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一、《恰克图协约》的签订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蛮横，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谈判曾一度中断。1913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

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采用民国年历。北京政府则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种特权，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派军队开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5年恰克图会议时，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亦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在《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断指使外蒙叛军进行武装騷扰。沙俄政府利用中国北京政府与它互换照会时所发表的对于叛逃外蒙参与库伦“独立”的内蒙人员，允许他们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声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扎布②率领叛匪数千人，以返旗名义窜入内蒙，大肆騷扰抢掠。当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众，停止騷扰时，巴布扎布竟进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伦、林西一带驻军进行围剿。在政府军的沉重打击下，巴布扎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众逃到外蒙境内的游格吉庙。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部跟踪追击，于11月16日进占堪布庙（距游格吉庙百余公里），侦知巴布扎布准备进行反击。当时，萧良臣所率兵力仅及巴布扎布匪军的三分之一，若向后路调兵，相距千里，缓不济急，若采取守势，又将被动挨打。萧良臣考虑到与其“坐以待困，莫若先发制人”，遂一面发电请示上级，一面行文驰送巴布扎布，“以缓其攻我之心”。①同时，激励将士积极进行袭击巴匪的准备。萧良臣在得到上级允许后，于11月20日夜，冒风踏雪，率部由山间小道兼程前进。萧部昼匿沙窝涧谷，日落继进，越过匪卡堡垒，于22日黎明出敌不意地直捣匪巢游格吉庙。巴匪于睡梦之中突遭袭击，惊惶失措。萧部“奋勇直前，势如潮涌”，当场毙匪千余名。上午11时，巴匪向东北逃窜。萧良臣下令分头追击，又生擒七百余名，夺获大炮一门、机槍一挺、步马槍千余支，其它物资无算。

沙俄惟恐巴匪残部被全部消灭，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总理”赛音诺颜汗及“外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到北京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公署进行交涉，要求政府军退出外蒙古。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都护使的驳斥。事后，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游格吉庙，另一千名赴乌得、巴尔虎东北各处，名为防堵巴匪，实为防堵政府军。11月28日，沙俄驻库伦总领事米勒尔又亲自出马，与中国驻库伦都护使进行交涉，胡说中国政府军进入外蒙违反了《中俄蒙协约》，狂妄声称“外蒙为中国领土，不过是条约上之名词，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应随意侵越”②。米勒尔还以沙俄政府的名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军退出外蒙古。库伦都护使当即给予批驳，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种种事实。沙俄领事无言对答，狼狈而返。后来，北京政府在沙俄压力下，下令政府军停止追剿。巴布扎布率残匪逃到外蒙与呼伦贝尔交界的喀尔喀河一带，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护。以后，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充当俄、日帝国主义的双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窜犯林西时，被政府军击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外蒙傀儡集团失去了靠山。在这种形势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联合上书民国政府，“情愿取消自治”，宣布与沙俄所订的条约、协定“概无效力”。1920年1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亦要求撤销“特别区域”，废除与沙俄政府订立的“协定”与各种“合同”。沙俄妄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陰谋终以失败而告终。

一、高楼寨歼灭战（参见附图九）（一）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改编

天京陷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在这危难之际，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难险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继太平军之后的抗清主力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并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亦毅然负起领导责任，“以期复国于指日”。①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变动，如将一些小旗改编成营，在任化邦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内五营和外五营的建制。

通过整编，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利于继续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在领导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隶属关系明确了，组织较前严密了；在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①，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马、骡、驴等牲口，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式上，随着骑兵的增加，发展了快速流动，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改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②。同时，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就在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日益暴露出这位王爷的无能。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却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③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又下令抽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④，拒绝湘、淮军的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清军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捻军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邓州、鲁山大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陽，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陽，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准备迎击僧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退入邓州城。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接连取得胜利，士气复振。

12月13日、14日，捻军围攻邓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趋镇平，复北经南召至鲁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县，于1865年1月6日进抵宝丰，堵截捻军北上山西，西进陕西。1月中旬，捻军与僧军交战失利，由鲁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经汝州（今临汝）前往洛陽堵截。后探知捻军集聚于嵩县西北一带，便于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进至永宁（今洛宁）东面的韩城镇。捻军随即经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鲁山。僧格林沁便督队由韩城镇经宝丰县的大营镇奔向鲁山。这时，捻军已在离鲁山十余里的地方布好阵势，待机歼敌。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龄率骑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时向捻军阵地冲锋。捻军佯败，将敌军诱过

■ 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鲁山大败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在军前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

（三）盘旋打圈，疲惫僧军

鉴于清军防守严密，捻军只得放弃入陕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伺机歼敌。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捻军游骑四出，边马直抵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内清军一日数惊，附近各州县官吏慌作一团。1865年2月11日，跟踪尾随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孤军冒进，当追到鄢陵县北阎寨坡时，捻军得知追军兵力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队赶到，亦为捻军所败。僧军连战皆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仅派出部分兵力跟踪捻军。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陽，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陽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陽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两个月来，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赋”①。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②。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了这样追击的危险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①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四）高楼寨全歼僧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陽进入曲阜。时僧军仍紧追不舍，山东巡抚阎敬铭也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陽、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陰、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丁宝桢部则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陽、兖州、邹县、滕县、峄县，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郓城西北的黄河水套地区。

黄河水套是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考城县属的铜瓦厢决口以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捻军进入该地区后，荫蔽在那里的许多被清军击败的山东各地起义军的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又众达数万。而这时僧军已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②。就在这种情况下，捻军与当地起义人民一起，在菏泽的高楼寨一带，布下了歼灭僧军的天罗地网。

从菏泽县城到黄河南岸（约四五十里）有一条经吴家店、高

楼寨的大道。高楼寨北面，有许多道防堵黄河泛滥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捻军主力就埋伏在高楼寨以北的村庄、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牵军追至菏泽之西、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且战且走，诱使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顿时号角齐鸣，声震原野，埋伏在那里的捻军将士们奋勇出击，挺矛持刀，袒臂鏖战。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镑领本部步队，是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是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是为中路。捻军亦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将常星阿部清军击溃，立即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亦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立将该圩团团围住，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冲出，当落荒逃至菏泽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一青年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中。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荆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①。曾国藩也说：两年来僧军屡挫，捻军“夺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②。薛福成在《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中称：“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总兵何建鳍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③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的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遂为捻军提供了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年5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槍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①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只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②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陽、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傍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③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准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年6月18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二）捻军继续流动作战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桢所部三千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①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当时由于捻军首领们对尔后的进军方向“争言不决”，有的主张“先陷济南”，有的主张“北趋直隶”，有的主张“渡黄由豫入陕”②，以致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数万部队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城武、定陶、郓城、巨野、濮州、范县、金乡、济宁地区，虽然队伍有所发展壮大，但较长时间无所作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好时机。及至得悉“京师有备”，自知难以渡河北上，赖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处渡过运河东进。由于此时济宁、济南等地清军防守已经加强，捻军随即回到运河以西的嘉祥。这时，张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赖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谋与张宗禹等会合，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

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先后返回蒙亳地区后，即向当地清军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一些集镇和圩寨。6月18日，捻军攻占高炉集，切断驻涡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粮道。6月21日，捻军三四万人乘胜进围涡陽城。这时，奉调开往徐州的总兵易开俊部清军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国藩也于6月30日到达江苏清江浦。英翰接连请援于曾国藩，曾即命提督黄翼升率所部水师由高良涧（今江苏洪泽县）入洪泽湖，沿淮河西上，命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军进驻临淮关。接着，漕运总督吴棠命总兵姚广武率部由濉溪口、临涣集出发，河南巡抚吴昌寿命总兵张曜、宋庆两部豫军由商丘出发，安徽巡抚乔松年命总兵张得胜、副都统克蒙额等部皖军由颍上、太和出发，驰援被困于涡陽的皖军，对捻军形成包围态势。捻军久攻涡陽不下，粮药将尽，在各路清军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分南北两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张宗禹等率领，经商丘、柘城、太康、扶沟、鄢陵、许州、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赖文光等率领，经沈丘、淮宁、周家口、西华、临颍、郾城，复折往东南，趋西平、上蔡等地。

曾国藩在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后，仍坚持其专办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他认为张宗禹一路已进入豫西，“万难追及”①，而赖文光一路进入陈州，属于十三府州，便派刘铭传等部跟踪追击。9月23日，曾国藩自临淮移营徐州。其时，赖文光一路捻军已由河南新蔡进入安徽阜陽县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带，刘铭传等部淮军以及豫军、皖军等正从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压来，妄图多面夹击，一举消灭捻军。10月1日，凹张寨一战，捻军失利，赖文光及时率军撤出，由周家口北趋西华、太康、睢州，从考城入山东，活动于曹县、定陶、郓城、菏泽等地。

曾国藩唯恐捻军进入山东半岛富庶地区，便一面命驻防济宁的潘鼎新部淮军扼守运河，一面命总兵张树珊的步队、副都统色尔固善的马队以及徐州的清军北上山东，跟踪捻军；并从苏南调总兵杨鼎勋、郭松林等部进驻宿迁、徐州，以为后援；还命刘铭传、周盛波两部淮军分别进驻周家口、归德，防备捻军南下。清廷对曾国藩在山东围堵赖文光部的部署虽感满意，但对进入豫西的张宗禹部却忧心忡忡，认为该路捻军“不西趋秦境，必北扰晋疆”①，而曾国藩所率清军多在东路，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为此，拟命李鸿章率总兵杨鼎勋等部驰赴河洛一带，进剿张宗禹部，兼顾山西、陕西门户。接着，又令正在赣南镇压太平军余部的鲍超所部湘军赶赴豫南。曾国藩深知，如果李鸿章督师豫西，必然从东路将淮军调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议暂勿令李鸿章赴河洛。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就在反动派频繁调兵之际，赖文光等已率捻军由山东进入江苏丰县、沛县、砀山、徐州一带，取得粮食和兵员补充后，又西进河南，于11月底与从鲁山、宝丰东进的张宗禹所率捻军会师于扶沟，随即西趋襄城、叶县、舞陽一带。

（三）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彻底失败

捻军不断深入河南流动作战，而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抚吴昌寿兵饷两绌，一筹莫展。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一方面诉说“豫省军务种种棘手，势处万难”，另方面对曾国藩名为督办三省军务，实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满。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前往应援”，并告诫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②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因捻军主力全部进入河南，不得不对其攻捻方略进行一些改变，表示“不复拘泥十三府州之说”。他一面坚持仍在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四处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令李昭庆部淮军万余人奔赴河南，与原驻周家口的刘铭传部淮军万余人“同作两支游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①曾国藩还准备将其大营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国藩尚未变更部署以前，捻军即已分路疾驰南下：赖文光等率部自临颍、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陽、罗山、光州；张宗禹等率部自襄城、叶县走裕州（今方城）、唐县（今唐河）、邓州。1866年1月，捻军各部先后进入湖北，赖文光一路在麻城、黄州（今黄冈）一带活动，张宗禹一路在襄陽、枣陽一带活动。1月18日，赖文光、任化邦部乘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之机，发起进攻，成大吉仅率少数清兵从麻城逃往滠口。捻军遂占黄陂等地，威胁武汉。2月18日，捻军又于黄陂东南的街埠一带大败清军，毙总兵梁洪胜等多人。

捻军在鄂东连打两次胜仗，湖广总督官文急忙请求援兵。曾国藩命总兵喻俊明等率水师驰赴武汉，令刘铭传率所部淮军由周家口驰赴湖北黄州，令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进驻豫、鄂交界地区，听候调遣。当援鄂清军刚到湖北，捻军又甩掉敌人北上，经河南进入山东。4月11日，张宗禹部在安兴寨（今菏泽东北）击败总兵杨飞熊部八营清军，13日，又在龙堌集（今巨野西南）大败总兵王心安部八营清军，20日，在郓城西北的柳条圈又败潘鼎新所部淮军。26日，赖文光部也到达郓城境内，两支捻军重又汇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捻军三次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两支南下：张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宁陵、归德等地；赖文光等率部南进江苏丰县、砀山、邳州、宿迁等地。6月15日，两支捻军在徐州汇合，旋又分开。张宗禹部由丰县、砀山走河南虞城、宁陵、睢州、杞县，又南下太康、陈州，从周家口渡过沙河，由郾城西进；赖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怀远，渡过涡河趋凤台、太和，然后入河南境内。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使其“以静制动”的方略彻底失败。

（四）曾国藩“聚兵防河”计划的完全破产

“以静制动”的方略破产后，曾国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以此遏阻捻军的流动。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长沟到山东、江苏之交的韩庄，由潘鼎新部防守；韩庄以下由杨鼎勋部驻防；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在黄河防线上，范县豆腐店以西至东明、长垣由直隶军防守，豆腐店以东的张秋、东阿一带由山东军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沙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刘铭传部防守；槐店到正陽关由乔松年部皖军防守；正陽关以下系淮河，曾国藩派水师和皖军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张树珊部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到开封，又北三十里到黄河南岸，没有河流，由李鹤年的豫军构筑堤墙防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显然，这种设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军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国藩难于做到统一指挥，特别是经常受到淮军头目李鸿章的掣肘。其次，曾国藩的“防河”战线太长，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防守薄弱。此外，还有不少人对曾国藩的防捻计划持反对意见，认为“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①。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赖、张两支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自称“闻信之余，实深焦愤”，不得不承认防线太长，兵力不足，称“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②。不管曾国藩如何巧于言词，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③。为此，清廷决定换马，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菏泽、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地区后，于10月上旬抢渡运河未成。这时，淮军潘鼎新部已进抵济宁，刘铭传部进入城武、巨野，刘秉璋、刘松山、张树珊等部也先后到达山东，进入运河防区，对捻军实施包围。捻军随即回军西向，于10月13日进入豫东地区。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等一系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可以立脚的基地，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日益明显。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①，试图改变这一不利态势，遂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在郓城东北的袁家口、开河、安山等处几次抢渡均未成功，而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踪返回山东，为避免遭敌围攻，便南下江苏丰县、沛县等地。不久，复入山东，再次进攻运河防线，又没有成功。其后，赖文光、任化邦等遂放弃进入运河东部地区的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

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①，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这一计划，得到东捻军广大将士的拥护。1866年12月初，东捻军由山东进入河南，下旬进入湖北。

清军方面，李鸿章鉴于曾国藩所确定扼守的“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妄图从内部瓦解捻军。②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不下十万部队，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庆部二十余营驻河南信陽，扼捻军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鲍超三十二营由南陽移驻襄陽，豫军总兵宋庆十营、副将蒋东才六营扼守枣陽，荆州将军巴扬阿统领提督蓝斯明、水师总兵左光培扼守汉水沿线；在东部，命新任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率皖军分扎六安、霍山一带；在南部，由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统领水师驻守黄州。上述各部清军均为“堵击之师”。李鸿章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共三十余营，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共三十余营，组成“兜击之师”。李鸿章等妄图一举消灭捻军于鄂东地区。

（三）罗家集、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

东捻军进入鄂东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黄陂，接着进至滠口，威胁武昌。随后，折而向西，连克云梦、应城，进攻德安府（今安陆），旋又经宋河镇入京山，南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领九营湘军尾追而来，捻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疲惫敌军。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紧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钟祥东面的罗家集进攻，捻军的步马队早已设伏以待。待敌发起攻击时，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袭敌后路，将清军四面包围。激战半日，歼灭清军二千余人。郭松林身中七槍，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幸免于死。

罗家集胜利后，东捻军在钟祥与旧口之间结筏抢渡汉水未遂，便东走应城、云梦。淮军周盛波、张树珊等部在后尾追，捻军仍采用打圈战术，伺机歼敌。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六营孤军追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恃勇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激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使李鸿章的淮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尹漋河先胜后败

东捻军两败敌军之后，士气高昂，声威大振。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战略目标，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回到旧口地区。

就在东捻军抢渡汉水的半个月中，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陽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抢先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二三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十七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千余马队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加强后路，自率十二营兵力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①。刘铭传恐左路有失，忙从中路抽出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在捻军的锐利攻势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则中槍丧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转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击毙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便率部与赖文光、李允部一起围攻刘铭传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捻军将士挥刀斩杀，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②。

可是，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即将歼灭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洚捻军侧背。杨家洚与尹漋河同在司马河东岸，相隔十余里。赖文光在鲍军进入杨家洚后，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便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但鲍军阵势严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营兵力，分主攻和策应，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有马队驰前接应，但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又因连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捻军慌不择路，阵亡和溺死者近万人。杨家洚、尹漋河等处数百村庄据点，全被鲍军占领。

尹漋河之战，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东捻军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伤亡万余人，被俘近万人，损失马匹数千和辎重无数，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使西进的计划受挫。尹漋河之战最后遭到失败，首先是由于东捻军在取得罗家集、杨家河两次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对于在武器装备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与刘铭传部作战时，竟没有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特别是当鲍部来袭时，赖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仓促反击，结果受挫。其次，捻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缺乏坚韧顽强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离战常此外，尹漋河一带河汊纵横，使捻军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鲍超说：这次“擒斩溺毙之多，则由彼之先失地利耳”。①

（五）被迫放弃入川计划

东捻军在尹漋河战败后，余部即北上河南，从唐县、桐柏东走信陽、罗山、光山，然后经湖北麻城、黄冈、蕲水、蕲州、广济，进入安徽西南边境，因遇淮军刘秉璋、周盛波部阻击，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带。这时，湘军彭毓橘部驻扎于蕲水。3月23日，东捻军由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浠水河北上时，彭毓橘亲率湘军十三营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捻军将其击败，阵毙总兵彭光友，并乘胜包围六神港，取得了击毙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三十余名和歼敌三千余人的胜利。

之后，东捻军又西经孝感、应城、京山等地抵达汉水东岸，在旧口至岳口一带筹船结筏，希图西渡汉水，为清军炮船所阻，未获成功。后经钟祥北上枣陽、随州（今随县），5月初进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军周盛波、刘铬传部截击，由平靖关折回湖北应山，旋又东走黄安。5月14日，捻军在黄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刚从河南光州赶到麻城的淮军杨鼎勋部，杀总兵张遵道。接着，捻军再次进至汉水东岸，由于刘铭传和鲍超部相继追来，不得不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经枣陽北上，拟从河南西进入陕，与西捻军会合。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一）进军山东半岛

1867年5月下旬，东捻军进入河南新野、邓州、镇平、内乡一带，还来不及休整补充，淮军刘铭传等部就从枣陽、襄陽跟踪追来，豫军宋庆部和淮军周盛波等部也分别由南陽、唐县前来堵截。而当时捻军内部对于行动方向问题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张进军西北，但从山东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缺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文光、任化邦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于翻越”①，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

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疾趋郓城，甩掉尾追之敌，于6月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由山东军防守的比较薄弱的戴家庙一带防线，于次日黎明突破。当时天旱水浅，捻军全部三四万人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

东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后，日行百余里，忽东忽西。新任山东巡抚丁宝桢虽督军尾追，只能望尘兴叹。6月19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道员潘霨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通商大臣崇厚则从天津派出洋槍队渡海增援。

胶东半岛虽然比较富庶，但捻军进入这三面濒海的地区，易被清军包围，而东捻军首领们虑不及此，最终招致失败。

（二）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

东捻军突入山东后，清廷令李鸿章从河南移营山东，“择要驻扎，居中调度”。李鸿章根据刘铭传、潘鼎新等将捻军“挤入登（州）、莱（州）海隅，趁势围逼”的建议，立即奏称：“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①6月30日，李鸿章抵达济宁，随即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山）东军相机扼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②不久，李鸿章又声称：“欲灭此贼，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与其驰逐终年”，“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他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①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是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以一营守三里，在近三百里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三）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才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而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②，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从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清廷大为震惊，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桢革职留任。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8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移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①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②清廷则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面临朝野的谴责和攻讦，仍然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③李鸿章继续加固河防，后来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四）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缺乏。赖文光、任化邦等为摆脱遭十余万清军拦阻追击的不利局面，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陽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严密，进军受挫，遂于10月初复入山东，并派人由间道入陕，向西捻军求援。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在寒冷缺粮的情况下，东捻军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随其后。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再次进行反击。由于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复大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槍杀，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任化邦是捻军重要首领之一，英勇善战，尤其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他与赖文光一起，勇谋结合，带领捻军屡败湘淮军，为敌人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继续战斗，企图突破清军的围困，但因连遭失利，力量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月，当赖文光率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

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战刀

来，东捻军屡战屡败。12月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结果惨败，伤亡近二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12月31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张家湾突破了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1868年1月5日，余部千余人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俘后，他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不屈，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不愧为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杰出领袖。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一）灞桥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以“前进甘陕，连结回众”，建立新基地为目标，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陽、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陰县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军和滇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后，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回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由于西北太平军援救天京离陕，而清廷又抽调多隆阿、刘蓉等部入陕，回民起义军遂遭到镇压，余部退入甘肃，与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坚持反清战争。西捻军的入陕，大大鼓舞了陕甘回民起义军，他们纷纷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东部地区袭击清罕，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署理陕西巡抚刘蓉正率一万四千余名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当他得悉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忙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①，请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改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鲍超则通过曾国藩转奏清廷，沥陈入陕有“米粮之难办”、“饷银之难解”等等困难，要求“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①鲍超所部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抢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贫，自然难于满足其掳掠的欲望。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陰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设伏于华州敷水东面的树林里，又大败湘军，斩杀七八百人。

西捻军初战获胜后，便于12月中旬乘胜西进， 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清军回顾省城，捻军却又折向东南，接连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清军果然东向追击，西捻军遂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的声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庄设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敌军的到来。

1867年1月23日，当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时，捻军派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且战且退，把敌军诱至十里坡。待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闯进伏击圈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埋伏在十里

坡左右的马队同时出击，左右包抄，将湘军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无心作战，槍炮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这是捻军运用流动战术，先诱敌跟追，拖垮敌人，然后设下埋伏，出敌不意地围歼敌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二）捻军、回军联合作战

灞桥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回籍”，命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总兵刘松山部湘军和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进入西安东门外的三府洼、西门外的火神庙、南门外的小雁塔、北门外的红庙，包围了陕西省城。与此同时，甘肃东部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墙固守待援。2月初，湘军刘松山、李祥和部及淮军张锡嵘等部到达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捻军向敌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阵斩张锡嵘，但最后为刘松山部湘军所败，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据点。西捻军围攻西安月余，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处的益店，与由凤翔东来的回民军取得联系。

西捻军和回民军共同拟定了作战计划：捻军东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军进攻西安。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已从三原向咸陽西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被迫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同经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进。5月初，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

横亘二十余里。刘松山率部赶来，捻、回两军将其包围，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毙伤清兵甚众。5月下旬，捻、回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清军紧闭城门，固守待援。5月2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西捻军与回民军取得联系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够互相配合作战，对于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在军事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处于时离时合的状态，没有达到捻军与太平军那种程度的联合。

（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①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陰、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槍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陽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北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比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鄜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

■ 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①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

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①，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陰、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陽。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陽、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部，豫军张曜、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陽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①，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槍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奖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槍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上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陽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①。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东北三省虽然被沙俄侵占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侵略军的婬威所屈服。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北起大小兴安岭，南至黄海、渤海之滨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御俄寇，复国土”的武装斗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中国东北地区“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①在东北三省中，吉林省的群众武装抗俄组织声势最大。力主投降议和的吉林将军长顺曾奏称：吉林省镑处“土匪”四起，“聚集大股”，“负嵎自固，往往俄兵前往剿捕，亦屡多挫失”。①

在吉林抗俄群众武装中，规模较大者有三支：一是以刘永和（绰号刘单子或刘弹子）为首的忠义军；一是以王和达、董教敏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一是以杨玉麟（又称杨毓林）为首的镇东军。刘永和原籍山东，猎户出身，早年在吉林珲春一带投身“绿林”，因槍法出众，成为首领。1900年7月，他率部协助珲春副都统英联所部清军在珲春一带抗击俄军。珲春失守后，他率部西走，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被打散的清军兵弁，后在磨盘山（今盘石）一带继续抗击俄兵。11月，刘永和率部进攻朝陽镇（今辉南），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进入通化县境，并于12月攻克通化县城。王和达是贫苦农民，董教敏是通化县的老道，他们率领的队伍活动于海龙、通化交界一带的山区。杨玉麟是盛京省扒平人，先在长顺收编的清军镇东营唐殿荣部任帮带，唐被部下刺死后，杨被推举为该部首领。杨即以镇东军官军名义进入朝陽和海龙，后因部下不愿“受官家约束”，便独立活动于附近各地。1901年1月下旬，上述三支抗俄义军以及被吸收的地方团练李贵春部，在海龙实行联合，统称忠义军，刘永和被推举为总统，统率全军。忠义军基本沿用绿营编制，总统以下有帮统、统领、营官、帮带、哨长等。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绰号黑刘）为帮统，王和达、董教敏、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统率数营。忠义军共编有四十营，拥众数万。

除民众抗俄武装外，还有晋昌、寿长率领的清军万余人，在奉天失陷以后，于法库门等地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忠义军有力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他们利用通化、海龙一带的有利地形，时而荫蔽于深山密林之中，时而出现于交通要道之间，或声东击西，或据险设伏，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恐万状。忠义军英勇抗俄的行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辽东各地群众抗俄组织纷纷打起忠义军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以致连盛京省辟员也不知虚实，认为忠义军有“二十万，非饰词也”①。

当时，俄军驻盛京省的司令部设于奉天故宫内，并在辽陽、奉天一带驻有重兵。为了加强与吉林俄军的联系，在奉、吉之间设有传递哨多处，有七十余名哥萨克骑兵往来联络。此外，在铁岭设有四个哨所，每天派出军官侦察队，侦察忠义军的行动。

为了瓦解抗俄力量，沙俄侵略者勾结投降派长顺、增祺等人，进行种种陰谋活动。长顺等以“背叛朝旨”、“拥兵自卫”、“贪功肇衅”等罪名，多次奏参晋昌。当时，清廷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正在京师向主战大臣问罪，故将晋昌开缺查办，将其所统清军交投降派清锐接统。这样，俄军得以集中力量镇压忠义军。

1901年4月中旬，俄军分路向忠义军发动进攻：由吉林伊通发兵进攻海龙的杨玉麟部；由奉天发兵进攻通化的刘永和部。

杨玉麟部闻俄军来犯，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海龙，于大围场与前往镇压的敌军遭遇，因寡不敌众，复退至昌图，后又转入蒙古境内。杨玉麟率部撤离海龙县后，李贵春、董教敏于5月初出敌不意地率两千余人冲入海龙县西南的山城镇，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三进三出，缴获俄军屯积的军粮二十余车，并捣毁官衙，烧掉粮册，严惩了与俄军勾结的奸商。

通化地区的忠义军刘永和部，在俄军进犯时，采取避敌锐气，攻其必救的战法，以主力绕至敌后，直捣新宾堡（今新宾北），重创该处俄军，随后直逼兴京（今新宾）。兴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的第一个都城。城西的永陵，是清廷祖先的陵寝所在地，由兴京副都统灵熙率兵护卫。灵熙得知忠义军将至，向增祺告急，无耻地要求俄军出兵，帮助保护清廷祖先的坟墓①。增祺闻讯后，增派营官刘振发所部前往协守，附近的俄军亦驰往助战。4月19—20日，忠义军在兴京附近同俄军、清军激战两日。俄军死伤惨重，乃将进攻通化扑空的部队调回援救兴京。刘永和等鉴于军火不继，而通化的威胁又已解除，遂主动将部队撤回通化一带。

忠义军转回通化后，进行了新的部署：由刘永和、董教敏率大部分队伍先就地休整，制造军械，筹集粮饷，然后乘虚出击；由王和达、李贵春率一支队伍驻守山城镇，准备阻击企图从奉天、吉林再度来犯之敌；由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骑兵，向凤城挺进。至6月21日止，忠义军连克怀仁（今桓仁）、太平哨、宽甸、凤城、安东（今丹东）等城镇，收复了盛京省东部、吉林省南部大片领土。此外，刘永和还率领忠义军主力，联络附近百余里的各支义军围攻海龙。各路义军彼此支援，互相配合，一时威震吉林、盛京两剩

忠义军的节节胜利，使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长顺之流坐卧不安。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电令下，阿列克谢也夫于6、7月间派遣大队人马，围攻通化、海龙、凤城等地的忠义军。同时，派遣叛徒、密探潜入忠义军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长顺等人还号召地主豪绅举办团练，配合俄军的“围剿”，并陰谋收买忠义军中的动摇分子。

忠义军利用通化、海龙、凤城一带的有利地形，采取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敌人猛扑过来时，先将队伍撤至深山密林中，尔后昼伏夜出，袭击敌军，胜则乘势追击，败则退据深山；对俄军大部队，“不与力战”，“只于云陰月黑之夜劫营”，“用善槍者近敌营，伏暗中狙击，别以他卒鸣槍诱之，俄军出则狙击之”；若俄军“伏匿不动”，则“俟其懈，出其不意击之”；若“自料不敌，则蛇行引退”。①忠义军实行这一套灵活的打法，不断地消耗敌人兵力，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使俄军的“围剿”落空，且受创甚巨。

敌人的武力“围剿”，并没有把忠义军打垮，但敌人的招抚伎俩，却取得了效果。忠义军的成员，除了农民、猎户、筑路民工、矿工、伐木工人、小商贩以外，还有大量的清军溃卒游勇和地方乡勇富户、地痞恶棍等，趁忠义军势力发展之际，混迹其中，以致成分相当复杂。而忠义军的领导人刘永和等，不但毫无警惕，反而以此“自诩其众”，“以虚声相炫耀”。在这些人中，虽然有一部分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爱国热忱，但对清王朝的认识却很模糊。刘永和本人对清廷也抱有幻想，一度几乎接受招抚。所以，在物资匮乏、斗争环境艰苦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些人极易被拉拢收买，倒戈背叛。如投机商人林成岱，曾为清军哨官，在自称忠义军后，四次攻克新宾堡，但不久便被俄军收降，改编为“花膀子队”，充当了镇压忠义军的鹰犬。此外，李贵春在通化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的得力助手、忠义军帮统刘秉和在怀仁被俘牺牲，使忠义军的力量日益削弱，以致刘永和、杨玉麟等主要领导人再次动摇，于1901年冬先后与长顺接洽受抚事宜，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不久，俄军又将刘永和解回珲春，利用他的名义收缴其部下的槍械，瓦解忠义军。1901年冬，忠义军的抗俄斗争便基本上失败了。

忠义军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沙俄侵略者虽然可以在东北三省的统治者中找到忠实于自己的走狗，但是却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正是由于东北三省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出于自己的侵略目的，反对沙俄独吞中国的东北，才迫使它在1902年4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出东北三剩于是，沙俄企图把我国东北三省变成“黄俄罗斯”的梦想终于未能实现。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后，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正是这些条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①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同年底，曾国藩自湖北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颇为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抚朝纲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撰写了《资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满。洪秀全便加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加封李秀成为忠王，使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右军主将韦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贵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的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天京仍处于江南大营清军的包围之下，总的形势依然相当严酷。

面对上述情况，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以解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应允。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①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便与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立即放弃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吴兴），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时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参见附图六）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垄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二万余人到达南陵，后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至杭州城外。时杭州城除满营外，仅有兵勇二千八百余名。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军瑞昌等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后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拨援兵，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①，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四天之后，即3月23日，张玉良所率援兵才到达杭州城外。

李秀成见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临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郑魁士败走镇江），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陽，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陽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部清军，克复该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三、摧毁江南大营

清军江南大营于1858年初重建后，统帅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①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二十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十余万人，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轰发，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率兵往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破坏上方桥，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军营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槍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为“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

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在进军浙江和回攻江南大营之先，都召开了作战会议，统一了各将领的认识，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能做到齐心协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①

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清军江南大营，筑有号称“万里长壕”的坚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后，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为歼灭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十余万军队，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战指挥上比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进军浙江时，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以迷惑和牵制敌军；由皖南进军杭州时，先则由李世贤部分兵活动于旌德、太平一带进行掩护，继则由李世贤率军进攻湖州进行牵制，以保证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胜利；由浙江回师天京时，一度派出一支部队进占溧陽，摆出东攻苏常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保障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在这次作战中，太平军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战目标只图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②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残兵败将二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陽。

四、东征苏常

1860年5月11日，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庆贺解围作战的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先取长江下游，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龋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①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关于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②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联合东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以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则率部折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

5月15日，东征大军数万人由天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19日大败清军于丹陽城外，并攻占该城。清军死伤万余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击毙，和春等逃往常州，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陽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陽后，继续追歼溃敌。5月22日，开始逼攻常州。当时，由浙江折回的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未战先逃，清军“胆气愈寒”，只顾劫掠，毫无斗志。26日，太平军攻克该城，和春逃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死。张玉良率残兵退守元锡。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等败退苏州。6月2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太平军轻取苏州城，杀江苏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并缴获大批洋槍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进攻常州的同时，陈玉成督军进逼扬州，因作战失利，旋即挥师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围南返天京。

东征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即向周围扩大战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贤部于6月13日攻克吴江后，继续南进，于15日攻占浙江嘉兴，准备进军杭州；杨辅清部也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浙江长兴，后经江苏宜兴西入皖南。

太平军在苏州的军营

太平军自5月15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个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权，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之成为尔后数年间源源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五、进攻上海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图上海。他认为：“今有挑选勇将千余，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①其实，进攻上海，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虎门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亦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治理，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兵锋渐渐逼近上海时，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亟谋对策。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英法公使有恃无恐，便于5月下旬居然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与此同时，以道

华尔率领的洋槍队

员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洋槍队”，公然与太平军为敌。6月初，华尔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于7月初进袭刚被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的松江。华尔本想利用黎明进行偷袭，但洋槍队均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仍酗酒喧哗，走漏了风声。太平军严阵以待，当敌人接近城墙时，伏兵骤起，奋力攻击。洋槍队大败，华尔率残部狼狈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组建。7月16日，洋槍队在七千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槍洋炮，攻陷了松江。8月2日，华尔又率洋槍队三百人，携大炮二门、小炮数门，进犯青浦，并有清军万人（由参将李恒嵩率领）在后接应。此时，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苏州来援，守军斗志倍增。因此，洋槍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登上南城，终因众寡悬殊而败退，共计死伤一百人（三分之一），华尔也五处受伤，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军缴获。①华尔裹伤赴沪，补充兵员和军械后，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槍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太平军兵分两路，冲出城外进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槍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军追击，于8月12日夺回松江，并决定乘胜进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进行过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进取上海之必要，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其后，洪仁玕也致书英、法、美各国驻上海领事，告以他将于苏州与各国公使会晤。但英法侵略者决心以武力阻挠太平军接近上海，因此，其驻华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发出的照会，竟未予拆阅，拒不答复。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无理，李秀成等决定乘战胜洋槍队之余威，夺取近在咫尺的上海。这时的上海，人口三十余万，驻有清军万余人，英法军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军由青浦、松江两路并进，前锋于17日进抵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后，李秀成仅率随从三千人亲抵徐家汇，准备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对外国侵略者决心与太平军为敌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驻沪两广兵勇的投诚内应①，故有如此轻率之举。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随即占据附近之罗家湾。蔡元垄郜永宽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于是，李秀成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未予还击，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槍，要求通话；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太平军前进受阻，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19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20日，后续太平军三万人进至上海城郊，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于跑马场敖近又遭英军袭击。同时，停泊在苏州河中的两艘英舰也发炮轰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徐家汇。

太平军多次进攻受阻，且发觉内应无望（准备起事的两广兵勇事前即被江苏巡抚薛焕镇压），乃于8月24日撤离上海。当时，张玉良所部清军反攻嘉兴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军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以为可以轻取，反映出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在没有调集足够兵力，进行必要准备与合理部署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内应的配合上，结果两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愿望顿成泡影。这样，不但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耽误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在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动向太平军进攻的情况下，太平军本应暂缓进逼上海，在占领苏常之后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湘军，发展和巩固天京上游的根据地。果如此，则尔后形势的发展将会有所不同。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陽；在四川战场上，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
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③。11月21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焜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擅自逮捕槍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常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①，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①，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陽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陽，即嫖妓酗酒，大施婬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二、北军第二次攻湘前双方的

作战部署

（一）北军的作战方针及部署

北军在岳陽遭到惨败后，皖系军阀和主战派纷纷责骂李纯等主和督军“损失国家资格，玷污军人名誉”，积极策划罢免王（士珍）、李（纯），推倒“大树”（冯国璋）。冯国璋和“长江三督”在主战军阀的围攻下，处境十分困难，又鉴于岳陽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纷纷“引咎自责”，倒向主战派。

1918年1月27日，冯国璋离京“出巡”济南、徐州、蚌埠等地，与皖系督军张怀芝、倪嗣冲等人会商时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②。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桂粤联军进行作战，宣称“非将长沙完全克复，不能议和。”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陽、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陽；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欠第一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守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二）护法联军的兵力及防御部署

护法联军占领岳陽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余营③，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①。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①。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陽至醴陵方向之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陽方向之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陽至羊楼洞方向之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联军在岳陽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又称羊楼市，今羊楼司公社东）、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陽。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陽为中心，以武（昌）岳（陽）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三、岳陽攻防战

1918年2月5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 长，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2月23日，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顿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制②，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2月28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

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3月2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岳陽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陽的咽喉要道。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壕、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3月5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11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陽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陽；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12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是通往岳陽的最后一个要地，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3月13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15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陽城发起总攻。其进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陽正面进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3月16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陽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陽。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①。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陽让出，再行相机进击”①。于是，守城联军于17日夜弃城退守新墙。18日上午，北军进占岳陽。

3月21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陽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极防堵；第三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战术运用比较得当，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陽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四、平江阻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北与湖北通城相通，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陽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3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11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②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市向平江进攻；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3月11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
14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左纵队于11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③。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3月14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16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面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面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3月22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陽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陽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陽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在岳陽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陽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①。但到了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拾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槍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这时，冯国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五、湘东反击战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在此形势下，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陽出郴州援粤，陰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①。根据以上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庾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陽进攻；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北军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粤剩

联军自弃守岳陽、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该军企图由醴陵南下，沿湘东大道进取攸县，然后直薄粤剩4月15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驻安仁之

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4月21日，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4月23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师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湘军也伤亡数百人。

4月24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4月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27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拼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陽和株洲。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槍炮子弹不计其数。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准备从株洲渡河抢攻白石港。刘建藩在渡河时不慎落水身亡。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陽的吴佩孚部向江东卷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陽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夺战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②。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陽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陽招抚旧部①，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陽、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诏、周则范率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陽、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周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①。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入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①，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意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陽、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避北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②，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陽、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陽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陽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①，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三路并进，打开南疆门户

1876年9月中旬，当围攻玛纳斯南城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左宗棠即上奏清廷，提出让金顺所部（当时已增至四十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槍队炮队赴前敌助剿”①。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多次催促他“饬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50000062_0024_1②。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惊惶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代阿古柏进行所谓“请降”，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伪政权作为“属国”而继续存在。阿古柏为了配合英国的调处陰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暗中则加紧部署防御。他下令在达坂另筑一新城，控制东西天山的隘口，以其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并增派骑兵四五千人，使之成为天山北面的防守要点。东面则以重兵防守吐鲁番（驻有骑兵三千五百人、步兵五千人、炮二十门）。该处原有满汉两城，后又筑一坚固高大的伪王府。白彦虎、马人得溃逃南疆后，阿古柏将他们派往吐鲁番，加强该处防御。由海古拉驻守的托克逊有骑兵四千、步兵二千、炮五门，并新筑两城以资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这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

左宗棠根据敌人部署，判断阿古柏军“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①。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于11月初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张曜、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在盐池取齐，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左宗棠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能否攻下达坂，进而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一次作战。为了慎重起见，左宗棠一再强调：“察酌彼己情形，仍非缓进急战不可。”②

按照上述方案，清军用了较长的时间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巩固后方。当时，刘、张、徐三部共计马步四十余营。左宗棠考虑到，“师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③。因此，由关内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加强徐占彪部；加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加强张曜部，并令炮队游击陈文英带开花炮往助；令参将侯名贵所率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门、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门及后膛七响槍三百杆，赶赴乌鲁木齐，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升率所部马队两营及总兵桂锡桢马队一营，加强刘锦棠部。为了巩固后路，防敌窜扰，左宗棠又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淮军马步十营出关，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以保护运输线。同时，抽调徐万福等五营从安西进驻巴里坤，替换徐占彪所部蜀军的防务；以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四营接替张曜所部嵩武军的防务。对于北路新授伊犁将军金顺所部各营，由于只担任防守，由四十余营裁减为步骑二十营，以节军饷。经过调整，既加强了后方的防护，又集中了进攻的兵力。

1877年1月9日，清廷谕令左宗棠：“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饬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①左宗棠规定：张曜部待金运昌部过巴里坤时开始西进；徐占彪部待金部过古城再进；刘锦棠部则待金运昌抵乌鲁木齐商酌后再行南下。并指出：“但能速战，则缓进未尝非策也。”②但是，刘锦棠鉴于金运昌部“远道奔驰，未能速赴春融之约，而南路天气炎热甚旱，麦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认为“机有可乘，时不可失，多候一日即多耗一日之粮”③，决定提前进军，并约张、徐两部于4月中旬开始行动。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西北的柴窝铺（今柴窝堡）时，侦知达坂城敌军尚以为清军仍在乌鲁木齐未动，只在城郊预引湖水遮断通道，造成深及马腹的一片泥淖。刘锦棠根据这一情况，立即派余虎恩等率马队九营、谭上连等率步队四营，分别于夜间乘敌不备，将达坂城四面包围。4月17日黎明，达坂守敌发觉被围，慌忙用英制快槍和开花大炮射击清军，自晨至午不绝。清军虽有伤亡，但阵容屹立如故。刘锦棠赶到后，令各营一面防敌突围，一面筑垒挖壕，准备攻城及阻援。18日，清军炮队抵达，立即察看地形，修筑炮台。当天，海古拉派来增援的骑兵五六百人接近达坂，刘锦棠派提督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迎击。敌骑被清军左右包抄，大败而逃。继来增援的一千多敌骑也掉头狂奔。维吾尔族人民冒死出城报告清军：城中阿古柏军“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逼，群议突围而走”①。刘锦棠得此情报，传令各营加倍严防，夜间遍燃火炬，严密监视敌人动向。4月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的炮台竣工。当夜，用开花大炮三尊，连续轰击，先后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及城垛炸塌。后又击中敌弹药库，引起强烈爆炸，大风骤起，火势更旺，敌军死伤甚众。守敌企图从东门突围，遭清军截杀未逞。清军乘势喊话，敌军大小头目俱降，遂克达坂城。是役，总计毙敌二千数百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有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安集延人二百一十三名），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槍炮等一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大开花铜炮一门。刘锦棠下令宽待俘虏，并将俘虏中的南疆回民等全部释放，“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②。

与此同时，由哈密西进的张曜部和出木垒河南下的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并向吐鲁番挺进。

刘锦棠所部自4月20日收复达坂之后，于24日夜继续前进，次日上午抵达白杨河，然后分兵两路：罗长祜、谭拔萃等率步骑六营助攻吐鲁番；刘锦棠自率谭上连、黄万鹏等步骑十四营直捣托克逊。

这时，托克逊的阿古柏侵略军正在四出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窜。被裹胁的回族士兵，得知清军优待俘虏，盼望清军早日到来。有鉴于此，刘锦棠立即命骑兵先发，步兵随后跟进。在托克逊城外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4月26日上午，海古拉等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仅率二千余骑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未及逃窜的二万余人，全部投降。是役，毙敌二千余名，清军仅亡三十九名，伤五十三名。

罗长祜分领的湘军进抵吐鲁番后，配合张曜和徐占彪部会攻该城。由于白彦虎早已闻风西逃，把防务交给了马人得，而马人得见大军压境，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于是，清军顺利地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

清军三路并进，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连下三城，为直捣敌巢、收复南疆八城创造了条件。此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阿古柏完全陷于绝望境地。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由喀喇沙尔退至库尔勒后，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①。海古拉赶往库尔勒，携其父尸西逃，防务交白彦虎负责。海古拉逃至库车时，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率部退保西四城，在喀什噶尔称王。他企图在沙俄的卵翼下，苟延残喘，进行垂死挣扎。

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收复之后，南疆八城门户洞开，清军本拟乘胜“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①。但是，左宗棠考虑到，要进军喀喇沙尔，途中粮食缺乏，必须靠随军携带，而吐鲁番地区存粮甚少，需要从哈密、巴里坤粮局转运屯集，因此，必须等待新秋采运充足之后，才能继续进军。另一方面，在达坂就擒的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曾表示愿派人劝说阿古柏投诚，左宗棠和清廷对此都一度心存幻想。直至7月下旬，确知阿古柏自杀、余部西逃之后，左宗棠才决定一俟新秋采运充足，立即向西进军。

二、长途追击，收复南疆八城

1877年8月10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②。当时，白彦虎已由喀喇沙尔退往库尔勒。为了阻止清军前进，他下令决开开都河，造成河水泛滥。开都河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洪水期（5—8月）水宽数百米，是一条障碍性河流。白彦虎决河之后，使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一百数十里的地带成为泛区，深者过顶，浅处亦及马背。此时刘锦棠禀报：一俟清军进逼，白彦虎有可能翻山北窜伊犁、玛纳斯一带。左宗棠经过分析，认为敌人屡遭失败，已出现混乱溃散状态，其残余各部中，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最大。这两股敌军的特点是：伯克·胡里长于据守，白彦虎则长于流窜。左宗棠判断白彦虎“悍鸷不足，狡猾有余。现虽偷息开都河西岸，一闻官军进逼，其避兵鼠窜，自在意中”①。而其流窜的方向，则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一带；二是由西转北，绕道伊犁边境回窜昌吉和玛纳斯；三是往东南罗布淖尔（罗布泊）取道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入青海。在三个方向中，以窜往昌吉、玛纳斯威胁最大，因为这个方向“地势平衍，道路纷歧，难于遮截，非预为择要堵剿不可”。为此，左宗棠一面通知金顺等“远发侦探，加意预防”，一面告知新任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英翰饬令金运昌部“加意侦探防剿，毋稍疏忽”。②同时，调留防吐鲁番的徐占彪部回扎巴里坤与古城之间，另调记名提督易开俊率马步七营进驻吐鲁番一带。

正当阿古柏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行将灭亡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又公然出面干涉。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汗位、将喀什噶尔作为中国“保护国”的无理要求。这时，俄土战争（1877—1878年）③业已爆发，英国正忙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不可能给阿古柏残余势力以有效的援助。清廷有鉴于此，对英国再次玩弄的“调停”花招不予理睬。左宗棠更是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耻谰言，指出：“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如果英国要越俎代庖，“则割英地与之，……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并尖锐地揭露英国不可告人的陰谋是“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①他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

（一）收复东四城

1877年9月，清军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作战。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十六营为后队，并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刘、张两部总兵力为二万余人。

刘锦棠先派数营由托克逊出发，分两路前往曲惠安营：一路沿苏巴什、桑树园子、库米什、榆树沟、乌什塔拉大道；一路由伊拉湖小道前进。沿途搬运柴草，开浚泉井，按程预备，以待大队继进。9月27日，刘锦棠部大队出发。他命步兵各营走大道，自率骑兵各营走小道，于10月2日同抵曲惠。

这时，侦知敌人已发现清军主力开始行动。刘锦棠乃于10月3日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马步十四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指向库尔勒侧背为奇兵；5日，刘锦棠自率主力沿大路指向开都河为正兵。由于开都河泛滥，刘锦棠部一面搭桥修路，一面堵塞上流。10月7日，刘部抵达喀喇沙尔城，但城空无人，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9日，刘锦棠与余虎恩、黄万鹏会合，接着进入库尔勒，同样是一座空城。原来白彦虎劫掠四乡秋粮后，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粮食不继，刘锦棠一面传令后路迅速转运接济，一面令军士觅掘窖粮，获数十万斤。

刘锦棠根据敌军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乘胜追击。于是，从各营中挑选健卒一千五百名和精骑一千名，先行进发，命罗长祜率后队各营及辎重跟进。清军三昼夜疾驰四百余里，于10月15日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毙敌百余名。16日，追四十里，见前方步骑甚众，但用望远镜观察，其中持槍者不过千余人，余皆被裹胁西行的民众。刘锦棠立即传令：“执械者诛，余勿问1①顿时号鼓齐鸣，马步并进，敌军败逃。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立即作出三路进攻的部署：命黄万鹏等率骑兵七营从右路进击，谭拔萃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命章洪胜等率骑兵四营由左路进击，张俊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刘锦棠自率骑兵从中路进攻，罗长祜率后队马步跟进。战斗开始后，敌军虽遭重创，仍然顽抗，直至罗长祜所率后队马步各营赶到战场时，敌始大溃。清军乘势收复库车，并追杀数十里，毙敌近千人。白彦虎率余部狂逃，企图继续投靠已在喀什噶尔称王的伯克·胡里。

清军此次由库尔勒出发，日夜兼程，六天之内前进八九百里，歼敌虽只千余，但救出难民约十万人。左宗棠随即遣员设置善后抚辑局，办理各地善后事宜。

10月19日，刘锦棠率军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闻白彦虎于20日由此西逃，便决定穷追不舍。22日凌晨，清军将士冒着冰霜，不顾困乏，向西急进。抵达铜厂时，侦知敌军正在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清军立即扑向敌人，斩杀甚众。敌人顽抗，白彦虎军居左，伯克·胡里军居右，列阵于上铜厂，“槍炮环轰，连珠不绝”②。清军也张两翼包抄，奋勇冲杀。副将夏辛酉跃马突入敌阵，生擒敌右路指挥官，敌军顿时大溃。清军乘胜追杀，直至察尔齐克台（今拜城西南察尔齐）西三十余里。10月23日，清军师行戈壁，裹粮而前。敌军惊魂未定，只顾狂奔，不复拒战，清军遂于24日克阿克苏城。接着，一面安抚拒绝随敌西逃的群众，一面分兵追击敌人。

据俘虏供称：敌人为了分散清军兵力，自阿克苏以后分兵两路，阿古柏军残部逃往叶尔羌，白彦虎率余部逃往乌什。刘锦棠决定暂舍阿古柏军残部，专追白彦虎。他命黄万鹏、张俊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调谭慎典、夏辛酉各率骑兵从翼侧绕进。10月26日，在乌什城东击败小鄙敌人，次日追至乌什西九十里的阿他伯什地方，只见一片戈壁，并无故军踪迹。原来，白彦虎已从间道逃向喀什噶尔。黄万鹏等回军阿克苏，清军大队也已抵达该处。张曜所部则正由喀喇沙尔向库车前进中。

（二）收复西四城

清军于一个月之内驰驱二千余里，经过两次较大的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时，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的敌人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和阗的叛军头目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当闻知清军克库车后，即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闻讯，令其头目阿里达什留守喀什噶尔，自率精骑五千，前往增援，击败呢牙斯，占领和阗。当伯克·胡里率兵进攻呢牙斯时，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阿里达什据回城自保，并约白彦虎围攻汉城；伯克·胡里也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等派人到刘锦棠处乞援。刘锦棠原来计划先取叶尔羌，当得知喀什噶尔何步云反正的消息后，认为速克喀什噶尔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等率步兵三营、骑兵二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六营、张俊率步兵三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形成包围之势；刘锦棠自率马步各营，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同时到达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等在沙俄的庇护下，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余虎恩、黄万鹏等分途追击，至边界而止。12月21日，刘锦棠亲自率领的清军收复叶尔羌，然后派总兵董福祥率部指向和阗，自率主力于24日收复英吉沙尔，随即前往喀什噶尔。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在收复南疆西四城的作战中，清军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生俘数千人（内有阿古柏子女八人、阿古柏军头目多人、叛军头目余小虎、马元及反动封建主金相印案子等），缴获各种开花炮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槍械若干，取得了巨大胜利。

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参见附图二十）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槍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槍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①6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追，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董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饱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夭”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一）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①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载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③。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槍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槍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①。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一说18日）由俄国军官斯泰赛率领两千八百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五百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6月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军，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七千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医院中的伤病员拥挤不堪，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①。于是决定采取碧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各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一万六千人，义和团三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义和团虽曾多次主动出击，不断给敌人以杀伤，但也没有使联军受到严重打击。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与大沽通达消息之路”“平安无碍”，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①

从6月30日开始，围攻天津侵略军的作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天，裕禄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②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十五营六千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河东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除留五营驻守芦台外，共二十五营一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十三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槍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两万四五千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两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五万人。

此时，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随带火炮八十九门），已抵天津租界者约八千至一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三营助攻车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及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马玉昆部从北面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轰击。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俄军一度被迫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从7月7日至11日，义和团及清军几乎每天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战斗相当激烈，仅日军就被打死打伤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了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7月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槍、烧仓库、施放信号，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尝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九门），以日军五百人为先头部队，出梁园门往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义和团，英、俄、美军则向跑马尝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多时，聂士成重伤七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遂将其烧毁。午后，联军又撤回租界。聂士成牺性后，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此次作战，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①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故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②，伤亡也很大。7月10日，宋庆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
，13日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两千六百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三千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七百，美将白勒率美军六百，日将福岛率日军两千四百，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携火炮二十四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十五营驻老龙头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二十五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死）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13日上午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清军被迫撤出各阵地，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南门城上原有清军驻守，后“为众绅民禀请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①。因此，南门内无兵防守，只有部分义和团及民众武装。他们先则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继则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名，但终因经不住侵略军炮火轰击，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北上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二百余名后撤离。当日，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七十余营两万余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二十五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①可见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心领神会，一到天津便大肆镇压义和团，露骨地破坏天津军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槍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二千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②。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禄等人害有“恐洋脖，根本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③。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①

太平军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②，派兵日夜观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别以旗帜和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及时作出处置。城上分兵驻守，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营墙上开设槍眼炮门，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离营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卫，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更好地拱卫天京，太平军于3月下旬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领，于3月31日占领镇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仪征，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等地的占领，既屏蔽了天京的东面和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镇江后，原拟乘势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由于向荣已率军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东进，分军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供应充足，加之傍临长江，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以金陵为基地进行灭元战争的。太平军胜利地占领金陵之后，正可效法朱元璋，据金陵以匡天下。况且太平军在转战两年多以后，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利的巩固的基地，以便继续发展。因此，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久据金陵，是符合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的。但过早地宣布建都，却未必有利于尔后革命战争的发展。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它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赋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截击、防堵太平军。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外板桥，31日绕至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4月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共有兵勇一万七千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四千人抵达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计有兵勇一万七八千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金陵。

太平军当时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然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奠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颈①，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晋爵，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在起义之初就粗具轮廓，在永安期间又作了增订。定都金陵后，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大肆论功行赏。同时，扩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机构，增加礼仪、保卫和生活保障等各类人员。随着各王府的设立，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由于机构的扩充，各种礼仪称谓更形繁琐，内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天王洪秀全从此幽居深宫，更加神秘化，而军政实权则日益集中到东王杨秀清手中。总之，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的封建色彩与日俱增，领导集团日趋奢侈铺张，甚至腐化，以致日益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

二是对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洪秀全等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决定采取碧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①于是将全军分为三大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往往顾此失彼，为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是不适当地将太平军的内部制度推广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主观地将太平军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众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分馆，夫妻分居。男子除参军者外，均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年老体弱者则入牌尾馆。妇女也大致与男子相同。这样一来，家庭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全城民众全都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一度推广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铺的货物一概被收缴入库，商业也实际上被废除了。后由于种种不便，这些制度和规定才陆续有所更改。

当然，天京当局于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这个文件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吸收了进驻金陵半年多来的社会实践经验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是以太平天国理想改造中国的蓝图。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张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对农村组织形式、农副产品的分配原则、司法制度、农村官吏的保举升迁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如婚丧、礼俗、教育、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作了规定。《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变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制度有它正确的进步的一面（在当时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基本上未能实行，其中部分内容如乡官制度等在太平军占领区实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则或未实行，或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当局还初步阐明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占领金陵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国的驻华代表，接连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触，企图摸清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初步阐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总的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对外国人一概笼统地认为，“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①。但在与这些驻华代表的接触中，他们坚持了独立平等的立场，毫无媚外的表示。经济贸易方面，表示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②明确表明了严禁鸦片的态度。对外国人屡次提出的是否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天京当局未予正面答复，这是比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和太平天国初期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一、 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日本大本营为迅速获得制海权，于宣战的次日（8月2日）即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并击破中国北洋舰队，以求年内实施其“作战大方针”的重点——直隶平原决战。不久，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附近集中并相机南下，于是，日军大本营已无暇等待其海战的结果，乃命令第五师团的其余部分立即赴朝。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其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并为检修舰只而移泊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等情况，确认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的原定计划，必须等到来年解冻之后再作考虑，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方针，即：增派第三师团（先编成混成第五旅团）与已在汉城附近集结的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执行北攻平壤，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的任务；同时准备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将来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建立进军基地。

山县有朋到达朝鲜（9月12日于仁川登陆）以前，在朝日军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统率。9月2日，野津道贯等议定，以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共约一万五千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牵制清军。野津道贯自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十二联队及骑兵、工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五千、炮十二门）继后，渡大同江之下游，进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大队、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大队及骑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二千、炮六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步骑约三千、炮十二门）自朝鲜东北部的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经文川、陽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顺安，绕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

日军根据这一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预定9月15日包围平壤，发起总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等以兵力不足、后路空虚为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图进缺①。李鸿章也认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②。尽避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针向南进军，多次电催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缺，“直指汉城”，李鸿章总是借故延宕，以致前敌各军既不南下进攻汉城，又不择险据守，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③，坐待日军来攻。8月下旬，叶志超抵达平壤。这个败军之将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叶志超对于军事更加漫无布置，身为前线统帅，不亲自组织侦察，及时获取准确的情报，主要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因而对前线敌人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日军主要从中和大道来攻，而不知其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平壤。9月5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6、7两日，部队已按计划出发。此时，叶志超得到日军一部已抵成川的消息，因顾虑平壤后路发生危险，于是突然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仓卒作出防御平壤的部署，而此时各路日军已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平壤是朝鲜的旧都，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城墙高约十米，墙基厚约七米，南北绵亘十余里。大同江自城东至西南流过。城有六门：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长庆、大同二门紧靠大同江。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清军依城划分各军防区：城北方面，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及江自康之仁字两营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军（即叶志超原来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有浮桥一座沟通两岸联系。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二、作战经过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其中元山支队已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顶数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取胜，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轰击敌人。日军坚伏不退。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撤退，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拂晓前，日军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所部毅军奋力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自清晨激战至午后，终于打退了东路日军的进攻。北路战事也十分激烈。日军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又于当天拂晓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拒敌。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了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11时，左宝贵中炮阵亡，士气大挫，玄武门遂被日军攻占。叶志超随即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当时，马玉昆部正与东路日军相持于大同江东岸，偷袭平壤西南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被卫汝贵所部击退，伤亡惨重。

正当东西两路清军准备乘胜出击的时候，忽闻北路失利，并接到叶志超的撤军命令，马玉昆、卫汝贵只得率部回城。日军准备宿营，未再前进。当晚，叶志超率守军乘夜暗仓皇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清军伤亡二千余人，被俘数百人。途经顺安，又遭日军拦击，死伤枕藉。

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始与吕本元、聂士成等部会合。安州距平壤九十公里，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镇。聂士成建议叶志超凭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敌北犯。叶志超不同意，继续率军向义州狂逃。19日，李鸿章曾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不准退往鸭绿江以西。三天以后，李鸿章又认为与其株守义州孤城，不如全线撤回，于是，清军于22—24日放弃了义州等战略要地，退过鸭绿江。

平壤之所以轻易陷落，关键在于前敌总指挥不得其人。叶志超于成欢之战打响时，立即弃军逃奔平壤；惊魂未定，又以谎报战功而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由于不孚众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①。他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槍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②。此外，清军纪律甚差，不能与当地人民呼吸与共，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由于中朝两国同遭日寇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两国军民联系在一起。当清军刚到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呼，以各种物资慰劳、供给清军；朝鲜官员也盼望清军多打胜仗，“其王京（汉城）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③。可是，清军入朝后不但无所作为，而且侵害群众利益，致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不再尽力支援，这就大大影响了保卫平壤的作战。

一、英法联军的组成

为了扩大侵华战争，英国巴麦尊内阁于1857年3月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普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当时，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仑第三等认为，和英国联合侵华，既可以换取英国对其侵略越南的赞同，又可以在中国捞到好处，因而欣然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约。接着，法国政府以所谓“马神甫事件”①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并训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

美国本想通过侵略战争扩大其在华特权，猎取包大的利益，但由于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开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国内政局不稳，因此在接到英国的照会后，表示美国的全权代表愿意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趁英国挑起新的侵华战争之机，进一步加紧其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罪恶活动，同时，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径赴中国南方，与英法代表合谋侵华。

1857年7月初，英国特使额尔金抵达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迫使清政府赔款和“在广州以及其它口岸完全履行几个条约的条款”，并同意英国公使驻京及修改各种条约等。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他的训令称：如果清廷拒绝英国的要求，就立即使用武力，采取以下一项或几项行动，即：封锁白河；占领扬子江口大运河的入口处；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芝罘和其它中国口岸；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在广州上游登陆，占领城垣上方的高地，并切断其供应；在广州城的上方安置一支部队。①额尔金遵照英政府的训令，与包令、西马糜各厘等进行了谋划。包令等一致主张首先给广州以打击，迫使叶名琛屈服，从而消除同清廷谈判的困难。额尔金接受了包令等人的建议，决计先犯广州，取得讨价还价的条件，再向中国勒索。但因印度的人民起义（1857—1859年）正在蓬勃发展，额尔金于7月16日亲率其远征军一部赶赴印度（9月下旬才返回香港），因此，进犯广州的计划未能立即实行。

10月中旬，法国特使葛罗抵达香港。英法特使及双方海军司令等经多次协商，确定英法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首先攻占广州，尔后北上白河。10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达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11月初，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由天津窜到香港，正式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侵华集团，为英法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12月上旬，英法侵略者拼凑了一支由五千六百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集结于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二、英法联军陷广州

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叶名琛不仅不加强广州的防务，反而大肆裁撤团练兵勇。广州人民烧毁十三洋行商馆之后，叶名琛竟下令把所有团练乡勇赶出省城，原陆续聚集于广州周围的三万余兵勇，凡非坚守要隘者，全部被裁；陆路壮勇原约一万余人，被裁撤十分之几，所存者不及二千人。广东内河水师战船大部损失，非但不予添造，反而大加裁撤。虎门要塞被英军破坏的几座炮台，既不修整，也不重调水师驻守。直至获悉英国远征军开抵香港时，他才仓卒抽调部分兵力在珠江水路要隘布防，并派八旗兵防守广州城及城北炮台。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他认为英国孤立，为法、美所不齿，并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在华官员力求与中国“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认定英国不会再行开战。①尽避英法公使已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依然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在英、法公使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便从香港出发，进犯虎门。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2月15日，数十艘敌舰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集中舰炮火力轰击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接着，敌海军陆战队登陆，顺利地占领了该地，为攻打广州城夺得了立足点。

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他们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规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等，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华里的地方，否则武力攻龋

与此同时，英法侵略者完成了攻击广州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1.27日至28日夜间，联军工兵连和爆破连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一百二十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开火，在西南角、东南角和正南三处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架设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的工事，尔后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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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威胁面前，叶名琛对战守问题仍漠然置之。26日，其部属纷纷建议添调兵勇，加强广州防务，他却以敌军不过是恐吓逼和为由，拒不采纳。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请求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人，防备突然事变，叶竟说什么“谁添兵，谁给饷”。广州绅民有的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守城杀敌，叶名琛一概不准。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已十分明显。就在这时，叶名琛却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他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

12月28日晨6时起，三十二艘联军舰艇（英二十五艘、法七艘）的一百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至内城粤华书院。清军乱成一团。广州城内大火熊熊，督署也成为一片废墟。

炮击开始后不久，英法联军约四千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中路约二千人进攻东固炮台。驻防广州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一千人奋勇抵御。他们士气高昂，分散隐蔽于竹林和灌木丛中或坟墓后面，以各种火器打击敌人。防守东固炮台（有炮三十一门）的约七十名清军，在东莞勇的配合下，也发炮轰击登陆的联军。邓安邦统一指挥东莞勇与炮台守兵，同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鏖战大半日，最后在弹药耗尽和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才被迫于日暮时放弃东固炮台。当晚，联军以舰炮及东固炮台的大炮继续轰击广州城。

29日晨6时，占领城东一带的联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城东北运动。防守城北五座炮台的总指挥、乍浦副都统来存率旗兵一部，坚守四方炮台。联军“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①守台兵居高临下，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斯特罗本泽指挥中路英军第59团，成散兵队形攻击小北门；西马縻各厘指挥右路英军水兵攻击大北门；里戈·德热努依里指挥左路法军攻击东门。广州守军依托城上工事阻击敌人。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守城清军纷纷溃散，致使敌军迅速占领了观音山，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了大北门和东门。城墙上的清军退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下午2时以后，全城战斗停息。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墙上竖白旗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

1858年1月5日，叶名琛为联军所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毙命。这是他坚决执行清廷“息兵为要”方针的可耻下常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投降卖国的柏贵等在侵略者的监督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三、广东军民继续打击敌人

在英法联军的蹂躏下，广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侵略军烧杀掳掠等暴行，激起了广东军民的英勇反抗。具有抵抗外来侵略传统的三元里一带群众，重建和扩大了原来的社学组织，募勇团练，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坚壁清野，与侵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东莞、花县、顺德等县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武装打击侵略者。广州城外军民实行秘密分散的游击战，每于夜间以壮勇数百人，分路潜至城下，鸣锣呐喊，向城内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敌人。城内市民则经常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侵略者出入之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1858年2月18日，佛山团练武装数万人，决定反攻广州，被柏贵破坏。但爱国军民的反抗怒火是扑不灭的，伏击和袭扰敌军的行动接连不断。6月3日，侵略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广州城外的团勇：一路进攻驻榕树头的东莞勇；一路进攻驻三宝墟的新安勇。东莞勇在邓安邦率领下奋力迎战，毙敌军官一人，迫使敌军逃窜。新安勇与敌军激战数小时，毙伤敌军百余人。随后，东莞军民向侵略者发出挑战书：“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①6月6日，巴夏礼亲率英军千余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甚众，巴夏礼也几乎被俘。侵略军胆战心惊，龟缩城内，不敢轻易再出。佛山团练总局还发动香港大罢工，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国人教书、办理文案以及雇工杂役人员，概行辞职回家，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香港同胞还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其不得安宁。

一、江孜的陷落

1904年4月5日，英军从古鲁出发，向江孜进犯。从古鲁撤退的藏军会同拉萨调来的援军，扼守康玛一带的山谷要地，并组织小分队，沿途袭扰敌军。当地藏民也自动拿起武器，纷纷参加抗英斗争行列。英军进至康玛南五六里的雪那寺时，遭到藏军二三百人的顽强抵抗。侵略军用步骑兵从三面包围了该寺。藏军英勇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自己亦伤亡一百余人，被迫退往藏姆章防守。英军占领康玛后，大肆抢掠。西藏民军翻穿羊皮袄，混在羊群中引诱敌人，一次即杀伤侵略军二三十人，使敌人再不敢贸然出来抢劫。

4月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行至距康玛十五里的山峡时，遭到据守藏姆章两侧高山的藏军阻击。藏军千余人依托山地工事，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使英军不能前进。最后，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一部兵力从正面进攻，一部兵力从翼侧迂回，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战士经过英勇搏斗，被迫突围。第二天，英军乘势侵占绍岗，11日进迫江孜。

江孜为宗政府①所在地，南邻年楚河，周围是一片平原，其西有一条路直达日喀则，向东越过卡罗拉山（江孜东七十公里）通往拉萨。宗政府设在江孜城区最突出的宗山顶上，是个坚固的堡垒。在宗山的西北，与之相连的一座小山上有全城最大的寺院——白居寺。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大部分调往南面各隘口防守，交战失利后，又没有及时收拢，因而与英军相比兵力悬殊。在此情况下，江孜守军主动后撤。4月13日，英军占领江孜。侵略者抢夺了近百吨粮食和数吨火药，并对附近的寺院及村镇大肆烧杀抢掠。

英军占领江孜后，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和做好进犯拉萨的准备工作，留下一支拥有五百余支步槍、两挺机槍、两门火炮的部队和三个星期的食品，随同荣赫鹏驻扎于江孜年楚河畔的江洛林卡，其余部队由麦克唐纳率领撤回春丕。

二、卡罗拉战斗

江孜失守后，达赖立即动员各地藏民组织民团武装，向江孜一带集结。5月初，共有近万人到达江孜周围各隘口，其部署是：江孜附近二千五百人，绒谷一千五百人，浪卡子二千五百人，热隆一千人，日喀则一千五百人。此外，还在卡罗拉设卡守卫。卡罗拉前通江孜，后通拉萨，向南可以直插康玛，切断英军的运输线。该处设有一道横跨山谷的五百余米长的拦阻墙，由二千名西藏民军把守。英军于4月28日派骑兵一个连进行侦察，被卡罗拉守军击退。荣赫鹏担心藏军在日喀则、江孜一带募兵，5月2日下令扣留了江孜守备，并决定在藏军尚未完全集中之前发动进攻。①由于驻藏大臣有泰对于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横加指责，执行一条“任其战任其败”的可耻方针，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5月3日，荣赫鹏派驻守江孜的三分之二兵力，即工兵三个连、步兵一个连及部分骑兵，携带火炮二门、机槍二挺，向卡罗拉进犯。经过三天行军，英军抵达卡罗拉藏军前沿阵地附近。侵略军企图先从两翼迂回，控制拦阻墙后面的制高点，再发起攻击。由于绕路过远，且两翼岩石陡峭，攀登困难，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5月7日上午10时，英军被迫从正面发起进攻，以一个半连沿河床前进，以一个连向藏军左侧阵地攻击，以半个连向右侧攻击，其余部队随同炮兵行动和守卫营地。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经四小时激烈战斗，毙敌军官一人、士兵十七人，迫使英军龟缩在山峡中，陷入“绝望之境地”①。下午2时，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占领了藏军右翼一段拦阻墙。藏军增援部队五百人立即集结向前机动，准备夺回失去的阵地。但由于英军预备队已从藏军右翼投入了战斗，藏军的机动受阻。藏军为了改变不利态势，在左翼连续组织了三次阵前突击，均因遭敌机槍火力的拦击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时，从右翼突入之敌占领了藏军侧后高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藏军被迫退守浪卡子。

这次战斗，藏军在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改变了单纯防御的战法，注意了组织进攻。但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训练差，射击不准，尽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战士亦不乏勇敢精神，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进攻。

在卡罗拉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英军得知江孜驻地被袭，乃于占领卡罗拉后，急忙撤军回救。

三、江孜反击战

驻江孜英军分兵东犯卡罗拉后，仅剩一百七十名士兵防守，力量非常薄弱。集结在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悉这一情况，乃于5月4日晚出动一千五百人，直插江孜，很快占领了帕拉村、白居寺、曲龙寺和宗政府等要点，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荣赫鹏驻地江洛林卡。

5日黎明前，潜伏于英军营地周围的西藏民军趁敌不备，突然发起进攻。他们一边喊杀，一边冲向敌营，抢占围墙槍眼，向敌营房射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有的来不及着装就被消灭了。但由于民军未能及时冲入围墙，近战歼敌，致使英军得到了喘息时间，组织抵抗。一部分英军爬上屋顶，一部分把住了东北营门，拚命向民军射击。民军几次攀越围墙，均遭敌火力杀伤而未成，天明后被迫后撤。由于组织不严密，撤退途中，又有许多战士牺牲。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西藏民军仅依靠宗政府的堡垒火力进行封锁，而未乘敌孤立无援之机，再次发起进攻，彻底歼灭敌人。英军残部利用时间加固了工事。

5月9日，进犯卡罗拉的侵略军返抵江洛林卡，江孜英军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但仍无法摆脱被围的困境，不得不采取守势，整天“蛰居斗室，不能越雷池一步”①。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相继占领了英军驻地周围的几个村庄，并派兵截击敌之通邮小分队，威胁其后方交通安全。英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决定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在民军顽强抗击下，进行“扫荡”的英军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英军发现民军准备袭击其营地时，即匆忙撤回。

5月24日，从春丕出发的英援军先头部队二百余人，携带十磅火炮两门，越过乃尼寺（江孜东南十一公里）的火力封锁，抵达江孜。英军在得到增援以后，为了保证后方运输线的畅通，决定向乃尼寺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到达该寺时，西藏民军已转移他处。

当时，对英军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驻帕拉村的民军。该村位于英军营地约二公里处，房屋坚固，利于防守，并可直接攻击英军防御工事薄弱的翼侧。5月26日，英军派步兵三个连及部分工兵，携爆破器材从正面强攻，炮兵则迂回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帕拉的山脊阵地，支援步兵战斗。但英军几次冲击均被西藏民军击退。由于房屋墙壁高厚，英军的榴霰弹失去作用，遂以工兵进行爆破，企图突破民军的防御。但英军爆破一次，仅能进入一个庭院，无法扩大突破口。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与英军逐屋逐院展开争夺，先后毙伤敌官兵二十三人。经过十一小时的艰苦战斗后，民军始被迫后撤，英军随即占领帕拉村。之后，民军致力于加强宗政府堡垒的防御，并不断前出袭扰敌人，使英军不得安宁。英军由于兵力单薄，不敢贸然向宗政府发动进攻，以致仍处于被围状态。6月5日，荣赫鹏率四十名骑兵驰回春丕求援，途经康玛时，受到三百多名藏军的袭击，几乎毙命。西藏民军在江孜反击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可惜的是，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指挥，因而未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敌人。江孜战局的变化，使英国政府手忙脚乱。

英印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声称：“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①6月中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在春丕集结，计有：四个土著士兵营②二千八百人、英皇家步兵连四百人、英山炮连二百五十人、土著山炮连一百人、土著山地步兵连二百人、民夫和运输人员七千六百人和配属的其它小分队，总计在一万一千五百人以上。除来福槍、手槍外，尚携有火炮十二门、机槍数挺。此外，还备有牲畜七千五百头，运输车一千六百五十辆。

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援军相继从春丕出发。途经乃尼寺时，遭到八百名西藏民军的顽强阻击，死伤十五人。在江孜英军接应下，才于23日抵达江孜。为了解除西藏民军对江洛林卡及帕拉村的包围，英军首先向江孜外围的民军据点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了江孜北面和西面的十二个村庄。6月28日，英军进攻江孜西北三公里的则城寺（即翟金寺）。一千二百名藏军苦战一天，经激烈白刃格斗，最后撤出战斗，江孜至日喀则的交通随之断绝。至此，英军从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守军，并控制了水源。江孜民军面临一场包加严酷的战斗。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伤亡，西藏地方政府再度作出忍让的决定。7月1日，达赖派出的宇妥噶伦、大喇嘛、大仲译及三大寺代表到达江孜，与英军谈判。但是，荣赫鹏无理要求西藏民军于7月5日正午前撤出宗政府，谈判终于破裂。

7月5日下午，英军向宗政府和江孜街发动进攻。进攻江孜街的英军分为左右两翼。守卫江孜街的藏军利用已筑起的围墙和房舍，奋勇还击，毙伤敌官兵多名。直至傍晚，英军方占领了江孜街。在宗政府方向，英军先派出步兵六个连和骑兵一个连，携炮二门，从左翼佯攻炮台之岩石方面，以牵制西藏民军主力，使其误认为是英军的主攻方向。黄昏后，英军撤回，趁夜暗又遣步兵十二个连、骑兵一个连、工兵半个连，携炮十二门，进至宗政府东南的外围阵地。这一带多悬崖绝壁，系民军指挥所所在地，是整个防御的要害。阵地前比较开阔，有民军修筑的多道围墙。但英军认为用火炮可以将其摧毁，故选择这一方向进攻。7月6日，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始抵达宗政府脚下的边缘阵地。当日下午，英军集中所有炮火向围墙轰击，始炸开一个缺口。这时，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引起山上火药库爆炸，加大了墙垣的缺口。英军立即发起冲锋，蜂涌而上。西藏民军虽用火力封锁缺口，但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遂拆下墙上巨石投向缺口，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最后，在敌人优势火力攻击下，西藏民军被迫突围，向拉萨方向撤退，江孜重新沦于敌手。

英勇的西藏爱国军民，在江孜抗击英国侵略军达三个月之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江苏独立经过及作战部署

（一）战前江苏军内部情况

战前，江苏（不含上海）共有军队五个师四个旅，即章梓的第一师，章驾时的第二师，冷遹的第三师，徐宝珍的第四师，陈之骥的第八师，和分别由张振发、赵念伯任旅长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独立旅，以及清江护军使刘之洁所辖的两个独立旅。第一、第八师驻南京，第二师驻苏州，第三师驻徐州，第四师驻扬州，四个独立旅分驻镇江和清江。

五师四旅中，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已被袁世凯收买，表面上宣布“以约束军士，保卫地方为主义”①，暗中却向袁保证“秣马厉兵，以待调遣”②，成为革命军的心腹之患。镇江的两个旅系暂留待裁的部队，军心涣散，不堪倚用。驻清江的两个旅宣称以“以维持地方为宗旨”③，实则看风使舵。第一、二、三师系在大裁军时缩编而成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兵员充实，但由于1913年3月才组建，且内部派系纷杂，缺乏教育训练，战斗力也不强。第八师系武昌起义后，由分别从桂林、南宁开赴南京的两批北伐军组成，中上级军官多为老同盟会员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训练较好，装备也较齐全。该师原负责警卫南京，后因湖南大搞裁军引起兵变，将该师赵恒惕旅派往湖南进行镇压，事后赵旅即留驻湖南。这样，第八师只剩下陈裕时一个旅，总数不过四千人。1912年底，八师虽又增募新兵，重建了两个旅，但新成分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且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对于讨袁心怀异志，这就更使该师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二）江苏讨袁的发动及作战部署

1913年7月10日左右，黄兴先派赵正平、何成浚等赴南京，约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高级将领，以及徐州的第三师师长冷遹和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召开军事会议，磋商独立日期，制订军事计划。会上，多数人主张趁进攻南京的北洋军尚未南下时，及早发动。冷遹提出第三师分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旦宣布独立，山东的北洋军势必首先对该师发动进攻，恐难于在第一线挡住敌人。①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冷遹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决心“苦战徐州”②。

7月14日，黄兴由沪抵宁。次日，黄率众将领往见江苏都督程德全，逼其响应讨袁。程德全发出通电，宣告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为临淮关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主管沿江各炮台的要塞总司令吴绍璘因反对独立，被士兵槍杀，由洪承点接任①。17日，驻镇江的两个独立旅和驻苏州的第二师②，也表示响应讨袁。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委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他发布了告将士檄文，并作了如下部署：令冷遹率第三师乘驻韩庄（徐州北四十公里）的北洋军第五师一部无备之际，突然向其发起进攻；令第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率该师二十九团附机关槍连及骑、炮、工兵各一个营（编为一混成支队），沿津浦路星夜开赴徐州助战；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该处的安徽讨袁军进攻倪嗣冲部；派新任一师师长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八师之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之第一师部队，组织徐州以南铁路沿线要点防御；第一、第八师其余部队分别沿江构筑防御工事，并扼守狮子山、天保城、富贵山诸炮台；将驻守南京的刘福彪的福字营调赴上海，协助陈其美所部攻夺上海制造局。

当时，江苏的主要领导人中，黄兴本来就不赞成武力讨袁，到南京来只是屈从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并无象其在讨袁檄文中所说的“不除袁贼，誓不生还”的决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是在黄兴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并于16日晚离宁赴沪。17日，程电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苏宣布独立与他无关。程德全的出走，更助长了陈之骥、朱熙等人的动摇性。此外，黄兴抵宁后，不举孙中山这面鲜明的旗帜，却由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与袁世凯有矛盾的清末旧官僚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规定“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①，企图利用岑拉拢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参加讨袁。但岑却不肯就职。这也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

二、徐州之战

南京会议后，冷遹返回徐州，立即收拢分散的部队，于7月15日晚仓促率部向利国驿（徐州北三十公里）方向运动，并派兵拆毁韩庄以南铁轨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信。山东都督周自齐和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闻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建议趁冷师尚未全部集中之际，令张勋所部沿铁路线对冷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待集中后即行跟进。当时，袁世凯对冷遹还抱有幻想，认为“冷遹向顾大局”，“是否叛变，尚无确音”，因而指令第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②。

7月16日晨，冷遹师冒着风雨突然向驻韩庄的北洋第五师方玉普旅发动进攻，拟从韩庄进取兖州，尔后向济南方向发展。方玉普率步兵两个营（携炮六门、机槍两挺）固守阵地，连续击退冷师多次进攻。这时，袁世凯急令在兖州以南铁路沿线待命的张勋军和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驰援韩庄。17日晨，张勋之义子张文生所率之四营辫子兵及兖州总兵所派之援兵赶到

韩庄，与方玉普旅分左右两翼向冷师反攻。冷师不敌，向利国驿、孙庄退却。18日晨，北洋军第五师步兵一营、炮兵一连到达韩庄，用炮火向利国驿猛烈轰击，将车站轰毁。冷师又退守柳泉（徐州北二十公里）。

7月19日拂晓，刘建藩所率江苏军第八师混成支队赶到柳泉，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北洋军急调五师第二十团前往增援，加强两翼兵力。双方激战竟日，相持不下。20日凌晨，江苏军第一师第一旅赶到，与冷师、刘支队并力反攻，将敌赶回到利国驿一线。当日，黄兴闻扬州徐宝珍师欲从六合进攻南京，急令刘建藩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支队撤走，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在此期间，黄兴曾于19日致电张勋，要张“外察大势，内顾宗邦”，“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③，配合革命军讨袁。张勋是个极端仇视革命的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想让他调转槍口配合革命军作战，无异与虎谋皮。张勋对黄兴的规劝不仅无动于衷，相反，于20日派出骑兵部队，由台儿庄绕攻江苏军侧背，配合利国驿的北洋军（时北洋第四师已派出两个团由杨善德率领增援利国驿）夹击江苏军。这时，被北洋参谋部收买的当地大土匪李扒子部（李扒子已被冷遹打死），也抄袭江苏军后路。江苏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拆毁铁路、桥梁，退守徐州，拟凭借防御工事进行固守，待机退敌。北洋政府鉴于徐州系苏北军事要地，若讨袁军“择险固守，万众一心”，则其军事强攻必遭顿挫，遂采劝攻间并用，奇正兼施”①的方针，派人策动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倒戈，从内部瓦解讨袁军。当前线讨袁军退入徐州时，突遭张宗昌团袭击，以致军心大乱。22日夜，江苏军被迫放弃徐州，退往蚌埠。不久，第一师第一旅撤回南京，第三师因师长冷遹离队，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陽。23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25日，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弹饷，进行向南推进的准备。

三、南京保卫战

（一）北洋军分路夹击南京

徐州之战后，先后调往江苏的北洋军计有：第四师第八旅，第五师第十旅，第二十师步兵第七十九团，直隶第一混成旅，张勋的武卫军以及王廷祯的禁卫军、雷震春的备补营各一部，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7月27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张勋，分析了徐州之战后的江苏形势，认为讨袁军在徐州新败，镇江空虚，南京混乱，并据此作出了分兵两路夹击南京的部署：令张勋率部由运河水路南下扬州，会合徐宝珍第四师进攻镇江；冯国璋率四、五两师由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部取得联络，会攻南京。②

这时，江苏讨袁领导机构进一步分化。7月25日，程德全在上海再次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26日，又致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①。黄兴则因徐州战事失利，又遇军队不服从调动和饷弹难筹等困难，遂失去信心，于28日晚弃职跑回上海。代理都督章梓、第一师师长洪承点等也随即离宁。黄兴等走后，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第一师师长周应时，立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电催程德全回宁。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第一师师长。7月30日，撤退至凤陽的第三师也宣布取消独立，投靠北洋军。数日后，张宗昌发表通电，声称由他暂领第三师师长职务，加入北洋军序列，充当进攻南京的先锋队。接着，驻苏州的第二师和驻镇江的两独立旅也宣布取消独立。至此，江苏的讨袁武装已失过半，讨袁作战险象频呈。

属于地方实力派的杜淮川见江苏军大多已取消独立，恐北洋军乘虚而入，将江苏这块肥肉夺走，遂于8月2日致电袁世凯，恳请冯国璋部暂缓前进。袁不肯中途辍兵，于5日电令冯国璋、张勋“仍饬各军迅速前进，克日到宁，以免旷日持久，别生波折”②。于是，冯、张率军继续南进。7日，张勋的前卫部队抵达扬州，与徐宝珍的第四师会合。西线冯军，一则由于军队庞杂，指挥混乱，大量兵车拥积徐州，调度不灵；二则江苏军从徐州南撤时，拆毁铁轨多处，固镇铁桥也被炸毁，因而无法前进。袁世凯因多处分兵，后方空虚，战局持久对其不利，遂于6日电令冯军离开铁路线，由蚌埠经和州（今和县）、芜湖、太平（今当涂）一带绕进；或分兵入淮河一带，会同倪嗣冲军进攻寿县正陽关和安庆，再由长江顺流而下。①但冯国璋不愿受远程跋涉之苦，也不肯配合倪军作战，仍沿津浦路缓慢地前进。

（二）保卫南京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七）黄兴等出走，北洋军又已逼近，南京城内动荡不安。时在镇江运动讨袁的国民党激进分子何海鸣、韩恢②以及戴天仇（即戴季陶）、詹大悲等人，闻苏北讨袁作战失败，黄兴出走，遂相继赶赴南京领导讨袁作战。8月8日，何海鸣率第一师百余人，占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陈之骥于黄兴离宁后即投靠袁世凯，曾于8月3日致电袁，请他电饬程德全赴宁，“速筹善后”①。此次趁受职之机，陈派该师第三十团包围都督府，拘捕何海鸣；10日又到江北，拟与冯国璋商洽献城之策。陈之骥刚离城，从六合退守南京的该师二十九团官兵，击散拥陈的第三十团，放出何海鸣，仍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1日，第三次宣布独立。戴天仇见何海鸣仍为总司令，竟负气出走②。

南京第三次独立后，何海鸣等推举前江苏都督府顾问张尧卿①为江苏都督，并下令驱逐杜淮川，命原第十团团长徐涛为第一师师长，原第二十六团团长吴浩为卫戍司令，何自兼第八师师长。同时，招募城内及城郊各县的退伍官兵，组成第三军②，下辖第五、第六两师，以韩恢为讨袁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①。何命第一师驻守富贵山、雨花台等高地，第八师驻守狮子山、天保城诸炮台，其它部队驻防于各城门，决心固守南京。

南京保卫战，在整个讨袁战争中是打得最激烈的。

北洋军东线的张勋部与徐宝珍师在扬州会合后，其先头部队于8月8日渡江进攻镇江。驻守镇江的第三十一旅旅长张振发和第三十二旅代旅长卢祥麟弃军脱逃，部队无人指挥；驻守焦山、象山的官兵稍加抵抗，也慌乱逃散。张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江。13日，张、徐军进抵高资、龙潭。次日，分兵向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门进攻。

14日拂晓，张勋派敢死队十余人，首先将军旗插上紫金山顶，继命旅长方更生、团长赵振东等督大队步兵抢攻紫金山。天保城守军当即以大炮猛轰敌人，炸死赵振东，炸伤方更生及两个管带。张勋不顾伤亡，催令步兵蜂拥而上，终于攻占紫金山主峰，随后，又派兵进攻天保城。

天保城位于紫金山西侧，筑有坚固的炮台工事，是屏蔽南京的重要支撑点。守卫天保城炮台的系第八师工程营。8月17日，张军突袭天保城，工程营不支而退，天保城落入敌手。19日，江苏军八师二十九团向天保城反攻，将该阵地夺回。张勋悬重赏，驱使部队续攻天保城，并分兵一部向雨花台进攻，以分散守军兵力。南、北两军反复争战，天保城三失三得，至21日午后，终被北军夺占。

与此同时，张勋率主力于19日上午猛攻太平门。该门守军悬旗诱降。张勋受骗，挥兵拥入太平门。霎时，城门外地雷轰响，张军前队死伤过半，急欲退出，又被埋伏在城外的守军勇猛袭杀。张军死伤惨重，慌忙后撤。接着，张、徐两军又转向尧化门，组织部队反复攻城，均被守军击退。张勋复命部队用云梯、绳索冒着弹雨攀登城垣，结果梯折索断，士兵非伤即死。目睹者讥讽说：张勋军作战“直进直退，以生命为比试之具”，其战法实在“呆笨无比”②。

当东线的张、徐军向南京进攻时，西线的冯国璋部已修复了铁路，向南京逼近。8月12日，其先头部队抵达浦口。14日，张宗昌师的两个营从浦口偷渡长江，在下关登陆后，攻占了幕府山。但渡口遭到狮子山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后续部队无法渡江。冯国璋见从浦口渡江受阻，决定组织部队从下游渡江。16日，冯国璋在滁县发布渡江攻城命令：以张宗昌第三师所余部队（欠第十团）和第五师为主攻部队，于16日晚相继从卸甲甸（老虎山对岸）渡江，上岸后分别向神策门（今中央门）、钟阜门（今无此门）和太平门一带攻击前进，并分兵一部援助张勋部夺取天保城炮台；以何丰林率第四师第十六团和原江苏军第三师第十团赴老西江口，掩护右翼部队的安全，并佯示渡江，牵制江苏军；以第四师其余部队固守浦口至枚管营一线，以炮火轰击南京城，支援由卸甲甸渡江的部队。冯部按预定计划渡江后，即派施从滨为南岸部队总司令官，李奎元为第三师代旅长（张宗昌尚留江北），率部连夺北固山、黄家卫、上元门诸要点。23日，冯军第十九团进逼南京城下，进攻太平门。守军据城抗击。冯军进攻受阻，遂退驻炮火射程以外。

江苏军在保卫南京的作战中，第八师官兵十分英勇顽强，特别是该师第二十九团，始终坚守在最关键的部位，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张勋军畏之如虎，“每见黄帽檐之兵至，立即退却”③。当时在南京的一个美国医士说：第二十九团“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④。

北洋军兵临城下，南京城内守军将领再次发生了内哄。第一师师长徐涛和卫戍司令吴浩暗中与敌军勾结，企图叛变献城。18日，吴浩以武力威胁何海鸣离开南京。何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当夜，第二十九团一个营围攻一师司令部，捕杀徐涛；次日，又协同第一师士兵击散卫戍团，吴浩潜逃。讨袁将士再一次粉碎了取消独立的陰谋。

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因领导安徽讨袁作战失利，于8月19日率卫队营并携部分粮饷到达南京。何海鸣因与都督张尧卿有矛盾，逼张将都督一职让与柏文蔚，并委柏兼第八师师长。柏接任后，于21日率部向天保城发动进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后因众寡不敌，未获成功。

袁世凯鉴于南京城久攻不下，乃于8月24日急电海军总长刘冠雄，令其派军舰迅速载运浦镇和老西江口的部队过江，以便全力攻城。25日，刘冠雄派“海璞号等舰驶往浦口江面，掩护滞留江北的冯国璋部渡江。

8月27日夜，北洋军会攻南京。张勋部和冯国璋部第五师从东面攻太平门和朝陽门（今中山门），施从滨、李奎元率第三师两个团从北面攻神策门，雷震春部从南面攻雨花台，刘冠雄以舰炮配合冯国璋部攻城西北的狮子山炮台。守军固守城垣和诸要点，大量杀伤敌人。张勋见强攻失利，遂在富贵山南侧偏僻处挖掘地道，拟用炸药破城。

值此城防吃紧之际，新任都督柏文蔚深感守城无望，遂带侍从官兵由汉西门退出南京。柏走后，何海鸣任王宪章为第一师师长，自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但何“不懂军事”，“经济全不公开”⑤，不为某些将领所信服。30日晨，何海鸣召集将领会议，决定于次日晚9时分四路反攻盘踞紫金山、幕府山及朝陽门外之北洋军，夺回制高点，扭转被动局面。其部署是：由第一师派出一个支队由雨花台出击紫金山之敌；第五师派出一个支队至朝陽门，待第一师与敌接战时，出城合击敌人；第八师派出一个支队至太平门，待第五师出发后，猛攻天保城；第六师派出一个支队出仪凤门（今挹江门），袭夺幕府山。翌日，总司令部下令将守城之有关部队集中编组各突击支队，准备出发。但第一师违令不动，第五师进至朝陽门时，因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第八师也就无法进攻天保城。江苏军的四路反攻计划遂告流产。

9月1日上午9时，张勋部用炸药炸开富贵山南侧城墙两丈余，部队蜂拥而入，并分兵三路：一路抢占富贵山，并轰开太平门内守军设置的沙袋，开门接应城外部队；一路向南，将朝陽门、洪武门（今光华门）夹城轰开，迎接城外部队入城；一路向西，抢占北极阁、骆驼山、神策门、西华门诸要点。城内的江苏军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张勋部的接应下，冯国璋之第三、第五师分别由神策门、洪武门、太平门攻入城内，并在舰炮掩护下夺占了狮子山炮台。下午，江苏军原朝陽门守城司令胡炳炎和护卫团团长李维作等相继叛变，引敌进占都督府。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何海鸣率部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雨花台原由第一师第三团防守，后又增派第八师第二十九团赴援。该两团为江苏军的精锐部队，自9月1日至2日，官兵们忍饥挨饿，日夜苦战，击退雷震春部及冯军第四师多次进攻，毙敌千余人。何海鸣到达后，立即与韩恢等人率二十九团向敌反突击。无奈，该团官兵已精疲力尽，战斗力明显下降，在敌军的密集炮火下，死伤过半。何海鸣只好放弃雨花台，率余部退回城内。旋遭张勋与雷震春部前后夹击，部队溃散，何仅率少数士兵从水西门出走。坚守了二十余日的南京城终于落入敌手。

北洋军入城后，张勋纵兵烧杀婬掠，冯国璋部放火焚烧下关。南京居民继1864年受刽子手曾国荃的湘军血洗之后，又一次遭到惨重蹂躏。

江苏讨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主要由于：一是缺乏坚强的领导。除程德全从中破坏外，身为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竟在危难时刻离职出走，对于战争全局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何海鸣虽意志坚决，但因不谙军事，不孚众望，又得不到国民党要人的支持，难于统率全军和指挥全局。二是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大都为动摇分子，战前却未进行任何调整和防范，以致当敌军压境时，不是弃职潜逃，就是率部投敌。幸有一些坚定勇敢的中下级军官，率部与敌拚杀，否则，南京城早已陷于北洋军手中。三是指挥不力。南京宣布独立后，讨袁军的作战企图是先攻徐州方向之敌，“大举北伐”，但在冷遹师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进攻，实属轻率之举。徐州前线作战失利后，何海鸣等虽决心固守南京城，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且又兵力不足，虽经苦战，终难抵御优势之敌的进攻。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政府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和尊严，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8月26日发布宣战诏旨，命令前线海陆各军准备对法作战。鉴于法国侵略者已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廷认为：“惟当一意备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①根据“牵敌以战越为上策”②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为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同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③

清廷宣战后，法国为了能够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国的煤和食品等物资供应，因而没有正式宣战。同时，法国再次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④为拉线人，大搞幕后外交，以此作为它在军事上暗中积极部署的烟幕。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和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马江偷袭得逞之后，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使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因而“复又坚决主张将战争移至北方”。⑤茹费理政府曾一度赞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计划，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动，但不久又改变了决心。其所以如此，一则担心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当时法国正对由于埃及问题同英国的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欧洲局势颇为不安；一则担心北上与北洋舰队交锋，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了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茹费理希图通过“继续执行报复”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屈服，允许赔款，或将基垄淡水两埠口的行政、经营、海关、矿山等权让给他们，以“提供同等价值的赔偿”①。北圻方面，法国政府以谅山为中国军队入越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思雪北黎惨败之耻，因而决计于雨季过后占领谅山，并相机进犯广西边境，以配合孤拔舰队的海上进攻。所以，法国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东攻台北，西取谅山，踞地为质，勒索赔款。

一、双方作战部署

护国军湘西一路的作战任务，按原定计划，系由贵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区，然后以一部兵力经新化取长沙，迫武汉，另一部取常德，规荆州以指襄陽。

云南护国军初定的湘西作战预案，是以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率赵钟奇的第一梯团两个支队入黔，与黔军会师后攻取全湘；黄毓成率领挺进军由黔省出湘西，直捣武汉。后由于四川、广西的战局发生变化，临时改变部署①，湘西方面的作战，主要由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所率的黔军第一、二、三团①进行。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军队几经更迭，混乱复杂。1913年底汤芗铭督湘后，又对湘军裁减整编，解散原有陆军，按行政区划成立六个守备区。每守备区保留陆军若干营，设司令一人统率，负责该区防务；另成立一模范营于省城。1915年夏，又组建一暂编陆军混成旅（旅长胡叔麒），驻长沙。云南起义后，汤芗铭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将暂编混成旅调往湘西，准备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原打算调集重兵，经湘西取道贵州，作为进攻云南的主要方向。后改变主攻湘西的计划，仅命部分“征滇”部队向湘西运动。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气袭人，陆路崎岖难行，水路船少水枯，袁军开进速度异常迟缓。至1916年2月上旬，抵达沅辰地区的部队，仅有北洋第三师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驻湘南）和第六师先遣队四个营，兵力比较薄弱。

二、护国军进军湘西

护国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接受进攻湘西的任务后，早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离开贵陽，掩旗疾进。第一团经镇远、玉屏秘密进抵湖南晃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两团也分别向湘边集结。护国军拟分三路，从晃州、漠滨、铜仁三处突破，进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农历除夕）夜，王文华所率之中路部队乘晃州守敌（仅湘军一连）不备，突然发起进攻。湘军惊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关，护国军顺利攻占县城。次日拂晓，护国军继续推进，猛攻蜈蚣关。前湘省镇远道尹林炳华，率湘军一部和北洋军第五混成旅两营在蜈蚣关恃险顽抗。护国军昼夜强攻，于4日下午克蜈蚣关，毙敌八十余人。护国军初战获胜，军心振奋，王文华乘胜挥兵继进，直逼沅州；同时令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后，立即向中路靠拢，与第一团钳击沅州。

吴传声团于2月3日发动进攻，顺利攻下湘黔边境据点漠滨、圫口，并于5日攻克黔陽（今黔城镇），6日夺占洪江镇后，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敌为汪学谦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陽失守，沅州首当其冲。汪学谦迭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由麻陽（今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汤芗铭说：“职旅兵单分驻，较远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势。各处函电纷纷告急，实难措置”①。汤芗铭手中无兵，只能以“希力持镇定，相机因应”①等空话敷衍了事。

2月13日，护国军第一、三团分左右两路会攻沅州。战斗十分激烈，经夜不息，汪学谦部弃城而逃。14日午前，黔军占领沅州。在此次作战中，团长吴传声不幸阵亡。

占领沅州后，王文华令第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部由沅州北进，配合铜仁方向之第二团进攻麻陽。

护国军第二团原任团长彭文治反对起义讨袁，于战前弃职潜逃，由卢焘接任团长职务。护国军开始进攻后，卢团由铜仁出发，连克米沙、小坡等边界据点，逼进麻陽。时麻陽守敌仅有一营。该营以一连守城，两连前出至距城七里的童湘溪，据险顽抗。护国军连攻数日不下。2月8日后，袁军第三师之第五团和第六师一个营，分别从沅州东和辰溪增援麻陽。护国军寡不敌众，于9日下午6时撤出战斗。第一次进攻麻陽失败。16日晨，在第一团援兵的配合下，卢团对麻陽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麻陽守敌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减弱，经不住黔军的猛攻，遂放弃麻陽，退守高村（今麻陽）。黔军随即进占麻陽。

这时，护国军游击队司令王华裔联络原湘西守备司令周则范起义讨袁，乘正面战场胜利之机，连克靖县、通道、绥宁等城，敌军退守武冈。

这一阶段作战，护国军以敏捷的动作，连续发动进攻，所向披靡，击溃敌人约三个混成团，攻占湘西八座县城。护国军攻下麻陽后，便进行补充休整。王文华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团，分驻所占各县。

三、英勇抗击袁军反攻

湘西连失数县，袁世凯大为惊恐，迭电催促第一路军司令马继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军进入湘西，沿途烧杀抢掠，民怨沸腾。2月29日，马继增在途中暴卒②，袁世凯命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代理师长和第一路军司令，继续向湘西进发。

3月中旬，袁军第一路军各部陆续抵达湘西，遂分四路向黔军反攻：卢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骑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进攻；汪学谦第五混成旅和湘军第二团由中火铺、江口向怀化、沅州进攻；周文炳第六师由高村向麻陽进攻；刘跃龙第二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团由武冈向绥宁方向进攻。

3月31日，卢金山旅首先对沅州发起攻击，继而奉军参战。护国军在沅州与敌苦战，终因兵力单雹子弹缺乏而被敌破城。与此同时，周文炳部已逼近高村，准备攻击麻陽。

4月2日，王文华令第三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第二团第二营由麻陽前出，在高村一线阻击周文炳部；令第四团、第二团第一营及敢死队数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军重兵云集，来势凶猛，护国军兵力分散，弹药不继，各路作战均不顺利。反攻沅州的护国军，与敌激战四昼夜，多次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四百余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损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带。麻陽方向，袁军约三个混成团，于3日上午8时进攻高村护国军阵地。护国军顽强抗击，至下午3时，战力不支，遂撤离高村，退守岩门。袁军乘势反扑，攻破岩门，于7日陷麻陽。黔陽方向，护国军独立营也退守瓮洞一带。

4月7日夜，贵州护国军奉蔡锷电令，与当面之敌停火休战，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这时，湘西一带，在护国军湘西招抚使程潜、陈强等人发动和领导下，讨袁烈火方兴未艾，湘西二十余县都已宣布独立，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护国讨袁的桂军，其攻湘部队二十余营已抵达湘南之龙虎关、黄沙河一带，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捣衡陽、长沙之势。这样，湘西袁军已呈孤立突出之势，其后路及两翼受到桂军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装的严重威胁，故在攻克湘西数县后，开始收缩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战初期，贵州护国军以勇猛的战斗精神，采取突然袭击、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战方法，连克湘西数县，一度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旋因护国军兵力单薄，弹药不继，且又分散兵力，与优势之敌进行阵地战，以致虽初战获胜而不能持久，终于在敌人重兵反攻下节节败退。尽避如此，贵州护国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牵制了约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广西方向的作战，其战绩是显著的。

当汉陽激战之际，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东南重镇南京，尚为清廷所控制，并驻有重兵。这对临近各省是个很大的威胁。革命党人几次策动守军起义均未成功。苏浙沪革命党人为了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一、驻宁新军与旧军的斗争

南京城内，原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步兵第十七协，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个营，及炮标、骑标、工程、辎重等营，总人数约七千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统率的江防军二十营，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五营，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又称缉私队）十营，由未裁绿营及饥民新编成的巡防军十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的步兵一标、炮兵一营及督署卫队等，分驻城内外。旧军总兵力约二万人。

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进行兵运工作，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该镇官兵进一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10月31日，张人骏又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防至距城六十五里的秣陵关，由江防营及巡防营负责城内守卫，每人补充子弹五百发。第九镇官兵对此愤愤不平，纷纷要求起事，但苦无弹药，不敢轻动。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等派人监视，观察动静，并企图谋刺徐绍桢。徐绍桢本无意革命，但被张人骏、铁良所逼，且各标营的革命呼声甚高，遂下决心联络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领取弹药，一面入城联络巡防军、督署卫队为内应，相约于11月8日以演习为名，同时行动，袭取南京城。不料城内一些同情革命的人自行于7日仓促发动，被张勋调兵镇压，很多革命党人牺牲。清军紧闭城门，严密戒备，并增派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防守雨花台，在通济门、汉西门增设了山炮和机关槍。

第九镇闻城内起事，遂于11月8日誓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其部署是：右路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营（缺一队）、骑兵第九标第一营（缺一队），经曹家桥向通济门进攻；进城后，占领督署。左路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骑兵第九标第三营，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进攻；进城后，消灭清凉山守军，占领饷械局。中路以步兵第三十四标、骑兵第九标第二营，经姑娘桥、花神庙向雨花台进攻；进城后，分军渡江，占领浦口。同时，约镇江步兵第十八协第三十五标进攻朝陽门；进城后，占领将军署。当时，第九镇官兵每人只有子弹三五发，重武器则有炮无弹。上午11时，各路部队在无名纬河南岸高地集结待命，准备夜间行动。中路的骑兵因求战心切，竟不顾统一号令，单独北进，在逼近雨花台时，遭清军炮击，退至花神庙。这时，步兵三十三、三十四两标，也先后发起进攻，因无统一指挥，形成各自为战。黄昏，中路部队向雨花台发起冲击，遭敌火力压制，伤亡较大。当晚，革命军连续三次冲锋，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未能奏效。待至9日拂晓，革命军弹药用尽，被迫退往镇江。

二、苏浙联军会攻南京（参见附图二十五）（一）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和攻城作战部署

新军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赴上海与革命党洽商。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将领集会，决定组织苏浙联军，攻取南京，配合武汉革命军的作战，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处革命军陆续集中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计有：江苏军步兵四营、炮兵一队、骑兵一队，约三千人，由刘之洁统带，驻句容、丹陽等地；浙江军步兵二标（缺二营）、游击队二营、骑兵一队、炮兵一营（携炮四门）、工程辎重各一队，共三千余人，由朱瑞统带，驻高资；淞军①步兵六百人，由黎天才统带，驻镇江金山河；沪军步兵一千人，由洪承典统带，驻镇江；镇江军步兵二协，约四五千人，由林述庆、柏文蔚统带，驻高资、下蜀和镇江。此外，还有前来会师的其它零星部队和起义海军舰艇十四艘。总兵力一万四千余人。

在联军开始集结的同时，总司令部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研究确定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取镑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体部署如下：以淞军为右翼，攻取乌龙山及幕府山炮台；浙江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陽门、太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经淳化镇向雨花台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同中路前进，进攻天保城；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掩护、运载陆军登岸；镇江军一部及扬州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二）联军三面进攻，夺占城外各要点

南京城垣高厚，北有乌龙、幕府两山，南有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扼其中，均筑有坚固工事。城内外炮台环列，易守难攻。清军司令部设在北极阁。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门，雨花台有要塞重炮一门，各城门配有野炮多门，由江防营分别监守。皇城内有旗兵及巡防兵五营，准备三路机动。其余兵力分驻于城内外各炮台及交通要道，每处有一营至数营不等。清军昼夜巡逻，防守严密，但士气低落，有不少官兵同情革命。

11月24日夜，右路淞军和浙江军一营，乘兵舰直趋乌龙山麓，在守台官兵内应下，很快攻占了乌龙山炮台。25日晨，又

将幕府山炮台占领。革命军当即用炮台的大炮向清军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轰击。清军慌作一团，水师营参将率战船四十只归顺，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亦降。同日，中路浙江军进至马群，清军五个营据守四道防线，进行顽强抵抗。经数小时激战，浙江军突破敌人防线，毙伤清军甚众。清军统领王有宏亦被击毙。下午2时，又攻占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以三营兵力向幕府山、以五营兵力向孝陵卫实施反击，均被联军击退，缩入城内。此时，左路江苏军已占领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

（三）联军攻占南京城

11月27日，联军进行攻城准备。28日，中路浙江军向朝陽门发起攻击，因攻城器械不足，多次掷放炸药轰城不果，并遭天保城清军炮火袭击，伤亡多人。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亦未奏效。第一次攻城遂告失败。为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镇江军、浙军、沪军近万人，合力进攻天保城。另以江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上筑要塞炮台，有炮十余门、机关槍四挺，由江防兵一营及旗兵四百人防守。11月30日，联军向天保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槍扫射下，联军

伤亡较大，无法前进。随后，联军组织敢死队，以一队从紫金山正面攻天保城东侧，另一队攻其侧背。第二次攻击发起后，敢死队不怕牺牲，攀岩登壁，勇猛冲锋，各军亦相继跟进。清军不支，遂假示投降。联军受骗，死伤百余人。革命军官兵愤极，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将守敌全部歼灭。联军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陽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江苏军攻占。由于围绕南京的制高点相继为联军所控制，城内清军顿形动遥张人骏、铁良等于当天夜间逃遁；张勋率部由汉西门逃出，经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残存的清军开城投降。12月2日，联军开进南京城，受到城内居民热烈欢迎。

苏浙联军在兵力数量上不占优势，其所以能取得攻城作战的胜利，主要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支武装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压倒敌人的精神；在作战指挥上，注意集中兵力各个攻占制高点，迫使清军丧失守城的信心，从而比较顺利地夺取了南京城。苏浙联军攻取东南重镇南京，对袁世凯是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陽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革命党人以南京为基地，形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并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矗

三、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反对袁世凯

篡权斗争的失败

武昌起义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这时，一些革命党人的权势思想、地域观念和宗派情绪有了发展，革命营垒中原有各派系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两大集团。两集团对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人选和所在地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致造成临时政府难产，同时，也丧失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北洋军的有利时机。

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攻占了汉口、汉陽，但已师老兵疲，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长。而这时北方和东北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南方独立各省正派出援兵源源向武昌集中。北洋军不仅无力攻占武昌，而且后方不稳，进退两难。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便加紧施展诱和伎俩，以达到其扑灭革命和篡夺革命果实的目的。他勾结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当时在国内的革命党某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有利的革命形势，相反对袁世凯心存畏葸和幻想，加之受到妥协势力的包围，因而表示愿意和谈。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南北和谈”。在袁世凯的胁迫和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南方代表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以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反对议和，主张组织北伐军，用武力完成南北统一，但他们的正确主张不占主导地位，无法阻止和议的进行。正当南北代表进行和谈之际，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国内。因众望所归，于29日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尽避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戒备，但因受到革命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胁迫，和他本人有“但求早固国基”的思想，故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致电袁世凯，作出了“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承诺。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甚为不满，通电指责南方

先组政府，选举总统，违背和谈协约。袁还唆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发出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声言要以“开战”来解决政体问题。在袁世凯的军事讹诈面前，孙中山针锋相对，激励各地军民，积极准备北伐。他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晋）、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①。1月13日，北伐军在津浦铁路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湖北的革命军则由襄樊东下随、枣，并北出河南唐河、邓县，威胁南陽、洛陽。段祺瑞害怕后路被切断，急忙将其大营由孝感撤至信陽。当时，袁世凯所拥有的反革命军队，总数不超过十万，所控制的地区，只有河南、山东、直隶等少数省份。而分别集结在湖北、江苏两省的革命军各约有十万之众，加上其它各独立省的军队，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如果革命军坚持北伐，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可能被击败，革命形势将起重大变化。但就在这时，帝国主义公开为其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撑腰。它们声称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财政上、军事上、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在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则故意制造种种困难，借此胁迫孙中山妥协；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右倾妥协势力包围和影响下，也动摇后退；许多独立省拥兵自重，无意北伐。在内外交迫下，不但使北伐半途而废，孙中山也“心灰意冷”，再次被迫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立即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让权的诺言后，又迫使临时政府承认了关于大清皇帝退位后之《优待条例》，便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的虚假保证。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想以奠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条件来约束袁世凯的独裁野心，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在袁世凯的欺骗恫吓下，上述目的均未实现。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领导人也“相率下野”。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软弱的资产阶级节节退让，由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即被扼杀了。政权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英国侵华远征军由舰队司令伯麦率领，以舰船三十艘，载陆军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结后，向中国南海进发，于1840年6月下旬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侵略军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都鲁壹”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被指定执行此项任务。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三艘军舰赶到广东。懿律会见义律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逼迫清廷就范。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十艘、武装轮船三艘、运输船二十八艘，由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舰队驶经福建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舰长包诅率“布朗底”号军舰闯入厦门港。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水上交通相当发达。厦门及附近各岛驻有清军水师八百五十名，陆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余名，在新筑炮墩及旧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余门。

7月2日，当英舰“布朗底”号由青屿强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军官偕翻译划着小船递交照会副本时，遭到岸上清军拒绝。次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舰遂

发炮轰击，使厦门炮台和民房数处受损。包诅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它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港，北上追赶舰队。（留军舰及运输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又调往定海。）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舟山群岛是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岛屿舟山岛南部的定海，被认为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军舰队于1840年7月3日驶抵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轮船二只，进至定海城南之道头港水面，进行测量和侦察。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都有山峦环抱，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外洋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二千八百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一座，安设火炮八门，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麦率英舰数艘闯进定海水域。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还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伯麦交给姚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会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炮，宜将水陆部队的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则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他向总兵张朝发建议：“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①
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是水师的职责，水师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让敌兵登岸。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则率兵千余守城。二人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①

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四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进行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一千至两千米），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甚重，张朝发也受伤，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城东南的关山（亦名东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斗。此次作战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对外敌入侵缺乏警惕，以致除广东外，沿海戒备不严，给了敌人以乘虚袭取的机会。诚如当时人夏燮所说：“当日之误，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②其次，定海清军事先既疏于戒备，临战又互不协同，水师不顾彼己船炮悬殊而与敌正面对阵，结果迅速溃败，陆师则单纯守城，没有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也没有采取防敌炮击的有效措施，以致一遭炮击即兵溃城陷。

定海失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9日赶到镇海，会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该处防务。此时，镇海各营汛仅有官兵二千余名，乌尔恭额急调湖州兵三千加强镇海防御，并建议粤、闽两省镑派水师二千“星飞来浙，会同浙省镑镇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乌尔恭额和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查办和主持军务。

英军攻陷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准备长期占领。同时，派出军舰、轮船各一艘，封锁甬江口；另以舰船五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则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英军在定海四郊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甚至诱以鸦片，但回城者寥寥无几。侵略军粮食困难，便组织抢劫队，搜抢粮畜，抓捕群众。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岑港守军也始终坚守港口及附近岛屿未退，伺机袭扰敌人，给了侵略军以一定的杀伤和牵制。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①但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槍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②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一说17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①8月21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1②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③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④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①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②，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也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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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四），第374页。

① 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53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鸦片战争》（四），第653页。

①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① 《廷寄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3页。

③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25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页。

一、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英帝国主义为了分割我国的西藏，除派遣军队公开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外，还极力阻挠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发生联系。如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达赖的封号①，并邀达赖赴京会谈；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驻藏办事长官。英国不仅阻止西藏地方当局与北京政府直接谈判，还不许驻藏办事长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时，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与会，英国将与西藏当局直接缔约相威胁。袁世凯在西征军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竟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少数亲英分子企图分割中国西藏的一个大陰谋。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案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甘肃的藏族地区，统称为“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区称为“外藏”，以东地区称为“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则“中藏共管”。草案还规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权”；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英印政府裁决；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英印政府监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国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这个条约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也断然加以拒绝，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陰谋遭到了破产。会议并未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在会外秘密换文中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则是完全非法的，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夏扎·边觉多吉回藏后，亦被达赖削职。

二、英国加紧武装藏军，再次挑起

川边冲突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遂大力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建新式藏军，企图继续以武力制造西藏“独立”。1914年以后，英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达桑占东为总司令，台吉车门巴为副司令，计划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备军扩充到万人以上。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为藏军训练军事指挥人才；并选派一批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又在札什城设立了一所机器厂，由印度技师帮助制造槍械弹药。

藏军经过扩充和训练，实力有所增强。于是，英国又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再次驱使藏军进犯川边地区。1914年9月间，西藏地方政府派噶伦喇嘛为西康总管，会同错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达。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带领藏军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区，准备再次挑起战端。由于当时的边军统领彭日升拥有装备比较精良的三个营，分别驻防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地区，因而藏军未敢贸然进攻。1917年春，四川爆发了川、滇军阀之间的战争，战火波及川边。7月，边军统领彭日升派兵两营进攻打箭炉，被滇军华封歌团击败。不久，川边镇守使殷承被迫离开打箭炉回滇，由陈遐龄接任。英国见有机可乘，立即接济藏军“五子槍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②，唆使藏军向川边发动进攻。边军一败涂地。

1918年1月，类乌齐被藏军攻陷，边军一营营长田文清败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营营长张开胜、第十营营长曹树范分道夹攻驻欧月（昌都南八十里）之藏军，结果为藏军击败，分别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陈遐龄求援。时陈正参与川省军阀混战，且虑彭之势力扩展对其不利，以致见危不救。2月下旬，藏军进攻昌都，首先占据昌都后山。3月3日，彭日升派队分道进攻后山，又被藏军击败。4月3日，藏军攻陷鸡心山，15日又陷四川桥。彭日升等因昌都已无险可守，遂缴械投降。藏军攻占昌都后，分南北两路进攻。边军纷纷溃降，以致“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宁静七县相继俱陷”①，整个川边为之震动。

是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先后派人递信给达赖，劝其休兵息战。由于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阻挠，陈的停战提议未获结果。藏军在攻占德格后，又直逼甘孜、瞻对。陈遐龄于7月令团长朱宪文率部抵御。川军与藏军在甘孜西南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始进至雅砻江东岸，阻止了藏军的进攻。

三、川藏两军停战议和

川藏两军在甘孜前线形成对峙局面后，陈遐龄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萨交涉。英国鉴于藏军进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军增调主力反攻，已占地区仍有丧失的危险，遂令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谈判议和。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同意从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停战一年。

随着我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藏族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爱国人士增强了反帝信心，纷纷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联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达赖亦向代表表示：“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①。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达了拥护中央的心愿。

此后，达赖逐渐摆脱了亲英分子的羁绊，不断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使英国妄图分割西藏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一、北洋军的八路“兜剿”计划和

起义军的西征决策

白朗起义军连战获胜，袁世凯十分惊慌，连电段祺瑞和段芝贵，命令他们加派部队，“酌配利器”，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务求“早日荡平”④。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令，与段芝贵等分析了前段作战情况，认为起义军惯于避实击虚，合围、追击均难于奏效，但也别无良策，只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实行所谓分进合击，八路“兜剿”。其具体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贤率所部一旅及归其节制的何其慎旅驻裕州，另以一团驻许昌；骑兵第一旅旅长陈文运率所部驻襄城、叶县；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陽、泌陽；河南护军使赵倜驻洛陽，所部毅军分扎汝州、宝丰一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率所部驻卢氏，另以镇嵩军或毅军两营驻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间，切断起义军回基地之路；奉军吴庆桐旅驻南陽、唐县；北洋陆军第九师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率所部驻浙川附近，兼防郧县；湖北陆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所部之一营并入北洋陆军第二师，以第二师一个团驻新甸铺（新野南三十里），相机前进，另一个团为游击之师，四面策应。

此外，为了保障后方运输，令北洋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率部加强铁路沿线防守。

在北洋军刚刚部署八路“兜剿”之际，白朗等起义军首领作出了西征陕甘，伺机入川的决策，并利用很短时间作了如下准备：（一）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建立了统率机关。

（二）区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①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①为后军总司令。

（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卢氏一带，作好入陕的准备。

二、攻破商县，威逼西安

起义军在荆紫关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先占龙驹寨（今丹凤），继克商县，歼敌百余人。起义军顺利进入陕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计划完全落空。段本人于3月下旬被召回京。

陕督张凤翙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省城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仓皇率军至黑龙口、蓝田进行防御，以民政长宋联奎会办军务，专守省城。3月25日，宋联奎急电段祺瑞、段芝贵，要求豫、鄂两省速派北洋陆军第二师由荆紫关、毅军由潼关、镇嵩军由卢氏、张联升旅由郧西分路进击。

北洋政府为确保西北重镇西安，除令王汝贤第八师和赵倜毅军分左右两路急赴荆紫关、潼关追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将法式双翼飞机四架运抵潼关助战；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及雷震春部八个营共约万人，沿京汉转陇海铁路入陕；命川军加强汉中方向防御；命山西都督阎锡山扼守晋南要隘，并增兵潼关，配合陕军作战；命甘肃驻重兵于乾县、凤翔以西，防堵起义军西进。为了统一指挥，以后又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袁世凯调集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十余万人），企图消灭起义军于陕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县后，以一部兵力进攻蓝桥（蓝田东南二十五里）、孝义（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汉中，准备伺机入川。进攻蓝桥的起义军为陕军所阻，遂西趋引驾回，于3月30日克孝义。进军汉中的起义军，于24日占山陽，29日占镇安。31日，张凤翙返回省城，与宋联奎共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令张建有团改骑为步，从大峪口（蓝田西南五十里）入秦岭迎头堵击，陈树藩第四旅由商县西杨家斜南下尾追；飞调驻防汉中的两个营驰赴兴安（今安康），催令汉中镇守使张钫率部进至紫陽、洵陽（今旬陽），扼守汉水要口，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军迅速西进，实行四面围攻。

起义军主力进至镇安、凤凰咀地区后，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与攻占孝义的部队会合，决定出秦岭北上。先在孝义以北的营盘岭将张建有团击溃，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随后，于4月初分别由库峪、大峪口出秦岭入关中。4月6日克盩厔（今周至），8日渡渭水，经武功直趋醴泉（今礼泉），闻陈树藩旅已进驻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县）。9日黎明，起义军炮轰县城，乘敌慌乱之际，大队攻进城内。13日、14日又先后攻占永寿、邠州（今彬县）。此时，陈树藩已率部至永寿，他命第七团团长率第三营向邠州进攻，亲率第八团二、三两营及军士队二百余人进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镇（今太峪）。起义军与陈部激战两昼夜，三战皆败，遂撤离邠州城，进入该县所属之西南山中。之后，又乘陕军不备，于18日、19日先后攻破麟游、岐山。驻凤翔的甘军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相率退避至陇州（今陇县）一带。此时，赵倜所率之毅军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凤翔。起义军绕过凤翔，于21日、22日先后破麟陽（今千陽）、陇州。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转入固关山中，据险抵抗。毅军越山绕路，四面包抄。起义军拒敌失利，阵亡一千五百余人，丢失槍支、骡马甚多。在此不利情况下，白朗便率部继续西进，入甘肃境内。

三、入川计划受挫，在甘处境艰危

起义军首先在陕甘边的固关镇与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战，一举将崔部击溃，于4月底由张家川进入甘肃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在兰州东南地区组织防御，其方针是“一以遏其奔窜，一以跟踪游击”。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临洮）、洮州（今临潭东）、岷县，由提督马安良所部及原驻循化、夏河等处各营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陇西、狄道四县，由镇守使张定邦所率五营分段驻扎，严守省垣门户，并以余力兼顾会宁一带；宁远（今武山）东南各县，由镇守使马国仁及分统马国礼所率各营分守要隘，并抽调一支部队机动驰击；静宁以东各县，由平凉护军使张行志所部各营分别防堵，并抽调“劲旅”机动作战；由统领吴炳鑫率所部在静宁、通渭、安定、狄道、会宁、陇西、渭源等处游动作战，并与统领张定邦及宁远军联络，以壮声势；甘州提督焦大聚为行营总司令，率所部三营以及分统马永祥三营、统领崔正午所余各队、统领陈正魁三营、帮统马忠孝四营，在营务处金承荫辅助下，即时开赴前线“跟踪痛剿”。

起义军在击溃崔正午部后，即翻越高塬深涧，迤逦西行，抵达通渭、马营一带。为了阻止尾追的毅军，所过之处，在井内塞以死尸秽物，实行坚壁清野。赵倜部有的终日不得一饮，有的两天仅食一餐，骡马因饥渴而死者日有十余头，行军宿营造成极大困难。当赵倜部追至马营南山时，起义军于各要隘设卡据守。赵部分左右两队猛攻，夺取了一些要隘。起义军乘赵部用饭之际，突然从四面围攻，激战两小时后，向宁远方向转移。这次战斗，使赵部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起义军也阵亡二百余人，丢失快杂槍百余支。

5月初，起义军兵锋指向宁远以东的洛门镇。当地驻军马国礼、陈正魁部得悉起义军来攻，“马则逗遛不前”，“陈则卤莽前进，……仓皇迎战”。移时，起义军将陈部三面包围，猛烈攻击，杀伤甚众。陈正魁率残部退守洛门镇，起义军加紧围攻，“逼令缴出快槍四百余杆、子弹约四五万粒，始将该队放走”①，洛门镇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尾追的毅军因“数十日奔逐，伤病疲劳，为数甚多，随队急追，必多牵累”，乃派三个统领率八个营轻装向陇西“追剿”，赵倜则“带伤病镑兵及辎重暂赴安定休息调养”。①这支追赶起义军最卖力的部队，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洛门镇战后，适值天雨，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起义军乘机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陇南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守军有总兵马国仁所部五营。马将部队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4日，起义军先以少数部队进袭，随即且战且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马国仁未探明情况，亲自率队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起义军击毙。马部见主将毙命，顿形溃乱。起义军乘势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开城投降，秦州遂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在洛门镇、秦州两战获胜后，士气复振。5月7日取道徽县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军步兵第十、第十二团、炮兵第三团在略陽一线堵截，随即经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义军攻占阶州，川军闻警，即由碧口星夜赶至阶州方向防堵。起义军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气受到一定影响。这时，跟踪追击的毅军、甘军又相继赶到。起义军遂北上宕昌，经哈达铺（宕昌西北六十里）、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县），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区，洮州系回民聚居区。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又受本民族上层分子的欺骗蒙蔽，与汉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矛盾。起义军进入上述地区后，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因而引起藏、回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时，回族民众和甘军一起据险反击，起义军进城四天，战斗仍未停息。这样，起义军成了与当地人民对立的孤军，人员、械弹无法补充，给养的筹集十分困难，只得杀马充饥。由于提督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动武装已节节进逼，赵倜又率军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夹击之势，起义军陷入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这时，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入川还是返豫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白朗等主张继续南下入川，李鸿宾、宋老年等主张重返河南。乡土观念浓厚的起义军战士，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思乡心切，也不愿入川。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师返豫。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一）陕西回民起义

继云南回民起义之后，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国西北的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陕西除每月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这些负担全部落到了陕西各族人民的头上。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
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回族人民不但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而且还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在历史上，回汉等族劳动人民杂居，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共同劳动和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可是，清朝统治阶级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方面极力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所谓“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在经济上，不但回族劳动人民要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回族地主、工商业者也因与汉族地主、工商业者争夺土地和市场而受到排挤打击，彼此矛盾很大。统治者有意制造和扩大矛盾，诱使汉人中的地主豪绅分子欺压回人。回民告之于官，官府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①。这样，在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回人积怨既久，起而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其结果，回汉两族人民往往认识不到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清朝统治者，而在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日积月长，仇恨滋深”，以致演成回汉械斗和仇杀事件。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就是泾陽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民群众。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瑛棨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往南山堵御太平军；同时，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

太平军入陕，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当年5月，训导赵权中所属团练中的数百名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杀死带队的恶霸地主赵炳堃，散归家乡渭南。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被当地团练打死二人。回勇赴华州（今华县）控诉。知州濮垚竟然说：“尔回子与长毛（按：指太平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①回勇无奈，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华州、华陰团练近万人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庄抢劫一空，又四处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团练亦纷纷效尤，大杀回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两岸的回民争相响应，未经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从此，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迅速发展起来。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面对迅速发展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筹剿无兵”，“不能不暂行抚慰”②，派遣官绅分赴各地“安抚”。6月4日，张芾等在临潼油坊街和回民谈判时，无理要求交出任武。回民甚为气愤，将他押往仓头镇，于6月9日处死。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陕省当局的“招抚”陰谋，显示出回民群众与清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州府地区回民起义军主要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向清军展开进攻。6月17日至25日，起义军围攻同州城九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地回民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7月21日，起义军又攻占团练的根据地、距西安仅二十里的六村堡。从此，西安附近的团练武装精税皆尽，守城清军（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三千余人）更形孤立。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槍。象抬槍、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
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五千人由朝邑“进剿”，
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缩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当时，西安附近的回民军集中于咸陽渭河沿岸，以苏家沟、渭城为根据地，屡败清军。11月上旬，胜保“派兵勇及百姓马步兵共四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及与回民战，望风逃窜，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①。与此同时，回民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进攻，在敷水镇（华陰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郃陽（今合陽）、朝邑等地。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②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当时，回民起义军正围攻同州城，突遭多隆阿军进攻，腹背受敌，被迫撤围。多隆阿于同州接受关防，连同胜保诸部，共有兵二万余人。接着，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和羌白镇。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军，并用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使其饷械皆缺，进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起义军内部组织本来就很松散，领导人之间彼此争权，遇敌“招抚”，矛盾激化，以致相互攻杀，对敌人的进攻却缺乏应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回军遭到巨大挫折。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陽、高陵、咸陽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支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①，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陽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陽，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②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拚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郿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二）甘肃回民起义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①

多隆阿准备由秦度陇，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他为了解除西征时的后顾之忧，企图迅速攻下由蓝朝柱起义军固守的陕西盩厔。3月30日，多隆阿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为起义军击伤头部，不久死去。清军丧失了主帅，不能锐意西进，减轻了对甘肃回民军和已经进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的压力。

1864年5月、6月间，清王朝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充任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甘肃军务，率同甘肃提督陶茂林及总兵曹克忠等“专讨”甘肃回民军。同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清王朝得以把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抽调到西北来镇压回民起义军，以致“甘省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②，兵勇则达七八万人。但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一，各自为政，意见分歧，且他们深恐与回民军硬拚，胜败难保，“不如击之使走，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之地”①。所以，清军虽曾攻陷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固原、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平凉等地，而起义军的实力却未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甘肃回民军互相配合，采用避实趋虚、飘忽靡常的游动战法，仍打了不少胜仗。

9月中旬，雷正绾正率三十营清军进攻甘肃莲花城（秦安东北），闻知回民军再次攻下固原，便“欲急克莲花城以向固原”②。起义军利用莲花城附近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在山沟内埋伏重兵，另以小队诱敌。待清军进至包围圈时，伏兵齐出。清军乱作一团，千余人被歼，雷正绾脸部也被刺伤。直至11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莲花城。其后，雷正绾回军平凉，向固原前进；曹克忠部由莲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围攻秦州的回民起义军撤围南走；陶茂林部则向西进军，于12月中旬玫下金县（今榆中），进入兰州。

1865年1月中旬，回民军计取灵台，雷正绾急忙由开城（固原南）回军东向，夺回灵台。其后，雷部仍北攻固原，直至2月26日方得手。6月，雷部由下马关（今宁夏同心东）经惠安堡、石沟驿北进，曹克忠部由同心城经宁安堡（今宁夏中宁）折向东北，会攻吴忠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金积堡。回民起义军在马化龙领导下，不断袭扰敌军。他们阻截清军运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清军在金积堡南面十五里的强家沙窝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艰难，为摆脱困境，乃于7月24日发起进攻；在攻占了回民起义军的几座堡垒以后，因所获无几，士气更加低落。29日，曹、雷两部从东西两面进攻，回民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阻击敌人，另以万余马队从十里外绕至敌后。清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狼狈逃窜。回民军乘胜追击，毙敌三四千人，并缴获大批军需器械。雷正绾腿中炮弹，曹克忠坐骑受伤，分别率残部退至预望城（今宁夏同心东南）和盐茶厅。

除了回民起义军外，当时在陕甘两省还有两种反清力量：一是饥民武装，如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等领导数十万饥民武装活动于甘肃庆陽府和陕西延安府、鄜州等地，张贵领导的饥民武装也众达二十八营之多，在甘肃东部的会宁、静宁、通渭、秦安一带同清军作战。一是哗变的清兵，如陶茂林部、雷正绾部以及兰州的督标兵等都曾发生哗变。饥民武装和哗变的清兵队伍，不仅间接地配合和支援了回民军的反清斗争，有的还和起义军有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打击清军。

甘肃回民起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陇东的董志原，则是陕西回民军的根据地。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致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遥外察赋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①

同年11月，捻军首领张宗禹按照赖文光“前进甘陕，连结回众”，以成犄角之势的战略思想，率西捻军三万余众自河南进入陕西华陰、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民军与西捻军联合，急令湘军援陕。曾国藩派提督刘松山统老湘军十八营由河南前往。留陕帮办军务的前陕西巡抚刘蓉（时乔松年为巡抚），一面奏调防守中卫（今宁夏中卫）的穆图善部移驻甘陕交界的泾州（今甘肃泾川），防止回捻合势，一面率三十营清军从陕西西部的陇州、邠州一带东下，专力攻捻。1867年1月23日，西捻军在西安灞桥大败刘蓉部清军，取得灞桥大捷后，乘胜包围西安。在甘肃境内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入陕及其胜利所鼓舞，也在甘肃发动进攻，六七万回民军在庆陽将清军围困达一月之久，雷正绾部只得杀骡马为食。回民军在甘肃拖住大量清军，并乘刘蓉率部东下之机，由陇东分数路向陕西进军。其中张家川回民李得仓领导的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华亭进入陕西凤翔府；另一支回民军从甘肃宁州（今宁县）官河镇进至陕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带；马长顺等率万余回民军由董志原、庆陽经洛川进到澄城、韩城、郃陽、朝邑一带。陕北也有回民军和董福祥等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活动。

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西以后，与西捻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清军。他们为西捻军作向导，并为其购买新式槍炮，从物质上给予帮助。

1867年5月初，回、捻两军在同州许庄将尾追其后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包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即挥师西向，进逼西安。5月27日，刘松山等率军赶到，西捻军与清军接战十余次，终于失利。此后，回民军与西捻军虽然各自为战，但仍时离时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

二、左宗棠入陕及其作战部署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年1月，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①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7月，左宗棠所部楚军近二万人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到达陕西（参见第五章《捻军起义战争》第四节）。按照其“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新到的高连升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进攻捻军，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对付回民起义军。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陰、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的陰谋，迅速跳出包围圈，在回民军配合下，向陕北挺进。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义军仍不断从甘肃进入陕西，与西捻军共同抗清。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更由于统治阶级施行分化离间政策，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他以陕西大局已定，遂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第一，整顿部队。驻陕清军，除左宗棠所部楚军外，还有刘松山的老湘军、郭宝昌的皖军、黄鼎的川军等；驻甘清军更为庞杂。这些部队不但待遇差别很大，而且编制很不统一，有的名为一营，实际只有二三百人，有的则多至数倍。为了整齐划一，左宗棠下令淘汰疲弱，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统归其指挥。同时，在陕甘就地招募新兵。到1869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五十五营、马队十五营，共三万人左右。

第二，诱降饥民武装。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部转入甘肃以后，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仍在陕北一带活动，对清军威胁很大。董福祥与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都有联系，是左宗棠进攻甘肃的一大障碍。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绥德、延长各驻一军，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又派刘松山率部从山西渡过黄河，由绥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今陕西靖边南）。刘松山通过收买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刘松山收其众十多万人，从中挑选精壮，按楚军编制，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梁各带一营。董福祥的投降，不仅使回民起义军失去了一支同盟军，并直接威胁到金积堡和董志原的安全。以后左宗棠正是利用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为前驱，进攻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第三，占据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①，扼陕甘两省必键。1864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其活动范围延袤三四百里。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营的领导者主要是阿訇和回族上层人物，也有一些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得到群众拥护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陕西回民军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营，与金积堡回民起义军、陕北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都有联系，曾攻陷庆陽、宁州、镇原、平凉等城和五百余个堡寨，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1869年3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动于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民起义军进击，回民军作战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压境，加上伤亡很大，回民起义军决定进行改编，将原来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并退出董志原根据地，撤往金积堡。4月3日，回民起义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向驿马关、北汊河北撤，崔伟、马正和等率领万余人埋伏在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撤退。清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待起义军刚刚开始撤退时，即分路猛扑。回民军损失三四万人，由环县、固原两路经下马关退往金积堡地区。清军占据了董志原一带，打通了尔后进军金积堡的通道。

第四，兴办屯田，安定后方。左宗棠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①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未认识用兵西北的这个特点，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绌，粮运不继，屡遭失败。鉴于他们失败的教训，左宗棠决定实行稳打稳扎的方针。他首先把既占地区巩固起来，就地兴办屯田（分兵屯、民屯两种）。这是左宗棠解决军粮困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名义上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实际上指向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南路暂取守势，目的是牵制河州（今临夏）、狄道（今临洮）的回民起义军，切断其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作进攻河州的准备；中路则以协助北路为主，照顾南路为辅。

三、金积堡之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左宗棠开始向甘肃回民起义军大举进攻，矛头首先指向金积堡。

金积堡在灵州西南五十余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当地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是伊斯兰教中新教的首领，世居金积堡，富甲一方。他有智有谋，在回民中有较高的威望。1862年他领导当地回民起义之后，陕甘回民纷纷投奔金积堡，以致势力大振，多次把进攻的清军打得大败。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图善接任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他采取招降政策，宁夏起义回民举城投降。马化龙虽然也接受了“招抚”，但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等向皆由他主持，拥有委任参领、协领以至知州等大小辟吏和管理军政事务之权。马化龙和他委任的官吏在金积堡地区执行团结汉民和“少杀人”、“重农事”的政策，领导回汉人民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左宗棠也承认：灵州一带回民素听马化龙之命，对清政府委派的地方官，极为藐视，“不受约束，官长坐视回众而莫可如何”①。当然，马化龙是知道清王朝决不会允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他一方面向清朝地方政府输粮输款，表示“恭顺”；另一方面则在金积地区修仓储粮，筑寨建堡，购马造械，加紧进行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马化龙与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保持联系。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后，马化龙不断在物质上给予帮助，“陕回败则资以马械，陕回穷则助以军粮”。因此，“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②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刘松山一面进行“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①的欺骗宣传，一面派兵于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面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本人也由泾州进驻平凉。这样，清军对金积堡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

宁夏地区的回民不受刘松山的欺骗，与陕西回民起义军团结战斗，奋起抗击清军的进攻。当刘松山部从灵州向郭家桥进犯时，沿途回民堡寨“开放槍炮，且傍堡列队，呼杀官兵”，驻守在宁安堡、同心城、预望城等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也前来助战，清军被阻于吴忠堡一带。为牵制北路清军，灵州回民起义军破坏刘松山部的后方运输线，并趁虚攻占了灵州城。

在南线，马化龙派马万春率起义军一部前往预望城一带，阻击清中路军的进攻。在此之前，白彦虎、杨文治等已率陕西回民起义军从金积堡地区回到预望城、黑城子等地。当清中路军雷正绾部进至上述地区时，经过一番激战，回民起义军作战失利，先后失掉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杨文治阵亡；陈林、马正和、余彦禄等部起义军退回金积堡；白彦虎、禹得彦、崔伟、马成彦等部起义军则相继撤离固原地区西行，经会宁、安定退往河州。陕西回民军撤离以后，马万春部起义军孤军作战，无法阻止清军前进，以致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的回民大部向清军投降。

中路清军打开金积堡的南面门户以后，于11月中旬先后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十余里。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的策应下，又夺取了灵州城，打通了后路。至此，清军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由于回民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的进攻难以得手，刘松山不得不将驻定边、花马池的四营湘军调赴前线。11月末，金运昌所部皖军也进至灵州。从12月起，刘松山和金运昌所部在北，雷正绾等部在南，会攻金积堡。回民军同清军在金积堡外围展开激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军伤亡甚众，金积堡的形势逐步恶化；但由于战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加之穆生华率领平凉回民军退至金积堡地区，兵力有所增加。回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给清军以很大打击。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回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金积堡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一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处会合，北流入黄河。峡口控制着进水口，永宁洞则控制着出水口，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的安危关系甚大。清军一到金积堡地区，首先抢占了这两个要口。1870年2月12日，回民军从河西履冰而过，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等率部急攻，鏖战数日，伤亡惨重。19日，周兰亭、张福齐狼狈逃窜，雷正绾被围。左宗棠令黄鼎率部往援，又被包围。后黄鼎和雷正绾虽突围逃出峡口，但已溃不成军。回军乘胜攻占河西广武营堡，并阻截清军粮道。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一带也积极行动。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东南的胡家堡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在吴忠东南四五里，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为双方必争之地。刘松山得知，连夜率部来攻，回民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该寨墙厚壕深，刘部连攻不下。2月14日，刘松山中弹，伤重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继丧统领，士气顿挫，加之粮运不继，“军中缺粮，……各营兵丁弃甲夜逃”①，起义军遂乘机反攻。马正纲率部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八十里）。这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后，东攻韩城、郃陽，一时陕西吃紧，警报频传。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廷的“严旨斥责”。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甚为有利，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为战，不能有力配合，以致未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再次进入陕西的起义军由于未能建立起可资依托的据点，在清军和民团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到处流动，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最后又纷纷败退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由于对清军估计不足，又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没有利用大好时机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而几次向清军“求抚”；在军事行动上，则是分兵四处出击，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几次争夺永宁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虽然控制了峡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对清军造成大的威胁。

清军方面，左宗棠一面调集兵力截击进入陕西的回民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紧，改调金运昌部前往），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令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力量向金积堡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清军的阵脚。同时，乘回民军出击陕西之际，重新发起进攻，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夺取了金积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桥水口，放水淹灌金积堡。9月，刘锦棠和金运昌部攻破东关和南门外回军寨卡数十处，将数千所铺屋尽行烧毁。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了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二十余座回军垒卡，直逼金积西南洪乐堡。

回民起义军英勇抗击北路和中路清军的猛烈进攻，宁死不屈，“堡寨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①。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随后，清军以深沟高垒锁围金积堡，在四周挖掘长壕二道，一防金积堡内回军突围，一防堡外回军来援。壕沟距金积堡半里至三里不等，壕深一丈，宽三丈，壕边筑墙，高达丈余。清军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河州地区回民军派出两队兵力救援金积堡，一趋平番（今永登）、镇番（今民勤），一走安定、静宁，均为清军截击，未能到达。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先是陈林于1870年12月31日率众向黄鼎、雷正绾“求抚”。六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各种槍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等地回民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随即按左宗棠的预谋，以从金积堡内挖出马化龙藏匿不交的洋槍一千二百余杆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一并处死。

金积堡是西北回民反清斗争的核心堡垒。马化龙领导回族人民武装起义，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在西北的统治，客观上支援了当时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马化龙作为这次回民起义的领袖，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化龙是回族中的上层分子，他的反清同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的反清斗争，是有着区别的。马化龙之所以反清，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非真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这正是马化龙在领导金积堡起义期间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动摇妥协，多次向清军“求抚”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虽然杀害了马化龙父子，镇压了金积堡回民起义，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左宗棠在陕甘指挥的清军，总计十二万人左右。金积堡之战，执行其“三路平回之策”的北路军和中路军的大多数部队都直接参加了作战，其余则用于保护后方运道，如从平凉经固原到灵州的九百余里间，便用了三十余营兵力。在这次作战中，清军“死伤山积，屡失大将”①，仅刘松山所部老湘军，营官损失十分之四，官兵死亡千余，因伤致残者达二千余人。左宗棠不得不承认“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

四、河州之战

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就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河州回民起义军力量较强，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义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被生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1871年初，河州回民起义军乘驻甘南清军范铭部兵变之机，出击会宁、通渭、秦州、清水、两当等地。清廷命左宗棠进攻河州，但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死伤甚众，“军心懈弛，将士思归”，左宗棠不敢贸然进兵。

为进攻河州，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第一，加强和整顿甘南部队。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屡为回军所败。左宗棠入甘时即派吴士迈等率部由陇州趋秦州，以加强甘南防军的力量，这就是执行“三路平回之策”的南路军。1869年底，又派周开锡以翼长名义总统南路诸军。周开锡到秦州后，即着手整顿甘南清军，遭到当地驻军的反对。由于他的暴戾骄矜，激成兵变。后周开锡病死，南路诸军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统。

第二，准备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军先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同时，整修道路，以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等。

第三，筹集粮秣。清军进兵时，须经过渭源属境。这里人烟断绝，一片荒芜，粮草无处筹措，左宗棠便派出部队专事转运，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三个月粮草。河州一带夏粮秋粮分别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左宗棠遂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

1871年7月底，左宗棠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令四十余营清军分三路进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九十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监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里）。为防止回军袭击，规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驻东岸，一半渡过洮河修筑堡垒，左右两路则待中路在河西扎稳脚跟以后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统领后路由静宁进会宁，策应右路。同时，派五营清军分驻河州东南的岷州（今岷县）和洮州（今卓尼东北）两城，并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分驻各隘口，均受左路杨世俊节制。又调总兵徐占彪步队八营、马队三营，由中卫经靖远进至会宁西北和安定东北一带，防止河州回民军北进，并兼顾兰州。左宗棠自己也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凉经静宁抵达安定。

河州回民起义军加紧准备防御清军的进攻。白彦虎等率陕西回民军从固原州一带撤退到河州之后，曾与河州回民起义军一起在洮河西岸修筑了一些堡垒。以后白彦虎等率部前往西宁地区，河州回民起义军又陆续修筑了不少新垒。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军的两个出入口。自1870年6月狄道为清军所占之后，康家崖便成为起义军出入河东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军着重加强了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

1871年9月18日，刘明灯、徐文秀两部从安定出发，分两路直插康家崖。清军“每进一处，各派队分支包扫而前”，企图将正在洮河东岸分散活动的回民军一并驱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①回军为缩短战线，在洮河东岸进行了心要的阻击，给敌人以杀伤后，即撤往河西，驻扎于离洮河西岸十里的三甲集一带。

刘明灯、徐文秀部占领康家崖后，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杨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桥，派十二营清军过河结垒（分别在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等地立营），以牵制回民军，掩护右路清军渡河。回军以部分兵力在黑山头、高家集等地筑垒驻守，监视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的清军，防其偷袭；主力仍驻三甲集，以对付康家崖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洮河西岸掘壕数道，并筑有炮台，防守严密。康家崖近岸洲渚纵横，水深流急，人马难越，清军多次抢渡都被回军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五营，由康家崖东南六十余里的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与中路、左路清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乘机在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二十里）等地搭造浮桥，渡过洮河。

清军渡河后，从几个方向会攻三甲集。三甲集虽属狄道，却是河州的第一重门户。但为了诱敌深入，回民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余里，为河州总要关隘，河州州判即设于此。河州回民起义以来，太子寺成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占鳌领导回民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余，宽四丈余，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垒卡，与广通河北岸的许多回民村堡互为犄角。

1872年1月，清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军在火红等处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数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鄙部队从沙泥渡至河东，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四十余营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余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亲自侦察，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于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回民军优秀射手数百人乘夜暗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挑运水和土坯上山，连夜浇水砌墙。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光滑坚硬的堡垒三座。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亲自督攻，企图拔掉这个钉子。马海晏沉着应战。他把槍手一分为二，一半持槍射击，一半专装子弹，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被起义军当场打死。清军丧失统领，军心动摇，防守滥泥沟的回民军乘机出击，抄至敌人后面。清军两面受敌，纷纷弃垒逃跑。徐文秀企图挽回颓势，也被回军击毙。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余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起义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降，想借起义军艰苦奋斗争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朝统治者的资本。他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力主向清军缴械投降，说什么“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皆为吾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1他以太平天国虽曾扩展到十三省，攻占过六百余城，最后仍被湘军打败为例，强调“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①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因兵败而焦虑不安的左宗棠对马占鳌的这一举动喜出望外，但又颇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别故”②。马占鳌为了表示诚意，后又亲向左宗棠“请罪”。马占鳌出卖了河州回民起义的成果，向清军交出骡马四千匹、槍矛一万四千余件，换取了左宗棠对他的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五、西宁之战

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的一个府治，管辖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四个厅。1862年11月，碾伯县地主武装“民团”杀死巴燕戎格回民三人，并扬言要尽洗米拉沟（今青海民和西）回民。巴燕戎格和米拉沟回民联合循化撒拉族，在马文义的领导下起义。马文义，又名马尕三，循化撒拉族人，在回族和撒拉族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发展，屡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和民团，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束手无策，只得以所谓“以贼攻贼”的方法，保举循化回绅马桂源署理循化厅同知，其兄马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又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企图利用马桂源、马本源与马文义的亲戚关系，缓和回民的反抗。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把马桂源兄弟这样的回族上层分子也卷入了反清斗争的行列。西宁一带名义上仍属清王朝管辖，实际上是在马文义和马桂源的控制之下。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即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1870年初，玉通死，豫师接任西宁办事大臣。他因害怕西宁回民的革命势力，不敢到西宁任所，而驻营于离西宁尚有三百数十里的平番，西宁镇总兵黄武贤也住在距西宁九十里的威远堡（今青海互助）。西宁周围完全为回民军所控制，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另一个重要基地。

1872年8月，左宗棠从安定移驻甘肃省城兰州，调刘锦棠所部老湘车进攻西宁。9月初，刘锦棠率步队十八营从平凉进抵碾伯。他为了离间“土回”（指当地回民）和“客回”（指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率领的陕西回民）的关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遂出示晓谕：土回安堵无恐，以便直捣陕回巢穴”①。

对于要不要同经河州来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一起抗击清军进攻的问题，西宁回军首领的意见并不一致。金积堡失败后，一种畏惧清军的失败主义情绪在起义军中蔓延滋长，一些领导人意志消沉，思想动遥当河州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马永福等人就有投降之意。陕西回军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人也曾托在金积堡投降的陈林向左宗棠乞降。只有白彦虎力主抵抗到底。他以马化龙投降被杀的沉痛教训说服了崔伟、禹得彦等人，使他们暂时放弃了投降的念头。9月12日，马桂源密约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在西宁东关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西宁回军和陕西回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并推举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起义军迎战入侵之敌。

西宁在湟水南岸，东面从小峡到大峡之间八十余里的一段地方，湟水两岸高山对峙，一条岸路宽仅数尺，人马只能鱼贯而行。回民军在该处山上筑起坚固的堡垒，驻兵防守。刘锦棠率领清军刚出碾伯不远，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回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一方面坚守要点，一面派队偷袭敌人，阻截粮道，打了就跑，使清军穷于应付。左宗棠不得不向清廷诉苦：“土回与客回联成一片，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出挠我，殊有应接不暇之势。又所需军粮子药运至前敌各营，均须派队往来护送，时有战事，兵力屡分而见单”①。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回军与清军接战五十余次。清军损兵折将，不能前进。左宗棠只得增调刘明灯率马步六营驻碾伯西南，专司护送；调杨世竣吴隆海率马步十一营增援刘锦棠部。同时，加紧进行策降活动。马桂源出城后，留在城中的马永福勾结西宁道郭襄之等汉族官绅闭城据守。马桂源、马本源没有分清主次，用相当大的力量去围攻西宁城，形成两面作战的局面。刘锦棠指挥清军用开花大炮猛攻起义军堡垒。回民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阻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以致大峡至小峡一段隘路逐渐失守。11月19日，刘锦棠部进至西宁，当地回军大部瓦解，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也率部投降清军，只有白彦虎率领的一部退至大通，与马寿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继续坚持斗争。刘锦棠令已投降的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所部回军为前导，北攻大通。

马寿率回民军坚守大通南面的向陽堡。1873年2月1日，清军进攻向陽堡，起义军始则凭堡放槍掷石，继则巷战。清军虽然攻占了向陽堡，但死伤枕藉，仅提督、总兵、副将被击毙者即达十人之多。继向陽堡之后，刘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县城。白彦虎仍拒不投降，率众二千余北走，出扁都口（今民乐县南），向肃州退却。

西宁失陷时，马桂源、马本源曾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左宗棠命陈湜等率军从河州进攻，同时派马永福前往“招抚”马桂源、马本源的部众，使其纷纷离去。3月2日，在马占鳌的策划下，马桂源、马本源在巴燕戎格东山被俘，后在兰州遇害。陈湜所部清军占领巴燕戎格城后，不久又攻占循化，西宁之战遂告结束。

六、肃州之战

肃州是陕甘回民起义军最后一个基地。1865年初，陕甘回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河西走廊，凉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义，接着马文禄在肃州起义，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肃州邻近嘉峪关，西通新疆，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边关重镇。新疆回民在前一年即已起义。清政府为镇压新疆回民起义，急图打通甘新通道，便命正在甘肃的新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先率兵攻取肃州。由于马文禄和新疆、金积堡、河州、西宁等地的回民军都有联系，力量不断加强，加之肃州形势险要，清军的“进剿”都被回军击败。1868年，成禄和甘肃提督杨占鳌在“招抚”的名义下，与马文禄“媾和”，把肃州交给马文禄管制。

1871年7月，沙俄突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声言还要“代收”乌鲁木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催促成禄迅即出关，并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当时清军正进攻河州，左宗棠认为，“以陇中局势言之，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一意西指，分兵先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①然而关外形势毕竟紧迫，左宗棠就抽派驻在靖远担任截击河州回军和保卫省城兰州任务的徐占彪部先赴肃州。

徐占彪率十二营川军，从靖远出发，于1872年初进至肃州高台。马文禄得知大队清军前来，便再次起义反清，据城为守。徐占彪留兵一部保护运道，主力继续向肃州城前进。3月，清军夺占了肃州城南三十里的红水坝，并以之为据点，向塔尔湾和肃州外围的其它回民军堡垒进攻，企图逐步占领肃州外围。

塔尔湾在肃州西南二十里，地势较高，回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周围挖壕筑卡，连接东北面黄草坝各村堡，与肃州城互为犄角。7月初，徐占彪令驻城东三仙洞的清军向雷台庙一带发动佯攻，以牵制城中的回民军，他则亲率五营清军夜袭塔尔湾。防守塔尔湾的回民军顽强抵抗，城内亦派队增援，使清军进攻受阻。徐占彪调开花大炮向塔尔湾一带的堡寨轰击，回军伤亡渐多，塔尔湾和黄草坝一带百余座堡寨先后失守。至8月初，近城的回军墩寨堡垒基本上为清军攻占，回军退入城内坚守。

由于兵力不足，徐占彪多次向左宗棠请求增兵。当时刘锦棠正进攻西宁，亦屡请增兵。左宗棠无兵可派，徐占彪只得把马步各营每营分作两营，在距城半里至一里的地方环城修垒扎营。尽避如此，北门一带仍无兵可驻，不能形成合围。后来，西宁之战渐近结束，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马步五营赴援，于1873年1月到达肃州。适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顺一军二十营也来到肃州，进扎北崖头，参加围攻。这样，清军就完成了对肃州的合围。

开始，因金顺军刚到，指挥上也不尽统一，清军的合围并不严密。起义军在城西礼拜寺和北稍门一带修筑了堡垒，与城内互相联络配合。因此，回军仍能突破清军的合围出入肃州。2月7日夜，新疆回民派来的援军四千余人和运粮骆驼千余只，就是从北稍门进入城内的。以后，清军陆续把这些堡垒攻破，占领了城西礼拜寺，并在肃州城外挖了长壕，壕外筑起坚厚的炮墙，墙外置木栅，在几个要点上修筑了炮台，完全控制了肃州城出入通道。城内的起义军虽然可以出城，但很难越过清军的长壕和其它工事，从外面来的援军也难以冲破封锁进入城内，以致肃州完全成为一座孤城。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军出扁都口后，经山丹、甘州（今张掖）、高台等地，接近肃州，于4月初进入塔尔湾。白彦虎率众自外面袭击徐占彪的大营，马文禄率部从城里出南稍门夹攻，使徐占彪、金顺部清军伤亡很大。但因敌人防守严密，白彦虎和马文禄都无法突破清军的防线，不能内外会师，白彦虎便放弃与马文禄合作的计划，出走新疆。

这时西宁之战已经结束，除肃州外，甘肃各地的回民起义均已失败。白彦虎出嘉峪关西走后，肃州回民起义军已成孤军。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马文禄为突围西行，出兵攻夺城西礼拜寺。礼拜寺是从肃州出嘉峪关的大路，清军派有重兵驻守，因此争夺非常激烈。回民军经过十昼夜的连续攻击，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不得不停止进攻。7月，东关为清军攻占，马文禄再次组织突围。由于清军兵多围紧，又装备有洋槍洋炮，起义军的突围终未成功。

肃州城固壕深，墙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余，外环城壕，回军不易突围他走，清军也无法攻入。左宗棠只得不断增兵，使围城清军达六十余营。由于久攻不下，左宗棠亲至肃州督战。清军在城外所筑炮台，高出城墙，上安新式后膛炮。金顺军还在城东北角挖了地道，准备炸城。1873年10月6日，清军发起总攻。由于长期被围，城内粮食极度缺乏，起义军只得杀骡马充饥，但仍英勇不屈，严守城防。为防止清军从地道炸城，他们沿城墙横挖地道，使清军的地道往往被发现。他们又在城上加砌横墙，埋伏墙下。当清军越过城壕登至城腰时，城上一声令下，石块纷集如雨，登城清军纷纷抱头回窜。杨世俊曾在河州之战时弃营逃跑，受到降职处分，西宁之战奉命截击白彦虎又不力，来到肃州后贪图立功。10月10日，他亲自率部登城，刚登上城头，即中弹而死。10月底，刘锦棠奉命率湘军五营和在西宁投降的回民部队到达肃州。清军利用崔伟、毕大才等在城下喊话，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①。马文禄终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于11月4日开诚投降。左宗棠将马文禄等九名回军首领和千余名起义军施以酷刑。肃州之战就这样以马文禄的投降和回民大量被残杀而告终。至此，前后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