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3年8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指挥官谢苗·菲林，安排120名苏联主要作家“组队”前去考察白海运河。运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会址是高尔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几位著名作家与几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讨论文学任务，斯大林也在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说的最早阐述之一，高尔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学来匹配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将苏联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斯大林，提议以这一运河之旅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一切均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作家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不无讽刺地说：“一旦成为契卡的客人，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有求必应，吃喝全包，一切免费。熏香肠、奶酪、鱼子酱、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供应充沛。要知道，这还是饥荒的年代。”(325)
作家们先住进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豪华酒店，再坐火车去白海运河，考察大坝和升降台，参观文化中心，观赏囚犯的文艺演出。他们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劳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谈。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营房生活的净化版。塔玛拉·伊万诺娃在1989年回忆：“在我看来，这很明显，只让我们观看‘波将金村’[7] 。”但是就算作家们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达出来。旅途当中，作家们有机会询问充当向导的菲林。据阿夫杰延科称，唯一询问强制劳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他曾是王子，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后来移民去英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2年重返苏联，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罗斯“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尔斯基的追问使其他作家感到尴尬。他显然对运河建设的保密满腹狐疑，并告诉阿夫杰延科：“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坝、每一个升降台，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场所的地下的尸体。米尔斯基即使生疑，仍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一个图书出版任务，以庆祝运河的竣工。36名苏联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尔·左琴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和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击创作、汇编成了《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书，而菲林和高尔基则担任了此书的主编。这本书成了“苏维埃作家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发给苏共十七大代表。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326)
参与这种使古拉格合法化的举措，作家们自有不同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过劳役来改造人们的灵魂。左琴科为《白海运河》写了一个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罗登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过运河工地上的劳役而改邪归正。他在给《列宁格勒文学》（Literary Leningrad）写的文章中解释，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实依据：
以懒惰、欺骗、偷窃、谋杀为生的人群，我一直饶有兴趣。我也一直关注他们的再教育。说老实话，一开始，我很表怀疑。猜想这个著名的“重新做人”，只是囚犯冀望获得自由或奖金的伪装。但我必须说，我错了。我这次[白海运河之旅]看到了真正的“重新做人”，看到了建筑工人身上的真正自豪，看到了许多同志（他们现在的称号）心理上的确凿变化。(327)
高尔基也是一名信徒。他从未到过白海运河，但并不妨碍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那本书赞不绝口（茫然不知也阻挡不了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赞扬，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在1935年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次人类再生的胜利”）。高尔基的20世纪20年代是在西方度过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苏联，之后又有数次在夏季回国，直到1931年开始永久定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交口称赞，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豪宅配给他作住所，另外还有两座宽敞的乡间别墅、仆人（其实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和警察部门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这同一警察部门。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高尔基看不到五年计划“伟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牺牲。1929年夏天，高尔基在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看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许多囚犯通过劳动得到了改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刑期满了之后仍想留在岛上。高尔基写道：“对我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韦茨基那样的劳改营。”(328)
另有一些作家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个运河之旅，如米尔斯基。还有人担心，如果拒绝参与这一项目，可能会遭到报复，如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文学理论家兼小说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他哥哥也被关在劳改营），虽没有参加集体运河之旅，但是自己单独去了。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撰写的那本书以及他的其他几部作品中，拔高了“重新做人”的理念。他甚至还写了关于白海运河的宣传影片的剧本。什克洛夫斯基的写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运河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位官员问他的感觉如何，他反讽道：“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在他女儿看来，这只是他“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价”。他哥哥1933年获释，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远消失于古拉格。(329)
追求职业发展的动机也在发挥作用，阿夫杰延科就肯定与此有关。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参加运河之旅时仍是一个无名小卒。两年后的1935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苏联媒体中获得赞誉。阿夫杰延科后来承认：“此行帮助我攀上顶端，我的生活从此腾飞。我曾是一名工人突击手，投身于文学！一下子，我在苏维埃神庙中跻身享有盛誉的作家行列。”阿夫杰延科经常向《重新做人》投稿——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的白海运河劳改营杂志——称赞劳役是重新做人的好途径。(330)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另一位借助白海运河而一举成名的“无产阶级作家”。1933年，他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充任技师——是鲍里斯·巴别茨基手下数百名技师之一。午休时间，西蒙诺夫和其他技师去看普多夫金和戈洛夫尼亚一起拍摄的电影《逃兵》（他声称这一经验激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里，我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读了很多书，尤其是历史书籍。我还尝试写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白海运河的宣传启发了西蒙诺夫，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不少关于劳役者重新做人的“歪诗”，不知何故竟引起了国家出版社（Goslitizdat）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这些诗篇中的精粹《白海运河》，被收入1933年苏联青年作家的诗歌集。1934年4月，西蒙诺夫借这一次成功的东风，向国家出版社申请许可，让他访问运河，收集劳役者重新做人的原材料，以创作赞颂劳改营的诗歌集。国家出版社予以批准，并支付他一个月的花费，在白海运河的梅德韦热戈尔斯克劳改营，担任《重新做人》杂志的记者。囚犯们与他同住一个营房，并不把这位年仅19岁的诗人当做一回事（“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写关于白海运河的诗，他们只是笑笑”）。出于这个原因，在西蒙诺夫看来，囚犯们“与我的关系还算自然”。(331)
到1934年的初夏，白海运河的建设已大体完成。西蒙诺夫所观察的劳役者只是在修建道路和相关设施——与1931至1933年挖掘主渠、数万人累死的体力劳动相比，仅属相对轻松的任务。随着工程的结束，劳改营行政部门向劳役者颁发奖金、荣誉、奖牌，并向部分轻罪囚犯宣布提前释放的命令。这些奖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重新做人”的神话，让囚犯努力工作以改造自己（至少给人以改造成功的印象），争取获释或物质上的好处。西蒙诺夫年少天真，易于轻信。他在回忆录中回忆，从白海运河回来，“就准备畅写通过劳动重新做人的新诗”：
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亲眼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实际发生——如我所相信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除了劳动，还有什么可以救赎个人罪孽呢？
西蒙诺夫听到有关一名工程师的故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该工程师与临时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冬宫最后一位指挥官）——根据第58条规定，他就算没被判上10年，至少也判个8年。他在白海运河担任工程师，工作非常努力，因此服刑3年就获释。然后，他自愿担任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某建筑工地的首席工程师。我在旅途当中获得的印象，也佐证了这样的故事。[8]事实上，确有某些专家获释后愿意继续在古拉格系统中工作，但很少是改造的结果。但西蒙诺夫认为，他在白海运河所看到的，符合他所听说的以及在苏联媒体中读到的。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看来，白海运河工程不只是在建造一条运河，而是一座人道主义学校，使坏人变成好人，使普通罪犯变成五年计划的建设者。”(332)
就西蒙诺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贵族，自觉参与重建自己的身份，希望变成“无产阶级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颇能激起他特别的共鸣。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富农和资产阶级破坏者”的重新做人，“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希望”，他自己也大受激励，因为它显示了“埋葬过去、走上新路的可行”。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前反对派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他眼中，这也是一大鼓舞。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他正在党严密监控的艺术领域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在这次大会上，一直反对斯大林极端政策的党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亚特科夫等）被允许发言，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旧有立场，以党内团结的名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从他们被接受的方式来看，党领导已让他们改过自新。西蒙诺夫看到如此的榜样，心里感到非常舒坦。在他看来，接受悔改的反对派就是一个证明，像他那样的人，即使有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得到党的宽恕。西蒙诺夫明白，自己的重新做人将取决于自己政治人格的重建。他像前反对派一样，必须背弃过去，表明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白海运河的著作，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运河回来之后，西蒙诺夫第二次申请加入共青团。上一次，由于继父在1931年被捕，他被要求自行撤回申请。这一次，他是应邀申请的，在他眼中，接受他入团真是“一大宽慰”。他在回忆录中记录，1934年是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年：
我不能代表同龄的其他人，但对我来说，1934年是我青年时期最充满希望的一年。一般认为，国家已经度过困难时期，虽然仍有问题，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生活都将变得更加容易。我很高兴能参与建设这一个新生活……在我眼中，斯大林的正确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正在领导我国的工业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他与对手争辩，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都是正确的态度。(333)
1934年夏天，西蒙诺夫从白海运河回来不久就写了《地平线》一诗，描述刑事犯在劳改营的重新做人。这首诗受到大刀阔斧的编改——编改者来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的文化教育厅，他们认为这首诗非常糟糕（自命不凡、笨拙、喧闹、机械、伤感），但仍有宣传价值，值得发表。(334) 西蒙诺夫将之收回重写，到1938年易名为《帕维尔·丘尔尼》（Pavel Chyorhy）予以发表。后来，西蒙诺夫看到这首诗会有“恐怖的感受”，坚持将之排斥在他的“作品全集”之外。(335) 但这首诗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显示他有能力创作有助于斯大林政权的诗歌。西蒙诺夫受到鼓励，申请就读高尔基文学院。他在国家出版社和政治保卫总局文化教育厅的政治担保人，还愿意为他推荐。(336)
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于1933年，坐落在特维尔大街上的前赫尔岑宫殿，旨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直到1936年，仍被称为“工人夜间文学大学”）。上课是在晚上，这就允许西蒙诺夫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继续上班挣钱，作为他200卢布助学金的补充。文学院的大多数学生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像西蒙诺夫一样，出生于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先读工厂技校，或在工厂上班，以此取得入学资格。学生中一半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来自27个不同民族，可算是一个世界大杂烩。(337) 在众多的犹太学生中，有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嫁给了西蒙诺夫：纳塔利娅·季波特是剧院名人之女，1935年与西蒙诺夫结婚；遭殃的新经济政策人塞缪尔·拉斯金的小女儿热尼娅·拉斯金娜1936年入学，1939年与西蒙诺夫结婚。
西蒙诺夫承认，自己并不特别钟爱文学，只是由于他的出身欠佳，才变成了他的职业。他告诉纳塔利娅：“如果不是因为贵族出身，我才不会对文学发生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338) 他在文学院中不是最有才华的（1936年，他在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七，排在榜首的是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但以自觉出名，并且组织有方（他精心安排花在工作、阅读乃至社交上的时间），准时完成任务。同学给他的绰号是“铁屁股”，因为他学习非常努力，持之以恒。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二）回忆道：“他就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奥列格记得，西蒙诺夫一开始就像个干部，通常穿皮夹克，像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或穿夹克和衬衫，还系上领带。对文学院其他学生的波希米亚文化，西蒙诺夫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共青团活动上，或撰写书评，而不是用来玩台球。理所当然，文学院的行政部门对他非常重视，把他当做党的忠实信徒，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1937年，他在揭发文学院“反苏维埃分子”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诺夫既严肃，又挑剔，与其说像一位年轻诗人，毋宁说像一名文化官僚。他在1945年回忆：
我没有写出自己的作品，却写了不少对其他人作品的评论。我非常苛刻、急躁。这显示，写出最粗暴、最负面的评论的人，往往是尚没写出或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339)
西蒙诺夫是文学院的诗人，正在摸索如何写作才能取悦于自己的政治上级。重新做人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常客，重复出现于他有关白海运河的早期诗歌。但五年计划的希望，以及体现于西班牙内战的英勇斗争，渐渐在他的诗歌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同时，西蒙诺夫深受诗歌老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的影响。在文学院年轻诗人的眼中，卢戈夫斯科伊颇有魅力。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刀枪，还有来自内战和1931年征伐巴斯玛奇穆斯林起义的纪念品。在《将军》那样的诗篇中，西蒙诺夫尝试探索阳刚、英勇的主题。匈牙利共产主义者马特·扎尔卡（又叫鲁卡契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赋予了《将军》一诗灵感。西蒙诺夫的基本价值观来自继父的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像扎尔卡那样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世界中，不但是“人类的美妙素质”，而且是“必需的第一美德”。西蒙诺夫1960年向外国记者解释：“任何人，如果想象我们未来的胜利轻而易举，无须流血，从而流露出沾沾自满，都会受到我们20世纪30年代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强烈憎恨。”那是沉浸在斗争观念中的一代——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一代。1973年，西蒙诺夫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为整个时代发言：
开设文学院的同一年，纳粹上了台。我们的学习年代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那就是即将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那些年头，在考虑文学和自己的前途时，一定会自然想到，我们迟早会被迫参加这一场隐隐逼近的反法西斯大战——尚未确定的只是手中握的是笔还是枪。
1936年1月1日，西蒙诺夫的第一首诗《新年祝酒》发表于《消息报》（Izvestiia）。这是青年诗人——当时只有20岁——将获党领导青睐的先兆。在诗中，西蒙诺夫想象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最终搏斗：
朋友，我们今天提高警惕！
豺狼正在将共和国围困！
我们就此举起酒杯，
在默默祈愿中痛饮
为站在机枪旁边的人，
为只与步枪为友的人，
为懂得“战斗”这一动词的人，
一个悲哀的动词，必须承认。
为能够离开缄默房间
走进未知的大火的人……(340)
西蒙诺夫为职业生涯拼搏之时，他的三位奥博连斯基姨妈正在奥伦堡的流放地凋零。那是一个地处伏尔加草原东部的城市，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1500公里。她们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大规模镇压中，被逐出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喜欢三位姨妈，从小就定期给她们写信。他母亲的大姐柳德米拉，嫁给来自俄化家庭的德裔炮兵队长马克西米·泰德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留下柳德米拉和三个孩子，困守于炮兵团驻地梁赞。柳德米拉1922年回到彼得格勒，曾在残疾儿童学校担任教师。她1935年被捕时，三个孩子已经长大，两个跟她去了奥伦堡，长子留在列宁格勒——他在红三角厂担任经理，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得以让自己免受逮捕的噩运。中间的姨妈是达丽娅，又叫“桃莉”，严重残疾，身体左侧畸形，部分瘫痪，使她走路颇不方便。个人的不幸，使她养成了古怪脾气，终身未嫁。她在宗教上很虔诚，几近教条，并不隐瞒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坚持贵族的传统。1927年，桃莉到梁赞拜访亚历山德拉，两人在宗教事项上不断发生争执，西蒙诺夫因此而变成了无神论者（不过，他后来给姨妈写信，仍表达宗教上的情感）。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时，曾多次拜访桃莉，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尽职。他更喜欢小姨妈索尼娅，经常与她同住。索尼娅长得丰满，西蒙诺夫记得她“圆脸，笑得慈祥”，充分体现了“她的善良和开朗”。与桃莉不同，索尼娅尽量适应苏维埃制度，尽管她的举止、价值观、信仰，仍保有19世纪贵族文化的痕迹。她当初读的是师范学校，却当上图书馆员，在共用公寓里独住一间大房。她对自己的命运既不诉苦，也不抱怨。恰恰相反，西蒙诺夫记得，她是三位姨妈中最具活力、最有意思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喜欢外甥和外甥女来与自己同住。她对康斯坦丁最为疼爱，因为他是她最年轻的外甥，他的读书热情也是她帮助培养的。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我亲爱的宝贝基柳雄切克，我希望你长大后，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安慰，我们都非常爱你。我希望你永远有足够的食物，就像我们从前的岁月。”(341)
西蒙诺夫最后一次看到索尼娅是在1933年秋天。他寄宿于她在列宁格勒的住所，在她房间里写下了他一生最初的几首诗。1935年2月，索尼娅、柳德米拉、桃莉被流放到奥伦堡。西蒙诺夫的母亲在莫斯科获悉“三姐妹和从小在圣彼得堡就认识的许多人，都被送去流放地”，西蒙诺夫回忆她当时的反应：
她坐在那里，手捧信件[她刚收到，来自奥伦堡的]，眼泪哗哗流下。她突然说：“如果我当时与柳利娅[柳德米拉]一起从梁赞回到彼得格勒，现在我自然与她们一同受苦了。”我记得，她说话的方式使我震惊。她讲到，自己没与姐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逃脱了姐妹正在承受的厄运，语气中满含内疚。然后，她问继父：“也许，我们会被从这里送去流放地？”她说的“我们”，不是指我们一家，而是指她自己、她的出身，以及整个奥博连斯基家族。(342)
西蒙诺夫并没解释他为何感到震惊。也许，他惊讶于母亲的内疚，但还有其他原因。西蒙诺夫从小就把自己看作“苏维埃人”，继父的被捕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恰恰相反，反而增强了他为自己塑立无产阶级身份的决心。他努力改造自己，先成为一名工程师，再充当一名“无产阶级作家”，更加强了他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但母亲对姨妈被捕的反应——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听到她以苏维埃的语言把自己称作“异己分子”——迫使他面对现实。
西蒙诺夫的母亲和继父，每月向奥伦堡邮寄食品和衣服，他也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资助。1936年，亚历山德拉前去看望她的三个姐妹。西蒙诺夫回忆，她很害怕，担心去了再也回不来（许多人担心，如果看望流放的亲属，自己也会被捕）。总是很现实的继父认为最好还是别去，如果去了被捕，就更难向她们施以援手了。但亚历山德拉坚持要去，并宣称“如果不去，就不算是真正的自己了”。亚历山德拉从奥伦堡回来，西蒙诺夫记得：“漫长的旅途和当地可怕的情景，使她筋疲力尽、悲凉凄楚、身心交瘁。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她认为，不会有更坏的遭遇了。”(343)
然而，更坏的事还是发生了。1937年，索尼娅和桃莉在奥伦堡遭到囚禁，索尼娅被枪决，桃莉后来死在劳改营，存活的只剩柳德米拉一人。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还忆起自己对最喜爱的姨妈之死的反应：
我发现，她已被关押，之后就杳无音信。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她已死去——但不讲明死于何处和如何死去。我记得，当时之所以感到这种强烈且痛苦的不公，全与她[索尼娅]有关，或主要与她有关。这一感觉永远伴随我的灵魂——我不怕这样说出——这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对我本人的严重不公，它将永远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这一感觉让人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索尼娅还活着，一旦我能有所作为，第一个想帮的就是她。
西蒙诺夫的遗憾是基于他以后获得的认知——他一直在与摧残自己姨妈的迫害制度携手合作。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初获悉她们被捕时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为姨妈感到惋惜，但设法找出理由，使她们的遭遇变得合理，甚至合法：
我已不记得当时[1937年]的想法，不记得如何判断和自我说服的……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我非常热爱其中的一位[索尼娅]……也许我心想：“不磕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与当初的感觉相比，这一托词在今天听来，更具讽刺意味。其时，大革命和打破旧社会，仍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大家交谈时，不用这一熟语的人犹如凤毛麟角。(344)
与白海运河的际遇，让西蒙诺夫更靠近政权；但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却产生了决然相反的效果。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伊利亚·斯拉温是一名重要的法学家，任职于莫斯科的苏维埃法学院。1929年，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以援建那里的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在同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被关闭，它的“资产阶级”学者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它亟需值得信赖的如斯拉温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以对抗苏维埃法律界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后者在列宁格勒仍颇有影响。(345) 斯拉温已成为苏维埃法律领域的领军人物，除了担任司法委员会的顾问，还参与编纂了1926年的《苏维埃刑法》，那是1917年刑法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在列宁格勒，斯拉温家与另外一家分享一套大公寓，他家占了两间房（在莫斯科，他们的共用公寓有15户人家）。后来，他们又搬进一套三室公寓，位于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大楼，那里住有很多政府行政官员、科学家、艺术家。伊利亚的女儿依达回忆：
相对来说，我们享有特权。兄嫂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也有自己的房间。同时，父亲又在自己房间内工作。我睡在餐厅，如有客人，就先去父母房间睡觉，等父母要上床了，再把我搬回餐厅的沙发床……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绝对是斯巴达和几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遵循父亲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与穷苦的朋友和亲戚分享额外的配给食品——父亲对此感到羞愧……书籍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346)
斯拉温受共产主义学院的委托，写书攻击苏维埃主要法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从而为政治上司提供自己的贡献。1931年，苏维埃政权对法律学术界发起清洗运动。斯拉温所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Sabotage on the Front of Soviet Criminal Law），只是其中一部分，篇幅虽短，却很恶毒。他选出几名重要的学者律师，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与其在1917年之前的相互比较、逐一对照，以揭露他声称的确凿的“资产阶级”观点。斯拉温在政治上坚信旧法律思维必须被铲除，所以谴责这些法学家正企图颠覆苏维埃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挑出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批评它一直在训练“昨日的神父和白军卫士”，却假扮成“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日的共产主义者”。受到斯拉温攻击的几名法学家，随即离开他们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学教职，被迫奔赴外省，寻找工作。(347)
斯拉温家庭档案中有一张伊利亚·斯拉温的照片，时间在1931年，他的周围都是共产主义学院的同事和学生，照片背面写着：“斯拉温同志！深切怀念你——布尔什维克卫队的坚定共产党人、我们的老师、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斗士、横扫学术界寄生虫的铁扫帚。”在依达的记忆中，父亲却是一名柔和温情的男子。这两个形象，确实很难调和在一起。也许，斯拉温太软弱，无法抗拒党的要求，被吸进了这个迫害制度。也许，他觉得曾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易受攻击，需要写书来证明自己仍属“布尔什维克卫队”。也许，如依达所认为的，他“陷入迷途”，受了自己的信仰的误导。
斯拉温相信“重新做人”，1917年之前就已在从事改造人的实验，为莫吉廖夫城地方监狱的囚犯设立工场和文化中心。其时，他只是一名法律助理，但与监狱长关系良好。改造人的想法，重现于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律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同志法庭（tovarishcheskie sudy）的文章。他当时坚决主张，工作场所的法庭可迫使囚犯参与社区服务以改造自己。(348)
1933年，共产主义学院领导分配给了斯拉温新任务——写一本书，暂名为“劳役者的重新做人——以白海运河为例”。(349) 事实上，他被要求为古拉格劳改营赋予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也许，斯拉温先前关于“重新做人”的著作起了作用，为他赢得了这一份可怕的差事。但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撰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显示，他已做好准备，愿意寻找和构建法律上的论证，来支持现政权的压迫制度。
相信“重新做人”是一回事，目睹它的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从1932到1933年，斯拉温去了几趟白海运河和其他劳改营，包括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劳改营。他所看到的，反而摧毁了他对苏维埃“重新做人”的信念。依达还记得父亲出差回来时的“疲惫和沮丧——好几天哑口无言，好像处于休克状态”。斯拉温访问儿童劳教营时，尤其感到震惊，他看到那里的狱警使用残忍的纪律来“重新锻造儿童，以培养苏维埃精神”。斯拉温实在写不出关于白海运河的书，一推再推，延后数年。好几章的草稿被他撕得粉碎（其中有一章题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因为他渐渐明白，“重新做人”在劳改营中并不存在。
斯拉温知道自己已陷入困境。基洛夫被刺杀之后，共产主义学院一半的工作人员遭到清洗，斯拉温一直担心下一个入狱的就是自己。依达记得，父母锁上房门：“彻夜不眠，坐着窃窃私语。”党的档案证实，斯拉温的名字在1934年12月被列入政治嫌疑犯名单（“未来的逮捕对象”）。榜上有名的人都曾属于其他党派，只是到后来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350)
共产主义学院领导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斯拉温无奈，只得呈上有关白海运河的几章草稿。他在这几章中，对古拉格系统的日常运作提出若干批评，却只字不提“重新做人”的政策，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他曾命名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的一章，此时改称“重新做人政策中的畸变”。这是很勇敢的举动，斯拉温因此在1935年5月受到共产主义学院编辑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他深感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信念难以为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熟人恢复了联系——这是一个绝望的尝试，借用依达的话，他“想让时光倒流，并弥补他的政治错误”。但斯拉温一定知道，为时已晚。他身陷绝境，完成此书才有可能自救，但他在道义上无法做到，只好不断推诿，他心里很清楚，推迟得越久，入狱也就越近。1937年3月，斯拉温在共产主义学院的党员会议上说：“我完蛋了，我在政治上已经破产。”(351)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