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7日晚,丈夫被捕时,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都不知作何感想。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创立初期就是其成员,又是列宁最信赖的同志之一。1932年1月,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祝福皮亚特尼茨基50岁生日的《真理报》文章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一切奉献给党,全为党的利益而活”。朱莉娅实在想不明白,奥西普何以变成了“人民公敌”。她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应该信谁:已将皮亚特尼茨基定为“叛徒和间谍”的苏维埃媒体,抑或自己近20年的爱人?奥西普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被捕后,她都不敢确定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丈夫。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谁是皮亚特尼茨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抑或一个歹徒?……两者可能都是真的。我实在弄不清楚,这才是最痛苦的。”(378)
1920年朱莉娅遇上奥西普时,自己还只有21岁,他39岁。朱莉娅出生于弗拉基米尔城的俄罗斯波兰家庭。她母亲是一名波兰贵族,不顾自己阶层的习俗和宗教,没有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竟嫁给了一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母亲在朱莉娅6岁时去世,却把自己浪漫和反叛的气质,遗留给了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热情而美丽的朱莉娅仅16岁就离开父亲的家,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名护士。与她结婚的一名年轻将军,消失在1917年的一次战斗中。内战时期,朱莉娅加入布尔什维克,充任红军间谍,潜入时任东线白军领袖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总部。她最终泄露真实身份,侥幸逃离,来到莫斯科,因精神崩溃而病倒。她在医院中治疗时,遇上了前来探望朋友的奥西普。朱莉娅高度紧张、情绪不稳,又满怀激情,有些诗人气质。由于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大大影响了自身的政治观点。据奥西普一位朋友的女儿说,朱莉娅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很招人喜欢:“在她面前,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很安静。她一来,我们就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她总是充满活力。”(379)
相比之下,奥西普严肃认真,沉默寡言。他身体结实,五官清秀柔和,是职业革命家的模范。他很谦逊,几近大公无私,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很多党内老同志都不知道他已成家)。1917年之前,奥西普就是地下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负责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偷运非法印刷品。他住在国外的时间颇长,尤其是德国,在那里化名为“弗赖塔格”(Freitag,即星期五),翻回俄文便是皮亚特尼察,这也是他名字皮亚特尼茨基的来源(他真正的犹太姓氏是塔尔希斯)。与朱莉娅结婚时,奥西普是莫斯科的党委书记,但很快调到共产国际,负责至关重要的组织部,实际上成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掌门人。皮亚特尼茨基督导共产国际迅速扩张,试图将革命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Bolshevik,1926年)其实是一本党的工作手册,介绍组织和道德的原则,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皮亚特尼茨基工作非常勤奋,常常筋疲力尽。他回忆:“我在共产国际工作,从早到晚。”(380)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40岁出头,他的头发已全部变白,然后日益稀疏。
奥西普的繁忙工作给家庭生活添加了重负,其在河堤大楼的公寓永远是外国宾客满座。他错过了两个儿子的童年——伊戈尔(生于1921年)和弗拉基米尔(生于1925年),还与朱莉娅频起争执,起因就在于自己时常不能在家。20世纪30年代,朱莉娅因党的资产阶级化和斯大林的独裁而愈益感到失望。伊戈尔回忆父母之间的一场争论——肯定是在1934年——她以愤怒的语调,大声朗诵19世纪初诗人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的煽动性诗句:
污物、恶臭、蟑螂、跳蚤
到处都有其留下的手笔和杰作
还有这些唠唠叨叨的俄罗斯人——
而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称作我们神圣的祖国。
奥西普吓坏了,担心邻居偷听,赶紧请求妻子:“朱莉娅,小声点!”(381)
到1935年,由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知道皮亚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波利特曾说,皮亚特尼茨基就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与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联系,以遏制纳粹德国(即“集体安全”);1934年,苏联甚至加入了两年前曾攻击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际联盟”,而共产国际必须服从于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任总书记一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任务就是与欧洲社会党人建立联盟,鼓励他们与中间派组成联合政府(“人民战线”),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胁。该政策在法国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当地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当选。但在共产国际当中,仍有人批评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亚特尼茨基。许多共产党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前成员,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人民阵线”,才能推进国际革命事业,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不在其内。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为首的较为温和的右翼反对派,其前成员对斯大林的滥用权力也越来越反感。这两个团体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都把斯大林当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不满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窃窃私语。左派们把斯大林对西方列强的和解,与苏维埃精英的资产阶级化挂起钩来。他们仍然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满信心,担心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对西方无产者的鼓舞,反而变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护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并没向捍卫共和国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够的援助,他们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援助之下——挺进马德里郊区。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诚支持者,有时也发现很难认同自己目睹的对革命国际主义的背叛。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382)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他在1935年8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其领导班子作了大规模整顿。皮亚特尼茨基不再从事共产国际的行政工作,而被调去中央委员会一个新设部门,专管党的监督工作。1936年8月,前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别登上做秀公审的被告席。这无疑是斯大林向批评者发出的明确警告:所有政策的决定权只得留给党的最高层。它的矛头直指共产国际,其反对意见被斯大林视作“外国间谍”的挑拨离间。斯大林在1937年2月写信给季米特洛夫:“你们共产国际的所有人都上了敌人的当。”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波罗的海的共产党,几乎清洗殆尽。在共产国际的总部,以及许多共产国际官员寄居的莫斯科勒克斯酒店,风声鹤唳,一片肃杀。一名官员说:“很多人已经半疯,因为时时处在恐惧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383)
皮亚特尼茨基被斯大林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又被指控卷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法西斯间谍组织,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所组成”。但他儿子相信,他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勇敢发言,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1] 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新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感到无比震惊。对斯大林巨大的个人权力,以及他肆意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消灭政敌,他更是忧心忡忡。据信,皮亚特尼茨基在6月的全体会议上,指责内务人民委员会捏造“人民公敌”的罪证,并呼吁建立特殊委员会,以监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这无疑是自杀性的发言,皮亚特尼茨基自己也有所察觉。他说完后,大厅里一片死寂,紧张气氛,一目了然。数名党领导人,包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承从斯大林的指示,试图说服皮亚特尼茨基撤回发言,从而保住自己的头颅。莫洛托夫还恳求他,要为自己的妻儿着想。但皮亚特尼茨基不愿退缩,宣称自己很清楚将会遇上怎样的噩运,但“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允许他收回自己的话。据卡冈诺维奇说,皮亚特尼茨基告诉他,他的抗议活动是有意为之的,是有计划的。“他还说,为了党的团结和道德纯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甚至愿意踏过自己妻儿的尸体。”斯大林一听到如此汇报,领导班子马上决定休会。第二天早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尼古拉·叶若夫率先发言,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是沙皇间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派遣前来渗透共产国际,随即要求就弹劾的动议实施表决。弹劾获得通过,仅3票弃权,其中一票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她拒绝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的指控,直至他被捕(“他是最诚实的人,列宁非常爱护和尊重他”)。(384) 朱莉娅在日记里记载,从全会回来,皮亚特尼茨基显得“精疲力竭,颓唐神伤”。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皮亚特尼茨基只谈及:“所有的孩子和无辜者,被迫生活在永久的心理重压之下。”(385)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皮亚特尼茨基待在家里,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他吃得很少,整天打电话,试图与叶若夫取得联系。朱莉娅无法承受这样的紧张,去了乡间别墅几天——后来甚是后悔。她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清楚他当时所承受的,其实应该留在他的身边。我不够聪明,也不够强大。作为他这样的人的妻子,那就意味着要为他服务,永远坚守岗位。”(386) 在这两个星期中,奥西普为被捕而做准备。他将存款和贵重物品转给朱莉娅,销毁了自己的私人笔记和信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曾多次被捕,知道做出何种准备。7月5日,他被开除出党。从乡间别墅回来的朱莉娅注意到,他如此沮丧,以致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党的生活。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拜访老朋友。奥西普告诉他们,他已改变主意,为了党的团结,愿意接受惩罚:“如果一定要为党作出牺牲,不管这牺牲有多艰巨,我都愿愉快地承担。”奥西普先行提醒儿子们,自己即将被捕。他解释说,他因与党的领导发生了争执而受到指控;但他否认罪名,将尽一切可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被捕,那他们都不应期望能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伊戈尔还记得:“他警告我不要与斯大林斗,这是他要告诉我的重点。”(387)
7月7日晚上刚过1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找奥西普,叶若夫亲自出马。他们闯入公寓,朝朱莉娅扔来一件晨衣,叫她穿上。她开始叫喊,并咒骂他们。叶若夫告诉她:“苏维埃公民与当局代表讲话,不可使用这样的方式。”奥西普为妻子的失态表示歉意,便跟他们离去,随身只带了装有晨衣和牙刷的小手提箱。他们离开时,朱莉娅昏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他们已经不见踪影。她在日记中记下:“我只有一个念头——压倒一切,那就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更感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太可怕了。”第二天,朱莉娅还在上班,内务人民委员会又一次闯入公寓。他们搜寻奥西普的文件,并带走家里的贵重物品。现金、存折、收音机、自行车、大衣、床单、亚麻桌布,甚至像茶杯那样的小东西,统统不见了。通向奥西普办公室的大门被用蜡封住,没人敢于打破,如果真做了,倒会发现大量的书籍,皮亚特尼茨基的家人还能将之出售,来帮助她们应付未来数月的困苦。像所有“人民公敌”家庭一样,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贫困的泥沼。(388)
奥西普的命运,很可能在他6月全会的抗议之前就已被裁定。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捕——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谜的关键。
即使以斯大林政权的标准看,大恐怖仍属异乎寻常。它不是惯例的大规模逮捕,比如斯大林统治期间不时席卷全国的那种,而是大批杀戮的既定政策。斯大林不再满足于关押他真实或想象的“政治敌人”,而是下令警方把他们从监狱和劳改营提出,统统枪毙。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相比之下,1930年被捕的人中,枪决的不到10%——处决的死刑犯是20201人,那也是斯大林时期的第二处决高峰。在1929至1932年的“反富农行动”中,被捕人数很高(586904人),但只有6%(35689人)遭枪决。(389)
大恐怖的起源不易解释,更不易弄清为何如此集中于这两年。为了开始这个理解过程,我们绝不能把大恐怖看成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即随时可爆发的斯大林政权的混乱产物——这是有人提出的解释(390) ——而要看成斯大林精心操纵的行为,为了应付他体察的1937年的具体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把大恐怖的起源,追溯到列宁格勒党主管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害——据说,此举导致政权对暗藏的敌人实施杀气腾腾的追捕。但该理论捎出一个疑问,为何大规模的逮捕和杀戮,没在1934至1935年开始?为何在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又出现了两年的平静?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列宁格勒的确有大批的逮捕行动。除此之外,苏联其他地区的政治人物,在1935和1936年并没看到明显的恐怖。事实上,经过了1928至1934年的混乱,政权已在苏联检察长亚历山大·维辛斯基的领导下,有意识地返回了更稳定更传统的法律秩序。(391) 又有历史学家把大恐怖,与斯大林担忧国内特别是农村的威胁挂起钩来。他们认为,如果苏维埃选举照原计划进行,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允诺的,农村的普遍不满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392) 但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国内不满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反苏情绪和动乱威胁”往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炮制的,以便获得预算和人员的增加);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是否当真,又是不明确的。不管如何,这些报告并没倾向于认为1937年的国内威胁要大于先前年代。从1928到1932年,也有很多不满和反对的报告,但那些年份的国家处决远远比不上1937至1938年的强度。
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建议,最好把大恐怖理解为“几个相关但分离的现象”,每一个都能自作解释,而不是单一事件的组成部分。(393) 事实上,大恐怖真是不同元素组成的复合物: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做秀大公审”、政治精英的清洗、城市中的大规模逮捕、“富农行动”,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国家行动”。分析大恐怖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有好处,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们都在同时开始,同时终结。这显示,它们只是统一运动中的部件,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统一运动。
要了解整体的大恐怖,关键也许在于斯大林对将临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苏联的威胁。(394) 希特勒的德国在1936年占领莱茵兰,以及日本人占领满洲里,让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轴心国的虎视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东京联合起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随后加入),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惧。他虽然继续支持“集体安全”,但对苏联与西方联合起来遏制轴心国,并没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国家没在西班牙干预,似乎指望以绥靖政策应付纳粹德国;据说在斯大林看来,西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队引向东方,引向苏德战争,而不是在西方针锋相对。到1937年,斯大林确信,苏联已与欧洲的法西斯联盟和东方的日本处于战争的边缘。苏联报刊通常描绘苏维埃国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又因法西斯在社会每一角落的渗透——“间谍和暗藏的敌人”——而变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395) 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现在看来,对“敌人”的偏执性恐惧本来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这种恐惧又因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的自杀、斯大林声称视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强化。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也许,斯大林从来就不太信任别人。自他们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2] 斯大林将基洛夫的遇刺,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派(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尽管没有证据,他仍下令逮捕列宁格勒前主管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终被裁定犯了“道德上的共谋罪”,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造就了反对派气氛,从而鼓励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暗杀。谋杀后的两个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宁格勒亲自督办调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诺维也夫派,其中大多数被流放到遥远的定居地。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参与联合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此时双双被捕,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显得手软,不愿逮捕这么多党的忠诚追随者,斯大林便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雅戈达召来,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否则就“会把你也拉下马”。雅戈达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其时,负责党内清洗的叶若夫声称,破获了一个“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组织的,已钻进克里姆林宫的心脏,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此却茫然不知。斯大林终于对雅戈达失去耐心,让叶若夫取而代之。叶若夫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毫无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场合捏造“反革命阴谋和间谍圈子”的证据,以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好几年来,叶若夫一直在推销这一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执行托洛茨基从国外发来的命令,策划了对基洛夫、斯大林以及党领导其他成员的谋杀。以此为基础,斯大林重启了对刺杀基洛夫一案的调查。1936年8月,以叛国罪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党干部。结果,他们与涉案的另外160人全都被判处死刑。(396)
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和铲除由前反对派组织的“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1937年1月的第二批做秀公审,见证了重工业副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卡尔·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业破坏和间谍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乌博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亚基尔将军(基辅军区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国和间谍罪,在镜头前接受公审。据称,他们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资助,结果均在同一天被枪决。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达、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级干部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参与了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破坏经济并充当法西斯势力的间谍。据推测,因为有雅戈达的卷入,所以需要历时这么长久才予以揭发归案。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典型的外省城镇掌控在一帮资深官员的手中——地区党主管、警察局局长、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监狱长和地方苏维埃主席——他们在城镇机构中,又各有自己的后台和依附者的网络。只要他们的权力圈子完好无损,这些人便官官相护。只要有人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出他们之间的牵连,其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乃至他们的下属,都逃不脱身陷囹圄的厄运。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东部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
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察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397)
领导阶层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据估计,从1937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党内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为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5人自杀;此外,还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在767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及更高军衔的),412人被处决,29人死于监狱,3人自杀,59人羁留在监狱。(398)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在战争时期,发动一场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敌人”。在斯大林看来,为了铲除这些“暗藏的敌人”,逮捕数百万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证据只是次要的考虑。据其时担任莫斯科党领导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曾说:“如果报告[举报]中有10%的事实,我们就应将整个报告当做是真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抓住一名间谍,斯大林愿意逮捕数千人。他们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额,就会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烦。叶若夫警告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手下:“太多好过不够,如果[在一次行动中]多杀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399)
对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大恐怖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至死都在捍卫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释,“斯大林只是想万无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单”——领导阶层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会在战争中制造麻烦的“动摇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莫洛托夫承认确有失误,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领导畏缩不前,允许内讧,我们将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也许会被打败”。
我们有义务确保战争爆发后没有第五纵队的存在。要说这些人都是间谍,令人怀疑。但……更重要的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不需要依赖他们……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在战争时期加入反对派,就会有残酷的斗争和巨大的损失……每个人都会遭到摧毁!
在20世纪80年代,卡冈诺维奇以同样的理由来为大恐怖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boloto)”——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这并不是卡冈诺维奇的马后炮。1938年6月,他就告诉顿巴斯党组织,战争威胁使大镇压成为必须,如果“内部敌人和间谍”没在“大清洗”中遭到摧毁,“国家可能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沼”。(400)
“大恐怖”由克里姆林宫统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具体执行,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旨在清洗“反社会分子”和战争时可能的“反苏维埃分子”。这些群众运动中最大的一次是臭名昭著的第00447号命令,即“富农行动”。从1937到1938年,它占了一半的逮捕人数(669929人)和过半的处决人数(376202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农”及其家人,他们刚刚服完标准的8年徒刑,从“特殊定居地”和古拉格劳改营归来。那些徒刑是1929至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判处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动”。斯大林担心,不满和怨恨的“富农”会在各地泛滥成灾,一旦发生战争,可能构成威胁。他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声称保皇党组织俄罗斯军事总盟(ROVS)正在策划“富农起义”,以配合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入侵。数万被指控的俄罗斯军事总盟成员在“富农行动”中遭到枪决,往往并不算在官方统计之中(例如,阿尔泰内务人民委员会曾针对他们在1937年枪决22108名军事总盟成员,呈送过一份单独报告)。“富农行动”又与地方苏维埃的大批清洗直接相连,这在边境地区特别残酷,如西部各省、顿巴斯、西伯利亚的西部,因为政权最不放心那里的居民。(401)
另有大规模的“全国行动”,驱逐和处决苏维埃的少数民族——被视作战争爆发时的潜在“间谍”:德裔、波兰裔、芬兰裔、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朝鲜人、中国人,甚至从哈尔滨返国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返国是在1935年之后,其时,日本1932年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从苏联手中买下了中东铁路。斯大林对苏维埃西部地区的波兰裔尤为猜疑,这始于俄国内战时期波兰入侵乌克兰,红军随即对华沙发起反攻,却一败涂地——这一军事失败给斯大林带来羞辱,因为他就是前线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斯大林把苏维埃波兰裔(包括他认为是波兰裔的很多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做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半法西斯”波兰的第五纵队。苏联领导人担心,波兰会与纳粹德国联合起来,向苏联再一次发起进攻。1937年8月推出的第00485号命令,就是针对波兰裔的“国家行动”。结果,截至1938年11月,近14万人或遭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营。(402)
从1937到1938年,许多人消失,特别是在都市的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有发生。逮捕似乎是随意的,黑色警车游荡在深夜的街道,任何人好像都有可能被抓。监狱里的囚犯是全国人口的横截面;大多数囚犯不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到1938年秋季,几乎每一户人家,或自己失去亲人,或认识亲人被押的朋友。人们总是在忧惧深夜的敲门声,睡也睡不好,一听到车子停下就会惊醒。他们躺在床上,静听脚步声渐行渐远,或走上楼梯,或移至走廊上的别家,知道不速之客不是来找自己的,才敢重新睡去。创办列宁格勒木偶剧院的柳博芙·沙波利娜,在1937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日常生活的快乐。我早晨醒来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谢上帝,昨晚没事。他们不会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却没人知晓。这就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羔羊——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理由被捕,流放去天晓得的鬼地方。我很幸运,心里一片平静,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恐怖之中。(403)
奥西普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如此回忆父亲被捕之前河堤大楼的气氛:
这座阴郁的大楼内,有500多套党的精英干部的公寓,逮捕的事经常发生。我老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玩,亲眼目睹过好几次。晚上,天黑了,大楼变得冷清、沉寂。居民们像是在守候灾难,都躲了起来。突然,几辆车子冲进院子,身穿制服或便衣的男子跳出来,走向楼梯口——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看到几套公寓的灯亮了。我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即可算出谁是逮捕对象。如果公寓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这意味着正在抄家。那些时日,许多人担心被捕,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404)
大家都在等待自己的噩运。许多人拾掇了一个小包,放在床边,等待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敲门,随时就可上路。这种消极心态是大恐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其实有很多逃避的机会——逃离城市,再在黑市上购买假身份,那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善于追捕流窜的人口。(405) 俄罗斯人本有逃离国家迫害的悠久传统——从老信徒到逃亡的农奴——这也是数百万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和“特殊定居地”的战术。但城市居民大多留在原地,没作任何抵抗,只是束手待毙。
被捕于1943年的电影编剧瓦莱里·福雷德(1922—1998),回首往事,认为大多数人因恐惧而陷入瘫痪。他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力无处不在,像是处于催眠状态,实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我在人类历史上想不出类似的情况,只好去动物界寻找例子:震慑于蟒蛇的兔子……我们都好比是兔子,承认蟒蛇吞下我们的权利。不管是谁,一旦处于这样的注视下,便会噤若寒蝉,嘴里塞着对命运的无奈。(406)
维亚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讲述了他父亲深夜听到汽车在住宅外面停下时的恐慌——他父亲只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工人。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觉——等候汽车发动机的声响。如果确有,他就会在床上坐起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却能嗅到他的恐惧、手心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他听到车声,总是说“他们来找我了”。他确信,自己将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骂布尔什维克。他听到发动机熄火和车门关闭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摸索自以为最需要的东西。这些物件始终放在床边,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放在床边的有面包干,他最担心饿肚子。很多个夜晚,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候一辆始终没有出现的汽车。(407)
面临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显得特别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是喀山一名资深党干部的妻子,自己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丈夫被捕后,她也失去工作,无时不在担心自己被捕。金兹伯格回忆,她婆婆是一个“简单的文盲农妇,出生于农奴制时代,却很有深刻的哲理,谈到生活问题时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个老农妇劝她逃走:
“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你跑得越远越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老家波克洛夫斯科耶村庄呢?”……
“老祖母呀,我做得到吗?我怎么能放弃一切,孩子们、工作?”[金兹伯格回答]“但他们已把你开除了。至于孩子嘛,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吃苦的。”
“但我必须向党证明我的清白。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怎么能逃避党呢?”(408)
相信自己的清白,让许多布尔什维克变得束手无策。他们设法说服自己,真正有罪的才会被捕,而自己的清白最终会提供保护的。艾莱娜·邦纳回忆,她曾无意中听到都是忠贞党员的父母因亲密朋友的被捕而在深夜交谈。艾莱娜半夜醒来,非常焦虑,因为这一逮捕使她意识到:“快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劫数难逃,而且会来得很快。”
饭厅里漆黑一团,但父母房内仍有声息。我走近他们的门口,能听到母亲在抽泣。然后,她开始讲话,复又哭起来,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哭。她不断重复“我的一生”,抽抽噎噎的……爸爸轻声作答,但我听不清。突然,她大声喊出:“我从小就认识斯捷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认识他的时间是认识你的三倍。明白吗?你明白吗?”接下来只有呜咽,还有嘎吱一声,以及拖鞋走在地板上的声响——爸爸已经起床。我从门口跳开,怕他出来。但他开始在房间内踱步——朝窗口五步,再朝床五步,好像一个钟摆。他擦燃一根火柴,妈妈又开始讲话:“告诉我,你信不信?你相信这个噩梦吗?”她停止哭泣。“你相信,阿克斯他……你相信帕维尔他……修卡他……你相信他们都……”她只讲半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然后,她冷静地轻声说:“我知道,你其实也不信。”爸爸发出一种陌生且哀求的声音:“但是,鲁法―占恩[他对艾莱娜的母亲露丝的昵称],我怎么敢不信呢?”他停顿一会,又说:“毕竟,他们还没来逮捕你我。”(409)
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包括皮亚特尼茨基,如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信仰,以至于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3] 根据共产主义道德,被控危害党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悔改,跪下接受党的判决。这也就是皮亚特尼茨基在被捕前夕所说的:如果党需要有人作出牺牲,他愿意“愉快地承担”。
许多布尔什维克让家人为自己的可能被捕做好准备,尽力保护家人。卡马河上的运输官员彼得·波塔波夫,在1937年8月被捕的前几天,让家人去下诺夫哥罗德探亲。他女儿回忆:“我们已有5年多没有休过假,他感到前景有点不妙,为我们担心,希望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抓人时,我们正好不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的资深官员列夫·伊林,预先从列宁格勒的宽敞公寓搬至一座合作小公寓,以避免自己一旦被捕,家人必须与人分享生活空间的难题。他还让从未外出工作的妻子先去纺织厂上班,保证以后能够养活女儿。他恳求妻子与自己离婚,希望能因此脱嫌,逃脱一起被捕的噩运。但她拒绝了,视之为“可耻的背叛”。夫妻之间时常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持,直到列夫被捕。(410)
双双在1937年被捕的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试图让14岁的女儿玛丽亚自力更生。他们训练她自己外出购物,教她遇上父母被捕时一言不发,还强迫她阅读报纸上的做秀公审,让她懂得父母双双被捕的威胁意味着什么。玛丽亚回忆:“我什么都懂。父亲与图哈切夫斯基走得很近,在总参谋部一起工作。我们大楼里都是军人,一个个地被捕,所以我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玛丽亚的父亲7月8日被捕,母亲的被捕是在7月14日。
那一夜,妈妈觉得他们会来抓人。我们坐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我们俩,没有安德烈[玛丽亚的弟弟]。尽管妈妈知道我第二天早晨还有考试,依然到了午夜时分才对我说:“夜深了,你还是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玛丽亚醒来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她就在那个深夜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也搜过玛丽亚的房间。在她的床头,母亲留下了告别的字条和一些零钱。(411)
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在1937年11月5日晚上被捕,他没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的为古拉格劳工在白海运河“重新做人”正名的书。被捕当天,伊利亚还被叫到列宁格勒的党部,接受法学院院长的任命——前院长刚刚被捕。斯拉温得到一种解脱,他原先在期待最坏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获救了。他心情愉快,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斯拉温一家庆祝了依达的16岁生日。依达回忆:
妈妈在餐桌上摆满美食。哥哥为我家墙报“哈利路亚”[斯拉温家的宣传布告栏]编出了特别的“生日版”,还兼任当晚的钢琴师。我穿上讲究的新衣,欢迎学校里的朋友……爸爸处在最佳状态:活像一个小男孩,与我们一起玩耍,跟所有的女孩跳舞,喝了不少,甚至还唱起他最喜爱的歌曲《夜莺》。
客人走后,伊利亚开始谈论他来年暑假的计划。“他希望我们全家好好聚聚,还谈及一起去高加索和黑海度假。”
凌晨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光临。依达记得:
突然,明亮的灯光和陌生人的声响把我惊醒,叫我迅速穿衣服。站在门口的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只稍稍移开目光,避开匆匆穿衣的我,然后把我带去爸爸的办公室。爸爸坐在房间中央的凳子上,骤然变得苍老。妈妈、哥哥及他怀孕的妻子和我都坐在沙发上。清洁工站在门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十分随意,像是在自己家里……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一些点滴: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贝伊戈尔),环顾父亲的办公室,不时发出感叹:“你有这么多的书。我是一名学生,没有这么多。”他翻看那些书,每当发现题词,就会停下来以拳击桌,大声喝问:“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出现一个几乎哭笑不得的场景。贝伊戈尔叫我拿出我的德文课本,戏剧性地翻到课本尾部,那是一篇卡尔·拉狄克的文章(他显然曾在许多家庭中,向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表演过此幕)。卡尔·拉狄克当时已被捕,但尚未判刑或在报刊上被列为“人民公敌”。贝伊戈尔故作姿态,将那几页撕下,用火柴点燃,装成一名高尚的英雄,说:“谢天谢地,这个证据已被销毁,带走你爸爸时,我就不必把你也带上。”我太害怕了,不敢作声。随即,父亲打破沉默说:“谢谢你。”
除了这个多管闲事的贝伊戈尔,记忆中铭刻最深的是父亲兀立的身影。我从未见过如此颓丧的他——彻底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对自己承受的屈辱,好像漠不关心。他都不像自己本人了……我朝他看,他脸上全无表情。我的注视,他既没看到,也无感受,只是坐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默不作声。这是他——却又不是他。
搜查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从办公室走到饭厅,再到哥哥房间。从碗柜和玻璃书柜取出书籍和手稿,撕下的书页狼藉满地;还从箱子里翻出精心保存的家庭相册,照片也散落一地。这些东西,他们大多拿走了,外加一台照相机、一副双筒望远镜(充当“间谍”的证据)和一台打字机——父亲写所有文章时用的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
在这漫长的夜晚,他们在翻阅父亲人生经历的章节,父亲在想什么?这足以摧毁他的信仰吗?贝伊戈尔(一条微不足道的蠕虫!)记录他的党员生涯细节,来充作犯罪证据,他会有怎样的恐惧感?
搜查结束时已是早晨,一切都登记在册,将被没收。父亲被带到走廊,我们跟在后面,父母房间的门已经被封。他们叫爸爸穿好衣服,妈妈已为他准备了一只小箱[内含一副眼镜、盥洗用品、手帕和100卢布的现金]。
然后,父亲打破沉默说:“再见。”妈妈抱着他恸哭,父亲抚摸她的头,口中不断重复:“别担心,会弄清楚的。”
那个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和谐与意义的信念。在我们家里,父亲曾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现在他倒下了,让人感到整个世界似乎也已结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让他看出我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把爸爸带向大门,我紧跟在后。突然,他回头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觉到我内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着朝他扑去。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小鬼,我心爱的女儿,历史上总会有错误的,但请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你要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贝伊戈尔呵斥道:“安静!”这时就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拉开了。
“告别了,我的亲人,请相信正义……”——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已被他们带走,下了楼梯。(412)
依达也可能被捕,这绝对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的空洞威吓。16岁的她,已经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枪决。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413)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审之前作了何种承诺,一旦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他就下令逮捕他们的许多亲戚。加米涅夫的儿子1939年遭枪决(一个小儿子被送去孤儿院,改名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处刑事流放,1938年重审,1941年遭枪决。季诺维也夫之子1937年被枪决;他妹妹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后来也被枪决。他另外三个姐妹、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一个表弟、一个妹夫被送去劳改营,三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遭枪决。斯米尔诺夫的女儿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被枪决。在1936到1938年之间,几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格杀。他们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亚历山大、妹妹奥莉加、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儿子列夫和谢尔盖,以及女儿季娜伊达(于1933年自杀)的两位丈夫。(414)
斯大林执著于惩罚敌人的亲属,也许是从格鲁吉亚学来的。家族之间的仇杀,向来就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的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家庭氏族与政治忠诚相互交织。婚姻造就联盟,如果与反对派或敌人有血缘关系,也会葬送前途。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其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某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捕,他的妻子自动有罪,除非她奋起揭发。因为大家假定她与丈夫持有相同的观点,还会予以保护,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认为,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可从社会中铲除不满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问及为何要迫害斯大林“敌人”的家属,他解释说:“他们必须被隔离开来,不然,就会四下传布各式的牢骚和投诉,整个社会将因此变得士气低落。”(415)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活在对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奥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开始写日记,以倾吐自己的焦虑。现在除了恐惧,她还须应付一连串的日常麻烦。她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亚的少先队阿尔捷克营,现在需要领回。朱莉娅担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没有安排好亲友收养他,内务人民委员就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她的大儿子伊戈尔刚满16岁,在父亲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团内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更有被捕的危险。朱莉娅一方面试图应付伊戈尔的复杂情绪——对父亲的愤怒和对自己不幸际遇的悲痛、失望、羞耻——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类似的困惑。朱莉娅在7月11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伊戈尔整天都在床上看书”。
关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为,他不发一言。有时,我会表述怨恨和恶毒的想法,但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允许我有此类批评,有时还会说:“妈妈,你这样做,叫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可能会把你杀死。”(416)
朱莉娅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许多妻子一样,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计,如此受伤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没时间思忖自身的安危。(417) 朱莉娅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贵重物品,现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实在养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两个儿子,年迈的父亲、继母和他们无业的女儿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师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汤和麦片粥。她曾是资深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习惯于特权生活,发现极难适应贫困。她一肚子苦水,顾影自怜,甚至去党部抱怨,却被告知应该锻炼自己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业余时间,她在市内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但都无果而终。钢铁建设托拉斯不需要“专家”(那里的官员告诉朱莉娅:“我们不是法西斯德国。”),甚至布提尔基监狱也不需要“她那一种”员工(即“敌人”的妻子)。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工厂官员看都不看我的资料,也不想问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说‘没有’。”同事也拒绝帮助,朱莉娅写道:“每个人都躲着我,而那时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或忠告。”同时,家里情况不断恶化,紧张气氛日益升温。朱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和继母,经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将之归罪于奥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娅赶出公寓。几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亚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说:“如果不能解救每一个人,就让那些能够自救的另谋出路吧。”朱莉娅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她对此表示怀疑:
这真是可耻,整整7年,他们受皮亚特尼茨基的供养,一起住在舒适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还是一所好学校。一旦我们遇上了麻烦,他们就想尽快地逃离我和我的孩子们——逃离我们的不幸。(418)
他们搬出去没多久,朱莉娅和儿子们就被逐出,搬到楼下较小的公寓,与一户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时就被捕了。朱莉娅感到绝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溃,甚至想到自杀。在绝望之中,她去拜访河堤大楼中唯一不怕与她说话的邻居,倾诉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诉她,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好多官员现在住着更小的房间。此外,老太太还说,没有皮亚特尼茨基,朱莉娅可以过得更好,因为“你俩本来就相处得不融洽”。现在,她可以只为自己和儿子考虑,不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朱莉娅事后反思这段话,当夜在日记中写道:“这倒是真的,他没花多少时间与我们在一起,总是在工作。那些来占我们便宜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我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419) 在随后一年中,朱莉娅对丈夫还产生了其他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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