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对严酷工业化批判的无力
在法国人已习惯的和平世界,人们无法想象会存在似乎难以避免的残酷。但这个便利的世界有其限制。在更远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否有理,一些残酷行为暴虐地对待民众,但相较于个人力图避免的灾难,这些残暴行径似乎又是可以被忽略的。如果孤立地考虑农业拖拉机的生产相较于普通工具制造所具有的优势,我们便难以理解那些涉及数百万牺牲者的处决和放逐。但一种直接利益可能是另一利益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极端重要性不容否认。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苏维埃通过组织生产,提前回应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不想辩护,而是理解为何长时间停留于恐惧在我看来是肤浅的。镇压是恐怖的,而人们憎恨恐怖,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便很容易确信温和更为成功。克拉夫琴科偶然地提前谈及这一点。同样,他很快表示,领导者本可以通过更为人道的方式更有效地准备战争。斯大林从俄国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的与诸多个人利益乃至普遍意义上每个人的直接利益相悖。如果我提出的意义是正确的,我们便只能设想全体一致的民众毫无抵抗地服从于一种如此残酷的放弃。克拉夫琴科只有通过对工业化失败更为细致的证明,才能支撑他的批判。他仅满足于对混乱与疏忽的声明。工业成功具有虚幻性,其证据来源于1941年和1942年令人感到耻辱的失利。然而,红军战胜了德意志国防军,或许是在租借法案的帮助下。但他忽略了这句令人惊讶的话:“此外,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美国的武器和军需品开始大量抵达我国。”[7] 因此,在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作用的是俄国的武装和工业化成果。并且,在华盛顿面对负责调查反美阴谋的议会委员会作证时,克拉夫琴科发表了这个同样令人震惊的声明:“必须明白,一切关于苏联因工业技术发展落后于英美而无法制造原子弹的传闻不仅令人愤慨,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一无稽之谈欺骗了舆论。”
如果我们避免局限于其反斯大林宣传的目的,克拉夫琴科的著作其实不乏意义,但它缺少理论价值。作者的批评所触及的不是读者的感性,而是读者的智慧,因而并不可靠。克拉夫琴科如今效力于美国,他(在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证言中)让那些想象克里姆林宫已抛弃其世界革命的意愿的美国人保持警惕,但他也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中的某种反革命运动。如果对他而言存在一个当前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那么他只有一个答案:斯大林及其拥护者们对令人无法接受的状况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和其他方法本可以在斯大林被认为失败之处取得成功。他事实上回避了对问题的艰难解答。表面上,苏联,甚至更普遍地说,俄国——因其对沙皇制度的继承——如果不将其大量资源投入工业装备中,便难以继续生存。看来,如果这一投入略有懈怠,哪怕稍稍不及斯大林所要求的那么严酷,俄国便可能沦陷。当然,这些论断可能并不绝对成立,但表象令人信服,克拉夫琴科的作品也未对此予以反驳。相反,他提供证据证明了这一庞大、严苛且令人难以忍受的资源投入,并最终揭示了其结果:在斯大林格勒,俄国凭借自身的财富完成了自我拯救。
过分严肃地强调错误、混乱和缺乏收效是徒劳的。这部分不可辩驳,也丝毫没有被体制所否认,但无论它如何广泛,决定性的结果已经产生。剩下的唯一问题便是采取耗费缩减的方法并取得更合理的收益。一些人可能会说:
如果沙皇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便会随之而来。另一些人会谈论孟什维主义。最理智的人则探讨布尔什维主义的某种其他形式。然而,沙皇与其依靠的领导阶级所采取的行动如同封闭系统的裂缝和裂痕。孟什维主义呼吁上升的资产阶级,就像是荒漠中的一声呼喊。托洛茨基主义怀疑“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必须捍卫一种斯大林主义所具有的更为显著的有效性,它的残酷程度有所减弱,被提前告知其行动的结果,并从自发形成的一致中得出一套机器装备所必需的协调统一!事实在于,我们正在反抗一种非人道的严酷。与其建立恐怖,我们宁可接受死亡。但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死亡,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生存之外却别无选择。俄国必须消除沙皇社会的落后,这必然极其艰辛,它要求付出巨大的努力,强力手段——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最昂贵的——已成为它唯一的出路。如果可以在吸引我们的东西和增加我们资源的东西之间做选择,我们总是很难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放弃欲求。如果我们所处状况良好,这在必要时是容易的:合理的利益毫无阻碍地起作用。但如果我们处于衰竭中,便只有恐怖和狂热才能使我们远离懈怠。倘若没有强烈刺激,俄国就不可能好转。(法国在当前不至于同样糟糕的条件下遭遇的困难显示出其必要程度:就物质而言,由于积累的缺失,占领时期的生活是相对宽裕的——为未来而劳动总是异常艰难。)恐惧与希望的因素被赋予一种严峻却充满开放可能性的局势,斯大林主义尽其可能但始终严厉地表现这些因素。
此外,一旦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试图将当前领导者的政策视为对利益甚至阶级,或至少是某个非大众集团的利益的一种表达,它就失败了。无论土地集体化还是工业计划方针都无法满足领导者的利益,他们就像一个面对不同经济形势的集团。即便是那些满怀敌意的作者也不否定斯大林身边的人的能力。克拉夫琴科与克里姆林宫里首脑身边的某些人士有私人交往,他很清楚:“然而我可以证明,大部分曾与我有联系的领导都很有能力并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充满活力,也完全忠实于自己的任务。”[8] 大约在1932年,从早期开始就熟悉克里姆林宫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回答了我的问题。我问:“在您看来,斯大林像他所做的那样表现自己并排斥其他所有人的理由是什么?”苏瓦林答道:“或许他认为在列宁去世后,自己是唯一有力量搞好革命的人。”苏瓦林的回答十分简单,并没有讽刺之意。事实上,斯大林的政策是对有序经济需求极为严酷的回应,这一需求实际上正呼唤一种极端的严格。
最奇怪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被同时视为恐怖主义和热月政变式的。我们无法更单纯地证明某种不肯妥协的态度在反对者精神上带来的混乱。事实在于,我们憎恨恐惧,并往往将其归咎于反动势力。但相较于过度工业化,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同样密切回应了这个关乎存亡的问题:一群心存怀疑的人本不会为共产主义革命而共同斗争。如果革命不将其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就必须接受灭亡的结局。关于这一点,张伯伦(W.H.Chamberlain)[9] 讲述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回忆:“民族主义一度属于‘违禁品’,几乎是反革命的。我记得自己曾坐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等待乐曲结束后必然爆发的掌声,当时正在上演穆索尔斯基(Moussorgski)的旧俄歌剧《霍万兴娜》(Khovantschina )。这是一首祷告曲,祈求上帝派遣一位神明来拯救Rus(俄国的旧称)。这些掌声或许就是反对苏维埃体制的最明确表现……”战争临近,忽视这些深刻的反应并不明智,但是否必须从中做出决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克拉夫琴科[10] 对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俄罗斯联邦)非公开会议的说明基本消除了疑虑。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政党负责人不断谈及“列宁主义的倒退”,就像谈论一种“暂时性的战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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