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一、基隆弃守

法舰退出闽江之后，集结于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军由越南调来三个步兵大队，使海军陆战队增至二千余人，军舰增至二十多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准备进攻台北。他决定自率五舰进攻基隆，占领基隆和煤矿，派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得手后，两路向台北府发展进攻，进而占据台湾北部。

台湾守将刘铭传判断法军“不得基（隆）煤，万难用兵中国”②，决心亲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孙开华率部扼守淡水。当地民众也积极参加战备，保卫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别率领舰队自马祖澳出发。9月30日上午9时，孤拔率领的“胆”号等五艘军舰到达基隆佰口海面，连同先期到达的“梭尼”号等三艘军舰，共计八艘。孤拔立即进行侦察，连夜部署，准备次日于港湾西海岸登陆。其登陆部队由海军步兵大队和炮队各三个、宪兵和工兵各一队组成，共约千余人。另有一批来自西贡和海防的民夫。孤拔的企图是：首先从仙洞山脚登陆，并抢占仙洞山顶，以便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袭基隆守军翼侧，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向台北府前进。

当时，基隆清军共有九个营，以曹志忠部六个营防守港湾东岸，章高元部两个营及陈永隆部一个营防守西岸，以民众武装数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时，法军一个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掩护下，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进。陈永垄章高元部坚决抵抗。经过四小时战斗，法军夺占仙洞山，炮队在山顶展开，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午，法军另两个海军步兵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在基隆交战的同时，利士比率领的“拉加利桑尼亚”号等三艘法舰也已到达淡水。刘铭传被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夸大该地敌情所迷惑，强调“沪尾（淡水）为基隆后路，离（台北）府城只三十里，……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①，便不听曹志忠等人劝阻，竟然连夜率主力往援淡水，仅留三百人守狮球岭高地。

10月2日，法军轻取基隆和狮球岭，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未敢进据基隆佰东岸煤矿。刘铭传到达台北府后，发现淡水情况并不紧急，即以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拢但由于法军已占据基隆和狮球岭，曹部只得扼守台北府东面的水返脚一带，以防法军南下。在前敌指挥官刘铭传的错误决心下，基隆轻易弃守。清廷认为，“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踞”，命令刘铭传乘法军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①同时，命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向福建增调援兵，“设计渡台”，增强台北防御力量。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见法军在台湾进展顺利，便狂妄地声称：“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②，并再次向茹费理建议，让孤拔舰队北上进攻旅顺等地。巴德诺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个消息便是法军在淡水的惨败。

二、淡水获胜

淡水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直达台北府，北岸滨海沙滩便于登陆，是清军仅次于基隆的防守重点。1884年8月下旬以来，淡水守军即以木船满载石块沉塞港口，并敷设电力操纵的水雷，封锁航道；又在北岸构筑两座炮台（法军称之为红炮台、白炮台），封锁港口及海滩。

10月1日，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巡洋舰三艘到达淡水海面，与原在港外活动的一艘炮艇会合，决定于次日上午10时开始发起攻击。利士比企图以舰炮火力摧毁岸上炮台和军营，打开港口，保障舰队在淡水河的行动自由，尔后登陆占领淡水街，策应基隆方面法军主力的作战。

当时，淡水守军由于从大陆增援的刘朝祜部两个营的到来而有所加强。章高元部两个营由基隆跋来后，总兵力增至九个营。守将孙开华判断敌军无法突破港口障碍，必然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因此，他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预伏一部兵力，歼灭登陆之敌。

10月2日晨6时30分左右，守军趁法军逆着陽光不便瞄准之际，先敌发起炮击，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双方展开激烈炮战。白炮台距敌较近，大部被毁。红炮台尚未完全竣工，只安好了三门一百七十毫米的克虏伯炮；尽避这样，炮战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侵略者自称：红炮台的守军十分勇敢，“不顾在他们周围落下如雨的子弹，不停发炮约一小时”①。当夜，利士比派舰侦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舰及小艇前往侦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伤。利士比判明水雷为电发火式，而且点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决定派陆战队由北岸海滩登陆，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为完成这一任务，利士比报请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陆兵力前来淡水。

4日，法军援兵二百余人、军舰三艘，由基隆跋到淡水海面，连同原有兵力，共拼凑了军舰七艘、登陆部队六百余人，准备在大风浪停止以后立即行动。

10月8日，海面风平浪静。淡水守将见法舰忽然散开，知其意在登陆，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分散荫蔽。上午9时，法舰舰炮以榴弹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其登陆部队换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约一小时后，法军登陆完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因没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绕经红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扑去。孙开华待敌兵逼近丛林，立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命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祜部从右翼出击，围歼登陆之敌。双方展开激战。中午12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各路合力齐进，与敌短兵相接，加上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敌人侧后阻截，法军溃败，纷纷向海边逃窜。守军追至海滩，敌兵争渡，溺死者数十人。

此次战斗，法军被歼百余人。侵略者哀叹：“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①。孤拔也惊呼：“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②。此后，法军除以部分舰只对港口进行监视封锁外，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再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淡水战后，基隆法军向南进犯，清军由水返脚北上阻击，在暖暖附近展开激烈争夺，战事呈胶着状态。后来双方又陆续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区。

三、镇海退敌

淡水清军获胜，粉碎了法军以钳形攻势一举占领台北的企图。为了孤立台湾守军，法国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由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沿台湾西海岸海域进行巡逻截击，并以三至六艘军舰在马祖澳附近海域游戈，控制南北海运和截断闽台间联系。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的运动。福建前线军民利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进行反封锁斗争，有的胜利到达彼岸，将一批批物资和兵员送到台湾，不断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有鉴于此，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纷纷建议由南、北洋海军各派军舰数艘，组成援台舰队，打破敌军封锁。清政府也以“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①为虑，经过多次催促，最后由南洋派出“开济”、“南璞、“南瑞”、“驭远”、“澄庆”五舰，交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执行援台任务。舰队从11月起在上海进行准备，添置炮位，迟至次年1月18日才出发南下。孤拔早已得知这一消息，他决定亲率法舰七艘，拦击中国援台舰队。

1885年2月7日，孤拔率舰队自马祖澳出发，北上搜索中国援台舰只。2月12日，双方舰队于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不敢与敌交锋，率舰队逃跑，“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低，落在后面，被迫驶入石浦港隐蔽。法舰追赶“开济”等三艘巡洋舰未及，便返回封锁石浦港，并于14日夜间用水雷将“澄庆”、“驭远”两舰击沉（一说自沉）。之后，孤拔得知“开济”等三舰躲避在镇海口内，便又率舰队进犯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陽利见认识到镇海系“浙东之咽喉，防浙以防镇为急务”②，便以南岸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一千人驻金鸡山，五千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二千五百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沉船，堵塞航道；在金鸡山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之处筑假垒十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至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之内应，并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使其不为法军所用。

2月28日夜间，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欧陽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都做好战斗准备。

3月1日下午，一艘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四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一舰。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夜，法军以两小船于乾口门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守军击退。3月2日，受伤法舰驶离镇海，其余三舰仍泊原处。入夜，法以二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陆炮火击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领舰队进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舰烟筒中炮受损，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暗进行偷渡和鱼雷攻击，均遭失败。孤拔智穷力竭，不得不于8月7日率队南返。

此次镇海作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伤亡甚少。法军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两只舢板沉没，并死伤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后死在澎湖岛上。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清政府多次同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但沙俄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以后，清政府乘胜向俄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俄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伊犁；一面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騷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騷扰，并从俘虏口供及查获俄国所给的路票，证实这些騷扰均系俄国政府所指使。

俄国政府的陰谋败露，只得答应进行谈判。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1878年底，崇厚到达俄都圣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这时，俄土战争已经结束，狡猾的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深恐与俄国作战的心理，趁机敲诈。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崇厚于1879年10月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基亚（靠近雅尔达）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但由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①所规定的斋桑湖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增设领事馆。这样，伊犁虽在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这一讹诈性条约传出后，激起了中国朝野的极大义愤，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②。左宗棠也表示反对，主张对于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③。而李鸿章则主张履行崇厚所订的卖国条约。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判崇厚“荒谬误国”之罪，逮捕下狱。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正式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④同时，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

俄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决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陽德扬言：“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①。与此同时，沙俄在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并增兵伊犁。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向伊犁进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二十五营一万二千余人，扼住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二十八营一万一千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中路由张曜率步骑十九营八千五百人，从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六千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三千人增强塔尔巴哈台防务。准备参战的部队共约五万余人。5月，左宗棠“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②。6月，左宗棠进驻哈密，积极部署进军事宜。然而，清廷却在沙俄的压力下“暂免”崇厚死刑，不久又将左宗棠调回北京。

同年7月底，曾纪泽由伦敦抵达圣彼得堡，与沙俄政府谈判。曾纪泽自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③，深知任务艰巨。但由于此时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又忙于镇压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已经没有多大力量进犯中国，特别是注意到左宗棠等的军事准备，加之对曾纪泽的威胁刁难又未收到预期效果，最后于1881年2月24日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条约规定“赔款”增加到九百万卢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霸占。条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为沙俄下一步继续侵占我国西北领土留下了伏笔。随后，沙俄根据这个条约的原则，于1882年至188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等五个子约，分段勘定新疆的中俄边界，把七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正式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一、清军在津京间的防御部署

天津失陷后，清廷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它部队增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御。其时，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盛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北塘守军如前。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此外，还有义和团七万余人，其中北京城内约有五万，另二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

为阻止联军沿北运河北上，退至北仓一带的清军万余人在马玉昆的统率下，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三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十门和十四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防守。此外，北仓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为预备队。

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北运河构筑了正面约五公里长的垒墙，由五千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长长麟、文瑞分统北京义和团两千余人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①。

二、联军北犯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②，以维护其侵略秩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万四千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3日，侵略军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彼此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城。

8月4日夜，联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集中一万八千余人及八十一门火炮，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运河右岸为日、英、美军，共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人，携带火炮五十三门；左岸为俄、德、法、意、奥军，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人，携带火炮二十八门。8月5日2时许，联军接近并进攻清军第一道防御阵地的刘家摆渡、韩家树、火药局等据点。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散撤退。5时左右，第一道防御阵地即被敌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①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上午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点全被敌人攻占。北运河左岸的联军因徒涉水淹地，行动迟缓，战斗结束后才赶到北仓。此战，联军共死九十五人，伤五百四十人。

8月6日晨，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统率“勤王师”前往河西务御敌。李秉衡曾任山东巡抚，奉命进京前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7月25日陛见慈禧时，他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②。8月6日，李秉衡率四军离京，7日抵马头，8日抵河西务。李秉衡令张春发部十营、万本华部四营驻守河西务；陈泽霖部十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六营驻守河西务西北八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击退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阻止。8月10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次日即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占张家湾，并派兵袭击通州。该城守军有险不守，弃城逃京。

8月12日晨，联军不战而据通州，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联军直扑北京。

从8月5日至12日八天之内，不足两万人的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北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清军已被失败情绪所支配，战术上又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同时，各要点未构筑起足以阻敌前进的坚固阵地，结果在敌人并力猛攻下全线崩溃。李秉衡虽请缨上阵，无奈军心已散，所统各军又皆临时应命之师，不能同心协力御敌，以致无法挽回败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后，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董福祥部二十五营驻广渠门、朝陽门、东直门；荣禄部三十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两万余人驻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虎神营、神机营等三十九营驻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义和团五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儿市等六大区。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与徐桐、崇绮、奕、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8月13日夜，联军一万五千余人携火炮百余门，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日军七千二百人，携火炮五十四门，从通州出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陽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三千四百八十人，携火炮二十二门，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英军两千二百五十人，携火炮十三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上午11时抵近广渠门；美军一千八百二十人，携火炮六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四百人，携火炮十八门，循俄军路线开进。另有三千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

俄军先头部队于8月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①，只得向日军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陽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上午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14时进入城内。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并分兵一部占领天坛。美军随英军之后，于17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陽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联军入城后，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破时，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但无一人应召，只得同入值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载澜护卫。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并建议张白旗投降。8月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出逃，分别着青衣素服，同载澜、载漪、奕、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在两千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

联军进城后，清军大部溃散，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8月15、16日，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

此役，联军死伤四百五十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二十五人。清军伤亡四千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三日，皇宫、官邰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颈①。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婬掳掠之事，不可胜计。随后，联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将京城划为十一区，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占领。同时，联军继续增兵，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并对北京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芦沟桥、良乡、庞各庄、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为了便于控制，联军在占领区内迅速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

9月25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10月17日进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万，驻京部队超过三万人。

防守北京城的清军四倍于敌，但在数日之内，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竟落敌手。之所以如此，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不振这一根本原因外，从防御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槍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近九百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无险可守。城内各区守军，也因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沦陷。此外，北京的失守，还在于缺乏有权威、会指挥的最高统帅，以致各部分区防守，互不统属，互不策应。结果，东城各门被联军分别攻破，其它各门、各区的守军也很快不战而散。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指挥曾立昌等负责），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①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

再派兵增援。①

（一）由皖入豫，抢渡黄河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②以北。咸丰帝只得施展其前堵后追的故伎，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由浦口败退者）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陽、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大了自己的队伍。6月12日，北伐军放弃亳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僡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于6月19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①，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故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洺关（今河北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陽，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8日起开始抢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辽宁）、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7月4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

小卑职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等回覆禀报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贰万有余斤，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翔、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驻扎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锟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锟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席，约杀得妖贰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贰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顾，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锟连夜布置，于十一日统兵往黄河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天国癸好叁年五月十六日朱仙镇报。

林凤祥等给韦昌辉的禀报

阻击任务的数千人①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

（二）围攻怀庆，贻误战机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陽）。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②，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③，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李僡率部二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陽）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化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约近二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三）绕道山西，转攻直隶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今垣曲东南）、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陽（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命胜保和山西巡抚恒春等迅速率兵赶到霍州（今霍县）一带，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防止太平军东进直隶；命陕西、河南巡抚等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今涿县），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一）静海、独流之战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①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中旬从浦口出发，到10月29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战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咸丰四年）2月5日突围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战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槍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3月7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3月9日抵达阜城。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敌手。在3月25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12月2日出发，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巨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①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陽关、颍上，于3月1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军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①，并占领丰县，3月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入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陽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不利，不得不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时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1但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①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杨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与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样是孤军深入有关，但主要是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当援军进至山东、直隶之交的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陷于被围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的主要领导者不敢绕道运河以东清军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骑兵行动的地区，继续北上接应北伐军，而是迁就某些领导成员贪生怕死和新附之众留恋乡土的情绪，卷旗南返，结果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②，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1854年5月5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29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抬槍、火炮，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申斥。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荆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1855年（咸丰五年）2月17日，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陰谋，于2月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入。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麕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槍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槍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4月20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不仅对于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

沙俄选择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动乱之际，策动外蒙“独立”，并唆使外蒙叛军向内蒙大举进犯，这对于我国反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确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库伦集团的卖国投敌活动，不仅遭到广大蒙古人民和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反对，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因而反击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的主要力量用于对欧洲的争夺，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尽避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势有所不能”①。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交上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可以挫败沙俄帝国主义对蒙古的侵略扩张活动的。无奈，当时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袭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沙俄的威胁面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让妥协，结果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使沙俄策动的“独立”和暴乱接连得逞，未费多大气力即占领了外蒙及内蒙的广大地区。

政治上退让妥协，军事上必然消极防御。当新疆大量出兵阿尔泰，准备收复科布多之际，北京政府竟电令部队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从而失去了攻歼敌人和收复失地的时机。当沙俄参与并指挥外蒙叛军大举进犯内蒙时，我国在内蒙前线的兵力，就其数量与质量来说，都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极防堵，结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调动军队进行反击。结果，非但没有引起中俄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且仅经半年多的时间，即打退了叛军的进攻。可是，在军事反击胜利之后，袁世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但不敢继续用武力收复外蒙，反而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使外蒙的权益几乎全被沙俄攫龋如果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为沙俄的殖民地。这些事实再一次表明，国家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便难于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就难于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长期忽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致使经济、文化、交通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防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贫乏，补给困难，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难以应付。外蒙与内地横隔沙漠戈壁，交通极为不便。在沙俄不断侵略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清政府曾有关于加强边疆建设的议论，并有修筑张库铁路的建议，但又认为张库铁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绥铁路，致使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外蒙事变发生后，北京政府不能及时迅速地将大批军队调往前线。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补给困难，许多部队由于军械、粮秣不济，不能及时发动进攻，甚至被迫后撤。

三、必须因地因敌制宜地编组部队，

讲求战法

根据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用兵作战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军大部是骑兵，行动快速。这就多少弥补了其数量不足和组织不严的弱点。政府军的装备虽优于叛军，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以致外蒙叛军向内蒙进犯初期，政府军经常受到袭击。当一地吃紧时，增援部队往往缓不济急，以致遭到不少损失。政府军在连遭挫折以后，认识到“出探搜索及传达命令，以及抄袭御敌迅速，非有得力马队，万难取胜”①。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编部队，组建骑兵营、团，并从后方增调骑兵旅，从而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反击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非有得力炮队，不能收杀敌之效”①，因而组建了以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的混成旅、团，增配了火炮和机槍，进一步加强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军骑兵的突击。在战术上，后来接受了由于孤军冒进，多次遭敌围攻的教训，改取多路协同，迂回包抄等战法，既避免了敌骑的袭击，又增加了歼敌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被动局面，终于取得了反击作战的胜利。

四、平时必须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外蒙“独立”后，傀儡集团在沙俄支持下，组织叛军四处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时。而北京政府迟迟不能组织军队进行反击，除了政治上执行退让妥协政策外，平时战备工作不落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线战事吃紧时，从赤峰派往林西、开鲁增援的部队，途中遇河水暴涨，因无工兵，只好临时雇工赶造船只、架设浮桥，不仅延缓了时间，也贻误了战机。由于平时没有固定的储备物资，当前线械弹告急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后方部队中抽调，以保证前线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据沙漠草原地区的特点，组织数量充足的驼马运输队，因而前线需要作战物资急如星火，而后方的物资迟迟不能前运。这也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此外，政府军的编制、装备也极不统一，如毅军全系大营、淮军全系小营，在练军二百余人的骑兵营中，步槍即有五种之多。这样，不仅影响后方供应，也影响作战指挥。这些都说明，平时不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战时是难以应付裕如的。

在江西、江苏两省军队与敌鏖战的同时，上海及广东、湖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但因独立日期参差不齐，各省内部矛盾重重，讨袁军步调不一等种种原因，都先后归于失败。

上海方面 1913年7月16日，吴淞炮台官兵首先宣告独立。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这时，前松江镇守使钮永建也带领在松江独立的部队（水师陆师共五营）归附上海。这样，加上已经抵沪的刘福彪福字营和原驻军第三十七、六十一团①，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左右①。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但遭到驻防该局的袁军拒绝。随后即决定集兵进攻江南制造局。23日凌晨，钮永建等率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松军、镇军及福字营向制造局发动进攻。

驻守制造局的袁军，有新从北方调来的海军警卫队三个营、北洋军第四师两个团①和原驻该局之水师一个营，共约一个师的兵力。袁世凯任命派驻上海的海军警卫队总执事郑汝成和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郑、李躲在停泊于黄浦江的军舰上，指挥制造局守军抵抗沪军的进攻。由于袁军筑有坚固工事，火炮亦多，沪军虽日夜猛攻，终不能克。30日，一部军队退往闸北，为英军缴械；钮永建、刘福彪等率另一部军队撤往吴淞及宝山一带。

这时，郑汝成率舰至吴淞，海军总长刘冠雄也派四艘军舰到沪。8月2日，各舰环列吴淞江面，轮番轰击炮台。炮台守

军奋勇还击，重创旗舰“海圻”号。旋因刘福彪部企图投敌，虽被钮永建等查觉，将该部缴械，但沪军实力大为减弱。13日，袁军水陆夹击吴淞炮台。钮永建、居正率部放弃炮台，退往嘉定。不久，即解散军队，分赴海外。陈其美在作战失利后逃往日本。

安徽方面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众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此时柏文蔚尚未回省，暂由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代理都督。不久，首鼠两端的胡万泰托故辞职，由宪兵司令祁耿寰代其主持军事。27日，柏文蔚返回安庆，就任都督，组织讨袁作战。

袁世凯闻讯，除命倪嗣冲率部进攻外，又电令河南都督张镇芳和屯兵郑州的护军一部“分道进攻”安徽。袁认为，“乘皖省乱党骤起，布置未定之时，如以大兵力捣其空虚，必可致胜”②。

8月7日，胡万泰宣布取消独立，率部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敌，率二百余人撤至芜湖。数日后，柏见安徽讨袁形势急剧恶化，遂将指挥权交给驻芜湖的皖军第二旅旅长龚振鹏，自己乘鱼雷艇去南京。29日，芜湖在汤芗铭、胡万泰部水陆夹击下失陷。与此同时，在正陽、凤台等地与倪嗣冲、张镇芳部作战的皖军亦迭遭失利，安徽讨袁作战遂告失败。

广东方面 7月18日晚，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通电讨袁。陈任都督兼广东讨袁军总司令。当时，广东有两师一混成旅。陈炯明应欧陽武的请求，派驻韶关的一个旅往援江西，其余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原广东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为第一支队长，第二师师长苏慎初为第二支队长，第五旅旅长张我权为第三支队长。拟从8月1日起出师北伐。但这些部队的师旅长大都无意讨袁，有些与袁世凯早有勾结。

广东起事，北洋军鞭长莫及，袁世凯乃密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率军攻粤，答应事成之后，以粤督相许。龙济光、龙觐光兄弟乐为效命。于是，袁封他们为广东正、副镇抚使，令其率军进攻广东。

8月4日，广东讨袁军中的炮兵团、辎重营等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仓皇出走，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等师旅长当即宣布取消独立，于是广东讨袁也遭失败。龙济光率桂军进驻广州后，建立了效忠于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湖南方面 江西、江苏兴师讨袁后，湖南都督谭延闿迫于形势，也于7月25日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并应欧陽武之请，派兵一团往援江西。但该团踌躇不前，直至江西讨袁作战失败，才抵湘赣边界。8月14日，谭延闿见邻近各省讨袁作战先后失败，遂宣布取消独立。但袁世凯并不因此而对他宽容，10月7日，汤芗铭督湘，将谭解送北京，褫职判罪。后经黎元洪说情，才被特赦。

四川方面 四川在讨袁战争中行动最晚。8月4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该师于重庆宣布独立。熊旋将所部编成四个支队，以龙光为第一支队司令，率部经永川、荣昌进取泸州；范榛为第二支队司令，扼守合川，防御北路；李树勋为第三支队司令，刘植藩为第四支队司令，分率所部防御南路。8日，四川都督胡景伊先派川东宜抚使王陵基率兵五营往攻熊部，继今川军第一、二、三、四师师长①各率所部围攻重庆。袁世凯也电令鄂、陕、滇、黔四省都督，“酌拨劲旅，会合兜
剿”①。熊克武所部与敌接战月余，在泸州、内江、南充等地战斗相当激烈。终因寡不敌众，且又兵力分散，以致各路均告失利。9月10日，重庆北路要地合川又陷敌手。11日，熊克武见败局已定，遂潜离重庆，后流亡日本。

这一时期宣布讨袁的，还有福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鄂军驻沙洋第三十二团团长刘铁，广西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等，但均在敌军的进攻或胁迫下，先后归于失败。

起义军进占岷州、洮州以后，张广建和赵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计划，布兵于河州（今临夏东）、狄道、渭源、巩昌（今陇西）、漳县、伏羌、安定等处，“意在以有定制无定，以围兵作剿兵”①，“并严饬各将领据险扼堵”，一遇起义军便立即进攻。根据这一计划，赵倜所率之八营毅军及忠毅军统领马忠孝所率之五营马队，于5月27日进驻巩昌一带，与建威军统领吴炳鑫所部二千人会合；陶云鹤所率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旅和另一个团，于6月1日分别进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荫所部由礼县经岷州西进，与提督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东境及南境，防止起义军西趋青海；另调秦州之张联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义军回走阶州。张广建准备亲赴狄道指挥。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办”陆建章所率之北洋军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后抵达陕、甘边境驻防，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

起义军自作出回豫决策后，即于5月末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前队由白朗率领，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6月1日，后队进至漳县时，焦大聚、张联升、吴炳鑫所部分右、中、左三路前来阻截。左路吴炳鑫部先与起义军接战，焦大聚等部也相继赶到，实行夹击。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约二千人，马匹槍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东走。2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咀遭张联升部截击，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张部封锁与先过宁远之前队会合，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南之滩歌镇迂回东进，奔向秦州方向。两路会合后，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义军经过英勇作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洮岷圈制”计划，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此时，陆建章已经以宝鸡为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声旅部署在北至长武、南至凤县一线，在陕甘地方武装配合下，作好了堵击起义军的准备。陆建章还下令川军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团团长王茂元加强阶州方向的防御，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同时派十三旅二十六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轻装兼程，由武功向麟游、灵台、崇信、华亭之小道间活动，随时准备追击起义军小鄙突围部队。当得悉起义军于6月7日进占秦安以东之清水县后，陆又令二十六团由崇信改道速赴宝鸡东河，令平凉护军使张行志加派步队一营驻守华亭，增派马队扼守张家川两侧；令凤县之二十五团严密扼守凤县至宝鸡一段隘口，从南北两翼加强宝鸡正面防御。

起义军攻破清水后，每昼夜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直趋陕西宝鸡。而赵倜之尾追部队每昼夜行军一百四十余里，“已劳顿不堪任战”。这就便于起义军集中全力对付正面堵截之敌。6月9日，起义军在宝鸡以北五六里处，与张敬尧十一旅所属之夏文荣二十三团展开激战，突破该团防御阵地，越过宝鸡防线。起义军随即南渡渭河，进至郿县（今眉县）东南之青花镇附近。继又日行百余里，乘势东进，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后又南下进入子午镇一带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团急赴该地堵截。起义军向该团发起猛攻，终于突破险关，转向孝义、镇安方向。6月14日，陆建章派出两路追击队伍：西路步队两营、马队一连，由子午谷跟踪追向镇安；东路步队两营、马队四百人，由大峪口绕赴商县。起义军继续兼程前进，于17日攻克镇安。至此，又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二道防线。

当起义军突破宝鸡防线后，陆建章急命几个主力旅转头东追，并要赵倜等速到西安商谈“追剿”计划；同时，致电袁世凯，请求增调部队，结果受到袁严厉斥责。袁还令其将未能堵住起义军的二十三团团长夏文荣等“从严参办”，以“振刷士气”。

起义军攻占镇安后，陆急忙向袁报告：东路已增派毅军三营，西路增派十一旅步队五营，分别由赵倜、张敬尧率领，于6月19日出发追击；张联升所部三营于21日由子午谷、孝义、蓝田之间的小道前进。起义军于21日进占山陽，直趋荆紫关后，陆又向袁报告赵倜的追军已于24日抵龙驹寨。当时，南陽镇守使吴庆桐见起义军日益接近豫省边境，也向袁世凯报告：在荆紫关只有田作霖的巡防队四营，最多只能另调两营加强该方向的防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尾追之敌，距起义军少则有一至两天，多则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当薄弱，这就为起义军突破荆紫关防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避袁世凯下令“万勿使匪逼近荆关”①，而起义军终于在6月下旬先后越过荆紫关防线，进至豫西地区。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义军一部在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恶战一昼夜后，从西坡一带各山口进入河南，30日返抵内乡县境，继又进入鲁山县的娘娘山。白朗则率主力数千人沿丹江东进，于29日越过荆紫关以北数十里之西坪，径赴鲁山山区。

起义军经连续苦战，先后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返回豫西地区，应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在此时，起义军内部由农民的狭隘性而产生的宗派和乡土观念，迅速地泛滥起来，竟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离心倾向。起义军一回河南，便分别由大小八头带着，多则上千人、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漫无目的地各自返乡。另有不少战士请假探家，结果多数去而不返。

起义军的离散，给反动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为了镇压分散的起义武装，不仅集中了河南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张锡元师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营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装，还指令张敬尧旅和驻湖北的刘佐龙旅，总兵力二万余人，全力以赴，进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队伍扼守各处要口，另抽拨精锐支队，多购眼线侦探，随处分投搜捕”，“遇匪巢穴，酌量焚毁”②；对于“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的地区，则“分驻重兵，清乡严洗”，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迫使起义军“无巢可回，无地可居”①。北洋军与河南地方武装先在邓州、叶县、鲁山、宝丰、汝州等地进行围山“搜剿”，后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动在鲁、宝、郏、汝山区和裕、舞、泌山区的起义军。当地的地主武装，强迫群众摊款出丁，实行联防，进行“清乡”。过去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娘娘山、檀木沟、老母庵、母猪峡等山区，虽然地势险峻，但回旅余地很校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分散活动于上述山区的小鄙起义武装，由于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伤亡不断增加，粮弹日益减少，终于有的被击溃，有的“弃械藏匿，改装潜逃”，自行溃散了。

白朗返豫后，先率数百人于7月初在叶县西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7月8日，在鹅庄、新店遭敌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继在鲁、宝、郏、叶诸县山区流动游击，后又率五六十人转移至宝丰、汝州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8月8日，反动武装将该山层层包围，白朗率余部在山北三里寨凭险抵抗。“围剿”军进攻两昼夜，未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轰击。不少起义军战士负伤牺牲，鲜血染红了三里寨。在粮断水尽，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白朗决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围。当行至南山坡时，与汝州民团百余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各自星散。至此，这支曾使反动派惶恐不安的农民起义武装完全失败了。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①，它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太平军东取苏常，是为“合取湖北”准备条件；而“合取湖北”，实际上又是为了保卫以安庆为主的安徽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所以，从1860年9月以后，尽避战场很宽，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从全局来看，争夺安庆乃是战局的重点所在。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场大决战。

一、 双方战略意图与部署

江南大营崩溃后，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早在1860年春，湘军即在鄂军配合下大举入皖，推进到宿松、太湖、潜山、霍山一线。太平军进行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时，湘军正积极准备继续东犯，进围安庆。同年6月8日，当李秀成等率军东征时，清廷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加兵部尚书衔，令其“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平）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①。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因而对于咸丰帝的谕令，他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曾国藩认定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②。因此，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但在咸丰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给曾国荃，自率万人（半数以上为“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开赴长江南岸，月底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实际上，曾国藩心有成算，他把湘军主力和战将留在安庆周围，自己进至江南，不过是为了应付清廷，并牵制南岸太平军，以掩护北岸湘军夺取安庆。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随后，又接连催促他体察情形，进兵江浙。曾国藩以“皖南安则浙江亦安”为由，拒不应命，其战略意图仍然是千方百计夺取安庆。同年9月，湘、鄂军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攻桐城，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陽、攻池州，与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声势相联。在江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四千由徽州（今歙县）取道旌德进援宁国府；总兵鲍超部湘军六千余人攻泾县；道员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余人自湖南开抵祁门。曾国藩则坐镇祁门调度指挥。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进军金陵时，曾攻克安庆，旋即弃守。同年5月，太平军自天京西征，于6月10日再占安庆，即设西征军大本营于此。从那时起，安庆就成为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中心。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后，安庆就成了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统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一俟下路既得”，即应“沿长江上缺湖北。由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救援安庆便成了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当局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原定方针进军湖北，以期安庆不救自救。根据这一目标确定的进军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陈玉成两路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十余万。①

二、“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参见附图七）（一）陈、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废

1.陈玉成部的作战行动

陈玉成是救援安庆的积极倡议者。他于9月30日率军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领皖北定远之炉桥，14日西围寿州（今寿县），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从寿州撤围南走，一方面加强进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进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四十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12月5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以后，连续数日闭垒不战。12月10日，多隆阿部与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近万人（屯于新安渡）向陈玉成部联合发起进攻，南北夹击。正酣战间，都司雷正绾率领的步队七营、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领的马队，“均由后路抄出”。“诸路并进，槍箭齐施，……围杀三时之久”。②陈玉成部遭敌围攻，伤亡数千人（孙葵心也伤重身亡），损失惨重，不得不北走庐江，进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兵一部进攻枞陽，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太平军降将）所部击退。至此，陈玉成企图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中。陈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2月26日，他先遣捻军孙葵心余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陽（今汝南）等处，以牵制清军，掩护入鄂之师，然后于3月3日亲率数万大军西进。中旬，连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府（今黄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①。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②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府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今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弃。由于曾国藩等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③的方针，鄂省后方空虚，因而太平军分兵攻取镑地时，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武汉及其附近的清军仅有一万人左右，如果陈玉成决心果断，坚决进军武汉，是有可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无如陈玉成一时失策，轻信外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讹诈，以致功亏一篑，铸成大错。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其眷属俱被困城中），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弃“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复直接驰援安庆。

2.李秀成部的作战行动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兴之围，班师苏州后，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师赶赴上游的诏书。他随即将苏福省的军政事务交给陈坤书接任，自率大军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出发，经安徽太平府（今当涂）、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广陽），于12月1日越羊栈岭进占黟县，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共约万人）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攻。2日，太平军稍却，退守黟县北面的卢村。3日，又与鲍、张两部战于休宁柏庄岭，阵亡数百人（曾国藩谓“毙贼四千余人”）。尽避李秀成部进入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他当即给曾国荃等写了遗嘱性的书信），但李秀成根本无意进攻祁门，只图过境，因此，既受阻于湘军，便率部改道徽州，过屯溪，到婺源，继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过年。①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进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府，于3月中旬进攻建昌府未克，下旬进攻抚州府又未克，乃南趋崇仁、宜黄，4月4日又由乐安北占新淦，次日进占樟树镇（今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于19日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20日占吉安。22日，弃城北进，5月2日攻临江府不克，继续北上，连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宁、新昌（今宜丰），于30日占领义宁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陽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三十万人争相加入太平军，使李秀成部兵员大增，号称五十万。

李秀成部进入鄂东南后，前锋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武昌县（今鄂城）。此时，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部早已回师东援安庆，他对攻鄂本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一举夺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彻底落空。

（二）杨、黄进军赣北失利

太平军攻克苏常之后，杨辅清率部经江苏宜兴进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领广德，29日弃之，进攻宁国府。曾国藩根据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张运兰部湘军由祁门取道旌德前往救援。与此同时，李世贤部亦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围攻宁国府，终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该城。

同年12月初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循长江南岸西进，于12月8日开始围攻建德。15日，与自芜湖西来会师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数万人共同攻下该城。建德是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门与江北湘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受阻，因此，曾国藩急忙派副将唐义训等率部往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建德于12月28日复陷敌手。其后，杨辅清率部退回宁国府。在此以前，黄文金和营天义李远继等率部进入赣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泽，22日李部占景德镇东北的浮梁，24日黄部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则由浮梁西占饶州府（今波陽）。以上所占各地除饶州府外，不久即被湘军攻陷。

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率军二万余人自饶州分数路东攻景德镇。由于左宗棠①督军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为左部击退。2月18日，湘军鲍超部（1月8日自皖南休宁经祁门来援）和左宗棠部与黄、李两军战于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湘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也分三路抗击，双方鏖战四小时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军伤亡甚众，黄文金等只得率余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据县城，大部据守金家村、黄麦铺一带。3月7日，鲍超商请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列阵于建德城外，牵制城内太平军，自率所部湘军及左宗棠军一部，分三路向黄麦铺发起进攻。太平军再次失利，建德县城也于当日失守，遂被迫继续东撤，退到芜湖休整。

黄文金等率军进入赣北，“连陷数城，意在断祁门之粮路，解安庆之重围”②。由于进攻景德镇和浮梁受挫，复有洋塘及黄麦铺之败，以致计划落空。

（三）击破曾国藩祁门大营良机的丧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贤部协助杨辅清部攻下皖南宁国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绩溪。10月8日，李世贤等督率四万余人进攻徽州，大败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统湘军三千人及来自祁门的湘军援兵三千余人，于次日占领该城，12日又占休宁。10月16日，李世贤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牵制浙江清军，掩护刘官芳等部的行动。10月20日，李部占浙江严州府（今建德东）。11月下旬，又北占临安、富陽，一度进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进皖南徽州，后与刘官芳部联络，作战于祁门附近地区。12月底，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戍岭、羊栈岭，入黟县卢村，向祁门进逼，后为湘军鲍超部所败，退出羊栈岭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贤部也被湘军张运兰部击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6日，李世贤又分兵两路猛攻黟县东南的渔亭，仍未得手。

刘官芳部退出羊栈岭后，屯于石埭一带。2月15日，探知鲍超部自大营援景德镇，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门北面的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和西北的大赤岭（距祁门八十里）。次日，西路进至距祁门四十里的历口，给曾国藩以极大震动。17日，太平军继续向祁门进逼，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

李世贤由于进攻祁门未果，乃于3月8日进占婺源，准备绕道江西，切断皖南湘军粮道，伺机回攻祁门。22日，败左宗棠军王开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乐平，李世贤即传令东攻祁门。4月15日，李世贤在东进途中闻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部反击，便不分主次，立即回军进攻乐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营傍乐平县城东南，加修外壕，周十余里，令南乡团练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军则分守外壕。①4月22日午刻，当李世贤部逼近外壕时，湘军“排槍轰击”。太平军“屡却屡前”，奋勇环攻，与敌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烧毁未尽的民房“穴墙开炮”，但终未攻克。23日，李世贤拟集中兵力攻敌一隅，乃调主力由城东北绕攻城西，予敌以大量杀伤。不意湘军以攻为守，分三路越壕出击，拚死力战，太平军不支撤退，于高桥阻于小溪，人马“自相蹈藉”，伤亡甚众。①由于进攻受挫，李世贤随即率军东返浙江。于是，李世贤部和刘官芳部所担负的进军赣东和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本来，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国藩祁门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南的浮梁、景德镇一带有李远继部；东北的黟县山岭间有刘官芳等部；东南的休宁一带有李世贤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国藩势孤力单，岌岌可危。他在信中哀叹：“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②特别是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之后，皖南湘军米粮无继，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③。他曾移营休宁，亲自督军进攻徽州，企图打通浙江粮道，又告失败。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写下遗书部署后事。其幕僚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及至左宗棠部湘军败李世贤部于乐平，曾国藩才感到“心绪略舒”，宛如绝路逢生。当时，皖南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十倍于敌，如果天京最高当局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力求将其全歼或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惜，各路太平军非但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而且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以致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三、安庆的失守

（一）战前态势

自1860年夏初湘军围困安庆以来，守城太平军约二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率军三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簧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5月1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二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惊呼：“所有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庆，声称“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①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5月10日，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5月15日抵石牌）。坐镇太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庆。为对付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南北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一个“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①

（二）直接救援安庆失利

5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敌人在安庆城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以所部近万人（4月30日由挂车河进至安庆北面的高河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地不坚，旋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一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接战，以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太平军七八千人及捻军二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的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督率三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一部（约五六千人）进攻鄂军挂车河老营。多隆阿由高河铺调步队十三营驰援新安渡，并调驻挂车河的记名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往援。待太平军接近新安渡时，多隆阿部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金顺则率马队绕至香铺街，从后路截击。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撤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的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等部清军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部所阻，无法与陈玉成部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总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知安庆解围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部将刘瑲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以便与洪仁玕等会商进军事宜。多隆阿闻讯，即派兵追击，使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太平军伤亡千余人。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报，决定“乘其布置未定，先发制人”①，当即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扬旗而出”，前三队三路迎战，后两队为预备队，“列队不动”。正酣战间，多军伏兵从太平军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纷纷后退。多军乘势进击，太平军伤亡较众，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军援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共万余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的四座太平军营垒，被刘瑲琳所部击退。此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守将李四福、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刘瑲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调回援湖北（当时李秀成部正向鄂东南进军），鲍超部继续围攻刘瑲琳部。当日午夜，刘瑲琳等冒死向北突围，鲍超率马步兵追击。由于溪水泛涨，突围北走的太平军大多被湘军擒杀，刘瑲琳也被敌人俘虏，肢解处死。赤冈岭四垒守军（共约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由苏北来援）自菱湖北向湘军发起攻击，被同知曾贞干所部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太平军因接连受挫，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三）安庆失陷及其教训

太平军继“合取湖北”间接救援安庆的计划落空后，直接派兵解围的努力又告失败，安庆城内守军被围年余，粮食告罄，出城降敌者与日俱增，形势极度恶化。

陈玉成在进攻挂车河受挫后，6月下旬于皖北无为会晤杨辅清，约其出兵共解安庆之围。7月下旬，杨辅清率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经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趋清河、三桥头、高楼岭，直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与此同时，林绍璋、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一带绕至姬公庙、麻子岭，以为策应。多隆阿自率马步各营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迎击黄文金部。8月7日，双方鏖战三小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其后，太平军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军，以大部趋安庆，进攻湘军围师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等督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的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槍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陆续建起了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城内太平军米粮枯竭，军心进一步涣散。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纷纷登城，攻入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五路救皖之策”的彻底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洪仁玕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矗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①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会战中，太平军动员了数十万兵力，与以湘军为主的清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搏斗，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失掉了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时，在会战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对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以致西进的行动相当迟缓。当安庆极度危急之际，拥众数十万的李秀成由鄂返赣后，不主动配合陈玉成等部进攻安庆外围之敌，竟率部东返，更是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率部进入湖北后，竟轻信巴夏礼的讹诈，中止进军武汉，以致功败垂成。李秀成率部逼近武昌时，同样不坚决果断地夺取武汉，见陈玉成部东返，便折回江西。陈、李两部长途跋涉，徒劳往返，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其实，尽避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声称不论武汉能否保住，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果陈、李两部坚决执行会攻武汉的既定方针，进而积极向湘、鄂腹地发展，直捣湘军和鄂军的老巢，还是能够调动安庆围敌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先则有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则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军最高当局虽有“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总的战略意图，但既无详细的作战计划，又不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以致各路将领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虽然同属江南战场，但也互不统属，以致不能协调一致地给危如累卵的曾国藩祁门大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反被敌人各个击败。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身居要职的干王洪仁玕也一度亲临前线，但同样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因而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解安庆之围。

第四，作战指挥主观急躁，不能根据敌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战法。曾国荃等根据曾国藩不攻坚，不出战，坚守勿撤，长期围困的指示，一直深沟高垒，静待战机。太平军方面，则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解围心切，作战指挥上表现出急躁莽撞。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攻安庆围敌，结果徒劳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应得不到保证，难以持久作战。敌军见其“意在速战”，于是采劝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①的方针，使太平军屡攻受挫。陈玉成等不注意认真侦察和研究敌人的作战企图，不能针对敌人坚守长围和积极增援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从迅速解围的愿望出发，多次仓促发动进攻。结果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兵先溃，终至城陷军灭，彻底失败。倘若能审时度势，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兵力（当时太平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用一部兵力以围制围（从围敌外面筑垒包围），主力则集中打援，力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歼击之，待大量歼灭援敌而又疲困了围敌之后，再内外夹击，则安庆会战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一、广州谈判破裂

1840年11月中旬，懿律和义律率领“麦尔威厘”号等四艘军舰和一些辅助船只离开定海，于11月20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包为强硬的态度。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不久即与英方代表开始谈判。义律（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

琦善对禁烟态度一贯消极，此次奉命赴粤，原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在赴粤途中就公开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①，“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②。他到广州后，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数千名义勇解散。虎门内外各隘口原有防兵万余，琦善抵粤前，林则徐在道光帝严斥下已被迫撤去二千名，琦善到任后，又大加裁撤，并将水师水勇船只或撤或裁，又拆除江底暗桩等障碍物，以迎合英国侵略者，求得早日达成和议。琦善还向道光帝谎报情况，说什么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③，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琦善的所作所为，不仅打击了清军的士气，而且给了英国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广州谈判的破裂。

英国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于12月上旬，出动兵船二十余艘陆续驶抵虎门外，进行武力威胁。琦善见事出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香港等事上报清廷。12月30日，道光帝在琦善奏折上十分恼怒地批道：“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④于是又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令四川备兵二千，湖南、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令伊里布准备收复定海。在此情况下，琦善不得不抽兵二千分布于广州以东江岸。但义律认为，只要对琦善施加军事压力，便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悍然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沙角、大角清军抗击英军的侵犯

（参见附图一）沙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沙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二门，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西侧的大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七门。山上筑有了望台，炮位沿山环绕布置。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琦善撤兵以来，两台均仅驻有防兵数十名。虎门形势紧张后，才由副将陈连升①率兵六百余名，临时加强两台的防御。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一千五百余名英国侵略军以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人（一说二千人），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英军以右支队担任主攻，计有一千四百余人，由“加略普”号等三艘军舰和四艘轮船运载，负责进攻沙角炮台。当三艘军舰驶达预定水域后，立即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由于守军大部集中在炮台及其周围，四周要隘和山顶兵力薄弱，因此，两小时后，英军即占领了各制高点，并安好了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英勇抵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

军占领。停泊在沙角附近的清军水师船十余艘亦同时被毁。老将陈连升年过七旬，曾在反击英舰挑衅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此次又督兵坚守沙角炮台，直至以身殉国，是清军中突出的爱国将领之一。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主要由“萨马兰”号等四艘军舰组成。它们锚泊在距大角炮台很近的地方，用舷侧炮压制炮台火力，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与此同时，部分兵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英军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六百余名，英军死伤百余人。在这次防御战斗中，清军凭借有利地形和要塞工事，给了进攻之敌以一定的杀伤，但由于防守兵力不足，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与侧后登陆的包围攻击而陷入被动。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总兵李廷钰等各率兵数百防守横档、武山各炮台。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请求派兵往援，而琦善却以有碍“抚议”为由，按兵不动，坐视沙角、大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

三、英军霸占香港

沙角、大角陷落后，琦善非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把它作为妥协求和的借口，更加强调敌军船炮的厉害，并胡说什么广东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寄居（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迫不及待地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①。六天之后，即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第二天，琦善与义律会于莲花城（今广东番禺县莲花山）。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琦善不敢应允。对此，英方记载也很明确：“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②。2月10日，琦善与义律又会于穿鼻洋蛇头湾。琦善拿出了自己的“章程”草稿，其中包括“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满足于寄居一隅，“坚求全岛”，以致会谈仍无结果。③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④

四、清廷对英宣战

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⑤接着，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六千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一千、湖北和贵州兵各一千五百、云南和湖南兵各五百，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并查抄其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

■ 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道光帝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①。

五、英军侵犯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早在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进攻虎门的临战准备。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2月25日下午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三门，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卫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清晨，占据下横档岛的英军炮兵猛烈炮击上横档岛，压制横档、永安两炮台的火力。与此同时，英军派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岛的水道，另以四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岛形成半月形包围，用舰炮轰击，以掩护另外三艘大型舰船和三艘火箭船进攻东岸的南山。一个多小时后，上横档岛守军被压缩于炮台内，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过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一部被俘，少数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南山的英舰由于风潮不顺，直到上午11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距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亲自指挥守军沉着应战。不久，英军三千余人在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军在敌炮猛烈轰击下，坚持抗击一个半小时，镇远台守军不支先溃。在靖远炮台的关天培受了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英勇牺牲（一说见大势已去，自刎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靖远炮台守军随关天培阵亡者数十人。英军攻下南山各炮台后，用汽船拔除水中木桩，破坏铁链，疏通航道，以备溯江直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许，英军另一部进攻西岸南沙山下的巩固炮台，守军未予抵抗即四散溃逃。英军将炮台和营房毁坏后，撤回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各炮台除大虎山台外，全被英军攻破。

英军攻破虎门横档地区六座炮台之后，2月27日即由“加略普”号舰长率领军舰五艘、轮船二只溯珠江而上，进攻离广州仅六十里的乌涌。该处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领湖南兵九百名（2月22日才赶到广东）和广东兵七百人驻守。由于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但炮架笨重，土质又松软，不能转动，以致不能命中。英军立即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奋勇抗击，用鸟槍毙敌二百余人。后因火药将尽，清军且战且退。英军乘势猛攻，占领炮台。祥福以下五百余清军阵亡，其余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此后，英舰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①。

六、广州清军的抗英作战

（一）英军缓兵待援，清军布防广州

春季是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自1月上旬英军攻陷沙角、大角以来，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同时，英军也急需增加兵力，然后才敢进攻广州。清军方面，参赞大臣杨芳虽于3月5日到达广州，但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未抵达，从各省调集的兵勇也未到齐。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有违道光帝的本意。4月18日，道光帝大加斥责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按：杨芳于4月3日奏称：奉调之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辟兵，陆续到粤者已有八千余名），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并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①

兵力不足是英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集中兵力于广东，定海英军遵照义律的命令，于2月25日撤离南下，3月初先后抵达广东。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也率兵七百名赶到。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三千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开广东，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并争取援军，以便加强进攻广州的力量。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筑。它南濒珠江，北依白云山，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十五座，防卫相当严密。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

■ 抵达广州。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①，未被重视。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计议，判定英军进攻广州，“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滘，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②。接着，将本省和外省调来的清军，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六百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两炮台安设新铸八千斤大炮二门，控制江面；于城北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四千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四千一百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兵一千二百名扎于城北，联络旧城北面守城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一千五百名于佛山，以保护粮台重地。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于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四千余人正在赴粤途中。

（二）英舰沿江上犯，清军三路反攻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决定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侵入广州附近的英军发起一次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各处炮台。当时，英军舰船早已占据大黄滘、二沙尾二要隘，并经常游弋于白鹅潭一带。

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①。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兵弁“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一千七百余名，暗藏火箭火弹，手执钩镰，于傍晚潜出城外，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用长钩将其钩住，抛掷火箭火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英军对清军的反攻早有察觉和准备，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发起攻击。英军立即开炮还击，由于舰船较高，火炮死角较大，打不到附近水面，因而有的英船受创，少数侵略军跳水溺死。与此同时，清军西炮台和东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射击，给英军舰船以一定杀伤。②但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掉不少。同时，当晚清军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时，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舰乘顺风发起进攻，对西炮台进行猛烈炮击，守军溃退。英军接着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奕山等筹划多时的广东反攻作战，由于谋划不周、敌已有备等原因，遂以失败告终。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义律等根据侦察所得的情报，选定城西北为主攻方向。在此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尔后绕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的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注意力，保证主攻部队的行动。攻城英军共二千七百五十三人，其兵力部署是：以英军第26团为右纵队，配属炮兵二十人和工兵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以英军第49团、第18团及水兵、炮兵等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人为左纵队，在广州城西北清军防备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带登陆，担任主攻。左纵队分为四个大队：步兵大队由英军第49团、马德拉斯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部编成（共六百四十六人）；炮兵大队由马德拉斯炮兵和皇家炮兵、印度工兵各一部编成（共四百一十七人），携各型野战炮十三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和“宁得罗”号舰的水兵编成（共四百三十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18团编成（共九百人）。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开始在商馆附近登陆，未遭任何阻击就占领了商馆区。该区紧靠城南，对广州城威胁甚大，但广州城高兵多，进攻不易奏效。在右纵队登陆一小时后，左纵队搭乘的三十只船在铁壳轮船“尼米斯”号（即“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但湖南兵为了争功，竟在后面乱放排槍，击伤壮勇多名，引起混乱。英军后续部队趁势大批上岸，占领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布置了警戒。25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六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四千一百名贵州、湖北兵防守。25日上午8时，英军炮兵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英军第49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一个高地；第18团从左面迂回到炮台侧后，占领另一高地，以切断拱极、保极炮台后路，并掩护第49团的进攻。从正面进攻拱极、保极炮台的任务，则由水兵大队担负。

防守城北各炮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欲乘敌立足未稳，带兵出城夺回炮台，奕山不允，清军只得依托城墙不断地炮击敌军。英军占领城北四座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万余清军收缩城内，满城大吏惶惶无主。

26日，英军正准备攻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即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广州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日内撤至离广州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条约没有涉及香港的地位问题，但义律却于6月7日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清军在广州城下打了败仗，并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奕山等竟编造一套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①等等，欺骗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败仗，却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②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七、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参见附图一）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等不断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更是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

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后，连日四出騷扰，无恶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反抗。三元里附近一百余乡的村民，在菜农韦绍光等的联络和号召下，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义军，进行武装自卫。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

三元里人民抗英战斗指挥旗

5月30日凌晨，臥乌古亲自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团约六百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在敌军进攻面前，义军主动撤向山冈，当英军停止前进时，则鸣锣击鼓，一齐向敌人进逼。英军复进，义军再退，最后将英军诱至牛栏冈附近。此时，伏众四起，漫山遍野，杀声震天，英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十分狼狈。下午2时，雷雨将至，英军为摆脱被动，再次发起进攻。义军依然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不久，大雨倾盆，英军火药尽湿，槍打不响。义军乘机从两翼包抄，迫使英军后撤。义军趁势追击，用长矛和钩镰槍刺死刺伤敌人十四名。在追击过程中，一路义军截住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六十人），将其包围于稻田中，用刀矛毙伤三十四名印度雇佣兵。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槍”①前来增援，这个被困两小时之久的连队才抬着伤员，狼狈逃回营地。接着，抗英群众重重包围了四方炮台。

三元里人民缴获英军的军装、肩章等物品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围歼英国侵略军的同时，三山村人民也拿起武器，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二门及槍械一部。广州附近其它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自动参加抗英斗争。5月28日，佛山镇义民围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亦组织群众，于5月24日深夜袭击泊于虎门的英船，烧毁一艘。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5月3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军。6月1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开始撤离广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英军此次沿珠江北进，孤军深入百余里，进犯广州，本为清军提供了极好的歼敌机会。当时，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清军不下二万人，占有很大的兵力优势，又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港汊和山冈林木可以利用，有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炮台可资依托，有广大民众爱国武装的自动支援，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的有利条件，多方袭扰和打击敌人。特别是英军在广州登岸之后，基本上不再拥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清军更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给敌人以重创。但清军不仅在水上敌不过英军，在陆上同样不能取胜，这是清廷昏庸、将帅无能的表现。清军军事思想保守，筑城落后，战法呆板，加以临时从各省抽兵参战，非但兵将互不熟悉，而且互相对立，互不支援，虽然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却形不成一支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军队，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手持简陋武器的三元里等地人民，凭着一腔热血，有勇有谋，使拥有良好武器装备的英军多次陷入重围，遭到重大杀伤，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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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四），第210页。

② 高人

■ ：《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45页。

③ 琦善：《照复英人并筹办防守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55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7—618页。

① 陈连升（？—1841），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1839年李部击退盘踞珠江口官涌之英军，因功擢三江口副将，调守沙角炮台。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6页。

②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175—176页。

③ 琦善：《筹防堵英船并酌拟章程底稿呈览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14—815页。

④ 参见《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第3版胡思庸、郑永福文章：《〈川鼻草约〉考略》。*

⑤ 《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页。

①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06页。

① 杨芳：《筹备攻守机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83页。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56—957页。

① 林则徐提出的六条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参见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② 奕山：《官兵渐次到粤分守要隘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页。

① 奕山：《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页。

② 关于这次夜袭的战果，据奕山等奏称：共烧大兵船二只，大舢板船四只，小舢板数十只。英方记载：帆船“曙光”、“路易沙”号损失很大，兵船“摩底士底”号上三人受伤，两根护桅索被切掉。

① 奕山：《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页。

① 当时，印度军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槍，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但英军已部分装备了先进的用雷管击发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槍，槍弹仍是球形，前装药，射程为三百三十米，雨天已不受影响。英军派到三元里增援的两个水兵连，即装备这类步槍，俗称“雷管槍”。

这次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但实际上是由英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反侵略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一、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才能有效地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觊觎我国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陰谋，必须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共御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积极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团结西藏上层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方面；此外，团结达赖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够，以致给英帝国主义拉拢西藏上层人物，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造成了可乘之隙。

为了增强防御力量，派部分川军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军队必须严守纪律，以取得西藏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加之入藏川军纪律败坏，不讲政策，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结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国内政局不稳和屈膝媚外政策，

助长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

子的嚣张气焰

这次战争发生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年代。袁世凯篡权以后，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屈从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命令川军停止进军西藏，从而助长了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一再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使川军处于被动地位。

正当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亲英分子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之际，四川、云南的政局也动荡不稳。自1913年至1917年，先后爆发了川军与川军、川军与滇军、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多次战争，这就影响了集中力量抗击藏军对川边的进犯。不仅如此，主要将领之间也勾心斗角，由尹昌衡亲自推荐的护理四川总督胡景伊，也挖他的墙角，使西征军在兵员补充和粮饷接济上，多次发生困难。此外，边军之间也有矛盾，作战行动往往不能协同一致。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平乱作战。

三、不注意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的爱国

力量，是这次战争的一大失策

这次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蒙蔽部分藏军为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军中，不少指挥官是受英国和少数亲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骗而走上战场的，多数士兵是被迫征调的贫苦牧民。藏军内部又互不统属，极不统一。不少爱国僧俗大众对英国侵略西藏深恶痛绝，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是川军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爱国力量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论是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促使藏军官兵觉醒，从而厌恶这种不利于祖国统一和自身利益的战争。川军虽然做了一些所谓“招抚”工作，但成效甚微。在进攻乡城的战斗中，左右两路军依靠军事上的威慑力量，曾迫使部分藏军投诚，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只是暂时地屈服，一旦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又重新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后勤支援，对在西藏高原作战

具有特殊意义

1912年川军被迫出藏，1918年藏军东犯时川军迅速溃败，除了政治原因外，在军事方面，后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边与西藏同属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部队的粮饷无法就地取傍，主要依赖后方供应。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视边防建设，对军械粮饷的储备和供应，事先没有统筹安排，而是在临战前仓促筹集，加之在进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战争爆发后大部遭到破坏，更增加了后勤供应的困难。因而缺粮断饷，弹药不济之事，屡屡发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辛亥革命时，部分驻藏川军哗变，也与长期欠饷有关。进攻乡城及以后的战斗中，一些部队无法进行攻坚战，一些部队被迫中途停顿，一些部队作战失利，均与械弹、粮饷得不到及时供应有关。这些都说明，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环节。

1904年7月14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步骑兵二千人（携带火炮八门）及后勤人员二千余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进犯。自江孜失陷后，西藏抗英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势力抬头，终于向西藏军民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噶伦降巴丹增放弃了指挥，再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西藏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卡罗拉、浪卡子等地，自动组织起来袭击侵略者，给敌以重大杀伤。达赖几次派代表要求英军退回江孜谈判，均遭荣赫鹏拒绝。7月25日，英军抵达雅鲁藏布江边，达赖见大势已去，遂将政务委托给噶勒丹池巴大喇嘛，自己前往青海。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

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以后，到处烧杀抢劫，存于布达拉宫的各种珍宝、文物和宗教书籍几被掠夺一空。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激起西藏人民的心中怒火。拉萨各寺曾组织大批喇嘛，准备抗击敌人，但因无人指挥而未成功。侵略军不但面临着可能再次出现的西藏人民的巨大反抗，而且还面临着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更加困难的严重威胁。哲孟雄至拉萨沿途高山，9月初就开始下雪，因而9月中旬以前英军必须撤出拉萨，否则就会被风雪所阻，孤军难返。达赖出走后，荣赫鹏找不到谈判对象，时间的拖延，对英军十分不利。荣赫鹏曾自供说：“余在拉萨只许居留一月半乃至两月，冬令前即须言旋。余既受此束缚，乃不得不加速进行条约之谈判，而外表则仍行所无事，似有充分闲暇者。要之，余此时内慌怯而外镇定”。又说：“余因期限短促，殊有进退维谷之慨。”①

但是，抱着“息兵求和”方针的清政府和有泰等人，不敢得罪英国侵略者，极力图谋通过妥协忍让的方法，尽快平息事端，这正好帮了英军的大忙。就在英军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有泰即亲自到英军营内，“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②，并向荣赫鹏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③。他严格限制和阻挠喇嘛和藏民的反抗，一再命令三大寺“不准再开兵衅”，并指令以噶勒丹池巴喇嘛为首的噶厦代表团出面与英军谈判。荣赫鹏见有泰如此软弱无能，更加肆无忌惮。谈判中，侵略者对藏方代表提出的公正要求，一概不予置理，叫嚣“惟有接受我方之条件，否则惟有听我继续以武力压迫”④。

1904年9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的威胁下，与英国侵略者在布达拉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由于文案何光燮的劝阻，有泰才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这项条约规定：开江孜、噶大克（今西藏噶尔雅沙）、亚东三处为商埠，向英国赔款五十万英镑，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一带的炮台、堡寨一律削平，所有驻防军队全部撤去，西藏一切内政外交都要请示英国，他国不得干涉。根据这个条约，西藏实际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于9月23日匆忙从拉萨撤走。

但是，该条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也感到条约有损中国主权，令有泰切勿画押。12月，清廷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重新交涉。直至1906年4月，中英双方于北京重新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了原《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但新约中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①，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使英国变西藏为殖民地的陰谋未能得逞。

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客观上是由于1864年以前清廷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太平军，只用一部分力量对付捻军和其他起义武装，使捻军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主观上则是由于捻军本身具备不少优点和特点，并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一）具有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身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而陷入苦难深渊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十余年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举家从军，“父兄死而子弟代”，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动人事迹。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支持着广大捻军将士不畏险恶的环境，不顾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刀矛等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槍洋炮的清军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能“披霜踏雪，万苦不辞”，继续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二）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捻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非但不扰民害民，而且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自己得以“因地为粮”①，“夜不扎营，散住村庄”②。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战斗，如高楼寨、灞桥、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清军则相反，“兵勇所到之处，肆行抢掠，民间被害甚深”①，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对。一些地方甚至构筑堡寨，抗拒清军，使清军难于筹集粮食，影响行军作战。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筑圩”、“查圩”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尺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斗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三）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方针

由于地域的接近和斗争的需要，自1857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雉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部屏障的作用，使太平军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此期间，捻军还向太平军学习了构筑防御工事等方面的技术，提高了防御作战能力。清将胜保颇为惊奇地说：捻军“挖壕筑垒迥异从前，非有粤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诡谲”②。袁甲三也说：“数年以前之贼，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③太平军方面，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战场上，也注意运用捻军迂回运动战法，打了一些漂亮仗。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所率的西北太平军余部决定合为一体，组成一支统一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不实行整编，各自独立作战，将很难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捻军和太平军整编后，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与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等条件相适应的。当时，清廷已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捻军，先是派遣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后又调集装备新式槍炮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淮军和湘军，在豫、皖、苏、鲁、鄂等省的地方军配合下，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兵力少，武器装备低劣，又是孤军作战。如果实行阵地防御作战，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把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充分发挥骑兵在平原旷野地区纵横驰骋的特长，实行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避敌之长，补己之短，使清军的槍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武装的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都要高出一筹。尽避后来东、西捻军先后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二、捻军起义战争的教训

捻军起义战争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就政治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眼光短浅，组织松散，形不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成员基本上是农民小生产者，既有反抗压迫剥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们所在的家乡，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捻军首领中除张宗禹等个别人外，都没有文化知识，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注意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没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参加。因此，他们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并教育动员广大捻军将士和农民群众为此而奋斗，而是长期局限于解决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这就必然影响到建军、作战和内部团结等一系列问题。正由于捻军首领们不能在斗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军事斗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高度，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争取友军，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因而不可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帮命战争的胜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不仅在初期普遍存在，后来淮北各支捻军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过程中，仍然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建设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并丧失了许多有利的作战歼敌时机。

捻军不仅受小生产者狭隘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这既是它不能与太平军达成真正的联合（“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组织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以来“各统其众，各居其巢”①，独立战守，互不统属，互不协同配合。有的则时合时分，分多于合。雉河集会盟，反映了一些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捻军的数量虽多，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清军，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雉河集的几次失守，许多捻军圩寨的被各个攻破，以致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着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

从1853年至1857年初，捻军的力量发展很快，而当时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对付太平军，只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对付捻军，清军在豫、皖、苏、鲁边界地区，只能固守少数据点，形势对捻军非常有利。如果当时有几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捻军，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对固守孤立据点的清军或长围久困，或一面围城一面打援，或把清军诱出城外，寻机加以歼灭，则将大大有利于尔后的作战。这一时机的丧失，无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东的单县、鱼台、金乡、曹县，江苏的砀山、丰县、萧县等地，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当时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由于捻军的不少重要成员参加过贩运私盐和一开始就热衷于外出“打粮”等活动，因而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白白地丧失了几个有利时机。一是从起义到1857年前，没有趁清军力量薄弱之机，在起义地区建立农民政权，着力于摧毁清军的少数据点，消灭地主团练武装。二是当胜保、袁甲三等率清军南下淮河流域进攻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时，淮北的捻军在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的过程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使当地的清军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但没有与当地的起义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团练武装的日益嚣张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结果在僧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运动战，虽然歼灭了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以后又屡败湘、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虽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敌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三）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战略指导上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在后期将部队分为东、西两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又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而绝不应分散兵力，最多只能实行近距离的分兵，即以一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围歼尾追的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陕进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兵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以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

捻军领导者始终把解决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这也是不妥当的。淮北捻军只顾外出“打粮”，而不顾家乡的安危；后来的东、西捻军，也因就粮于富庶地区，而不顾敌情、地形等其他重要条件，结果误入绝地，被敌所困，加速了自己的败亡。这都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作战指挥上的失策也是不少的。在初期，捻军曾多次包围归德城，由于武器装备低劣，没有强攻坚城，这是对的。但不懂得利用围城达到伏击援军的目的，往往一闻援兵到来，不管是多是少，便撤围他走。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捻军攻占了几座城市，便由流动作战转为分兵守点，当清军进攻时，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结果被动挨打，所据城市逐一丢失。当曾国藩、李鸿章等实行“聚兵防河”，“扼地兜剿”时，捻军设法突出清军的包围圈是正确的，但在突围作战中，缺乏计划性，表现得惊慌失措，盲目地东闯西突，以致渡河作战一再受挫。如果指挥员镇定沉着，一方面对尾随的清军杀几个回马槍，使其不敢紧追不舍，一方面作好渡河作战的侦察和船筏等物资的准备，找到清军河防的薄弱环节，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迅速抢渡，或集中兵力强行渡河，还是有可能突破清军的运河、黄河等防线的。当时，捻军中流传着“不怕打而怕围”①的说法，这既反映了捻军敢于同清军近战拚搏，又反映了捻军对清军的围堵存在着恐惧心理。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导致了渡河突围作战的无计划性。张宗禹虽然一度表现为骄傲轻敌，但当几次突围受挫时，马上转为丧失信心，盲目行动，最后造成西捻军的全军覆灭。

（四）忽视部队内部的纯洁工作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如六安、霍丘和凤陽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主要捻军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人在清军剿抚兼施，特别是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动摇变节。二是捻军的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三是一些主要捻军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仅要有不畏艰难险阻，与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到底的坚强革命精神，而且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捻军对团练头子苗沛霖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在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象团练头子苗沛霖这样的两面派人物，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苗所代表的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他与清王朝之间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但与人民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一开始就是进攻捻军起家的。农民起义军对待这种人物，当他开始联合清军进攻捻军的时候，就应该坚决予以打击，特别是当其羽毛未丰的时候，应决心将其消灭，或分化其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扩大占领区，消除心腹之患。当苗的实力已经强大，难于一下子把他消灭，并在表面上愿意联合反清时，捻军和太平军可以与他采取某些联合行动，共同对付进攻的清军。但必须时刻防止他反戈相击，背后插刀，避免处于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困境。由于张乐行、陈玉成等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对付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上当吃亏。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之一。

沙俄一面参加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面单独发动侵吞我国东北三省的战争，从开始进攻到侵占三省主要城市，各路侵略军会师铁岭，前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失败如此之快，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慈禧集团推行投降卖国政策

沙俄入侵我国东北三省之时，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和占领京津地区，慈禧、光绪出京逃亡之际。慈禧集团为了保全自身的统治地位，正一意乞和。他们唯恐东北三省的抗俄行动打乱求和部署，在沙俄开始入侵东北之日，便匆忙下令压制抗战将领，纵容投降派镇压义和团，为“将来收束地步……豫为筹计”①。因此，东北三省的抗战将领横遭贬斥，倍受掣肘，而投降派则有恃无恐，公开推行不抵抗政策。沙俄政府正是利用英、美、法、德、日、意、奥等国用兵关内，无暇顾及东北三省的时机，抓住慈禧集团急于求和的心理，加紧收买投降派，寻找走狗，协助其从三省内部遏制、阻挠和破坏爱国军民的反抗行动，为其大规模入侵扫清障碍，最后终于实现了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的罪恶陰谋。

二、前线将领和战分歧，不能统一指挥

东北三省的三个将军直隶清廷，互不统属，加之其中一人主战，两人主和，这就无法在三省之间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集中三省军民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抗战，以致形成各行其是，此战彼和的局面。黑龙江将军寿山，虽不怕朝廷的指责，不顾长顺等人的梗阻，竭尽全力进行抗战，但兵力单薄，又无后援，终于孤掌难鸣，为敌所败。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在朝廷庇护下公开进行求和活动，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镇压义和团，不准部下抗敌，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破坏了军民的抗战。

相反，沙俄政府为了统一指挥对华军事行动，成立了以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为总参谋长的战争指挥机构，统一动员和调动军队，进行战场建设，制订作战计划，明确各路军队的作战任务和各级指挥官的职责，协调各路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军令畅通无阻。由于准备充分，指挥统一，因而保证了入侵计划的顺利实现。

三、边防空虚，门户失控

由于清廷财政亏空，无力充实边防，致使东北边疆防务空虚，要隘不固。三省之中，黑龙江省尤为薄弱。寿山到任之后，虽多次“整顿旗务，办理边防”①，但边界太长，兵员太少，该防的要点无法防，该堵的隘口没有堵。加上未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政策，边境人烟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两人，所以民力短缺，粮饷窘绌。至于兴安岭以南，更是“地势平衍，无险可扼”①。吉林省除了八十年代吴大澂督办防务时对三姓、宁古塔、珲春的防务有所加强外，以后“自兴修铁路以来，边禁、江禁均弛”②。俄船可溯松花江直逼三姓，火车可直达宁古塔。珲春与俄境接近，也旷无障阻。盛京省自旅大被沙俄强占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沙俄侵略者攫取了中东铁路建筑权，三省边界的许多山口、通道，任其自由出入，清军关卡哨所几同虚设，冲要之地门户失控，因而战事一起，俄军得以乘虚而进，迅速占领各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北全境。

四、兵力不足，部署分散

在沙俄进攻期间，三省只有驻军一百一十余营（八旗兵除外），约五万人，其中有不少是新募之兵，战斗力很弱。五万兵力中，参加抗战者不足四万。以四万兵力抗击十六七万俄军的进攻，兵力对比过于悬殊。同时，四五万清军又分布于广大的东北三省，形成极为分散的部署，因而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俄军都能集中至少三倍于清军的火炮和数倍于清军的兵力。这就决定了清军失败的必然结局。在作战中，俄军又比较善于集中优势火力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致使清军每战损失甚大。

五、装备落后，指挥笨拙

东北三省的清军不仅数量少，而且编制杂乱，装备落后，训练废弛，素质很差。

东北三省清军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不少部队“均系以抬槍来福槍及各种土槍搭配散发”，有的部队“即抬槍土槍亦无从搜给”①；“即分发各营之槍，持用多年，亦多窳败，且有不堪修理者”②。战争开始以后，关内的武器弹药无法运去，只有靠吉林机器制造局补给；而其生产能力有限，且又掌握在投降派手中。清廷虽曾谕令长顺酌量给其它两省调拨军械，长顺却要求从盛京及南方各省调拨槍炮支援吉林。因此，战争过程中，清军“粮饷槍械子弹均不敷用”③。而俄军装备精良，又控制了交通运输网和建立了战场物资供应基地，所以可以及时得到充裕的弹药补给，在作战时能以优势的火力压倒清军。

东北清军高级将领中，长顺、增祺不但在政治上是主和派，在军事上也是胸无韬略、长期未经战阵的庸碌之辈。主战的寿山虽参加过甲午战争，但在作战指挥上表现得机械呆板。战前，他把有限的兵力大部分散于边境前沿，不注意充分利用地形加强纵深设防，因此，一旦前沿城镇失守，就无法在纵深进行有效的防御。另外，不注意利用民众力量，配合清军于侧后袭击俄军，破坏俄军的水陆运输、物资补给，迟滞俄军的进攻，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在这方面，还不如忠义军灵活多变。

与清军的情况相反，参战的俄军将领大多经过军事院校的专门培养和战争的锻炼，懂得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有不少熟悉我国情况，是专事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冒险家。在进攻作战中，他们善于指挥步、骑、炮兵协同作战，尤其善于发挥军队数量锐减，黑龙江省最后几乎到了已无再战之兵的地步。骑兵的快速突袭和炮兵的火力优势。他们以哥萨克骑兵和骑炮兵组成快速支队，突袭清军阵地，使清军仓卒应战，措手不及。后续部队到达后，即以优势炮火猛轰清军阵地，并派兵包抄清军侧后，前后夹击，攻占阵地。在清军败撤后，又以哥萨克骑兵进行追击，达到扩大战果，进一步杀伤清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当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俄军也暴露了战线长、兵力分散、翼侧暴露等弱点。但是，由于清军将领不善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俄军的这些弱点才未充分暴露，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惩罚。

沙俄动员了十七万左右的兵力进攻我国东北三省，比八国联军的总兵力还多两三万人。其所以要进行如此巨大的赌注，是为了在得到八国共同分赃的份额之外，独吞东北三剩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牵制，沙俄不得不暂时放弃独吞之举，但它根据《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却占清政府向各国赔款总数的29％，居各国所得赔款的首位。因此，连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也承认，1900年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①。然而沙俄的欲壑难填，它吞并我国东北三省之心不死，不久又增兵东北，进一步地同日本争霸中国东北，终于酿成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再次把战争的惨祸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

1916年2月21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所部方声涛梯团千余人①，由昆明出滇南，趋广西，东征粤浙。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

袁世凯之由海路运兵南下，取道越南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的计划受阻后，即任广东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广东将军龙济光之兄）为云南查办使，令其率军经广西进攻云南。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以广东陆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李文富为先锋，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粤军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约计八千）经梧州到达南宁。龙觐光与广西将军陆荣廷系儿女姻亲，他劝陆效忠袁世凯，率兵攻打云南。陆佯为应允，并派其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个营协助龙军。龙觐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为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以黄恩锡为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经西林（今定安）绕攻云南广南；张耀山、吕春绾各率二千人（编成第三、第四队），为主攻部队之后援；以朱朝瑛率兵千人，北趋西隆（今隆林），阻断黔省援兵进路。龙济光则派其子龙体乾潜回云南蒙自老家，组织武装暴乱，以策应龙军的正面进攻。

正在开进途中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闻报，即命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迅速在云南之富州（今富宁）、广南一线展开，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另请待出湘西的黄毓成挺进军（一个梯团）和准备增援贵州并已进至沾益的赵钟奇梯团（欠一支队），经贵州兴义折向广西西隆，从翼侧进攻龙军。

1916年2月底，龙军分兵两路进窥云南。黄恩锡率四个营为右翼，由西林经龙潭乡向广南县城潜进；李文富率该团主力为左翼，进攻剥隘、皈朝。

剥隘地形险要，为滇桂边界较繁盛的商埠。驻守该处的滇军张开儒梯团两个连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击，势孤力单，于下午3时撤离，退守皈朝。不日，张开儒亲率梯团主力（步兵三营、炮兵一连）驰赴皈朝，构筑阵地，据险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护国军坚守虹山阵地，英勇抗敌，鏖战七昼夜，彼此呈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护国军方声涛第二梯团也与敌在龙潭激战。龙潭是由西林进攻广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龙军第二路司令黄恩锡派兵控制，其主力则由龙潭继续向广南攻击前进。李烈钧命方声涛梯团迅速由广南前出，迎击该敌。该部在龙潭以南之石洞与敌遭遇，激战数日，始将敌击退。

广西将军陆荣廷，政治上倾向进步党，与袁世凯素有矛盾。当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陆表面上敷衍应付，暗中则与反袁势力互通声息。云南独立后，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

超等人的鼓励下，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广西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护国军第二军的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时赵钟奇部也由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黄恩锡部后路。黄部腹背受敌，失败而逃。

与此同时，黄毓成之挺进军也出兴义，经潞城向百色挺进，于黄南田一带与袭扰黔边的龙军朱朝瑛部遭遇。经一夜激战，击溃朱部，遂直趋百色，与桂军会师。时坐镇百色的龙觐光及其所率部队，已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

在皈朝与滇军作战的龙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战败退至者桑，旋见右路兵败，后路遭袭，龙觐光被擒，感到大势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窜扰云南蒙自、个旧、临安（今建水）一带的龙体乾叛乱武装，也遭到滇军刘祖武梯团和唐继尧组织的援军迎头痛击，迅速土崩瓦解，逃离滇境。至此，袁世凯的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之计划完全破产。

滇桂边作战结束后，李烈钧遂督师东进广东②，黄毓成、赵钟奇部则奉命援川。

滇桂边之战，虽然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李烈钧部及时赶到富州、广南一线，阻止了龙军的入侵，从而打破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陆荣廷之宣布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②，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①。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槍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川、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②。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②，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拾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①。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膺，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②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①，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旸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②。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③。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潼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騷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①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②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缺，“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避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①，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顾品珍令金汉鼎率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守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衢两旅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井，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因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成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货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②，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于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蓝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③，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尝炊锅山、白沙尝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尝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尝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槍支大半散失”①。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辎重损失殆荆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参见附图三十三）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饱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陽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陽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尝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尝黄角桠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常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桠、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②。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①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尝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桠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陽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①。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武山和黄角桠，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壁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壁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毓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顺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

■ 在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遥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陽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陽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槍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常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②，但其

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①。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陽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陽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①。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饱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陽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陽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陽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陽。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陽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2月18日占领简陽，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一、联军策划北犯，清廷置若罔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额尔金、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美、俄公使完全赞同英、法的图谋。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广州沦陷后，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不会继续入侵，因而命令柏贵“以情理开导”，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然后“相机筹办”。同时，任命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由京赴粤，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要柏贵等借助广东绅民之力，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众怒难犯，……不致诛求无厌”①。不久，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但他仍然置若罔闻，不立即采取对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②，以防意外。

二、联军进逼大沽，清军仓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派舰艇抢劫民船商船，掠夺财物粮食；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临战训练，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槍挑衅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仅有守兵七百人。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间有新城、葛沽，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谭廷襄认为，敌军“长于水，而不长于陆，狡猾性成，未必肯舍长就短”，因而提出了“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的方针。①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钱炘和等率兵约八千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其部署是：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大沽东、西二村之间），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钱炘和总办粮台，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雇募海船、盐船四十余只，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便于两岸联络，协同作战。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二千余人，携炮三十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谭便令国瑞率马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令珠勒亨率马步兵千余人、富勒敦泰率火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

三、联军大沽登陆，清军抗战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会清廷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使则仍到黑

龙江等处会办。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调处”上，企图以美、俄牵制英、法。经过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50000061_0179_0①。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

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在此以前，联军拟定了如下攻击计划：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同时发炮攻击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攻击。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军二百八十九、法军一百六十八）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军三百七十一、法军三百五十）组成，攻打南岸炮台。

20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当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四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十一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五十只火船、火筏，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拨开，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

1858年5月，英法联军炮击大沽口炮台

击毁，南炮台炮墙亦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兵遭敌炮轰击，伤亡甚众。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军冲出炮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他们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个美国人也承认：“中国兵械虽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①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钱炘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其炮艇沿白河驶向东沽，烧毁浮桥，占领东、西大沽二村。

这次作战，大沽清军数倍于敌，但仅仅接战两个多小时，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动摇不定，缺乏抗战决心。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咸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设防，一面又令谭廷襄等“平心静气”地与侵略者“理论”。前线指挥官谭廷襄虽然奉旨设防，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战前既无周密的防御计划，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危急时刻则带头逃跑。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也直接影响了战斗的进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连这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程，结果，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各炮台发射的炮弹便大多成为远弹，不能命中目标。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一旦遭敌火箭攻击，木架着火燃烧，火炮随之滚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此外，炮台后路部队畏缩不前，有的望风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联军威胁津京，迫签《天津条约》

5月24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于26日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统观事态，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①。当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时，谭更加惊恐万状，认为“时势危急，战守两难”，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咸丰帝以天津逼近京城，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桂良等与英、法、美、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扮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陰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瑷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是当时全国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起义，有的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甚至并肩战斗，有的没有联系，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然而，不论处于何种状态，彼此之间在战略上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与支援作用。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才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坚持斗争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六七年，长则十九年）。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由于各次起义都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大，各族贫苦农民的斗争都比较坚决；其次，太平军和捻军等的积极作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牵制了清军的主要力量，使之无暇他顾，以致边远地区清军兵力单薄，起义武装得以乘机发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区山高沟深，交通闭塞，人稀粮少，气候条件差，清军“进剿”困难。多次起义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国政权，并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而起义诸军则未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坚强领导和统一的战略部署，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还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起义，必须实行联合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对敌，便成了夺取起义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护汉抑回”等反动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回汉仇杀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回汉两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则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众起义之后，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团结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回汉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他还实行“重用汉人”的政策，积极吸收汉人参加滇西起义军。除汉族之外，彝、白、傣、景颇等少数民族人民也大量参加起义军。所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实际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汉、彝、白、傣、景颇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联合反抗清王朝的起义战争。这正是它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活跃于贵州高原上的数十支起义武装，也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又有其他民族参加的多民族的战斗集体。各族起义军相互应援，密切配合，以至并肩作战，乃是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突出特点和成功之处。1863年罗光明、潘名杰、何得胜各部起义军对贵陽实行长期围困，虽非长算，但他们相互配合，“声气相通，互为援应”，却使敌人左右为难，“无可如何”。①

与上述情况相比，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明显的不足。陕甘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数掌握在回族上层分子和阿訇手里，他们既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足以动员和号召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行动的口号，反而常常把回民群众的反清斗争引导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纠纷上来。这样，既影响了回民起义军内部的团结，更妨碍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间的合作；而统治阶级则正好利用矛盾，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

要战胜拥有强大武装的敌人，起义者必须首先武装自己，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并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使之英勇善战。云南回民起义之后不久，杜文秀即对各地集合起来的部队认真进行整顿，确定部队的编制，建立各级军事组织，制定规章制度，严格军事纪律。经过整顿，滇西回民起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是善于构筑防御工事，具有较强的防御作战能力。围攻昆明时，只有数十人防守的营垒，却能屡挫敌锋，使清军“动损精锐，破一垒难于披一坚城”①。晋宁之战，起义军守城六七个月，粉碎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并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城内与敌相持两月有余。不少事实表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军是一支较有组织纪律、颇为善战的军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蓝起义军入川后队伍迅速扩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余万人的起义大军。但其军政素质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无论进攻和防守，都不能较顺利地战胜少于自己的敌人。绵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军进攻时，又表现防御能力不强，且一败而不可收拾。再如陕甘回民起义军队伍，虽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组织很不严密，平时与老弱妇孺同住一起，行军作战时家属也随同行动，极不利于战斗。贵州各族起义军则多采劝亦兵亦农”的政策，这对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长期坚持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起义军没有脱离生产的基干队伍，以致军事行动经常受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往往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且因平时忙于生产，缺乏必要的训练，军政素质得不到提高，因而难以抵挡象湘军这样训练有素而又有实战经验的军队的进攻，致遭失败。

三、必须适应当时当地的敌我条件，采取和创造灵活的作战方法

起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起义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义军总是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剿”，而起义军在数量、军事素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一般又劣于敌人。这种敌强己弱的客观形势，不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并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会改变的。起义战争的领导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作战中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的作战方法，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起义军在作战上都采取饼一些适合当时当地情势的战法。如陕甘回民起义初期，起义军注意“避实趋虚”，经常派出骑兵往来游击。进攻时一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马队在敌阵中“来往冲突”，使以步兵为主的清军难以招架；退却时立即转入山径僻道，“飘忽靡常”，使清军不知自己的去向。贵州起义军则能利用崇山峻岭、山陡沟深、溪多林密、路径纷歧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敌人周旋。清军进攻时，起义军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险塞固守，使清军想打打不着，想攻攻不破，尔后利用有利时机，袭扰敌人；清军被迫撤退时，则出兵追击，或绕出敌前，设伏以待，使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特别是当湘军向苗区进攻时，苗军采劝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湘军后方和清军占领区进军，调动敌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用。李、蓝起义军在“非万不得已不可与战”的原则指导下，以高速流动来摆脱敌人或寻求战机，“往往百里突至”，“所入无不大获”。陕甘和贵州各族起义军还利用山区粮缺、粮运困难的特点，出奇兵于敌后，袭击清军的运输队，阻断清军的粮道，使敌人粮匮援绝、军心动摇，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的作战。

但是，不少起义军对采取和创造趋利避害的灵活战法缺乏明确的自觉的认识，不善于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着眼，积极寻机在野战中歼击敌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顾主客观条件强攻坚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现象，以致损精耗锐，陷入被动。李、蓝起义军围攻绵州之战和滇西回民军围攻昆明之战，都导致了战争胜败的根本转折。

四、只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由于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集团。各支起义军之间或同一支起义军的各部之间，虽然有时能够互相配合，甚至联合作战，但这种关系是不巩固的、暂时的，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各支起义军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领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地区内单独活动，分军作战，形成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据一方、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起义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进攻之敌战斗力较弱，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各自为战，往往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有利于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但在起义进一步发展，敌人调集重兵进攻的形势下，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就无法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且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后期，清军首先切断了苗军和号军的联系，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号军失败，苗军失去了北方强大的友军，内部又不统一，便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下，归于失败。李、蓝起义也由于没有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尤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不能把各支起义队伍团结和统一起来，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

辛亥革命战争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次革命战争相比较，是一次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战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因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次战争却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因此，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一、辛亥革命战争取得推翻清王朝

胜利的经验

辛亥革命战争所以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首先，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已臻成熟。其次，由于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反清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武装起义斗争，为辛亥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再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汲取了屡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在清朝的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力求掌握有战斗力的武装的方针，为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几省，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的革命党人，在深入扎实的武装起义准备的基础上，善于审时度势，抓住了起义的有利时机（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廷抽兵入川，湖北统治力量削弱等），及时制定了起义计划，在中国腹地首先发难，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并直接推动了其它各省的起义（在全国十四个省的起义中，主要依靠新军或有新军参加的共有十个省），迅速打乱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阵脚。

武昌起义前夕，在领导机关突遭破坏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基层组织，发扬了革命的主动精神，坚持按原计划发难，并采取了正确的战斗行动，以积极灵活的坚决进攻，迅速摧毁了湖北的反动地方政权，夺取了首义的胜利。在武昌首义胜利后，其它各省纷纷响应，及时宣布独立，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其中苏浙沪的革命党人采取了集中兵力攻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及时把几方面的起义军团结起来，统一指挥，勇敢作战，并运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攻城战术，攻克了南京城，对扩大武昌首义的胜利和迫使清帝逊位，起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起义战争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前各次起义的地方。

二、辛亥革命战争的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之所以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固然有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阻挠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意见纷歧，在迅速到来和迅猛发展的革命高潮面前，难于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起不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一些掌了权的革命党人，也很快丧失革命意志，甚至蜕变成新的官僚政客。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军令，无法贯彻执行，甚至公开遭到违抗，致使南京临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困难。孙中山积极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就是因为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惧怕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的自发斗争，不仅不积极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只得妥协退让，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在军事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积极进攻的精神，这既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弱点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义前，缺乏全国起义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武昌首义成功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又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致使武汉的革命军不能及时得到其它各地切实有力的支援。在武汉的革命军方面，由于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军事指挥经验，因而在面临优势清军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未能实行如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方针：“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①，以致陷于被动境地。例如，起义军在攻占由残敌据守的刘家庙之后，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歼初到滠口一带的北洋军先头部队。又如，当北洋军分批南下，向汉口逼近时，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时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党人，也未及时将本省镑处起义武装统一起来，尤其不懂得将积极反清的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实行城市起义与农村起义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不停顿地袭击南下清军之侧背，致使武汉起义军陷于孤军奋战，以寡敌众。加上武汉起义军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作战部署一再失误，终于被迫退出汉口、汉陽，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武汉起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终于成为导致辛亥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一、丰岛海战以后双方舰队的行动

丰岛海战以前，日本政府“预料陆战可操胜券，但对海战的胜败如何尚抱疑虑”①。日舰丰岛偷袭得逞，使日本海军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自那以后，联合舰队一直活动于朝鲜海域，一面掩护后续陆军和军械粮秣的海上运输，一面声援在朝日军的陆路作战。8月5日，联合舰队接到日本大本营关于搜索和击破中国舰队的命令，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往黄海西部海面，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进行搜索和挑战。

北洋舰队方面，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只是稍有损失，对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并无多大影响。战后第二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同时又说：“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②丁汝昌于7月27日率队由威海卫出发，由于受李鸿章“保全坚船”指示的束缚，不敢前往汉江口，仅至大同江口外即返回威海卫基地，以“未遇倭兵商各轮”敷衍了事。中日宣战的当天（8月1日），李鸿章又电告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相机截击”。但又继续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①于是，丁汝昌于出发前复电李鸿章，以无侦探快船、又少快炮等为由，言明不能去汉江口，只宜“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棱查”。李鸿章当即转告总理衙门，称丁所言“似系老成之见”。②8月5日，清廷得知叶志超军已经溃败，预料日军必将北攻平壤，于是令北洋舰队专顾大同江口一带海面的安全，以便由海路增援平壤。8月9日，丁汝昌第三次率队出巡。第二天黎明，日舰二十余艘突然出现于威海卫港外，遭到海岸各炮台的猛烈炮击。当晚，日舰又窜至旅顺口外，与城头山炮台交相炮战。清廷闻知威海、旅顺一带洋面有日舰活动，甚为惊骇，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③。8月23日，清廷进一步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④。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这样，日本海军便完全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领了从海路进攻中国的有利前进基地。

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队出巡无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击。8月26日，光绪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李鸿章不得不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同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进一步强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建议清廷放弃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而主张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①从此，北洋舰队更加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

二、海战经过

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派兵增援。为了及时到达前方，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八营四千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这样，海军掩护，责无旁贷。李鸿章乃令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
日上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其编成如下表：9月16日2 时左右，铭军搭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五艘轮船，在北洋舰队的护卫下，由大连出发，午后抵大东沟。“平远”、“广丙”泊于港口，由“镇南”、“镇中”两炮艇护送进港，“定远”等十舰均泊于港外十二海里之大鹿岛东南。铭军四千人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过，此时平壤已失，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早想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当得知中国海军将护送陆军赴朝的消息后，便于9月14日午后由仁川港出发，15日到达大同江口。因不见有中国舰船，伊东祐亨命部分舰只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师团进攻平壤，其余舰只暂泊于小乳纛角的东北。伊东祐亨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一带，于是不待全舰队集中，立率军舰十二艘，于16日下午出发，向黄海北部的海洋岛方向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其战斗序列如下表：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时，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随即命令舰队起锚迎战。这时，双方舰队的力量对比如下表所示：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航速快，机动性好，火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两艘巨型装甲战列舰，重炮多，防护性能较好。

战斗之前，丁汝昌曾规定三条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①

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各舰爱国官兵，“皆同仇敌忾，凝视敌队，自负决心，勇气百倍”②。日舰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跟进，12时许，又将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移至本队的左侧（非战斗一面）。丁汝昌、刘步蟾及总查德国人汉纳根等在“定远”舰前方的飞桥上，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单纵队）扑来，决定采取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①。由于阵形尚未完全组成，旗舰即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前进，“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后续舰斜行追赶不及，以致形成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又叫“燕剪阵”）。因此，日方认为，北洋舰队当时所列队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定远'、‘镇远'居中……”②。

日舰第一游击队开始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央，约距离一万二千米时，稍向左变换航向，然后又按原方向前进，准备首先进攻北洋舰队的右翼。本队也取大致相同的航向继进。

17日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弹丸落于日舰第一游击队近旁，但均未命中目标。当时正值微弱东风，硝烟弥漫于北洋舰队之前，日舰趁机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当前出到离北洋舰队右翼约三千米时，日第一游击队四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13时5分，彼此仅距一千六百米，日舰以低弹道向“超勇”、“扬威”实施抵近射击，二舰相继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中弹起火，但很快被扑灭。约13时30分，“超勇”沉没。这时，“平远”、“广丙”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但因火力均不强，未能改善右翼态势。

当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炮击。北洋舰队虽然阵形已被打乱，但各舰随时变换方向，力求使舰首对敌，以充分发挥主炮威力。“‘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①。日舰“比睿”、“赤城”因速度迟缓掉队，正好被北洋舰队所截击。13时10分，“比睿”突然改变航向，向右急转舵，冒死从“定远”、“来远”之间窜逃（距“定远”约一千米，距“来远”约四百米）。“定远”、“来远”以及“经远”等舰乘机予以夹击，重创“比睿”，迫使其向左转舵，逃出包围圈，追赶本队。“赤城”企图营救“比睿”，受到“来远”等舰的猛烈炮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等多人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按：即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后遁至济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②

日舰第一游击队掠过北洋舰队右翼以后，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企图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优点，配合本队作战。但本队旗舰“松岛”发信号令其归队，便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于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只对准第一游击队右侧后方，猛烈炮击。14时15分，第一游击队刚刚追上本队最后一舰“扶桑”，又见“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只得再次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与此同时，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的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这样，北洋舰队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队形更加混乱。

战斗过程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然坚持在“定远”甲板上鼓励士兵作战。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战斗，奋不顾身。“致远”管带邓世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致远”舰多处受创，船身倾斜，弹药将荆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荆“吉野”慌忙规避，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重伤，锅炉爆炸。约15时30分，“致远”沉没，邓世昌等二百五十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抗战，不幸中弹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日第一游击队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伤的“经远”。约17时左右，“经远”沉没，全舰二百七十名官兵除十六人获救外，余皆殉难。“广甲”仓皇逃跑时，“避大洋，傍岸行”，以致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23
日，遇日舰“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力不能支，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也因尾追单独逃跑的“西京丸”，而为敌第一游击队所断，未及归队。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同联合舰队本队进行着艰苦的鏖战。一小时后，“定远”只有三门炮、“镇远”只有两门炮尚能发射。两舰以寡敌众，始终保持相互依恃的距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创敌旗舰“松岛”。日方承认：“（午后）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门，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①由于无法继续指挥，伊东祐亨不得不下令各舰自由行动。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知“定远”舰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并调出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等前来助战。于是，“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也都折回。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只剩下一具躯壳，失去战斗力，其余日舰也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各舰向东南方向遁逃。北洋舰队稍事追击，由于时已日暮，加之炮弹告竭，于是收队返回旅顺。

这次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战斗中，日海军“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共死伤约六百人。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共伤亡近千人。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方，但亦给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纾从客观效果看，经过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未能达成“聚歼”北洋海军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下一步实施花园口（今旅大市庄河西南九十里）登陆进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人资本，他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然更不愿意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喋血一战，因而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①，主张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这就不难看出，李鸿章提出的“保船制敌”方针，并非着眼于“制敌”，而是在于“保船”，其实质是避战自保。李鸿章先则不准丁汝昌率舰队护航增援牙山之清军，致有丰岛之败、“高升”之沉，助长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嚣张气焰；继则多次阻挠北洋舰队出海巡航，使日舰得以在汉江口至旅顺、威海卫之间的广阔洋面自由往来，而无后顾之忧。汉纳根曾指出：当时“已有责北洋海军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为海军咎，且亦不能为丁汝昌咎也，有钳制海军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类），丁汝昌不能专主也。”①此语颇为切中要害。所以，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李鸿章的消极防御与避战自保方针，实为海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外，还与其它因素特别是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等有关。

丁汝昌以陆将任海军提督，指挥海上作战，自难得心应手。由于缺乏海战经验，因而不善于根据敌我舰船的战术技术特点，采取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黄海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夹缝雁行阵对付敌人的单纵阵，这种战斗队形诸多不利，如最难维持阵形，不便行动自由，不易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颇遭后人责难。当然，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等决定采用横阵应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晨园漫录》指出：由于北洋舰队各舰购置较早，其装备“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仍然依旧，未曾加以改造”，为了充分发挥重炮的优势，“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便”。②北洋舰队的中坚是“定”、“镇”二舰，各有三十点五厘米口径的主炮四门，它们不是安装在中心线上，而是位于军舰前部的两侧，只有基本上保持舰首对敌，才便于充分发挥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战前训令中规定“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在海战报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③的说法。北洋舰队战术运用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军舰混合编组，并驾齐驱，致使“致”、“靖”、“经”、“来”四舰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战术性能，丧失了巡洋舰应有的机动攻击作用，而陷于被动。相反，日方正是正确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四艘高速舰单独编为一队，加之采用便于机动的单纵阵，因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受本队航速的限制，进行机动突击，而居于主动地位。其次，北洋舰队在编队上置弱舰于两翼，当敌舰迂回包抄其侧翼时，得不到强大炮火的支援。正是由于这一错误，一开始就造成“扬威”、“超勇”两舰中弹起火的恶果。此外，旗舰“定远”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中弹负伤，失去升旗指挥的能力，对于整个舰队的作战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实力对比方面，北洋舰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型装甲舰和优良军港，而且将领中不少人是受过西方海军专业训练的留洋学生，士兵大多是选自沿海一带的劳动者，并聘有外国军官担任炮术、驾驶等各科教习，按西法进行训练，战前还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校阅和演习，但和日本海军相比，总的实力毕竟居于劣势。军舰的速度是关系海战胜负的重要条件。北洋舰队速度最快的“致远”、“靖远”二舰，最高航速为十八节（由于使用日久，实际只有十五六节），最慢的“镇中”、“镇南”二炮舰，只有八节，而日舰最慢的“赤城”是十点二五节，最快的“吉野”达到二十二点五节。在战斗过程中，日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始终居于“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舰队则处处显得被动，“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①。在当时条件下，舰队的攻击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联合舰队不仅火炮总数大大超过北洋舰队，而速射炮更是众寡悬殊。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发射力超过北洋舰队六倍，以致“日军以其胜利归功于速射炮”。①除此以外，北洋舰队虽有巨炮八门，“惟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②。尤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避战斗中命中弹丸不少，却未能击沉一艘日舰。

黄海海战虽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对比居于相对劣势和指挥失灵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仍能奋勇拚杀，开创了海上鏖战五个多小时的纪录，其英烈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值得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