驻兵六千人，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八十一门。对于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众多的海口，也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海口、丰润的涧河口、乐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部署了相应的兵力。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山海关有三千人。另外，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了团练乡勇共五万余人。

三、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

1858年11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1859年3月，英政府训令他把对华事务管理总部由香港迁往上海，尔后视情况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拒绝清廷可能提出的阻止公使进京换约的任何企图。普鲁斯来华途中，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与从中国回国的额尔金共同议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舰队“护送”公使进京的计划。4月26日，普鲁斯抵香港，6月6日到达上海。随后，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①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17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

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共计舰船二十一艘。其中有英国“复仇”号等蒸汽舰七艘、炮艇十艘、运输船二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一千二百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国舰艇三艘，随同行动。

6月21日，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槍发炮，恣意挑衅。

四、清军大沽抗战获胜

早在1859年春，僧格林沁得悉外国公使执意要进京换约的消息后，就向咸丰帝提出了如下防御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①，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②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不久，僧又提出：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公使进京“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③他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

6月22日，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勿遽开槍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管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要求，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他们骄横地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①。大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督率下，早就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敌人舰船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②

6月25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十三艘，从拦江沙内距炮台约十三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贺布的作战计划是：炮艇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方占据一个位置，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③

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

“负鼠”号导航，旗舰“鸻鸟”号及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①，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鸻鸟”号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鸻鸟”号被击毁，舰上的四十名水手仅一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托依旺”号的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他目睹英法联军的惨败情景，认为贺布“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了”②，遂派“托依旺”号从集结地域开进战区，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让英国舰艇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国水兵登上英国炮艇，参加作战，从而彻底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乘帆船、舢板二十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至海口铁戗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尔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厅，处境甚为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槍队和鸟槍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由于步槍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常

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惨败，不得不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了战斗力，有四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一千二百人，死伤五百七十八人。参战法军约六十人，

1859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被守军击败。图为大沽炮台

死伤十四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兵力不足（其参战兵力仅及清军的四分之一），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贺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仍象上年一样，大沽海口设防简陋，清军斗志不高，不足为惧。联军发起攻击前，虽然进行了侦察，但因清军隐蔽良好，无法窥探虚实。在情况不明及骄傲情绪支配下，贺布制定的作战计划，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水陆攻击均未得逞，夺取炮台的尝试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三十二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尽避清军军事技术落后，战斗力不强，但在保国御侮的激励下，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弁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装备有洋槍洋炮的外国侵略者的。此次获胜的原因，还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战失利的教训，在英法联军南撤之后，一面与之谈判，一面加强了战备，特别是改善了大沽海口的设防。此外，统筹津沽军务的僧格林沁亲临前线；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沉着应战，待敌舰接近后，突然开火，集中轰击联军旗舰，使敌指挥失灵；南北炮台守军主动协同配合，打击登陆之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等等，对于保障这次作战胜利，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在国内主要依靠北洋军为后盾，在国外则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北洋军和地方部队的五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道进行“讨伐”。他原以为云南这支“兵仅万余，饷难月给”的军队，是不难一举荡平的。孰料经过三个月的较量，不但未能将云南护国军消灭，反使本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则是贵州、广西两省相继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在酝酿响应，人民群众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日益不稳，财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国际上，日、英等帝国主义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之际，曾表示积极支持。但当袁积极推行帝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强烈反对时，帝国主义各国恐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转为反对。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对袁政府发出第一次警告，声称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没有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国公使联合对袁发出警告，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①。此时，袁世凯始感事态严重，决定派遣特使（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准备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拒绝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②。各国外交公使还一致指出，以后凡具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外交上接二连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诸省护国起义的爆发，迫使袁世凯改变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登极的计划。2月23日，不得不公开宣布延缓登极。后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更使袁世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后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梦”的破灭，充分表明了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战与备战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鉴于对西南护国军的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内政外交亦处于困境，为了求得喘息的时机，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商议善后。护国军方面，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兵员、槍械、弹药、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补充休整，也需有一个休战时期。因此，从3月底开始，四川、湘西前线先后实行停火。到4月初，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停止。

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护国军方面有较高的警惕。蔡锷等认为：“袁逆之撤销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故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①。因此，在同意停战之后，护国军的领导者仍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扩大军队编制，补充训练新兵，筹集军械给养，并向日本订购军械，以备再战。到5月底，云南护国军即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①，共约五万余人。

对于尔后的战略方针，护国军领导人进行了较充分的酝酿。唐继尧的战略设想是五路出兵，会师武汉。具体计划是：以第四军加强第一军兵力出川，第六军加强第二军兵力出粤，第五军由会理、宁远出陕西，第七军由桂林出长沙，唐继尧则自率第三军及警卫军经黔出湘，各路护国军会师武汉。这一设想，与起义之初的战略大致相似，其问题主要是多路分兵，张口太大。蔡锷则不同，他经过战争实践，对多路分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所认识，故对下一步作战，坚持其“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的主张。他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次在夺据其咽喉重地，……现逆军主力之七、八两师，悉集泸纳，我若将此军击破，则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则重庆为逆军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则在川逆军接济立断，久将不战自溃。故滇中增援之师，以全力趋泸或出綦渝为当。就现在形势论，兵出綦渝较易得手。”③

李烈钧则坚持以该军主力出湘，控制长江中游。他认为：“粤东方向，桂已独任，我军似可迅速出湘；果能冲断江流，则影响大局，获益犹巨。且川南得遥应之势，逆军将不战自溃。”①

比较起来，蔡锷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计划要实际可行一些。因为，袁世凯的主要征滇部队集中在川南，而在这一方向与袁军对峙的护国军，经过战争的消耗，兵员不足，饷弹缺乏，战斗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势下，如能按蔡锷的主张，将增援的兵力集中于泸州或綦江正面，则进可以消灭袁军主力，控扼重庆，退可以阻截袁军入滇之路，因而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当然，李烈钧的主张也有其可取之处。此时，广西已经独立，滇省无后顾之忧，若以桂军攻粤，以李烈钧的第二军由广西进军湖南，如能攻下长沙、岳陽等要地，进而控扼长江，也足以威胁四川袁军之后路，使其进退两难。总之，蔡、李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多路分兵计划，都要高明一些。

此后，由于双方没有重新开战，蔡、唐、李的上述计划，均未受到实战的检验。

三、护国战争的结局

在停战期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焦点是袁世凯的下台问题①。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凯及其少数追随者。他们继续策划由川、湘向西南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保住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由孙提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①的正确主张，表示要与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但因无实力，且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影响不大。一是掌握着护国讨袁的军事实力，并左右战局发展的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他们除了“倒袁”和拥立黎元洪为总统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政治主张，给护国战争的结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袁世凯的一些顽固追随者也开始离袁而向护国军方面靠拢。1916年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桂滇军的军事压力和广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胁迫下，被迫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轰走了将军朱瑞，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都督，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不少军政头目也纷纷劝袁下台。袁世凯虽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却仍死抱住大总统的宝座进行垂死挣扎。

南方已独立各省为了加强与袁政府的对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分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军务院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护国军，共五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同时，进行坚持要袁世凯下台的南北交涉。

军务院成立不久，又有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陈宧、汤芗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袁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和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病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退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一、胜利进军

（一）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①。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祭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②，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未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陽）、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参见附图三）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镇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鎔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①，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②。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陽。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陽、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
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逼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经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人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陽）、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千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①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炜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鎔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鎔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面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①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鎔、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陽，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鎔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①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陽，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陰，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槍、鸟槍。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①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槍、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②，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官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1854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盯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

2.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①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国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①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②，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滠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潭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般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十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玫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陽、岳州等重镇，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①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槍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陽（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二、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陽，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忧。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民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①。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槍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矶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陽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陽。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门。汉陽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百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陽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陽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竣石祥祯、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晨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荆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陽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①，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陽、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 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陽新）；北路由杨霈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槍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杨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簰①，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太平军浮筏为营图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①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竣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急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①。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三、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明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日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退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陽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城上槍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①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劝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②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鄱陽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未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陽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①太平军还在鄱陽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②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陽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陽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陽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③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竣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颺”；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四、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陽，杨霈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陽、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率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①。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陽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
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②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③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陽逃往襄陽。6月11日，清廷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巨，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陽，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陽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陽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陽西南之奓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陽，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陽，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后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陽，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陽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陽。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陽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陽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衡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陽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①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②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误，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讨袁战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续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正义战争，是辛亥革命战争的继续。这次战争波及江西、江苏、湖南、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加上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次战争仅仅进行了两个多月，即以失败而告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得以实现了反革命的“武力统一”计划，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这次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

讨袁战争之所以失败得如此迅速，一方面，由于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已经控制着中央和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拥有一支数量众多、装备良好、经过训练的反动武装，并且得到帝国主义和以老立宪派为骨干的旧官僚政客的支持。另一方面，软弱的资产阶级，自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便迅速趋向妥协，除少数激进分子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害怕战争影响其实业的发展，竟多方反对讨袁；广大农民群众，虽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但未能从辛亥革命中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因而没有出现反袁斗争的高潮。这就影响了讨袁统一战线的形成。仅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部分军队的孤立作战，是难以敌过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

这次战争的失败，还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自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人，便产生了妥协倾向。孙中山等主张以在野身分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宋教仁等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以分袁之权。这表明了他们对袁世凯代表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战争爆发后，在作战指挥上又犯了错误，这就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忽视经营南方几省和建立巩固的

革命基地

袁世凯篡权之初，辛亥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控制着南方七八个省，倘若他们对革命形势有正确的估计，认识到与袁世凯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实行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革命方略，加强对南方诸省的控制和经营，建立起进可攻退能守的战略基地，特别是唤起和组织民众，改革政权结构，使这些省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忠实可靠的革命党人手中，那就不致在反袁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二、忽视军队的整顿和建设，部队

的素质很差

辛亥革命战争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着几十万军队。这些部队虽然系统紊乱，装备较差，但其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具有旺盛的民主革命热情，如能加强领导，认真整顿，不难从中造就出一支忠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掌握槍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认识不足，对军队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缺乏认识，以致在兵权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对袁世凯瓦解革命军的陰谋丧失警惕，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袁的裁兵减饷“指令”，使南方革命军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军心亦为之动遥其次，对于保留下来的部队，既未加强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未抓紧进行整顿和训练，特别是不懂得甄别和选拔忠于革命事业的军官，掌握军队的领导权。部队中不少师、旅、团长不是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而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一般士兵仍然抱着当兵吃粮、绝对服从长官等陈腐观念，虽然打着革命军的旗号，但依然保留着旧军队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军队，与装备、训练和控制力强的敌军作战，自然难于取胜。作战中虽有些部队表现比较勇敢，但毕竟为数较少，难以影响全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注意策动新军反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放松了军队的改造工作，这是一大失策。讨袁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的革命政党，如果单纯依赖旧军队而不建立新型的革命武装，要想打败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进而夺取和保卫政权，是不可设想的。

三、仓促举义，各自为战

“宋案”发生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之间在“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问题上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因而直接影响了应变准备。从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至7月12日江西宣布独立，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袁世凯磨刀霍霍，积极进行南下作战的准备。而革命党多数领导人却麻木不仁，既不进行战争动员，又不着手扩充军队，筹措作战物资，白白丧失了宝贵的战备时间。结果，在北洋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被迫仓促应战。此外，在已经确定“武力讨袁”之后，未能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进行周密的作战部署，而是简单从事。结果，几省同时起兵的预定方案完全落空，形成各自为战，无法协同配合。江西的李烈钧虽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安徽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江西讨袁战争爆发后，福建、安徽一兵未发，广东援兵半途折回，湖南援兵迟迟不进。江西革命军只好孤军作战，以寡敌众，为北洋军所败。江苏虽与安徽、上海境连地接，但也各自为战，互不协同策应，结果被敌各个击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战争这种极端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活动，竟视同儿戏，如此草率从事，焉有不败之理！

四、未能实行正确的灵活的作战指挥

江西、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讨袁作战，虽然分别成立了作战指挥机构，但均未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实行灵活的指挥。结果，不是冒险进攻，便是消极防御。江西战场始则以薄弱的兵力仓卒发难，陷入孤军作战；继而数战失利，即将走兵溃。江苏战场，初则分兵冒进，出师不利；继则困守南京，终至覆灭。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临战不能实施正确灵活的指挥，不能不是讨袁战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辽东半岛面临黄海，不仅是日军从海上进攻东北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与山东半岛遥望相对，共同封锁着渤海海峡，因而是保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地势险要，又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其地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互相环抱，雄峙口门。口门内水域宽广，港阔六百余米，水深六米左右，可锚泊舰艇三十余艘。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度左右，严冬不冻。

清王朝鉴于旅顺的战略地位和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决定在此构筑船坞、炮台、厂房、仓库和电报局等军事设施，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
1890年基本完工，历时十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建于东岸的大船坞，是旅顺军港的主体工程之一。李鸿章奏称：“北洋创办海军，历年添购铁甲钢快等船，规模略具。从前并无修船巨坞，遇有修理要工，必须驶赴日本、香港各洋厂，诸多不便。自旅顺造办石船坞，各战舰均可就近修理，无须借资外国，缓急可恃，洵为海军根本至计。”①

旅顺口炮台林立，至甲午战争时，东西海岸新旧炮台共计十二座，安设各种海岸炮七十余门，另有依山建筑的陆路炮台十七座，大小火炮近八十门。总兵黄仕林和张光前各统亲庆军四营，分驻于东西海岸炮台。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九营一哨，专防旅顺。

与旅顺口互为犄角的大连湾，也建有炮台、仓库、火药库、水师学堂等。甲午战争爆发时，大连计有海岸炮台五座、陆路炮台一座，共有大小火炮近四十门，由提督刘盛休统铭军十二营驻守。

宋庆和刘盛休所部由北洋大臣直辖。为便于节制，在旅顺设有北洋前敌营务处，由道员龚照玙负责。

具有坚固设防的旅顺口，是日军从渤海湾登陆，遂行直隶平原决战方针的严重障碍。

二、 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方针，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大连。9月21日起，大本营即着手组建由第一师团、第二师团（预备队，后未参战）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第六师团的一半）编成的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为了荫蔽攻占辽东半岛的企图，大本营命令第一军在鸭绿江东岸义州一带集结，以牵制对岸清军，届时向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二十五里）发起进攻，掩护第二军的登陆作战。

（二）清军方面

1、清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为阻遏日寇向中国本土进攻，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陽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同时强调，必须“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术成之诡计。”①李鸿章还要求指派大臣专门督办奉天军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随即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由旅顺驰赴九连城一带，督率前敌各军合力严守鸭绿江西岸。不久，又将从平壤溃退过江的叶志超、卫汝贵撤职，所部交由聂士成统带。

清廷采纳李鸿章的上述建议，意味着由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转变为战略防御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清廷命北洋舰队尽快修复受伤各舰，不时巡弋于大连、旅顺、威海之间，扼守渤海湾门户；为力保沈陽，以东三省军队之大部集结于沈陽、辽陽之间，并增强第一线兵力；为保卫北京，在天津、大沽间，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以及通州（今通县）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2、鸭绿江沿线的防御部署

清军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九连城南依鸭绿江，东枕叆河。叆河东面的虎山，是屏障九连城的要塞。再东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东为苏甸，再东为长甸。九连城以西为安东县（今丹东市），再西为大东沟，更西为大孤山（今孤山）。

在这一沿江地带，清军部署分中、东、西三段：中段：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亲兵四百人，设司令部于九连城北面的苇子沟；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专防九连城；总兵聂士成率牙山军驻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五营驻守九连城北面的榆树沟附近；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驻守榆树沟北面的苇子沟一带。

东段：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十二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

西段：丰升阿、聂桂林率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十二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各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率原卫汝贵所部盛军十八营驻守沙河镇（安东县）一带。

鸭绿江沿线清军虽有七十余营，两万三千多人，但因是一线设防，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

3、旅大地区的防御部署

辽东半岛正面的沿海陆地，西起老铁山，东至鸭绿江口，整个地形前低后高，山地重迭，原是组织抗登陆作战的良好地区。但是，自1888年以来，由于西太后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以及官吏们中饱私囊，以致除旅顺、大连有坚固设防外，全线并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军攻占平壤进逼鸭绿江时，李鸿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加之奉天是清王朝的陪都，以致陆续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之兵（宋庆所部毅军和刘盛休所部铭军）调赴鸭绿江前线。为了填防，李鸿章令宋庆所部的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调赴旅顺，后又令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及所部马队两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新募拱卫军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由天津调赴旅顺协防，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怀字六营，代替铭军防守大连湾。日军进攻时，旅大地区清军的部署是：金州大连地区：副都统连顺率捷胜营步队一营守金州城，以马队二哨驻皮子窝（今皮口）监视附近海岸；总兵徐邦道以拱卫军步队三营守徐家山，以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二营巡防金州东北一带；总兵赵怀业亲率步队二营守大连湾和尚岛，另以二营守老龙头及黄山，一营守南关岭，一营二哨守苏家屯。连顺受奉天将军裕禄遥制，徐邦道、赵怀业受李鸿章节制，互不相属，而无统一的指挥。

旅顺地区：总兵张光前率亲庆军四营守西炮台，总兵黄仕林率亲庆军四营守东炮台；毅军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均依陆路炮台分守旅顺后路。凡无炮台处，则配置野战炮，野战炮间的空隙，则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筑临时工事。

三、作战经过（参见附图十七）（一）鸭绿江防线被突破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军二万五千人于朝鲜义州一带集结完毕，准备渡江攻取虎山，进而夺占九连城。为了牵制对岸清军，日军采劝近而示之远”的战法，于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义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则命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联队长）率领一个支队（步兵二大队、炮兵一小队）于九连城东北的水口镇（在朝鲜境）附近徒涉渡江，向依克唐阿所属副都统倭恒额防区安平河口、鼓楼子一带发起攻击，企图由东而西，绕攻虎山清军，击九连城的侧背。驻守该处的清军一听槍响，即纷纷向宽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队轻取安平河口等处，随即向虎山方向前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天上午，日军还派遣奥山少佐率领一个支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沿鸭绿江而西，屯于安东对岸的麻田浦，以两门野炮轰击安东，牵制该处清军。

义州日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夜，其架桥队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设了浮桥（清军竟然没有发觉）。2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渡江，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继进。战斗开始后，宋庆急调苇子沟、栗子园、九连城的清军进行拦击，一度迫使日军不能向纵深发展，后续日军无法通过浮桥。战至上午10时左右，沿岸清军及守备炮台的铭军不支，相继溃逃，只有聂士成部仍坚守虎山阻击日军。由于各路清军溃退，日军（包括由安平河口西进的佐藤支队）得以集中兵力围攻虎山。聂士成部终以寡不敌众，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庆不敢继续抵抗，于当夜率部退守凤凰城（今凤城）。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随即分兵一部西占安东，丰升阿、聂桂林率部西奔岫岩。仅三天时间，鸭绿江防线即被日军突破。此后，日军向我东北境内步步进逼。

（二）金州、大连陷落

已集结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锚地待机的日第二军（第二军司令部及第一师团），在第一军发起鸭绿江战斗的同时，即开始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26日、27日，日军由联合舰队十四艘军舰担任护航，用三十余艘运输船分三批输送第二军第一师团在花园口登陆。登陆后，即布置警戒，建立起登陆场，以掩护混成第十二旅团继续登陆。

徐邦道、赵怀业获悉日军登陆的消息后，以金州、大连兵力薄弱，向旅顺龚照玙请援。龚照玙不明日军是北犯还是南下，因而按兵不动。这时，在皮子窝一带巡防的连顺所部捷胜营马队捕获日本间谍钟崎、山崎二人，获悉日军将攻金州、大连。赵、徐等据以电告李鸿章，希望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舰队（已修复的“定”、“镇”等六艘军舰于10月中旬由丁汝昌统率驶回威海）赴援大连。龚照玙也发电向李鸿章请援。李鸿章一面令由营口方面增援旅顺的山西大同军二千人（由总兵程之伟统领）兼程前往金州，一面以责备的口气复电赵、徐等前敌统领：“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1①金州守军多次催促程之伟部南下增援，程之伟竟逗留复州（今复县）、熊岳不进。

11月1、2日，进至皮子窝的日军停止前进。徐邦道分析日军之所以不进，可能在皮子窝开辟新的登陆场，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或是等待粮秣弹药的输送，因而认为机不可失，应主动出击。于是，连顺与徐邦道亲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而赵按兵不动，以致丧失了战机。赵怀业部营官周鼎臣等自告奋勇要求赴敌，赵竟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皮]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①最后仅派出步队两哨，不及三百人。

徐邦道主动出击的计划不能实现，便以右翼依托金州城东面的大和尚山，占领该山北麓格条沟之西方高地至破头山一带，左翼则占领通复州的大道十三里台南方高地，紧急修建临时工事。11月3日，日军先头部队（步兵第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工兵一大队和骑兵一中队）已达亮甲店。同日，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师团主力由皮子窝出发南下。4日，日军一部切断复州电线。5日，日军先头部队遭到大和尚山徐邦道部炮击，不能前进。师团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里堡一带，进攻金州守军的左侧背。

11月6日，徐邦道部溃败。接着，日军攻破金州城。连顺早已逃走，其余清军奔向旅顺方向。

7日，日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分路进攻大连。由于赵怀业已于6日弃大连炮台逃跑，兵勇溃散，日军不费一槍一弹便占领了大连，获取了清军遗弃的大小炮一百二十余门和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发，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当天，发自仁川港的日混成第十二旅团亦在花园口登陆完毕，随即向金州方向前进。

（三）旅顺失陷

10月底，当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并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曾率北洋舰队由威海卫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之处，进行任何必要的袭扰。11月7日，大连湾失陷，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便借口“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①，率舰队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抵大沽，并前往天津与李鸿章等面商援旅事宜。②12日下午，北洋舰队由大沽开赴旅顺，稍事游弋，
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此后再未北巡。

本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拟待第二师团到达后再向旅顺进攻，后获悉旅顺请军仅有陆军一万二千人（含金州、大连溃兵），又多系新兵，便决定不待第二师团到达即进攻旅顺。

11月17日，日军在大连休整了十天之后，开始向旅顺进攻。大山岩决定，除以步骑二千留守金州、一千留守大连外，将其余部队分为搜索骑兵（骑兵第一大队）、左翼纵队（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二中队）、右翼纵队（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之主力），沿旅顺北面大道展开进攻。

当时，负责旅大前线总指挥的龚照玙，在金州失守之后即乘鱼雷艇经烟台逃往天津，其余大小辟员也纷纷抢掠财物，准备逃走，以致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18日，日军控制了旅顺陆路咽喉南关岭，前锋进至土城子。

旅顺危急，诸将互不统属，公推姜桂题担任临时指挥。姜桂题无所作为，坐待敌攻。这时，只有徐邦道率领残军主动迎战。19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徐邦道挥军奋击，将敌截为数段，重创日军，一直追击至营城子西南的双台沟。由于日军不断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没有后援，整整激战了一天，士兵饥饿疲乏，只得退回旅顺。这时，驻防旅顺的八艘鱼雷艇已逃往威海，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个统领也仓皇乘船逃跑。

21日，日军舰队在港外游弋，借以牵制旅顺东西炮台的清军，陆军则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为敌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各炮台相继失陷，守军溃散，旅顺随即陷落。

就在日军占领旅顺的当天，宋庆所率援军约七千人（含刘盛休所部铭军）进抵金州城北。日军以步骑二千、火炮四门阻击，激战半天之久。宋庆所部清军未能越过金州赴援旅顺，于当晚退至三十里堡，后又向盖平（今盖县）退却。

日寇陷旅顺后，兽性大发，对旅顺人民（二万余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①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供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①

在日第二军进攻旅大的同时，业已突破鸭绿江防线的日第一军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即攻占了辽东半岛的大部要点，达到了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前进基地的战略企图。

对于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清军缺乏抗登陆的应有准备。事前，既未根据地形情况对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进行认真研究，在威胁最大的地段重点地部署兵力，并加强沿海观察和巡逻；又缺乏必要的机动部队，无法及时组织反击。因此，日军在登陆作战的航渡、换乘、登陆各个阶段，均未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袭扰。花园口是丰升阿所派盛字营马队的防区，日军在此登陆，该部竟未及时发现和抗击。这一切，表明前敌清军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情况下，仍然漫无布置，戒备松弛。李鸿章虽然早在9月29日即曾电告旅大前线各军将领和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了望严守，……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②但是，基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的错误，在实际部署上却以鸭绿江方向为重点，忽视了旅大方向的守备。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陆，并准备进攻金州之际，盛京将军裕禄等仍错误地认为，“倭寇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各军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③并以兵力不足为由，不及时分兵增援旅大。旅大的军事总指挥龚照玙，在敌人已从侧后抄袭而来的情况下，仍不出兵阻击。李鸿章也未采取得力措施。更有甚者，当日军已占金州、正向大连挺进的当天（11月7日），慈禧竟不顾前线军情紧急，仍若无其事地在北京庆祝其六十大寿。清廷和前敌将领如此昏庸，自然不可能对战事实行正确的指导。

11月23日，清廷以辽东半岛溃败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①，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清廷进一步开展求和活动，准备屈辱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