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历史致残:英雄的塑造过程
构成美国形象的,正是一系列关于某个人的英雄祖先的神话。
在研究历史时,人们一想到污点必须被遗忘、被修改、被匆匆略过,就会感到不解。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曾是一位奴隶主……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当然,这种思想也有它的难处,那就是担心历史失去了它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它描写完美的人和高尚的民族,但就是不说实话。
把我们尊崇的人奉为偶像,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行事。
本章讨论英雄化问题。英雄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很像地质学上的石灰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教育机构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虔诚的、完美的造物,他们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没有人情味,也没有可信性。
美国的很多历史教科书都配有人物插图,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希望之地》为每一位总统提供了一个小头像),有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由的挑战》准备的小头像上标有“你以前知道吗?”几个字,问的是关于第一位从医学院毕业的美国女性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的故事,以及《阳光下的葡萄干》[6]等电影的编剧洛兰·汉斯贝里的一些事情)。插图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它们树立榜样,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出人头地之路,它们还使教科书为布莱克威尔和汉斯贝里等人提供了空间——要不是有她们,历史只会是对男性政治领袖的大检阅。人物插图还能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教历史的目的:是否切斯特·A.阿瑟[7]就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8]更值得介绍?他们俩谁对我们今天影响更大呢?赖特发明了车库,改造了住宅建筑空间,至于阿瑟么——嗯,他签署了第一部《公务员法》。还有,谁的出名更有戏剧性?是布莱克威尔还是乔治·H.W.布什(后者出生时口里含着一把银质参议院座椅[9])[10]?如何选择是有争议的,但是,教科书要写进一些人确实应该不仅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还要考虑他取得那些成就所经历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对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谱做第三层、第四层的推测。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谁入选了这种英雄谱,我关心的是当他们被写进教科书、被带进课堂时,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两位20世纪的美国人是这种英雄化的绝佳例子,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海伦·凯勒。威尔逊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总统,他受到大量教科书的关注。另一方面,凯勒则是个“小人物”,她没有促成一部立法,没有改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程,更没有宣布进行什么战争。在我所考察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本载有她的照片,多数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她。但是,老师们都对她津津乐道,并且经常展示一些声像材料,或者推荐一些将她树为楷模的传记。所有的这些刻意行为都旨在确保学生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产生某种认识,但是学生并不会因此而知道得更多。英雄化就是这样扭曲了凯勒和威尔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平,以至于我们不能如实地想象他们。
老师们抬高了海伦·凯勒的形象,他们用这位失明又失聪,但身残志坚的女孩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每个五年级学生都知道这样一幅画面:安妮·沙利文[11]在一个水泵旁把“水”这个字拼写到海伦的手掌上。迄今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幻灯片已不下十部,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一部教育片最后总结说:“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就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奇妙,有那么多人在教我们认识它;没有哪个人是不值得帮助或无法帮助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帮助他人发挥其真正的潜能。”[12]
历史学家和制片人从海伦·凯勒身上得出这样空泛的格言,而无视她的真正生平,并把她特意告诫我们要从她身上学习的那些东西扔到一旁。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结果,我们其实对她知之甚少。
过去20年间,我问过很多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她做过什么。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盲聋女孩。大多数人还都知道她有一位良师益友,叫安妮·沙利文,教她读书、写字甚至说话。有些学生还能记得凯勒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她住在阿拉巴马州,在遇到沙利文之前,她蛮横无理、没有规矩,如此等等。一些学生知道凯勒上过大学,但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的整个成年生活又是怎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一些学生大胆地说,凯勒成为“公众人物”和“人道主义者”,或许是由于代表了盲人和聋哑人。“她写作,真的吗?”或者,“她说话”——无稽之谈。凯勒生于1880年,190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卒于1968年。忽略她64年的成年生活,或者只用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它进行概括,那是以一种省略来说谎。
海伦·凯勒积极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她在1912年的这次示威中处于中心位置,这说明她的重要地位和对这项事业的热衷。图中盾牌都来自西部各州,在那里,妇女已经参加选举。
事实上,海伦·凯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1909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
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13]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14]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15]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16]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她本人为说话而历经磨难,她还帮助建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奋斗。她捐赠100元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并在该组织的刊物《危机》上公开发表支持信——这个行为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来说,是激进的。她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17]的历次竞选总统活动。她还在妇女运动、政治、经济方面发表文章。在晚年,她写信给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G.弗林——她是麦卡锡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正在监狱里度过风烛残年:“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林,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愿服务人类的美好感受为您无畏的心灵带去力量与安宁!”[18]
有人或许不同意海伦·凯勒的立场。她对苏联的赞扬甚至对某些叛逆者来说也是奇特和令人不安的。但她的确是一名激进分子——这在美国是鲜为人知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对此避而不谈。[19]
学生们通常把进步时代的各项改革归于伍德罗·威尔逊,妇女选举权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虽然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妇女的确得到了选举权,但总统对此并不支持。他逮捕妇女参政论者,他的妻子也厌恶那些人。是绝食等斗争方式造成的压力,使威尔逊认识到,反对妇女选举权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教科书通常都不能说明英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作者们把很多事归之于英雄,其实只说了历史的一半还不到。
我们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无知更加严重。当我让大学生们告诉我,一提到威尔逊总统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都积极回答。有的说威尔逊让我们的国家不情愿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战后在国内和国际上积极倡导建立国联;有的把威尔逊与进步事业,如妇女选举权,连到一起;少数学生还想到了威尔逊政府针对左翼联盟的“帕尔默大搜捕”[20]。但是我的学生很少知道,或者说很少谈到威尔逊实施的两项反民主政策: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以及对他国的军事干涉。
在威尔逊执政下,美国干涉拉丁美洲的频繁程度甚于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1914年出兵墨西哥,1915年出兵海地,1916年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1916年再次出兵墨西哥(到威尔逊离任止,又出兵该国九次),1917年出兵古巴,1918年出兵巴拿马。在他整个任期里,威尔逊在尼加拉瓜一直驻有军队,以武力决定尼加拉瓜的总统人选,迫使其签订亲美条约。
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对俄国内战中的“白方”提供秘密经济援助,这时候他的权势盛极一时。在1918年夏天,他签署了一项针对苏俄的海上封锁法令,并派兵远赴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符拉迪沃斯托克,以颠覆俄国革命。在英法支持下,美国与日本联合派兵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一直打到贝加尔湖,支持捷克与白俄军队宣布成立以鄂木斯克为总部的反共产主义政府。在西至伏尔加的前线短暂驻扎后,白俄军队于1919年底崩溃,我们的军队也于1920年4月1日最终撤离符拉迪沃斯托克。[21]
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很少知道那场我们“与俄国的不为人知的战争”——这个词源于罗伯特·马多克斯[22]的那本论述这场惨败的书名,甚至连我所列举的那12本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无一提及那场战争。只是六本新教科书中的两本提到这场战争。比如,布尔斯廷与凯利写道:“当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战争后,美国希望这座军需仓库能远离德国人之手,于是派一支5000人的部队加入在阿尔汉格尔对北俄罗斯的联合入侵。威尔逊还派出将近10000人的部队,作为协约国远征军的一部分进入西伯利亚。”通过这段话,美国学生就有可能——虽然有一定难度——推论出,威尔逊卷入了俄国内战。
相比之下,在俄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一事件占了大量篇幅。马多克斯指出,“干涉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延长了那场血腥的战争,由此额外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社会予以重击,其涵义是深远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西方势力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维埃政权”。[23]
这场侵略使冷战时期的苏联戒心重重,难以释怀,直到解体前夕,苏联还在申述侵略造成的损害。
相比威尔逊的俄国政策,人们对威尔逊入侵拉美要知道得多些。一些教科书确实记载了这些事件,而考察一下作者们为证明这些事件的正当性所做的努力,是很有意思的。只要是准确地描述这些事件,就不可能对威尔逊和美国报以好感。事后我们发现,威尔逊对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及尼加拉瓜的干涉,帮助了巴蒂斯塔、特鲁西略、杜瓦利埃、索摩査斯等独裁者上台,这些人的余毒至今仍未肃清。[24]即便是在20世纪初,这些入侵大多就已在我们国内不得人心,并在国外招致批评的浪潮。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威尔逊的继任者修改了对待拉美的这种政策。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知道这一点,在接威尔逊之后的一两章里,他们开始宣扬什么“睦邻友好政策”——柯立芝与胡佛开始从拉美撤军,富兰克林·D.罗斯福继续推进这一政策。[25]
相比之下,教科书本该(但没有)把威尔逊的拉美行动称作“与邻为敌政策”。相反,在各种指责面前,它们总是设法为英雄开脱,就像《自由的挑战》一书所说的,“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与那些拉美国家成为朋友,但他发现那非常困难……”;有些教科书把入侵归罪到被侵略国家头上,《美利坚盛典》说:“威尔逊尽量避免侵略性外交政策。海地的政治动乱很快迫使威尔逊收回了他的反帝言论……威尔逊很不情愿地派遣海军去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说法纯粹是无中生有。他的海军部长后来抱怨说,威尔逊“强迫(我)在海地做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没有文件材料证明,威尔逊在出兵加勒比海问题上有过任何疑虑。
我所考察的每本教科书都提到了威尔逊的1914年入侵墨西哥,但是它们都认为那些干涉并非威尔逊的错。2006年,《美利坚盛典》写道,“对干涉的叫嚣发自美国沙文主义者之口”,“威尔逊反对干涉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后来,威尔逊的确曾下令部队进入墨西哥,当然,还是在国会授权他这样做之前。沃尔特·卡普已经揭示,认为威尔逊不愿意干涉的观点,再次违背了这样的事实:入侵从一开始就是威尔逊的主意,它冒犯了国会,也冒犯了美国人民。[26]威尔逊的入侵行为是如此蛮横,当时墨西哥内战的双方领袖都要求美国军队撤离,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威尔逊召回了军队。
教科书的作者们在描述我们在墨西哥的冒险活动时,通常采用另外一种套路:他们把威尔逊说成是命令我们的军队撤离的人,但是从不明确指出是谁命令他们去入侵的!以被动式语句写成的片面信息帮助了历史人物从他们本来不英雄或不道德的事实中脱身。
有些书籍远不止隐匿行动者,甚至对行动本身也避而不谈。在那12本教科书中,有一半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威尔逊接管海地的事。美国海军在1915年入侵之后,迫使海地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亲美总统。当海地没有继我们之后向德国宣战时,我们就解散了海地立法机构。当时,美国操纵所谓的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新的海地宪法,它比原先的宪法更不民主,在那场全民公决的闹剧中以98225对768票通过。皮耶罗·格雷耶稣士曾指出:“并不是威尔逊没能尽最大努力向那些小国输出民主。他从未那样做。他干涉的目的是推行霸权,而不是推行民主。”[27]
美国还破坏了自海地革命以来海地人民引以为傲的小块土地私有传统,而扶持建立大种植园。美国军队强征农民进入筑路队,戴着镣铐工作。1919年,海地人民起义,反抗美军占领,在一场游击战中,双方死亡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关于威尔逊对海地的干涉,学生们在《走向今天》中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海地,一系列的革命使这个国家衰弱和动荡,美国的介入使其恢复了稳定。威尔逊……1915年出兵,美国海军占领海地,直到1934年。”这些平淡的语句为我们所做的事蒙上了面纱;当时一位名叫乔治·巴尼特的美国海军将领向他的海地指挥官抱怨说:“对当地人的滥杀无辜事实上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巴尼特把这一暴力事件称为“海军陆战队中所发生过的同类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28]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美国有效地使尼加拉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等国家成为殖民地。威尔逊对俄国革命的反应强化了美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的联盟关系。在他的任期中,美国政府首次被共产主义幽灵——国外的,以及国内的——所困扰。威尔逊对之束手无策。他来到西部,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他登台演说,寻求人民对国联的支持,他警告说:“在我们中间,有列宁的追随者。我不能想象成为一名列宁的追随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追随黑暗、追随骚动和追随混乱。”[29]即使是在白俄夺权者崩溃之后,威尔逊也拒不承认与苏俄的外交关系。他参与阻止俄国一战后签署和平协议,帮助驱逐匈牙利领导人、共产主义领袖库恩·贝拉。威尔逊对“自决”与“民主”的热衷从来没有脱离三个基本的“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当时年轻的胡志明在凡尔赛和会上向威尔逊呼吁支持越南自决,但是胡志明反对所有这三种主义。威尔逊不听,而法国也坚持要控制印度支那。[30]对威尔逊来说,自决似乎只对比如说比利时这样的国家才是正确的,而对拉美或东南亚国家就不适合了。
在国内,威尔逊的种族政策也使他的任期很不光彩。他的共和党前任们都曾照例任命黑人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财政登记官和新奥尔良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报关员。他们有时还任命非裔美国人担任邮政局长,特别是在黑人居多的南部小镇。非裔美国人还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并有机会进入白宫。而伍德罗·威尔逊,这位在1912年选举中得到许多非裔美国人选票的总统,却改变了这一切。威尔逊是一个南方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是当时唯一一所拒绝接纳黑人的北方主要大学。他是一位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妻子更甚,他甚至在内阁会议上给大家大谈所谓“黑鬼”的故事。他的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旨在降低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提案,但遭到国会拒绝。威尔逊毫不顾忌地利用政府首脑的权力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他任命南方白人担任传统上由黑人担任的职位。他的政府以反共产主义为借口,监视和破坏黑人报纸、组织及工会领袖。他在海军里搞种族隔离,把非裔美国人转移到厨房和锅炉间,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他本人对《国联盟约》中的种族平等条款投反对票。威尔逊曾唯一一次在白宫会见非裔美国人领袖,但这类事情随着那次他把那些人轰出白宫而再也没有出现过。威尔逊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他的影响下,民主党的大门在此后的20年间再次向黑人关闭,而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远时代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31]191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有色人种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威尔逊的决议,决议尽管有些偏颇,但仍是正确的:“民主党尚未执政,威尔逊先生和他的幕僚们就已经制订政策,要把所有的有色公民从联邦政府的代表中清除出去。”[32]
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有八本根本没有提到威尔逊任期的这个“污点”,只有四本正确地描述了威尔逊的种族政策。1983年的《希望之地》做得最好:
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公然仇视黑人。威尔逊是一位公然鼓吹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黑人是低劣的。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威尔逊向新闻界承诺人权。但是一当上总统,他就背信弃义。威尔逊命令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必须互相隔离。这样的隔离,在南方重建之后是破天荒的!当南部城市的黑人联邦雇员抗议这一命令时,威尔逊就将他们解雇。在1914年11月,一个黑人代表团要求总统收回成命,威尔逊表现得粗鲁而仇视,拒绝他们的要求。
大多数教科书也确曾提到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也只是只言片语,有些书还煞费苦心地为威尔逊从这种事情中开脱。
《走向今天》的原话是这样的:“威尔逊听任其内阁成员在联邦政府里扩散吉姆·克劳[33]种族分离的做法。”忽略威尔逊的种族主义或者为其开脱,远不止是掩藏了一个个人污点。他是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没有哪位黑人会把威尔逊看作一位英雄,那些把他称作英雄的教科书都是从白人的角度来写的。掩盖真相就等于剥夺所有学生了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某些重要内容的机会。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和结束之后不久,美国白人发起了一场新的种族暴行。这里,行政部门所定的基调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美国第一部史诗电影的上映。[34]
导演D.W.格里菲斯在其电影《三K党人》中曾援引威尔逊的两卷本美国历史著作——该书现在已由于其对重建问题的种族主义立场而声名扫地,该片也同样由于其大肆颂扬“三K党”在重建期间颠覆“黑人主宰”的共和党州政府而臭名昭著。该片是格里菲斯根据威尔逊的同学托马斯·迪克松的著作改编而成,而按照历史学家韦恩·维德的说法,托马斯·迪克松在种族问题上的成见“与《我的奋斗》不相上下”。在白宫的一次私人观影中,威尔逊看了这部电影,当时它已改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面对格里菲斯的阿谀,威尔逊回答说:“它像是一部用闪电照亮的历史,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它全都如此真实。”格里菲斯于是使用这句话,成功地抵御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该片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指责。[35]
作为美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片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产品,而且很可能还是所有时代里种族主义题材最为鲜明的电影。迪克松意在“通过再现历史,使每个看过我的这部电影的人都变成好的民主人士,从而彻底改变北方人的情操!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要犯错!我们做的就是这些!”[36]迪克松并非夸大其词。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刺激下,乔治亚的威廉·西蒙斯重建了“三K党”。种族主义从白宫中扩散出来,对这些党徒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使得他们胜过自己的重建时期的先辈们──在重建时期,格兰特总统成功地在一个州(南卡罗来纳)消除了“三K党”,并使其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受挫。新“三K党”很快蔓延全国。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以及很多南部州,“三K党”发展成为民主党内的主导力量。20世纪20年代,在从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到伊利诺伊州的西法兰克福,再到俄勒冈州的梅德福,“三K党”聚会是这些城镇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场景。威尔逊连任总统后,一股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浪潮席卷全国,白人对黑人的虐待之风向北一直蔓延到德卢斯。[37]
美国人需要通过威尔逊时代懂得,一位种族主义总统与有类似倾向的民众反应是脱不了干系的。为了教育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教科书本应该讲清楚原因与结果、英雄与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但相反,它们却为英雄赋予高尚的动机,激发“人民”去谅解那些有问题的行为与政策。《美利坚民族的胜利》写道:“作为总统,威尔逊似乎表达了大多数美国白人的心声:种族隔离最符合白人和黑人的双方利益。”
威尔逊不仅打击黑人,无疑还是一位最强烈的本土主义者。他反复强调,那些所谓的“归化的美国人”的忠诚是值得怀疑的。他说:“所有那些带连字符称谓的人[38],都随身带有刀剑,时刻准备刺向共和国的致命之处。”[39]美国人民响应了威尔逊总统的榜样,掀起了压制白人少数族裔的浪潮,但结果,大多数教科书指责人民,而不指责威尔逊。《美国的传统》承认,“威尔逊总统建立了所谓‘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后者使美国到处充斥着将德国人与野蛮人相提并论的宣传。”但是,对于由此引发的国内问题,该书又赶紧为威尔逊推卸责任:“虽然威尔逊总统在其战争咨文中谨慎地指出了多数德裔美国人都是‘忠诚的公民’,但是那些反德宣传仍然使他们遭受不幸。”
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对此表示悲观,都是危险的。克里尔公共资讯委员会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揭发那些……呼吁和平、贬斥我们为赢得战争而做的那些努力的人”。它敦促人们把那些人的名字报告给华盛顿的司法部。一战后,威尔逊政府对公民自由的打击不断加强;现在,又多了一条反共产主义的借口。这些举措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空前绝后地近似于一个警察国家。
威尔逊漠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但是教科书却竭力为他开脱。1917年6月的《反间谍法》以及次年的《反叛乱法》,可以说是继1798年短命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之后最严重地侵犯了美国人的公民自由的法案;但是教科书却将这两种法案的通过归咎于“国会”,而与威尔逊无关。事实上,威尔逊试图强化《反间谍法》,在其中加入直接赋予总统更广泛的书刊审查权的条款。更严重的是,在威尔逊的批准下,邮政总长动用其新的书刊审查权扣押所有社会主义的、反英国的、亲爱尔兰的,以及其他在他看来对战争意图构成威胁的信件。罗伯特·哥德斯坦因为拍摄了电影《1776年精神》而遭致10年的牢狱之灾。该片描写了美国革命期间的英国人,英国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因此这种描写不合时宜。[40]教科书的作者们解释说,战时压力使威尔逊对公民自由进行压制情有可原。但是,到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威尔逊却仍然否决了一项旨在废除《反间谍法》和《反叛乱法》的提案。[41]教科书的作者们把威尔逊连任总统后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劳工组织的“猎巫运动”归咎于他的身体多病以及当时联邦检察官的嗜血好杀,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在威尔逊离任前夕请求他赦免尤金·V.德布斯,后者当时正在坐牢,罪行是曾发表言论,把“一战”说成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并批评《反间谍法》是不民主的。[42]总统回答:“绝不!”于是德布斯继续在牢中煎熬,直到沃伦·哈定赦免他。[43]《美国之路》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新奇的方法来为威尔逊的恶行开脱,它干脆把“红色恐惧”[44]移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威尔逊已从白宫一走了之!
英雄化阻碍了教科书暴露威尔逊的缺点,因此教科书很难对19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解释。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本来有望成为威尔逊的继任者,但却被没进行竞选活动、无足轻重的哈定所击败。在这场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一边倒的选举中,哈定几乎囊括了64%的多数党选票。教科书指出,人民“厌倦”了,只想“回到常态”。选举人有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抵制威尔逊的事情,但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未想到这一点。[45]然而,海伦·凯勒知道这一点,她认为“威尔逊是世人所知道的最令人失望的人”!
并非只有中学历史课程在英雄化威尔逊。《希望之地》讨论了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但屈指可数的这类教科书也不得不面临一场攻坚战,因为它们要应付那么多的历史博物馆、公共电视档案以及历史小说里所纪念的那位模式化的威尔逊。
25年来,迈克尔·弗里奇教授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展一项关于社会模范人物的试验。他让一年级大学生列出内战前美国历史上“你最先想到的十位人物的名字”。但他发现,每年他的学生一开始给出的名单都是那些同样的政治和军事人物,这再次反映出他们中学教科书为那些人物所提供的突出地位。于是他增加一条限制,“总统、将军、政治家等除外”。但弗里奇得到的名单也几乎不变,只不过已较少有历史教科书的痕迹。在大多数时候,贝琪·罗斯[46]都名列榜首。(保罗·里维尔常常紧随其后。)
就学生们的这种选择而言,有趣的是,贝琪·罗斯其实什么也没做。弗里奇指出:“在真正的第一面国旗的真正的制作过程中,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罗斯大约在1876年前后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她的后人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费城旅游,就编造了所谓第一面国旗的传说。中学教科书普遍忽略贝琪·罗斯,是公正的,也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她列入书中的索引。[47]那么,她的故事为什么得以流传开来呢?对此弗里奇做了饶有趣味的解释:如果说华盛顿是国父的话,那么贝琪·罗斯就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弗里奇描述了我们小学阶段盛传的那些故事(或者只是我们的想象?):“华盛顿(上帝)在简陋的小屋里找到卑微的女裁缝贝琪·罗斯,问她是否愿意根据他的设计缝制一面国旗。贝琪立即从她的衣服下摆掏出了这个民族和人类的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希望。”[48]
我想弗里奇触及了某些问题,但仍只是在就事论事。不论你对他的解释是不是买账,贝琪·罗斯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足以证明社会楷模的力量。就伍德罗·威尔逊的例子而言,教科书的确参与了对社会楷模的塑造。威尔逊被用这样的术语来描绘:“善良”,“理想主义者”,“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殖民干涉”,“单挑孤立主义的参议院”,“时代的先行者”。我们将很多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从华盛顿特区里根大厦里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到位于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学”——我在这所学校虚度了青春时光。如果总统山要添加第五副面孔,很多美国人会认为那非威尔逊莫属。[49]在这种美好的模范面前,即便是《希望之地》里关于威尔逊总统的种族主义的罕见的直白论述,也不能动摇学生的观念。
这座乔治·华盛顿像现藏于史密森学会,它反映出教科书在塑造美国英雄时所惯常采用的方式:10英尺高,不带瑕疵,具有希腊神祗的体态。
历史博物馆馆长们知道参观者们会心怀一些理想的形象。
一些馆长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展览,来反驳那些不准确的形象。如果教科书作者、教师以及制片人也能针对性地反驳那些错误的形象,他们也能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其实,伍德罗·威尔逊毕竟不需要他们为尊者讳。仅其任期前两年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包括关税改革、收入税、《联邦储备法》、《劳工补偿法》等,都是空前的。威尔逊支持民族自决的演讲震动了整个世界,尽管他有些言行不一。
为什么教科书要推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作者的省略和错误并非偶然。相关影片和幻灯片以及其他教育素材的制作者并非不知道海伦·凯勒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能够在不了解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情况下读懂她的著作。至少,有一位教科书作者,即《美利坚盛典》的资深作者托马斯·贝利,非常清楚美国1918年对俄国的入侵,因为在1973年,他在其他场合写道:“美国军队在1918至1920年间与俄国武装力量在俄国土地上的两座剧院内发生枪战。”[50]或许还有一些作者也知道这一事件。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对于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公众去探知那些事情呢?
对此,英雄化本身就首先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是如此。迈克尔·坎曼指出,作者们有选择地忽略了某些瑕疵,其目的就是使一些历史人物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敬仰。[51]教科书评论家诺玛·加布勒证实,教科书应该“以一种尊敬和荣耀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她的眼里,如果承认凯勒的社会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就几乎做不到那样。[52]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人曾言,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国家的伟大英雄和爱国者的错误、弱点和不足都呈现在了年少无知的学生面前;这是不对的”。[53]而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就几乎挑不出这方面的毛病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让我还是从海伦·凯勒谈起,因为对她64年后半生的忽略,代表了某种在文化运用方面的歪曲做法。对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我们把凯勒当作一位完美的、非真实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去学习,于是凯勒成为一位神话人物,一个“战胜困难的女人”——但是,那是由于什么呢?没有了下文。只要看看她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受到勉励了——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凯勒少年时不想像个冰人似的哪也去不了。她自己强调,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旦克服了自己的身体缺陷后所做的事情。当然,她并非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学说话的聋盲孩子,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挪威姑娘朗希尔德·卡塔,是她的成就激励了凯勒。她也不是第一位学习读书写字的美国盲聋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劳拉·布瑞吉曼,是她教会了安妮·沙利文触摸式字母表,沙利文又教给了凯勒。1929年,凯勒快50岁时,写了第二本自传,名叫《中流》,书中通过细节描述了自己的社会哲学。凯勒记录了她参观以煤矿、采石以及搬运为业的城镇的经过,在那里,工人们在罢工。她想让我们知道她的这些经历,以及她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为迎合我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删节后的海伦·凯勒的故事净化了英雄的形象,只剩下自助与勤劳的美德。凯勒本人虽然几乎不反对艰苦劳动,但明显反对这种意识形态。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54]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家们希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伍德罗·威尔逊也被同样地美化了。虽然有些历史教科书比其他的教科书揭露了更多的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的劣迹,但是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对他全都采取一个基调:尊敬、爱国,甚至阿谀奉承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20世纪20年代曾遭到广泛轻视,只是到了“二战”后,才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好评。戈登·莱文指出,我们两党战后一致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广泛的对外干涉的外交政策,而这一切都“决定性地肇始于威尔逊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纲领”。[55]教科书的作者们因此对威尔逊执政期间的对外干涉──大多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举措──以及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轻描淡写或予以辩解。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会略去那些令人头疼的真相,比如: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来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压力、人们希望避免模糊性、人们要求保护孩子远离伤害与冲突、人们认为有必要对孩子施加控制以避免课堂骚乱、迫于压力必须提供答案,等等。某种礼节也要求我们以一种尊敬的语调谈论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向年轻一代传授所谓“我们的遗产”时。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把威尔逊往坏处想呢?我们似乎觉得,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只有始终保持是没有冲突的、单向度的,才会有励志价值。我们不想要复杂的偶像。“人们不想思考。如果人们思考,他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海伦·凯勒指出,“结论并非总是令人满意。”[56]我们多数人都很羞于卷入纷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特别在意要避免课堂上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我们如此习惯于温和,以至于任何教科书或教师只要把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带到课堂上,都会使我们受到打击,并被视为对我们的政治言论以及课堂纪律的冒犯。毕竟,我们要为死者避讳。或许,当我们在读到我们的民族英雄时,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尊敬、尊重和敬仰态度,就像在参观我们的国家大教堂、瞻仰海伦·凯勒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安息地时一样,我们在肉体上与死者如此接近,但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57]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13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教科书、电影以及美国历史课有没有取得它们在我们的英雄问题上所想达到的结果呢?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希望,对于那些他们用同情的方式来处理的历史人物,我们要往好处想。实际上,我们做到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近来的中学毕业生几乎没人会说凯勒或威尔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二位是否就被认为是英雄呢?我曾经多次在我的第一次课上问过共几百个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在他们心目中,谁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结果,他们并没有选择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普利茅斯的迈尔斯·斯坦迪什[58]、弗吉尼亚的约翰·史密斯[59]、亚伯拉罕·林肯或其他什么人,甚至也没有选教科书告诉他们应该选的那些美国历史人物。[60]“水门事件”之后的一代学生对所有这些“既定的”英雄抱以冷嘲热讽,说他们“令—人—乏—味”。
有些学生选择“无”——也就是,他们说美国历史上没有英雄。有些学生把我们具有美国特色的同情心付给了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因此选择了非裔美国人,比如,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或许还有罗萨·帕克斯[61]、哈丽特·塔布曼[6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63]。还有些学生甚至选择外国人,不管是男是女,比如,甘地、特蕾莎修女[64]、尼尔森·曼德拉,乃至(现在已销声匿迹的)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健康的倾向。我们的确希望学生具有怀疑精神。或许我们想让他们敢于挑战,不再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去相信谁。但是,以我的品味,回答“无”太油腔滑调,太目空一切。但是,对于英雄化来说,这种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教科书的作者们回避那些瑕疵、问题、不幸的人格特征,以及错误观念时,他们就把英雄从生动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僵化的木偶。那些人的内心斗争消失了,他们不但不善,而且是伪善了。
学生们拿海伦·凯勒开玩笑,嘲弄那些道学家。中小学生们并非在残忍地取笑残疾人,他们这样做时,是在贬低那些好得不真实的虚假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失去了海伦·凯勒,她沦为一个笑柄,这的确令人颓丧。了解她极不平凡的一生,不仅能赋予盲聋学生以力量,而且对正常的女生,或许还有男生,都是一个鼓励。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我们美国人也需要英雄。像“如果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会……”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历史人物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某种作用。我们大多数人在做一件事时,如果想到英雄也会这样做,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谁是英雄,他们是否被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以及他们是否能被用作某种模范,都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我们的第一位英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华盛顿·欧文曾写道:“要警惕有害的学问侵害伟人的英名。”这是在为英雄化辩护。[65]1828年,欧文的三卷本哥伦布传记出版,该书至今仍影响到中学教师和教科书如何讲授这位“大航海家”。因此,不足奇怪,英雄化从我们手中盗走了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只留下一些戏剧性的情节。
注释
纳粹首领也知道海伦·凯勒的激进主义倾向。1933年,他们焚毁了她的书籍,因为其中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并禁止图书馆收藏这些书籍。我们忽略她的激进主义倾向,因此并不比德国大众更了解她的这一面。见Irving Wallace,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New York:Dutton,1983),1-2。
- James Baldwin,“A Talk to Teachers,”Saturday Review, 12/21/1963,转载于Rick Simonson and Scott Walker, eds., Multi-cultural Literacy(St.Paul, MN:Graywolf Press,1988),9。
- W. E. B. 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Cleveland:World Meridian,1964[1935]),722.
- 杜博伊斯(W.E.B. Du Bois,1868-1963),美国学者,著名人权主义活动家。
- Charles V.Willie,转引自David J.Garrow, Bearing the Cros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625。
- 查尔斯·V.威利(Charles V. Willie),美国当代学者。
- 《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又名《日光下成长》,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著名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家庭与他们的白人邻居之间的故事。
- 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美国第21任总统(1881-1885),有“好好先生”之称。
-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其代表作有1936年完成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熊跑溪的流水别墅。
- 当然,这里指的是他父亲的财富和参议院议席。
- 这里指美国政界流传的一句笑话:大人物出生时嘴里含着一把银质座椅(一说汤勺)。
- 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海伦·凯伦的良师益友,比凯伦·凯勒年长14岁,也是身残志坚的典范。
- Helen Keller(New York:McGraw-Hill Films,1969).
- Helen Keller,“Onward, Comrades,”访谈,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12/31/1920, reprinted in Philip S. Foner, ed., Helen Keller:Her Socialist Year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107。
- 引自Jonathan 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IAm Far from Home(New York:Simon&Schuster,1990[1975]),101。
- 《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美国的一份右翼报纸,曾刊登海伦·凯勒的文章《我为什么成为社会主义者?》
- Foner, ed., Helen Keller:Her Socialist Years,26.
- 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1855-1926),美国政治活动家。
- Joseph P. Lash, Helen and Teacher(New York:Delacorte,1980),454;Dennis Wepman, Helen Keller(New York:Chelsea House,1987),69;Foner, ed., Helen Keller:Her Socialist Years,17-18,合众国没让弗林收到这封信。
- 在1975年在怀俄明大学的一次发言中,科佐尔(Jonathan Kozol)使我注意到这一压制。
- “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美国20世纪20年代由联邦检察官帕尔默发起的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的搜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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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马多克斯(Robert Maddox),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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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克劳(Jim Crow),原是19世纪上半叶一部黑人歌舞剧及其主人公的名称,后来代称黑人或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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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谓“带连字符称谓的人”,即指“归化的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s),在美国,移民常被称为“某某裔美国人”,中间用连字符隔开,比如“德裔美国人”(German-American)。
- 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108-99.
- William Bruce Wheeler and Susan D. Becker, Discovering the American Past,vol.2(Boston:Houghton Miffl in,1990),127.
- Ronald Schaffer, Americans in the Great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引自Garry Wills,“The Presbyterian Nietzsch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16/1992,6。
- Karp, The Politics of War,326-28;Charles D.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Lexington, MA:D. C. Heath,1990),10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后,威尔逊同意德布斯所说的积极利益的力量:“这里难道有人……不知道,在现代世界,工业与商业竞争会埋下战争的种子?”(在Saint Louis的发言,9/5/1919;Addresses of President Wilson,41)。
- Ameringer, U.S. Foreign Intelligence,109.
- 在英文中,“红色恐惧”(Red Scare)与莫斯科红场(Red Square)谐音,此乃威尔逊总统的讽刺之辞。
- 同上。该文指出,威尔逊对民权的攻击已变成一项政治责任,总检察官帕尔默在1920年秋已成为可悲的笑柄。
- 贝琪·罗斯(Betsy Ross),传说中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英雄,据说是她为华盛顿设计并且缝制了第一面美国国旗。后文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是一位银匠,也是传说中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雄,据说他曾策马星夜报信,打响了“莱克星顿枪声”。
- 七年级教科书American Journey的确有两处提到她,每一次都说“据大众传说……”
- Michael H. Frisch,ASharedAuthor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39-47.
- 在亚瑟·M.施勒辛格1962年关于75位“最了不起的历史人物”的民意调查中,威尔逊位居第四,排在托马斯·杰斐逊之前。(Kenneth S. Davis,“Not So Common Man,”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4,1986,29)。846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把威尔逊排在第六位,位居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总统山上的其他四位人物之后(Robert K. Murray and Tim Blessing,“The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Stud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0[December 1983]:535-55). See also George Hornby, ed., Great Americana Scrap Book(New York:Crown,1985),121。
- Thomas A. Bailey, Probing America’s Past, vol.2(Lexington, MA:D.C.Heath,1973),575.
-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91),701.
- 引自Marjory Kline,“Social Influences in Textbook Publishing,”in Educational Forum 48, no.2(1984):230。
- Bessie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26),332.
- 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Chapter 3,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 dickens-literature.com/AmericanNotes/3.html, 11/2006;Elisabeth Gitler, The Imprisoned Guest(New York:Farrar, Straus,&Giroux, 2001);“Laura Dewey Bridgman”at Wikipedia,11/2006;Helen Keller, Midstream:My Later Life(New York:Greenwood,1968[1929]),156.
- Levi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1.由于威尔逊政府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内的唯一一届民主党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同党们,包括他本人,都接受威尔逊治下的外交政策经验。
- 引自Kozol, The Night Is Dark andIAm Farfrom Home,101。
-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639.
- 迈尔斯·斯坦迪什(Miles Standish),相传最早到达北美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船长。
-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7世纪初欧洲航海家,相传最早到达弗吉尼亚。其经历被改编进美国著名电影《风中奇缘》。
- 另见Arthur Levine, When Dreams and Heroes Died(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0), and Frisch,AShared Authority。
- 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1913-2005),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人物,她因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一个白人而引起了全市范围汽车公司的联合抵制,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民权运动。
- 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非裔美国人,废奴主义者。她担任“地下活动”组织人,曾协助无数黑奴奔向自由。
-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美国著名黑人废奴主义者。
-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著名的慈善工作者,天主教仁爱传教会创始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 引自Claudia Bushman,“America Discovers Columbus”(Costa Mesa, CA: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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