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有些事情大错特错
宁可少知,不可谬知。
美国历史比任何人曾讲述过的都更长、更大、更丰富多样、更美丽,也更可怕。
隐藏历史真相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苏联,地下出版物[5] [6]
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应该被打回11年级。
中学生讨厌历史课。当让他们列出自己最喜爱的科目时,历史课总是排名最后。学生们认为,在中学通常所开设的21门课程中,历史是“最无关紧要的”。“烦——人——”,这是他们赋予这门课的形容词。学生们能避开就避开它,即便大多数学生历史课的得分要比数学、科学或者英语的得分高。[7]甚至在他们被迫去上历史课时,他们都会排斥自己所学的内容。因此,每年都有人谴责我们的17岁学生什么都不知道,另外的两项研究也谴责这一点。[8]
连富人家庭的白人男生也认为中学所教的历史“过于干净和粉饰”。[9]在非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以及拉丁美洲裔学生眼中,历史课特别令人讨厌。他们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糟糕。有色人种的学生在数学方面只比白人学生略差一点。请原谅我的语法不好;但非白人学生的英语更糟,而历史最糟。[10]这里有件奇怪的事情:其实,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历史并不比三角函数或者福克纳[11]难学。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被离间了,只知道自己“不喜欢社会课”,或者“不怎么擅长历史”。在高校,大多数有色人种的学生对历史系敬而远之。
很多历史教师都发觉自己的课堂上学生情绪低落。对此,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家务负担较少、有足够的教学资源,以及有一位灵活的校长,一些教师会放弃那些被填充了太多内容的教科书,并重新设计自己的美国历史课程。太多的教师日益气馁,随波逐流。至少,这些教师知道,他们的学生并不认可自己对历史的热爱。这时,他们从这门课中撤回了自己的热情。渐渐地,他们摆摆样子,领着学生读课本,只讲那些可能要考的内容。
当自己的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对本学科有了重要的了解时,高校里的大多数学科的教师都感到很高兴,但历史学科除外。高校的历史学教授通常贬低中学历史课程。我的一位同事将自己对美国历史的概述称为“破坏偶像一、破坏偶像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破除他的学生在中学学到的东西,以便为更准确的信息腾出空间。在其他学科,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数学教授们知道,非欧几何在中学是很少教的,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推断,欧氏几何被误教了。英语文学教授也不会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学阶段被误解了。实际上,历史是唯一一门让学生学得越多就越愚蠢的学科。
或许,我不需要说服你相信美国历史是重要的。相比其他课程,它更关乎“我们”。不论你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好是坏,或好坏兼有,历史都会向你展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理解过去是一种理解自身、理解周围世界的关键能力。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历史。用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话说,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12]
在学校之外,美国人反而对历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
历史小说——不论是戈尔·威达尔的(他写了林肯、伯尔[13]等),或者德纳·富勒·罗斯的(他写了爱达荷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密苏里州,等等等等!)——通常都很畅销。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史密森学会所创办的三大展览机构之一。《内战》系列的电视连续剧吸引了新的观众。从《一个国家的诞生》、《飘》、《与狼共舞》、《肯尼迪》,到《拯救大兵瑞恩》,基于历史事件与主题的电影一直是令人着迷的素材。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的美国历史课程让学生感到厌烦。
现实情况是:美国历史充满着迷人而又重要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力量使人们着迷,甚至使最难对付的七年级学生着迷。这些故事告诉人们美国曾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何关系。美国人,甚至是年轻的美国人,都需要,也想要知道自己国家的过去。然而,在讲这些过去事情的课堂上,学生们呼呼大睡。
问题出在哪儿?
在开始解开这一谜团时,我们要注意到,在美国历史课程中,教科书的支配性要比任何其他学科都强。当我第一次在一些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献中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不禁哑然。我还揣测过其他学科的情况,比如平面几何。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就平面几何的问题去请教他们社区中年龄大的人,或者查阅图书馆藏书或旧报纸,或者浏览国会图书馆网站里的数千种照片和文件,要困难得多。所有的这些资源——以及更多的资源——都涉及美国历史。但是,正是在历史课教室而非几何课教室里,学生们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教科书,回答每一章末尾的55个乏味的问题,再把这些答案大声读出来,如此等等。[14]
在两张光洁的封皮之间,美国历史教科书充满了大量的信息——过多的信息。这些教科书都很厚重。我一开始收集到的十几本最普及的教科书平均重达4.5磅,厚达888页。令我惊讶的是,在过去12年间,它们越来越大。2006年,我考察了6本新书。(由于出版界的整合,今天不再有12本了。)其中3本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出版了的“遗产型教科书”的翻新;另外3本是“全新”的书籍。[15]这6本新教科书平均厚达1150页,几乎有6磅重!我从没想到它们会变得更大。我以为——我希望?——丰富的网络资源会明显地使这些庞然大物遭到遗弃。早期的教科书问世时,还没有网络。那时,历史教科书很厚重还情有可原,比如说密西西比州博格契托地区或威斯康星州比弗丹地区的学生,除了他们的课本之外,没有什么美国历史方面的资源。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天,每所学校都有一根连着网络的电话线,学生们可以在网上浏览成百上千种一手材料,包括报纸文章、人口普查、历史照片、原始文件,以及学者、公民、其他学生乃至捣蛋鬼、谎言家们的二手的解释性文献。今天,不再需要向学生提供一本书籍两张封皮之间需耗时达9个月去阅读的材料了——何况它们是由同一批作者写作或汇集而成的。
这些新教科书如此厚重,以至于可能危害读者的健康。《美利坚之旅》(The American Journey)共有1104页,每个页面都比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12本已经很厚重的中学教科书的页面还要宽大。该书重达5.6磅,是美国教育史上中学生指定用书中最重的一本。(价格超过84美元,或许也是最贵的。)“美国背包安全”是一家新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由一些脊柱按摩医师及其他职业健康护理师发起,其宗旨是“减轻教科书与背包的重量”。为解决这类问题,按摩师们走访学校,教给人们正确的身体姿势和携物技巧。[16]
出版商也意识到了这些书籍看上去大得可怕,因此他们试图用创造性的页面处理方式掩饰它们的庞大页数。比如,《美利坚之旅》有1104页,但是,出版商对一开始的32页以及最后的72页重编页码,这样就使整个页码控制在1000页以下。学生们也不是好糊弄的。他们知道,这本书是他们拖回家的最重的书,是他们放在大腿上的最大的书,也是最难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书。
编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必须读这些书的可怜孩子来说,它们看上去是多么令人生畏;因此,他们编辑了蛊惑人心的导言,并一开始就附上内容目录。以《美国人》为例,这本由麦克杜格·李特尔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厚达1358页,重将近7磅,“内容目录”长达22页。该书配有大量插图,还有带有浅色标识的标题,如“地理聚焦”、“每日生活”、“历史聚焦”。接下来又设计了三页篇幅的“历史话题”和“地理话题”。接下来,又提示学生如何阅读那些长达30到49页的综合性的、杂乱的章节。它说:“每章都有两页的开场白,阅读这些开场白有助于你的进一步阅读。”
“噢,不,”学生们叹道,“从这里面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他们知道,对于《哈利·波特》或其他可读性强的书籍,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准备阅读。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幸的是,一位尽责的教师在使用这本厚重的书籍时,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保证学生们去读它,去做完那些要用几百分钟才能完成的问题与目标。这使得历史课愈加乏味。出版商于是添加各种专门的辅助材料,以吸引学生的眼球和最终使教科书变得更加有趣。很多材料完全是无用的——只对市场部有用。看看《美国人》“内容目录”中的那些浅色标识吧,没有哪位学生会需要这本书里的那一串“地理聚焦”。其中有个“聚焦”恰巧是“巴拿马运河”,但是学生在寻找这方面的信息时,会在书后的索引里去查这个词条,而不会先推测它可能是一个“地理聚焦”,回到前面那个22页的“内容列表”中找,看看里面有没有出现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内容。这些浅色标识唯一可能的用途,只在于销售代表们在说服学校片区接受自己的教科书时所用。
这些书籍如此厚重,是因为出版商担心课本遗漏了涉及某个地区或人群的细节而不被采用。教科书作者似乎是被迫写一些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每位总统的段落,甚至是关于威廉·亨利·哈里森或者米勒德·菲尔莫尔的段落。这样,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多页的复习内容。再拿《美国人》为例,它提出了840个“正文里的主要观念”。此外,书中还包括310个“技巧训练”、890个“术语与人名”、466个“批判思考”问题,并且在每章内都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这还没有算上每章之后两页复习中的数百个术语与问题,这类术语与问题全书共计数百个。到了年底,没有哪个学生还记得840个主要观念,更不用说890个术语以及无数个其他似是而非的叙述。这样,学生与老师都退回到一个“主要观念”:记得每章要考的术语,通过测验后就忘掉它们,以腾出大脑记下一章的内容。难怪有这么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记住内战是哪年爆发的了。[17]
学生们是对的:教科书太乏味了。[18]历史教科书所讲的故事都是预言性的:每个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或一定会得到解决。教科书排除了冲突,排除了真正的悬念。它们剔除了任何可能给我们国家的国格抹黑的内容。当它们追求戏剧效果时,也只能采用情节剧,因为读者都知道,结局总是大圆满。用一本教科书的话说,“尽管遭到挫折,美国战胜了这些挑战。”大多数教科书作者甚至连情节剧也不愿尝试;他们写作的腔调如果能听得见的话,可以用“嘟嘟囔囔”来形容。难怪学生们不感兴趣。
教科书作者从来不用现在反观过去。他们本可以让学生思考当代社会的性别角色问题,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去思考: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或更近的妇女运动中,妇女赢得了什么,没有赢得什么。他们也可以让学生为一个看门人和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家庭准备一份家庭预算,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工会与社会阶级。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们没做。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不把当下的情况作为信息资源。
反过来看,教科书也很少用过去观照现在。他们把过去描绘成头脑简单的道德剧。“做一个好公民”是教科书从过去提取的信息。“你有一份值得骄傲的遗产。做你能做的!毕竟,看看,美国取得了多少成就!”乐观主义没什么错。但对于有色人种的学生、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对于那些认为历史人物很少是女性的女孩,以及那些没有取得社会和经济成功的人群来说,乐观主义可能是一种负担。乐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妨碍了人们对失败者的理解,造成对受害者的一味指责。难怪有色人种的孩子们感到隔膜。在写了一千多页之后,苍白的乐观主义让每个人都倒胃口。
在美国历史课中,教科书与其他教学材料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历史教科书如此糟糕?民族主义是祸根之一。教科书常常纠缠于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既要促进思考,又要灌输盲目的爱国主义。“看一看你的历史书,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自豪”;类似的话就像赞歌,常常被中学合唱团唱响。但是,我们不需要深读。[19]书名本身就讲述了故事:《伟大的共和国》、《美利坚盛典》、《希望之地》、《美利坚民族的胜利》。[20]这类书名不同于学生们在中学或高校读到的其他教科书的书名。比如,化学书的书名是“化学”或“化学原理”,而不会是“分子的胜利”。你从教科书的封面就可以识别那是什么教科书;那些封面很优美,印有美国国旗、秃鹰以及华盛顿像。
学生记不住任何史实,因为它们都只是该死的一个接一个的事实。教科书作者想要写进大多数的树木以及太多的枝条,但是忽略了让读者看一眼就可能记住的东西——森林。教科书排斥因果关系,因此缺乏意义。学生们合上教科书时,全面思考社会生活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
即使教科书突出细节,即使是因为课时紧张而难以涉及1960年的内容,问题是,我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仍然忽略了我们对于美国历史所应该知道的大多数知识。尽管他们强调事实,他们所呈现的某些“事实”是明显错误,或者难以证实的。错误常常得不到纠正,部分原因是,历史学教授们不屑于评论中学教科书。总之,忽略和歪曲的惊人错误败坏了美国历史书籍。历史可被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底部是数百万的一手材料——标有过去时间的各种种植园档案、城市名录、人口普查数据、演讲、歌曲、照片、报纸文章、日记、信件。基于这些一手材料,历史学家写作二手著作——这些著作与文章涉及极其广泛的话题:从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聋人家族到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战术。历史学家每年写出数百部这类作品,其中很多是非常好的。这样,在理论上讲,会有少数历史学家——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团队的——综合这些二手文献写成三手著作,即,涵括美国历史各个阶段的教科书。
然而,在实践中,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历史教科书都是在互相“克隆”。当编辑们在聘请新的作者时,第一件事就是送给他们几本竞争对手出的书。通常,写作教科书的人不是出现在封面的名人,而是出版商办公室里的俯首听命的写作团队。历史学家如果写教科书,可能会遭到同行的耻笑——还带有一丝嫉妒,但是耻笑是注定的——“为什么你把时间倾注在课堂教育而非原创性研究上?”
这一结果对教科书的学术性影响是不乐观的。很多历史教科书在其参考书目中列出了最新的二手资料,但其叙述仍然是传统的——对近期研究无动于衷。[21]
如果学生们从未读过诗歌,却要上诗歌课程,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呢?在英语文学教科书中与历史教科书里都能听到编辑的声音,但是,在英语教科书中,至少当它呈现一些原创性文学作品时,那种声音会减弱。在历史教科书中,那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将学生与原始材料隔离。历史教科书作者们很少引用演讲、歌曲、日记或信件。学生们其实不必躲避这些材料。他们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金十字架”演讲的某段话,与读《美国的经历》中关于这一演讲的那两段文字,效果是一样的。
教科书还使学生对历史学的性质茫然无知。历史学本是用证据和理性展开的激烈争论。教科书却鼓励学生相信,历史就是一些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一套教科书的作者们声称,“相反,我们试图(对那些问题)提供理由充足的判断。”——以此消除那些争议!
由于教科书采用的是这样一种庄严的语调,大多数学生从不会想到要去怀疑它们。我的一个学生1991年写信给我说:“回想过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想过要提问,比如说,谁曾经是美洲的最早居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哥伦布到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何改变?”她接着说:“然而,那时,一切都展现得像一幅完整的画面,因此我从没想过它不是那样的。”
所有这一切产生的结果就是,大多数中学高年级学生没有能力对我们社会上的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每年遇到将在下一年成为大学生的高中生。)我们没有什么改进。六分之五的美国人除了在中学阶段外没有上过美国历史课。我们的公民在中学阶段“学到”的东西构成了他们关于我们历史的大部分知识。
本书有十一章都是关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故事——有些很精彩,有些很可怕——其中有一章是新加的,讲的是我们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仍在持续的“反恐战争”。这些章节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不仅叙述了更多的细节,而且还介绍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与进程。然而,大多数教科书都不提或者歪曲这些事件与进程。我了解这一点,是因为20年来,我追踪了18本教科书,我把它们当作史学与意识形态的著作来认真对待,我研究它们说了些什么,又没说什么,并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我选择这18本教科书,认为它们代表了美国历史课所能用到的各种教科书。[22]我在附录里列出了这些教科书的详细清单,它们就像一扇窗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们带回家的、阅读的、记住的、忘记的东西。另外,我还花了很多时间观摩过密西西比州、佛蒙特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大都市区的中学历史课教学,花了更多的时间与中学历史老师交谈。
第十二章分析教科书的创作与采用过程,试图解释是什么导致了教科书像现在这样糟糕。这里我必须坦承,我曾与他人合著过一本教科书:《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它是美国第一本经修订的州用教科书。虽然此书1975年曾赢得“莉莲·史密斯‘最佳南部非虚构类’图书奖”,但密西西比州拒绝在公立学校采用它。结果,三家地方学校机构、我的合著者以及我本人一起对州教科书委员会提出申诉,是为“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1980年4月,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依据,该案取得了彻底胜利。这段经历让我比大多数作者或出版商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教科书的采用流程。从中我还知道了,不能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教科书采用委员会。
第十三章考察了使用标准美国教科书所造成的后果。
它证明,那些教科书的确使学生变得愚蠢。最后,在结束语里,我列出了前面章节没有讨论的一些被歪曲与忽略的历史,并向教师们和学生们推荐了一些如何更加诚实地教历史、学历史的方法。这是一种类似于接种疫苗的做法,有利于防范我们将来一定会遇到的各种谎言。
作为一位社会学研究者,我时刻不忘历史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人世上,但我们都不是全新的造物。我们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不仅生在特定的家庭,而且还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属于特定的团体,当然,还属于特定的民族与文化。社会学家懂得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力量,懂得它不仅可以塑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轨迹,而且还决定我们对这一轨迹与这个世界的理解。然而,我们常常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让学生明白他们所继承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很多美国人不理解自己的过去,因而不能有效地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如果,通过对此书的阅读之旅,你能看清我们过去的那些事实;那么,美国历史这一“无关紧要的”课程与你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密切。至少,我希望如此。
- Biuings,原名亨利·威勒·肖(Henry Wheeler Shaw),这句话可能写于1850至1885年之间。
- 乔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1818-1885),美国作家,以幽默风格见长。
- James Baldwin,“A Talk to Teachers,”Saturday Review,12/21/1963,收录于Rick Simonson and Scott Walker, eds., Multi-cultural Literacy(St.Paul, MN:Graywolf Press, 1988),11。
-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流亡作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之一。
- Gen. Petro G. Grigorenko,引自Robert Slusser,“History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载Rudolf L. T觟kés,ed., Dissent in the USS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329-53。
- 彼得罗·G.格里戈连科(Petro G. Grigorenko,1907-1987),苏联军队高级将领,晚年成为不同政见者。
- 我使用“历史”这个词时,还包括社会课;大多数研究者与学生也是如此。在二者之间出现重要差异时,我会特别说明。Robert Reinhold,Harris poll, New York Times,7/3/1971,引自Herbert Aptheker,The Unfolding Drama(New York:International, 1978), 146;Terry Borton,The Weekly Reader National Survey on Education(Middletown, CT:Field Publications,1985), 14, 16;Mark Schug, Robert Todd,and R. Beery,“Why Kids Don’t Like Social Studies,”Social Education 48(May 1984):382–87;Albert Shanker,“The‘Efficient’Diploma Mill,”开辟了专栏:New York Times, 2/14/1988;Joan M.Shaughnessy and Thomas M.Haladyna,“Research o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udies,”Social Education 49(November 1985):692-95.全国平均成绩分析,1992 A CT Assessment Results,Summary Report, Mississippi(Iowa City:ACT,1993),7。
- Diane Ravitch and Chester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7);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Geography:An International Gallup Survey(Washington, D.C.: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988)。自初版《老师的谎言》问世以来,这类研究不断涌现,比如: Elizabeth McPike, Educationfor Democracy(Washington, D.C.:Albert Shanker Institute,2000);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发起、the Associated Press总结的一项针对55所好的学院与大学的556名学生的研究——“Students Ignorant of History,”USA Today,6/29/2000;the 2001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History, Diane Ravitch,“Should We Be Alarm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Latest U.S.History Test?(Yes),”History News Network, hnn. us/articles/1526. html, 10/19/2003;Sheldon M. Stern, Effective State Standards for U.S. History(Washington,D.C.: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2003);and Joe Williams,“Duh!81%of kids fail test,”New York Daily%News,nydailynews.com/front/story/308139p263646c.html,5/10/2005。McPike指出学生们对历史知之甚少,此外,他还说学生们民族主义不够强烈,他们被教了关于我们的过去的太多的坏的东西。我不同意。
- James Green,“Everyone His/Her Own Historian?”Radical Historians Newsletter 80(5/99):3,书评及引用见The Presence of th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 Richard L. Sawyer,“College Student Profiles:Norms for the ACT Assessment,1980–81”(Iowa City:ACT,1980)。Sawyer发现,在社会课中,种族与收入造成的成绩差异要比英语、数学以及自然科学课程中大。
- 福克纳,在此指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l897-1962)。
- 很多年前,Mills就觉察出美国人觉得需要把自己置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以便理解形成我们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力量。见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3-20。
- 在此指亚伦·伯尔(Aaron Burr,1756-1836),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总统(1801-1805年)。曾在一次决斗中使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受到致命创伤。
- Paul Goldstein, Changing the American Schoolbook(Lexington, MA:D.C.Heath,1978)。Goldstein说,在75%以上的课堂时间里,教科书都是基本的教学组织手段。在历史课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 一本“全新”的书籍We Americans,其实也有其“老祖宗”,只不过换了作者,并在1990年左右做了大幅修订。
- ——,“Ask an Alum,”Vermont Quarterly(Fall 2005):53.
- Ravitch and Finn,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49.
- Mel Gabler的右翼教科书批评家与我也都认为教科书是乏味的。W.Kelley Haralson夫人写道:“上半个世纪里对教科书里的带情绪色彩的内容的审查,导致教科书令学生感到乏味。”“导致他们反对(《美国的冒险历程》)”(Longview, TX: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 n.d.),4.然而,我们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Gabler及其同仁的想要添加的情绪是令人骄傲的。
-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自密苏里州的韦伯斯格罗夫斯一所中学的唱诗班自豪地唱道;还上了CBS的新闻电台,Sixteen in Webster Groves(NY:Carousel Films,1966)。
- 即便在越南战争的余波里,Harcourt Brace也把这个事件重新命名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这就是诵经式的历史研究手法:我们在东南亚的战争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在书的封面上胜利了!
- James Axtell,“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1987):627.像Axtell的这种评论大学层次的教科书的文章,在史学期刊中很少见到。中学教科书几乎没有书评。
- 其中12本是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考察的教科书,六本是我写作此版,也就是第二版时考察的。其中《发现美国历史》、《美国的冒险历程》这两本是“探究型教科书”,里面有地图、插图,以及日记、法律条文等的摘录,它们都被用一种包罗万象的叙述串在一起。这些书旨在激发学生自己去“做”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盛行一时。《美国之路》、《希望之地》、《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美国历史》与《美国的传统》都是我最初考察的传统的叙述型中学历史教科书。《美国的经历》、《生活与自由》与《自由的挑战》也是我最初所考察的教科书,它们为中学低年级学生而写,但是常常被中学高年级中的“慢班”采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美利坚盛典》常常被中学的“提高班”的历史课所用。那六本新教科书是: 《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它是继承了《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而写的)、《美利坚盛典》的最新版本、Daniel Boorstin与Brooks Mather Kelley所作的《合众国的历史》、《美国人》(现在所列的作者名为Gerald Danzer等四人)、《走向今天》(也列出了四个作者名)以及一本七年级教科书《美利坚之旅》——我考察这本书是因为McGraw-Hill的一位销售代表要我这么做,因为该书的作者中列出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销售数据是商业秘密,但是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有五本可能是销量最大的,并且可能占据了全美四分之三以上的教科书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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