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
我们俄罗斯人,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不堪生存的重负,亟想与人谈谈心事,实在憋不住了。但一旦开口,遇上第三者偷听——他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谈话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与朋友达成共识,刻意保持沉默。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发现我,等到座位空出,就来与我同坐。想说点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觉得很不方便。他变得紧张兮兮,每次准备发言,就先看看我们这一排的人,再看看对面一排的人,到头来却只是说:“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尔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420)
即使在苏维埃时期的最好年月,交谈也是危险的。到了大恐怖时期,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只能与妻子讲心里话——晚上,把毯子拉过来蒙上头。”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写道:在朋友当中,他无须担心恶意谣诼或举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总共仅有“两三个老头”。(421)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22)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特维尔省严守宗教戒律的农民家庭中长大。1930年,德罗兹多夫一家逃离自己村庄的集体化,使用假证件,搬至列宁格勒附近的红村。玛丽亚的父亲在家具厂上班,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识字的农妇,深信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基督者,他们的特工能听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门,也不敢在自己房间之外讲话。当她父亲——一个教堂看门人——于1937年被捕时,安娜更被吓得陷于瘫痪。她不愿出门,害怕讲话,担心邻居偷听。晚上,她不敢开灯,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担心自己用作手纸的报纸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423)
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大家均不谈政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会受警方的胁迫来汇报这样的谈话,当做熟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与最亲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讨论政治,只会引起怀疑,反被视作举报人,或寻衅滋事者。
维拉·图尔金娜记得,她的朋友和邻居均以沉默来回应她父亲的被捕。其时,她的父亲担任彼尔姆省法院主席。
对面房子住着三个女孩,她们的父亲也已被捕……我们大家尽量避免这一话题,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亲就是因为“嘴快”而受害——这是我们家人的理解——他过于坦率,直言不讳,说得太多,超越他应该说的。我们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这让我们自己更为沉默。(424)
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之后的常见反应。艾玛·格施泰因在1937年写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业已死去的朋友。那个时代,没人提……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425)
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或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或不让孩子看到,希望以此来获得保护。即使在家里,谈论这一类亲戚也是危险的,即所谓的“隔墙有耳”。丈夫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和两个孩子搬去一个共用公寓,其邻居供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两家隔开的只有一道薄墙。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回忆:“能听到一切声响。他们能听到我们打喷嚏,甚至能听到我们最低声的耳语。妈妈总叫我们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们不敢讲话,因为她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邻居一直在汇报她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惧,为了想要安静、听话的邻居)。(426)
父亲被捕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跟母亲回娘家住,即奥索尔金家。在新的住处,涉及父亲的谈话都是被禁的。奥索尔金家是个贵族家庭,好几名成员已经入狱,包括纳塔利娅的姨妈马尼娅的丈夫。马尼娅个性坚强,掌管全家的一切。纳塔利娅回忆:“她敌视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她似乎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被捕也是活该,而且以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麻烦。她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我们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权利谈论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427)
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外人、邻居、佣工即使听到,也会不得要领。艾玛·格施泰因回忆起堂哥的妻子玛格丽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资格的反对派,曾来莫斯科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有一天,玛格丽塔在谈论反对斯大林的毫无意义,正讲到句子的一半(“当然,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门开了,我们的女佣波利亚走进餐厅。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坏了。但玛格丽塔丝毫不改她的慵懒姿态,以完全相同的语调和语音,接下去说:“所以叶莫奇卡,赶快去买丝绸,不要犹豫。你做得那么辛苦,应该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佣离开后,玛格丽塔解释说,永远不能给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缩头缩脑,也无须一脸不安、环顾左右。”(428)
天性健谈的孩子特别危险。许多父母认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1927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划为“富农”,流放至乌拉尔的“特殊定居地”。他们在1936年返回彼尔姆附近的丘索沃镇,安东尼娜的母亲郑重告诫孩子们:
她总是说:“你们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会被抓起来。”我们排队领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发表意见,政府没有面包,不关你们的事。”妈妈还告诫我们,发表意见是一种罪过。每当我们出门,她总会说:“管住你的嘴!”(429)
维尔格尔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长大,他9岁时,即1938年,父亲在一次“国家行动”中被捕。据他回忆,母亲和祖父母并没提供具体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应对,但他能感受到恐惧的氛围:
我下意识地明白,必须保持缄默,不可讲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们乘坐拥挤的电车,心知肚明,必须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说我在窗外看到的东西……我也觉得,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像电车那样的公共场所,总是很安静。如果开口,也只讲一些琐碎小事,例如去了何处购物。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严肃话题。(430)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记得一次与父亲阿纳托利——电影摄影师——同乘一辆拥挤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亚叔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边低语:“你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说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转而大声说:“看那些小饺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边偷听!爸爸的教训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431)
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432)
阿尔卡季·曼科夫在日记中提到类似的现象:
谈论公众情绪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鸦雀无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都是醉鬼。(433)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435) 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肠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436) 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1926年,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产主义觉悟的想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他的无产阶级戏剧的心理视角,不再能获得文学当局的青睐,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戏剧《谎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击,认为剧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业的共产主义正面英雄。他所属的文学组——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主席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为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学代理人”,正在蓄谋推翻苏维埃政权。1937年春天,阿夫尔诺戈诺夫被开除出党,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女儿过着几乎完全隐居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说话。老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津津乐道于“日本间谍阿韦尔巴赫”终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尔诺戈诺夫”正在监狱候审。阿夫尔诺戈诺夫日益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日记也变了样。他依旧批评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试图成为更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觉,更频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记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难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开日记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笔写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对沟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记本中实现,因为没人愿意与我交谈。(437)
1937年12月,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开始写日记。那一年她父母双双被捕,日记本成为她倾诉衷肠的场所,帮助维持了她所谓的“内心交谈”,对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双亲。她在扉页上写道:“有一天,我的亲人会读到这本日记。这一炽烈的愿望不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必须尽量使之成为现实。”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担心自我将泯没于学院的集体生活,所以日益看重与自我相连的日记。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认为,自我个性的表达,需要通过与他人的真挚沟通——但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同学们把她当做“人民公敌”的女儿,不予信任;她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记本。她在1939年12月写道:“有时,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让我倾诉所有的痛苦。”(438)
像叶万古洛娃一样,阿尔卡季·曼科夫也渴望与他人的沟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日记,展示给他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上课的同学。曼科夫的日记充满了反苏维埃思想,却披露给一个自己不很熟悉的人,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为,几近愚蠢。他在日记中承认,此举源于“孤独,在这无穷尽的孤独中,我每天鬼混度日”。(439)
普里谢维恩也屈服于与人沟通的诱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帮他找一名秘书,协助他编辑日记。他意识到,“让陌生人走进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全部”,该有多危险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在穿越一个大广场,突然丢了帽子,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询问帽子时才突然想起,“曾让一个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失掉帽子的掩饰无疑让自己曝了光”,这些分析都一一记在日记中。几天后,前来面谈的女子抵达普里谢维恩的住所,听闻要整理她不认识的人的日记,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议,开始工作之前,两人应先了解彼此。他们在一起谈了整整8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之后很快坠入爱河,一年之内结为夫妇。(440)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