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新教育
1993年,美国的劳动力大约有1.2亿。[1] 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日薪在92美元左右。在服务业,工资通常更低。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工资水平的。就像我们哈佛商学院1974届的MBA毕业生一样,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中,对未来的预期就是要生活得比他们的父母更好,就像他们的父母生活得比他们的祖父母辈更好一样。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年收入在2万~2.5万美元,无法达到这一预期。
由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因素,美国的工资增长已经停滞了20年。现在的境况与30年、40年或50年前不同,当时制造业的从业人员面临着欧洲社会的真实竞争威胁,但当时的竞争者也仅仅是平均下来稍微挣得少一点。今天,来自日本的竞争者往往更有效率,来自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竞争者的工资仅仅是美国劳动者的一半,而且越来越多来自墨西哥的竞争者每天仅仅挣着10美元(每年2 500美元)。即使在一些根本没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领域,工资也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购买者是其他面临国际竞争的企业,而它们会反过来要求供应商降低成本,从而阻碍了这些不直接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上涨。
而压低美国制造业工资的全球力量也在间接损害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有时是因为失业的生产工人转向服务业寻找工作,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有时是因为制造业企业被迫寻找越来越便宜的服务供应商;有时是因为制造业缺少增长的工资,迫使人们寻求更便宜的个人服务。
从美国工人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情况很困难,但还可能会变得更糟。当我问及1974届毕业生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第三经济阶段远未结束。大多数人似乎相信,竞争压力将在今后10年继续增加,尤其是当东欧和苏联竭尽全力地试图通过成功地同美国的公司竞争来解决它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几乎是我们的两倍,通常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且目前这些地区制造业的平均工资约为每天7美元或8美元。但即便是这种威胁,也比不上亚洲的欠发达地区。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有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潜在劳动力市场,而那里,目前的制造业工资仅仅约为每天2美元(每年500美元)。直到目前,由于缺乏资金、专业管理知识、劳动力技能和政治支持,甚至匈牙利人都无法与美国人竞争。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生改变。
许多因素可以让这一趋势放缓。低工资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将阻碍所需的资本和专业技能输入。美国的政治压力将试图通过制定政策和立法来让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放慢。[2] 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强大的经济力量,包括几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改善其生存条件的自然愿望。
应对这一现实需要大量的变化。[3] 美国企业将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使自己在与美国以外的顶尖企业竞争时,更具有竞争力。尽管过去10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仍有太多的大中型企业过于官僚化,过于专注于内部事务。美国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仍然为那些对社会无益的活动提供了太多的激励,而对我们需要的那些行为所提供的激励却又不足。[4] 美国的劳动力仍需要大幅提高其能力,尤其是在低端市场。
在今天和可遇见的未来,几乎所有美国人想要成功所需要的品质在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身上都得到了恰当的体现。自我驱动力、自信和承担风险的意愿是必不可少的。良好的教育,[5] 以及一生中对进一步成长的投入也是一样。
除非美国的教育、技能和劳动力的驱动力得到急剧改善,否则很难想象美国如何能够繁荣昌盛,如何发挥有益的全球作用。低技能的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直接竞争将越发激烈。对于美国人和其他人来说,一个可接受的未来或许是,我们的劳动力继续在高端垂直领域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愿景下,我们将允许低技能制造业岗位继续向海外转移,同时我们将精力集中在更高技能的工作上,集中在能够满足普通美国人的经济期望的岗位上。
创造一流的劳动力将需要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一流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追求,是否与比日本高出近5倍的、当前接近30%的高中辍学率情况一致?[6] 是否与17%的美国17岁青少年被认为是功能性文盲的事实相一致?[7] 这与那些从高中和大学毕业的许多学生的技能水平是否一致?与缺乏科学和数学教育的情况是否一致?[8] 与整体缺乏对大多数劳动力毕业后的培训是否一致?
至少10年来,专家们一直在告诉我们,为了未来的繁荣,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这意味着不能允许人们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时就停止成长。这意味着要提高技能增长率,而不是让儿童和成人都停滞不前。虽然遵循这个建议不容易,但我们至少应该将其牢记在心。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大量美国人可能会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很差,尽管少数人可能将会表现得异常出色。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直到某些问题爆发。[9]
1974届的学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读的小学和中学,很少有人上过精英私立学校。不过,他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学校教育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这至少有两个原因。最明显的一点是他们身上没有那些今天你不时会发现的严重行为问题。这115名学生都不用通过金属探测器再进入学校。他们没有人需要哀悼同学们被暴力或毒品夺去生命。但他们得到了良好教育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体系通常是为像他们这样的人设计的——相当聪明且在学校里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课堂、运动和其他方面的重点都是培养有才能、有驱动力的人,并让他们准备好进入尽可能最好的大学。美国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对大学教育做出了特殊承诺。随着越来越多大学的设立,也随着老学校的扩张,中小学教师被寄望于填满这些学位。甚至连苏联人也来帮忙了。[10] 苏联卫星通讯社与广播电台鼓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这项立法为科学和数学培训提供了额外的资金。这笔钱花在了为最好的学生开设的物理和微积分课程上。没有任何资金被分配给培训未来的制造业工人,使他们掌握日后某天或许与日本人竞争时所需的基本技能。
自从1974届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早期教育每况愈下,尤其是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11] 在过去的10年中,一份又一份的报告提供了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和关于美国中小学教育现状的结论。[12] 在同一个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些进步,但大多是偶发事件,且进展缓慢。[13] 我们很少听说有更高标准被成功实施。我们很少听到孩子们毕业时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更有自信。我们很少听到学生们在学习时如何热爱学东西,并在他们的一生中理解学习的未来重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很简单。当今世界与30年前的世界不同了,而学校需要适应这个环境。但它们要么没有去主动适应,要么动作太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环境从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时,它们表现得就像大型工业企业一样。
在分析这个问题或任何与此相关的问题时,人们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在中小学教育中,不缺潜在的反面角色:教师工会、教师、教育官僚、左翼利益集团、右翼利益集团、冷漠的家长、狭隘的政客、小气或短视的社区。这种思维方式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如果说有什么系统或文化问题超越了特定的个人或群体,那就正是我们在K12教育中所面对的。
讽刺的是,问题的核心与太多的成功有关系。想象一下,一家1950年总收入为62.5亿美元的公司,如今年销售额超过2 500亿美元,大约是IBM的4倍。这家公司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因为它比通用汽车、IBM或西尔斯工业都经历了更多(增长层面)的成功,比起这三个行业领军企业,有人可能会认为它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更应该存在一定的问题——问题可能包括伴随着增长而来的由太多的成功所导致的傲慢、闭门造车、官僚化、政治文化。在这个案例中,这个公司就是“中小学教育”。[14] 而文化问题在这里确实非常严重。
1974届的学生所学到的在无法变通的文化中扭转公司颓势的教训可能与此相关。这些教训是:
(1)处理这些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任务。最初宣布的改革举措在此是完全不够的。(2)经常需要先有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商业世界中,这样的危机通常是由激烈的竞争造成的。(3)无论有没有危机,尤其是出现需要有能力的领导的危机,领导力并不总是能与现状相结合。
如果公司经验是相关的,[15] 我将有以下预测。[16] 如果没有真正的竞争、危机和大胆的领导,10年后我们或多或少还会面临今天的问题。还有数百份报告将被撰写,但它们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通用汽车、西尔斯、IBM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学校系统中掌握权力的人会找到许多方法来说明批评是言过其实的,会展示他们正在做出适当的改进,或者表示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例如,资金太少,有太多缺乏动力的学生,等等)。
1974届的学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作为雇主、公民和父母,从各个角度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让许多人感到沮丧的是,他们不能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一些人还对政治进程在解决教育问题方面似乎毫无成效的情况,越来越愤世嫉俗。
与高等教育的对比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参考性。虽然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也有困难,几乎每个人似乎都同意,他们的状况比落后的中小学要好得多。[17]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有大量的学生,分布在数千个地点,而且都在19世纪经历了大幅增长。支持初中和小学教育的人认为,高等教育的任务要简单得多。这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也可以说不正确。下面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在高等教育中,垄断学校的比例为零;而在较低层级的中小学中,垄断几乎占据了88%的学校。企业经验告诉我们,在适应和改变方面,这种单一的差异可以产生令人无法承受的影响。
因为我不是中小学教育的专家,我无法对目前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给出评价。但是在跟踪观察了1974届学生20年后,我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除非我们能够改善早期教育,否则在未来几十年里,相当多的人将会发现,即使是在工作中取得较低程度的成功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帮助学校提高学生的竞争驱动力和终身学习的意愿,否则我们都将共同承受这一切的后果。这里的“我们”包括每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商业人士。
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比小学和中学要好得多,人们很容易克制住对大学的批评。但这肯定是错误的。大学有时也会削弱我们在第三阶段的经济环境中参与竞争的能力,这里的原因可能与K12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相同——过度成功。高校的总收入从1946年的约10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近1 640亿美元。[18] 结果是,即使竞争迫使参与者采取了一些改变,人们仍然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缺乏对外部的关注。大学很容易走上在外人看来很奇怪的轨道。有时这些活动是创造性的和适当的,有时他们又纯粹地脱离了社会的需要。
商科项目在这里是一个特别具有相关性的例子。至少这15年来,批评人士一直在争论,商学院并不总能生产出美国需要的“产品”。[19]
持这些观点的人认为,太多的毕业生没有打通人际关系、领导和团队合作能力,而这些都是帮助公司提高竞争力所必需的。他们也被认为缺乏第三经济阶段所需要的国际视野。他们被批评太傲慢、太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愿意追求对社会贡献不大的赚钱事业。如果商学院密切关注其校友的职业经历,就会发现这些批评有些道理。但许多商学院对其校友的职业生涯并不像它们应该了解的那样熟悉,因为校方过于关注内部。这种缺乏外部导向的做法有无数的根源,但很大程度上与成功有关。过去30~40年里,商学院的收入增长仿佛是个天文数字。1960年,世界各地拥有MBA学位的人不足7.5万人。今天这个数字超过了125万。1960年,大约有52 000人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学位。1990年,将近25万人获得了相关学位。自1979年以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本科学位就是商业管理学位。[20]
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的经验表明,在一个日益快速发展的世界里,MBA课程和大多数高等教育项目需要面对重大的适应性转变。如果说有什么契机让商学院能够停下来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最基本的。高等教育应该在今天发挥什么作用?专注于自身内部的学院和大学有一个趋势,就是在考虑其使命时,倾向于思考教育具体领域的知识。研究性机构尤其如此。但在哈佛商学院1974届MBA毕业生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哈佛商学院有时候则是对具体领域关注太少:美国以外区域的案例太少,小型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案例太少,对什么是大企业的错误关注得太少,对于管理和领导的区别关注得太少。尽管如此,这115名毕业生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意味着,要么哈佛商学院无关紧要,要么它与这些学生的成功只是略微相关,要么就是它所做的贡献大部分都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转移完成的。当我问1974届学生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会选择第三个选项,强调这所学校如何帮助他们培养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帮助他们增强了自信、获得了接触某些工作和公司的机会,并促进了友谊和人际联系网络的发展。[21]
也许这里最根本的问题与教育的概念有关。几十年来,正规学校教育一直都被认为是为年轻人将来工作和生活准备的。能力最差的人在高中拿到了人生中的最终学位。另一些人则读到了大学或研究生院。然后他们开始去工作和生活。学习历程结束了。但21世纪将是一个学习必须持续下去的世纪,出于需要,在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活中,在第三经济阶段,持续不断提高的竞争水平将创造越来越多的形势变化。那些试图随波逐流的人如果想只运用其过去所学到的知识,将会在形势严峻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难以保持竞争力。经济力量将使这个准则改变或消亡。
适应这种新的现实并不容易。终身学习的整个概念挑战了过去教育的核心理念。例如,商学院为什么要为25岁的学生提供为期两年的“最终”教育项目?为什么不在25岁时参加为期一年的项目,在28岁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项目,在31岁、34岁……持续下去?又或者,为了减少学校和工作之间的明确界限,或许MBA项目不应该在校园和教室里进行。技术变革无疑在这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的经验显示,对所有教育工作者来说,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帮助学生渴望学习更多,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学习,从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我认为哈佛商学院在1972年和1973年就做到了这几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使这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他们实现了这一点。哈佛商学院向115名未来的MBA毕业生展示,当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进入一段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经历,承担一些风险,然后反思结果时,他们能学到多少东西。通过这样做,这个项目不仅使他们在当时就获得提升,而且也使困难的环境变得不那么可怕,从而增加了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寻求大型挑战和继续成长的机会。[22] 几十年来,富有远见的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倡导大学开展更多的项目,关注那些即使具体的知识过时但也能提升人们的技能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转移。不幸的是,太多的学校仅仅只在口头上采纳了这些观点,而并没有运用到实际中。为了帮助毕业生们在21世纪的职场中取得成功,这种情况必须被改变。
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几十所顶尖学校发现,它们能够收到如此多的申请,以至于它们可以在招生方面精挑细选。今天,每6个申请哈佛商学院的人中,只有一个会被录取。不过,较低的招生录取率也可以在一些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被发现。今天想要进入耶鲁法学院或斯坦福医学院,一个人要从人生较早期开始就跨过数以百计的障碍。因此,这些学校不仅获得了非常有才华的学生,而且像哈佛商学院一样,获得了极具竞争意识的个人。从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的经历中,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之所以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色,一个关键原因是筛选严格的录取过程带来了对自我有高标准且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的人才。
现在上大学的那些非常有竞争意识的人,有的在“崇尚自由”的学校里长大,没有多少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也没有父母在身边——这当然比1974届的学生的境遇中的桎梏要少得多。今天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将进入一个比20世纪大部分时间变化都更快且规则更少的世界。激烈的个人竞争,有时变得薄弱的道德规范,以及一个开放的商业环境——所有这些因素都以一个可能是爆炸性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10多年来,一些人一直在敦促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处理“伦理”的问题。[23]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院都对此表示反对。一些人反驳,价值观是无法教授给25岁的人的。还有人认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推行一套理念是不合适的。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很多对伦理问题观点的捍卫者。
不管他们是否主动安排与伦理相关的课程,学校总还是会传授价值观。在管理课程中,每一天学生都被布置了案例或阅读材料,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集中讨论这些教师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有时,背景资料里隐藏着更广泛、更宏大的道德议题,但作为专业人士的教师往往会忽视它们,从而引导学生忽视它们,因为它们与课程的主题毫不相干。这一过程会在不经意间向学生发出信号,告诉他们戴着眼罩度过人生是可以被接受的,只关注自己的专长所在而忽略更广泛的后果是可以被接受的。
商学院显然需要花更多时间讨论更宏大、更感性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职场上的成功?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人展示出的迹象表明,他们将“成功”这个词等同于:在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中获得高收入且做出一定的社会贡献,同时不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质量。这个定义是否过于强调收入而对其他因素关注不足?换句话说,第7章中3.05的平均社会贡献分数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我们无法指控1974届的典型成员是在不计对他人的后果来追求个人利益。然而,在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后,115名成员中的一些人表示,他们认为3.05的分数肯定太低了,而且MBA课程在讨论成功的时候,过多地使用了经济内涵。
最大的问题——关于企业自身的目的,我们也当然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更开阔的目标感,高竞争偏好的人就会像没有制导的导弹——强大而耀眼,但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
最近学生群体中多样性的增加在我们的议题中既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机遇。当来自美国社会中上层的白人男性占了哈佛商学院和类似的学术机构3/4的名额时,美国社会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教师可以在讨论价值观的时候,使用更为随意的方式,且不会遇到多少困难。现在在学生群体(以及在规模上小得多的教工群体)中,包括大量的女性、非美国人,以及非白人群体。面对这些群体,宣扬同样的价值观可能会造成误解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减少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但这样的策略后果将是很糟糕的,而且在未来只会变得更糟。
大学里日益多样化的个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创造一种对21世纪而言有意义的价值观信息。多元化会产生冲突,但它也可以促进创新。如果说有什么领域亟待创新思维改造,那就是学院和大学里伦理教育应该扮演的角色。
对于那些认为这篇评论不公平的人——美国大学教育质量是世界公认全球最好的,请注意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几点。高等教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一个小作坊,今天这是一项要通过巨大努力才能成就的事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在商业和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本没有接受过和现代高中教育相等同的教育,更不用说拿到一个研究生学位了。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生着改变。[24] 作为一个共同社会的成员,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效果下了很大的赌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传递知识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使地球上的生命更美好的力量。在高等教育还是小作坊产业的时候,它所犯的错误影响甚微。但今天,高等教育中的错误可以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即便是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MBA经历感到满意的1974届毕业生也相信,大学和商学院可以做得更好。哈里·特纳(Harry Turner)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正如企业正在认识到的那样——它们必须不断努力改进,而不是志得意满。它们必须明智地面对周围发生的变化,大学也必须如此。”这恐怕是正确的——对于不起眼的小学院这是正确的,对大型的州立大学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对哈佛商学院也一样。
由于哈佛商学院和其他一些优秀研究生院的毕业生非常成功,人们很容易忽视特纳的建议。“好就足够了”“只要它没垮掉就行”等说法不一而足。但在毕业生们在通用汽车、IBM和西尔斯工作多年后,这种态度正变得越来越致命。在一个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世界里,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恰恰相反,过去的成功往往使未来的成功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有什么真理是我们都应该深思的,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其中之一。而且,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机构、企业和个人。
- 这里的劳动力和工资数据来自我的同事迈克·詹森(Mike Jensen)。参见Table I in his“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ournal of Finance, July 1993, Pages 831–881。
- 这点可以在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清晰地看到。——作者注
- 可参见,如the prescriptions in Lester Thurow’s Head to Hea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2。
- 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是这样说的:“必须改变管理金融和工业的整个监管框架,以便把最大的利润和最高收入支付给那些扩大生产和产出的人,而不是那些重新包装金融资产的人。”(Page 286 in Head to Head,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2.) ——作者注
- 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平均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这在今天的美国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每年的收入不足1.5万美元,这同样也是极少有人能够感到满意的薪资水平。(参见人口普查局数据。)——作者注
- 参见Education 1990, Fortune, Special Issue, Page 54。
- 选自Secretary of Labor Robert B.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2, Page 227。
- 参见Science Achievement in 17 Countries: A Preliminary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8, 同时可参见“Foreign-ers Outpace American Students in Science” by Robert Rothman, Education Week, January 28, 1987, Page 1。
-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企业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这么结束的——伴随着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和股市崩盘。——作者注
- 这里指的是冷战时期,双方对于航空航天技术的大量研发投入所造成的影响。——译者注
- 雷·马歇尔(Ray Marshall)和马克·塔克(Mark Tucker)在他们的获奖著作中总结了事实:“无论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表现对比,还是和工作场所的需求做比较来进行评判,学校毕业生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也远远不能和他人的成就相比。”(参见Thinking for a Living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age 80。)——作者注
- 首先受到广泛关注的是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
- 州长和前总统布什制定的“2000年目标”之类的倡议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撰写本文时,要判断它将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过早。
- 数据来自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the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93。
- 前美国劳工部部长雷·马歇尔和马克·塔克在他们的著作《教育与国家财富》中说:“我们认为,我们最好的公司所吸取的教训是学校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New York: Basic Books,1992,Page 110.)我同意这一观点。——作者注
- 关于非适应性文化的整个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Corporate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by John Kotter and James Hesket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评估。对于一个有趣的反对意见,请参阅Myron Lieberman’s Public Education: An Autops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992, Table 31, Page 34, and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Biannual Survey, 1944–46, Page38, Table XX.
- 可参见,如Lyman Porter and Lawrence McKibbin,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2,Pages 285,286.
- 对知名商学院的另一种批评是,它们只不过是收费高昂的职业介绍所。1974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哈佛商学院发挥了就业/招聘功能,但这只是众多好处之一。——作者注
- 当我在1993年年底撰写本文时,哈佛商学院正在对其MBA课程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新评估。根据我从这个评估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我不确定哈佛商学院在1993年是否能像在1974年那样,在为学生提供挑战方面,做好他们的工作。我希望,我们将以重新评估后所建议的变化来修正这种情况。——作者注
- 在哈佛大学,这一挑战来自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者注
- 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克林顿内阁,在前20名内阁级别被任命的人员中,有16人拥有研究生学位。(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1993, Page 1.)——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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